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强,汪晓赞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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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研究试读：
前言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历来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它关乎国家未来的长远可持续发展。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体育”行业要主动适应人民健康需求的战略主题，并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2030年达到5.3亿人）列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指标之一。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都对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做出了重要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了“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具体要求。国家战略层面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纲领来引导和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健康发展。然而，我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多年来都面临着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压力，其导致的慢病低龄化、肥胖检出率增加等问题已逐渐被各国的研究报道所证实，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仍然需要大家持续的追问与探索。
儿童青少年形成“体育的生活化”或者说“生活化的体育”是体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之一，促使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而不应总是因外界施加的压力而产生体育参与行为。学校体育工作可以通过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和增加课外体育活动来促进学生积极地参与体育锻炼，但是可能无法有效地触达学生校外的体育活动行为。对于校外期间体育锻炼和健康教育重要性的“漠视”，使得孩子和家长对自身角色的认识长期处于缺位状态。那么，面对缺乏体育锻炼导致的体质健康水平下降问题，客观认识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模式的改变或许是一种研究思路。人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生物，始终沉浸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而儿童青少年的行为和观念更是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就人的生物属性而言，通过针对性的体育锻炼能够切实有效地促进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但是除了每天一小时的运动锻炼，孩子们在学习、生活环境中的活动行为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对于孩子而言，社会交往互动可能是促进其参与体育锻炼地更具有吸引力的理由。因此，让一切变得“便捷”的现代科技、让成人都无法抗拒的电子游戏，正侵蚀着儿童青少年的活动时间，而指向身体实践的体育锻炼恰恰是最不能被科技的“便利”所替代的，所以体育活动的健康效益不仅体现在体育课上，更应体现在日常的非结构化的活动行为之中。“身体活动”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一种最自然、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科技文明的革新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们身体行为模式的根本改变，身体活动不足与久坐行为增加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突破了过去若干年来以身体实践为基本特征的生产、生活方式，似乎在人们的生存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以“便捷”和“懒惰”为荣的信息时代，身体机能的演进与发展显然还没有跟上科技文明的脚步，低龄化的慢性疾病、日趋弱化的体质水平等都在呼应着这种精神与肉体的错位。身体活动不足是否会在未来导致更多的超乎想象的“现象”，且未可知，但人体“为动而生”的机体结构设计还没有得到改变，所以身体活动这种最基本的行为模式的动摇，势必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那么，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是什么？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与长时间静坐行为共存的现象如何认识？身体活动行为的研究范式及其预防和干预机制如何？在身体活动流行病学视角下的学校体育工作重点何去何从？
本书试图讨论和阐释这些现象与原因：一是怎样认识身体活动、久坐行为与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影响身体活动行为的因素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并发生作用；三是国际上有怎样可供参考的操作性的行动计划措施；四是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背景、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第二章从行为诊断、测量评价、风险识别和预防措施几个方面阐释了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式。第三章探讨了国际身体活动指南的实施原则与发展趋势，指导实践干预。第四章剖析了新西兰身体活动文化建设的经典案例，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依据。第五章论述了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时空维度关系。第六章解析了身体活动社会生态影响因素涉及的个人、家庭、学校等多重维度关系。第七章实证调研了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分布特征。本书从“形成”到“发展”、从“设计”到“实施”，阐释了非结构化的身体活动行为的健康效益，提炼了身体活动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并理解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基本特征，为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动实践提供参考。
笔者自2012年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开始投身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研究，我的博士导师也是本书的合著者汪晓赞教授，便是自己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在汪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了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系列研究，并多次赴海外进行国际会议报告，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扎根于该领域的信心和决心。在美国访问学习期间，笔者也得益于Allen Jackson教授的帮助，极大地扩宽了研究视野，Jackson教授每周定期为我推送身体活动领域的经典文献，并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让我逐渐理清了身体活动研究的历史演进和学术脉络。总之，在本书出版之际，向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朋友们，一并表示感谢。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作为一种社会问题也是到了不得不给予关注和采取行动的阶段，本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的实践性探索。既然是新生事物，对于动态发展变化中的身体活动行为研究，难于给出终结性的研判，而本书的内容和观点自然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验。针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基础理论与实证调研，是对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一种实践性观察，笔者愿与广大学者同仁共同致力于促进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做出身体力行的支持与贡献。
囿于作者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水平有限，文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朋友批评指正。郭强2019年2月第一章 导论“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作为人类一种最自然、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使得人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达到了能量摄入与消耗持续而高效的平衡。随着自动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身体活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渐行渐远，科技的“便利性”似乎造就了人们越来越慵懒的生活方式，但这种最朴素的平衡被打破也预示着人们最简单的健康基础发生了动摇，而具有极强“黏性”的电子屏幕相关的久坐行为（Sedentary Behavior, SB），可能导致了人们生存史上未曾有过的行为改变。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模式的深刻变化，体现在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多个维度的运动支持环境的改变。
本章内容作为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身体活动流行病学和社会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主要阐释身体活动、久坐行为等核心概念，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身体活动与健身锻炼、久坐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身体活动在儿童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建立“身体活动行为——健康风险因素——积极生活方式”之间的有机联系。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背景一、问题提出
目前，身体活动不足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证[1]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死亡总人数的6%与“缺乏身体活动”有关，它[2]已成为人类死亡的四大风险因素之一，并与低龄化的心血管疾病和
[3]肥胖等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尽管身体活动的健康效益显而易见，但是世界各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为了获得和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儿童青少年被建议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中等到大强度的身体活动（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4][5][6]MVPA）。然而，欧洲和美国的调查发现，青少年能够满足该活动建议的比例仅为15%和18.4%，更为严重的是，较低的身体活动[7]水平可能会从儿童延续至青少年期。Herman的研究也显示，仅有[8]16%的青少年能够将积极的身体活动行为延续到成年。我国儿童青少年也呈现了随着年龄增长，每周参加体育锻炼次数减少的趋势，而在校外体育锻炼中，每次持续时间在60分钟以上的人群比例仅为[9]21.2%。
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习惯可能到成年后仍然得到保[10]持，因此从小就要关注其健康行为习惯和积极生活方式的培养。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行为被诸多因素所影响，所以需要在个人、社会、环境和政策等综合性的框架之下进行整体考量。面对以身体活动不足和久坐行为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设计和实施针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的综合性、整体性解决方案，以促进其身体活动水平乃至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都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学校无疑是实施[11][12]身体活动行动计划的主要场所，但是Metcalf和Sluijs的研究都显示，单纯基于学校层面实施的干预，对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改善效果有限。Kipping也认为，没有家庭成员的参与，想促使儿童身体活动水[13]平的长期改变和保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实施身体活动相关行动计划之前，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影响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关键因素，充分意识到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行为和意识与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关系。二、解决路径
基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的普遍现象，研究学者们已经开始“对症下药”，开展身体活动流行病学（Physical Activity Epidemiology, PAE）的研究。它的主要研究体系包括：身体活动与疾病及其他健康问题的关系；身体活动行为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应用相关知识预防和控制因身体活动不足而带来的疾病等健康问题。[14]Caspersen将早期身体活动的研究范围和框架从“决定因素”“行为模式”“身体活动”和“健康与疾病结果”几个方面进行了整体设计。身体活动行为与其他健康或非健康的行为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了多元化的风险因素如何影响人的健康，这些相互影响的作用关系正是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研究的关键环节。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研究不仅能识别活动行为与各种健康风险之间的潜在关系，更有助于高效地实施针对性的身体活动行为预测与干预行动。
如前所述，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适量的身体活动对于健康的积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识别哪些因素可能促进和维持人的健康行为。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识别影响活动行为的主要因素，预防和控制身体活动不足，从而提升儿童青少年的整体健康水平。西班牙的研究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的8个原因：①以电视、智能手机、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休闲娱乐相关的久坐行为日趋严重，影响了户外活动时间；②学校体育课数量和质量的欠缺无法满足学生的日常活动需求；③休闲娱乐的活动形式发生变化，视频类的活动取代了传统户外的追逐性游戏活动；④私家车/公共汽车替代了走路和骑车成了儿童青少年上下学的主要交通出现方式；⑤钢筋水泥的城市化建设没有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社会的安全隐患影响了步行/骑车等活动方式的选择；⑥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于信息化和机械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⑦家长过度的“安全焦虑”导致其“限制”孩子进行户外活动；⑧没有建立起学校、家庭[15][16]和社会一体化的、综合性的联动机制和身体活动支持性环境。Boreham认为，与50年前相比，当前同龄儿童的能量消耗水平每天减[17]少了600卡路里，这些个人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在潜移默化中也改变了儿童青少年的活动行为方式，进而导致了身体活动不足和久坐行为等普遍问题。[18]
Trost从人口统计学、心理认知、行为态度与技能、社会文化、物理环境和身体活动特征等6个方面归纳了可能存在75种身体活动影响因素。可想而知，有效地识别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尤其是诸多因素与身体活动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复杂关系并非易事，而这一环节的确定恰恰是开展预防和干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格外需要引起重视，通过实证研究来识别最能“解释”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影响因素。同样，身体活动行为影响因素的识别，需要以数据事实为依据，针对儿童青少年年龄、地区、肥胖程度、家庭情况等多种因素进行基础性调研。[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recommendations on physical activity for health［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2]Ekelund U, Luan J, Sherar L B, et al.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time and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JAMA, 2012, 307: 704712.[3]Wilks D C, Sharp S J, Ekelund U, et al. Objectively measur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fat mass in children: a bias-adjusted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studies［J］. PLoS One, 2011, 6: e17205.[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recommendations on physical activity for health［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78.[5]Currie C, Zanotti C, Morgan A, et al.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among young people［R］. Copenhage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12.[6]Kann L, Kinchen S, Shanklin S L, et al.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United States, 2013［J］. MMWR Surveill Summ, 2014, 63（Suppl 4）: 1168.[7]Dumith S C, Gigante D P, Domingues M R,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change during adolesc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 pooled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1, 40: 685698.[8]Herman K M, Craig C L, Gauvin L, et al. Tracking of obesity and physical activity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the Physical Activity Longitudinal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 Obesity, 2009, 4: 281288.[9]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EB/OL］. http: //www.sport.gov.cn/n16/n1077/n297454/7299833.html. 20151116.[10]Biddle S J H, Pearson N, Ross G M, et al. Tracking of sedentary behaviours of young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0, 51（5）: 345351.[11]Metcalf B, Henley W, Wilkin T.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on physical activity of children: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ntrolled trials with objectively measured outcomes［J］. BMJ, 2012, 345: e5888.[12]Van Sluijs EMF, McMinn A M, Griffin S J.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ystematic review of controlled trials［J］. BMJ, 2007, 335: 703.[13]Kipping R R, Howe L D, Jago R, et al. Effect of intervention aimed at increasing physical activity, reducing sedentary behaviour, and increasing fruit and vegetable consumption in children: Active for Life Year 5 （AFLY5）school based cluster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BMJ, 2014, 348: g3256.[14]Caspersen C J. Physical activity epidemiology: concept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to exercise science［J］.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s Reviews, 1988, 17: 423473.[15]Begoña Merino Merino, Elena González Briones.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R］. Madrid: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iencia, Ministerio de sanidad y consumo, 2007.[16]郭强，汪晓赞.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研究的国际发展趋势与热点解析——基于流行病学的视角［J］. 体育科学，2015，35（7）：5873.[17]Boreham C, Riddoch C. The physical activity, fitness and health of children［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2001, 19（12）: 915929.[18]Trost S G, Owen N, Bauman A E, et al. Correlates of adults'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y: review and update［J］.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2002, 34（12）: 19962001.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一、研究目的
本书从身体活动流行病学和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梳理国内外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特征，论述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辩证关系，探讨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指南的适宜建议标准，解析新西兰积极身体活动文化的建设过程，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多维视角解读身体活动行为的社会生态属性。在此基础上，展开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流行性调查，以了解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分布特征与规律，厘清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之间的动态关系，为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乃至健康促进研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和建议。二、研究意义（一）识别身体活动行为模式的特征与规律
身体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促进健康的手段”“参与运动的能力”或是“休闲娱乐的方式”等等，但是身体活动的最基本功能却往往被忽视，即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通过身体的持续活动行为，保持能量[1]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当人们自婴儿呱呱坠地之后，最被期待的事情就是有一天能够独立地行走，而自我活动能力的丧失可能也是生命中[2]不得不放弃的最后的无奈，人们的身体活动行为具有最天然的属性，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然而，在当今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从家务劳动到交通出行，从体力劳作到运动健身，这些基本的身体活动行为似乎都已从日常的生活之中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化、信息化的“便捷”生活方式，这些原有平衡的打破，使得政府、家庭和学校无不困扰于青少年学生因缺乏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3]问题。正如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一样，现代科技的进步使人们享受生活便捷的同时，也付出了因活动不足所导致的健康代价。20世纪末，Hill认为以时下肥胖检出率的增长趋势，这些儿童将[4]成长为美国历史上最胖的一代成年人。同样，我国7~18岁男生和女生的超重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28.2%和16.4%，且呈现了自1985以来[5]持续上升的趋势。现代文明催生出来的“文明病”“富贵病”几乎已经再次把人们逼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二）解构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辩证关系
儿童青少年早期的身体活动行为与当代的社会现象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活动行为往往与日常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儿童身体活动行为习惯的早期建立，有助于促使其形成长期的、规律的积极生活方[6]式，Hovell发现儿童时期进行身体活动的经验会影响其成人后参与[7]身体活动的动机。Salbe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即“针对成年人的身体活动干预中，那些儿时在学校和日常活动中本身就比较活跃的人，其身体活动的干预效果更好”。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电视、电脑、游戏机、手机这些富有吸引力的理由将孩子“拴”在了房间里。早在1985年电视机刚刚普及的时候，Dietz就通过研究证实“针对13600名儿童青少年的大规模调查，每增加1小时的看电视时间，[8]肥胖率就相应增长2%”，以此为代表的缺乏身体活动的生活方式是导致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久坐行为阻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行为，而导致身体的能量消耗水平降低；同时，久坐行为的发生过程中往往会增加零食等食物的摄入，或是受到更多[9]高热量广告产品的诱导。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文明”肆意生长的恶果，而儿童青少年在不知不觉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对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改变，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缺乏积极的身体活动支持环境，社会环境的各个组成要素显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儿童青少年日常活动行为的选择势必受到群体的整体性影响，甚[10]至是自己不可控或不可知的因素影响，比如身边同伴们都在玩电子游戏或是家长对孩子参与校外活动支持的欠缺等。所以，“缺乏活动时间”可能不是孩子能够意识到的真正答案，他们本身就陷入了缺乏身体活动支持的环境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中，这或许才是身体活动不足的症结所在。因此，仅仅在儿童青少年的个人层面探讨身体活动不足的原因，可能会限制影响因素的识别及实践干预的效果。反之，身体活动研究应该帮助儿童青少年创建积极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在整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能够持续性地找到进行身体活动的“机会”和乐趣。[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teps to health: A European framework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for health［R］. Copenhagen: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07.[2]Sussman A, Goode R. The Magic of Walking［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7: 57.[3]余谋昌. 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4（1）: 123.[4]Hill J O, Trowbridge F L. Childhood obesity: future directions and research priorities［J］. Pediatrics, 1998, 101（3）: 570574.[5]马冠生，米杰，马军. 中国儿童肥胖报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56.[6]Hovell M, Sallis J, Hofstetter R,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correlates on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Latino adults［J］. 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1991, 16: 2336.[7]Salbe A D, Ravussin E. The determinants of obesity. In C. Bouchard, C., & Katzmarzyk, P. （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obesity［M］.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2000: 69102.[8]Dietz W H, Gortmaker S L. Do we fatten our children at the television set? Obesity and television view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Pediatrics, 1985, 75（5）：807812.[9]Ludwig D S, Gortmaker S L. Programming obesity in childhood［J］. Lancet, 2004, 364：226227.[10]Rutten A, Abut-Omar K. Prevale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J］. Soz Praeventivmed, 2004, 49（4）：281289.第三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一、身体活动
早在1985年，“身体活动”被Caspersen定义为“由于骨骼肌的[1]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消耗能量的身体移动形式”，被WHO和世界各地的研究学者沿用至今，它主要包含身体活动的频率、强度、时长和[2]类型四个核心要素。而“Exercise（健身锻炼）”和“Sport（运动竞赛：具有特定规则、目标和运动技能要求，以组织性和竞赛性为特点的活动行为）”作为身体活动最常见的组织化的活动形式，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身体活动还包含了日常生活中大量的非结构化的活动形式，也同样产生能量消耗和健康效益。
20世纪末，欧美学者提出了“促进健康的身体活动（Health-[3]enhancing physical activity, HEPA）”的概念，强调不仅通过专门性的体育锻炼获得健康水平的提升，更要关注以走路、骑车、手工劳动、休闲娱乐、跳舞等为代表的不会带来安全风险，而又具有健康效益的[4]日常身体活动行为，从而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活动机会，帮助他们终身参与到“促进健康的身体活动”之中。本书中所指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即是该类具有健康效应，能够促进健康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身体活动，而较高的身体活动水平也被认为是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之一。Levine于2001年提出了“非锻炼性活动行为（No-exercise activity thermogenesis, NEAT）”，主要包含走路、骑车、家务劳动等日常的身体活动行为和坐、站、躺等维持身体姿态的久坐行为。这些活动行为区别于有意识的专门化的体育锻炼，但可能是人们日常身体活动能量消耗最大的组成部分，并且人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该种“非锻炼性活动”的状态之下。因此，广义的身体活动包含了诸多形式的活动行为，在不同层面影响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本书在此基础上将不同概念的身体活动进行了重新解构，将身体活动、久坐行为、运动锻炼、非锻炼性活动、促进健康的身体活动等概念进行梳理和整合，具体将在第四章展开论述。
身体活动行为往往需要在个人、社会、环境和政策等多个层面进行解释，当这些影响因素被识别与身体活动行为之间具有因果性关系[5]时，被认为是身体活动的决定因素。然而，当前对于身体活动“决定因素”的研究多是运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强调在统计方法上推算和预测各要素与身体活动之间的相关关系，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因素与身体活动行为表现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一般认为，通过长时跟踪研究和准实验研究可以识别身体活动与影响因素之间“决定性”的关系。因此，在横断面研究中更为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影响因素”，其目的在于识别阻碍儿童青少年进行身体活动的主要原因，厘清不同因素与身体活动水平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关系。[6][7][8][9][10]
在国际上，WHO、北美洲、澳洲、欧洲、亚洲等各个大洲的国家相继出台了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国家推荐标准（参见第三章），但是普遍而言儿童青少年都没有达到维持和发展身体健康的最低的身体活动水平建议标准，我国儿童青少年也发现了身体活动水[11]平较低并且持续下滑的问题。身体活动是人们的一种长期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儿童、青少年直至发展到成年，身体活动水平呈[12]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降低的变化趋势。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可能是众多因素共同促成了其活动行为的选择和活动态度的形成。在明确了身体活动类型的主要构成之后，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是哪些因素在潜移默化中对儿童青少年的活动行为产生了影响。二、久坐行为
久坐行为是指任何非睡眠状态下，能量消耗小于等于1.5METs的[13]坐或倚靠的姿势，也有学者认为是坐或躺的较低能量消耗的行为[14][15]组合，或是低于100步/分钟的低水平身体活动行为。久坐行为是相比于身体活动而言更为崭新的研究领域，随着儿童青少年长时间久坐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开始受到研究学者的更多关注。需要注意的是，久坐行为的本意主要就是强调低能量消耗水平的较长静坐时间，对于那些不满足身体活动水平建议标准的“无效”活动，可称之为身体活动不足，但与“久坐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久坐行为与人群中较高的死亡率的关系得到了研究证实，那些达到了日常身体活动推荐标准的人，仍然可能有严重的久坐行为从而带来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健康风[16]险，因此久坐行为逐渐被认可为一种独立的慢性心血管疾病的健[17]康风险因素。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带来的健康效益可能由于久坐行为的存在而受到影响，这也需要重新审视身体活动、久坐行为与健康之间的剂量效应，这也给身体活动流行病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在新加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国家指南中，都针对性地提出了久坐时间的建议标准和要求，随着久坐行为与身体活动及其健康效应关系研究的深入，将久坐行为独立出来建立专门化的儿童青少年建议标准，可能会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儿童青少年的久坐行为随着年龄而增加，变化范围从4.7小时/天增长到了8小时/天，而久坐时间与儿童青少年的零食摄入量以及肥胖情况都显著相关[18]。儿童青少年的整体健康水平令人担忧，就更加有必要通过增加身体活动来与久坐行为“争抢”时间，对于儿童青少年，上课、读书、写作业等久坐性的活动是不可避免的生活状态，但关键在于课外及校外时间找到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之间的平衡。除了久坐行为，针对残障和肥胖人群，也需要考虑专门性的建议标准的制定。[1]Caspersen C J, Powell K E, Christenson G M. Physical activity, exercise, and physical fitness: definitions and distinctions for health-related research［J］. Public health reports, 1985, 100（2）：126.[2]Resolution WHA57.17. Global strategy on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3]European Opinion Research Group. Physical activity［R］. Special Eurobarometer 183186/Wave 58.2, 2003.[4]HEPA Europe. European 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health-enhancing physical activity［R］. Copenhagen: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05.[5]Bauman A E, Sallis J F, Dzewaltowski D A, et al.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s on physical activity: the role of determinants, correlates, causal variables, mediators, moderators, and confounder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2, 23 （suppl 2）: 514.[6]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recommendations on physical activity for health［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1942.[7]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Steering Committee. 2008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R］. Washington, D.C: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8.[8]Australian Government's Department of Health. Australia's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ur guidelines［R］. Woden Town Centr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4.[9]Department of Health, Physical Activity, Health Improvement and Protection. Start Active, Stay Active: A report on physical activity from the four home countries' Chief Medical Officers［R］. London: Department of Health, Physical Activity, Health Improvement and Protection, 2011.[10]Health Promotion Board. 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children and youth aged up to 18 years: professional guide［R］. Singapore: Health Promotion Board, 2012.[11]Ng S W, Popkin B M. Time use and physical activity: a shift away from movement across the globe［J］. Obesity Reviews, 2012, 13（8）: 659680.[12]Hallal P C, Andersen L B, Bull F C, et al. Global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surveillanceprogress, pitfalls, and prospects［J］. Lancet, 2012；380（9838）: 247257.[13]Sedentary Behaviour Research Network. Letter to the editor: Standardized use of the terms “sedentary” and “sedentary behaviours”［J］. Applied Physiology,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 2012, 37: 540542.[14]Pate R R, O'Neill J R, Lobelo F. The evolving definition of “Sedentary”［J］. Exercise Sport Science Review, 2008, 36（4）: 173178.[15]Matthews C E, Chen K Y, Freedson P S, et al. Amount of time spent in sedentary behavi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2004［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8, 167: 875881.[16]Katzmarzyk P T, Church T S, Craig C L, et al. Sitting time and mortality from all caus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ancer［J］.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Exercise, 2009, 41: 9981005.[17]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 Alliance. The 2014 united states report card on physical activity for children & youth［R］. Columbia: 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 Alliance, 2014.[18]Pate R R, Mitchell J A, Byun W. Sedentary behaviour in youth［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1, 45: 906913.第四节 理论基础一、身体活动流行病学（一）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演进与发展“流行病学”的英文翻译为“Epidemiology”，其词根来源于拉丁文epi（在……之中）和demo（人群），主要研究疾病或健康风险的分布特征、发展趋势、传播途径和决定因素等，并针对性地进行疾病或[1]卫生事件的预防和控制，在历经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检验之后，已逐渐形成了社会流行病学和行为流行病学等不同的研究分支。流行病学其实是一种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慢性疾病成因，预防和控制疾病发[2]生的方法和手段，对人们健康的积极作用已取得了普遍的共识，它[3]与生物统计学并称为“公共健康”的两个研究基础工具。WHO在全球调研报告中已经证实了身体活动不足作为一种高危因素，是导致[4]肥胖和慢性心血管疾病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积极的身体活动则[5]是促进和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一剂“良药”。
当前，缺乏充分的促进健康的身体活动和长时间的久坐行为已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甚至是生活的“常态”，身体活动行为的变化隐含着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上的弊病。WHO将身体活动不足解释为“一种流行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全球性、非传染性的慢性疾病”[6]。有“病”就需要对症下药，以流行病学的视角将身体活动不足的健康问题提升到新的高度。1992年，美国心脏协会将身体活动不足认定为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而1996年由100位医学、运动科学领域的专家撰写和发布的《美国健康报告》，也认可并明确指出了身体活动对健康的重要性。同年，Jeremy Morris和Ralph Paffenbarger被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授予了奥林匹克勋章，表彰其在身体活动与健康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至此“身体活动流行病学”被医学、运动科学等主流学科领域所认可，并形成了流行病学的一个[7]新的分支，身体活动流行病学至今仅仅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身体活动流行病学是本书的重要理论基础，有必要对其发展历程和特点、规律做进一步地论述和说明。
20世纪50年代，流行病学专家Jeremy Morris进行了著名的“英[8]国伦敦公交车司机与售票员健康调查”，以探索身体活动与冠心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的冠心病发病率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即公交车司机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售票员高出了30%，并且疾病的致死率也更高。售票员需要经常走动的工作状态决定了其具有更高的身体活动水平，而这被认为是导致两者冠心病发病率差异的最主要因素。1953年，《Lancet》上发表了Jeremy [9]Morris的另一项“英国伦敦邮政系统员工”的健康研究：邮局客服人员和邮递员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率也存在显著差异，即办公室客服人员的患病率更高，病情更加严重，同样被认为是工作状态的不同导致了身体活动水平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身体活动水平与心血管健康之间的关系首次被研究所观察和证实，这也是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研究的经典案例，同时也是标志着身体活动流行病学开[10]始发端的里程碑。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核心在于研究身体活动与健康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种发现和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和思[11]路。但是，早期的公共健康研究是以“卫生运动”为主导，相关的健康知识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应用，自然也没有帮助人们获得更大的健康效益。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欧美国家，体育运动则完全[12]脱离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仅仅被用于军队训练和运动竞赛。但Jerry Morris关于身体活动与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向人们彰显了身体活动是一种抵抗疾病和改善健康的方法和手段，也自此树立了身体活动流行病学在预防疾病和健康风险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纪60年代，Ralph Paffenbarger设计实施了著名的哈佛大学校友健康追踪研究，同样证明了身体活动是一种影响人的寿命和慢性[13]疾病发病率的重要因素。身体活动健康效益的证实使得公共卫生和运动生理领域的学者也开始涉足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研究。在过去，运动科学的研究焦点在于技术动作、活动行为的生理与心理调节以及人体机能的功能表现，但促进健康的身体活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出版于1981年的《Exercise: the facts》首次综合性地评价了运动锻炼带来的健康效益，认为运动锻炼具有预防疾病、增加健康的积极
[14]作用，Morris将“通过体育运动预防心血管慢性疾病”称之为“最[15]划算”的健康行为。1984年，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的流行病学研讨会，首次围绕“身体活动”的主题探索旨在增加居民身体[16]活动水平的行动计划。这次会议摒弃了临床研究的方法而是以公[17]共健康的视角取而代之，探索如何提升身体活动水平进而改善健康水平。自此，身体活动流行病学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开始为人们所认识和熟知。Haskell认为，以往单纯地关注“运动训练”如何提升人的“机能表现”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现代流行病学开始更加强[18]调“身体活动”对“整体健康”的积极影响。1994年，英国邀请了来自全球流行病学、运动科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专门召[19]开了以“身体活动”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并对于身体活动水平的推荐标准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每周至少5天，每天30分钟及以上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这也使得各国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研究的国际比较成为可能。时间的指针走到了1996年，如前所述，Jeremy和Paffenbarger获得奥林匹克勋章宣示了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确立。2008年，《美国身体活动指南》的发布，极大地推动了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新发展，肯定了身体活动的健康效益并提出了身体活动的国家标准，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在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身体活动标准和指南。（二）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特征与规律
Carl Caspersen于1989年提出了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定义，并作为经典一直被学界沿用至今，即一门研究身体活动对疾病和健康问题的影响作用，识别身体活动行为的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及其与其他[20]行为相互关系的科学。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重点是认识和理解人群长期的、大面积的缺乏身体活动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慢性疾病等健康风险，而识别、预防和控制身体活动不足的问题是其研究的关键。James Sallis提出了“身体活动”与“健康”之间的链接关系（见图[21]1.1），而基于流行病学的身体活动水平流行性调查、身体活动不足“病因”推断、身体活动的健康效益、身体活动不足的预防与干预[22]措施则是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研究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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