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战略：中国如何构建国际货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帕乌拉·斯帕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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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战略：中国如何构建国际货币试读：

前言

一位非中国居民应如何参与中国发展问题的讨论呢？在我写这本书时，我也多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一位中国朋友提供了一个确信的答案，他对中国和中国以外的问题均有所关注。他引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语：“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认为，我就像外来的和尚一样，与经常就这些问题展开日常讨论的国内知情者相比，我拥有更为客观的优势。因此，外来者更能看清中国人民币战略的全貌。本着外来和尚的精神，我将国内知情者的知识和所有信息联系起来，开始研究并撰写《人民币战略》（The People’s Money）这本书。

为什么要讨论人民币呢？那是因为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和金融在这一非同寻常的转型过程中被忽略了。中国的崛起让全世界人民惊叹。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但中国仍然保留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如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有限国际化的货币。要想成为一个经济和金融大国，中国需要拥有一种能够被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货币，以及非中国储户和投资者希望在其投资组合中持有的货币。

中国正在尝试将人民币发展为国际货币，并进行银行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而这一过程并不简单。经历多次的尝试与失败，众多因素相互交织，人民币战略的全貌并不清晰。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必须认清和理解中国的未来。在本书中，我尝试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描绘整个战略，如解读官方文件、分析数据、引用事实证据以及分析官方和非官方的谈话——包括官员们的默认，他们不能明确承认这项宏大的计划。

本书呈现了目前我对中国“人民币战略”的理解，如果这一战略成功了，中国将开启中国资本的新纪元，并像“十三五”规划中所提到的那样，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我尝试收集自2010年以来中国实施的所有政策来评价这项战略，同时对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概括。因为探索中国的过去对于理解中国当前的发展至关重要，过去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的现状为确定真正的行动目标提供了框架。

中国的未来和人民币的未来是中国专家的研究重点，但本书不仅仅是为他们而写。本书用平实的、浅显易懂的语言进行叙述，旨在吸引对经济和金融事件感兴趣却止步于过多专业词汇的读者。我的同事阅读了书稿的早期版本，他们惊讶于在书中未找到任何的表格或图形，这是为了让本书的内容围绕框架展开而特地选择的叙述方法。

当然，《人民币战略》也是一本关于美元的书，因为只要谈及人民币和中国，就不得不提及美元和美国。特别地，我尝试将讨论集中于人民币的崛起是否会导致美元地位的下降。很多书的内容都涉及美元的未来，而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学者为本国读者而写的。如果中国继续推动长期的金融和货币改革，人民币的国际化会如何影响美元未来发展的轨迹呢？本书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全书中，如果没有特别注明，那么“美元”均指美国的美元。中国的货币被称为人民币，人民币也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货币的官方名称。也许它也可以用“元”来表示，元是人民币的货币单位——就像“英镑”，“英镑”是英国货币的官方名称，而“镑”也是英镑的面额。最初，名称“元”指的是泰勒（thaler），即西班牙帝国所铸造的银币。日元中的“元”和韩元中的“元”均来自同一个汉字“元”。有趣的是，在中文里，美元被称为“mei yuan”或“American yuan”。致谢

本书的撰写就像一场自我折磨。很多人的支持、热情和有益帮助让我将这种折磨控制在可容忍和可控制的水平。即使是这样，我也知道这个过程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感谢斯蒂芬（Stephen）、菲利普（Philip）、弗朗西斯科（Francesco）、马丁娜（Martina）和萨布丽娜（Sabrina）以及其他人能够包容我。

一群不平凡的女士对本项目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莎拉·奥科耶（Sarah Okoye）在我忙于写这本书时让我保持条理性。莱斯莉·加德纳（Leslie Gardner）在这本书还仅仅是一个想法的时候就对这个项目充满信心，安排好“完美匹配”（perfect match），即使在每件事看起来都有问题的时候也会保持微笑。布丽奇特·弗兰纳里-麦科伊（Bridget Flannery-McCoy）是来自“天堂”的编辑，她智慧、幽默而专注，她帮我将一份无趣的初稿变成了一本非专业读者都可能有兴趣阅读的书。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前副局长及查塔姆研究所首届朱利叶斯研究基金的在职研究员梁凤仪（Julia Leung），帮助我看到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以及理解中国人民币战略的长期影响。她非常慷慨地花时间参与讨论，提供项目启动时的关键要点，并分享自己的渊博知识以及对中国金融部门的理解。

余永定总是非常乐于向我分享他的想法，并在我的想法过于“香港化”的时候提醒我。高海红、李婧和李远芳不仅在北京与我多次共进午餐和晚餐，还与我分享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广博知识，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支持本项目的开展，尤其是利用他们的朋友关系。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CASS-IWEP）团队的全体成员——特别是刘东民和徐奇渊，他们为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多次研讨会提供了场地和技术支持。

特别感谢内阁办公室欧洲和全球事务秘书处主任克瑞翁·巴特勒（Creon Butler），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the City of London Policy and Resources Committee）主席马克·博莱特（Mark Bolea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与检查部主任悉达多·蒂瓦里（Siddharth Tiwari）。他们通过大量的交谈以及参加会议和研讨会向我提供帮助。

感谢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参赞杨华和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他们帮助我认识了很多中国的专家，并使我的中国之行在后勤方面没有产生问题。

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在2013年夏天邀请我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到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了解日元国际化的相关经验。非常感谢他对我关于日元的论文与我进行了多次交谈，并进行了评价，同时为本书第6章的内容提供了一些材料。同时，也特别感谢乔瓦尼·卡帕内尔里（Giovanni Capannelli）、加乃山·维格那拉加（Ganesh Wignaraja）和宏伊藤（Hiro Ito）。

位于奥斯陆（Oslo）的挪威诺贝尔学会（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图书馆为本书关于中国的经济史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这是我能够获得有趣报告的公开来源之一。这些报告是我在对中国进行大量走访后，美国国会委托中国撰写的。我也要感谢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和阿什勒·托耶（Asle Toje）在2013年邀请我到学会进行了为期数周的访问。

我想要感谢郭万达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DI）的同事在2011年夏天为我安排的访问深圳的活动。这是我的“马可·波罗之旅”，深圳不仅是中国非同寻常的改革开始的地方，也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实力的城市之一。

在研究和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我有幸与部分地区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一起，就中国复杂的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讨论。感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国务院参事夏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2014—2017）马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及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金中夏，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级顾问穆怀朋，台湾大学校长管中闵，台湾金融管理机构前副主席及台湾银行董事长李纪珠。

很多来自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人士与我展开了广泛而自由的讨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透露姓名，但我仍然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也与很多专家和业界实践者进行了令人兴奋的、有趣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讨论，他们十分乐于分享自己的见解和资料，我从他们在会议和研讨会上对我的评价中受益匪浅。他们都以一定的方式为本项目提供了帮助。我试着列举所有人，但肯定不可避免地有所疏漏。非常感谢以下人士：乔纳森·巴顿（Jonathan Batten）、安德烈亚斯·鲍尔（Andreas Bauer）、詹姆斯·鲍顿（James Boughton）、格雷格·钦（Greg Chin）、杰瑞·科恩（Jerry Cohen）、诸立力（Victor Chu）、狄东成（Di Dongcheng）、凯利·德里斯科尔（Kelly Driscoll）、安迪·菲拉尔多（Andy Filardo）、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Herrero）、凯特·吉本（Kate Gibbon）、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托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何东（Dong He）、许士军（Paul Hsu）、保罗·詹金斯（Paul Jenkins）、李胜军（Gary Liu）、约翰·努格（John Nugée）、斯蒂芬·皮克福德（Stephen Pickford）、乔依德（Yide Qiao）、李昌镛（Changyong Rhee）、安德鲁·罗扎诺夫（Andrew Rozanov）、施雅德（Jesús Seade）、汉妮·桑德尔（Henny Sender）、瓦苏克·沙斯（Vasuki Shastry）、席睿德（Alfred Schipke）、大卫·瓦因（David Vine）、汪勇（Wang Yong）、艾伦·惠特利（Alan Wheatley）、刘旭（Xu Liu）、严瑾（Jinny Yan）、琳达·岳（Linda Yueh）、杰弗里·于（Geoffrey Yu）、朱一楠（Yinan Zhu）。

保罗·范登·诺德尔（Paul van den Noord）、柯成兴（Danny Quah）、李婧和高海红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宝贵建议，为本书的最终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他们不对本书的任何错误承担责任。同时，我也感谢三位匿名审稿人提供的大量建设性意见。

乔恩·特尼（Jon Turney）和安娜玛丽亚·维森廷（Annamaria Visentin）自愿作为外行读者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对本书是否能够打破专业障碍进行了严格测试。如果我们的友谊经受住了这场考验，那么这本书就有可能不会太枯燥。

显然，项目的进行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我要感谢约瑟芬·曹（Josephine Chao）和J. 阿什利·吴（J. Ashley Wu）在台北对我的帮助，他们安排的每一次出行都十分令人难忘。我还要感谢海伦娜·黄（Helena Huang）、马修·奥克森福德（Matthew Oxenford）和多米尼克·威廉姆斯（Dominic Williams）对本次研究的帮助。海伦娜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并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我还要感谢协调本书出版工作的本·科斯达德（Ben Kolstad）、编辑谢里·戈德贝克（Sherry Goldbecker）、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瑞安·格朗戴克（Ryan Groendyk）以及查塔姆研究所的所有同事。引言

2016年1月，中国在国际金融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2016年的最初两周中，上证综合指数（Shanghai Composite Index）下跌了18%，人民币从2014年年底起进入了下降通道，同时，中国经济十多年来首次出现明显的放缓趋势。所有这些现象都紧随2015年的一系列事件：2015年6月，中国股票市场暴跌；2015年8月，中国进行汇率改革，人民币进一步贬值。此外，中国政府似乎无法平息市场的剧烈波动，其举措缺乏理性和效率。熔断机制的引入引发了更多的市场恐慌，而其本身是为了稳定市场而设计的保护措施，规定在股票价格下跌7%时自动停止交易。并且，当时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肖钢在未宣布接任人选的情况下突然被免职，加重了市场的恐慌。

经过30多年令人惊叹的发展，中国目前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中国政府希望将国家建设为具有重要金融影响力的国家，为邓小平于1978年发起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交出一份答卷。2012年年底，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改变了中国经济政策的进程，强调私人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改善商业银行系统、发展现代金融市场，并制定和实施商业法规。其面临的挑战包括减少政府干预——特别是针对国内的大型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已形成的利益网络——和停止按照社会和政治控制（非合理的投资策略）分配资源。这些行动对于中国获得经济、政治超级大国的称号都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国面对的每一个经济目标和挑战中，都深层次地隐含着人民币难题。

事实上，中国已经发展为主要的工业和贸易国家，却并不拥有能够反映其世界地位的货币，这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悖论和局限。其矛盾之处在于，中国从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发展中受益匪浅，而人民币却是一种“有限国际化”的货币。人民币的境外流通受到限制，无法较为便利地兑换为其他货币或是被境外银行的储蓄账户持有。人民币几乎不用于国际交易，而非中国居民和机构（包括企业、银行和政府）所持有的投资组合也几乎不包括人民币。因此，中国主要依靠美元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计价和销售，同时需要用美元支付进口货款、对外投资以及开展其金融外交。中国积累了庞大的美元储备——官方储备约为32亿美元，以满足和应对这些经济活动，同时还有大量资本可以用于海外并购。然而，由于需要通过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充当“经纪人”才能全面发挥作用，中国在金融货币体系的地位受到局限。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财富——对于美元价值的变动非常敏感。

当一个国家更加融入区域或全球的经济发展中，其经济规模跻身世界前列时，一国使用自身货币参与贸易和金融的观点就会变得更加令人信服。货币是国家的血液，是“遗传”的印记和标识，是一国世界地位的缩影。例如，美元是美国的标识，也是其国家权力的储存之地以及“过度特权”（Cxorbitnt privilege）的来源之一。中国需要拥有国际货币来提升国力，扩大在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增强地缘政治权威，并与美国并驾齐驱。

中国希望并且需要将人民币发展为可用于境外结算的人民币，同时希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支持这一做法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外交的原因。在参与境外贸易或金融交易时，以人民币计价将减少中国企业的费用和汇率风险。因此，扩大人民币的国际用途将有利于中国的境外商业及投资活动。重要的是，将人民币发展为国际货币时，中国将减少官方储备中的美元储备，而将人民币的盈余用于海外投资和贷款——同时，如有必要，还可以用本国货币为债务进行融资。

将人民币发展为国际货币是中国的长期计划，尽管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短期的徘徊，但这一计划仍然应当保持。计划的模式非常直观：利用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推动人民币的使用，同时消除人民币在国内市场流入和流出的限制，以提升人民币在境外的可用性，即提高人民币的境外需求。历史经验显示，一种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应当由其在金融活动中的使用来支持和匹配，而允许更开放的投资和货币流动对发展货币的国际应用至关重要。

这是中国的历史突破点。考虑到由于对其系统有所影响的计划经济的遗留部分，这种遗留部分就像其对利率与汇率的管理一样，虽然它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增长动力，但是阻碍了货币的发展，因此中国更难以简单地遵循传统途径。为了让人民币实现更加自由地流动，中国必须加速机构改革和经济再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直接并立即“对外开放”。为了创造一种流动性良好的且值得信任的货币，并可以像现在的美元那样满足全球对安全资产的需求，中国需要做出以下行动：改善银行、企业和机构的内部治理，控制腐败，保持既得利益。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开放其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同时保持其独特的混合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国有控制与自由市场、国外投资、私有财产和个人主动性并存。

良好的内部治理和透明度十分关键，不仅有利于推动人民币更好地流动，还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本国货币持有者对人民币的认识，让他们感受到人民币是值得持有的货币。当前，外国人对中国的机构和政策体系信心不足，即使北京最终解除了境外参与国内市场投资的限制，国外投资者仍然对中国货币没有足够坚定的信心。

中国如何才能使其他国家相信人民币是一种值得使用和持有的货币，就像美元、欧元、英镑或日元那样呢？除了增加货币的透明度、开放性以及可计量性外，中国政府还需要向世界其他国家证明，即使是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需要，中国也不会降低人民币的外部价值，即人民币的汇率。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在何种环境下操作，人民币持有者都可以使用人民币交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同时人民币会保持其自身的价值，人民币持有者需要对此充满信心。

而当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使整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1990—2008年，中国在稳健和蓬勃发展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发展显著，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得非常不利。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管理实体经济过程中的挑战，这些挑战源于需求不足、地缘政治冲突以及自身不断增长的债务所造成的阻碍。

这一切表明，中国政府希望打破美元霸权，但并不是要用人民币体系代替美元体系。更确切地说，中国希望人民币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多元货币体系下的主要货币，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不再由美国主导。

政府如此忙碌。它能够在进行全面改革的同时而不影响社会和谐、政治平衡和金融稳定吗？与此同时，我们讨论的中心是，它能够在实现人民币目标的同时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吗？中国会如何选择？

我认为，一种选择是继续推进和加速金融改革的进程。即使加速推进，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改革也需要时间——而对中国而言，时间紧迫。因此，另一种选择是建立一种有管理的可兑换机制，换言之，在鼓励人民币进行国际兑换的同时，保持对资金流入和流出本国的控制。很多西方专家都怀疑，一种货币在流通受到大量限制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实现国际化，但中国官方评论认为，中国可以在保持资本控制的同时实现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国际化。

在本书中，我将用10章的内容展示中国及其货币的故事。我用背景介绍作为开篇，在第1章中，我首先介绍了国际货币的概念，并明确了后续章节进行讨论的框架。我发现，资本流动不仅在最近20年驱动了世界经济的转型，也导致了更多的金融不稳定性，而且使全球经济在经济危机中更加脆弱。然后，我分析了一种货币如何才能成为国际货币——尤其是美元的发展过程。最后，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讨论了中国过去30年里非同寻常的改革背景，以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如何加速了中国的改革。

在第2章和第3章中，我就中国的经济转型进行了讨论，这次转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并证明了出口和投资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在第3章中，我专门就中国的金融抑制体系进行了讨论，在这样的体系中，借款成本被人为地控制在低水平，国内储蓄率高企和金融抑制导致了中国金融业的结构性失衡。然而同时，这样的体系也维持着低效率，这阻碍改革的进行，并因此制约着人民币向国际货币发展。在这两章中，我强调了本书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中国不创造自己的国际货币而是依赖美元？为什么中国非同寻常的改革没有包括人民币的改革？

在介绍完背景后，我探讨了中国的困境，即中国成为最大贸易国却没有将自己的货币用于大部分贸易的结算（第4章）。在第4章中，我讨论了中国经济政策的两个关键特征：资本控制和有管理地钉住汇率政策。过去数年中，这两个特征创造了中国经济非同寻常的改革，保持着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并为经济快速增长和就业增长提供了动力，但同时也导致了人民币的发展受到限制。

在第5章中，我研究了非国际货币导致的成本和管理汇率的成本——尤其是充当不成熟的贷款人所面临的局限（没有能力借出人民币）。我在这一章的结论中讨论了当网络外部性和惰性对变革产生强大的抑制作用时，中国挑战美元货币体系所面临的困难。

如何创造国际货币是第6章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这一章中，我评价了在中国人民币战略的背景下，其他国际货币发展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日元。人民币战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一项为鼓励人民币的区域使用而设计的计划演变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政策导向框架。这个框架旨在通过鼓励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和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将人民币转变为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资产。在第6章和第7章中，我研究了中国相应的主管部门为克服人民币的局限性和建立人民币市场所集中采取的措施。

在第8章中，我对自人民币战略建立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进行了评价，并讨论了这一战略如何扩展到其他政策领域和行业，以及这一战略如何鼓励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使用人民币——但不包括美国。我也讨论了中国近期通过“有管理的可兑换”来开放金融部门所进行的尝试，即配额制度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

在第9章中，我讨论了中国的金融改革，并认为中国政府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改革当前的金融体系——如果他们完全有能力这样做的话；否则，放松资本流动限制，尤其是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可能会违背保持国内银行金融资源充足性的目标。因此，当前管理的可兑换将支持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与使用。

在第10章中，我进行了总结，近5年来，人民币已经成为亚洲主要的区域性货币，而人民币战略为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扩大到亚洲以外的区域创造了条件。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政策的进一步推动。然而，除非改革加速，否则人民币将保持有限的国际化，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成为国际货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民币将最终成为国际多元货币体系中的主要货币，从而降低美元的相对权重。但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人民币不会替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而整个世界也正在逐步摆脱单货币体系。

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对其自身和全世界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成功建立国际货币，那么它将开启中国资本的新纪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将会彻底转变。中国政府将此作为人民币战略的发展方向。然而，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将人民币发展为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非中国人民）都喜欢使用的货币，我们还需拭目以待。1货币是游戏规则制定者

货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它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促进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国家之间的一体化，甚至整个世界的一体化。每天都有价值约为2万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在进行着跨境流动。这些交易中近90%属于金融资本流动，也就是说，它们是资本导向的投资，而非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这些国际货币因商业或金融目的而被买卖，即使微小的汇率变动也会带来利润（损失）。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都放松或解除了仍然存在的资本流动限制。这种所谓的金融自由化是全球化的当前阶段——具有贸易往来与相互投资关系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与世界曾经经历的类似阶段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美国与西欧的许多国家都逐渐废除了很多贸易限制——1957年，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建立了关税同盟，并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但是它们仍然保留了对资本流动的控制。

不断加深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了很多国家完全开放了经常账户，这意味着货币可以自由流动并用于支付商品和服务；同时，很多国家也在逐渐开放资本账户，这意味着货币可以自由流动到拥有更多机会的地方，从而进行投资。个人、公司以及金融机构可以从国际市场借款、持有股权、分散资产，也可以在国外投资，充分利用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发展机遇。相对而言，全球投资的增长远比全球贸易的扩张明显。1990—2007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贸易增长了近5倍，然而国际资本流动总量却扩张了11倍。

随着金融自由化，信息技术的创新，以及高性能、低成本计算机的普及，货币以更快的速度流通。现在，触碰按键的瞬间就可以实现大量资金的跨境流动。计算机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增加了市场的容量，使得国际货币的高频交易成为可能，这种交易通过比人工操作迅速得多的系统自动实现。因此，近20年的全球外汇市场发展迅速，每日市场成交量就是证明。自1989年4月（首次对外汇市场数据进行统计的时间）以来，外汇交易增长了近8倍。

出于两点原因，金融全球化出现了转型。第一，货币流动为经济活动注入活力，同时创造了更多的货币，世界变得更加富裕。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观察称，1987—2013年，世界范围内的成年人人均收入每年都以高于通货膨胀率1.4%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加强劲，并且尤为显著。通过使用一项比成年人人均收入更容易获取的指标，我们发现，在1990—2014年的新兴市场，人均收入以115%的速度增长（按2010年美元实际价值计算）——从大约2 265美元增长到4 870美元。例如，在韩国，人均收入从1987年的3 000美元左右增加到2014年的25 000美元左右；在马来西亚，人均收入从1987年的不足2 000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近10 000美元。最贫穷的国家也经历了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即使很多人依旧位于国际贫困线之下，即每天1.9美元的生活标准。以加纳为例，人均收入从1987年的不足400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 600美元，但这个国家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位于国际贫困线之下。

很多人都见证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并且其中一部分人变得非常富裕。1987—2013年，世界上每位成年人按照实际价值计算的平均财富以每年2.1%的速度增长。然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见证了自己的财富以3倍于此的速度增长。亿万富翁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 800名亿万富翁，他们拥有总计近7万亿美元的财富。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整个日本经济的名义价值。这些超级富翁中的很多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处于领先地位（分别拥有251名、84名和77名亿万富翁），美国位居榜首，有540名亿万富翁。

不仅个人变得更加富裕，而且国家的财富也有所增加。在全球产业链（如中国）或能源供应链（如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生产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财富和金融资源。目前，这些国家的金融财富总计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自1995年以来扩张了7倍多，当时仅拥有1.4万亿美元），这些财富同时集中于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主权基金中。外汇储备通常用于管理和稳定汇率（我们将在第4章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以及应对货币危机。主权财富基金（由主权政府拥有的投资基金）则注重资源依赖型国家的长期发展需要：它们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要确保“国家财富”的完整。

金融全球化出现转型的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直接相关：更多的货币意味着货币更加廉价。在本章的后续部分，我将考察廉价且容易获得的货币产生的效应——它如何将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导致金融资源的不平衡和错配，使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面前更加脆弱。然而，为了同时了解廉价货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时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如何让货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哪一种货币用于国际贸易与金融

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类型的货币，从国家货币（如美元）到超国家货币（如欧元），甚至虚拟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由主权国家发行并以一国的中央银行为支撑是货币的主要特征，这也是“真实”货币与购物卡、航空里程等的不同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加密货币不是传统货币。例如，比特币并非由任何政府发行，它的供给并不取决于中央银行的决策，而是由数学算法决定的。

国内企业、跨国公司、政府、国际组织、个人甚至犯罪分子都需要货币，并用于支付国际商品和服务。目前，大约有180种官方货币，它们由主权政府发行或是由若干主权政府共同发行，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货币都能用于国际贸易。要想在国际上使用，一种货币至少必须成为在国际上被接受的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它必须在各国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中被接受。

国际货币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必须具备流动性，这意味着货币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数量来满足外界对它的需求。当国际货币的流动性充足时，世界经济运行良好，流动性可以确保国际贸易（如商品或服务的进出口）简洁、迅速地实现结算。

此外，国际贸易参与者需要在不使用时可以储藏的货币，无论是下雨还是天晴，这些货币都能够保持价值。价值储藏是货币的一项重要功能，它使得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可以进行储蓄和投资。为了使同样的货币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最大化，他们不需要在今天进行消费，因为他们能在将来用这笔储蓄购买到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这使得个人、企业和国家为了在下一阶段进行消费或投资，而在现阶段进行储蓄。例如，国家为了应对下一阶段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储蓄，如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当需要确保自己退休后的收入时，个人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即进行储蓄。储蓄还可以用于缓冲未预期到的事件或冲击。如果一国的出口突然下降，则可以用储蓄来支付必需的进口支出，如食品和能源。国家也需要持有充分的储备来应对流动性的突然枯竭，如2008年秋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的美国。在这些情形下，货币被认为能够保持价值，因而资金以货币的方式持有。

最后，由于货币也为政府部门所使用，所以最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的是那些可以作为外汇汇率参考基准的货币（如所有的货币都以美元或欧元计价）以及可以作为外汇市场干预手段的货币。这些主要的国际货币不仅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稳定性和流动性，也为其他较弱的货币提供了锚，使它们可以通过代理来实现稳定。

当今，国际货币是一种法定货币：政府依据其司法权宣布货币为法定货币。它以信用为基础，其价值与任何实物商品的价值无关，比如黄金或白银。因此，政策以及发行货币国家机构的信心和信任十分关键。外国人持有国际货币需要相信发行货币的机构不会推行降低货币价值的政策（如保持低利率以支持国内经济增长会导致货币疲软）或稳定性的政策。如果货币变得不稳定，出现大幅的持续波动，那么个人、企业、外国央行和政府就会对其失去信任，同时会将货币转换为其他更加稳定的资产。因此，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需要注入或保持对货币价值的信心。货币的价值可以通过观察货币汇率变化（它揭示了货币价值的不稳定性）的长期趋势予以确认，也可以通过观察一国长期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净债权国持有的头寸予以确认。此外，对发行国政治稳定的信任对于非本国居民持有国际货币也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哪些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呢？为什么？众多不同的因素确定了一种货币的国际用途。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及其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的份额、市场发展、偏好和习惯是最关键的。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都是由本国经济和外部条件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或曾经位居前列的国家，如英国）发行。

这些货币都满足前文所讨论的条件，它们的跨境使用和流动不受限制（或几乎没有限制），它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和兑换。以英镑为例，不居住在英国的人可以购买英镑，并用于不同的用途——从贸易到旅游，还可以轻松地在本国的银行账户中持有以英镑计价的存款。（但并非一直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对允许流入本国和流出本国且用于国际贸易的英镑数量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在中国实施此类管制的一些原因。）

此外，这些国家都拥有流动性强、多样化的金融业，关于合同履约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稳定的、可预测的政策。金融业是发展和支持国际货币发展的关键，因为国际投资者需要获得以这种货币计价的各种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上交易。同时，它们也需要发达的二级市场，以提供大量的金融工具、可用的流动性和对资本流动的有限限制。

国际货币不只是一种金融中介的工具，它还使得发行国扮演世界银行的角色，即将短期的流动存款转换为长期的贷款和投资，并且都以本国的货币计价。这种转换改变了投资的久期，并为长期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它将金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连接在一起，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它也包含了造成国内经济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以及全球经济中短期债务和长期资产不匹配而导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我们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中所吸取的教训，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和低信用评级借款者的违约——实际上是次级贷款的借款者——引发了银行系统的崩溃，并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这是怎么发生的呢？银行存款被转换为发放给次级贷款者的住房抵押贷款。随后，这些次级抵押贷款被再次打包为金融产品出售给其他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当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下跌时，这些贷款的担保或抵押损失了大部分价值，而以此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和在资产组合中持有这些产品的银行会面临崩溃。储备货币

如果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那么它就真正获得了国际地位，因为中央银行认为这种货币具有流动性和稳定性，足以将其纳入央行的储备当中。除特例外，储备货币在世界官方储备中的份额大致反映了其发行国的经济状况，并密切反映了该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情况（当然，这个特例就是中国——一个我们稍后会进行讨论的谜团）。例如，英镑占官方外汇储备总额的5%，而英国的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经济总规模的4%。瑞士的经济规模更小（不足世界经济总规模的1%），瑞士法郎则占官方外汇储备总额的0.3%。英镑和瑞士法郎是官方储备货币的一部分原因是历史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镑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另一部分原因是金融性的——英国和瑞士都是国际最大规模和最具活力金融中心的所在地。

由于瑞士的制度框架和中立的外交政策，瑞士法郎在危机时期一直扮演着“避风港货币”的角色。因为其合理的经济政策、强大的制度框架和发行国的政治（或地缘政治）稳定性，避风港货币被认为是一种尤为可靠的货币。当金融出现不稳定或地缘政治风险很高时，储蓄者和投资者纷纷转向和囤积避风港货币。

然而，这样做也存在成本。当货币需求增加时，外汇汇率也会升高，此时，一种货币过于强势会对发行国的国内经济不利。例如，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至2011年9月，投资者蜂拥而至，将瑞士法郎作为经济不确定性的避风港，瑞士法郎相较于欧元升值了近50%。2011年9月6日，瑞士货币当局宣布：“当前瑞士法郎的过度升值对瑞士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并伴有通货紧缩的风险。”瑞士货币当局的解决方案是为瑞士法郎设定升值上限，并将瑞士法郎兑欧元的最低汇率设定为1.20法郎兑1欧元，同时瑞士货币当局声明已经准备好“无限制地购买外汇”来维持该“最低汇率”。最终，这一策略被证实难以维持，2015年1月15日，在欧洲中央银行转向实施量化宽松（QE，量化宽松是一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措施，在这种措施中，中央银行以增加金融资产价格和降低其收益为目的，在市场上买入金融资产）的过程中，瑞士货币当局宣布让法郎恢复浮动。这一举动是超出预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认为这一行动“有些意外”——特别地，瑞士国家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在几周前才重申了其维持瑞士法郎钉住欧元政策的承诺，并实行负利率以维持汇率上限。尽管这一突然的举动无疑损害了瑞士中央银行过去数年建立的信誉，但瑞士法郎在声明宣布之后的早盘交易中飙升了30%。

近年来，储备货币的定义进一步细化，央行储备中持有的货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中的关键货币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是与国际货币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这些国际货币包括主要储备货币以及其他未被频繁使用且属于货币储备边缘的货币。总而言之，对于“货币是否是一个所有货币构成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问题，其认知尚不明确。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以及2015年12月被纳入的人民币，是特别提款权篮子中指定的货币，正如我在全书所讨论的，人民币不同于其他被纳入篮子的货币。它们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所发行的货币（如美国、中国、日本和欧元区）或者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发行的货币（如英国），这意味着它们的政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系统性的影响——由于它们金融系统的规模。特别提款权篮子中主导的货币是美元，拥有41.73%的份额；随后是欧元，拥有30.93%的份额。人民币拥有10.92%的份额，而日元和英镑分别拥有8.33%和8.09%的份额。我们信任的美元

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它是最重要的关键储备货币（约占官方储备份额的65%），可以用于绝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定价、开票以及跨境贸易结算。美元将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是所有货币中最为重要的。美元的主导地位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943年，美国的谈判者正准备就战后复苏展开讨论，他们认为美元“很可能成为战后稳健货币体系结构的基石”。事实上，在第二年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中，美元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标准。参与会议的国家同意将其货币钉住美元，并将汇率波动幅度维持在1%以内，也就是说，其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幅度不能超过美元的1%。美元为这个由美国黄金储备支撑的体系提供了流动性，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全世界央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在这一体系下，美元至少从理论上能够以35美元/盎司的价格兑换为黄金。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美元被置于新的多层次货币法律框架和金融关系的中心。这一框架的两个机构也在这次会议中诞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现在是世界银行的一部分）。特别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足于管理国家之间的固定汇率协定（尽管在“基本面失衡”的情况下允许进行调整），并向处于危机的国家提供收支平衡的援助（贷款）。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着两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维持关键货币的价值和保障世界经济的流动性。为了向国际支付体系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发行关键货币的国家最终陷入了经常账户赤字——反映了一国通过借入而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资金超过了国内的储蓄。由于外国投资者期望通过货币贬值来减少赤字，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削弱了对货币的信心和信任。1960年，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详细阐述了这一难题，后来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

随着人们对主要储备货币的信心开始减弱，其他国家需要减少经常账户盈余，以使他们的货币升值或是转换为其他储备资产。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由于所有其他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转换为其他储备资产并不可行。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准备减少经常账户盈余或允许其货币升值，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就会继续扩大，进而降低对美元的信心。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坚持认为其同盟国会通过通货膨胀或货币升值来进一步降低经常账户盈余。另一方面，欧洲和日本则认为率先行动并减少大额赤字是美国的责任——美国是通过发行美元融资的。他们拥有的一项共同手段用以抑制美国政策的自主权，即要求将累积的美元资产转换为黄金。但是，这相当于一个“核选项”，因为它将对美国和西方同盟国的外交关系造成巨大损害。这一策略同样也可能导致大量的资本损失——美元多于黄金，因此不可能将所有央行持有的美元兑换为黄金。这导致大多数政府不愿意要求将所持有美元进行兑换。最终，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决定暂停美元的可兑换性，并让货币市场决定其价值。欧洲和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结束的事实。

然而，尽管美元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最明显的就是来自欧元的挑战），但它仍然是个人、企业和国家愿意持有的货币。虽然冷战后的世界发生了变化，但国际货币体系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美元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总而言之，对于寻求稳定和安全的庇护以预防金融冲击和地缘政治风险的非美国居民而言，美国的经济规模，流动性强、多样化的金融市场，稳固的公共机构和有效的法律体系使得美元依旧是具有吸引力的货币。交易习惯、网络外部性和货币转换的惰性也是美元取得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阻止了其他货币形成有效的网络而威胁美元的主导地位。

因此，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非美国的美元持有者相信，美国货币当局会迅速地在不让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满足流行性需求。由于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它需要大量的供给来满足其可获得性，并且是以远大于任何其他国际货币的数量。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意向和行动受到其他发行国际货币的政府和央行更加密切的关注。

理论上，如果投资者认为他们的最佳选择是被迫放弃美元资产，则其信心和信任的损失会引发大量的资本外逃——简而言之，就是带上钱逃走。不受控制的资本外流和投机冲击会威胁主要国际货币的稳定性，并且最终威胁到货币发行国。例如，当英国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度时——随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投资者由于担心英镑崩溃，开始将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然而，各国政府进一步通过施加贸易和外汇操作的限制作为回应，这标志着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的崩溃。

然而，实际上，其他国家的人通过美元的涨跌变化维持着对美元的信心。在金融危机之前，他们对美元的需求增长强劲。例如，美元在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潜在需求在1990年和2008年分别增长了10%和20%，增长幅度超过了美国经济。这一需求在2008年之后也没有明显下降，尽管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发生崩溃，但美元依旧是众多外国投资者希望持有的避风港货币。2011年，投资者对美元的需求超过美国GDP的23%，5年后该比例约为17%。事实上，他们最终除了美元别无选择，这也揭示了为什么非美国个人和机构不管美国国内的政治及其对货币产生的短期影响如何都继续持有美元。当货币变得廉价

金融自由化使得个人、企业和政府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金流动，支付商品和服务，投资高增长的经济体或产业，以及以最有利的利率进行借款。当借款条件宽松时，货币变得更容易获得，同时借款的成本（利率）下降，因此货币变得廉价。这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早期的扩张时期所看到的情况，这一时期被称为“大缓和时期”（Great Moderation）。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和较低的石油价格，美国和欧洲的消费价格指数降到历史新低。央行将维护价格稳定作为重要的使命，受抑制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为央行维持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降低利率和借款成本）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廉价货币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也带来了重大的风险。首先，它鼓励过度的信贷增长，进而产生无法维持的消费和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数年，信贷已经较容易获得（尤其是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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