作者：许全胜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沈曾植史地著作辑考试读：
沈曾植與早期中外史地研究
緒 論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晚又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江西廣信府、南昌府知府，安徽提學使、護理巡撫。爲北京強學會發起人之一，助康有爲變法。應張之洞聘，主講兩湖書院史席。又助盛宣懷辦學，出任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監督。沈氏是當時學界重鎮，他的學術眼界極爲寬廣，超過了傳統經史之學的範疇，在乾嘉諸老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已經顯露出近代學術的面貌。他在清末民初世界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受到前輩和後賢的一致推重，翁同龢（1830—1904）、陳寅恪（1890—1969）、(1)錢鍾書（1910—1998）皆以沈氏爲當世博雅通人。東西方漢學諸大師，如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日本内藤湖南（1866—1934）等來華，均訪沈氏談學，可見其學術地位之高。
沈曾植通曉歷朝法制，有《漢律輯存》、《晋書刑法志補》之作。平生邃於佛學，深通道教，學者皆歎服。然而，在清光緒朝沈氏最爲稱道的則是其輿地之學。嘉道以後，國勢日衰，學者目睹時艱，多致力經世致用之學，西北史地學由是大盛。當時湧現了一批研究邊疆歷史地理學的學者，其著者有徐松（1781—1848）、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6）、徐繼畬（1795—1873）、沈垚（1798—1840）、張穆（1805—1849）、何秋濤（1824—1862）、李文田（1834—1895）、洪鈞（1840—1893）等等。沈曾(2)植身當叔世，繼承此優良學術傳統，發奮著書，後來居上，在邊疆史地及中外關係史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但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沈氏篳路藍縷之功多不甚了了，這無疑是學術史的空白，亟待彌補。拙作先試就沈曾植對中外史地的研究作一概述，然後在史地著作考論諸篇中再詳細闡發其在中西交通史、蒙元史、邊疆史地等衆多領域取得的開創性成績，以期深化對中國近代學術文化轉型的認識。一、與時俱進
沈曾植先生是能“預流”的，其《沈觀齋詩跋》（作於1918年）(3)有“與時俱進，掉臂獨行”之語，最爲圓融。雖是評詩，如以移評他的治學，也十分恰切。無獨有偶，陳寅恪在《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4)（1942）中對姚氏之學也有“與時俱進”之評，可見此義向爲近代以來有識學者所標舉。
沈氏博覽群書，對歷代輿地著作靡不究心，通觀周視而不局於一隅，故能有貫穿今古的研究。光緒六年（1880）夏，沈曾植參加會(5)試，中第二十四名。會試第五策論北徼事，是他最早的一篇史地論文。文中徵引《漢書》、《魏略》、《魏書》，指出：《漢書》詳道里，《魏略》備種族，《魏書》辨形勢，合而觀之，西域方域沿革，大略可知矣。又引述《隋書》、新舊《唐書》之《突厥傳》，並進一步論證土耳其（當時譯爲“都魯機”）即西突厥遺種。他説：
案今之都魯機，蓋即西突厥遺種也。知者，都、突，機、厥，合音正同，一也。突厥祖居金山，都魯機祖居阿爾泰山，阿爾泰山即金山，二也。《唐書》大秦北接突厥可薩部，都魯機舊都南接羅馬，羅馬即《唐·大秦傳》之驢分，三也。突厥别部之長謂之設，都魯機别部之長曰沙，設、沙語同，四也。據泰西人所記，證以《唐書》，一一符合。蓋大食既衰，而突厥種族乃復興於西域也。
案，突厥可薩部又稱可薩突厥，爲突厥之一支，其汗國在八至十世紀達到極盛期，活動於西至第聶伯河、東到烏拉爾河、南抵高加索(6)山脈、北達伏爾加河中游的廣大地區。驢分之名最早見於《魏略·(7)西戎傳》，即羅馬帝國屬地Propontis（Προποντις，本意爲前海），在今馬爾馬拉海（Marmara Sea）地區。唐時這裏屬於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漢文史料又稱爲拂菻，《經行記·拂菻國》云“北接可薩突厥”、《新唐書·西域傳》云“拂菻，古大秦也。……北直突厥可薩部”(8)。
沈氏在策論中還論述了“牛蹄突厥”：
牛蹄突厥之居，已在極北。據泰西地圖，環冰海而居者，人皆短小，毛脛，捕貂使鹿，自黑龍江北，西至瑞典皆然，其牛蹄之説所自來與？《魏略》言北丁零有馬脛國，膝下生毛，馬脛馬蹄，走疾于馬。康居西北有短人國，男女皆長三尺，蓋亦此類也。後來他在札記中也有提及：
契丹稱鐵勒爲突厥，牛蹄突厥是也。牛蹄突厥實丁零種。元人稱鐵勒爲回回，凡今西洋所稱韃韃里，皆元人所稱回國也。今西洋又以(9)突厥爲鐵勒，以土耳其爲韃韃里種是也。案，牛蹄突厥見於《新五代史》、《契丹國志》所引胡嶠《陷虜記》，其文略云：（黑車子）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温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10)此北荒之極也。而唐杜環《經行記》“苫國條”云：（苫國）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11)則似有傳聞誤會之嫌。
從沈曾植這篇早期論文看，他已經十分關注域外史地的研究，可稱得上近代最早的西域學者、突厥學者之一，而不僅僅是蒙古學者。而後來他作和林三碑考（見下文），則是早期突厥碑銘研究的重要成果。
其同科進士李慈銘評此文曰：“鉤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12)具有心得”，誠非虚譽。其中辨證方音的，如考“吉里吉思”爲“唐之黠戛斯”，也即劉郁《西使記》的“乞里乞寺（四）”；又如指出“錫里庫西征六年，盡滅没里奚、報達諸國，而王其地。……報達即《諸蕃志》之白達，其故城在今都魯機東部中”，均得其實。當然早期審音勘同之學尚未精密，如他認爲：
康居之域最廣，其王冬日所居在今哈薩克右部境，而夏日所居去之九千里，古法二百里而當一度，九千里當四十五度，蓋已在歐羅巴西北域内矣。……漢之奄蔡，即元之阿羅思，今俄羅斯與？則不正確，但作爲近代域外史地研究的早期資料，這篇策問仍值得珍(13)視。二、蒙元史研究
沈氏以治蒙古學聞名當世，他在二十六歲時開始涉獵蒙古地理學。其《聖武親征録校本跋》云：
曾植始爲蒙古地理學，在光緒乙亥、丙子（1875—1876）之間，始得張氏《蒙古游牧記》單本、沈氏《落帆樓文稿》，以校鄂刻《皇輿圖》、李氏《八排圖》，稍稍識東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脈絡。家貧苦無書，無師友請問，獨以二先生所稱述爲指南。《秘史》刻在《連筠簃叢書》中，時賈十二兩，非寒儒所能購讀。一日以京蚨四千得單印本於厰肆，挾之歸，如得奇珍，嚴寒挑燈，夜漏(14)盡，不覺也。其光緒間所作《讀元秘史後記》略云：
幼時讀《潛研堂集·元秘史跋》，恨無從得其書，尋知楊氏已刻入《連筠簃叢書》中，然全帙昂貴，無力致之也。此單行本，偶從厰市得之，驗其紙墨，猶是楊氏書初出時所印者，展卷快讀，頗有得荆州(15)之喜。可知他少時受錢大昕影響，已開始注意蒙元史事。至光緒六年會試作策問，他對蒙元興起及其擴張分封有扼要闡述：
元太祖起自斡難河源，即今之敖嫩河，地本極北，故《秘史》記建國之後，即收林木中百姓。林木中百姓者，蓋自黑龍江北達於海居渥集老林之捕貂使鹿部也。既滅乃蠻，旋收吉里吉思。吉里吉思者，唐之黠戛斯也。據劉郁《西使記》“乞里乞寺，易馬以犬”之文，知其種亦有使犬部，是時已拓境北海矣。其後太祖有西域之師，而速不台再伐阿速、阿羅思、乞卜察三國，冒險長驅，卒取其國以封朮赤。按阿速國在黑海之阿速海灣，地處極南，阿羅思在其北，乞卜察又在其北，蓋舉今俄羅斯全境而有之。兵威之盛，誠亘古未有哉！
其諸王之封，以朮赤與察阿歹爲最大。朮赤封阿羅思，奄有今大俄、小俄、南俄、白俄諸地。察阿歹封跨葱嶺東西，奄有今天山南路、巴達克山、布哈爾諸地。察阿歹子孫又分枝各王，阿魯忽王于闐，阿只吉王别失八里，而錫里庫西征六年，盡滅没里奚、報達諸國，而王其地。没里奚者，《諸蕃志》所稱大食國都密離徐城也。報達即《諸蕃志》之白達，其故城在今都魯機東部中。自明以來，西域所稱哈烈、撒嗎爾罕、别失八里諸大國，大抵皆察阿歹之裔也。他若察八兒、寬闍，封尋思干，今敖罕地。海都封金山北，篤哇與之相鄰，當今俄羅斯托波爾界中。其東南則有謙州、益蘭州、昂可剌、撼納合，皆在今北徼外額爾齊斯河東，東漸於海，亦嘗以漢人蒞之，而隸於今和林行省。此蓋舊京畿内，郡縣錯居，非若怯緑連東，僅爲斡辰大王、别勒古台分地已也。
沈曾植後來的許多研究都與蒙元史有關，其中箋注的專著就有如下六種之多。1. 《蒙韃備録箋注》一卷2. 《黑韃事略箋注》一卷
以上二種均未刊，沈曾植《蒙古源流箋證》卷首載有《沈乙盦先生海日樓遺書總目》，列兩書于《史外合注（六種）》下。今稿本藏上海圖書館。參觀本書考論部分。3. 《塞北紀程箋注》一卷
此注也未刊，抄本藏上海圖書館。《沈乙盦先生海日樓遺書總目》列在《史外合注（六種）》下，參觀本書考論部分。4. 《蒙古源流箋證》八卷《蒙古源流》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重要著作，前人很少措意，沈曾植治此書甚勤，是最早爲其作箋注的學者，他説：
此書自《四庫》著録，爲却特史學者視之與脱必察顔聲價等，顧自嘉定錢先生以來，徐、龔、張、何以及近時李、洪諸家，於《秘史》、《聖武親征録》穿穴疏通，詳前人所未詳，發前人所未發，各已成一家言，獨此書僅各就可資證佐者，摘取斷章，未有綜其全書而(16)理董其緒者。(17)其箋證稿本經張爾田整理校補，並吸收了王國維的校勘成果。沈氏對明代蒙古史的其他研究，還散見於《海日樓札叢》卷二中。5. 《元秘史補注》十五卷
沈曾植在上揭《讀元秘史後記》中已經對《元秘史》中的地名有所比勘辨證，如指出“不兒罕山者，今之巴爾哈也山”，“在斡難河源之東甚近”，“張（穆）氏謂不兒汗即今之罕山，非也”；“乞沐兒合河者，今之齊母爾哈河”；“皮被河即琵琶川，又即契丹所居之白貔河”，“白貔河”即“老哈河”，“白狼河”即“大淩河”，畫然有别；“捕魚兒海，今之貝爾池”，“闊連呼（海）子者，今之呼倫池”，等等。但又説：
主不兒，疑即《遼史》阻卜部……阻卜之爲主不兒，情事可信，但單文孤證，一時不能定耳。(18)可知他在對音問題上態度還是十分審慎的。
沈曾植少時就知道《元秘史》，最早爲之作注的是李文田，沈氏以爲不足而有補注之作，稿本藏龍榆生處，後來郭則澐借到此稿，請(19)張爾田校訂，民國三十四年（1945）刊入《敬躋堂叢書》。6. 《皇元聖武親征録校注》一卷
前引《聖武親征録校本跋》略云：
此書乃轉展傳鈔得之，於是乃知《元史》本紀所從來，知作此書人曾見《秘史》，而修《元史》人未曾見《秘史》也，互相印證，識於眉上，所得滋多。爽秋（袁昶）爲洪文卿（洪鈞）侍郎搜訪元地理書，假余鈔本傳録，遂並眉端識語録以去。侍郎後自歐洲歸，先訪予研究《元史》諸疑誤，前賢未定者，舉予校語。余請曰：“單文孤證，得無鑿空譏乎？”侍郎笑曰：“金楷理謂所考皆至確。”金楷理者，英博士而充使館翻譯，地理歷史學號最精，助侍郎譯述拉施特、多桑、貝勒津諸書者也。李仲約（李文田）侍郎自粤反都，亦折節下交相諏問。顧予於此書所未瞭者，先生亦引以爲恨，而無他本校之。蓋先生所據亦何氏校本，與此本同出一源也。間屬友人訪諸日本，亦無他本，廢然太息。
案，跋中提到的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 1839—1914），同治間曾來華傳教，任上海廣方言館德文教習、上海道台通事，後在中國駐歐洲各國使館任職。金氏原籍德國，後移居美國，非英國人(20)。袁昶（1846—1900），字爽秋，亦爲當時究心元史學者。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袁氏曾將何秋濤校本以《校正聖武親征録》爲名刻入《漸西村舍彙刊》中，是爲此書有刊本之始，書中逐條附李文田、沈曾植、文廷式等人校注，但未具體標明各人姓氏。光緒二十二年（1896），龍鳳鑣又編入《知服齋叢書》第三集中，署何秋濤校正、李文田、沈曾植校注，注文有所增益，李、沈兩人之注均標明。後來王國維作《聖武親征録校注》時僅見《漸西村舍彙刊》本，徵引各家(21)之説，因“無從識别，故混稱某氏云”。
沈曾植在《知服齋叢書》本《聖武親征録·何秋濤序》“脱必赤顔”案語中最早指出“忙豁侖紐察脱察安”即“元秘史”的蒙古文譯音：
曾植案，《三史語解》釋“脱卜赤顔”爲總綱，總綱爲書名，於義無取。植案，《元秘史》蒙語册之蒙語曰“迭卜帖”，而《元朝秘史》影元本標題曰“忙豁侖紐察脱察安”。“忙豁侖”是蒙古，“紐察脱察安”是秘史。頗疑“脱卜”之言册，“赤顔”即“察安”之言史。《虞集傳》所謂“國書脱卜赤顔”者，謂國書史册也。他在《元秘史補注》卷首也説：《元史語解》：“尼古察，秘密也。”“尼古察”即“紐察”……此書蒙文，凡“蒙古”字皆作“忙豁侖”，而“脱察安”三字對音極與“脱卜赤顔”近。竊疑“忙豁侖”之言“元”，“紐察”之言“秘”，“脱察安”之言“史”，七字即“元朝秘史”蒙文也。許有壬《怯烈鎮海碑》云：“丞相奮庸天造，名在秘史，世莫得聞。”又曰：“國史曰脱必察顔，至秘也，非有功不載，公名具焉。”此元世稱述《秘史》之可考者，亦“脱必赤顔”即《秘史》之一證也。“忙豁侖紐察脱察安”，以前顧千里曾認爲是撰書人姓名，李文田從之，至沈曾植始發其覆。三十年後，王國維作《蒙文元朝秘史跋》（1925）(22)也有同樣的意見，但王氏因没有看到《知服齋叢書》本《聖武親征録》，不知沈氏已發之在先矣。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異域説箋注》，這是沈氏的未刊稿，抄本今藏上海圖書館。《異域説》爲朱德潤《存復齋文集》中的一篇文章，記載羅馬教廷派傳教士出使元廷，這是元代中西關係史的重要篇章，很少有人注意及之，沈氏將此單篇抽出來加以注釋，可謂獨具慧眼。參觀本書考論部分。三、中外交通史研究
沈曾植在中外交通史研究方面貢獻很多，主要有古代西域南海交通史籍的箋注以及碑誌史料的相關研究。（一）海路交通史籍研究
主要是對東晋法顯《佛國記》、宋趙汝适《諸蕃志》、元汪大淵《島夷誌略》三種重要史料的研究。1. 《佛國記箋注》
沈氏可謂近代最早的印度學研究者之一，除了《佛國記》之外，他還對諸史中《天竺傳》、玄奘《大唐西域記》、道宣《釋迦方志》、義浄《南海寄歸内法傳》等中國載籍中的南亞史料有所研究(23)，當然還應包括《諸蕃志》、《島夷誌略》中有關印度部分的研究。
其《佛國記箋注》一卷，光緒中注于清嘉慶十年張海鵬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上，後輯入《護德瓶齋簡端録》，錢仲聯又編入《海(24)日樓札叢》。沈氏的箋注稿本今藏浙江博物館，筆者于2005年訪得，發現有些逸出錢編本的内容。
沈注是近代對此書最早的研究，雖然條目不太多，仍值得重視。(25)如他將《佛國記》與《水經注》、《釋迦方誌》等相關史籍參照，指出“竺刹尸羅”即《釋迦方誌》“怛叉始羅”，“弗樓沙”即《魏書》“富樓沙”，“僧伽施”即《釋迦方誌》“僧伽舍”，“罽饒夷城”即“羯若鞠闍城”，“希連河”即《水經注》“希連禪”等，對音均甚確。此注的研究成果，後來學者皆未注意及之，如“沙祇大國”條沈注云：《西域記》：“憍賞彌國，北行百餘里，至鞞索迦城。城南道側有奇樹，高七十尺，春冬不改，是佛齒木，棄而茂生。諸邪見者，競來斫伐，尋生如故。”鞞索迦即《佛國記》沙祇也。案，佛齒木故事又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從此（憍賞彌國）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城。伽藍二十餘所……東南道左有大伽藍……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説法處。有一樹高七十尺餘，昔佛因浄齒，木棄其餘枝，遂植根繁茂至今。邪見之徒，數(26)來殘伐，隨伐隨生，榮茂如本。亦见《释迦方誌》卷上《遗迹篇第四》：
自（憍賞彌國）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國。……城南道左有寺，塔高二十餘丈，佛曾於此六年説法。側有奇樹，高七十尺，春冬不改，是佛齒木，棄而茂生。諸邪見者，競來斫伐，尋生如故。側有四佛行(27)坐迹，并髮爪塔，基角相連，林池交影。《大唐西域記》卷五“鞞索迦國”條略云：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説法導化。（説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浄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28)比較上引諸書，沈注當是節録《釋迦方誌》之文，所謂《西域記》當指此書，而非《大唐西域記》。沈曾植經過文本比勘，得出“鞞索迦即《佛國記》沙祇”的結論，所言甚是。英國學者康寧哈姆（Alexander Cunningham, 1814—1893）等也認爲《佛國記》沙祇（Sāketa）即《西域記》鞞索迦（Viśoka/Viśaka/Viśāka），而近人注(29)本皆未提及沈説。
沈注中引《太平御覽》卷七九七所載釋道安《西域志》、支僧載《外國事》，近人注釋對這兩種重要佚籍似不太注意。如《佛國記》“拘薩羅舍衛城”條“調達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標識之”，沈注云：
釋道安《西域志》：“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調達入地獄土陷處，皆在其國。”案，《藝文類聚》卷七六《内典部·内典》亦云：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30)又如“（舍衛）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沈注云：
支僧載《外國事》曰：“迦葉佛生碓國，今無復此國，故處在舍衛國西，相去三十里。”
案，舍衛城（巴利文Sāvatthī之音譯）即《大唐西域記》室羅伐悉底國（梵文Śrāvastī之音譯），《西域記》此國云：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顯然，此故城當即《佛國記》迦葉本生地“都維”。《西域記》未言此城之名，季羨林等校注除引《佛國記》作“都維”外，又引《摩訶(31)僧祇律》卷二三作“都夷聚落”，然未及支僧載《外國事》作“碓國”，當據補。“都維”、“都夷”、“碓”皆一音之轉，而章巽校注(32)引《石本》（日本藏石山寺古鈔本）作“都絶”，“絶”字無疑當爲“維”之訛，惜其注未之及。
沈曾植對法顯譯經事也甚爲關注。《佛國記》“從波羅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條下“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沈注云：《出三藏記集》八《六卷泥洹抛［經］記》：“摩竭陀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優婆塞伽羅先，見晋土道人釋法顯遠遊此土，爲求法故，深感其人，即爲寫此《大般泥洹經》如來秘藏，願令此經流傳晋土，一切衆生悉成如來平等法身”云云。據彼文，則“一卷”“一”字是“六”字之誤。檢《出三藏記集·智猛傳》之羅閲宗與伽羅斯（先）似是一人。
案，此條注僅見於稿本。沈氏以《佛國記》之《方等般泥洹經》即《出三藏記集》卷八之《六卷泥洹經》，章巽注本引證也有相同見(33)解。又檢《記集》同卷載《二十卷泥洹經記》引《智猛傳》略云：
帝利城次華氏邑有婆羅門，氏族甚多。其禀性敏悟，歸心大乘，博覽衆典，無不通達。家有銀塔，縱廣八尺，高三丈……智猛即就其家得《泥洹》胡本，還於凉州，出得二十卷。同書《智猛法師傳》略云：（智猛）後至華氏城，是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閲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沙門法顯先於其家已得六卷《泥洹》。……猛就其家得《泥洹》胡本一部，又得《摩訶僧祇律》一(34)部，及餘經胡本，誓願流通。《佛國記》此條也載法顯還巴連弗邑，於摩訶衍僧伽藍得《摩訶僧祇律》一部。“巴連弗邑”，《大唐西域記》又稱“波吒釐子城”(35)（Pāṭaliputra），意譯即“華氏城”。因此，沈氏推測華氏城之(36)“羅閲宗”與巴連弗邑之“伽羅先”爲同一人頗爲有理。
沈氏箋注有些還能糾正現在學者之誤。如《佛國記》“蓱沙王舊城”條“出經時，鋪三空座”沈注云：《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頌》下所謂：“授記當來佛，留第三分爲衆生，舍利、目連爲一雙，佛應化者皆自度。最後涅槃歸命禮，敬禮結集諸大德，亦禮侍者阿難陀，次禮聖者鄔波離，次禮尊者迦攝波，是律家儀。”可證此鋪三空座之意。案，此條注也僅見於稿本。阿難陀即梵文Anānda，又譯爲阿難，在佛十大弟子中以多聞第一著名。鄔波離即Upāli，又譯優婆離，爲佛近侍，有持律第一之稱。迦攝波即Kāśypa，一般譯作迦葉，此處當指摩訶迦葉Mahākāś-ypa，爲佛第一弟子。三空座分别爲中迦攝波、左鄔波離、右阿難陀。而章巽注則以此三空座爲釋迦牟尼居中央，左(37)舍利弗，右目犍連，此説不確，當以沈注爲是。2. 《諸蕃志箋注》二卷
此書稿本也由筆者在浙江博物館訪得，爲沈曾植加注於清嘉慶十(38)年張海鵬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之上。注文曾輯成《護德瓶齋(39)簡端録》，後由錢仲聯編入《海日樓札叢》卷三中。對照稿本，也有逸出錢編本之外的内容。
沈曾植的《諸蕃志箋注》作於光緒年間，有注文數十條，是此書最早的注本。其後中外學者的研究頗多，專著則有德國Friedrich Hirth（夏德）和美國W.W.Rockhill（柔克義）合撰的英文譯注本（1911），馮承鈞的校注本（1937），日本藤善真澄的日文譯注本（1991），楊博文的校釋本（1996）以及韓振華的補注本（2000）(40)。馮承鈞序中曾説：
所見鈔本……一本似從《學津討原》本鈔出，上有沈曾植眉注，皆不見佳。但事實上，沈氏的箋注並非如馮氏所言一無是處。如他指出“真臘國”“唐曰閣蔑”，並引希麟《音義》“閣蔑，昆侖語也”；“三佛齊國”即《新唐書》“室利佛逝”；“蓬豐”即《島夷誌略》“彭坑”，“登牙儂”即“丁家廬”，“勿奴孤”即“文老古”；“弼琶囉國”即《新唐書》、《酉陽雜俎》“撥撥力國”；“白達國”即“報達”；“弼斯囉國”即“巴索拉”；“遏根陀國”即“亞歷山大”，對音甚確，均早於其他各家。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諸蕃志》“勿拔國”條下有所謂“中理國”，沈注云：《事林廣記》録勿拔事，乳香、飛禽、大魚、龍涎大略相同，前大食國條中，勿拔直接甕蠻，亦無中理之目，蓋抄胥誤析一國爲二條。當削去中理國，以“爲事中理”爲句乃合。案，勿拔國内容甚少，僅兩句話，與他國篇幅不成比例，其文云：
勿拔國，邊海，有陸道可到大食。王紫棠色，纏頭衣衫，遵大食教度爲事。下接中理國，其首句云：
中理國人露頭跣足，纏布不敢着衫，惟宰相及王之左右乃着衫纏頭以别。按沈注當合併作：
勿拔國，邊海，有陸道可到大食。王紫棠色，纏頭衣衫，遵大食教度，爲事中理。國人露頭跣足，纏布不敢着衫，惟宰相及王之左右乃着衫纏頭以别。前後内容意思連貫，“中理國”下之文當全屬“勿拔國”，沈氏之説言甚有理。後來學者也指出“中理國”不見於其他文獻，但或考其地(41)在索馬里沿岸Magadoxo或Migiartinia，但這些與“中理”對音均不合。諸家注本皆沿襲此誤，當據沈注改正。
沈曾植對《諸蕃志》與《島夷誌略》進行對比研究，有些觀點則見其所作《島夷誌略箋注》諸條中。3. 《島夷誌略箋注》二卷
箋注所據底本爲光緒十八年（1892）龍鳳鑣輯刊《知服齋叢(42)書》本，沈氏於光緒十九年（1893）後開始注釋工作。民國元年至二年（1912—1913）刊于《古學彙刊》，題爲《島夷誌略廣證》，是此書最早的注本。詳見本書考論部分。(43)
另外，沈氏有《太平寰宇記》札記，也與南海交通史有關。（二）内陆亚洲交通史籍研究
中亚西域史地学，過去常包括在所謂西北史地學之内，一直是沈曾植研究的重要方面。除上面提到的《佛國記》也涉及西域地理外，沈曾植對耶律楚材《西遊録》、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這兩種十三世紀上半葉漠北與中亞歷史地理最重要史料也有系統的研究。
其《西遊録箋注》一卷，以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上節録本爲底本，未刊，抄本今藏上海圖書館，是爲此書最早注本。近人校注(44)時未曾引述。《長春真人西遊記箋注》二卷，光緒中注于道光二十七年(45)（1847）楊墨林刻《連筠簃叢書》本上。因從未刊佈，學者多不得而知。王國維《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序》云：
光緒中葉，吴縣洪文卿侍郎創爲之注，嘉興沈乙庵先生亦有箋記，而均未刊佈，國維於乙丑（1925）夏日始治此書，時以所見疏于書眉，於其中地理、人物亦復偶有創獲，一年許共得若干條，遂盡一月之力，補綴以成此注，蓋病洪、沈二家書之不傳，聊以自便檢尋云爾。洪鈞注本恐已佚，沈注稿本王國維也未曾見過。此書今藏浙江博物館，是現存中國學者最早的《西遊記》注本。詳見本書考論部分。
除《西遊録》、《西遊記》外，近代西人的行記也爲他所關注，其專著現存有《中亞俄屬遊記》的補注。《中亞俄屬遊記》二卷，英國傳教士蘭士德（Henry Lansdell, (46)1841—1919）所著。蘭氏於1882年（光緒八年）遊歷俄屬中亞地區，“自烏拉山東，溯額爾齊斯河而入伊犁，經敖罕，觀布哈爾，略基發沙漠，南及於木富，臨鹹海而旋軫焉”。原書經張蔭桓郵寄廣州，由同文館楊樞、莫鎮藩翻譯。後經朱珩潤色，李文田又箋記百餘條於書眉。光緒十九年（1893）春，沈曾植於李文田處見此書，再加按語於其中。是年秋，他任職於總理衙門，奉張蔭桓之命校刻此書，將(47)李氏、朱氏及己注排比刻入書中。
沈氏所作按語多根據對音考釋中亞地理與史事及相關專有名詞。如他指出“兒典尼卑者，即乾隆時入貢之額爾得尼伯克也”；“烏拉伯，即《明史·撒馬爾罕傳》正統年入貢之兀魯伯曲烈干也。《四裔年表》作胡路伯，帖木爾郎之孫，精天算，曆家稱之”；“登根者，新疆回族稱河西回民之辭，即《西遊記》‘桃花歹’之轉語也”；“白干者，蒙古語布兒罕，譯言佛也”；“加喇梯真者，官書中之喀喇提錦布魯特部”；“機窪，於昭武九姓爲火尋。花剌子模，即貨利習彌對音字也。《唐書》稱爲漢康居奥鞬城地”。
卷下第二十二章“論苦尼亞爾真治及機窪北境”，按語云：
亞爾真治即亞爾卓占，歐人以苦尼發聲，阿剌壁語以尼亞收聲，語勢之不同耳，别譯有作烏爾兼者。此地於《元秘史》爲斡籠格赤，於《親征記》爲玉龍傑赤，於耶律文正《西遊録》爲五里鞬城，於《内府輿圖》爲烏爾根齊城，於《西域圖志》爲哈薩克烏爾根齊别部，最爲阿母河西，自古蕃富之地，所謂康居奥鞬城者，疑此是也。又“占慮畢”條按語云：
占慮畢者，朮赤後裔，《元史·宗室世系表》之扎尼别大王也。花剌子模爲朮赤後人之别都，故扎尼别王女有墓於其地。他在研究中能够參稽群籍，故往往有貫通的解釋。
沈曾植另有《近疆西夷傳注》一卷，見《沈乙盦先生海日樓遺書總目·史外合注（六種）》中，惜筆者至今尚未得見，據題目推測，大概是諸史西域傳的箋注。
除上述專著外，他的一些札記也討論古代西域交通的重要問題。如其《穆天子傳書後》論大夏、月氏云：
西夏蓋即《王會》大夏之西部，所居蓋漢以前月氏故地。此書無月氏，伊尹《獻令》大夏、月氏皆在正北方，其後積漸西徙，得非爲月氏所逼與？匈奴、月氏、大夏，皆北方種族，躡迹西徙，大夏開其先，月氏繼之，而後匈奴繼之。獨此書紀大夏未入西域以前故地，此爲地理學者最可寶貴之典證已。……吐火羅爲大夏，大夏已見《周書·王會》、《商書·獻令》，其通中國，在穆王前。粟特，漢人稱侲，(48)即《王會》之數楚，則謂穆王時已有素葉特書非無稽已。他還將此書與《禹貢》對勘，云：
文山即《禹貢》岷山，巨蒐即《禹貢》渠搜。……此書與《禹貢》可相發，不爲荒誕也。至於周穆王西征的用意，他推測説：
穆王之行，頗若有探尋河源之意者……穆王雄略與漢武開西域用意略同。吾嘗謂齊景公“吾何修而比於先王觀”，所謂先王者，即指穆王。其言至秦政實行之，而秦政由會稽溯江以至洞庭，亦似有濫觴岷源志，將師穆王而行不逮者。以後準前，古今人意度故不甚相遠也。這些闡述在地理研究之外，又有助於知人論世，可見沈氏學問的博通。關於漢人所稱“侲”，他另在所作札記《東軒温故録》中有詳細考證：《後漢·文苑·杜篤傳》，《論都賦》有“獲昆彌，虜侲”句，注云：“侲，音真。字書無字，諸家並音侲爲粟犢，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案：粟犢、肅特，即《魏略》之粟特。據此知東漢初已通中國，而呼爲侲，兩字甚新異。《周書·王會篇》：“數楚每牛。”孔晁注：“數楚，北戎。”向來注家不(49)知所出。據此，侲正當作數楚，楚轉爲辰，後加人旁耳。粟特學現已成顯學，爲世界學者所矚目，沈曾植在百年前早已關注於此，可見學術眼光極爲敏鋭。其考“粟特”即《後漢書》“侲”、《周書》“數楚”之説似尚未被晚近粟特學者述及。（三）碑誌史料的研究
沈曾植精通金石碑版之學，他十分重視利用碑誌資料研究中外交通史，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對“和林三碑”的研究。
光緒十九年（1893），俄羅斯使臣喀西尼（A.P.Cassini, 1836—1913。1891—1896任駐華公使）以拉德洛夫（Friedrich Wilhelm Radloff，即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адлов，1837—1918）所著《蒙(50)古古物圖志》，送總署屬爲考釋其中的和林三碑，即《闕特勤(51)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可汗碑》。沈曾植當時正在總理衙門任職，寫了三篇題跋。他是中國學者中最早研究和林三碑的人，(52)他的考釋被西方學者引用，稱爲“總理衙門書”。1894—1899年，拉德洛夫先後出版五大册《蒙古古代突厥碑銘研究》，其中此三碑即(53)採用了沈曾植的漢文録文。
闕特勤碑位於今蒙古境内鄂爾渾河畔，它的出土爲確定和林的位置起了決定性作用。沈曾植在《闕特勤碑跋》中最早徵引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取和林》詩注：“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太宗于此起萬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遺址，城東北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書《闕特勤碑》。唐《新》、《舊書》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誤也。”並指出：
此碑爲考據和林之堅證，得此碑而和林所在，異説紛紛，不待攻而自破矣。他還對碑中術語進行審音勘同，如云：
突厥語無可考，而蒙古口語，歷久相沿，可敦之爲哈屯，達干之爲答爾罕，葉護之爲詳穩、爲桑昆、爲想昆，舊語斑斑，可相證合。然則古之所謂特勤，即《元史》之的斤，亦即今蒙語所謂台吉矣。(54)當時志鋭（1852—1912）任烏里雅蘇臺將軍，之任時同人屬其拓《闕特勤碑》，後來他把拓片贈給金石家盛昱（1850—1900），盛、沈同官京朝，皆嗜金石碑版，交誼甚篤。盛題跋後，光緒二十二年(55)（1896）十一月沈曾植又作《闕特勤碑釋文跋》，其文有云：
蒙古語與突厥語不同，然名號相沿，舊解固猶有存者。嘗謂闕特勤之闕，即《遼史》闕遏可汗之闕遏，即耶律大石稱爲葛爾汗之葛爾，即《元秘史》諸部立札木合爲局兒汗之局兒，《秘史》蒙文釋局兒之義曰普，此即闕之釋義。徑切言之，闕特勤猶言總台吉歟？(56)案，“闕”爲突厥語“kul”之音譯，有普遍、全體之義。沈曾植雖不通突厥語，但仍能作如此貫通今古的對勘，實在令人欽佩。
沈氏的《突厥苾伽可汗碑跋》略云：
苾伽之名……新、舊《唐書》暨唐人文字皆作毗伽，惟《張曲江文集》作苾伽，與耶律鑄《雙溪集》合。今題爲苾伽可汗者，依《雙溪集》文也。……《雙溪集》言苾伽可汗宫，言《闕特勤碑》，獨不言此碑。當時不應不見，或亦以其殘泐不可省視而忽之。計碑壞之時，固在元代以前矣。……碑立於開元二十三年，苾伽之没在二十二年，(57)《新》、《舊書》並無苾伽卒年，此可補闕者。沈跋又引《張曲江集》中《敕突厥可汗書》證此碑爲唐玄宗親筆所書。《九姓回鶻可汗碑》是研究突厥回鶻史之重要史料，惜多殘缺，沈氏的《唐九姓回鶻愛登里囉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跋》考其碑主爲懷信可汗，與拉德洛夫同，後來沙畹、伯希和則主張爲保義可汗，學者多從之。沈跋除考證史事外，還研究其中所涉的地理，如指出“嗢昆即鄂爾坤”，其考“真珠河”云：
真珠河見《西域傳》，云“石國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準其地望，蓋元之霍闡没輦，今之那林河。救龜兹而兵及那林，蓋兵出今新疆南路，由阿克蘇踰騰格里山之貢古魯克(58)卡而西向敖罕，此爲唐世天山南北相通之孔道。沈曾植的這些研究使他爲西方學者所知，爲當時中國學者在世界學林争得一席之地，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
他利用碑誌研究中外關係史的一些觀點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這方面可以《阿羅憾墓誌跋》爲代表。《阿羅憾墓誌》是研究唐代中外關係史的重要出土文獻，此志清末時發現，但具體出土情況不詳。宣統元年（1909），端方著録於(59)《陶齋藏石記》，題爲《波斯國酋長阿羅憾丘銘》。而沈跋題爲《新出墓誌跋》，蓋爲此墓誌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惜晚近學者均未(60)注意及之。其文云：
波斯自隋末臣於西突厥，唐破西突厥，而威棱震於西海。顯慶初元，正突厥方喙，大食未張時也。志稱“高宗召波斯大酋阿羅憾，授以將軍，差充柫林國諸蕃宣慰大使，并於柫林西界立碑而還”，此唐世西被盛事，而《新》、《舊》兩書《波斯》、《柫林》兩傳皆失紀，甚可惜也。阿羅憾留中國，又爲則天召諸蕃將建造天樞，年九十五而卒。其名與老壽，頗似祆教師或摩尼師，未可知也。銘題《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波斯□□之銘》，□□不可辯，然絶非府君等字，疑有異稱。又列波斯大酋長於唐官之前，亦覺(61)可異。從跋文看，沈曾植已敏鋭地注意到阿羅憾差使拂林是唐朝勢力西被的盛事，以及阿羅憾爲武則天建造天樞這一重要史實。至於阿羅憾的宗教背景，他據其名與老壽，懷疑爲祆教徒或摩尼教徒，但又説“未可知也”，表現出十分審慎的態度。這也是目前學界争論的焦點之一，自羽田亨以後許多人同意阿羅憾是景教徒，但也有學者如富安敦(62)（Antonino Forte）、達芬納（P.Daffina）等力持反對意見。四、邊疆史地研究
上述沈曾植的諸多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邊疆史地，而他的不少札記、題跋則與此密切相關，包括對西北、東北、西南邊疆史地的諸多研究。（一）西北史地研究
沈曾植於西北史地用力甚勤，前述他對中亞西域的研究就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另外他十分重視對地圖的研究，光緒十六年（1890）曾出任會典館繪圖總纂。他對西域地圖的研究概見於《經世大典西北地圖書後》，文中肯定了此圖的價值：
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在《永樂大典》中，魏默深得之，傅于《海國圖志》，而譏其方向差殊，不可信用。植以《元史》、《明史》、邱處機、劉郁、陳誠所記驗之，地名方位，往往合符，知此圖實可依據。還推測作圖者當爲回回人：
大典之圖，北不及海都所封，東盡沙洲，西北月祖伯封地闊略，而獨詳於回回故地篤來帖木兒、不賽因二人所封，其必爲回回人所繪無疑也。西域爲自古中國戎索所漸被，而漢唐舊圖，泯無遺迹，獨辨機《西域記圖》，存于《佛祖統紀》中，亦出後人繪補，非其本製。此圖遠有本原，與史籍相應，而不賽因所封，即今波斯地，其詳數倍(63)于利瑪竇、南懷仁之圖，偶以微疵，屏不見省，不亦惜乎？《秦邊紀略》一書，作者歷來不明，沈曾植引其弟曾桐之説，結合其(64)他史料考訂爲清康熙時人梁份（字質人，魏禧弟子）。法國學者韓百詩（L.Hambis）在1969年出版的《明代蒙古史料》中著録此(65)書，仍説“作者不詳”，且誤以爲成書於明末。
另外他對徐松的名著《西域水道記》也有相當深的研究，並撰有(66)《書西域水道記卷四後》的專文。（二）東北亞史研究
沈曾植對東北史地也十分重視，其專著有《女直考略》一卷（列在王蘧常《沈寐叟年譜》所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中），惜此書迄未見到。
他還很注意這方面的碑誌材料，如《好太王碑》是記載高句麗歷史的現存最早、内容最豐富的石刻史料，有極重要的研究價值。韓國任昌淳藏《好太王碑》拓本有蔡右年跋云：
好太王碑，在海東高山之巔古扶餘國，今開原縣界。山臨遼河，河西即高麗，僻地危厓，故此碑傳本極鮮。光緒己丑（1889），廠肆博古齋遣工往拓，經數月之久，得十數本。宗室伯兮祭酒師、王正孺、黄仲弢兩編修、沈子培比部、天池舍人及右年，各以白銀十金購存一
(67)本。據此可知，此碑在清末發現不久，沈氏即於光緒十五年（1889）購得原石拓本。《扶餘隆墓誌》也是研究中韓關係史的重要史料，誌石出土於(68)1919年，沈曾植的《唐熊津都督府帶方郡王扶餘隆墓誌跋》以誌(69)文與兩《唐書》對勘，是最早的研究成果。此誌出土至今更深入(70)的探討尚不多見。（三）西南邊疆史研究
清代學者多重視西北史地，對西南的研究很不够，沈曾植却是例外，向達先生在《蠻書校注序言》中曾説：
沈曾植有《蠻書注》，原稿尚在，未曾付刊，可惜没有見到，只從沈氏的《海日樓文集》和王蘧常編的沈氏年譜中見到《蠻書注自序》一篇。清代研究西北地理之風甚盛，作者如林，而對於西南却不(71)甚注意，因而在《蠻書》的校勘和研究上，便不免岑寂之感！(72)案沈氏著有《蠻書斠補》一卷，原稿今不知在何處。他對《蠻書》(73)的見解可在《樊綽蠻書校本跋》一文中得其大略。
另外沈曾植還利用云南出土的一些碑誌材料並結合文獻，研討西南民族關係。如《漢孟廣碑》又名《孟璇殘碑》、《孟孝琚碑》，光緒二十七年（1901）出土於云南昭通，爲云南現存唯一漢碑。但其立碑年月不詳，沈氏《漢孟廣碑跋》推定爲東漢桓帝永壽二年丙申（156）。跋中又參考《華陽國志》、《蠻書》等考證南中孟氏與爨氏(74)之關係。
沈曾植又據《蒙國大詔德化頌碑》、《新唐書·藝文志》、《大理國淵公塔銘》、《大理府志》等，詳細討論了佛法流行大理的問題。《海日樓札叢》“南詔佛法”條云：
南詔佛法之興，蓋在酋龍以後，故《唐書》、《蠻書》敘其國俗，均無奉佛事迹。《蒙國大詔德化頌碑》言閤羅鳳“不讀非聖之書”，又言“闡三教，闢（賓）四門，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是閤羅鳳之治國，頗飾儒書。雖言三教，固非側重佛法。大理磚塔，謂開元中建，亦無明據也。自唐末高駢鎮蜀，遣浮屠景仙使南詔，始有其俗尚浮屠法之言。建極鐵柱以後，塔廟碑銘洊著。故嘗疑崇聖塔刻，均爲唐季時物。……據《大理國淵公塔銘》，淵公受法元凝，元凝師國師道悟，道悟師施氏。淵公當宋嘉定，其上三世，極遠不過百年。……竊意雲南佛法，開始蜀僧，如《志》所稱天寶之戒照，元和之普濟，或是唐人，而事實未必正確。至於密宗持明之盛，當在(75)唐末宋初。案，沈曾植推測崇聖寺塔刻爲“唐季時物”十分正確。據方國瑜研究，(76)大理崇聖寺磚塔建於唐末，“開元”實爲“開成”之訛。沈氏《大理國淵公塔銘跋》云：《新唐·藝文志》釋氏類：“《七科義狀》一卷，雲南國使段立［之］問，僧悟達對（答）。”此則段氏之先問法於華僧者。悟達國(77)師知玄，賜號在僖宗幸蜀後，亦唐末事也。此跋可與札記參觀，都認爲佛教盛行大理在唐末。
沈曾植還很重視少數民族語言，如《海日樓札叢》卷二“驃信苴”條，他據《續文獻通考》考證夷語“信苴”意爲“君”，指出《舊唐書·南蠻傳》“驃信苴”三字連文，而《新唐書》云“自稱驃信，(78)夷語君也”，删去“苴”字非是。
沈氏的這些研究均遠在其他學者之前，説他是近代西南邊疆研究的先驅當不爲過。五、承前啓後
1926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古史新證”課程時，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即利用“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79)材料”互證。這是沈曾植曾標舉的“與時俱進”在學術研究領域的具體體現，在史學方法論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沈曾植學域廣博，見識閎通，他在學問上的趨向是全方位的，包括蒙古學、突厥學、印度學、西域學、中外關係史、少數民族研究等後來諸多顯學，其部分研究還涉及滿學、藏學、敦煌學等新興學問。他既對傳世典籍即“紙上之材料”有廣博的研究，又極重視出土文獻即“地下之新材料”在(80)補史、證史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對金石學造詣精深外，還十分關注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文書等近代發現的重要古文獻的整理(81)(82)(83)研究，是我國最早收藏甲骨、考證敦煌遺書、研究漢簡書(84)法的學者之一。
沈氏在晚清光宣之際（1875—1911）所作的許多探索在近代學術史上都具有引領學術潮流的意義。但到民國後，由於不少早年的書(85)稿在庚子之亂時佚失，加之鼎革帶來的影響，他已無心專力于壯年時期的著述了。1914年7月沈曾植致羅振玉札云：
鄙人昔所研習，自以地學爲多，創之在歐士以前，出之乃遠出歐士以後，在昔新發明，在今或已爲通行説，以兹棄置，不樂重觀。若使天假之緣，彙歐學之精英羅諸几席，囊底之智固尚冀鉛刀之割。大宙寥寥，静庵固尚有意乎？若郅支後裔之西遷，若帖木耳後王之世系，若月氏西域之分布，若案達羅、俱蘭、中印、南印之興衰，但得歐籍(86)參證吾國史書，固尚有未經發揮之佳義可以貢諸世界也。到了1915年春，在致羅振玉信中他又寫了如下一段話，既自負又很感傷：
著述久已絶念，舊稿發端在東西學者之前，問世已落東西學者之後，天運實爾，夫復何言，今亦不願再觀。生死書叢，蟫枯蠹化，或(87)留少許根因，他生乘願復來，冀公證我于三生石上耳。但這并不説明民國後他就停止學術研究了，事實上他的很多札記是在這一時期撰寫的。與羅振玉、王國維等後學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唤醒了他早年的學術熱情，如1912—1913年整理刊佈《島夷誌略箋注》舊稿就是應羅氏之請。1917年冬，他還校勘過《聖武親征録》，其《聖武親征録校本跋》云：
丁巳冬，書賈以明抄《雲麓漫鈔》來，僞書也，實殘本《説郛》之改名，而中有《聖武親征録》，取與此刻本校，則異同滋夥。研討浹旬，其可以佐庀今本者，悉刺入之。雖未敢遽稱塙詁，較之張、何(88)所見者，則勝之已。1926年清明節，王國維在作《聖武親征録校注序》時還回憶到：
余前在海上，於嘉興沈先生座上見其所校《説郛》本《親征録》，爲明弘治舊鈔，與何本異同甚多。先生晚歲不甚談元史事，然於《説(89)郛》本猶鄭重手校。未幾，先生歸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見。可見，沈曾植並非忘情於此道。對於像他這樣的一代碩學鴻儒，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理念是淪肌浹髓的，學問之道，生死以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當然，學術一般總是後出轉精，沈曾植的學説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已有很多不足，但作爲一個拓荒者，他的努力和貢獻爲後學者開無數法門，至今仍能給人以有益的啓示，對近代學術轉型與發展貢獻很大。
受沈曾植的史學影響最大者是王國維（1877—1927）。1916年初，王國維從日本回國，寓居上海，由羅振玉介紹拜見沈氏，從此便執弟子禮，向他請教小學音韻、蒙古史、邊疆輿地等各種學問。是年(90)王氏有詩云：“平生子沈子，遲莫得情親。”極表傾倒之意。王氏(91)在文史兩方面都深受沈氏影響。他對沈曾植的詩歌成就推崇備至，而其晚年致力於蒙元史研究，著有《蒙韃備録箋證》、《黑韃事略箋證》、《聖武親征録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等，則明顯承沈氏史學之餘緒而能更上一層樓。另外，王氏在音韻學、方志學、版本學等方面也多受沈氏啓發。
陳寅恪則稱沈曾植是“當世通人”。他治蒙古史、隋唐史，很早就注意沈氏的學術成果，如其讀書筆記中抄有沈曾植的《闕特勤碑
(92)(93)跋》，也研讀過沈著《蒙古源流箋證》。張爾田在《蒙古源流校畢記》中説：(94)
近日義寧陳君寅恪亦致力於此，稽合外譯，頻開前失。學問之道，如積薪然，前輩之潛研，後賢之濬發，各有弘美，不妨並存。
1919年，王國維在《沈乙庵尚書七十壽序》中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沈曾植的成就作了高度概括，他説：
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説。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95)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我們今天梳理沈曾植留下的豐富學術遺産，實質上也是對晚清學術史的重新審視和部分總結。
(1) 1880年沈曾植參加會試，“闈中以沈、李（慈銘）經策冠場，常熟尚書（翁同龢）猶重沈卷爲通人。顧李蓴客負盛名，而沈無知者。某君曰：嘉興沈氏，其小湖侍郎（沈維鐈）裔乎？尚書於謁見時特加獎借。”（參觀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7年版，37頁。）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當世通人數舊遊，外窮瀛渤内神州。伯沙博士同揚榷，海日尚書互唱酬。”注：“沈曾植，宣統復辟時學部大臣，有《海日樓詩集》。……先生詩集中有與沈乙庵唱和詩，蓋返自日本居上海時所作。”（參觀《寒柳堂集》附録《寅恪先生詩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9頁。又見《陳寅恪詩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14頁。）陳寅恪致橋川時雄書略云：“沈公又赤縣神州近世第一學人。”（載《文字同盟》第十一號1928年2月15日，參觀劉正、黄鳴《陳寅恪書信（422通）編年考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30頁。）錢鍾書屢稱沈曾植“博雅”、“博覽”（參觀錢鍾書《談藝録》，中華書局1984年版，147、424頁）。
(2)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云：“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西北史地以較爲樸學之故，似不及今文經學流被之深廣。……龔自珍詩云，但開風氣不爲師。寅恪之於西北史學，適同璱人之志。”（陳寅恪《寒柳堂集》，144—145頁。）
(3) 參觀周樹模《沈觀齋詩》，民國二十二年（1933）影印原抄本。
(4) 參觀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36頁。
(5) 參觀王蘧常《沈寐叟年譜》光緒六年條，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七年（1938）版；又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16—17頁。沈曾植《會試對策第五策》，錢仲聯輯《沈曾植未刊遺文（續）》，《學術集林》卷三，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120—123頁。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35—36頁。
(6) 參觀（唐）杜環撰、張一純箋注《經行記箋注》“苫國”條，中華書局1963年版，63—66頁。又馮承鈞著、陸峻嶺增訂《西域地名》，中華書局1980年版，50頁。林英《唐代拂菻叢説》第二章第二節“拂菻道上的可薩汗國”，中華書局2006年版，13—19頁。桂寶麗《可薩突厥》，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7) 參觀余太山《兩漢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2005年版，347、355頁。
(8) 參觀（唐）杜環撰、張一純箋注《經行記箋注》，17頁。《新唐書》卷二二一下，中華書局1975年版，6260頁。
(9) 參觀錢仲聯辑《海日樓札叢》卷三，中華書局1962年版，107頁。
(10) 參觀《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録第二》引《陷虜記》，中華書局1974年版，907—908頁。（宋）葉隆禮撰，賈敬顔、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卷二五《胡嶠陷北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239—240頁。案，“陷北記”之“北”原當作“虜”，後因避諱而改。“頡利烏于邪堰”之“烏”，《新五代史》作“鳥”，此從《契丹國志》。
(11) 參觀（唐）杜環撰、張一純箋注《經行記箋注》，63頁。
(12)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庚寅十月十四日（1880年11月16日），民國九年（1920）商務印書館據手稿影印本。參觀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40頁。
(13) 參觀沈曾植《會試對策第五策》，錢仲聯輯《沈曾植未刊遺文（續）》徐文堪附識，《學術集林》卷三，123頁。
(14) 參觀王蘧常《沈寐叟年譜》光緒元年條。此跋又見錢仲聯輯録《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跋（一）》，《文獻》1991年第3期；錢仲聯輯録《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序（中）》，《文獻》1990年第4期，題作《序元聖武親征録校本》。
(15) 參觀錢仲聯輯録《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跋（一）》。
(16) 參觀《蒙古源流箋證》卷一題首夾註，民國二十一年（1932）嘉興姚家埭沈氏刊本。
(17) 張爾田《蒙古源流箋證序》後辛未（1931）附記云：“此書寫成後，復從趙君萬里假得傳録亡友王静安校本……静安簡端簽語郅精，頗有可與斯箋印合處。今遴其確當及小有意者，都載箋中，稱王静安校以别之。”
(18) 案，蒙古學家余大鈞（1936—2006）亦以“主不兒”即《遼史》“阻卜”。余氏謂《秘史》原文“主不兒”旁注“川”，意爲草原、原野。《遼史》“阻卜諸部”，古蒙古語爲“主不兒—因·亦兒堅”，實爲蒙古語族草原遊牧部落統稱，亦即“韃靼諸部”。參觀余大鈞《阻卜考》，《内蒙古大學學報叢刊·蒙古史論文選集》第一册，1983—1984年。又余大鈞譯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52頁。
(19) 參觀郭則澐《元秘史補注序》。《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跋（一）》“讀元秘史後記”錢仲聯按云：“寐叟有《元秘史箋注》十五卷，聞曾由陶葆廉、孫德謙、張爾田三先生同校，未見其書，蓋已佚矣。此後記當是箋注之嚆矢。”案錢説不確。
(20) 參觀高田時雄《金楷理傳略》，《日本東方學》第一輯，中華書局2007年版，260—276頁；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137、558頁。
(21) 參觀王國維《聖武親征録校注》，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八册，269—270頁。
(22) 參觀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一六，中華書局1959年版，765—768頁。此文末署“乙丑（1925）十月望日”。
(23) 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卷三“康泰扶南土俗”條引《梁書·中天竺傳》、《南海寄歸傳》（99—100頁）。
(24) 此書著録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1073頁。參觀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卷三，100—104頁。浙江博物館藏稿本一册，封面有張爾田題簽“佛國記 乙盦先生批校 甲子（1924）六月 張爾田署檢”，鈐“孟劬”朱文小印。
(25) 經核對《佛國記》沈注所謂“《西域記》”引文實皆出自《釋迦方誌》。《島夷誌略》“第三港”條注：“《西域記》云：‘摩臘婆，南羅羅國也，城據莫訶河東南。’”案，“摩臘婆，南羅羅國也”實出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南羅羅國也”，《大唐西域記》作“即南羅羅國”），而“城據莫訶河東南”則見於《大唐西域記》、《釋迦方誌》。
(26) （唐）慧立、彦悰撰，孫毓棠、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華書局1983年版，57—58頁。
(27) （唐）道宣撰、范祥雍點校《釋迦方誌》，中華書局2000年版，42—43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