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熊彼特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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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试读：
内容简介
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可以和凯恩斯的《通论》相提并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首先，熊彼特依据古典经济学的静态范式构建了虚构的“循环之流”。
然后，熊彼特指出，发展是打破静态体系的动力所在，而构成发展的两个核心要素是企业家和货币（或者说信用）。发展就是企业家在信用的帮助下，成功地实施新组合，也就是俗称的“创新”。
企业家是经济体系中最独具个性的人物，而为实施新组合而创造出来的信用则是企业家不可或缺的工具。以此为基础，熊彼特深刻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企业家利润、利息、经济周期等重大经济现象背后的机理。
本书的重大创见是将经济学理论从静态引向动态。因此，任何致力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人士绝不可错过本书。
译者简介
郭武军，复旦大学管理科学学士，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长年从事经济研究及企业管理咨询工作，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有《逻辑体系》、《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竞争战略》等多本译著出版，现就职于上海远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吕阳，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西安交通大学电力工程硕士，任职于英大长安保险经纪集团公司，从事设计与施工管理工作8年，保险咨询与风险管理工作15年，具有深厚的设计策划、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咨询经验。
译者序
很难想像，这本称得上是经济学上的划时代之作，竟然是出自一位28岁的年轻人之手。要知道，同龄的凯恩斯，一直要到1919年37岁时才有了第一本专著，而当他写下震惊世界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论起早慧、天才和企业家式的无畏，熊彼特堪称经济学界的企业家，堪与21岁分别创办微软和苹果公司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相比拟，也验证了不论商业或学术，创新更多的是年轻人的专利。
绝妙的是，熊彼特正是在这本书里，通过大胆却逻辑严谨的论证，首次确立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而为他赢得了“创新大师”的美誉，他的“创造性破坏”一词，更是成为企业家及管理学家的口头禅，而他本人更是成为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精神导师。再过几百年，熊彼特兴许会成为企业家这个行当（如果到那时还有这个行当的话）的守护神，就像雅典娜是雅典城的守护神。
但如果对熊彼特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水平的话，那就失之浅薄了，因为这本《经济发展理论》更大的创新与突破，是将经济学从古典范畴带入现代世界，而且几乎是凭一己之力。且不说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弗兰克•奈特当时还是哲学系的本科生，其突破性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要到十年后才问世，就是公认的经济泰斗凯恩斯，他自己也承认“在1923年前，我都是古典学派的忠实信徒。我对灌输给我的经济学理论坚信不疑，并且毫无保留地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现实事例”。不敢说这两位大师有否借鉴过熊彼特的思想，但熊彼特率先成功地将经济学带出古典理论的静态范畴，却是不争的事实。且让我们再概略地回顾一下他的这项创举。
首先，熊彼特仅仅用短短一章的篇幅，就勾勒出古典经济学的大模样，其举重若轻的能力让人叹服，其中“循环之流”一说更是绝妙地道出了静态经济的本质。以这个静态模型为起点，熊彼特开始了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伟大创新。熊彼特明智地用经济发展的概念取代了动态的概念，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更通俗，而动态这个词过于专业，让人生畏。他指出，经济发展是人类近代最重要的现象，而导致这个现象最根本的两个因素，也是循环之流中不存在一一至少是无足轻重的一一的两个因素，正是企业家和信贷。他厘清了常人对发展的种种含糊认识，认为经济发展专指经济体系自发而不连续的变化，直接说来就是，由企业家在信贷的帮助下，实施新组合带来的变化。这样，熊彼特就无畏地闯入了经济学的两个百慕大地区：一个是企业家这个人迹罕至的地区，另一个是货币这个迷雾重重、泥淖遍地的地区。就像伊阿宋是从科尔喀斯的绝险之地勇夺金羊毛，无限风光在险峰。凭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从金融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熊彼特在这两个领域大有斩获，一举奠定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坚实基础。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属于经济中的“另类”人物，他矫矫不群，和循环之流中的任何角色一一劳动者、地主、资本家一一都迥乎不同，因为他挑战了循环之流中收入等于成本、利润等于零的普遍法则，就像超人之所以叫超人，是因为他挑战了地球的重力法则。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不是简单的发明或技术革新，而是有着更宽广的内涵，体现在欲望、产品、满足方式及市场诸方面，并且从本质上说是将现有资源用于新的组合。企业家凭借其勃勃的雄心、过人的意志、全身心的投入，率先成功地实施了新组合。不见于循环之流的利润，正是对他的努力成功的褒奖。企业家之所以难得，乃是因为按人性的一般经验而言，大多数人就其能力和意志力来说，只能做常规划定范围的事情，一旦越过常规的藩篱，他们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适用于一般人的戈森欲望满足定律，通常并不适用于企业家；反过来说，企业家心中自有其更宏大的图景。只要看看乔布斯等人卓绝的创业历程，就知道熊彼特所言非虚。
单有企业家还不足以完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伟业，因为在熊彼特的定义里，企业家虽然有能力打破常规、独树一帜，但并不必然掌握资本，就算他刚好有生产资料，这也属于偶然情况。而在一个交换社会，没有资本就意味着无法染指生产资料，就无法实施新组合。这样，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要素信贷就应运而生。熊彼特深谙银行运作机理，他指出，银行为企业家专门创造出信贷，后者凭这些信贷在生产资料市场竞价，从而获得实施新组合所需的生产资料，进而“迫使经济体系改弦易辙，朝着企业家设定的方向前进”。如果企业家成功地实施新组合，也就是说，向市场提供价值更高的产品，那么他不仅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而且还有剩余，更重要的是向实体经济归还产品。在熊彼特看来，这就是利润的终极来源。随后而来的利息、经济周期等现像，都只不过是这个本源现像的衍生而已，具体来说，利息是企业家创新引发的扰动向循环之流渗透的结果，而经济周期则是经济体系对这种扰动的适应和吸收。
概括说来，既然可以合理地将循环之流想像成一个首尾相衔的闭环，那么你只要在脑海中想像出上下两个闭环、中间由一条创新通道相连结的简单模型，就会对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有了初步的理解：上下两个圆分别是两个静态的循环之流，而中间这条创新通道则是企业家结合信贷形成的动态创新过程。在这两个闭环中，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法则一一边际规律、成本法则等一一又恢复其统治地位，但代表着经济动态变化的这一条创新通道，则承载着熊彼特独一无二的创见。
虽然模型或理论和现实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虽然今时的企业家已非熊彼特心目中洛克菲勒、摩根、福特式的产业巨子或孤胆英雄，而多是若干才俊之间的巧遇与合作，比如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Facebook的扎克伯格和帕克，甚至惊才绝艳的独行侠乔布斯，也要有蒂姆•库克的辅佐；虽然企业家的创业资金也不再主要是来自银行，而是来自风险投资，甚至更前卫的众筹模式，但这些变化背后的本质仍在熊彼特的框架内，这一切使得本书不仅是经济学划时代的著作，而且一直也是企业家心目中的圣经，就像凯恩斯的《通论》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的圣经一样，这恐怕是这两位大师著述时所未想到的罢。郭武军上海远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吕阳北京英大长安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第一章 既定环境下的经济生活的循环之流
人类的社会进程，宛如一条恣意汪洋的大河，生生不息而又浑然一体。所谓的经济事实，只不过是研究者用分类的手段，从这条大河中人为地分离出来的东西。当我们说某个事实是经济事实时，这其实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因为所谓的事实，只不过是现实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在心灵中形成的复本而已，而抽象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但凡说到一个事实，它绝不是专属于经济的或者纯经济的事实；这个事实总有其他一些属性，这些属性经常比经济属性还重要。话虽如此，我们平常会说到经济事实，正式的研究时也会说到经济事实，而且依据同样的理由，这就像我们有权编撰一部文学史，虽说人的文学属性和其他各种属性都是浑然一体的。
社会事实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起码可以说，前者是紧随后者而来的；经济事实是经济行为的产物。经济行为可以定义为，以直接获取货物为目的的行为。经济行为也可以用来说一项行动的经济动机，社会生活及经济生活的经济动力，诸如此类。但我们所关心的经济行为，只有那些以直接获取货物为目的的行为，这样，在我们的定义里，经济行为这个概念的含义就只有各种直接获取货物的行为，至于其他的含义，就划归到经济动机及经济动力这些概念里，经过这样的处理，这两个概念和经济行为就在内涵上泾渭分明了。
这样，经济事实的范围就先由经济行为这个概念划定了。任何人都必须依经济原则行事；任何人必须是独立的“经济主体”，如若不然，就要依附于其他“经济主体”。但一旦社会实行专业分工，这个社会其实可以分成两类人：一类人专门从事经济或商业活动，而另一类人，其行为的经济属性远不及其他属性来得突出。这样一来，前一类人就成为经济生活的代表，虽说其他人同样需要依经济原则行事。这样就可以说，将前一类人的行为汇总起来，就是经济生活的样子；这已经不再是抽象的说法了，尽管这个定义下的经济生活，仍然和人类的其他关键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般性的经济事实是这个说法，经济发展也是这个说法。解释经济发展，正是本书的旨趣所在。在进入这个主题前，我们在这一章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准备一些必要的原理，熟悉一些理论工具，以备后用；除此之外，如果将主流理论比作轮子，那么我们得有耦合得上的齿轮才行。我丝毫不打算用方法论上的评论这件武器来装备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说，虽然本章的内容其实只不过是经济理论主体的一部分，但说的都是些公认的东西，读者完全不必担心它们到现在是否还成立。此外，这个理论的结论只有一小部分对我们是必要的，既然如此，我很高兴只需要尽可能通俗而扼要地来说它。这样做不免要牺牲一些准确性。但凡遇到准确表述的好处只落在那些不怎么重要的场合，我们一律照此处理。在这一点上，我向读者推荐另外一本拙作。
当我们要考察经济现象的普遍形式、前后一致的特性，或者考察如何理解它们的法门时，这其实意味着，我们在那一刻有把握相信，经济现象中确有一些“未知的现象”是可以考察的、可以发现的；我们有把握从这些“未知的现象”追溯到那些相对“已知”的现象，这和任何一门科学的探索过程没什么两样。一旦我们发现，在这两个现象间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且其中那个作为“原因”的现象出自经济以外，我们的问题就算解决了。此时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余下的事要靠其他学科的贤哲了。但反过来说，要是这个原因本身仍未脱离经济范畴，我们就还得继续解释下去，直到我们找到经济以外的原因才告结束。普遍理论也好，具体实例也好，情况都是如此。就拿地租来说吧。要是我们能说，地租现象的起因在于土地的肥沃与贫瘠程度不一，那么我们就在经济上彻底解释了这个现象。要是我们能将特定的价格波动归结为政府制定的一些商业条例，那么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使命也就完成，因为这些商业条例并不以直接获取货物为目的，也就是既不直接交换货物，也不直接生产货物，故而不属于我们所定义的纯经济事实。我们一直关心的，正是描述经济数据与非经济数据间因果关联的普遍形式。经验表明，这件事是有可能做到的。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经济事件自有其内在逻辑，而我们却只不过是有意识地加以精确阐述罢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由简入繁，先来考察一个孤立社会；但要知道，无论繁简，这个社会的本质不变，而这也是本书唯一关心的内容。
这样，我们要在脑海里勾勒出经济机制的主要特征。为此目的，我们主要考虑一个商业为本的国家，私有产权、劳动分工和自由竞争乃是其基本国策。
一个从未耳闻目睹过这样的国家的观察家，当他置身其中就会发现，甲地农民耕种出来的谷物，会在遥远的乙地做成面包消费掉，他一定会忍不住发问，这位农民凭什么知道，在那么远的地方会有人要吃面包，而且刚好要吃那么多。如果有人告诉他，这位农民根本不知道他种植的谷物在什么地方、被谁消费掉，他一定会大为惊讶。但这还没完。这位观察家还会发现，从那位农民到最终的消费者，凡是经手这批谷物的人，对下家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也许只有那位面包师是个例外；即使早在他们知道有这位消费者会买下面包以前，他们通常就得生产或购买这批谷物，情况也是如此。要是他有幸当面询问那位农民，后者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靠着长期积累的经验，再加上世代务农的本能，他知道耕种多少谷物对他是有利的；他凭经验知道，攸关这门生意的需求，其范围和强度各有多大。他会不折不扣地照此行事，而且只会在环境施加的压力下逐渐调整。
这位农民要盘算的其他事项也是如此，无论他是像一位精于计算的工业家那样算无遗策，还是在习俗的驱动下只是下意识地做出判断。只要不出他熟悉的范围，他通常是知道必购物品的价格的；他也知道自己投到土地上的劳动有多大的价值(无论他是依据纯经济原理来确定这个价值，还是以与众不同的眼光来估计这个价值)；凭着长期积累的经验，他对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各种农事都了如指掌。而供应这位农民的各个商家，同样也靠着经验知道前者需求的多寡及强弱。由于经济期的循环之流一一一切经济律动之最显著者一一速度相对较快，由于每个经济期发生的事从根本上说都是相同的，这样，交换经济的作用机制表现出极大的精确性。先前的经济期之所以主导人们一一比如说这位农民一一的行为，除了因为他从中学会了应该做什么，还因为这位农民在每个经济期的生计，要么直接靠他在前一个经济期出产的实物产品，要么间接靠这个产品，也就是说，用这件实物产品的收益换得的货物。此外，先前的全部经济期编织起一张社会及经济关系之网，置身其中的这位农民，是很难摆脱这张大网的。因为他用到的具体生产资料、采纳的生产方式，都是从先前的经济期传承而来。所有这一切将他牢牢束缚在既定的轨道上。这里出现了一种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的力量，详情容后再说。在这里只需说，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总是假设，任何人在每个经济期的生计，靠的是前一经济期生产出来的货物，只要生产延至过去，或者生产要素的生产是连续的，这个假设就是可能的。这么做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
现在且将这位农民的例子加以推广，并说得更精确一些。我们假设，每个人出售其全部产品，就其自身消费的那部分产品来说，他也是自己的主顾，因为自给自足的那部分产品其实也取决于市场价格，也就是说间接取决于，扣除自给自足的那部分产品后，可以换得的其他产品的数量；反过来说，自给自足的那部分产品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就相当于实际上市出售一样。这样一来，全体商人的处境和那位农民没什么两样。为了生产和消费，他们兼有买主和卖主的双重身份。工人也可做如是观，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服务可以当成可出售品来处理。既然单个商人和前面例子中的那位农民一样，都是依照自身的经验，自行组织生产，寻找销路，那么汇总起来也应该如此。撇开各种原因引起的干扰不说，全部产品一定会出售一空，因为任何产品，除非经验表明有人会买它，否则是不会被生产出来的。
让我们把这件事再说得透一些。设有一位屠户，他加工多少肉类，取决于他的主顾，比如说某一位裁缝，愿意买多少，出什么价；这又取决于这位裁缝做衣服能挣多少钱；这又取决于裁缝的主顾，比如说某一位鞋匠，愿意花多少钱买衣服；而这又取决于鞋匠的主顾愿意花多少钱买鞋子；如此这般地追溯下去，直到出现某个人，此人挣的钱是靠向那位屠户卖出货物。这个经济小圈子一买一卖所涉及的数量，无论朝着哪个方向追溯下去，总是表现出这种环环相扣、层层相因的关系。无论从哪一点切入，并由这一点向前追溯，在经过也许相当多的但总是有限的环节后，总会回到最初的起点。这样的追溯既不会自然终止，也不会因某个原因的出现戛然而止，这个原因决定其他因素，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决定。
消费一词有其习惯的用法，比如，说消费面包好理解，但要说消费土地、服务、钢铁就不那么好理解了。但如果我们拓宽消费一词的含义，将后一类事物也划进来，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楚地发现货物在循环之流中的轨迹，我们的模型也就更加完善。同一种商品在前后两个经济期的两个单位，从生产到消费者所经历的轨迹当然并不一定总是相同的。但要假设情况就是这样，也不会影响这件事的本质。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某种持久生产力来源一再得到使用，为的是最终到达同一个消费者手里，这样的事，年复一年地一再重复着。由此可知，每一项供给，在经济的某一处，可以说都有一项需求随时候命；任何一件商品，在经济的某处都有一些商品与之对应，在经验决定的条件下，这些商品的所有者愿意持之交换前面那件商品。既然任何货物都能找到下家，那么经济生活的循环之流，必定是一个首尾相衔的闭环，换言之，一切商品的卖主，有足够的购买力获得他们想要的货物，有了这些货物，他们在下一个经济期的消费和生产设施还能保持在当前的水平；反观买主也是这样。
因此，单个家庭或企业参照经验给定的数据、以经验决定的方式行事。当然，这不是说它们的经济行为就一成不变。它们参照的数据会改变，一旦觉察到这种变化，每个人都会立刻据此行事。但每个人也会尽可能地严守传统的经济方式，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顺从于环境的压力。因此，经济在任何时候的状态，都不会和先前的状态毫无关系，不会自行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套用维塞尔的说法，这就是经济的连续性原理。
倘若经济确实不会“自行”改变，我们不妨干脆假设经济保持不变。这样的处理，只不过是将经济不变的事实说成是全然不变，并不会因此忽略任何关乎研究成败的要点。当我们说到一个全然不变的经济时，这当然是一种抽象的说法，但也只不过是一种处理手法，为的是彰显实际发生的现象的本质。我们暂时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处理手法谈不上离经叛道，顶多是和习惯的说法不一致，这么做也是因为，因循正统路径，我们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种思路可以殊途同归。一个社会在一个经济期内生产和销售的全部商品，可以用社会产品这个概念来表示。但这个概念的含义和我们的研究无关，无须深究。现实中也没有社会产品这样的东西。社会产品不是个人精打细算、孜孜以求的产物，这和经济也不是依照预定的程序运作是一个道理。话又说回来，社会产品还是一个有用的抽象概念。我们可以借此想象出这样的情景：四面八方的人一到经济期末，就携带各自的货物赶往指定的集市，再将货物汇于一处，然后依照预先订好的原则来分配。虽说这样的情景只是想象出来的，但还算接近现实，庶几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可以说，各人先将自己的那份贡献投进社会产品这个大货栈，然后从中取回他一份报酬。每一份贡献，在经济体系某一处都有一份要求权与之对应。每个人取回的那一份报酬，也都在经济体系某一处随时候命。只要清楚每份分配含有多少贡献这个条件，每个人都能凭经验知道，为了得到想要的物品，他得做出多大的贡献，既然如此，经济的循环之流一定是一个首尾相衔的闭环，全部的贡献和分配也一定两相抵消，无论秉持怎样的分配原则，都是这个结果。当然，我们一直都假设，有关各种数量都由经验给定。
我们可以运用一种广为人知的工具，进一步优化上述经济模型，使我们更深刻地洞察这样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妨假设，这些经验一概不存在，而是要从头积累，这就好比说，同样那批人，同样的文化、品味和技术知识，以及同样的初始消费品存量和生产品存量，但他们不再有经验傍身，只能精打细算、左右权衡、不断摸索，以图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这个目标。这倒不是说人们在现实中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想揭示经济行为的逻辑，并不在意现实中的家庭和企业实际是怎样想的。我们也无意撰述经济史。我们想要分析的，不是经济如何从过去一步步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的，而是经济的内在机制或体制，在发展的任何一个给定阶段是如何起作用的。
这个分析提到的、说明的以及使用的那些理论工具，现在都已经是广为人知了。经济行为可以来自于任何一种动机，甚至是宗教动机，但无论如何，经济行为的含义总是在于满足欲望。有鉴于此，从欲望这个事实衍生出来的那些概念和命题就特别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效用和边际效用这两个概念，边际效用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眼下有一个时髦的术语：“选择系数”。我们还要提到一些定理，人们用这些定理来确定：如何在多种用途间分配资源；一些货物间是如何携手合作的，另外一些货物间又是如何你争我夺的；如何合理推导出各种商品间的交换比率、各自的价格以及“供求规律”这条古老的经验法则。最后，我们形成价值体系及其均衡条件的预备知识。
一方面，生产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制于实物对象及自然过程的天然属性。约翰•雷说过，经济行为在这个方面所能做的，无非是静观自然过程的结果，并尽量使之服务于人类的福祉。究竟有多少自然事实与经济学有关，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像(实物)回报递减这样的规律，对具体的经济结果是举足轻重，还是不值一提，这要看人们针对什么类型的理论。一桩事实也许关乎人类福祉，但不代表缺了它经济理论就玩不转，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当然，就像庞巴维克举例说明的那样，一旦需要，我们必须将新涌现的技术事实纳入我们的工具箱里。有关社会组织的事实就不能如法炮制。这类事实与技术事实有一点倒是一致的：都是经济理论王国的化外之民，都只是作为经济理论的“数据”而存在。
生产的另外一面在于，每一项生产活动都有其具体的目的，从这方面入手，远比从生产的物质及社会方面更能深入把握生产的核心。长于经营之士总是谋定而动，否则世间何来生产一说？目标一旦确定，如何生产、生产多少，也就大体定了下来。只要生产手段及客观条件预先划定，生产“什么”、“因何”生产也就成了定数，不消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生产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制造出有用的东西，以供人们消费之用。在一个没有交换的社会，生产的唯一目标就是自给自足，为自己提供可以消费的效用。在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只为消费而生产，或者说，只为满足自身的诸般需求而生产。不难看出，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每个人生产什么产品，取决于他对这种产品的诸般需求分别有什么特点、有多强烈。外部条件及个人需求一旦确定，生产活动及其结果大体也就确定下来了。生产紧随需求，也可以说，需求拉动生产。将自给自足的社会换成交换社会，这些结论照样成立，只不过要做一些微调罢了。
正是“这另外一面”的特性，使得生产一出世就打上经济的烙印，也使得生产的经济问题与技术问题泾渭分明。企业的技术经理和业务经理经常出现的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技术与经济之间存在的分歧。技术一方刚抛出生产过程革新的提议，业务一方就会立刻跳将起来反对，比如，技术经理建议引入新的生产流程，而业务经理不同意，理由是得不偿失。可以想象，这两位经理再怎么吵来吵去，大概也脱不了这样的路子：我还不是想让企业经营得更得当？我才知道什么样的经营才算得当，所以我会有这样的判断云云。不排除有误解对方意思，甚至信口开河的可能。撇开这些因素不说，导致判断上出现分歧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是，什么叫经营得当，这两位经理的观点实在是南辕北辙。业务经理说的经营得当，应该就是指商业上的优势。可以想象，业务经理大概会指着技术经理这样说：要革新生产流程，就要添置机器；要添置机器，就要投入资源；但老兄你知不知道，这些资源用在别的地方会更赚钱。换在自给自足社会，业务经理的反对意见要微调一下：引入生产流程革新，欲望满足程度不增反减。倘若我们如实重现了业务经理的心声，那么技术经理又是怎么想的呢？他认定的经营得当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满足欲望确实是一切生产的终极目标，而技术经理的提案又使得欲望满足不增反减，那么自然在经济上说不通，业务经理有充分的理由不予附议，当然，前提条件是，他用来驳斥的论点都属实。追求生产设备在技术上的尽善尽美，会油然而生艺术创作式的愉悦，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快感是要不得的。事实也是如此，一旦技术与经济发生冲突，俯首称臣的总是技术。话又说回来，技术本身不仅卓然独立，兼且至关重要，技术经理的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尽管经济目标决定了什么样的生产技术用于实际，撇开现实障碍，从纯技术角度搞清楚技术手段的内在逻辑，也还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事。有例为证。设有一台蒸汽机，每个零部件都合乎经济标准。整台机器，已到了增之一分则肥、减之一分则瘦的程度。假如有人明知结果得不偿失，具体来说，明知为投入的燃料、人工及改良付出的成本，高于从中得到的收益，还一厢情愿地增加燃料，更换有经验的技师操作，改良设备，希望这台蒸汽机发挥更大功效，这显然是不智之举。但如果只是从理论上研究一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台机器有更大的功效，具体有多大，仅凭已有的知识，还能做哪些改进，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这倒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时机一到，这些研究很快就能付诸应用。时时拿理想和现实对照还有一个好处，这就是，再也不会因为无知而错过机会，而只会主动放弃一些机会，因为通盘比较后发现，这些机会在经济上并不划算。总之，在特定的时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要合乎经济标准。生产方式固然有其经济的一面，也有其实物的一面。后者自有其专属的问题，遵循其内在的逻辑，透彻思考这些问题及逻辑一一先不用考虑经济因素，也就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一一就是技术的旨趣所在；将思考的结果付诸应用，就是技术意义上的生产。
前面的思路表明，技术与经济的共性一一都要看划算与否一一才是根本的；至于两者之间表现出来的差异，只是各自对“划算”一词的理解存在偏差。倘若换一个思路来看的话(也就是从组合这个角度来比较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我们仍然会发现，技术与经济之间存在的那个共性才是根本的，差异是因为对那个共性的理解上存在分歧。生产不可能“无中生有”，生产所能做的，只是影响或者控制事物或者自然过程一一也有人喜欢用“自然力”这个词。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都不可能打破这样一条自然规律。为了方便后面的讨论，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兼有“利用”与“影响”这两个词的意思。这个概念的含义固然要包括：使用、处置货物的种种方式，一切地点上的改变，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物理的、化学的以及其他自然过程的变化。但这个概念更关心的是，如何改变人们欲望的既有满足状况，如何改变自然界的事物及力量的相互关系，如何按需要将这些事物及力量分化或组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产就是在人类力量所及的范围内，将这些事物及力量加以组合，无论从技术角度看，还是从经济角度看，这个结论都成立。一种生产方式就代表着这样的一种组合。我们说生产方式不同，其实指的是组合方式不同，首先就是组合的对象不同，倘若组合的对象相同，那就是这些对象之间的数量关系不同。任何一项生产活动，都为我们展示以及提供了这样的组合。甚至像交通一类的广义生产，也在组合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以内。企业本身，甚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各种条件，也都应该被视为“组合”。看得出，组合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分析中可谓举足轻重。
经济组合与技术组合各有侧重，前者侧重于现存的需求及满足手段，后者侧重于生产方式的基本思想，尽管如此，两者并不矛盾。技术要实现的目标，其实要看经济的要求；技术只为所需产品开发生产方式。在经济现实的制约下，生产方式并不总是能随心所欲，不可能最好的技术想用就用，理想的结果想实现就实现，而是要服从于经济的考量。技术上的完美主义是要不得的，因为没有考虑到经济条件的制约。技术上的合理必须让位于经济上的合理。于是乎，以下的现象在现实中随处可见：破烂的绳索取代现代化的钢索；羸弱多病的牲畜淘汰良种的牲畜；颟顸无知的劳动力排挤先进的机器；原始笨拙的货币驱逐便捷的支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虽然不算少见，但经济上的最优与技术上的完美未必总是能够兼得，撇开颟顸不智及好逸恶劳这些次要的原因不说，主要的原因是，有些生产方式虽然在技术上已经落后，但仍然是给定经济条件下最好的选择。“生产系数”一词刚好可以用来表示组合这个概念的内涵，因为这个词指的就是，用来生产一单位产品的各种生产资料间的数量关系。正是在这个词上，经济和技术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别。经济观点不仅决定两种生产方式孰优孰劣，甚至决定了在同一种生产方式下，什么样的生产系数才最合适，原因很简单，各种生产资料多少可以相互替代，这样一来，同一种生产方式下，一种生产资料的匮乏，可以通过增加另一种生产资料来弥补，而不会影响这种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比如蒸汽机动力的不足，可以通过增加人手来弥补，反过来也一样。
既然生产的本质就是各种生产力的组合，而组合的结果当然是各种产品，那么接下来有必要搞清楚，作为组合对象的生产力，究竟所谓何物：概括来说就是，一切可用于生产的实物及“动力”，其中一部分出自人工，另外一部分则是造化天成。许多“自然力”，譬如说电流，对我们来说就像产品一样，它们既有无形无质的一面，也有实实在在的一面。一件货物究竟应该看成产品还是生产资料，有时候只是理解的角度不同。譬如说，你可以将劳动看成是一件产品，因为只有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你也可以将劳动看成是一种原始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理解，劳动不是一件产品，而是一种原始生产资料。既然一件货物应该归入哪一类，往往视个人的情况而定，那么，同一件货物，在张三手里是消费品，在李四手里可能就是生产资料。同样道理，同一件货物，用于甲处是消费品，用于乙处就是生产资料。这样的讨论在理论文献中，尤其是早期的文献中随处可见。我们只引用劳动这个例子就够了。真正重要的，倒是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问题。
各种货物离最终的消费有远近之分，也就有了“等级”之别。不消说，消费品属于第一等级；还有些货物，将它们直接消耗掉就得到消费品，故而可以归入第二等级；依此类推，有第三、第四……这样更高也是更远的等级。这里要切记一点：货物只有到了消费者的手里，才能归入第一等级，譬如面包师手里的面包，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第一等级的货物，只有由跑腿小厮送到才算。等级较低的货物，只要不是造化天成，那一定是由若干等级较高之货物组合而成。虽然归类方式并不唯一，但对我们最为有利的归类，是将货物归入它能够达到的最高等级。譬如说，尽管每个等级都有劳动，但我们还是将劳动归入最高等级，因为任何生产总是要最先用到劳动。每经过一级生产或组合，每加入一些其他等级的货物，货物离消费品就更近一步；随着其他货物的加入，这件货物离消费者越来越近一一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江河入海的情景：随着万千支流的不断汇集，江河冲破高山的拦截、巨石的阻碍，恣意汪洋、浩浩荡荡地流向大海。
有一个事实值得关注：想象一下自己站在货物等级表的最底层，自下而上地观察，你就会发现，货物的等级越高，就越难以归类，越来越不像等级较低的货物那样，有鲜明的特征和诸般明确的属性，因此注定只能有特定的用途，而不敷他用。货物的等级越高，其专用性就越低，越不能用于特定的目的，但其用途也越广，内涵也越宽。等级越高，可区别开来的货物越来越少，可归入一类的货物也就越来越多。这种情形很像在逻辑体系里，越往上逻辑概念越少，其内涵越狭窄，但包容的对象越繁多。我们不妨将货物等级表想象成一棵下宽上窄的大树，这样就会很直观地发现：我们选取的观察点离消费品越远，沿同一条线向下观察到的第一等级货物就越多。如果我们发现，有些货物完全或部分来自相同生产资料的组合，我们就说这些货物在生产上有关联。这样我们可以说，货物的等级越高，相互之间的生产关系就越丰富。
于是乎，只要沿着货物等级表一直向上，最终一定会抵达我们心目中的原始生产要素。不消说，它们就是劳动及大自然或者说“土地”的产物：劳动服务及土地服务。其他货物起码“包含”一种原始生产要素，大多数货物都包含两种原始生产要素。一切货物都能分解到“劳动及土地”，因为不难想到，一切货物都是由一连串的劳动服务及土地服务所构成的。反过来可以说，消费品是一类特殊的货物，其特殊之处在于能够被人直接消费掉。全部产品除去消费品，剩下的是“加工过的生产资料”，从生产端看，这类产品只是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的化身，而从消费端看，它们又是“潜在的”消费品，严格地说是潜在消费品的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理由认为，加工过的生产资料是独立的生产要素，读者到后面自会发现，这样的理由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将加工过的生产资料分解为劳动及土地”。我们可以说，消费品是由劳动及土地构成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劳动及土地是潜在的消费品。但只有加工过的生产资料可以同时套用这两种说法，因为它们不能独立自存。
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此二者是有先有后、有重有轻，还是分庭抗礼、不分伯仲？第二个问题是，此二者所起的作用是否有本质差异？别人可以从哲学、实物等角度来回答，但我们只能从经济角度来回答。我们只关心一件事：这两者的关系对经济有何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回答固然在经济理论内有效，但除非是针对这个理论体系的某个特殊建构，否则不能算是普适的结论。就拿重农学派来说，他们肯定土地和劳动有先有后，既然高举重农大旗，当然是以土地为先一一这本身没有一点错。只要他们谨守“劳动不能无中生有”这个原则，那就没有什么好反驳的。但重农学派的观点对经济学有什么意义，这不免让人起疑。就拿我们来说，在这一点上认同重农学派，并不代表我们还赞同他们后续的论证。亚当•斯密也肯定土地和劳动有轻有重，但他对劳动青眼有加。这个观点本身也没错，甚至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他无非说出了一个事实：无须劳心费力，人类就能得到大自然恩赐的物产。除此之外，要是他的观点还有什么有意义的地方，我们应该也会欣然接受的。显然，在亚当•斯密的心目中，土地的物产本来是大自然的无偿恩赐，只是在圈地私有后，情况才变得不同。照他的想法，只要废除土地私有制，任何国计民生的事，只要考虑劳动这个要素就行了。这当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但并不影响原来观点的合理性。大多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无不以劳动为先，其中首推李嘉图。他们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件秘密武器一一地租理论，有了这个理论，他们可以不用再操心土地及其价值确定了。要是地租理论真站得住脚的话，我们倒是愿意接受这个观点。说起来，像约翰•雷这样一位有独立见解的学者，就是因为先认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才一并接受了李嘉图对土地的观点。还有一派学者不承认土地和劳动有先有后，我们赞同这一派的观点。说起土地与劳动的关系，在我们看来最要紧的一点是，两者都是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这方面可以说不分伯仲，就连生产需要它们的理由与方式也一模一样。
第二个问题也可以有不同的回答，而且不用拘泥于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就拿埃弗兹(Effertz)来说，他就认为劳动是主动的一方，而土地是被动的一方，因为道理很简单：劳动是生产中主动活跃的一方，而土地则任由劳动支配。单就这一点而论，他的说法并没有错，但了无新意，不能予人以启示。单从技术角度说，他的观点已经很难让人接受了，但这在我们看来还不是顶要紧的。两者在人们计算得失以及买卖经营时所起的作用，才是顶要紧的，它们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分量，差不多是不相上下的。劳动也好，土地也罢，都要“精打细算”地使用，都要预先判断其价值，都要遵循经济原则，在经济上受到的重视也不相上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会有其他因素牵扯进来。除了上面提到的，土地和劳动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关乎我们的研究了，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将两者等量齐观。这样的理解，和边际效用学派是一致的。
土地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劳动倒还值得我们细究一番。划分劳动的标准不一而足，有些标准与我们的研究无甚关系，可以略过不提，比如，高产还是低产，直接还是间接，脑力还是体力，细活还是粗活。但另外两种划分标准倒是值得一提：其一是支配他人的还是打下手的，其二是独立还是受雇。从这两种划分标准出发，我们会得出一条相当重要的观点。劳动是指使他人的还是受人指使的，乍看起来是一条相当根本的划分标准，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类相当典型的劳动。人们的第一印象是，指使他人的劳动在生产中居于高位。这种劳动对“受人指使的”劳动又是发号施令，又是监察督导，不禁让人萌生错觉：它要比其他劳动高出一截。受人指使的劳动说穿了和土地没什么两样，两者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不相轩轾。但指使他人的劳动就不一样，这种劳动明显居于支配地位，可以说是第三种生产要素。指使他人与受人指使还有一个鲜明的区别，前者要自主确定目标，需要有创造性，这好像成了它的本质属性。追根溯源，独立劳动与受雇劳动之间的区别，就是指使他人的劳动与受人指使的劳动之间的那些区别。独立劳动唯一的特别之处，其实就是指使他人的劳动拥有的那些职能，除此之外和受雇劳动没什么两样。要是有人既自主经营，又操持日常工作，他其实是一身兼两职，说得通俗点，又干经理的活，又干工人的活。
不难发现，无论是居于高位这个特点，还是监察督导这项职能本身，都不能算是劳动最本质的差别。一位工人机缘巧合，在企业中谋得高位，干上指使督导他人的差使，这并不代表他的劳动就与众不同。就算他当上了“头儿”，不用在生产上花一点儿力气，他干的还是间接劳动的差使，说得直白点，他干的就是工头的活儿。这类劳动的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这一类的问题，看起来就重要得多。就算有人会说，身居高位在经济上算不了什么一一倒是有一些社会意义一一他也不禁会承认，能做决策的劳动，那可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立刻发现这里面的漏洞：有哪一项工作少得了决策呢？就拿学徒阶段的鞋匠来说，要是他一遇到问题，哪怕很小的问题，都去找师傅，都不能独立判断和解决，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要求出师自立门户。师傅没少教他修鞋的生意经和手艺，但不会时时在他身边帮他拿主意。再拿电工来说，在上门维修电路故障前，他未必就完全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有些问题要到现场拿主意。再以销售代理为例，他既不是“企业主”，也不是“单干户”，按理说和决策无关，但要是企业只划定一件商品的价格区间，而任由销售代理在这个区间里灵活处理，后者其实已经是在参与价格决策了。最后是经理人或独立的企业主，他们要做的决策、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最多的。但他早就学会了生产什么，为什么生产。最要紧的是，他已经知道如何生产：他不仅掌握生产技术，还了解与生产有关的各种经济数据。他要做的决策，在本质上和未出师的鞋匠没什么两样，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生产什么这件事其实不要他操心，因为已经由需求预先划定好了。他连具体的目标都不需要制定，只要按照外部条件的要求行事就行了。说起来，这些给定的数据倒也不是一成不变，一旦有变化，就要看他对变化的应对有多快、有多得当。但试问哪一项工作不是这样呢？他不大会先搞清楚事态的主要条件，然后再做应对；一般说来，只要他觉察出一些苗头，尤其是他的主顾在需求上出现的苗头，他就会立刻做出应对。由于他是逐步适应这些趋势的，故而不大会忽略重大环节，最多只会漏掉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由此可见，只要人们是根据已知的环境来决定在经济上如何行事一一这也正是我们这里以及经济学一直研究的问题一一那么，无论他们是指使他人，还是受人指使，其实都无关紧要。两者都受制于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这一点上，指使者并不比受人指使者超脱到哪里去。而发现这些经济规律，证明偶然的背后其实是必然，乃是经济理论的核心任务所在。
这样，依照我们的假设，没有谁是生产资料及生产过程的主导者，严格说来，消费者才是真正的主导者。企业的经理人看似主导生产，但他该做什么事情，都是欲望或需求预先划定好的，而这些事情该怎么做，也是现成的生产资料及生产方法规定好的。仅当作为消费者提出需求之际，个人才对生产有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决定生产走向的，绝不仅仅是企业的经理人，而是每一个人，尤其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离开这一点大谈个人主导生产，是没有意义的。过去主导经济体系的数据已经相当熟稔。倘若这些数据保持不变，经济也将一如既往地走下去。一旦这些数据发生变化，就不再为人所熟悉了，但只要尽力，一般还不至于跟不上变化。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就做出改变，除非他觉察到外部条件正在改变。要是外部条件确已改变，而人们还想因循成法，数据与行动之间必有龃龉，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能容忍的事。各人自有其行事风格，未必都像我们假设的那样。但只要变化仅仅出于客观必然的作用，经济中就不会有任何创新的成分。要是真有人不依我们假设的那样行事，情况就大不一样，会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至于这些现象是怎么回事，容后再说。我们目前要做的，只是说清楚经济事实固有的规律。
从我们的假设可知，只要外部环境给定，劳动数量也就随之确定。我们在前面只提出劳动供给数量的问题，并没有给出回答，现在是时候补上了。要是有人没头没脑地问起来，一个经济的就业率有多大，相信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答案。要是我们暂且假设，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劳动用于何处最有利，换言之，劳动的各种用途按照严格的等级排列，这样一来，在这张等级表的每一点，劳动的每一项具体用途的预期效用，都需要拿来和随之而来的负效用做比较。谁都知道，养家糊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只是为了生计，人们才不得已而为之；只要条件允许，试问有谁不愿意卸下这副重担？有了这些结论，就不难确定一个工人愿意干多少活。在每一个工作日的开始，两相比较的结果一定是，工人愿意干活。但随着工人的欲望越来越得到满足，他的工作动力越来越薄弱，而天平另一端的工作负效用，反倒是越来越高；越比较下去，工人就越不想继续工作下去，随着效用与负效用不断的增加，每个工人都会来到两者刚好相等的这一刻。不消说，这两股力量的大小因人而异，因国家而异。理解了这些差异，大体上也就明白小到匹夫的荣辱、大到一国的兴衰的缘由。但是，差异归差异，并不影响这些原理的实质。
劳动的服务也好，土地的服务也好，都只不过是生产力。衡量某个等级劳动的数量并非易事，但总还是做得到。这样的情形在衡量土地服务时也曾遇到：哪怕实际做起来再怎么复杂，原则上总是能对土地服务做出一番衡量。假设只有一种生产要素，譬如，只凭某个等级的劳动就能生产出全部的产品一一这个假设算不上异想天开，只要假设一切大自然的物产可以随意取用，无须盘算来盘算去就成了一一要么假设两种生产要素各行其是，各有各的产品，互不牵扯，在这两种假设下，只要完成这样的衡量，生产者的业务筹划就算成了。要是生产者面对的问题是，有价值相等的甲乙两种消费品，生产一单位甲消费品，需要三个单位的劳动，生产一单位乙消费品，只需要两个单位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可以轻易做出取舍。但现实情况断不会如此简单，因为在现实中，生产要素总是共同参与生产。可以想象，生产者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现有价值确定的甲乙两种产品，生产一单位甲产品，需要三个单位的劳动和两个单位的土地，而生产一单位乙产品，则需要两个单位劳动和三个单位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如何做出取舍呢？要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共同的单位，这两种组合显然无法相互比较。这就是著名的配第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让我们知道了归属理论。人们想要衡量的，其实是他掌握的各种生产资料孰重孰轻。他要有一套标准，不然的话，他的行动就无章可循；他要有一套参数，不然的话，他就会无所适从。说到底，他要有一套价值标准。但只有消费品才谈得上价值标准，因为只有消费品才能直接满足他的欲望，各种消费品对他孰轻孰重，说到底取决于满足他欲望的情况。我们前面就曾指出过，劳动服务及土地服务存量不像消费品，没有相应的价值标准；我们现在可以接着指出，加工过的生产资料也是如此。
不难看出，生产资料之所以有用，靠的是有助于欲望满足；之所以有助于欲望满足，靠的是为生产消费品出了力。生产资料的价值其实来自消费品；或者可以说，这些生产资料促成了消费品，而消费品反过来又将价值回馈给前者。消费品的价值“经过归属”落到生产资料身上，而生产资料也凭借归属来的价值，成为每一笔生意必须盘算的对象。生产资料也好，土地或劳动也好，其存量的总价值往往大到难以用具体数目表示的地步。话又说回来，就算不知道这个总价值的具体数目，也并不影响实际经营或理论研究。这绝非放弃每一个生产机会的问题，而是面对这么多机会，如何分配有限生产资料的问题。譬如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无论是生产还是谋生，劳动和土地对他都是缺一不可，但他就没把握说出劳动和土地的价值各是多少。穆勒说过，劳动服务与土地服务不仅在数量上不确定，相互之间也不可比。总的来看，他说的很对。但他接着又说，即使是具体的产品，情况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分辨出，在这件产品中，土地和劳动贡献的份额各占多少，那就不对了。谁也没法从实物上将两者分开，这倒是事实，但从经济上说也没这个必要。任何人都清楚经济上要做到的是什么：每一种生产资料的一小份增量，会带来多大的满足增量。我们不打算深究归属理论。
消费品的价值在于能直接为人所用，生产资料则不同，其价值在于能带来“报酬”，或者说具有生产力。消费品有边际效用，生产品则有边际生产用途，也就是常说的边际生产力。土地或劳动的一单位服务的价值，取决于土地或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一单位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的重要性，取决于劳动或土地的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的定义是：存量一定的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在一单位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协助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最不重要的那个单位产品的价值，就是边际生产力。这个价值揭示的是，一份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在社会产品总价值中占有多大的份额；说这个价值是一份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的“产品”，应该不会让人不知所云。对一个不大熟悉价值理论的人来说，这些干巴巴的表述实在难以传词达意。我建议他参阅克拉克教授的《财富的分配》一书一一这本书对价值理论的表述相当精辟，对“劳动的产品”这个说法也有透彻的阐发一一我只想补充一句：从经济研究的角度说，他说的含义，乃是“劳动的产品”这个说法唯一确切的含义。只有紧扣这层含义，我们才可以在这里使用这个说法，我们才可以说，在交换经济中，土地服务和劳动服务的价格一一分别是地租和工资一一是由土地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在自由竞争下，地主和劳动者得到的报酬，正是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的产品。这个定理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中已经没有多大争议，这里暂时就说这么多。相信随着论述的不断深入，读者对此自会有更深刻的领悟。
接下来讨论的这一点对我们也很重要。事实上，生产资料的价值之所以拿来就能用，乃是因为人们凭着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些生产资料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消费品。生产资料的价值视乎消费品的价值而定，要是有不同以往的消费品生产出来，生产资料的价值亦必随之改变。只有看到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我们才能把握经验的本质，既然如此，我们选取的研究起点，就不能是经验已成的那一刻，而是他还不知道在已有的若干用途中如何取舍的那一刻。他首先要用生产资料生产最急需的产品，然后根据需求的轻重缓急依次生产。此外，每一步取舍之际，他都要问自己，要是将生产资料用于当前优先的欲望，会有哪些欲望因此而得不到满足。除非更强烈的欲望都依次得到满足，不然每一步的取舍在经济上就站不住脚。只要他还没有做出取舍，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就不会明朗。同样是增加一份生产资料，但在每一种用途上产生的价值各自不同。只有在他做出选择，并且后来得到经验的证实以后，他才会知道，增加的这一份生产资料究竟对应的是哪一项价值。任何一种给定的欲望，在更强烈的欲望尚未得到满足以前，它都不会得到满足。取舍之际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只有强烈的欲望得到满足，其他欲望才排得上号。由此可以推断出，全部产品在不同用途间配置的原则是：每一种产品在每一种用途下的边际效用都相等。等到这个时候，他就明白了，以他目前的处境和想法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只要依此行事，他就一定敢说，以他目前的处境来说，他不可能做得更好了。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照这个标准来配置他的产品，一定会不停地调整计划、修正计划，直到实现这个目标。要是没有经验傍身，他只能通过不断的摸索一步步靠近这个目标。要是他已经积累出这样的经验，他会尽量循原路而行。要是经验所反映的那些条件有所改变，在新条件的压力下，他必须做出应对，使他的行事以及对产品的估价，合乎改变后的条件。
无论如何，他都会有一种使用每一种产品的边际方法，也就会有一个边际欲望满足，也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效用指数，这个指数表示的是，产品的每一份增量对应的效用。这个效用指数明确规定了每一份增量在个人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要是出现新的使用机会，也必须以这样的价值加以审视。但要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此人已经做出“取舍”，以及由此产生的效用，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个边际效用，而是另外一种效用。譬如说，今有一件产品，它有三种用途，我会将它分成相应的三份来用；假如这种产品有了第四种用途，我会根据前三种用途实现的欲望满足情况，来审视这种新用途。这种效用并不影响我之前对产品的分割，因为它是在这种分割决定做出后才出现的。无论如何，每一件产品最终总会形成一个确切的效用等级表，通过这张等级表，我们会知道这件产品各种用途的效用，并得出这件产品确切的边际效用。同样道理，一件生产资料，可以通过它的“产品”，或者用维塞尔的说法，通过它“对生产所作的贡献”，可以得出它的效用等级表以及确切的边际效用。
一切生产都免不了要在相互竞争的若干用途间做出取舍，有取就有舍，也就要放弃生产其他产品。这样，生产的总价值绝不是一项净收益，而只是一项剩余，是从选定产品的价值中，减去舍弃产品的价值后的剩余。只要想象一下，选定产品与舍弃产品分置于天平两端，你就会发现，舍弃产品的价值不仅是抗衡选定产品之价值的力量，也是衡量后者分量的砝码。这样就接触到成本这种要素了。成本也是一种价值现象。生产者为生产一件产品所耗费的，说到底是一些消费品，因为要是他不生产前者，本来是可以用同样那批生产资料生产出这些消费品的；由于他取此舍彼，结果这批消费品于今不存。生产资料的开支其实意味着舍弃，无论是劳动这种生产资料，还是其他生产资料，概莫能外。诚然，劳动开支是有些特殊，还得满足另外一个条件：从每一笔劳动开支得到的效用，起码要能补偿随这笔劳动开支而来的负效用。但只要这个条件得到满足，人们对待劳动支出和其他生产资料支出的态度也就没什么两样。
这样说来，尚未满足的欲望绝非无足轻重。它们的影响无处不在。任何一项生产决策，都要从它们的层层围堵中杀将出来。生产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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