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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9 1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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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沙汀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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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文集.第六卷,报告文学·散文·剧本

沙汀文集.第六卷,报告文学·散文·剧本试读:

报告文学

·散文·剧本作者:沙汀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8-01ISBN:978-7-5411-4767-8报告文学

记贺龙

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晴朗的融雪日子,我们“鲁艺”一部分同学,还有何其芳同志,跟随贺龙同志一道从延安出发,到晋西北去。因为机器出了毛病,出发时我们乘的一辆车开得最迟,当下午三点钟到达青化砭时,贺龙同志已经歇下来好久了。青化砭离延安七十里,是一个高踞在山道边的小小村落,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贺龙同志正站在路当中和一个青年农民攀谈。那个矮小而又瘦削的农民,一面编织着那种恰和北方人豪迈性格相称的羊毛板带,一面回答着他的询问。这些询问,多半是关于编织毛织物的技术知识的。最后,贺龙同志把那尚未完工的羊毛板带拿过来,学着编织了一阵。那些围绕着他的干部、小孩子和头缠毛巾的朴实农民,全都忍不住笑起来。我想,不同群众接触,在他显然是不可能的,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许他这样做。当我弄好住处,他又在和“鲁艺”的同志们闲谈了。他披着一件短短的灰布羊皮大氅、站在山道的边沿上,在他的身后是一列一望无际的高原地带的峰峦,在落照中看起来很迷人;但真正吸引那批青年人的,却是他那关于前线生活的叙述。从他的叙述看来,战争并不可怕,因为即或是在离敌人十里路远近的地区,战士们也一样生活得很好,上着文化课和玩着种种球类。于是有人,大约是“鲁艺”戏剧系的同学莫耶,一个在都市里长大的女同志,惊问道:“那么,敌人的飞机来了呢?”“来它的呀。”“扔起炸弹来呢?”另一个女同学接着问,更加显得纳罕。“它扔炸弹吗?”贺龙同志微笑着,照旧用他那种满不在乎的调子答道,“它扔炸弹,你会往防空洞里躲呀。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拿起枪打。”他很巧妙地做了一个举起枪对空瞄准的姿势。“你们不要担心,”接着,他又充满关心地说,“将来到火线上去,我可以派队伍保护你们;只要一班人就够了。你们要搞清楚,我们班把人经常同敌人的大队伍碰呢。像那类山嘴子上呀,你好生隐蔽起,敌人一来,就扔他几个手榴弹!……”他的叙述生动而又恳切;还一面比着手势,一面眯着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于是我们这些对于战争还多少抱点恐怖的外行,不但有了信心,而且衷心地笑了。然而,我们还有别种别样的顾虑,虽然其中许多是从他那种有问必答,不嫌麻烦的解释来的。他的知识广博,也是同学们喜欢向他发问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是怎样的疑难,好像只要经他点醒,人便无须把它搁在心坎上了。在所有的询问中,有人提到晋西北的莜麦。这点担心,可以说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因为出发之前,就有人警告过我们,要我们当心自己的胃口。并且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幕悲喜剧:一个初到岢岚工作的同志,因为放肆了一点,多吃了一些,当天深夜,便被那种山地居民的主要食品夺去了生命。然而,当那位细心的同志快要结束他的发问的时候,贺龙同志却不以为然地大笑了,说道:“这有什么要紧!你只要懂得吃莜麦的规矩,就成了呀:醋,辣椒,热炕。并且莜麦并不难吃!你可以向老百姓买米,买面,要买他的莜麦,那可不成。同志!不要小看它吧!”他的脸上略略带点孩子气的骄傲,摸出烟斗,抽起烟来。然而,我们的询问是并不因为他的吸烟就停止的,他也毫不以为我们的问题琐碎而显得厌倦。他耐心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沿途的情形,风习和掌故,而最重要的是,到了米脂,中国古代美人貂蝉的降生地以后,我们每个人便有一匹马了。部队上已经分派了几十匹马在那里等候我们。在谈到这种他生平特别喜爱的动物的时候,他又不免着实夸奖了它们一番,并且嘲笑了一通一般市面上一部分常见的马匹。“让我形容起你们看吧,”他接着说,颇感兴会地仔细描摹起来,“头这样一搭搭起,腿子是这样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它两下子呀,它就连动都不晓得动。给你们讲,要我是一个文学家么,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写它一两千字!”他的精彩刻画惹得我们大笑起来。其间有人担心冬天骑马太冷。他回答对方道:“那有什么!棉裤一穿,棉袜子一穿,外套这样子一搂,包管你一点也不感觉冷了。”我们一直谈到天黑时才分手。但是半点钟后,我同其芳又同他围坐在一张矮小的圆桌旁了。这圆桌是摆在地上的,几块木板算是凳子。同座的还有我们一位老乡,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陈宏模。这个人到解放区的险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贺龙同志的谈话因而非常慎重。因为恰巧我们三个都是四川人,贺龙同志早年又在四川住过很久,所以我们一面吃着面条烧饼,一面自然而然[1]地谈起我们的“堪察加”来。我和其芳告诉他一些抗战后的四川情形,以及一部分浑蛋经常用飞机从烽火连天的上海接妓女到重庆、成都胡闹的恶行。贺龙同志静静地倾听着,随即叫骂了一句粗话,深深地叹息了。“你们说,这些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进步呀?”他发出苦笑,追问着,随又沉思似的回答着自己:“我看要让日本人轰几大炮才成。”于是我们的会餐变成了不大快活的会餐,至少没有先前那样活跃和愉快了。我们彼此都感觉有点沉闷。如果没有那位联络参谋在座,这点沉闷,是会爆发成为愤怒和申斥的。忽然,房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窑洞门口,贺龙同志眉宇间又复闪烁着微笑了。那是个老太婆,行动矫健,一双眼睛灼灼有光。贺龙同志用筷子指点着盛面的瓦盆,亲切地招呼她道:“快来盛起吃吧!还多得很啊。”“吃过了,同志!”“至少也要吃一碗才对。”“早吃过了。”“那么吃两个饼子好吧?”他拿起两个饼子,让警卫员递过去。二和我们一道同行的,除了“鲁艺”的三个女同学而外,还有两个妇女同志,全都是四川人,其中一个,贺龙同志叫她作“耗子”,矮矮的,戴着一顶肉桂色鸟打帽。因为丈夫在杨家结台工作,中途便下车了。另一个却要一直同我们去岚县工作,贺龙同志对她十分关切,年龄有二十岁左右。这位女同志是四川巴州人,十五六岁时,便随着红四方面军经历过雪山和草地了。她新近才从延安的卫生学校卒业。小个子,眼睛大胆得很,恰同她那矫捷的举止相称。她回岚县的另一个目的,是同师部的卫生处长结婚。当从米脂出发的时候,我们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直没有见着十分关切她的贺龙同志。但当我们正在一条傍河的山道上缓缓前进的时候,一阵马蹄的繁响,忽然从背后掩盖过来,有如疾风骤雨。最先超过我们的是贺龙同志的大青马。他急驰着,一面转过脸来对那位巴州女同志嚷道:“赶紧跟上来保护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点,大衣的前襟飘扬着,而他骑在马上的宽大结实的身躯,就像岩石一样坚定。他的脸色比平日更红润,胡髭更黑,脸上的轮廓也比平日更显著了。在这种情景下,我似乎更加认识了他那种性格上阔大不羁的特点。他嚷叫着,带着一种感情洋溢的嬉笑。他的身影逐渐在北方的尘雾中隐没了。可是我们的女英雄并没有紧跟上去。我们都是骑老实马的,加之,这一天要赶一百五十里路。当我们到达吕家坪的时候,天已经黑尽了。一个在路边守望我们的老乡,把我们引到门口燃着一支鱼烛的院子里去。院内屋檐边摆着一张破旧的方桌,贺龙同志立刻招呼我们过去,让我们大吃他的陕北红枣和得自敌人的咖啡。这时候他的态度显得十分悠闲。其时,他正在和一批先到的同志谈着他的另一匹大青马;当我们分别坐下,他又继续说起来了。“不但是跑得好,”他向我们投着严肃的视线,“它还很有德义呢!比如你前面有人这样躺起,它就停下来不走了。翻大雪山的时候,靠它救了多少命啊!至少五六十条。每一次总是好几个人,尾巴上、颈项上都拖得有,我自己还一手提一个:就这样往返了好几回。要不然死的人会更多些。山又高又大,又冷,空气很稀薄,身体坏一点的,还没有喘过气,倒下去就死了。”片刻不大自然的沉默之后,有谁问起这匹牲口的踪迹。“后来给猴子偷走了。”他率然地回答着;而一发觉大家惊奇的眼光,就又立刻加以解释:“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呢。天天看见藏族同胞骑马,军队骑马,它也懂得骑马了呀。”兵站部丰盛的餐食端出来了。用饭过后,虽然饱食和长途行军的疲劳使我们渴想睡眠,渴想休息,但是,整好被褥,我们又陆续走进贺龙同志的卧室里去了。那里已经有五六位同志,正在喝茶。巴州同志的位置离他最近,她捧着茶杯,全身靠在一张壁柜上面。而贺龙同志自己则占据着方桌的一面,手拐支撑在桌面上,整洁的手指间夹着一支叶子烟卷。他正在和那位女同志谈话,轻言细语,带着父亲般的挂虑。非常明显,在这需要人们付出全部精力的战争年代,又还那样年轻,他是不赞成她现在就结婚的。“将来养了孩子,单是生活就够你麻烦了,还谈得上什么工作?……”他忽然停下来不讲了。这也许由于他警觉出来,在众多生人面前批评到个人的私事不怎么合适吧。他默默吸着烟斗,而他那明澈的眼睛略略浮上一层忧郁。但是,沉默一会,在向“鲁艺”的几个男女同学投过亲切的一瞥之后,他又就一般恋爱问题发起议论来了。这对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青年说来,确也必要。他从容不迫地讲说着,正像一个慈祥的长辈一样。因为他所用的是活的经验和活的语言,所以,富有教育意义,却又没有教条味。他极力反对“一杯水主义”,说那样对工作对个人都是极有害的,没有任何好处。并且坚决主张政治信仰的一致应该是男女结合的大前提,其次是互相自爱:“不要拆烂污!”他十分鄙弃地说。他的话语看来已经完了,但他忽然又带点嘲讽,用那种说反话的语调这样加上一句:“自然啊,背后做一两回错事,我们可以装作不懂。”三留宿克虎塞那天晚上,贺龙同志给了我们最大的愉快,主要是给了我们很多社会生活知识。当上午十点钟渡过黄河的时候,贺龙同志原是决定继续向岚县进发的,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却又不能不在那为八路军所扼守的古老河流的岸边停留下来。使他改变计划的是杨爱源,这位国民党的将军正在那里检阅山西部队。在白昼的大半天当中,贺龙同志仅仅让我们鉴赏了他的战友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日本马匹,一个警卫员,一个跛腿马兵和一个小鬼的大胆的驰骋;其余的时间全部花费在他和杨爱源的会谈上面。他回兵站时已经是夜里了,我们又陆续走进他的房间里去。一有机会,我们总希望倾听他那有声有色的谈吐,这在两三天行军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习惯了。他是很会刻画人物的。有一次,他的几位战友偶尔同他谈到一个新来参加工作的同志,觉得头痛。但其中有人并未见过这个似乎有点装腔作势的知识分子,因而略显吃惊地问道:“这是怎么一个人,我为什么没有见过呢?”“怎么一个人吗,”长久沉默着的贺龙同志,忽然间开口了,“让我告诉你吧,就这样:瘦瘦的,头发很长,随时夹窝里挟一本书;今天这本,明天那本,可是从来没有翻过……”这天夜里,由于大家一再要求,他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形象。而通过他对这个人物的介绍,大家不仅认识到当时混乱的社会动态,也从它认识到那次革命的弱点。当然,对于贺龙同志广博的社会生活知识,我们这些历世不深的青年同样感到惊异。这个人物的诨名叫周铁鞭,可以说是个地道的骗子手,也正是他那个时代的副产品。他做过跟丁、茶博士和算命先生,还在陕西当过几天军门,不过是偷跑的。回到家乡湖南,他又做起“司令”来了,而且三起三落;垮台一次,他又很快爬起来了。真也颇不简单!医卜星相这些精神法宝,他都懂。他时常骑了马去乡间“捉龙”;而在司令时代,他自信捉住了。于是吩咐他的爱妾立刻死掉,好葬下去。这因为他爱她,恰恰又只有她养着一个能够承受一份“龙脉”的好处的男孩。然而她才不受抬举,哭闹着,哀求着,最后把他的部属怂恿起来了。他们于是向他宣称,要是他再这样疯下去,他们就离开他,或者让他自己滚蛋。总之,这是很值得考虑的,而那最为适合的办法,便是让她活着而到那“龙脉”所在地的庙子里出家……“你们笑!”忽然自己先停止了笑,贺龙同志望着我们继续说了下去,“他硬把她送去当了尼姑才完事的呢。这个人就有这样怪,他的样子也特别得很。人很高,又黑又瘦,肩头这样宽,眼睛鼓鼓的,一个头小得像汤团一样……”我们忍不住大笑了,但是,他自己却并不笑;而当我们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又诱惑似的这样说了:“要是高兴听嘛,我一生遇到过的怪人多得很呢。”但他并不立刻接受大家的邀请,要我先讲一个。我讲了一个老名士的故事,但是没有引起在场的青年同志多少注意。十分明显,这因为我所讲述的故事,既缺乏应有的社会意义,也讲得不怎么生动。“这是你们四川内江的赵班若呀!”我的叙述一完,贺龙同志立刻微笑着插嘴了,“这个人我又清楚哟。是汤子模的老师,我两个还见过面。旧文学好,生活一塌糊涂。茶壶呀、夜壶呀,什么东西都往床头上搁。他的趣事多得很啊……”他接着讲了一个赵班若的趣事,我们自不必说,连他自己竟也忍不住大笑了。“这个不算,”停停他又继续道,“我再给你们讲个人才更有意思。老沙恐怕都知道吧,就是傅英呀。前清的翰林,一个老官僚,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这个人也算得我们湖南的怪物之一呢!……”当贺龙同志和这个怪物接触的时候,老头子已经七十岁上下了。但是,他的雄心并不因为他的年龄衰竭下来,相反,他还企图在民国初年那种混乱局面下成立一支军队。他同贺龙同志的结识,就为了这件事。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贺龙同志描摹得很精细,使得所有青年同志不断发出笑声。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他所选择的语言和那讽刺口吻,人们却不知不觉会嗅到一种官僚社会的腐烂气息。在讲述傅英一些生活细节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最后,他更为我们谈到老翰林第一次检阅部队时的神情。当老头儿爬上检阅台的时候,因为兵士们一齐应声立正,他大大地吃惊了!停歇了好一会,这才松了口气,叹息道:“哎呀,我侍候了二十多年皇帝,从没有像今天……”“以下的话更加糊涂!”在一阵暴起的哄笑声中,贺龙同志带着鄙视一切的微笑结束道,“我两个还没搅上三个月就分家了。你们看这个人有趣吧?见了趣人,我总要给他画个像的,来他几笔。”四是到岚县的头一天下午,看好宿营地点,我们三四个人刚好在阳坡村村口的几块木料上坐下,贺龙同志终于骑着马赶到了。当早上从临县动身的时候,他没有和我们一道走,他得留下来给全城的群众讲话。我们已经到了三四个钟头了。这时虽然已经挨近黄昏,天色依旧十分明朗,远处连绵的山岭涂抹着一层微亮的紫色。赤裸裸的大地上挺立着擎天的白杨树。他在平整的大道上驰骋着,一进村街,便立刻从马上跳下来了。他把缰绳交给警卫员,而由于燥烈的寒冻,又刚才骑过马,他跺脚搓手地嚷道:“哎呀,这不冷死人吗!”仿佛一个活泼好动的青年人那样,他又跳蹦着向一个头戴毡帽的老百姓面前跑去,一面胡乱地挥舞着手臂。“老乡!有什么吃的东西卖么?”他笑问着,而且已经走进那间半开着的小店里去了。“啊……哟!还卖得有挂面呀!……”一片洪亮的欢呼声从那破旧的店屋里传了出来。随即,他又仿佛阳光一样出现在村街上面。他笑着,嚷着,吩咐警卫员赶紧煮点面吃。最后,他要我们一同随他到宿营处去。这时他的态度已经比较平静;但当经过那家墙角有着一株老槐树的大门边时,他又吃惊似的停下来了。他欢呼了一声,嚷叫道:“喝,马夫!哪里搞来的皮大衣呀?!……”马夫是一个瘦削的长条子中年人,约有四十多岁,站在那家院子当中,穿着新缝的黑布羊皮大氅。周围空地上错乱地堆积着五六个驮子。贺龙同志巧妙地迈过那些障碍,一直奔了过去。高高兴兴拍了一下对方的肩头,他便翻看着那件新羊毛大氅,审查着它的质量。最后,他又稍稍离开一步,打量着,认真地评论道:“不错,准可穿七八年!”他又会合起我们前进了,走上一个小小的土坡。“这个马夫跟我最久,一二十年了。”他一面上坡,一面充满感情地说道,“人很老实。全家人都是为革命牺牲掉的,现在就只剩他和一个兄弟了。是一个好同志!”马夫同志引起他不少回忆,他向我们一直谈到宿营地方。我们的宿营地是一座颇大的地主的宅第。相当富丽,涂着色彩的檐牙,窑顶上的女墙很高。略微休息了一下,贺龙同志便独自跑上窑顶上眺望去了。从窑顶上下来后,没有在房间里停留上五分钟,他又忽然出现在“鲁艺”的同学们中间。这时大家正聚集在院坝里闲谈,有的坐在阶沿上,有的靠在石碾上面。他提议要大家唱歌,但是他们却逼着要他先唱一个。他低着头,含着微笑,十分勉强地哼了两句山歌。然而,正当同学们进行齐唱的时候,他的注意,好像已经并不停留在唱歌上了。其实,他要大家唱歌,不过随便说说,并不怎么热心。他倒好像有着什么心事似的。于是我向他提起他的大姐贺英同志。他第一次向我提到这个杰出的女性的时候,是在延安。她是他初次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合作者,而在以后,每次遭到失败她都帮助他重新组织起队伍又干。她是在一九三四年湘西的游击战争当中牺牲掉的。“她并不懂得理论,”握着烟斗,背靠在延安一所平房的柱子上,他曾经望着我说道,“但是她的理解力是很强的。胆大,天分比我们高多了。她说队伍要‘武’,就是要打仗,‘不武’就要坍台!”他得意地微笑了……但是,现在引起我发问的,却是他在抗大女生队成立时的一场讲演。在这场讲演当中,他曾经提到贺英同志,后来听讲者之一[2]的颀,把她自己的感奋,以及当时的情形全都告诉我了,所以我就从这点说起。“听说毛主席那天也很兴奋呢。”我加上说。“好像有这回事。”他含糊地回答说,接着却又认真地说了下去,“她确实很能干,不管多少队伍,她都能够统率。她知道怎样发现人才,使用干部。许多土匪都怕她的;那些人正像大山里赶下来的猴子,调皮得很。我第一次成立红军,得到她的帮助最大。……”他顺下眼睛,陷入深思了,一面静静地吸着烟斗。“你就拿给养问题说吧,”一会儿后,他又不大自然地继续道,“哪里会像这样,半天还弄不到吃的!总是自己骑匹骡子赶在前面,队伍一到,什么饭呀、水呀通弄齐了。”一个负责管理给养的同志恰从左面阶沿上走过,于是他略含恼怒地问道:“你们在搞些什么呀,饭还没有弄好吗?”“他们正在做呢。”“今天真把人饿够了。”他望了我强笑着说,于是漠然地离开石碾,漠然地走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五到达岚县三四天后,他第一次来看我和其芳的新居,是夜里,警卫员也没带,一个人轻悄悄地进来了。他对我们谈了一些晋西[3]北的战况,当时宁武正从阎老西手里失掉不久,敌人新的进攻已经开始。占据着方桌的一面,他平静地讲说着,似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过慎重考虑。而且同时留神着我们的反应。这已经不是日常生活中贺龙同志的风度了。他说他三天前去看过一位山西部队的军官。“看样子这几天很苦闷,”他接着说,依旧衔着烟斗,“一见了我就拉着手说:你回来得正好,太走久了。”于是他谈起他们商讨怎样对付敌人进攻的情形。他是不赞成打硬仗的,因为敌人已经利用各个据点构成火网,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了。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出来,只是从侧面叙述了自己的见解。他用食指在桌面上画出山脉、河流,以及晋西北各县的地位。他特别看重宁武,认为这是目前战争的关键;可惜山西部队两次的反攻都失败了。为要引起我们注意,他又着力地用手指点着宁武的地位。“你们看,这样就成了一个扇面的形式,”他说明着,同时屈起手臂向怀内一拥,“敌人随便从哪一处都可以进攻我们;从这里,——从这里,都行。这是第三次失守了,前两次也是我们帮着拿回来的,一落到他们手里就出事了。”他的所谓他们,当然是指的阎老西的部下。接着他沉思了好一会。而在最后,仿佛要赶掉一种不很愉快的念头似的,他摇了摇头,望着我们微笑起来。“走的时候他说还要来找我,”贺龙同志似乎吃力地说,“要是再吃一个大亏,他会来的!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一有烂事,就来找你,事情一过,便认不得你了。有的还觉得你讨厌得很呢。”响了一下嘴唇,他轻微地叹息了;半眯着眼睛望入空间。“有什么办法呢,”他终于发出苦笑,安慰起自己来,“无论什么人,只要他还在抗战,总该想法子把他引上路呀。就这样:前头放一个乌龟,叫他慢慢跟着走吧!”于是他坚定地微笑着,仿佛忽然从长久的焦灼中得到了一个毫无疑义的决心似的,玩弄起火柴匣子来了。他反复地审视着它,随又拿来搁在桌子上面,找着适当的地位,恰像他打算要把它改造得更为适合一些、美观一些那样。但他终于毫不顾惜地抛开它,凝神地望着我们,用一种略带感情的调子重新说开头了。他的声调执拗而带恼怒,但却照旧渗透着最大的容忍。“你们说,这样的事情别人会怎样呢?”他质问似的说道,“在阳曲,我们一个新兵连遭到敌人袭击,打崩了,连长打死了,大家举出一个头目来收容,结果收容了七八十个人。但是,他们的县长却估着把这些人改编了,头目也打死了,还把尸首抛在河里!”他被迫似的忽然把话头切断了。闭着嘴唇,屏息着,而他眼角上饱经忧患的皱纹,也就更多更密起来。“你们说这个该怎么做?”他接着说,声调却意外地柔和起来,“我们仅仅拍了一个电报,去查问我们自己的人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头目是不是同他们里面的人有私仇?就这样!至于队伍呢,只要士兵愿意,就由他们改编好了。”他的脸上现出极端忍受的表情。想了一会,这才又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口气提醒我们道:“要不冷静一点,这不会立刻搅糟吗?”他凝视着我们,叹息着,慢慢站起来了。但他并未立刻离开我们,还问了我们一些生活上的琐事:缺什么不缺?起居方便不方便?他又提到我们用的小鬼,说是如果太笨,就向副官处另外调换一个,并且主张小鬼应该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面。遇到空袭去防空壕的路线,他也告诉了我们。他的周到细致使人感到无比温暖。最后,因为发现炕上还睡着一个老百姓,他不免吃惊了。“这怎么成?你们要谈问题、写文章,明天请他移动下吧。”我们向他说明,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木匠,白天很少在家,对我们毫无妨碍。并且还是一个聋子。而在听到聋子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这晚上第一次爽朗地微笑了。“那就好,”接着他用幽默口吻说道,“再有什么秘密话,你们也可以让他听了。”我们送他到大门口。街上渺无人迹。六一天早上,贺龙同志叫人约我们去司令部吃早饭。同桌的只有甘泗淇同志的爱人李贞同志,一个农村妇女出身的干部,现在是教导团的政治部主任,朴实干练,没有丝毫城市妇女的气息。吃饭当中,他仿佛家人一样地同她谈着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有时也带点幽默神情讲一两句笑话。饭后,他要我们同他一道去城外看炮兵试炮。这些炮,是三五九旅最近在五台附近的洗天河缴获敌人的。在这一次重大胜利当中,除却三门山炮和迫击炮,还缴获到好几百匹马,无数枪支和七八百名日本俘虏。然而出城不久,我们才得到改期试炮的通知,于是只好临时去参观工兵们演习造桥。同行的有甘泗淇同志和参谋长周士第同志。甘泗淇同志同我一直闲谈着晋西北初期开展工作的困难情形。贺龙同志则在沟道般的大道上漫步着,一时又很敏捷地跳到高坎边的小路上去。因为碰到牲口,便总带来一阵烟雾似的尘土。我们照样地跟着他做,而当我们正在一处土塍上行进的时候,领头的他,忽然把脚步放缓了。前面来了约有一排骑马的队伍。他同甘泗淇同志互相推测起来,认定那是前来参加干部会议的代表,并且从装束和神情指点出谁是谁来。他们全猜中了。大约过了有一刻钟,在和那批代表简略但却亲切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走向一个稍稍落后的骑者面前,停留下来。“这也是个独只眼呀?”他凝视着那匹小种红马,“我先前也有一匹,跑得很好。”“是害病瞎了的。”那位骑者回答。“生下来是这样就好了!你骑起跑几步看。”骑者照着他的请托驰骋起来;但还没有跑上五十码远近,他便失望地摇摇头,不注意了。我们重新往造桥的地方走去。这桥,是造在岚河上的,一共有五个桥孔,两丈多长。河面几乎全结冰了。我们各自照着自己不同的目的鉴赏起来,一会又下到河面上去。贺龙同志并不参加周士第同志和工兵负责同志的详细问答,只一意上上下下地审查着;直到经过好一会了,他才望着我们,脸上闪着一种夸耀似的微笑,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愉快的回忆。“你不要看,同志!”他接着笑说道,“我们这队工兵,在长征当中起过满大的作用呢。”随又集中视线,向那位大脚大手、又粗又矮的工兵连长望去,接着扣问起来。“你说,搭一座可以渡过渭河那样宽的桥,需要多少时间?”“我没有到过渭河。”皱皱眉头,他耐心地寻思了一会,遂又柔声问道:“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湖南大庸。”“对了!”他高兴了,“这么说吧,搭一座大庸张家沟对面那样宽的桥,你说需要多少时间?”他得到满意的答复了。在归途中,我们碰见两个牧者,一个半大的孩子和一个牙齿全部掉光的老人;嘴唇下巴全是光秃秃的,没有一根胡须。各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一端上着一只小铁铲儿。他问明了那叫扬铲,是扬起石子尘土赶羊儿的,于是他模仿着做了几下;老头儿张开嘴大笑了。在交还扬铲的时候,他问那孩子道:“遇见狼你们怎样做呢?”“不敢打……”这时候,我从那横着短髭的唇边发觉出一种鄙视和同情混合着的微笑;但也立刻就消失了。并且随即详细地询问起他们的家庭状况,工资待遇,等等。离开那一对全不相称的伙计不久,他又叫住两个恰好从对面撞来的青年战士问话。一高一矮,高的手上提着一大块猪肉。两个人比起来,那高的一个显得太魁梧了。也许就是这点对照引起了贺龙同志的兴致,问明了他们的番号姓名以后,他默默地把他们拖在一起,背靠背地比了比高矮;而末了,他拍了一下那高个子战士的肩头,赞赏道:“不错!这样大的块头,只要一杆步枪,两个手榴弹就行了!”七我觉得贺龙同志住的屋子是再朴素不过的,还没有我们住的漂亮。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个火炉,一张方桌,几条独凳,书籍和茶具之类的用具。如果一定要找出点不同来,那就是僧舍一般的整洁,以及贴满墙壁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华北地图。我们站在一幅山西地图面前找着我们的行程。我们是应了他的召唤来闲谈的。我正在寻觅着兔板一类的怪地名,他进来了。他客气地问起我们的生活状况,一面让我们坐到方桌边去。吸燃烟斗,他面对了窗子坐着,我们的闲谈也就真个开始起来。而由于他具有广博的社会生活知识,他那半生来奇瑰的经历,我们很难插嘴。我们由湘鄂边境的战事谈到长沙大火和他的故乡桑植。“据说,桑植就是从前的夜郎国,——所谓夜郎自大呀。”他半眯着眼睛,意味深长地笑了。“人民强悍得很,”他接着说,态度变得认真起来,“从前老喜欢械斗;打死个把人不算回事。马江口一家姓顾的,为一点小事,叔父把侄儿杀死了!侄儿的两个儿子赶场,在路上拦住这个叔公,又把叔公杀了。都才这么高的人呢!”他用手比着高矮,在一种苦恼的兴奋里沉默下来。“同志!”他随又叹息道,“这就是野蛮呀!”我们请他告诉我们械斗最普遍的原因。“你算呀,”他伸出手臂,扳着手指头讲起来了,“为世仇,为正月里赛灯,为水,为界址,经常都是引起械斗的导火线!一闹大了,总是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经常打得头破血流,就是把皇帝老子搬起来都挡不住!”“可以举几个实例么?”其芳追问着,但他似乎没有听见。因为他的脸上依旧兴奋而又苦恼,眼光聚拢着,紧闭着嘴,好像他又重新看见了那种大胆粗豪的风习,或者如他所说的野蛮的生活场面了。“不过野蛮虽是野蛮,”他忽又显得满意地注视着我们,声调柔和起来,“也有他们的长处呢:朴质,好胜,有骨气!不讲交情硬是不讲交情,一信任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不变,不管是拿官、拿钱,都买不到他。并且很勇敢,——单跟我一起闹革命就牺牲了不少的人。”他自豪地,然而略带忧郁地笑了。他从裤袋里摸出烟包,装上烟斗,吸起来。这一切都照例做得那么从容,那么有条不紊。而且,在装好烟后,照例十分巧妙地把烟斗送进卷起的手指间,转几转,去掉那些尘埃一般的烟末。这中间,我问起桑植从前贫富之间的关系,他笑答道:“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就拿放利说吧,有大加一,跟斗翻,我自己家里就是被剥削的。小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借钱付利不算,还要说好话,送人情。可是,穷人也并不弱呢!一到年成饥荒,总是一吆喝,就把地主的谷子分了。”他接着告诉我们一件民国八年农民起义的故事。这次起义,是在迷信的外衣下进行的。当时那座古老的山城正闹饥荒。有一个平常人,一个打鬼的巫师,两夫妇因为抵抗驻军拉夫,失手把一个拉夫的兵士一扁担打死了,于是趁势夺下枪支,成立神军,号召起几万人参加。他们的口号是反对驻军,打土匪和保护穷人,一直闹了一年多才解决;而这解决的主脑人物就是贺龙同志自己。那时候他恰恰被调到他的故乡追剿,但他却用严格的军纪和比较温和的办法,把他们瓦解了。但他并不满意自己的措置。他不满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停了一会以后,他又摇摇头,叹息道:“这的确不是办法!以后还闹过一两回,更厉害!”我问他辛亥革命以后,桑植的社会关系有过些什么变动。“变动大呢,”他十分自信地回答了,“辛亥革命不久,我们那里就流行一句俗话:穷人翻身了。很多出去当兵的拖了枪回来,有钱人倒霉了;同时也向从前的穷人借钱。有家姓龚的大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一到冬天总是米呀,棉衣服呀,发给穷人,向穷人进行欺骗。儿子不成器,花花公子一样,几年家当就玩光了。后来连老家伙‘做好事’修的一座桥,都要拆来卖掉,恰恰给我碰到,叫他不要拆,出了百多串钱把桥买了。我那时候只有二十来岁……”后来我们又谈到桑植的山川形势,一直到吃中饭的时候。八在全师干部会议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只见到贺龙同志一次,同时还见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关向应同志;但是时间都很短促。一天早上,他照例独自到我们的住处来了。我们还没有起床。他自己推开那两扇小门,我立刻被惊醒了。和阳光一起,我同时发现了他那充满愉快和精力的颜面。他微笑着,嘴里衔着烟斗,两手张开撑在门框上面。想到自己在睡懒觉,我一面催促着还在打鼾的其芳,一面带点惭愧坐起来了。“怎么样,住得惯么?”我很质朴地表示了我的满意,于是他含笑道:“那就好。不要起来,你们睡你们的吧!”我刚刚跳下炕,他已经走掉了。此外就只碰过三四次头,在球场上,在晚会当中,在一次空袭后那种充满荒凉意味的街道上。他在巡视着老百姓的受害情形。当阎锡山政权领导下一个地方剧团的代表来到岚县的时候,我存心要去看他,而且存心要和那个剧团的代表们一道去。原因是这样的:在吕家坪谈到男女问题的时候,他曾经宣称,他要揶揄代表当中某一个人,因为那个青年人和他的一个部下的爱人结婚了。我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可是事后一个同志告诉我说:“已经提到过了!是昨天上午。有很多人在场。他半正经半玩笑的,劈头就是一句:‘唉,同志!我们在前方抗战,你们在后方搞我们的老婆!’这个人太痛快了!”当然,这不是什么痛快问题,对于这种违反拥军优属政策的人,真也应该当头一棒,让他认真受点教育。半个月后,我们这才跑去看他。头天夜里,一个在政治部分配了工作的同志来看我们,说是一两天后,司令部要开拔了。目的地呢,他不知道,只听说要过铁路,要行军一个多月。这件事,使我们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作迅速和秘密而外,还使我胡思乱想了一整夜。最后,我们决定向他提出要求,让其芳跟随部队开拔,我自己单独留下,继续了解晋西北的情况。我觉得我的决心很大,简直不可动摇。贺龙同志屋子里有很多人,大部都是带了建议和要求来的。有的,他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有的,只消一两句巧妙的反问,就解决了。他的行动多少显得有些匆忙。一个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也在那里。这个同志在同他谈着通过封锁线的问题。这件事他们似乎不止谈过一次,而且已经有了满意的答复,因为他正在倾听着,忽然正像受到损伤似的站起来了。他含着微笑,但却用了一种显然不大快活的调子嚷道:“同志!你们怎么这样不相信人呀!——我担保你们安全通过好么?”一个被分派到邓宋支队去的技术工作干部,向他提出的要求顶多。看他的神情,那些要求显然都不合理,但他耐心听下去。直到申诉完了,这才逼视着对方,笑嘻嘻反问道:“你是在搬家么?同志!搬家的办法,八路军从来没有过呢。”那是个外貌善良的同志,眉毛很短很浓,脸上有点麻斑,随又继续提出一些什么要求。“你拿去有什么用呢?”他照旧反问道,“你说呀!”于是那位善良的同志瞪着眼睛想了一下,显然觉得他所要求的东西的确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敬了个礼,准备走了。贺龙同志一面还礼,一面望着我们笑说道:“你们不要小看他,他的老婆还是个航空员呢。”另一个接着提到马匹的事,他立刻让那请求者满意了。并且顺便讲了许多关于马的知识,建昌马小,善走;甘肃马则很大,等等。他又说,他不久前送了一匹马给毛主席,还留下一张照片。他半开玩笑地称赞那匹马是他的“有功之臣”。“有好几次危险都全靠它,”他列举着它的事迹,“一次过湘河,正碰着涨大水,河面有五六里宽,不是它我也许早就完了。毛主席原来有一匹马和它一个样子。一九二八年的,去年死了。死后,他还亲自去看过一次,叫人挖了一个坑埋起。他两个像满有感情呢。”那位国民党派来的所谓联络参谋,忽然带点挂虑问道:“师长!听说明天要出发呀?”“明天一早就走。再这样老是吃山药蛋,莜麦,连人都吃蠢了。”这时,我也终于向他提出我的要求;虽然在接触到他那坚定愉快的性格以后,我的决心已经动摇起来,有一些迟疑了。我所根据的理由是:我打算继续收集晋西北的材料,因为中途搁置下来太可惜了。贺龙同志微微吃惊地望定我,从而大笑着截断我道:“同志!到了铁路那边还少了你的材料呀?比这里还丰富!……”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好,有点开口不得。“让我告诉你吧,”他又忍住笑接着道,“到了那边,就要继续搞晋西北的材料,也并不困难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告诉你:老甘,我,都成。最近是没有工夫,等将来住定了,我们一定有很多时间谈话。至少一个星期谈两三次不成问题。讲老实话吧,同志!说不定我们还要通到关外去呢。”我再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我的决心已经总崩溃了。贺龙同志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在我们互相望着笑了一会以后,他就直率地关照起我来了,料定我不至于和他纠缠。“不要再提了吧,”他笑说道,“同志!马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这时,一个警卫员正走进来。贺龙同志顺势问他钓钩在什么地方,随又取出来让大家鉴赏。“这是我托人从河南带来的呢,”他平静而愉快地说,“河南的钓钩顶好,你们看,钓钩并不大,可是一二十斤重的鱼都可以钓起来。好生捡起吧!”他把钓钩退还给警卫员,继续道,“将来好在松花江钓鱼吃。听说松花江鱼多得很!有人讲笑话,说是多到轮船走过,都会挤到河岸上来……”他嫌警卫员包扎得太马虎,自己又取来裹上一层厚纸。九冒着大雪,我们在黎明的街道上踯躅着,不知道应当跟随哪一部分队伍走好。最后,由其芳看管马匹,我跑去见贺龙同志了。院子里相当杂乱,塞满着驮子、马匹,以及等候各种各样指示的人们。他正站在阶沿上下命令。他在大声地说着话,不时又挥动一下手臂。他已经扎了皮带,穿着马裤,头上是淡黄色灯草绒的日本皮帽,看来更魁梧了。宽阔的颜面红喷喷的,因此他那上唇上的浓髭也就使他越加显出一种坚定不移的气概。他的视线首先捉住了我,于是精神勃勃地问道:“你们准备好了么?何其芳同志呢?”我把我们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他。“那就好!赶快到东门外去集合吧,跟司令部走!”接着,他又用同样洪亮愉快的声音,跟一位穿皮短大衣的同志进行问答去了。我们没有在行军途中发现过他。但当我们下午到达静乐的时候,贺龙同志已经坐在兵站部了。他不久前才从赵承绶的军部宴会回来,正在为房子的问题发着脾气。我们也是因为房子问题到兵站部去的。根据一位不三不四的老百姓的谈话,在那一座颇大的县城里,几乎每一家都住得有军队,这里几个,那里几个。听口气,大家似乎只有站在街上挡风的份儿了。加之又是落雪的坏天气,露在外面实在不是味道。兵站部长的小屋子里挤满了人。周士第同志不断用广东官话和当地的动委会打电话,交涉着住处。大家都沉默着,显出急于需要休息的不大安静的神气。在这种心情下,一个人很容易发脾气。一个类似马兵的同志走进来了。马兵的出现引起了多数人的注意。因为他态度悠闲,一进门就走到火炉边烤起手来;于是贺龙同志耐着性子问道:“你有什么事吗,同志?”除了烤烤手他有什么事呢?马兵如实地回答了他。“没有事就请出去好么?”他抑制地接着道,“同志!都堆在这里做什么呀。”在那一个显得有点尴尬的同志出去以后,他又一连接到两三次报告,大家都向他诉说着同样的困难。这一下他真的发火了。他愤愤地嚷叫着,态度十分激越。过了一阵,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他坐在一张靠墙的独凳上,一面燃着烟斗,一面不耐烦地用左脚赶着那只老在凳子底下擦痒的黑色小犬;但他没有成功。最后,他默默站起来,取下对面墙上挂着的一根马鞭,于是那个倒霉的动物,哀嚎起来,立刻逃跑开了。这时候,精力充沛、谈吐幽默的甘泗淇同志从炕上坐起来,装作不以为然的神气批评他道:“你这个人太残忍了。”“怎么样,你心痛吗?”同志间的打趣,使得他的怒气一下子全消了。他随即宣称,他自己明天去打前站,担负起交涉房屋的责任。他相信他会做得很出色的,因为他有一个有利条件,沿途的动委会他都熟识。他正说着,一个副官处的同志又跑来报告说,房子大部分已经勉强找好,只是一家地主死也不肯让出几间空屋子来驻扎师部。这使贺龙同志又发作了,嚷叫道:“你给他搬进去就是了呀!难道他会把你赶出去么?”这自然是气愤话,因为板着脸沉默一会,他又用显然含着极大忍耐的口气这样说了:“搅他妈的鬼啊,——还站着做什么?把铺打开,大家挤着睡呀!”“这个炕太小了,”警卫员担心道,“看睡得上五个人么?”“炕小就挤紧些,总不能搁两个在外面露起呀?!”他接着又吩咐警卫员,叫把他自己的铺位开在挨近墙壁的地方,说是人多了睡觉,躺在中间最不舒服。“可是老甘无论如何也不要挨着我哇,他身上有虱子。”“造谣!我会有虱子吗?你看:清洁,整齐,严肃!”贺龙同志忍俊不禁地大笑了,一面进行着反驳:“一定有!你不要骗我!”十我们在河北灵寿县的七祖院停留了七天,大家都以为住定了,后来才知道是在那里进行通过平汉铁路的准备工作。刚到七祖院那天晚上,我和其芳正在那家豆腐店的破炕上纳闷,一阵不成腔调的歌声把我们引到街上去了。街上很黑,但是我们终于找到了村救亡室,那传出歌声来的地方。我们耽搁了一两刻钟才退出来。我们照旧在暗夜里摸索着,一面说说笑笑地交换着我们的对于那些村民们和儿童们的印象。然而,一刹那间,我的眼睛忽然好像全瞎掉了。一股电筒的亮光对我们直射过来。一会,我们就听到一种带点惋惜的洪亮的声音:“你们来得正好!哎呀,我今天找过你们两次了。”我们立刻辨认出那就是贺龙同志。在最近几天行军当中,我们不时总看见他急驰着从行列侧面飞奔过去,或者挟着黑皮大氅,和同志们交谈着,一面不知疲倦地跋着山道。但是,自从在山西河北连界的沙湖滩见过他一次以后,我们便再也没有发现过他的踪迹。而他现在,又屹然站立在我们的前面了。我们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他又把电筒朝着街道的东头照照,然后轻声说道:“走吧。我们到周仝那里去,看这个家伙在搞什么。”周仝是一个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青年干部。大个子,聪明而且愉快,有点孩子气。我们一到,他就夸耀似的把当天从附近市镇上买的东西全都搬出来:白糖,茶叶,点心,以及别的一些一个月来没有见到过的食物。于是贺龙同志也同样孩子气地笑了。“好得很!”他激赏道,“赶紧一样拿它一点,我们到司令部扯乱谈去吧!”我们在司令部一共待了两三个钟头。所有一个多月来行军当中因为疲劳和不习惯招来的烦闷,全部都消除了。的确,围着火炉,喝着好茶,在北方小村落冬夜里特有的静穆当中,倾听着贺龙同志那种生气勃勃,充满机趣的谈吐,可以说是一件人生中难得的快事。他讲述了许多晋察冀边区的情形给我们听,因为他恰恰才从边区的中心地带回来。对于边区之成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原因,他分析得很详细。他认为边区的最大特色,是军权政权的真诚合作。“单拿初期的情形说吧,”他一气说下去道,“军队在前面打,打下一个地方,就让政府自己恢复政权机关。有些地方,比如唐县、完县,把伪政府摧毁了,政府的负责人还没有到,军队就帮着建立政权,到了的时候立刻交还他们。说是不准直接征粮,一个命令下来,军队就首先实行。要成立银行,没有基金,军队就自动把自己领的饷款拿出来做基金。像这一类的情形,你到哪里去找?!”他顿住;而在坚定地凝视了我们一会之后,随又叹息着补充道:“不是吹牛,同志!不是共产党、八路军,这根本就做不到呢!”我们问他,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边区的发展前途怎样?“没有问题!”他满不在乎地回答道,“单同你们讲这一点就够了:上次政府发行一笔公债,才两个月就销完了,还有多的!为什么会这样?下层群众全部发动起来了呀。比如,一个乡下人,卖一点粮食,就买两块钱的,一个老婆婆做几双鞋子卖了,也买一点,这一下什么人还好意思不买?后来连保定、天津、北平,敌人的老窝子都销起去了。你们冷静想一下吧,日本人除了头痛,另外有什么办法呀?!”最后,他又为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在边区行政方面的一般负责同志。边区政府主席是牺盟会的领导者之一,很有民族精神。文化厅长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党员。但是,在边区地带内,原来很少有国民党的组织,抗战以后,这才在共产党的协助下普遍成立,一面发展着党员。在谈到边区负责人之一聂荣臻同志的时候,他望着我和其芳笑道:“这个人还是你们四川江津人呢,就在江津游溪镇河对岸住家,留法勤工俭学生,人很能干!同志,在敌后搞这样大一块根据地不容易呢!”他对边区另一位负责人彭真同志也很佩服。“这个人了不起!”他认真地说,“对革命坚决得很!在华北青年中威信满高呢。”他激赏地连连点头,于是上身倾折下去,双手捧着烟斗,抽起烟来。“确实坚决!”他又忽然把腰身挺直,不抽烟了,紧接着赞赏道,“北平,天津的监牢他都坐过!在监牢里领导过四次罢饭:第一次两天,第二次七天,——第三次二十天!”当说到二十天几个字的时候,他的声调愈加激越;简直高昂得无法说下去了。因为他提到的不是一个简单数字,它们包含着许多宝贵东西。他陡然沉默下来,微笑着,自我满足地凝望着我们。“同志!”他随又自语般叹息道,“二十天呀!……”于是沉思地眨眨眼睛,这才靠在椅背上面认真抽起烟来。十一黄昏时候,我们正在豆腐店那间到处封满尘土的老屋里计划写点东西,贺龙同志走进来了。衔着烟斗,双手插在裤袋里面,他望室内打量着,下着批评。但他还没有谈上三句,那位联络参谋也走来了。这是一个圆滑狡诈的中年人,个子瘦小,很会装腔作态。他一进来,看见我们正在一道,于是立刻发出一种兴高采烈似的笑声,甚至跺着脚来表示他的惊异和愉快了。联络参谋看起来颇为激动似的,他讨好地笑嚷道:“好得很,我正要找你们三个人谈谈!真是遇缘极了!”贺龙同志于是退往一张对了门安置着的柜子边去,从容地靠在上面。他毫无惊异之色,平静而又冷淡,仿佛他是一个观察家,或者一个看透了人情世故的老人一样。他的态度和联络参谋的形成一种十分鲜明的对照。“你说是什么事情呀?”末了,他冷静而又简短地问。“什么事情?”联络参谋显得忸怩地重复道,“要找你们三个人合作,供给我材料呢!作战方面的,群众方面的,什么都要一点,——不然将来回到后方,大家问起来怎么办呢?!”“容易得很!”取掉烟斗,用一种洞察一切的眼光望着对方,贺龙同志平静地回答了,“这个还不容易?我供给你好了。要多少有多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了。哎呀,现在算是有办法了!”“这个还不容易?走!我们出去逛一转看。”于是贺龙同志悠悠闲闲地把我们一直领到了养马的地方。在村外一家老百姓屋前的空地上,钉着很多木桩,有的就利用树木,拴着十几匹马。其中有几匹是王震同志才送来的,但他似乎已经很熟悉它们的性格了。他一匹匹下着批评,但是他的神情一直都显得很冷淡。在回到司令部后,他的态度也没有多少改变。这时,天已经黑定了。他默默地亲自往一个平常煨水用的小炉子里加着木炭。并且几次用脚移动着它,审视着,看它是否已经蹲在一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取暖的适当地方。我们大家都落在一种不大自然的沉默里面。最先打破沉默的是那个联络参谋,他要我详细告诉他当天我们去附近镇子上访问农会的情形,装出一副很有兴趣的神气。我照着他的话做了。主要是介绍几个农民干部在文化上的进步情况。这时候,贺龙同志忽然插嘴说道:“这算什么?我们一般干部不都是农民出身的?从前一个字不识,现在你去同他们谈谈吧。”联络参谋立刻同意了他的话。“是呀,你单看那个警卫班长吧!这两天怎么不见了呢?”“到前面侦察去了。你看他土头土脑的吧?他满有办法呢!”一直被他叫作张娃儿的警卫员,一个敦敦笃笃的青年同志,这时走进来添木炭;添好木炭,随又退了出去。“就像这些青年人吧,”贺龙同志望着张娃儿挺直结实的身影说,“一放出去,都是有办法的。时间不要多久,只要混上三五个月,一搅两搅,他就会搅出一个满大的队伍来。”联络参谋又照样立刻同意了他,并且把一般抗大毕业的同学和“红小鬼”出身的青年同志同等地夸奖起来。“那些都还是蛋!”贺龙同志立刻截住联络参谋的话头,柔声地反驳了,“出来工作一年两年,看还成么。这就像石头样,磨来磨去,磨玉了就对了。”他的调子充满着一种爱抚和期望互相混合的感情。在谈到一般干部的时候,他大都是这样的,恰像在谈着和自己同一血统的亲属一样。对于那位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便一直在太原附近打击敌人的杨嘉瑞同志,贺龙同志看来特别赏识。而当联络参谋提起这位支队长来的时候,这晚上第一次,他显得有一点兴致了。“那能打啊!”他半眯着眼睛,拖长声音大声说了,“看样子三天难说两三句话,热也是那样,冷也是那样,——一块面团呢!”他随即又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谈起另外两三个干部。“比如宋时轮吧,”他用同样充满爱抚的调子继续说,“那才要命!他就从来一句话都不多说,石头一样。人又小又黑,比何其芳同志还矮,看了不成样子。嗨,可是东一搅,西一搅,他会搅出一个大队伍来,一直通到冀东去了!”联络参谋极力称赞这些同志都是白手兴家的能手。“这也正是八路军的一点特长!”他坦然地承认道,“随便丢个干部出去都能独当一面。失败的很少很少。不过说一句老实话,同志,就是这点特长,也是共产党拿血换来的呢。”于是在向我们投过严肃的一瞥之后,他又重新往椅背上靠去;慢条斯理地吸燃烟斗,两手搁在椅靠上面,显得更冷淡了。不同的是,在他的冷淡当中添加了一点令人肃然起敬的自豪感。在谈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时候,他的表情,多少总带点这种意味。为了沉默的不合适,或者别有用心,联络参谋又和我单独讲说起来。我们谈的是灵寿县优待抗属的情形。我先告诉了他一个大概,而正当我准备讲几个实例的时候,贺龙同志暗笑一声,我便停下来了。他依旧靠在圈椅里,但却取掉烟斗,一面回忆着什么似的,一面向我讲了一个带有讽喻意味的故事:有一个老太婆,儿子被打死了,按照拥军优属的办法,大家都愿意帮助她,这个担水,那个劈柴。她高兴得很,逢人便说,从前她只有一个儿子,现在全村人都是她儿子了……我们都失声笑了。显然为了点醒这个故事的含意,他随又加上道:“这一下再也没有人帮她的忙了!你们想吧,谁又愿意给什么人做儿子呢?”说时,他隐隐含讥带讽地望了联络参谋一眼。因为感觉贺龙同志已经显得有点倦意,我和其芳认为该让他休息了,于是率先告辞出去。十二一天晚上,有人谈到朱总司令,他问其芳和我见过没有。“他不像一般四川人,”他摇摇头说,“一开口讲演,他总是说:中国,——世界!……”他带着尊敬和爱抚笑了。“是个帅才,——是个帅才。”说完,他便立刻陷在一种满足的沉默里面,好一会没有讲话。当我们偶尔提到汪精卫叛国消息的时候,尽管大家都很激动,他却一点不动声色。直到我们的愤怒快要发泄完了,他才忽然慢条斯理地向我们谈起来,还一面摩挲着烟斗。声调很轻,好像他在审核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而在谈到重大政治问题、原则问题的时候,他总特别慎重。“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去见毛主席,”他显得虔诚地说,“问他最近的政局会有什么变动?他就肯定地告诉我,汪精卫迟早会投靠日本人的。现在已经证实,我也可以说了。”他微笑着埋下头,眼光落在红红的木炭上面,显然正在进行深刻的思索;但他不久却又扬起脸来,轻声地赞叹道:“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天才,要些人来比呢。”于是他用一种略带感情,充满敬仰的调子,叙述了一些关于毛主席的事迹:他的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和他在遵义会议中反对王明的错误军事路线,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不朽功勋。贺龙同志特别赞扬毛主席在民族存亡关头做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伟大战略决策,因为它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从而形成和发展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对这部分历史事实叙述得相当生动。“他只是说不能打,”他模拟着毛主席的神态、动作,不断向那些由于十年血海深仇过分激动的同志摇晃着手掌,“绝对不能打!——无论如何不能打!”他把声音压得很低,神情激动地扫视着我们。最后,他是那么酣畅地,哑声地笑了,使人感到他对毛主席的无限敬爱。作为一个“西安事变”的直接发动者,他称赞张学良,认为张学良很坦白,有干劲,在事变中表现了极大的果断和爱国主义热情。但在以前,贺龙同志是看不起他的:“父仇不报,一枪不放就丢了东北三省。又是个大烟葫芦,一天只晓得跳舞,搞女人!”“九一八过后我们骂得他最厉害!”他大笑着继续说,“几乎每天都骂;过草地的时候也骂,——一直骂到甘肃!”他笑得呛咳起来了。当他缓过气来,我们又由西安事变转到抗战,转到抗战中的各省的地方部队。他对一般川军印象不坏。“一部分在山西和八路军配合作过战的川军就不错。其实湖南部队发生的作用也不小呢!这一点应该说何键多少有点功劳。我从前很讨厌他,因为他只知道压迫人民!”“何键还主张过读经呢。”其芳插嘴说。“这也是我见不得他的地方,他想把湖南的青年人全变成老顽固。还有一点我恨他的:他把我的祖坟挖了!你们还不清楚,我两个早前还是把兄弟呢!”我们全都忍不住笑了;他也好像偶然谈起一件早已成为陈迹的趣事似的笑了起来。而且充满机趣地加上道:“我们后来很交过几次手,每次都要道谢他大批枪支!”“说实在话,”好久不曾开口的联络参谋这时接着说了,照例带着一种虚假神情,“我从前对华北信心是不大的,现在满乐观了。大家都看见的,一过静乐,就到处是八路军!”“也不能那样说,沿着几条铁路,倒是给它摆满了的……”他轻声说,感觉得有点害臊似的。因为联络参谋的话,显然言不由衷。也许就因为这点,贺龙同志忽然改变了话题,关心到两个杰出的女性相当清苦的晚境,并且深深地叹息了。“听说都穷得很,”他感慨无量地说,“可是,她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并不少呢。”接着他又称赞了一番她们在革命上的功绩。我们离开他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到了街上,我才记起手套还留在桌子上,又忙着跑转去取。在那宽敞的院坝里,有人忽然从暗夜中问我道:“哪个?”是贺龙同志的口音。我说明了原因;而当我从屋子里退出来的时候,他还一个人停留在原地方。“老沙?”他叹息道,“你莫说,我们刚才讲的两个老太婆确实很不错呢!”天空只有很少几颗星子,一个冷冻而又严肃的夜。十三离开七祖庙的前一个夜晚,我们向他谈了谈我们的感触。“同志,到了目的地就好了呀!”他笑着截断我们,“那个时候还愁没有你们的工作?多得很!四面八方都是材料。恐怕你们两只手也来不及写呢!行军当中只好这样:走路,吃饭,睡觉!你们看,我还不是和大家一样?”他带笑地停下来望着我们;但也显然是在安慰我们,因为事实上他并不清闲。“听啦!”停停,他又商量似的继续说道,“我们一到冀中就打发人到天津去买照相机,你们都学着照,哪里打仗你们就去,选择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场面,把它们照下来,以后每篇文章都附照片,——这样,顽固分子总不会造谣了吧!?”最后,他还对顽固分子种种“游而不击”的谰言进行了驳斥,语调相当愤激。闲谈当中,每逢接触到这类事情的时候,他总显得不大痛快;虽然他相信全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够判断是非。我们也向他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当我们谈到时间问题的时候,他立刻挥着手臂阻止我说下去。“三月五月不要提吧!”他大笑道,“同志!要搞清楚,将来反攻的时候,我们是在最前线呢!”“因为同学校里说定的……”“这没关系!我给‘鲁艺’打个电报去好了。”“我们还办了一个杂志……”“这个更加不成问题!你看啦,等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把交通线弄好了,你们写好一篇,我们就设法送出去,——还不是一样?”他询问地望我们一瞥,随即又加上道:“你们最好是抄两份,自己留一个底稿。”“我们还有些私人问题。”我迟疑地说。“什么私人问题?说出来我一样帮你们解决呀!”但我没有回答。我在想象中看见了一次他在延安时的神情:握了烟斗,他拿背靠在副官处的檐柱上,勾着脑袋,好一会不说话。他似乎有些苦痛。一个人不是石头,在谈到全家族的牺牲的时候,他是会感到难受的。然而,他终于吁了口气,扬起他那饱经忧患的坚毅的颜面来了。“革命是要牺牲的,他们的血并没有白流!”他坦然地说。面对这种心目中只有党和革命利益的人,你怎么好意思把女人孩子的事搬出来和他打麻烦呢?我一直沉默着,为惭愧所煎熬,一句话也没有讲。因为我实在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大约在另一种意义上看出了我的难为情,他随即解嘲似的笑了,显然想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有老婆的呢,把老婆接来!”他懒懒地继续说道,“没有的,在前线找一个就是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全都讲出来吧!”周仝告诉他我们的鞋子烂了。“怎么不早说呢?我一直就叫你们不要客气呀。”他立刻跑到门口,吩咐小鬼去叫副官处的同志。而在退转来的时候,他又从上到下地仔细打量着我们。“在岚县叫人给你们缝的衣服呢?”他末了问。我们说明了原因。于是细着眼睛,他十分酣畅地笑了。“哎呀,你们文学家也该穿得像个文学家的样子呢,怎么像个伙夫一样!”副官处的负责同志来了。而在交托过我们的鞋袜、津贴等之后,他又苦着脸用一种指责的口气说道:“你们这些人呀!给你们说过的……”他沉重地叹口气,随即转过话头。“好吧!去找司务长弄一点东西来,——你自己也来吃。”他最后几个字在声调上带点揶揄人的意味。在日常谈话中,在对待熟识同志的时候,他是喜欢开点小玩笑的。而且分明一句极为普通的话,一到他的口里,便立刻变得新鲜而有趣了。过了好一会我们的谈话才又活泼起来。吃着油煎馒头,我们一面谈到几个熟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风度。最后周仝提到一个女同志,他玩笑地批评这个女同志道:“她确实跟别人不同,有些骄傲。因为拿起镜子照照,觉得自己也实在长得比别人漂亮一些。”“是呀!”另一个青年同志应和道,“我就讨厌她死了!话都不愿多同她讲!”“那又要不得呢!”贺龙同志忽然变得很严肃了,“你应该帮助她才对!一个人总会有缺点的。”他接着向我问起“鲁艺”同学的生活情况。我大略告诉了他一点。而当我正在开头叙述几个同学,因为随着一个干部去军区参观惹来的烦言的时候,他似乎知道得比我清楚。“这都是领导不好!”他叹息着截断我道,“对新同志要特别仔细才对:吃呀,住呀,你都要帮着他们计划……”临走的时候,他又再三叮嘱我们,叫我们不要向他隐藏自己的任何困难。十四我们不但胜利地通过了平汉线,并且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附近的惠伯口了。然而我们正碰上一个相当严重的局面:雄县、霸县、安国和深泽,这些大清河、滹沱河沿岸的重要城镇,都相继落在敌人的手里了。在通过敌人封锁线不久,我们又听到了河间、肃宁同日失守的消息。我们觉得摆在贺龙同志及其战友面前的,将是一长串艰苦困难的日子。同时,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却也相信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到惠伯口的那天下午,他派人约我们到西泗头去,要我们参加一二〇师和第三纵队的干部联欢大会。他在三天前就已经住在那里了。他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子,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恰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久经战斗的老兵。他把我们介绍给军区的联络部长。这是个本地同志,脸蛋有点浮肿,抗战前是做乡村小学教师。在介绍过姓名以后,他又照例用他那亲切的玩笑口吻谈下去了。“那么,”他拍拍联络部长的肩头,笑道,“现在该你做联络工作了;把他们的马叫人牵去喂起好吧?”“没有问题!我马上叫人。”联络部长立刻东张西望起来,呼喊着什么人;但是贺龙同志却又打断他道:“你不要忙,还有事啊:有他们的饭吃吗?”“没有问题!”“那就好。以后你们没有饭吃,问他好了。”仿佛一个交际场中的熟手一样,一转身,他又把我们介绍给了政治部孙主任。其次是吕正操同志,长条子,又瘦又黑,穿着相当整洁。当我们正同我们的新相识寒暄的时候,而他忽然又走掉了。聚餐过后,我们才又在大会场中再见到他。并且听了他那热情而又坚决的讲演。毫无疑义,大行军的胜利完成,太使他高兴了。参加晚会的时候,他一直微笑着;便是晚会快要终场,军区的同志跑来向他和吕正操同志报告,敌人已经迫近二十里左右的地区时,他的神色也毫无改变,而且全不张理旁人那些略带焦急的短促商量。仿佛这个紧急消息同他无关。直到晚会散了,他才向头顶掀掀帽子,向我们关照道:“你们骑马回去睡吧!”而他的眼角浮着一种意义不明的暗笑。当夜一点钟光景,我们就跟随部队往南边转移了。目的地是边塞村,一个距离肃宁只有十五里地的相当荒凉的村落。我们在那里安安静静住了两天;直到第三天上午,我们才知道在前一晚的夜行军中,贺龙同志从马上跌下来,跌伤了。这使我们深感不安,但是直到当天晚上,我们才见到他。因为白天我们总是碰见一批一批的工作人员在同他商量事情。和我们同去的有周仝,以及另外一个年轻秘书。他斜靠在炕上,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一眼望见我们,他就慢慢坐起来了,摇摇头,开始回答我们的问询。“好多了。”他轻声说,“没见发冷了。前两天,一到夜里就只想烤火,这样偎住火都不够。那个味道呀!”他闭紧着嘴,眉头聚拢着,显出一种难于忍受的神情。“同志!三天没有跨过这根门槛呢!”他接着说,静静地笑了起来。“你想,我这个人三天不出门?……”他望着我们,笑得更好更亲切了。他忽然注意到其芳在同一天夜里跌坏了的、缠着绷带的手臂,关切地追问起来:是怎样跌伤的?情况严重不严重?我们把经过的情形向他说了。于是他叹息着,向我们讲解一些骑马的方法,以及他自己跌伤的经过。他接着耐心地告诫我们:“畜生也像人呢,它救你,你也要救它。有危险的时候,切记不要乱动!等它站稳脚了,才慢慢梭下来,这样马不吃亏,人,也不吃亏。不然的话,不说踩你几脚,压也会把你压坏的。我的处境有点不同,只有掀开它,先救起自己再说了!”他娓娓动听地说下去;但是他的口气忽又变得激昂起来。“老实说吧!”他愤愤不平地嚷道,“我骑马跌跤,也要看年看月呢!同志,十来岁就骑起马呀!”一个小鬼,约有十三四岁,第三次走到门边来窥伺了。“你进来呀,小鬼。”贺龙同志柔声地招呼道。于是小鬼跟即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卷电报。“这是几天的吗?”“好几天的。”“好几天的,我就懒得看了。”他把电报原封不动地还给小鬼,但却把孩子留了下来,叫他烤一会火。这是一个多少有点腼腆的孩子,瘦瘦的,很沉静,鼻子、脸蛋冻得通红;他默默地靠在炕沿上;挨近贺龙同志站着;低着头,现出一副思索神气,好像他有满腹心事。小鬼忽然仰起脸来,带着真切的挂虑轻声问道:“好了点么?”“好多了。冷也不发了,下午还吃了这么大一碗粥。”贺龙同志微笑着柔声回答了他,同时比了个手势形容碗的大小。而我们则一直被封闭在一种高贵庄严的沉默里面、感动里面,好一会没有说话,连咳嗽都没有人咳一声……最后,周仝把我失落笔记簿的事向他说了。在通过平汉线的夜里,一个同志前前后后地奔跑着,嚷着要白纸头;但是谁也没有。于是我挤出行列,把一册写了小半本的日记簿递过去,叮嘱他到达目的地后一定得归还我;但我后来四处寻访,再也找不着这个同志了。周仝说完过后,他惊问道:“真糟糕!是怎么掉了的呢?”我向他说明着经过,于是他又苦笑着叹息了。“这也算讨了一回乖!同志,他们哪管你材料不材料呀!”十五从边塞村动身的时候,为了减少夜行军的烦苦,贺龙同志约我们和他一道在部队先头走,这样就不会受到行军行列的限制,可以任意驰骋,提前赶到目的地休息。这在我们是极端需要的,因为自从进入冀中以后,我们便很少有大白天走路的机会了,往往是黑夜行军,直到天亮才得宿营。我们四点钟左右出发,一共有十五匹马。他披着一件黑羊皮外氅,皮帽子的耳罩挪下来,多少还带一点病容。他让他的马自由自在走去,相当缓慢。但是走过十多里后,也许是那广阔的大地,以及同他那毫无掩饰的性格一样的北方的落日令人振奋,他忽然在积雪的原野上疾驰起来。他驰骋着,不时又大声地、回转头同那些靠近他的骑者交换着简短的问话。他已经全然没有一点病人的形迹了。他脸色红喷喷的,老是浮上一层无所牵挂的愉快。偶尔遇到前头的向导对路线感到困惑的时候,他就急驰过去,把地图夺过来,一同审查着方向;最后,总是十分敏捷地指出一个隐隐约约的村落来。并且往往十分准确,正像那是他的老家一样。“你就朝那里给我走吧!”他投出手臂嚷道,“只要有一点影子就不怕了!”于是我们毫无疑虑地策着马前进了。简直就连疑虑这两个字也没有想到过。然而,有一次我们却走错了路。我们望着一条明晃晃的冰河走去,以为可以缩短一点路程。提醒我们的是一个老乡,他站在村口大声嚷道:“你们过不了的!同志,从那里绕过来吧!”贺龙同志首先勒住自己的花马。但他踌躇着,因为如果从大路上转过去,那是相当远的。最后他这样决定了:“走直线吧,就从这里过去!”我们大家都下了马,牵着马匹,一直望着那个小而破败的村庄走去。可是,这不是一件简单事情,那驮着我们和我们的牲口的,恰是一片冰冻着的大水淹没过的田野。冰很薄,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而人和牲口都会陷进泥沼里去。我们十分当心地走着,试探着,把全部注意都集中在脚上。贺龙同志走在我们前面,不时洪亮愉快地提示我们一下。“离远一点,——当心踩破冰啊!”他的声调使人觉得他是在玩着什么有趣的游戏那样。大约一点钟后,我们才又重新走上尘土飞扬的村道。而在过河以后,那个自愿做我们向导的老乡,又领着我们走了好几里路,并且仔细地交代过我们的前程,然后才和我们分手。这件事,在贺龙同志看来,是十分重大的,认为这是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出色条件。他奔驰着,不止一次转过身来望我们赞赏道:“河北的老百姓太好了!……”其他几个村子,也有自动为我们领路的。我们到达尹庄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这并不是一个很迟的时间。当我们正同联络参谋,还有新从重庆来的一个宣传厅的干事,在一家院子里喝着开水的时候,贺龙同志走进来了。他尝了一点,批评道:“是苦水!”于是同我们谈起甘肃的水来,以及那里的老百姓对于水的珍惜。你可以随便吃人家的馍,而一碗窖水,有的却几乎同生命的价值相等。“其实他们做的馍很好吃呢!”他着重地解释道,“这样宽,这样长,就和西式面包一样……”他说甘肃有的水喝了还会死人;红军长征中就曾经上过一次当。“我的娘!”他惊呼道,“才一两天就死了一百多匹牲口!那些马都是经过考验的。人也病倒不少!”他做出一副苦脸,摇摇头,深沉地叹息了。“那里的冷也要说说,”停停,他又继续道,“那个味道啊,说起来都怕人。这点冷算什么?我记得有句俗话:天下第一冷,要数双眼井。我们恰恰住的就是那个倒霉地方。”照例,凭着他那广泛的经验和锐敏的联想,一开了头,他的语言总是立刻像大江长河一样倾泻而下。从甘肃和甘肃的风习,他又谈到当时反动派对红军的追击,以及一团骑兵和他们的关系。因为这团骑兵在政治上是进步的,同情红军北上抗日这个伟大目标,不但经常放弃自己担负的追击任务,有一次,甚至把整个军事计划都送给他们了;但是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那时候真作难人!”他苦恼地继续道,“打吗,怕破坏团结;不打吗,太气人了!同志!从湖南起,我们就一直给他们写信呢,说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可是连回信都没有!——你看这个国民党欺负人么?!”他愤愤地望了我们一会,于是叹息着,静静地加上一句:“同志!老实讲,也只有共产党才肯这样顾全大局呢。”他沉默了。他把炕几上三个烧饼拿来摆着,叠着,正像是在玩积木一样。但他又一下子推开它们,带点激动地向我们谈到红军和东北军建立起统一战线的经过。而且特别提到东北军的高福源团长。高福源有一次被俘了,于是和对待其他俘虏一样,红军耐心地向他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把巨大的民族仇恨摆在一个失掉了家乡的人的面前;而在几十天以后,这个不久以前还同共产党作战的东北军的团长,终于自愿以一个和平使者的资格,回转西安去了。“跟他谈话的是彭德怀同志,”他加添道,“第一次就把他说哭了!感觉自己对不起祖国……”因为那个宣传厅的干事是东北人,贺龙同志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人物。“这个人可以说是统一战线的功臣呢!”他接着热情地赞叹道,“虽然没有他中国也会抗战,但是要迟得多!可惜后来牺牲掉了。这个人真了不得,是个英雄!……”他傲然微笑着,轻轻击了一下炕几。十六因为那个联络参谋,还有宣传厅的干事和雷加同志要回后方,贺龙同志约我同其芳一道去吃中饭。我们到的时候,看见大家都在烤火,保持着一种略带拘谨的沉默,而他自己则像岩石一样屹立在屋子中央。挨近他站着的是周士第同志。他在默默地披阅文件,一只手擎着文件,一只手插在裤袋里面。最后,他颠一颠脚,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于是抿抿嘴唇,干练而又沉着地凝视着周士第同志。“这个不太简单、太空洞了吗?”他沉吟道,“这里只说明了一般任务,还缺少中心工作呀?”他又注意地把文件翻阅了一会。“你想,”他继续道,“现在还是个水湿屋子,主要要形成一个战斗中心才好呢。你拿着,等下再找老甘来商量吧。”他缓慢地退到房门口去了。背靠在门框上,静静地笑着,但却显然正在进行着深沉的思索。其间,客人们的闲谈早已经开始了,话题是东北和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我也开始向大家讲述一位东北朋友的故事:因为妻子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自己不但无法工作,还得照顾孩子,兼上一份母亲的职务……“看到真叫人难过!”我充满同情地说,“人生得胖,又是个近视眼,一天都把孩子抱在手里……”“这个人要是来当兵,一定会被打死!”贺龙同志忽然硬朗地插断我,随即走出去了……聚餐当中,他的态度也没有多大改变,很沉静,很少说话。下午五点钟,在离尹庄三里地的店子头碰见他的时候,虽然开朗一点,和平常一样地有说有笑了,但我总觉得这只是一个外表;显然还有一些隐秘的想法和期待盘踞在他的心头。当时我们正在路边和莫耶说话,他默默地走近来了。“莫耶!听说你在行军当中很不错呀?”莫耶说,起初很困难,现在能够走了。但他怀疑地摇一摇头。“还不成!再熬一些时候就真的不错了。”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到战斗剧社去。剧社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勤务员在烧炕,很清静;但是,几分钟后,那些大大小小的剧团团员,便陆续把屋子填满了。他们像欢迎一个远道归来的家长似的接待着他。而且不断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对于这些要求,他一概承认下来,随又解嘲似的笑道:“唉,同志!我还是这个剧团的后台老板啊!”那个剧务主任非常担心缺少女角的问题。“这个容易!”他断然地回答了,“你莫慌,听说‘抗联’的剧团不错,向他们要人好了。”“恐怕不会拿好的给你吧?”“谁叫你先讲出来呢?他们不久就要演戏,看哪个演得好,你们悄悄把名字记下来,我们将来指定人要,她还跑得脱么?你们怎么这样老实呀,同志!”他的幽默口吻,照样把大家惹笑了;而他随又用拳头在炕沿上狠狠一击,态度严正地添说道:“一定要找人来!也该让张斌休息了。”张斌是剧务主任的爱人,抗战前在天津做看护,一个很有才能的演员,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了。这时,那个又黑又瘦的“小八路”已经烧好了炕。贺龙同志摸着他的头顶,瞧看着,问到他的姓名、籍贯,而在知道他父亲是高阳城里的铁匠,自己不久还在学习打铁的时候,他显得有些吃惊似的笑了。“哎呀!那这个小鬼的成分还不坏呀!你认识字么?”“认识两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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