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波音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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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试读：

透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以及史书通常以华夏王朝的更迭为主线，来展现中华文明的面貌。然而，要想真正了解并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仅仅观察华夏的文明进程，仅仅以华夏的视角观察中华文明，是片面的。

原因在于，史书大多是华夏文人书写的，他们往往站在华夏的视角看待华夏、看待草原。而草原世界早期没有发明文字，即便后来有了文字，其文献的生产量也远远不能与华夏相比。草原和草原族群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而且，史书中展现出来的不同区域的文明面貌，对华夏来说出自一种自我观察的视角，而对草原来说，出自一种旁观者的视角。不足为奇，史书中的华夏更多地被描述为文明的高地，即使华夏被外来势力征服后，史书的书写者也试图通过对“正统”的重新解释，把成功入主的外来统治阶层纳入自己构建的文明体系之中。

而从旁观者的视角看，草原往往被描述为蛮荒之地，游牧民族经常被赋予“野蛮人”和“掠夺者”的形象。游牧民族对于自身的认识、他们在面对华夏时的策略、他们对华夏的看法，由于视角的问题，被史书长期忽视、误读甚至歪曲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俯视中华文明的全貌，就要跳出“庐山”观察。

本书试图更为全面地反映中华文明漫长的融合历史，尽量客观地描述中华文明如何从4000多年前星星点点的史前文化据点开端，经过漫长的融合过程，逐渐扩大到元明清时代的规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生产环境里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如何接触、互动、交流，共同谱写了文明融合的篇章。

本书所说的“草的世界”（草原文明）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本书所说的“禾的世界”（华夏文明）同样不止包含了狭义的平原农耕区，而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

以清朝鼎盛时期的版图看，北方草原带加上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其面积已经超过了“禾的世界”的面积，如果前者加上青藏高原，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虽然在人口和物产上，农耕的“禾的世界”一直拥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草原的优势在于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事力量，这足以使草原与华夏成为对等的两大区域文明，忽视任何一方区域文明的影响力和历史贡献，都无法清晰解释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于是，本书探讨的核心主题是，相隔万里的古人们何以超越了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弥合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方面的巨大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

要明晰这个主题，就不能只从华夏视角观察，或只从草原视角观察，而应该是多视角的。

本书并不是要否定华夏的视角，华夏文明数千年来的辉煌灿烂，已经无须赘言。广阔平原上的农耕经济哺育了众多人口，这一区域的文明早已公认为全球主要的古代文明之一。本书也不是完全从草原的角度来重新书写中华历史，因为从任何单一区域文明的角度来解读古代中国，都只是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文明的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本书尝试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从多个视角来观察华夏与草原的历史演进，探查不同区域文明的历史细节，展现各区域文明之间生动的融合过程，特别是对中国历史走向影响巨大的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长达数千年的碰撞、互动、融合过程。

本书大体上以4000多年来的中华文明的演变为主线，从“满天星斗”的史前文化时代一路走过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清，也一路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统的清朝，及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的清末民初时期。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偏向草原文明的视角，主要强调了不同文明如何协调自身，如何呼应对方，如何选择文明的发展方向。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有着超越自己学识水平的贪天之念，意欲对中华文明融合过程进行一次整体上的简要梳理，不仅从各种区域文明的视角出发，还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因此必然错误多多。希望读者能够原谅笔者的学识短浅，理解笔者所强调的多视角解析文明融合的殷殷之意图。

本书文字上力求通俗有趣，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华历史与中华文明，既有丰富的故事性，也有一定的思想性。希望本书对于读者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能够有所帮助。

感谢在此书从酝酿到出版的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所有人，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感谢我的家人，感谢创造了辉煌中华文明的祖先们。波音于汗八里/北京第一章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在那久远的上古时代，大陆是广阔的，人烟是稀少的。最早涌现的那批人类文明，就像是宇宙中的繁星一般，散落在凡间广袤的大陆上，彼此相距遥远，交通不便。

当时的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个族群的人不多。即使到了距今1万年前左右，也就是农业出现之后，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仍然耕种、狩猎和采集并重，因为早期的农作物产量很低，整个族群靠单一的生产方式是无法存活的。

随着人口数量缓慢增加，大陆上终于出现了一些光彩夺目的早期文化。如果我们穿越回四五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会遇到许多繁荣而有趣的文明。

比如在今东北地区南部的辽河流域，有小河沿文化，它可能是承袭了更古老且神秘的红山文化。后人在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出土了各种精美玉器，其中的玉猪龙被很多人看作中华文明最早的龙的形象。

再比如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区域的龙山文化，那里的古人可以制造出轻薄而坚硬的黑陶。更有位于黄河北部山西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那里拥有规模巨大的城市，人口密集，汇聚了周围各种文化的精华，人们甚至猜测陶寺遗址可能是传说中的“尧都”。

把目光转向南方，辉煌的良渚文化一定会令你惊叹。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至钱塘江流域，其中位于太湖流域、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有着水利系统、宫殿、祭坛以及鲜明的城乡体系。在良渚古城中，市民住在类似城墙的环形区域之上，贵族则居住在人工堆砌的土台上，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居住在古城之外的多个村落中，形成了鲜明的城乡分割。在良渚古城中发现的玉管、玉珠、玉料以及一些制玉工具证实，良渚古城内的居民已经不是农民，而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制作的玉器、漆器、精致的陶器、象牙器以及丝绸集中出土于高阶层人物的墓葬中。良渚遗址的大型墓葬群及里面的精美玉器、土筑高台和祭坛令人叹为观止。

考古学家把这个时期的中华文明状况称为“满天星斗”。

在那个时代，各种绚烂的文化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中华大地，它们之间已经不像是1万多年前地球冰期刚刚结束时那样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互相之间有了交流。人们会彼此交换陶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物品，把自己的文化传输到遥远的地方。

似乎假以时日，各个地区文化再继续各自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它们也许真的会逐渐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中华古文明？

接下来竟风云突变，打碎了人们的美好幻想。

在距今4000—3500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华大地上的许多古文化突然间消失了。

先让我们顺着长江逆流而上考察一下当时的古文化消失事件。良渚文化于距今5300年前兴起，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与良渚文化的衰落时间类似，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的兴盛期为距今4600—4000年，长江中上游成都平原上的宝墩文化的兴盛期为距今4500—4000年，都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了。

接下来，让我们离开长江流域，去看看北方的情况。黄河上游曾经有个齐家文化，畜牧业非常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羊、狗、牛、马等，尤其是养猪业最为兴旺。齐家文化在制陶、纺织及冶铜业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可惜，发达的齐家文化在距今约3700年前走向消亡。

此外，更北方的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在距今3500多年前也走向了衰亡。

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期，大量的中华古文化都走向了衰落，古文化的群星变得暗淡了。

就在各古文化走向衰亡的时候，有一处的文化不仅没有衰亡，反而越来越繁荣，这就是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文化，其代表就是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兴盛年代约在公元前1750—前1530年，从时间范围看属于传说中的夏朝中晚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是一座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城市，在那里还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随葬品，这说明在那时，龙作为图腾形象已经开始确立了。

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遗址，但是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里的考古发现与商朝的许多特点有关联，可能属于商朝建立之前早期商人的城市，并不是传说中的夏朝的都城或城市。

如果说中华文明曾经在4000多年前有过“满天星斗”的景象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距今3000多年前的阶段，则是“月明星稀”：华夏文化是一轮耀目的月亮，照亮了当时的文明夜空，而周围的文化相对于华夏，则是光亮较弱的星星，它们中的大部分甚至还达不到数百年前当地文化的发达程度。

这就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月明星稀”之谜。衰落的那些文化繁星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变故？

为了解释“月明星稀”之谜，考古学家试图还原那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走向衰落的南北古文化，衰落前都从相对定居和农耕的生活状态，变成了自由迁徙的生活状态。

原本良渚文化获取肉食主要靠饲养家畜，渔猎活动只是辅助，可是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当地的一些后起文化反而主要以渔猎的方式获得肉食，家畜饲养变少了。我们知道，家畜饲养代表了定居的文化，渔猎则代表要经常迁徙。

位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也有这样的趋势。齐家文化时，养猪业比较发达，养猪代表余粮充足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可是后来出现的文化反而不怎么养猪，他们的陶器也比之前的齐家文化小。所以，后来者更容易迁移。

与此同时，辽河流域的古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农业聚落，很可能转为游牧生活了。

大量古文化都从定居转向自由迁移，说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动荡。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现象，往往意味着一种外来文明或外来民族突然闯入，引发了许多部落的迁移，涉及广阔的地域。“月明星稀”现象也许是外来民族带来的大动荡造成的？

外来文明入侵导致迁徙的事例的确古已有之，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约4000年前的东亚一片广阔的土地，至少包括了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真的会有一个古老文明在较短的时间里席卷了如此广袤的东亚大地吗？

不太可能。

而且，外来文明侵略往往会带来本地文化的剧烈变化，会有大量新的文化元素侵入，可是考古学家目前在各地遗址中并未发现文化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真正能够在广袤的大地上“兴风作浪”的因素，可能并不是外来文明，而是气候。只有气候变迁能够影响如此广阔范围内的人类和文化。

然而当考古学家考察古文化衰落时期的气候时，却得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候变化趋势。比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走向崩溃，看上去与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持续洪水有关。那个时期，太湖的水域和森林、草地面积明显扩大了，这说明当地气候变暖，降雨量加大，带来了植被的繁盛和水域的扩大，甚至洪水滔天。

但是对于辽河流域的夏家店文化，看上去却是由于气候变冷导致了古文化衰落。原本辽河流域及其周边分布着许多农业聚落，有石头围起的许多建筑。可是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这些农业聚落逐渐被遗弃，当地人类活动也日趋减少，这从当时留下的遗迹变少就可看出来。对这种农牧交界区域来说，气候变暖会带来当地农业聚落的繁荣，气候变冷才会让农业聚落萧条下去，这里古文化的衰落显然有气候变冷因素的影响。

如果约4000年前气候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那到底是变暖了，还是变冷了？

此外，用气候变迁来解释“月明星稀”现象，还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二里头文化，不仅没有受到这次广泛的气候变迁的打击，反而不断走向繁荣呢？

那个时代的古人甚至还没有发明文字，或者最多只有文字符号的雏形，因此不可能留下当时的气象记录。没有古代文献，要了解约4000年前的气候变迁，我们只能借助今天的科学技术了。

科学家发现，一些古老湖泊底部沉积了上万年的泥炭层，每个时期的大气降水都会对当时形成的泥炭层中的碳同位素产生影响。所以，通过研究湖泊泥炭层中碳同位素的变化，就可以推测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降水量。降水量和气温是气候的两大重要指标，同时降水量的变化和气温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科学家还知道，影响中国东部降水量的主要气象因素，是我们经常在天气预报中听到的一个词语——副热带高压。

副热带高压是地球大气环流的一个重要系统，一般位于地球南北纬30度附近的副热带大洋上空，它对附近区域的水汽、热量的输送和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靠近亚洲大陆，对中国东部、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地区气候有着重要作用。

不夸张地说，中国东部的气温、降水的变化，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它也对中国的漫长历史产生了隐秘且至关重要的影响。

具体说来，当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于偏北方的位置时，北方地区降雨会比正常年份多，而南方地区降雨会比正常年份少；反之，当它处于偏南方的位置时，降雨的情况就是北少南多。所以，我们可以形象地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称为“东亚雨神”：它偏向某个方向，邻近的大陆就会有更多降水。

科学家根据泥炭中碳同位素数据分析，在距今约4800—4200年，也就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时期，“东亚雨神”长期位于偏北方的位置，这一时期，中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夏季可能持续多雨，并可能出现洪涝灾害。长江流域的夏季降雨则可能持续偏少，出现相对干旱。这样的降雨分布对中华大地上的早期文明来说，可谓福祸不同。

对东北地区乃至延伸到今内蒙古地区来说，本来正常年份降雨是较少的，降雨增加利于农作物生长和产量提高，对当时的文明来说是好事。而对长江流域来说，本来正常年份降雨是较多的，这个时期降雨有所减少，略微干旱的气候有利于河网密布、沼泽泥泞的长江流域泥土干化，出现更多适合耕种的土地，对那里的文明来说，也是好年景。

相对来说，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就较为苦恼了，他们相对靠近北方的纬度位置，加上有一条大河水系在该区域流过，所以降雨增多带来了较多的洪涝灾害，给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不少麻烦。

以上就是4000多年前古文明“满天星斗”时的气候分析。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降雨量分布有利于南方和北方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对中原文明略不利。

天有不测风云，根据湖底泥炭层分析，距今约4200年前，东亚大气环流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东亚雨神”结束了自己长达约600年的“北居生活”，开始向南移动，转为“南居生活”。请注意，在接下来的约1600年里，也就是距今约4200—2600年，它都将位于偏南方的位置。这段时期大概相当于传说中的夏朝到春秋时期。

于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东部大陆上的气候，特别是降雨分布发生了重大改变。东北、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由长期降雨偏多转向降雨偏少，而长江流域则降雨偏多起来。

可以想见，东北地区的人们发现生活变得艰难了，降雨减少给他们的旱地农业带来了沉重打击，让他们原始的农耕文明慢慢衰落下去，一部分人被迫向南迁徙，留下的人可能转向了狩猎、采集和游牧生活。而长江流域的人们也发现日子不好过了，降雨太多让他们的家园变成了一片泽国，适合耕种的田地变少，他们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农业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别的地方谋生。

风水轮流转，此时黄河流域的人们兴高采烈起来，肆虐当地的洪涝灾害过去了，降雨量也比较适中，利于农业的开展。于是在北方和南方的诸多文明相继遭受重创、逐渐暗淡的时候，黄河流域的文明如同一轮圆月，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空，文明的光芒照耀着大地。

这就是中国东部地区早期文明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剧情，这个剧情的主角是气候变迁，是“东亚雨神”的南北移动。

这个剧情版本和真实的人类文明剧情是一致的吗？只能说，用气候变迁来解释“月明星稀”比起外来文明入侵，更有科学依据一些，更靠谱一些。而且我们要知道，越是远古时代，古人的科技水平越低，对抗环境变迁的能力越低，因此古文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就越大。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时代，气候变化对古文明的影响，很可能会是决定性的。

不管怎样，在四周古文明相继暗淡的时候，华夏文明的一轮明月升起了。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一下这轮明月的文化景色。

初升的太阳照向了伊洛河，河水泛起亮色，河北岸的高地也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这块高地就是二里头，我们正穿越回3500多年前。

二里头是位于今河南的伊洛河北岸冲积平原最南端的一块高地，四周则是平坦、肥沃的泛滥平原。如果视野放广一点，我们会发现二里头及其周围地区坐落在群山环绕的一块盆地中，盆地的北面是连绵起伏的邙山，南面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岳嵩山。

这是一片安居乐业的土地，但二里头的居民可能并不知道，就在几百年前，这里曾经爆发了汹涌的洪水。洪水并不是二里头局部的现象，在整个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甚至淮河上游都洪水滔滔。我们有理由认为可怕的洪水与“东亚雨神”有关。

这次大洪水事件给当时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以沉重的打击，却也改变了二里头地区的地貌和水文，劫后余生之后，这里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冲积平原土质肥沃，有利于早期农业的开展。

二里头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中，最多的仍然是土生土长的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但早期居民在农作物品种上是多多益善的，也种植大豆和小麦。大豆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种植规模和比例虽然不突出，但相对稳定。这里的居民并不知道，他们当时种植的小麦其实来自遥远的西方，起源于西亚。到了二里头时期，小麦已经变成了中华文明一种重要的农作物。

东亚的二里头种上了原产西亚的小麦，说明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东西方就已经存在了交流。

有趣的是，二里头还种植水稻这一原产于南方的农作物。这是因为当时二里头地区的气候并不像今天的河南这样干旱。3500年前，这里的人们生活在较为暖湿的亚热带北缘自然环境下，气温比今天高，降水也比今天丰沛。据估计，当时二里头的年平均气温约为16摄氏度，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左右。如此暖湿的气候让二里头的平原上分布了相当多的积水洼地，这些地方不适合种植耐旱的粟、黍、麦等，却是种植水稻的理想水田环境。因此在二里头时期，这里水稻的种植面积比此前有所扩大。

粟、黍、麦、豆、稻，古代中国所谓的“五谷”在二里头全都齐了，可以想象二里头秋收的时刻，真可谓五谷丰登。

早期先民的生活当然不会那么惬意，当时各种农作物的亩产量是很低的，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必须想尽办法获得更多的食物。

二里头文化时期，人们的肉食已经不再主要依靠狩猎，家养的牲畜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肉食。比如说家猪，早在二里头文化之前3000年，野猪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经过驯化变成了家猪，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先民们有了更多的剩余粮食和残羹冷炙给猪食用，因此家猪的养殖变得很兴旺。

总之，二里头先民的肉食菜谱十分丰富。贝类、鱼类、爬行类、鸟类，只要能获得的肉食，他们来者不拒，当然最主要的食物来源还是哺乳动物，特别是猪、牛、羊这几种家畜，以及野生的梅花鹿。

有了充足的食物，早期文化的繁荣就有了底气。占据天时与地利的二里头文化不愧是中华文明早期文化中的一轮明月。

一座巨大的夯土“城市”傲立在二里头高地上，俯视着周围的平原和河流。这是一座井然有序的大型建筑群，有着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还排列着多座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格局。

二里头的道路十分宽阔，外围大路最宽处超过了20米，主要建筑之间也有通道相连或相隔，比如考古学家发现，在东西并排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之间，就有宽约3米、长达百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面下，还有木结构的排水暗渠。其中一处基址是一座多进院落的组合式建筑，它的南院和中院有多座东西并排的墓葬，而北院发现了有积水迹象的大型池塘遗迹，当年这里也许是一片美丽的宫廷池塘，蛙鸣鱼跃蜻蜓飞。

当时的二里头社会已经是一个阶层井然的社会，在宫城周围特别是宫殿区以东区域，居住着二里头的贵族们。从出土的一些较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后人可以推断出他们身份高贵。而在这座“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则是一些小型的地面式或半地穴式建筑，在小型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陶器，说明这个区域是二里头一般先民的生活区。

二里头先民不仅忙碌地在田地劳作，在丛林狩猎，他们也在“城市”里辛苦工作着。从宫殿区向南200余米的位置，就是他们的一处重要的工作场所——铸铜作坊，面积竟然达上万平方米左右。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使用时间长，包括了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展现出当时的铸铜工艺设施已经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这其实并不奇怪，二里头时期属于青铜时代，铜器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二里头又不仅仅是一处“城市”，它实际上类似于首都，统治力向外辐射，控制着四周广阔区域，因此二里头有需求也有能力长期维持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

而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一处作坊，这是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这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

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应该都有围墙包围着，说明当时对这些重要生产部门的管理较为严格，很可能是由统治阶层直接控制和管理生产。

然而，二里头自身并没有铜矿和绿松石矿。在铸铜作坊里，如今所见都是熔炼渣，说明这里只负责进行青铜的熔炼和铸造工序，而开采矿料和冶炼矿料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至于绿松石矿，可能来自向南几百公里（千米）之外的山区，那里有绿松石矿的矿带。矿石来自远方，也佐证了二里头作为都邑的控制力是很强大的。

对神灵的崇拜，是科学不昌明的远古时代的普遍现象，二里头先民也不例外。在“城市”的中东部，也就是宫殿区的北方和西北方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先民可能就是在这些祭祀点，祭拜先祖和神灵。或许他们在参加仪式的时候，会带上精美的绿松石装饰品和光亮的青铜器物，祈祷神灵保佑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风调雨顺，人丁兴旺。

从二里头文化的辐射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盉、爵等，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经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发现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发现于今四川到今浙江的长江流域一带，向西扩散到黄河上游的今甘肃、今青海一带。

更有意义的现象是，从出土位置上看，二里头传播出去的这些陶器、青铜器，并不是距离二里头越近，出土就越多，这些礼器往往出土在二里头文化扩散的远方，尤其是与其他古文化的交界处附近。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扩散现象呢？

这是因为，礼器和普通日用陶器的扩散方式是不一样的，礼器的作用是连接了二里头文化涉及的各个地方的中心据点，它们的传播其实是在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进行的。换句话说，二里头文化在当时已经与南北方广阔区域的族群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且对各地的族群有着重大影响力。

这样的扩散现象揭示出当时的二里头政权的一种策略、一种观念。二里头文化应该不可能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去远距离征服从燕山南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像我们不认为有外来文明依靠武力制造了“月明星稀”的文化景象一样。但二里头政权显然并不满足于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统治区域，而是想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拥有影响力。

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广阔区域？那就是——文化输出。

二里头政权的确利用自己的文化输出，用原始的礼器和礼制，在文化层面上，在广大地区实现了初步的文化融合。正是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广大地区在文化上的融合现象，有些考古学家指出，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看作“最早的中国”。此中国并非是疆土的统一体，而是在文化上的趋向统一。

换句话说，在以中原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广大区域中，文明的融合首先是从文化上开启的，而不是武力先行。

二里头文化是一种以农耕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农耕生产方式是古代先民一种极为重要的谋生手段，本书将把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地区称作“禾的世界”。在秦汉时代形成了长城以南的广大政权后，我们可以整体上将这片区域称为“华夏”，从整体上看，华夏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域，属于禾的世界。

距今3500多年前，北至燕山山脉，南达长江流域，西到今甘肃、青海，东临大海，以中原为核心的“禾的世界”在文化层面上的融合已悄然开启。中华文明融合的重要剧目开演了。历史贴士·商朝人没听说过夏朝

对夏朝，中国人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根据历史传说，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世袭制国家。根据史书推断，如果夏朝真的存在，它的时限在公元前21—前16世纪，可能是多个部落联盟组成的较为松散的国家。

但对考古学家来说，一提起夏朝，却令人伤心。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尊为上古第一朝代的夏朝，竟然找不到支持其存在的现实证据。

首先是没有找到夏朝人的文字记录。其次是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的形成年代，基本都比传说中的夏朝晚了好几百年，特别是系统记载夏朝历史的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写作时间更是比传说中的夏朝灭亡的时间都晚了约1500年。

按照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则，当时的人叙述当时的事，称为第一手史料，价值是最高的。如果后期的记载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距过于久远，记载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

更让人生疑的是，史书上都记载商朝推翻了夏朝，取而代之。那么，商朝人留下了大量的甲骨文记录，这些甲骨文充分证明了商朝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关于改朝换代、光宗耀祖的“推翻夏朝”的重大事件，甲骨文里竟然没有一处提及。更诡异的是，商朝人的甲骨文里连“夏”这个国名或者族群的名字都没有。

虽然商朝人在甲骨文里根本没写夏朝如何如何，但是对商朝建立前的那段岁月还是有记述的，而且特别赞颂了他们的先祖多么多么伟大。这其中就记载有一个叫王亥的商族人首领，甲骨文里尊称他为“高祖”。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提到了商族人的先祖王亥这个人。

更有趣的是，在一本叫作《竹书纪年》的古书中也记录了王亥，而且讲述了一个故事：王亥赶着牲口去做生意，结果被人杀死，他的儿子甲微，也是商族人的先祖之一，向河伯借兵，为自己的父亲报仇雪恨。《竹书纪年》发现于战国时期魏国君主的墓地，所以躲过了秦始皇征服六国后焚书坑儒的浩劫。这本书的一些记载与《史记》等著作有出入，但是甲骨文发现后，学者们发现《竹书纪年》对商朝国君的次序、名字的记录比《史记》更符合甲骨文记录，因此这本古书的史料价值很高。

如此看来，在汤建立商朝之前，商族人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文明，而且后人还把一些事迹记录了下来。商朝之前，应该还有许多部落和商族人一起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当时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出现一些强大的“方国”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其中是否有一个非常强大，统治了很大范围的夏方国存在呢？

从商朝甲骨文的记载看，商朝人并没有用“夏”来指代当时任何一个方国，当时的人也没有所谓的朝代的概念，在他们的观念里，天下是由许多类似于本国的方国组成的，只是有的强大一点，有的弱一点。商朝人似乎完全不知道有个夏朝存在，但这不代表夏朝就一定不存在。

为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国家于1996年5月16日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2000年11月9日，项目组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认为夏商周始年是公元前2070年。但是关于这一说法，国内外学界存在不少争议。

夏朝真的存在吗？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答案。商周天下：中国与四方

商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朝代，在夏朝并无确切考古和文字证据的情况下，目前许多国内外学者把商朝看作中国最早的朝代，并认为中华文明从商朝开始，逐渐进入了统一国家的门槛。从时间上看，二里头文化的后期可能已经进入了商朝的时代，两者有所承接。

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考古证据不足，围绕商朝这一古代文明，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其中一个有趣的谜团就是：商朝的地盘有多大？

湖北黄陂盘龙城紧邻长江，1974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商朝遗址。这是一座典型的商朝城市，里面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发掘出来的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考古学家在郑州附近的商朝都城遗址里的所见相同。

从湖北黄陂到商朝的核心地带即今河南黄河流域，可谓相距千里，如果这里的商朝遗址也在商朝的版图内，那么商朝的疆域之广真是太惊人了，光是从都城向南就扩展了至少千里，更不用说还有北面、西面和东面的疆土了。从这座长江边的商朝城市判断，商朝的疆域似乎很广大。

然而根据周朝初年的文献记载，周武王伐纣灭亡了商朝之后，在原来商朝的王畿区设立“三监”管理，即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商朝都城，并将商的王畿区划分为卫、鄘、邶3个封区，分别由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统治，总称三监，以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这三监的具体地域范围，大概在今河北中南部、今河南大部，以及今山东局部地区。这个范围就是商朝晚期商王直辖的控制区域了，也就是方圆一二百公里的一片面积不大的区域。由此看来，商朝的疆域似乎又很小。

那么，商朝的地盘到底有多大呢？

有考古学家指出，商朝的王畿区和整个疆域并不是一个概念。根据商朝甲骨文记载，商朝把国土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就是王畿区，即商王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而外服则是周边臣服于商朝的一些方国。有些学者认为，如果把这些方国也算入商朝的疆域里，那么商朝疆域的确十分广大。

不过从甲骨文记载分析，我们真不能高估了商朝外服的地盘，因为商朝周边那些方国，基本上都没拿商朝当“天朝上国”，它们屡屡与商朝兵戎相见。

就拿商王武丁来说，他在位59年，以武功最为显著，按说那时候商朝不弱了。可是就在武丁的时期，商朝的西北，即今山西一带，居住着几个强大的部落，比如工方、土方和鬼方这几个方国，它们与商朝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在一片甲骨上，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大意如此）：有一天，坏消息从西方传来，工方侵入我方领土，掠走75人。另一天，占卜师问，未来10天还平安吗？商王看了卜骨上的裂纹后说，有麻烦，可能会有不幸的事发生。过了几天，果然有坏消息了，土方又攻入我方西部领土，占了我方两个邑。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武丁时期，而且在不到一个月内边境频频告急。

为了平定西北方向的威胁，武丁动员了5000名将士，首先选择对土方用兵，还与自己的妻子妇好一起出征，终于擒获土方首领，并使其余部远遁。平定土方的威胁后，武丁转而进攻势力更大的工方。这个部落似乎是游牧民族，向来出没无常，很难寻觅。为了达到打击工方的目的，武丁几乎每次战役都亲自出征。甲骨文中记载，武丁曾多次向祖先占卜询问，究竟应该征集5000人还是3000人进行讨伐。

商朝最大的一次征兵数额记载，是商王带兵万人，加上妇好的3000名将士一起出战。这样的军队规模，已经占了当时商朝总人口的1/10，几乎可以算是举国作战了。

商朝其他方向上也都是不好惹的主儿。为了稳定国家，武丁曾经大举讨伐南方的荆楚和更靠西北方向的鬼方；妇好带领军队参加过对羌方、土方、巴方和夷的一系列战争。商朝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宗族武装，兵员来自各宗族，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争的时候跟随本族首领，在商王的带领下出征。

总的看来，四周这些方国都和商朝是敌对关系，肯定不属于商朝疆域。商朝就算有某些方国“小跟班”，其实力和疆域应该也十分有限。

商朝地处中原地区，从好的方面说是身处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但是从坏的方面说，四面受敌，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国际生存环境太恶劣。商朝的灭亡也归咎于这种糟糕的国际环境。

商朝晚期，威胁主要来自西方和东方。在西方，周人的势力崛起，拉拢各个方国准备向商朝的地盘发展；在东方，夷人势力大增，频频入侵。夷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方国，而是分成了许多国家，包括夷方、林方、盂方等，分布在今山东、今安徽等地。早在商朝中期，几任商王就曾经兴兵伐夷。

而到了商朝晚期，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在位时，夷人的威胁让帝乙不得不亲自东征。这次出征在甲骨文中有大量记载，商王带领大军，联合了诸侯攸侯喜的军队，用了130多天对夷方和林方作战，然后又花费了同样的时间返回都城。但是显然这次大规模会战并没有解决夷人对商朝的威胁。直到商朝末年，商纣王仍然不得不继续派出重兵，向东南方向的夷人进攻。

公元前1046年，西面的周人趁商朝的大军在东南被夷人牵制，王畿空虚之际，挥兵东进，直逼商都朝歌。商纣王仓促应战，与周人的大军战于牧野。留守商军终因兵力悬殊而被击溃，商纣王败亡后收拾美玉金帛，和娇妻相拥自焚而死。驰骋中原几百年的商朝就此终结。

商朝的灭亡告诉我们，自始至终商朝都处于强敌围绕的尴尬局面，商王控制的区域不会比王畿区大多少。其实商朝人自己也很谦虚，用甲骨文记载战争时，称呼自己为“商方”，意思是本国与其他方国都是平起平坐的，强不到哪里去。

既然商朝的疆域十分有限，那么我们怎么解释长江边上出现的商朝城市盘龙城呢？盘龙城显然是商朝的贵族率领一批人马建造并长期经营的，这个远离商朝疆域范围的孤城肯定负有特殊的使命。

商王们虽然也希望扩大疆土，但毕竟国力有限，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融合在自己的版图内，恐怕商王做梦也没这个奢望。他们的现实追求是疆域之内的安定和周边“国际环境”的和睦。有没有事半功倍的方法呢？

正如二里头文化借助文化输出来扩大自身影响力那样，商朝历代君王一定也明白文化输出的重要性。

文化输出就要拿出独特的“文化创意产品”。考古学家经常说，没有青铜就不成商朝。

商朝铸造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包括重达800多千克的后母戊鼎。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中，青铜器共有468件，其中青铜礼器就有200余件。我们后人看到妇好墓的随葬品，觉得大量的青铜器让人目不暇接。那么真正的商王的大墓中，青铜器随葬品该有多么辉煌？虽然现在的历代商王大墓早就被盗，空空如也，但我们可以猜想，历代商王在下葬的时候，青铜器随葬品比起他们妻子的随葬品要档次更高，也更加丰富。

要铸造青铜器，就需要有高质量、大批量的铜矿。商朝疆域内的铜矿远远不能满足铸造青铜器的需要，于是任何有铜矿的地方，就成为商朝人垂涎之处。而长江中游地区，正是铜矿富集的区域，为了获得那里的铜矿，商王必然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一些考古学家推测，黄陂的商朝城池应该就是商朝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而建立的。通过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商朝人可以获取珍贵的铜矿资源，当然也可以顺便收获长江流域的一些其他资源。

可以想见，商朝人为了控制铜矿和其他资源而建造的孤城不会只有一座。所以除了王畿区外，商朝在广袤的大地上也建设了一些据点，它们大多是为了获取资源而兴建。因此，商朝所谓的“疆域”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国家疆域，商朝的疆域不是一个整块，而是以都城为中心，控制了一小块王畿区，然后四周远近分布着几个或几十个归属于商朝的诸侯据点。这些据点间的空隙地带并不一定听命于商朝，有可能是人烟稀少的“无主之地”，或者控制在与商朝敌对的方国手中。

疏而有漏，这才是商朝疆域的真实情况，这才是商朝的“天下”。

青铜器对于商朝人的国内稳定和国际关系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从国内来说，商朝人祭祀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没有青铜，祭祀典礼就没法进行，商朝人的社会生活也就乱了套。所以商朝贵族们都将祭祀时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青铜器，视为圣物世代保存。在这种情况下，青铜制造的“锅碗瓢盆”就不仅仅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的必需品。没有青铜器，商朝就不成国家，商王也就无法治理本国。

面对周围的方国，青铜器是商朝“国际外交”的重要文化输出物品。由于青铜器制造技术掌握在商朝人手中，属于一种垄断高科技，通过赐予或者不赐予青铜器，可反映商朝与其他方国之间的亲疏远近，友好或敌对：“想要青铜器吗？那就和我们站在同一阵营吧！”

比如，考古学家在今山东济南的老城区附近发现了商朝的墓葬群，出土了一些青铜圆鼎、方鼎，有些青铜器上还带有族徽和铭文。这说明商朝时期济南地区的“据点”与河南安阳商朝“本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商朝很可能是通过拉拢这里的部落，来达到控制遥远的东方大片区域的目的。

商朝不论是疆域还是文化影响力，都要比二里头文化大，甚至在长江流域都建有飞地，但实事求是地说，商朝并没有让广阔区域的族群都认同它的权势和文化。因此，说商朝建立起了真正的朝代，总是感觉很勉强，它只能算是一个正在迈向朝代级别的地区性政权。

中华文明中“天下”概念的初次形成和传播，是周朝时候的事情了。

周朝吞并了商朝的疆土后，把陕西、河南、山西这些远古文明区域整合起来，再通过向四周扩张、建立军事据点的方式，实现了疆土的扩大，以及更大范围的间接统治，同时继续发展和传播礼制文化，在广阔的区域内建立起了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而且，周朝继承了商朝的文字，通过把青铜器赠予各诸侯国乃至周边的政权，使汉字文化圈扩大开来，诸侯至少在名义上接受了周王为天下的共主。所以周朝不仅用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疆土的扩大，也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乃至商朝的礼制衣钵，用文化力量实现了广阔区域的思想意识上的统一。

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在推翻商朝统治之后，周朝君主还派遣王室成员及其亲密盟友到各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移民据点。最早，这些军事据点的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沿岸及太行山脉两侧，后来又扩散到其他地区的战略要冲。这些军事据点的首领被周朝王室授予了不同等级的爵位，爵位及其特权是可以世袭的。慢慢地，许多军事据点逐步扩展成为城邑–国家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诸侯国。

为了对诸侯国进行控制，周朝的创建者们创立了一套宗法制度。

其中，嫡长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大宗”，庶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小宗”，因此，所有诸侯均属于周王室的“小宗”。周朝形成了所谓的分封制的国家结构，天子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下面分封了一些服从天子的诸侯，在诸侯的下面是由诸侯分封的卿大夫，在卿大夫的下面是士。

在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的基础之上，周朝还制定了一套复杂的礼仪体系，规范王公贵族在不同社会场合的举止行动。

到了西周时代，鼎作为等级的标志，出现了列鼎制度。所谓列鼎，是一套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数量成单数排列的鼎。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祭祀时这些铜鼎中都盛放各种肉食。与鼎相配的是盛放饭食的青铜簋，它使用的是偶数组合，也有多少之别。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用二簋。

古书《周礼》将周朝的政治结构描绘成一个以周朝王室为中心的整齐划一的体系，在这种政治模式下，国与国之间紧密相连，井然有序。后世包括孔子在内的大量古代学者都赞美周朝建立的这种礼制社会，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天下治理模式。

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

回到周朝的前期看一看，与商朝类似，广袤的大地上人口并不多，各个诸侯国的据点之间距离相当远。从管理上说，周朝的前期只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大联盟，大家虽然依靠青铜器和礼制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周王室对于各个诸侯国的控制力仍然是十分微弱的。

不管怎样，周朝毕竟建立起了一个广大区域的松散政治模式，让大量诸侯国名义上团结在了周王室的周围，在思想上融合在一起。因此，如果说商朝只能算是一种朝代的半成品，那么周朝就是名副其实的朝代。即使到了后来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春秋无义战”，但大小诸侯国名义上还都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给周王一个面子；战国时期，七雄争锋，大国之间或合纵或连横，但许多诸侯国都有与周朝近似的天下观念，认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天下统一。

那么，商周时期的人们到底是怎么看待“天下”这个概念的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里的名言，似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天下”就是天空之下的所有大地。其实，这是后人对于商周时期的“天下”的一种误解，拿后来的认识替代了早期的认识。

在商周人心目中，“天下”是用来区分自己和外界的概念，是区分内与外、“中国”与“四方”的概念。这里所谓的“中国”，在商朝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今河南、今山东一带，在周朝前期也没有扩张太多，在“中国”的外部，还有不属于自己的“四方”或“四裔”。在商周人看来，“中国”就是“天下”，范围并不大。

只是到了后来，周朝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的“天下”才逐渐向外扩展开来，一些原本属于“四夷”的地方逐渐进入了“天下”的范围，而这些“四夷”之外的更遥远的区域，变成了新的“四夷”。

周朝“天下”的扩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周王室既要有软实力的青铜器，也要有硬实力的军事强权，才能将自己的理想传播到远方。在周朝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有一个势力始终不服，并且让周朝吃尽了苦头，这就是活跃在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国。

楚国早期的历史晦涩难解，大致上人们认为楚国先民不断南迁，最终发展为一个南方大国。楚国君主的一块心病是，在周朝的政治体系中，他们只是子爵，封号太低了，与楚国的强大国力并不相称。第六代楚君熊渠扩张到汉水中游后，说了一句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从这句话中人们可以看出，当时周朝的“天下”确实是不包括四方蛮夷的。而熊渠说出这句话，就是表明楚国不愿继续存在于周朝的“天下”体系中了，以后可以自行其是，不需要看周王的脸色。

其实楚国早在西周初期就与灭掉了商的周朝有分庭抗礼的态势。第四位周王即周昭王多次亲率大军征讨楚国，其中大约公元前982年伐楚时，周朝最为精锐的西六师竟然被楚军全部歼灭。周昭王后来在第三次率军伐楚时再次失利，史书记载他“南巡不返”，其实就是暗示周昭王战败身死，据说他是在败逃中淹死在汉水了。

周楚征战给两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周来说，征战导致元气大伤，从此之后周朝的武力扩张基本上停止了，只能依靠礼制及青铜器“温柔地”管理各诸侯国，再无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强大军力了。

楚国的桀骜不驯，代表了商周沿袭而来的“天下观”在传播过程中有着颇多阻力。没有“以力服人”的实力，就没有“以礼服人”的底气。客观地看，至少在周朝的前期，还没有哪个政权有实力兼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圈。

对楚国来说，从此自信心爆棚，逐渐不把周王室的权威放在眼里，甚至有了平起平坐的态度了。楚国强大起来后，干脆一脚踢开周王，在春秋前期的楚武王时代就自称为王，脱离于周朝的那套礼制之外。公元前704年，第17代楚君熊通荡平邻国，征服江汉平原，又向周天子请求提高封号，再次被拒绝了。熊通大怒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他自立为楚武王，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

时至今日，武汉人要表达自己不服气、不甘心的时候，会说“不服周”，这句简单且倔强的话语可能已经从春秋时期开始，流传了两千多年。

当然，楚国“不服周”的态度也并非夜郎自大，而是因为一方面楚国在军事上确实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另一方面当时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虽然迥异，但同样辉煌灿烂。

诸子百家中，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应该与楚国关系密切。老子学说源于楚人的思想传统，而庄子在楚国做过官，《庄子》著作里涉及了大量楚地的人和物。在文学上，楚国屈原的《楚辞》绮丽、奇诡、想象丰富，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和《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北方文学的质朴、写实风格区分明显。

还是回到周王室的话题。日渐衰落的周王室经常受到来自周边的挑战，特别是南方的荆楚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终于在公元前771年，犬戎与周的两个诸侯国——申国、缯国联合攻打周朝，洗劫了西周的京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周幽王被弑。第二年，平王被迫东迁到东都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周开始，纷乱的春秋战国也拉开了序幕。

而盘踞在长江流域的楚国国运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末期，最终通过战争融入了“天下”。秦灭六国，将楚国也纳入了大秦帝国的版图之中。

但楚国的文化其实并没有消失。

比如在取代秦朝的汉朝，楚文化就颇受推崇，如果追究秦末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或者汉朝的创立者刘邦，从地域上看，他们都是楚人。所以《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偏爱楚声、楚舞、楚服，他的《大风歌》也是楚地风格。而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楚汉相争，本质上是楚人和楚人之间的“内战”。

秦国用军事灭掉了楚国，与中原商周文化长期分庭抗礼的荆楚文化最终与前者合流，长江流域不再只是商朝的盘龙城飞地，或者周朝自欺欺人的分封之地，而是与黄河流域一起融入了同样的天下。商周的天下从整体上实实在在地向南扩大到了长江流域。

从二里头文化开始，到秦朝一统江山，禾的世界持续扩张，终于囊括了包括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由于相近的语言、文化也广布于这片地区，因此禾的世界不仅实现了疆域的整合，也在进行着文化上的融合过程。

那么，这段禾的世界的扩张历史，能代表早期中华文明的全貌吗？

答案是不能。因为从宏观的中华文明的视角看，不仅有禾的世界，还有与禾的世界正在并驾齐驱地发展着的另一个世界——草的世界。历史贴士·商朝灭亡要怪雅利安人吗

武王伐纣的故事尽人皆知，周人在两代明君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领导下，励精图治，终于推翻了暴虐的商纣王，建立起辉煌的周朝。周人从西向东扩张，消灭了商朝，目的显然不是小说里描写的要教育一下酒池肉林的无道商纣王。如果我们的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就会发现，周人的向东扩张是与当时世界的大变局息息相关的。

公元前20世纪开始，原来居住在中亚草原地区、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兴起，他们越过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兴都库什山脉，向南涌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西北，并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雅利安人的强势扩张得益于他们最早把铁和马匹用于战争。对当时的古代战争来说，无论战车还是骑兵都可以算是超级武器，所以雅利安人取得了空前的战果。

比如公元前1450年，一批雅利安人驾着马车从中亚草原南下，首先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就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区域，随后又向西兼并了叙利亚地区，向东兼并了伊朗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雅利安人国家，史称米坦尼王国，后来这个王国亡于亚述人之手。

从公元前1500—前600年，雅利安人一波又一波地南下，其中一支甚至远征印度河流域，开创了印度文明史上的雅利安时代。

那么东方的中华文明境况如何呢？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杀入中亚和伊朗高原，把当地的吐火罗人赶到天山以东，直至黄土高原边缘。而吐火罗人控制了天山山麓和河西走廊一带，迫使当地的游牧族群羌人、戎人向东逃跑。如同一张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原本居住在黄土高原西北一带的周人，在羌人和戎人的压迫下，被迫向东、向南拓展生存空间，恰好遭遇盘踞在中原的商人。

商人作战很少使用马和马车，而长期与西北游牧族群打拼的周人却早已学会用马拉战车建立军队。军事技术上的劣势，加上大量商军主力被牵制在更东方的对夷人的战争中，商纣王被周人偷袭得手，武王伐纣大获全胜。如果追溯因果关系，商朝的灭亡和雅利安人扩张有着间接的联系。

获胜的周人自然不会告诉天下人，他们是因为顶不住西方的攻势而向东进发的，这多少有点丢面子。他们编织出了商纣王荒淫暴虐的故事，来标榜自己战争的合法性。迷雾中的北境

前面所说的“天下”，属于我们所熟悉的教科书中描述的中原早期历史，较为丰富的史书记载让这段历史与文明丰富多彩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不要因此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在中原的外围，是文明的荒原，是一片蛮荒之地。记载的缺乏不代表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不代表那里的文明就落后。

那么，从中原向北望，又是怎样的一片文明的天空呢？

一座面积400万平方米的巨大石头城曾经矗立在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的石峁遗址揭露出来一段隐秘的远古往事。

石峁遗址恰好位于北方草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交汇地带。目前的发掘表明，石峁城址由核心的“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规模甚至超过了陶寺城址、良渚城址。从石峁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既有大量精美的玉器，也有造型独特的石雕和石刻人像，部分人像头戴异域风格的尖帽子，高鼻深目。

从石峁遗址的延续时间看，大概从4300年前开始建城，到4000年前被毁弃。从文明持续的时间段看，符合中华大地“月明星稀”变迁的过程。石峁遗址让人震惊之处在于，它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反映了4000多年前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繁荣的古文化，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地处农耕区的陶寺、良渚等古文化。石峁当年一定有较为丰富的食物来源，农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再辅之以畜牧业等，有了充足的食物才会有大量的人口，有了大量的人口才会有劳动力去兴建巨大的城市。

历史学家必须重新认识这一地带的文明程度。早在4000多年前，中原文明的北方可能就已经存在着发达的古文明。

而石峁遗址显示出，当年这座城市具有很强大的防御能力。那么，这个神秘的族群要防御的是谁呢？很可能是来自草原的强大势力。

虽然中原的商周文明曾经用狄、戎等有贬义的词汇来称呼北方大地上的族群，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原文明的北方不仅不是黑暗之地，反而是哺育中原文明的重要区域。如果我们把青铜器看作衡量早期文明先进程度的标志之一，那么北方文明在最初的岁月中，甚至可能曾领先于中原文明。

前面已经多次强调，商周的天下，特别是商朝到周朝前期这段时间，其势力范围仅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所以在这个时期，与商周文明打交道的“北方”，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内蒙古草原，而是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区与内蒙古草原之间的地带，从地形上看，这个地带包含了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山脉、燕山山脉以及黄河的中上游区域，我们决不能把这部分简单地认为是草原地区，这里更像是许多山间小盆地的集合。这片“北方”其实就是日后修建长城的地区，我们姑且提前称呼这里为“长城地带”。

被群山分割的地理条件决定了长城地带不容易形成一个整体的强大政权，而是会形成诸多部落或小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商朝和周朝前期要面对的北方势力。

西亚从公元前6000年以前就开始使用铜，而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带，公元前4000年就已出现双范合铸的铜斧。所以，东亚地区的青铜器和纯铜的冶炼、制造技术，很可能是通过与西方、北方的文化交流，经欧亚大陆传入的。中国的北方和西北地区接触到青铜技术的时间，要比中原地区更早一些。

比如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曾经有一个四坝文化，年代略早于二里头文化，这个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套管式铜锛，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蒙古肯特省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古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这种文物。这种锛的较原始的形式也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目前判断是起源于西伯利亚一带。所以，这种铜锛可能是从西方、北方经过新疆、甘肃逐渐传入中原地区的。

不过进入青铜时代后，北方与中原的青铜文明呈现不同的特点。长城地带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工具、车马器具及装饰器，与中原文明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将青铜用于生产大批礼乐器具，而是制作了许多实用的工具、兵器和艺术品。青铜短剑及随身装饰品是这一地带的重要文化标志。

商周时期，中原与西方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一些商品、技术和习俗在遥远的地区间流动。比如红玛瑙，最早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被人们普遍佩戴，一小部分红玛瑙还通过草原地带被传输到了中国北方。到了西周时期，混用了红玛瑙珠子的复杂挂饰突然出现在中原，主要出土于女性墓葬之中，让考古学家猜测，这些女性也许是少数民族，有可能是通过贵族间的通婚来到西周境内，并把红玛瑙珠子的制作工艺及佩戴习俗也带了过来。

当时对中原地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紧邻的长城地带，它夹在平原与草原之间，从生产方式上也兼具两边特色，既在山间盆地发展农业，也会在山坡上放牧牛羊，从事畜牧业。由于可以较早吸收更北方和更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所以长城地带的部落一度让中原文明寝食难安。

比如，商代的鬼方、西周的犬戎都是驾马御车的部落，战斗力非常强大，犬戎的攻击甚至直接让西周遭受了灭顶之灾。当时周朝内乱，姜姓的申侯联合了西戎中的犬戎部落攻入都城丰镐，周幽王出逃不及被杀，西周就此灭亡。强大的犬戎占据了丰镐，周朝的晋、郑、卫、秦等诸侯不得不组成联军，才赶走犬戎，拥立平王登基，把都城东迁到洛阳地区。周王室倾颓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启了，而在驱逐犬戎中获得了地位和地盘的秦，也终于挖到了建立未来霸业的第一桶金，此乃后话。

犬戎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这一事件清楚地告诉人们，长城地带的非中原文明对于中原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原文明的进程。商周的天下体系运转了几百年，最终毁于申侯与犬戎的联军。此后的春秋时期，中原文明中哪个诸侯能够抵御外敌并重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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