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古斯丁·梯叶里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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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史信札试读：
序言
本书共收录了25封信件，有1820年底在《法国邮报》上刊登过的10封信，其余信件是首次发表。在这些新信件里，我针对诸多历史问题和公社革命事业展开直接而真诚的讨论，力图确定法兰西史是法兰克王国史的延续这一要点，并阐述了自基督教创立至大革命爆发、法兰西最伟大的社会运动的真实历程。至于过去已刊出的10封信，我的写作目的是对被公众视为经典著作的几本法国历史书籍进行一系列严格审查。也许有人觉得，现在把7年前关于撰写历史的方法和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所做出的评判，再次逐字逐句地公之于众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想先简单说明收录这些批评性文章的动机。
1817年，我迫切希望为立宪观念的辉煌胜利贡献力量，于是埋头搜阅历史书籍中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政治信仰。我为此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专注，在归纳所需资料的同时，历史本身像昔日的图卷般吸引了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翻阅各种文献，每当中世纪的一位人物或某个事件，带着勃勃生机或地方色彩浮现在我眼前，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激动感慨，虽然有些史实与我想找寻或采用的资料完全无关。类似的情绪屡屡出现，几乎扰乱了我的写作思路。不知不觉，我放下现代历史书籍，拿起了旧版编年史，并观察到在某些作家惯用格式和浮夸文笔下种种被扼杀的历史真相。我尝试改变老师们传授给我的思维方式，也真的做到了，可以这么说，我背离了他们。越是名望大、信誉佳的作者越令人愤怒，我曾相信他的文字，而且知道很多读者像我一样受到了欺骗。因此，我在1820年最后几个月中投稿给上面提到的《法国邮报》。
那时，维利院长和昂格蒂耶的作品广受欢迎；若谈及文笔深刻犀利，人们常常引述马布利院长的《法兰西史观察》或图雷的《革命简史》；德·西斯蒙蒂先生的《法国史》、基佐先生的《法国史概论》、和巴朗特先生的《勃艮第公爵传》尚未出版，所以我有理由断言现代历史作家严重歪曲了中世纪史实。一些人欣赏我的热诚中肯，他们在若干报纸的专栏中，称赞我的工作几乎弥补了目前批评性论文的空白，理清了遗失的历史真相。以上详情是我对几部代表着新颖写作方法的法兰西史一直保持缄默的原因。西斯蒙蒂先生注重科学事实，基佐先生善于扩展和细节论述，巴朗特男爵强调叙述的真实性，他们为我们开辟了记载历史的新途径：只有追随他们的步伐，才能做得更好。不过出版业如同其他商务贸易一样，老作坊生产的物件可确保长期售卖，为了让创新的观念涌现，我们必须克服陈腐旧习，直接抨击伪科学，随着科学影响力的上升，有正确思想和喜好推敲的人将重新聚集在事实周围。
还要提醒的是，人们所阅读的17世纪出版的部分法兰西先前史所形成的大众理念，恕我直言应当彻底纠正。大众理念由不同的推断观点构成，有的是完全虚假，有的是沾染了一些谎言。例如以下两个比几何公理更易被接纳的观点：克洛维一世建立了法国君主制；路易六世赋予公社自治权。两个观点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只是现代人的推断。很多书上这样印发，老师们都这样讲授，学生们照例重复，如此产生的效果近乎律法，这掩盖了事实本身。我知道在没有指导下，独自重新整理所接受的历史理念是颇费周章的，不过仍自荐为那些希望以事实取代学院传授的谬论和世上偏见的人士简化这项工作，利用原始文本以及在充斥着伟大纪事的年代获得的政治生活经验，抵制因缺少刻苦钻研而造成的偏见。况且，每位有感知的读者无需阅读旧政权作家们关于君主制或共和制等抽象概念的书，只要自己收集记录、用心核实读到、听到的历史事件，必然会发现往昔尘埃下的精彩点滴。因为我们每个活在19世纪的人对叛乱和征伐、帝国的分割、王朝的衰落和复兴、民主革命和与之相反的复辟运动，比维利、马布利，以至伏尔泰了解得更深入透彻。
此外，我谈一下写这些信件时运用的方法，大部分信件是以论文同叙事互相穿插，并结合史书原文片段。我认为，在书写历史事件时，单凭逻辑推理很难避免风险，举证资料这一方法则始终最为可靠，而且把鲜为人知的特殊事件真实地呈现出来，有可能为几个世纪的历史带来新的光芒。相比其他方法，我比较倾向列举足以信赖的细微证据，并坚持遵照上述原则，对法兰西几座城市的政治历史详情做大量参考求证，试图强调建立公社的民主性质。我想假如当初能完整改变思路，省略叙述中的学术讨论，只谈事实，或许会获得更多的成功。本书切实讲述了拉昂暴动、兰斯内战，这些事件的参与者，理论上可谓最初的第三等级，但在和平胜于一切的两个世纪，第三等级似乎陷入沉睡，被人忘却了，直到今天才骤然加入到爱国主义和政治风暴的戏剧冲突中，于是许多人误认为第三等级是1789年才发展崛起的。也许，历史与当今不同意见的辩论和各种利益的斗争毫不相关，可是如果日复一日地坚持联系探讨，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法兰西，既不存在谁被谁解放，也没有突然而至的权利，我们这一代所拥有的自由权利，都是蹈锋饮血的先辈们夺取的。
再版说明
第二版对先前序言中不确切的地方做出了诸多更正。1820年发表的10封信件，有的被替换了，有的我在历史背景和形式上进行了加工。这里我保留第一版的序言是为了解释多次断续修改一部书籍的原因，岁月蹉跎，疾病逐渐缠身，那些对逝去时光的追忆越发令人珍惜，我不愿抹除早期作品中的一切痕迹，不会具体诠释对前一个版本的更正和补充，而是请读者们来判断修改是否合适妥帖。只声明一点，之所以修改，或是出于充分理由，或是对有争议的问题我坚持己见，比如根据日耳曼语校正法兰克名词拼写。
恢复我们民族史最初阶段人物名字的正确写法，这个构想并非别出心裁。16世纪的勤恳学者们努力整理混乱的古老年鉴时，已经注意区分日耳曼名字和罗马名字。学者们清楚克洛维、克洛泰尔、路易、查理等不是法兰西人名，于是不太情愿地按照他们那时的德语拼写并加以修改。此项举措是其中的提耶提议的，他头脑精明，公正严谨。不过公众对这项明智的改革没有什么反响，有些思想激进的作家还以维护法兰西荣誉为名表示抗拒。他们愤怒地宣称没有任何法兰西国王讲德语，更谈不上有德语名字；总之，从法拉蒙德起法兰西人唯一的应用语言就是法语，绝对是法语。虽然提耶倡导的日耳曼式拼写未能深入人心，我们却不应把它归咎于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因为“叙述”这一文学体裁，已经被学者们摒弃了，如今落入未经专业学习的人之手，用作书写历史的方式，他们以为历史上的法兰西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对各时代的差异，他们不仅了解甚少，也不曾仔细观察；他们对这方面不够重视，让读者相信，最先两个朝代国王们说的语言和茹安维尔所用的语言几乎一模一样。
10年前，当我第一次从事整理核对古典文献与现代书籍时，立刻决定还原文中的日耳曼词语；我倾注了无比热忱，翻查词典，执着地比较各种不同拼写，试图找到法兰克人名的原始发音和它们的真正含义。我承认这个工作令我产生了几分异常情绪，近似于革命激情，似乎修正人名意味着一系列维新事物的第一步。我本希望按照一般规律并配合以前的发音和拼写，恢复所有原来的日耳曼名称，然而这简直难如登天；经过数次尝试，我改变了初衷，不是因为担心导致公众纷争——反正一切新奇的事物多少都会引起波澜，而是不愿为我打算复原的词语随便捏造一个名字。
再版日耳曼名字的拼写
其实所有这些名字里陆续消失或转化成“e”哑音的中间元音，在那个征战侵袭的遥远年代应该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发音。最可靠的方法是遵循同时代的拉丁文拼写，但不要像以前6—8世纪的编年史古代译者那样不注意辨别。尤其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里有些字母发音，相对于日耳曼语是外来语，必须替换这些字母，或加入其他字母来帮助纠正。在《法国史信札》新版本中，我列出法兰克人统治时期男女名字的拼写规则，以便尽可能恢复它们的原貌。（1）字母“c”，因为有两种发音，必须用“k”代替。在一些名字词尾，为了不改变拼写，无论是否必要都换成“k”，由此，所有复合音节名字变成Rikimer、Rekeswind、Rekkared、Th é oderik、Alarik，等等。（2）“Ch”，因为我们按法语字母发音，所以当它在原音前时，要把它换成“h”，比如：Hilderik、Hildebert、Haribert。但有时要把它替换成“kh”，比如：Rikhild、Rikhard、Burkhart；或者简单换成“k”：Kunibert、Godeskalk、Erikinoald、Arkinbald。名字开头“Ch”，后面跟辅音字母“l”和“r”时，我们可以保留“Ch”，作为送气发音的标志：Chlodowig、Chlodomir、Chlotilde、Chramn；除非我们大胆地仿照法兰克人写成：Hlodowig、Hlodomir、Hlotilde、Hram。（3）字母“g”在“e”和“i”前时，为了恢复以前的谐音，用“gh”代替“g”：Sighebert、Sighiwald、Sighismond、Maghinard、Raghenfred、Enghilbert、Ghisele、Ansberghe。（4）字母“u”，不管用作元音或辅音，在“i”“e”或“a”之前时，都应该换成“w”：Cholodwig、Merowig、Heriwig、Drotowig、Folkwin、rikwin、Galeswinthe、Chlotswinde。字母“o”在字母“e”和“i”前，有时也要同样转换：Audwin、Théodwin。（5）我们应该保留“bald”这个音节，不要用“baud”取代，比如：Theodebald、Gondebald、Baldrik、Baldwin等。（6）为了让每个以“ild”结尾的名字中拥有近似的组合，我们把一个h放到字母i前，虽然这个字母在拉丁文本中被省略：Chlotilde、Nanthilde、Bathilde，等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未必非要按照这个规则拼写；但是正如我们不再将Mathilde说成Mahaut，也就不能把Brunehilde写成Brunehaul。（7）最后，我们必须删除含反日耳曼之意的词语后缀“aire”，用“her”代替：Chlother Lother、Raghenher、Fredegher。
通过这些拼写规则，从法兰西民族史开端直到卡佩王朝出现的全部日耳曼原名，我们保留它们的正确面目，新拼写法与惯常写法大同小异。很多时候，纵然名字更换了几个字母，看起来比较陌生，但单词发音始终不变。只有两位国王的名字被明显改动了，可为什么沿用“Clovis”（克洛维）和“Mérovée”（墨洛维），并且对相同字母结尾的专属名词加以不同的词缀呢？撰写《圣德尼编年史》的古代作家们较为一致地把两个人写成“Clodovée”和“Mérovée”。其实，哪位19世纪的读者阅读法兰西诸王名单会因德语拼写而晕头转向；又怎会认为“Merowig”和“Chlodowig”这两个名字不悦耳不动听？我甚至觉得它们富有诗意呢。 第一封信 对法兰西史的需求及现存史书的主要缺憾
在目前人们思维活跃、充满政治激情并难以克制烦躁不安的时刻，我把认真研究历史当作一种让自己平静的方法。并非过去的景象和几个世纪流传的经验，令我如同摒弃青春幻想一样放弃对自由的热切渴望；恰恰相反，我依然笃爱自由甚至越发重视珍惜，但不再急进迫切。我思忖，既往每个时代的任何国家都出现过同我有类似追求的人士，虽然我们的境况或见解各异，虽然大部分人还未目睹他们的志向实现便已离世。争取自由的大业正在逐步完善，即使每一代人的努力都仅仅为殷切憧憬的高堂广厦添了一砖片瓦，但强权压迫只会造成不幸困苦，奴颜婢膝带来的唯有耻辱，怀着如此令人慨叹且庄严无比的信念，一些志士忽视利益和名望诱惑，勇往直前地斗争，人民维护国家尊严的责任感也日益提高。
我认为（也许我错了），假若历史知识尤其是法国史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成为普及大众的潮流，那么公众的爱国情怀将变得更加坚韧和纯粹。让我们追随先辈、引领后代，纵观持续数百年的历史编撰，以便远离时事的纷争，消除名利野心的困扰，抑遏内心的胆怯和贪欲。因为，即使在危机重重的时刻，这个国家也从不缺少正义和自由的捍卫者。倘若人们知悉这一点，就会对未来目标更加明确并充满信心。正如世上古往今来的任何族裔，法兰西民族史深深铭刻着独立精神。先辈们对独立自主的理解和期盼，与我们一样清晰坚定；纵然他们没能遗留给我们充分完整的主权，但这属于整个人类的罪责，不是先辈们的过失，他们已经克服了我们未曾遇到的诸多障碍。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部法兰西民族史，它全面记述了先辈们的理念、情感、道德，正是这些人传承给我们姓氏名字，他们的命运影响了我们的命运？我想没有。我研学古代史发现，上述民族史的匮乏反而导致了模糊观点和偏激思想的延续扩展。本应普及推广的真正民族史，埋没在乌烟瘴气的当代编年史书堆中无人整理。并且因缺乏优秀的作品，那些错误百出的编撰一版再版，还被冠以法兰西史的美名。少数特权人物占据着历史舞台，广大民众隐匿于法官华美袍服之后。读者在含混浮夸的叙述里找不到严谨教诲或利于后人的忠告，也无法对和自己境遇有天壤之别的人产生什么兴趣或关注。我们生活的省和城市，寄托个人感情的所有地方、家园，编年史里本应标出它们的存在，可惜大家看到的唯有关于执政家族的出生、婚配、死亡，或宫廷阴谋、战乱等记载，不仅缺少详实细节，语句也平铺直叙，索然无味。
我丝毫不怀疑，关于当代历史作家沿用的记载方法，很多人已察觉其中的弊端。作家们自以为全面掌握了历史，其实他们照搬上一代的编著内容，力图在修辞格调方面超越前任，推崇文学创作式的华丽纯粹。我相信，那些最先敢于改变路径，追溯历史渊源，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人一定会受到公众的支持和鼓舞。不过，把全部历史的零散细节或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形嵌合成一个整体，将是漫长艰难的工作，它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罕见精明的洞察力；我必须赶紧声明，本人没有足堪重任的自信，因为无法抵御研究历史的魅力，从而保持着对它的热忱，仅此而已，这不能称为天赋。我深刻意识到，目前我们未能完成一部真正的法国史，我希望和公众分享我的信念，倘若秉着积极公正的精神集思广益，一定会有当之无愧的作品弥补国内历史作家的空白。当然，无论谁要达成目标必须先考证自己，仅仅敬慕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不足以胜任这项任务的；他应具备广博敏锐的判断力，同时关爱普通民众，不考虑他们的声誉或社会地位；他必须知道国家民族的命运与自己休戚相关，回顾悠远历史，他仿佛遵循友人的步伐，奔赴凶险的旅程。
直到如今，许多尝试撰写史籍的作家仍然欠缺这种深入灵魂的探索：他们对大众没有丝毫同情，不理解各阶层百姓间的亲睦共鸣；而对历史上某些知名人物和具体事件，以及一些特定的阶层，他们却有格外的偏爱，以致所写的故事脱离了民族本色，完全忽略了祖先的民族差异和起源。上帝，我要的不是那种绘制每个家族谱系的法兰西史。我心目中的法兰西史，应当寻找引起人们兴趣、热情的根源，以及导致人们相互接近或疏远的见解，并观察、跟随上述情感于昔日留下的隐约印记，这些无法抗拒的心绪影响着不同政治派别的我们，有人提升了精神思维，有人步入迷途。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毫无创新，我们通过姓氏血统和18世纪前的法兰西人民紧密相连，我们的观念、期盼及欲求与他们的息息相通，他们的思想行为依然在我们身上忠实地重现。
在追求公共自由方面，中世纪的民众远远超越我们，六百年前，古典城邦文明因他们的崛起而复兴。要知道，最受作家们忽视的广大民众确实曾获得某些自由，他们理应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不要以为中产阶级或大众阶级是近期爱国热忱爆发的产物，即使不提11—13世纪普遍频繁的起义或任何时期的内战，光就每次外敌入侵而论，法兰西最底层的黎民百姓前赴后继，从未退缩过。在大势已去、军事才能和勇敢兼备的杜诺瓦与拉海尔已无法率领法军进行有序撤退并且更多的战争损失难以避免的紧要关头，是谁挺身而出驱逐了英国人，重新扶持查理七世登上王位，拯救了这个国家？不正是那些热血沸腾、赤胆忠心的贫苦雇佣兵和乡镇民兵吗？这个辉煌逆转在形式上被授予宗教色彩，实际标志着世间最强悍力量的觉醒。请大家务必放下经典史册，去阅读当时的一些回忆录，回忆录里总是用质朴独特的文笔把民众力量的爆发描写成突然的、非理性的、不可抵挡的。
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英国国王和强大的弗兰德伯爵组成实力雄厚的联盟，进攻菲利普·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法兰西时，广大民众的国家民族意志就曾竞相呈现，但并未引起充分的瞩目。13世纪编年史作家描述布汶战役时提到150名苏瓦松山谷的骑兵，他们都是来自各乡镇的平民，伫立于阵线最前方，头顶飘扬着圣德尼旗：“旗帜周围有各公社民兵，特别是科尔比、亚眠、阿拉斯、博韦、贡比涅的军队，他们为国王冲锋陷阵，象征着法兰西王室的蓝底金色百合花图案随处可见。公社民兵越过骑士们的阵线，迎击奥托皇帝和他的军队；对付这些人，奥托也感到棘手……”
梅泽雷、维利或昂格蒂耶都没有抄录这些简洁语句，他们忽视了对中世纪平民的赞美，只机械夸张地重复着百姓、民族等冗词赘句。有的作家着意记述了直至克洛维和查理曼统治时期的法兰西民族与统治民族，不过故事中缺少对地方特色、个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刻画。尽管贵族王室通常在史册上占据着殊荣，作家对他们在这方面所费笔墨却未必比第三等级更多。用过去王公贵族的个人肖像代替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我无法理解这是哪一种抽象类型的尊严荣誉和英雄主义。从克洛维到路易十六，我们现代历史书中描绘的国王，没有一位的形象可称为栩栩如生，全都是黯淡无光的模糊影子，很难区分。不同朝代的君主王公尤其是优秀杰出者，被一成不变的言词称道赞扬。其中四五位由于世人的批评稍微显出了个性，这才打破了单调乏味的歌功颂德。总之看上去他们始终像同一个人，同样苍白枯朽的灵魂，转世轮回一个接一个执掌大权，不仅人物性格千篇一律，外貌一模一样，而且每个时代的政治主张、社会习俗也无甚差别。纯正日耳曼王、墨洛温王朝法兰克王、加洛林王朝时期以恺撒称呼的法兰克日耳曼王、封建社会法兰西岛国王以及自封建制度起到现在掌握过王权的各类统治者都被混为一谈，这种混淆也掩盖了他们原本的特征。
解决路径只有一个，就是重新研究自17世纪起知名史学家们渐渐背离的原始资料：彻底改变史实不足的现象，并且对纯文学作品中的科普书籍、历史缩写本和应用于初等教育的历史科学书进行修正。目前广泛流行的入门书里，包括了凭想象捏造的、最荒唐虚假的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而且陈述方式比数学公理还简短生硬，一字不漏地抄录了大型著作里的错误内容；虚伪谎言披着“历史上主要场景”的奇装异服，通过大量印刷品读本，几乎渗透到每位读者的身心。翻开这些令家庭妇女们咂舌的昂贵时尚书册，你们会看到法兰克人和高卢人握手结盟，一起驱逐罗马人；克洛维在兰斯加冕；查理曼披着百合花图案的袍服；布汶战役那天菲利普·奥古斯都身罩16世纪式样的铠甲，把他的王冠放在祭坛上。
我尤其不能容忍最后的这一桥段，它在公众中的流传简直是一桩历史丑闻。一个国王公开展示他的王冠和权杖无可厚非，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行为；但若把戏剧里出现的场景当成历史事件来深信不疑就极其荒谬了。好像特意选择法兰西军队遭突袭的重要时刻，炫耀所有的帝王饰物！以此表现菲利普国王的积极、达观，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果敢英明。这个离奇故事最先出现在当时的一部古老编年史里，该书作者生活在法兰西国土之外，是孚日山脉深处的修道士，与那个时代的伟大领袖毫无关联，他喜欢听逸闻趣事，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经核查就抄录下来。他认真描述布汶战役，什么执旗卫士刺穿了弗兰德伯爵的身体，鲜血从他后背喷涌溢出。相应地，这段故事的其余部分也无法找到一个真正或可能存在的情景。关于展示王冠的著名片段，编年史作者写道：
法兰西国王菲利普站在山丘上，召集他的贵族和骑士，对他们说：“啊，勇敢的骑士们，法兰西之花，你们看到我戴着象征君权的王冠，但我同各位一样是凡人，如果你们不支持这顶王冠，身为一国之君的我就不能佩戴它。”接着他果然摘下王冠向大家展示，继续说道：“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是国王，你们实际上真的是，没有你们的辅助，我无法担任国王、统治国家……用发自内心的力量，勇敢战斗，赶跑这帮恶人。我命令诸侯将士，在战斗结束之前，无论如何，你们不能拾捡敌人丢弃的武器和马匹，违者以绞刑论处。”（他事先已经命人竖起数个绞刑架）……所有人都同时高喊，保证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服从国王的号召和命令。
很难解释我们的历史作家怎样挥毫，创造出如此滑稽可笑的景象，读者牢记英雄人物的激昂话语，更糟糕的是，对其真伪没有产生丝毫怀疑。“勇猛的战士们（这是昂格蒂耶的叙述）已经准备为保护这顶王冠奉献生命，如果各位觉得在您中间有谁比我更值得拥有它，我心甘情愿将王冠让与这个人，只要他能保护王冠的完整，不让它被恶人损毁。——菲利普万岁！奥古斯都国王万岁！全军上下高喊：王权和冠冕永远与他同在！……”修道院院长维利的叙述风格更加悲壮：“据说开战几个小时前，神父为军兵做弥撒，国王把他的金制王冠放到祭坛上给将士们看，说道：‘慷慨仁义的法兰西人啊，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人，觉得比我更有资格戴这世上首屈一指的王冠，我定会让与他；但如果您支持我的权威，那么请记住，现在您要捍卫自己的王者、您的家人、您的财产与荣誉。’人们欢呼回答：‘菲利普万岁！您永远是我们的王。我们为保护您和国家而战，宁死不屈！’”
此处我插入一位13世纪时的目击者、菲利普国王随军神父的记录，布汶战役开始前的真实情况与经过3个世纪科学和1个世纪的哲学发展后现代历史作家们所描写的截然不同，只是一次平淡无聊的阅兵，没有人呼喊效忠口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人们都在行动，没有时间浪费。国王和军队尽职尽责，他们用心祈祷然后奋力搏杀：这些中世纪男性个性鲜明，不是戏剧里呆板面孔的演员。
我们向一座桥推进，这座连接桑甘和锡苏万两地的桥，名叫布汶桥。大部分军队已经通过布汶桥，国王除去武装；敌人猜测他还没有过桥，决定马上攻击，好杀掉所有留在桥另一端的人。因身负沉重的铠甲长期行军，国王感到疲惫，于是脱下战衣，卸掉盔甲，坐在一棵白蜡树的树荫下休息，旁边建有一座圣彼得纪念教堂。突然部队后方的人飞跑近前，竭力高声通报敌人来了，队尾的弓箭手和骑兵难以抵御敌军猛烈的攻击，处境十分危险。国王立刻站起身进入教堂，做完一个简短的祷告后，他愉快平静地走了出来，从容地穿戴盔甲，拿起武器，跃上战马，好像要去参加婚礼或庆典一样。平原上回荡着他的喊声，“拿起武器，领主们，拿起武器！”听到号角声，已经过桥的部队折返回来；被召回的圣德尼旗帜原来处在其他旗帜前，它行进的速度不够快，人们便不再等待。国王率先快马奔到最前线，和敌人几乎面对面。
敌人出乎意料地看到国王，掩饰不住惊讶和恐惧；他们位于道路右侧的队列向西移动，在北边平原的最高处一字排开，正对太阳方向，那天的阳光炎热而毒辣。国王布置阵线，法兰西人在敌人南边，背对烈日。两军左右延伸到同样的长度，彼此相距不远。国王菲利普立于第一排正中，旁边并肩的是最勇猛的骑士纪尧姆·德巴赫、年长富有经验的巴塞洛缪·德·罗伊、睿智勇敢的谋士高杰尔·热讷，以及皮埃尔·莫瓦桑、热拉尔·拉特维、艾蒂安·德·朗尚、纪尧姆·德·芒福德、让·德·胡弗埃、纪尧姆·德·加朗德，以功绩和仪表著称的、年轻英勇的巴尔伯爵亨利；其他有名的骑士举不胜举，他们都勇猛善战，武艺高强，作为国王贴身护卫加入了战斗。皇帝奥托也在他的军队中央，缀有金鹰的皇帝军旗在四轮支起的高高木杆上飘荡。决战时刻来临，国王对他的贵族领主和所有军士做了一次简短的演说：“神赐予我们一切的希望与信任，奥托和他的同伙是教皇口谕所驱逐的恶人。他们捣毁教堂，侵占教会的财产，变成神圣教会的敌人，他们付给士兵的军饷是贫苦人民的血泪，是对神职人员和教会的掠夺。而我们基督徒享受着神圣教会赐予的共融和平，为了救赎每个人的罪孽，我们应与教会团结一致，遵从上帝的意愿，用我们的力量保卫自己，解救神职人员的苦难。慈悲的上帝怜悯我们，赐予我们勇气和信心，尽管我们有罪，上帝仍将引领我们战胜共同的敌人。”
国王说完，骑士纷纷向他请求祝福。国王抬手画十字祈祷上帝保佑他们。等号角吹响，法兰西军队发起勇烈的冲锋。国王身后紧跟着一位随军神父和一位教士，神父记录了以上文字。当第一声号角吹响，将士们唱起了赞美诗：感谢上帝，我的主，指引我的双手去战斗，并一直坚持到底；继而他们唱：愿上帝永远高高在上；接着唱：主啊，您的美德令王欢欣鼓舞，直至永远，他们的眼眶中含着热泪，他们的歌声因哽咽而停顿…… 第二封信 法兰西史最初阶段的虚假色彩和现代历史作家沿用的错误方法
标题本身就是造成历史作家和读者们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首先要澄清“法兰西史”这个名称。5到18世纪的法兰西史，真的是同一个民族的历史吗，这个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习俗、应用语言，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利益吗？事实并非如此；“法兰西人”这简单的命名已经形成一个委实的年代错误——我是说用“法兰西人”称呼墨洛温王朝的国民，不是指莱茵河以外的部族。
著名本笃会修士多姆·布凯在纪事年表上写道：“掠夺高卢人的法兰西人被皇帝朱利安击退。”我们可以原谅这样的疏忽，因为他的书面向学者们，并有相应的拉丁文对照及时纠正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出现在流行的历史作品中，主要的读者是想学习最初民族史的公众，那就引起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当可怜的学生读到，“法兰西国王“长发”克洛迪奥（Clodion-le-Chevelu）、克洛维和法兰西人的皈依，等等”，怎么可能不产生误解呢？日耳曼部落的领袖克洛迪奥，实际上不曾统治当今法国任何一个省，而且在克洛维斯时代——我们把他称作克洛维，这片土地上的居民除新增的数千名移民之外，都是基督徒，正宗的基督徒。
如果说我国历史以统治和被统治者的民族属性完全一致而告终，那么它的开端则截然相反。我们的祖先并非来自同一种族，也不仅仅是法兰克人和高卢人：他们当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区分。高卢人的定义很模糊，它其实包括几个起源和语言各异的种群。至于法兰克人，他们也不是加入到异乡族群的唯一一支日耳曼部族。在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北部前，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占据着南部和东部。北方征服者逐步入侵，5世纪推翻了罗马政府和其他割裂部族在高卢的统治；但入侵者并没有把这些族裔歼灭，也未立即与他们融合。民族之间的融合是缓慢的，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这是从法兰克王国衰落后才开始的，而非自王国建立就发生了。所以，把法兰西史奠定在单一法兰克民族史基础上是极其荒谬的。这是对我们众多祖先的遗忘，他们应受后代尊敬，值得拥有更准确的称谓。书写一个多民族国家史的首要意义是牢记这片领土上每个民族和属于他们的事迹，不会遗忘、忽略任何人。唯有家乡、城市、省份的历史，能让我们心头涌起爱国情怀；其他地区的历史，或许令我们好奇，受到启发进而萌生敬意，但不至于震撼我们的灵魂。设想一下，一个朗格多克人或普罗旺斯人会喜爱法兰克人史并接受法兰克人史作为自己国家的历史吗？法兰克人仅在卢瓦尔河以北建立了固定政权，他们超越势力范围南下，不过是为了掠夺，向他们称之为罗马人的当地居民索要赎金。对一个布列塔尼人来说，他的祖先们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与法兰克人进行平等谈判，难道克洛维或查理曼后裔的传记是他的民族史？
从6—10世纪，甚至10世纪以后，法兰西北部的“英雄豪杰”一直是地中海沿岸的祸害灾难。历史上的查理·马特，又称“铁锤查理”——他的属下借助对雷神索尔的崇拜给他加了这个绰号，他是阿基坦和普罗旺斯的破坏者，而不是救世主。关于加洛林王朝领袖的征战功绩，编年史最初版本里有细致详尽的陈述，与现代历史作家及诗人们展现的爱国情怀形成鲜明对比。下面是其中的一些故事片断：731年，“当得知阿基坦公爵厄德背弃了条约内容后，法兰克公爵查理·马特带领军队越过卢瓦尔河，一边驱赶厄德公爵一边大肆掠夺阿基坦公国的财物，同一年内，他率部队蹂躏了该地两次，才返回到自己的国家……”735年，“厄德公爵死去，收到消息的查理公爵听从将领们的建议再次率军越过卢瓦尔河，并直抵加龙河，成为波尔多城和布拉伊要塞的主人；他讨伐占据该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论城市乡镇、军事堡垒……”736年，“精干的查理公爵指挥自己的军队挺进勃艮第，攻克高卢都市里昂，迫使该省主要居民和地方官员向法兰克帝国称臣。他在该地区，甚至直到马赛和阿尔勒都派驻了自己的司法官员，然后带着一大批珍宝和许多战利品回到实际上由他统治的法兰克王国……”737年，“查理公爵自上而下地拆毁了一座座房屋，推倒了一面面墙壁，尼姆、阿格德和贝济耶等著名古城皆陷入火海；他还蹂躏周围的城堡、乡村……”此处我不由得停下笔，意识到竟没有任何一部法兰西史揭露过这一点，幸好令人敬慕的尼姆竞技场呈现了真相。在巨大走廊的拱门下，当您沿着穹顶望去，就可以发现石材表面缝隙上有火焰蔓延留下的黑色印记，它们既不会褪色也不会消除。
历史作家应遵守的伟大信条是注重区分而非混淆，依靠少量的文献资料无法得出历史真相。可惜，头脑平庸的人总喜欢随波逐流，他们觉得如法炮制是最便捷的方法。尽管统一的说辞歪曲了一切事实，至少能避免争议，让所有写作之路变得平坦宽阔。于是编年史记录者们不惜任何代价打造历史的和谐一致，坚持我们的祖先来自同一个民族，这个观点如同阿里阿德涅的线，贯穿了许多个世纪。4世纪欧洲地图上，莱茵河口以北标刻着“法兰西亚”一词，他们依此断定全部法兰西人最初的生活区域是在莱茵河外。接下来这个莱茵河外的法兰西族不断前行扩张，460年部族势力延伸到索姆河的边缘，493年征服塞纳河一带，507年日耳曼法兰西部族领袖率族人入侵高卢南部直至比利牛斯山脚，侵略目的不是定居而是掠夺大量战利品和委派一些主教。远征结束后，高卢全部属地被冠以法兰西的名字，当前的法国和君主政权便突然地建成了。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历史简单完美地延续下来，若遇到名字相仿的国王，就在他们的传记名录前巧妙地编号。
您怀疑这和谐一致的版本不够完整全面吗？法兰克人是多部族联盟的统称，虽然这些部族说着近似的语言，但有各自的习俗、律法和领袖。历史作家们对这个细微真相束手无策，他们只得把法兰克人称作无法区分的野蛮民族。每当面对这个问题，记录者们不敢深入探讨，他们避重就轻地贸然推论出某位部族领袖成功征服其他部族，或者取代了其他领袖的地位。另外，帝国的统一仍然含糊和可疑——而且必须是君主集权制下的绝对统一；在尚未统一的情况下（这十分常见），记录者们便依赖假设的方法，好比编写简易史书的最后一级台阶。法兰克国王的征服和法兰西国王的统治便被错误地同化了，大家相信，既然地理范围一致，他们的民族和政权形式也应该相同。然而，从查士丁尼大帝同意移交普罗旺斯，到马赛战船桨手们第一次以国王名义在桅杆上升起三百合旗，数个世纪间默兹河与两海之间的边界反复无常，多少次的征战讨伐以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撤退而收场！多少个地方政权崛起扩张，再走向衰落，直至被人遗忘！所以，如果认为上述重要过程是通过社会制度和国家政体的简单改变而悄然实现的，并且只需对行政管理和民间社会的构成元素有正确概念便能够阐明，就大错特错了。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同一片土地上，中世纪时期有多个群体彼此敌对、竞争、共存。与现代法律有天差地别的各种律法操纵着6到15世纪的一系列变革，不断改换高卢的社会状态。这个漫长时期里，各省在政治上几乎完全独立或部分独立，我们今天称之为法兰西的疆域那时实际上是指整个欧洲，公国之间通过战争或外交、征伐或瓜分来解决领土争端。而王国内政管理范围，确切地说只占巨大版图中的一个角落。
人们后来美其名曰的领土并入和王冠叠加，都是自12至16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它们的性质应该如实呈现，有或多或少的强取豪夺，也有大大小小的阴谋诡计，还可能是扑朔迷离的外交策略。我们不该抱着近代社会才萌生的普遍法律观念给这些扩张合法化，更不能把12世纪西南各省居民看作老法兰西人，以为他们拥护法兰西君主的统治，或简单理解成他们的封建领主篡权夺位。当时地方政权其实就是独立的公国，对黎民百姓来说，一切外来势力入侵、推翻原有统治阶级皆意味着血腥暴力，无论成功与否都是他们的敌人。光阴流逝，原始的敌意逐渐消退，但我们仍应铭记它曾存在的时刻，否则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一切都将被岁月湮灭。要知道，诺曼底区被菲利普·奥古斯都攻陷或者说接管后，鲁昂自由民对法兰西国王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这曾令编年史记录者头疼不已；13世纪的普罗旺斯人为囚禁圣路易和他的弟弟安茹公爵欢呼雀跃，王国老臣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忧心如焚，而马赛人却唱起赞美诗感谢上帝让他们摆脱领主的统治。他们用“Sires”（“领主”）这个外来词，嘲笑法兰西的公爵们。
庞大的法兰西王国完成统一仅有两个世纪，如果我们希望不光法兰西岛人，而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能找回自己家乡的历史，务必把史册上的虚假部分删除，并重新纳入所有外省的有关记载。日耳曼人征服高卢之前，这片土地上居住着多个种族，罗马人侵入时，就已存在3个民族和3种语言。这些民族源自何处，他们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居民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呢？异族迁移时是否有一个原住民族，为大批陌生人的到来感到忐忑不安？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原先的习俗、特征和语言又是怎样退化演变的？外省虽然散发着文明教化的统一色调，我们可否从地方风土人情上寻觅到一些昔日印记？比如各省的方言土语、口音词汇的差异，不正揭示了古代习惯用语的多样性？还有，我们执拗的地中海沿岸同胞对法兰西口音总不能适应，这难道不是最初两个民族截然不同的标志？上述问题探讨起来涉及的范围是广大的，要深入到各个历史时期，会彻底改变我们对整个领域的原有观念。 第三封信 简谈维利的法兰西史
有人断言，法兰西史复兴者是18世纪著名的维利院长，而且他的作品依旧保持着当年的人气。要承认，对他有这样的名望，我很难抑制自己的愤怒，不过我应该冷静下来，我明白，由于缺乏好书，公众也只能以阅读劣质作品为乐。那时候，也就是在1755年，维利院长信心十足地打算撰写一部民族史，不仅讲述每位国王的生平，还有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介绍每个世纪真实的政治社会形态、习俗和思想。维利的作品令全法兰西甚至国外各类读者极其满意，被翻译或至少简写成多种语言，报刊上也尽是对他新颖写作方式的评论文章。我想知道这个值得称颂的计划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怀着好奇心翻开第一卷，看到一段关于希尔德里克一世被废黜的故事，故事本身不算重要，但借用了原始文本中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描写。“统治法兰克王国的希尔德里克，”一个世纪后的图尔主教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写道，“他沉湎于酒色，侮辱臣僚的女儿，愤怒的众人把他放逐。当希尔德里克得知他们还打算杀了他，就逃到图林根……”维利院长在序言中自夸他参考典籍资料，准确地描述了那时的礼仪、习俗和传统，以下是维利写的片段：“希尔德里克是位酷爱冒险的王子，也是王国里最英俊的男人，他智勇兼全，但天生一副温柔心肠，多情善感，这正是他失势的原因。法兰西众领主因他们的妻子无法抵御年轻王子的魅力感到愤怒，密谋废黜他。希尔德里克被迫屈服，退避到德国……”
作者用愉快的文笔讲述希尔德里克在日耳曼待了八年，我略过这部分，先看图尔的格雷戈里怎样记载希尔德里克被法兰克人召回，并娶了原图林根王后巴西娜：“从图林根返回，希尔德里克重登王国宝座，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巴西娜，抛弃她自己的丈夫来找他。希尔德里克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据说她是这样回答的：‘我意识到你的优秀和勇气，因此想同你一起生活，但你必须明白，倘若我知道海外某个地方有比你更强大勇敢的人，我也会照样去找他，与他在一起。’法兰克王听了非常欢喜，于是和她结婚。”
现代历史作家懂得要保留原文中强调的憨直粗鲁，并暗示法兰克人的野蛮，他是这样讲述的：“合法的王子重新登上宝座，他的殷勤英勇曾令他沉沦。紧跟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又发生一桩奇闻，图林根王后，像抛弃自己丈夫的另一位海伦，来找她的新帕里斯。‘如果我知道，’她说，‘世上有一位英雄比你更风流勇敢，哪怕天涯海角我也定会去找寻他。’巴西娜不仅美丽，而且很有思想；希尔德里克对美色诱惑和甜言蜜语毫无抵抗力，就娶她为妻，正义人士认为这是一桩大丑闻，他们再三呼吁婚姻之神圣，男人之间友谊的不可侵犯，但希尔德里克毫不理睬。”
通过这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著名的维利院长在写故事方面的技巧。他的继任者维拉雷在某篇序言中谈到他时说，维利院长能够把“前几个王朝的乱世描述得非常美好”。维拉雷评价得没错：维利院长的作品令人赏心悦目。他可以被称为野史作家，擅长写风流韵事；但把他列为民族史学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抹除一切民间色彩，以所有笔墨精心打造宫廷浮华，用风雅时尚粉饰旧王朝的残酷。但是，关于野蛮征服者建立政权后原住民的悲惨生活，法律赤裸裸的不公造成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按规定对违法外族的处罚金额仅是对原住民罚金的一半，国王的恩典只赋予胜利民族，还有大型集会的场面：所有日耳曼氏族男子手持武器，从头至尾每个人都参与磋商讨论，等等，以上内容是否呈现给读者了呢？完全没有，维利院长谈论的只有“流动议会”和“宫廷庆典”，这些是“国王们（狩猎后）娱乐活动的一部分”。“我们的国王很快就不能举办这些盛大的节日庆典了。”可爱的维利院长补充道，“可以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经常举办这样的宫廷盛会……然而宫廷庆典接二连三，更殷勤好客、更彬彬有礼、更具品位，世上再也找不到如此规模、如此奢华的宴会了……”
坦白地讲，还要堆砌多少荒诞不实的场面啊？难道人们是在读居鲁士时代的小说，或哄骗小孩子的国王与王后的故事？什么样的历史竟如此虚假轻浮？法兰克人曾经是罗马统治者最凶悍的敌人，他们多次入侵，疯狂掠夺，怀着极度的仇恨，以至在他们的法典序言中，竟也引用了赞美本民族胜利和侮辱被征服民族的歌谣；当国王对进攻的决意产生动摇时，他们咒骂责备他，并威胁要杀死他。这群人在维利院长笔下却变成法兰西的诸侯领主、风雅忠诚的宫廷贵族。除了矫揉造作的刻画，维利院长还把历史著作里从杜艾朗流传至梅泽雷，自梅泽雷延续至他的各种无知错误照搬不误。他津津乐道地谈论法兰西王室子嗣的采邑、公主们的生活、6世纪时王后们的高级侍卫、萨利安人的领地及克洛维如何填补空缺的主教职位；精致的片段表现了历史作家对官派笔调和空洞词汇掌握得多么游刃有余。若能认识维利院长又与之见面，我会尽量恭敬地劝谏他，不如把那些漂亮话换成十几个日耳曼词汇。但是一些思想激进的女士也许会强烈反驳我，难道凭我们的语言不能书写历史吗？
我们当然可以用法语书写现代史，但用它不足以明智地记载古代史。比如，追溯圣路易统治时期，我们就必须清楚，圣路易所讲的语言与现在的法语完全不同；回顾查理曼的时候，也应该了解他和子嗣们使用的语言。那么当时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呢，请看查理曼传编写者的解释：“他以本民族的习惯用语表示月份，直至现在法兰克词语仍有一部分来自拉丁文，一部分来自日耳曼语。他还同样地创立了12种词语分别表示来自各个方向的风，而在此之前人们只定义了4个方向。12个月份的名字如下：1月是wintarmanoth（冬月），2月是hornung（霍农月），3月是lentzinmanoht（伦青月），4月是ostarmanoht（春月），5月是winnemanoht（温月或爱月），6月是brachmanoth（休耕月），7月是heximanoth（干草月），8月是aranmanoth（阿兰月或收获月），9月是wintumanoth（风月），10月是windumemanoth（收葡萄月），11月是herbistmanoth（秋月），12月是heilagmanoth（圣月）。至于各种方向的风，东风为ostroniwint，南风为sundroni，东南风为sun-osni，等等……”“皇帝（“虔诚者”路易一世）明白自己的末日临近，让人为他做最后的赐福，也就是当临终者灵魂离开身体时，神职人员为他祷告等一系列仪式。正当主教们举行仪式时——许多人向我描述过，皇帝把头转向左侧，像是个愤怒的动作，他耗尽全力说了两次‘huz，huz’！意思是‘出去，出去’，很明显他看到了邪灵……”
使用外国语言的法兰西君主，“虔诚者”路易并非最后一位。9世纪下半叶，法兰西宫廷语言不是国内民间用语而是纯粹的日耳曼语。最后我要说明那个时期语言的特殊性，当人们提到法兰西语，指代的是今天的德语，民间常用语是罗曼语，后来转化成目前的法语。但是在维利院长的故事里，我们完全找不到上述演变的痕迹。对他来说，自5—18世纪，这片国土上的人一直叫法兰西人，崇尚荣耀和享乐，国王总是开明虔诚的，并且拥有一大批英勇侠义的骑士。维利给法兰克人创造了一套政治术语，时而从罗马法典上借来一些文句，时而抄录封建文书的通用格式，竟始终没遭到一丝质疑。对以上疑难问题，维利院长不予理睬，也从未产生过困惑，他依靠16世纪编纂人员的帮助，和皇家年鉴中节选的法兰西君主制宪法，坚持走自己的路线。
然而，能感受到历史尊严的人是不愿用这样的方式篡改法兰西史的。他一定按照祖先们本来的样貌，而不是以我们的外表来描述他们；他会阐明，在我们脚下辽阔的土地上，多个种族混居一起最终融合成现在的法兰西民族；他会诠释，他们的社会风貌和思想的原始多样性；随着这些民俗习惯的逐渐消亡，他将指出统一现代文化中残存的古风遗迹，赋予每个民族各个时期的特殊色彩；法兰克人讲的是法兰克语，罗马人则说罗马语；他想象着同那些摧毁城镇和抢劫乡村的征服者一起安营扎寨，观看当大规模入侵时到处为分配战利品、金钱、家具、衣服、土地而进行的抽签活动。他能发觉，在野蛮人的肆意妄为和混乱的竞相掠夺导致社会制约全部失效的情况下，战胜民族和战败民族之间萌生的初步友谊。他描述古代文明慢慢衰退，传统法律渐被遗忘，开明思想彻底磨灭，无论种族，权贵富人都对贫穷弱者进行压迫欺诈。接着，当历史形态变化时，他的视角也随之变化，并避免14个世纪的人物外貌、社会习俗都千篇一律，拒绝采纳照搬过去书本的便捷手段。 第四封信 梅泽雷、达尼埃尔、昂格蒂耶的法兰西史
前几封信我从批评历史普遍问题，略显唐突地转向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就他的作品提出了些具体意见。附带说一句，这些意见可能会引起尖锐的争论，需要以冷静的判断来认同。为了更好地说明，我对比了具有相似风格和同样主题的其他书籍，它们流行至今，也深受公众欢迎。各位知道我想谈的是梅泽雷、达尼埃尔、昂格蒂耶的历史作品。
梅泽雷的《法兰西史》，发表在1643—1650年，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初几年间的频繁内战导致那时法国公众的科学思想较弱，道德观念很强。在艰难境况下长大的人们，不再流连于尼科尔·吉尔（Nicole Gilles）的大型法兰西编年史的简写本，或者半历史、半虚构的无聊合集。宗教奇幻和侠义冒险都已过时，读者感兴趣的是国家事件，期待描写自古权贵与良法的致命冲突之新作。梅泽雷想满足这一新的需要：他把历史当作一个公审平台，为党派利益做辩护，指出它一直是最优秀而最不幸的。正如承诺所言，梅泽雷重温古老自然法权，强调它们的不可取代，一方面他不怕得罪显贵、热爱真理并有魄力说出真理；另一方面他无意追求历史事件的深度和准确性，但那个世纪的读者并不苛求内容品质，于是给了他错误的评价。我们这位历史作家可能天真地觉得资料研究是一桩苦差，获得的荣誉却寥寥无几。迎合公众口味是梅泽雷的唯一准则，他为读者服务，并不试图超越他们的精神思想水平。与其称之为历史学家，不如醒世作家更适合，因为在他粗浅、错误百出的叙述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感言反思。尽管宫廷朝堂的人憎恨他，内阁部长柯尔贝尔还取消了他的津贴，大多数公众对梅泽雷的好感依然存在。17世纪后半叶，瓦卢瓦、马比戎、杜亢之和其他学者的著作陆续引起强烈反响，而忽视引用文献求证的历史学家的声望大幅下降。随着科技发展的进步，读者的品味开始倾向真实和严谨。直白的座右铭，无法继续成为梅泽雷叙事轻佻的借口；读者苛求历史学家的，也不再只是正直及勇气。梅泽雷在抵制权势利诱的人士眼中以诚实著称；不过，无论谁一旦受到新研究的启迪，梅泽雷历史学家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
1713年，耶稣会会士达尼埃尔·加布里埃尔完成了一部新法兰西史，正文前有两篇关于早期历史的论文和一篇剖析了写作方式的序言。“梅泽雷，他忽视取材。”达尼埃尔用简短的话谴责前任，而他本人推崇根据原始资料，遵循考证来写作，并附以历史学家独创的见解。他注重历史的精确性，这并非指一丝不苟地记录下琐碎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地点，而是意味着各个时代的面貌和语言都应无误地再现。达尼埃尔是法兰西第一位具备描绘史实才华的历史作家，他怀疑史书上的无数错误是盲目使用现代语言所造成的。
历史契合性，是达尼埃尔认为必须严格恪守的唯一准则。任何社会化的谐和敦睦，与历史契合性相比，都不值一提。由于他的作品里删除了墨洛温王朝的四位国王，缩短了69年的古代法兰西君主政权，当时一家报纸上发表对达尼埃尔的叛国指控，人们看到的唯有他轻蔑的回应。达尼埃尔认为君权交替在相当长的时间是通过选举进行的，他无畏也不关心是否会引人不快，他还抨击编写者用伪造族谱来取悦卡佩王朝的君王。可这位作家，虽然科学严谨地阐明了我国历史上留存的一些疑点，却未能全面记叙整个历史。达尼埃尔坚韧的信念开始动摇，且随着远离古典时代越来越微弱，他仅仅认真完成了对早期历史的撰写。纵然明知道不应受所处时代和阶级状况的影响，他着手写当代史时，却无兴趣再做相应的探索研究，他被神职人员的精神思想与时代的道德风尚引领，在叙述中展现出狂热和奴性，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达尼埃尔起初的成功曾为读者揭示了一种历史真实感，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后，他的失败证明公众思想已超越了他的学术品位。
不过，达尼埃尔神父毕竟是首位提出正确研究法国历史方法的人，这是属于他的荣耀，即使他缺乏毅力和才能来付诸实践，即使很少有人赞同他的方法。他之后的作者很少像他这样努力——我指的是无论为了取得学识成就，还是从他作品中的事例和教训中获益。比如维利院长，认真抄录达尼埃尔序言里一些含有讽刺意味的无礼词语，将希尔德里克比喻为“新帕里斯”，巴西娜比喻为“新海伦”，犯下该序言明确标出的错误。又如，他笔下的克洛维到过德国和勃艮第，巴黎在克洛迪奥时代就是法兰西帝国的都城。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不在于遵循什么道德标准和按照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点，而是要忠于历史本身。因此，我们可以否认达尼埃尔神父具备公民的灵魂和尊严，但必须承认他的叙述品质卓然，带给人真实的感受。尤其提倡以他为榜样，摒弃年代错误的道德风尚，杜绝每位作者以当代观念肆意衡量历史的沿习。
很难解释在18世纪的法国，维利的作品竟然风行大卖。恐怕当时有权威形成自己的判断并把它当作整个民族观念传播的人，正是思想最浮浅者。在新晋历史学家面前，所有人被迫保持沉默。学者们敬畏维利院长，甚至不敢纠正他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和他混淆的事实，以及他擅自篡改专有名词的方式。维利既同梅泽雷一样欠缺科学的严谨，又同耶稣会士达尼埃尔一样，思想落后保守。他编写史籍时（他的继任者卡尼尔承认）既不筹划也不钻研，毫无写作天赋，只会蹩脚地、铺天盖地运用模糊或铿锵的语句。对自己前几部书籍的成功，维利院长谨小慎微，为了继续编写，他阅读法兰西铭文学院回忆录，胡乱把几篇不正确论文中的古老民风习俗大段地抄录下来，以便使自己的作品更可观。维利最大的爱好，就是精心描述每个世纪充斥着金饰品和珠宝玉石的歌舞筵席，他称之为“宫廷时尚庆典”，他还将所有年代的流行元素混合，让读者眼花缭乱。例如，自加洛林王朝丕平的统治起，人们看到每逢国王赏赐，传令官要高声宣布。我引述这段文字：“每一位侍从听到长笛和双簧管的音调都站了起来。等甜食端上，20名传令官，每个人手捧斟满美酒的大杯，高喊三次：最强大国王的慷慨恩赐，然后撒出金币和银币，百姓一边捡钱一边欢呼。千万号角吹响，赞美这一恩赏……”维利的两个接班人，尤其是卡尼尔，有较多影响力和指导性。但他们的工作缺乏基础研究，从而失去了价值。因为读者若对法兰西史的早期阶段没有明确概念，就无法理解后续事件。
我们接着看昂格蒂耶的《法兰西史》，作为19世纪初的现代作品，它出版后受到这一代人的欢迎，虽谈不上反响热烈，至少是尊重和认可。这本书朴实无华，既无梅泽雷的政治辛辣，也无达尼埃尔的确切性，更比不上维利明快的感染力。人们注意到它的形式简单明了，深一步讲，他随意复述梅泽雷和维利的故事，摘抄新史学家引用的段落——可以这么说，他把每个角色都抄了一遍：其实这位神父的判断很敏锐，有能力达到更高水平。据说，昂格蒂耶有撰写法国君主通史的计划，他不愿利用现有史书重做文章，想根据文物资料和古籍原本来写作。也许人们该为昂格蒂耶未实行这一计划而遗憾；依靠多样资源，凭借机智的头脑，昂格蒂耶一定能够透彻领会并清晰呈现过去的习俗和豪情。他的兰斯史便是有利证据，尽管和其他同类作品境遇相仿，阅读者很少，但作者在书中将中世纪公社风雨如磐的命运，理智而生动地刻画了出来。
昂格蒂耶的另一著作《圣盟之魂》，亦显示了卓越品质；书中的描写和用语体现着时代的印记。与18世纪作家的一贯风气相反，作者热爱他所写的题材；他并不藐视那个狂热混乱的年代；正因为这样，他的书非常有吸引力。这是第一部用我们的法语再现16世纪风貌，不曾以怪诞文笔来歪曲史实的作品。但我要重申，昂格蒂耶的《法兰西史》绝对没有《圣盟之魂》的精确性和别致生动的优点。相比维利院长的《法兰西史》，该书学院派的夸张腔调较淡，语气又轻松，所以备受当时社会的青睐；必须承认，1804年的作家并不擅于嘲笑“温柔虚弱的风流王子”。请看昂格蒂耶关于希尔德里克一世统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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