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改变我的世界(留学如何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

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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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改变我的世界(留学如何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试读：

2011年春节前，我来到了冰天雪地的波士顿，开始了哈佛游学生活。

喝洋墨水首先要过语言关。语言学校在公寓和校区之间，分初、中、高、最高四个等级。入学考试根据测试水平分班，我进了中级班。去语言学校报到那天，周围同学看到我，误以为是来了一位上课的老教师。

上午在语言学校，下午在哈佛听讲座，晚饭后做语言学校布置的作业，包括语法、造句和一篇作文，临近深夜，还要开始翻哈佛讲座的英文笔记。选择讲座时，我首选的是演讲者使用PPT的讲座，这样就可以通过阅读来弥补听力的不足，当然英文笔记上的一些单词术语，不要说英文了，一开始就是翻译成中文也很令我费解。

其次是过生活关。在国内时我的日程、事务由秘书打理，出门有司机接送，这些是工作效率的要求。到美国之后，发现必须面对生活里的一切细节，比如做饭、交通以及办理信用卡。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信用记录，所以不能直接开办信用卡，要先办理借记卡来过渡，一共花了三个月，才拿到了美国银行的信用卡。在美国生活，没有汽车非常不方便，我又去考了美国的驾照。笔试并不难，难的是路上如何向美国人那样遵守交通规则，体现对每个生命的平等尊重。

离开学校多年，重拾学术不免生疏。不过美国的教学法是在课程之前下发阅读资料，课上由教授讲解，课后继续阅读，再写每天的作业。我第一次经历这种阅读节奏，要快速读大量论文书籍，常常读到第二天凌晨还没有结束。学习生活的节奏太紧张，精神压力巨大，每天我感觉都像是在地狱中煎熬。

当然，在哈佛不仅要过语言、生活和学术三关，作为万科的董事长，我还要承担起一个董事长的职责，如经常要阅读公司简报，主持董事会、股东大会、经营例会等会议。身在美国又怎么管理万科呢？万科很早就建立了视频会议系统，我的个人电脑上也有视频软件，我还可以通过酒店商务中心的远程视频系统同公司连线。在哈佛的两年半时间里，公司的重要会议我一场也没有落下，这多亏了技术的进步，当然也缘于万科管理团队的成熟。

由于学业已经很紧张，再加上要参与万科的日常管理，所以我不得不放弃了第三次登顶珠峰的想法。自己身为董事长，不可能既游学又管理公司还要去登山，必须有所取舍，我的选择就是：放弃登物理上的山峰，改登知识上的山峰。

这个过程中，我有几次想中途放弃，或者是想最后干脆挑个熟悉的选题，轻轻松松完成学业，何必如此苛求自己呢？但庆幸我没有放弃。已经过了60岁，到哈佛进修的机会对我来说只此一次，一旦轻易放弃，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熬得住才会有收获，渐渐地，我的语言掌握了，生活适应了，研究的课题也选定了，虽然身体还是很疲惫，但内心深处对哈佛的感觉已由最初的畏惧变成了熟悉，后来还申请了延长一年访学时间。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我最大的感受是：虽然我在这里受到了基本的西方逻辑、哲学、宗教、历史学的训练，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非常不够，本来留学是要去了解别人，但如果连自己都没弄清楚，如何能了解别人？于是，我开始选修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系统地比较东西方文化的源流，尤其专注对东西方契约精神的比较。

到了第五学期，我渐渐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登珠峰都没有让我有这种感觉。置身于高强度的学习环境中，我每天都需要动脑进行学术训练，封存的思维被重新打开了，就像给生锈的机器齿轮加入了润滑油，激发出了新的活力。后来再到剑桥继续读书，我更是如沐春风——这并不是说哈佛不好，而是因为在哈佛度过了留学中的最难关，到了剑桥自然轻松许多。结缘2005，海归精神的薪火相传

有了海外留学的经历之后，我加入了2005委员会。在2015年3月，我又通过竞选，成为了2005委员会的新任理事长。作为一名并不资深的海归，通过理事大会的投票，去竞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海归组织的理事长，可谓充满挑战，最后我接受了这一挑战。在海外的学习生活经历，让我深信弱联系的魅力，希望同一个原本并不熟悉的高端海归群体建立联系，使这个群体的智慧经验与其他企业家组织共享，也把企业家组织的知识与资源，引入2005委员会。

我跟2005委员会的相识，起源于在纽约偶然遇见徐小平，他邀请我加入2005委员会。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你们圈子里的人吗？虽然我当时人在国外，可是没想过自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我知道美国有个华人组织叫“百人会”，2005委员会也是一个这样的精英组织，但是他们在国内。小平当时向我解释了2005委员会的章程：不管有没有博士或院士的头衔，有海外教育或工作经历，就具备了加入的资格。加入2005委员会，只要有两个内部理事的联名推荐，再通过常务理事会的批准，假如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话，就可以加入进来。我就这样加入了2005委员会，当然很开心，同时也有一些忐忑不安。

我为什么加入2005委员会，并且通过竞选成为理事长？

第一，当然是因为“虚荣心”；第二，我是一个很喜欢面对挑战、愿意学习的人，我需要新的经验；第三，因为对这个组织的认可，个人在这里能找到价值上的认同感。以前，我在中城联盟、阿拉善SEE、亚布力论坛等组织接触的都是企业家群体，大部分跟我背景相似，但是在2005委员会，理事是来自各个方面的精英，这是不一样的。我发现在2005委员会里面，大家做事情的效率非常高，从想法到实现很容易，大家基本的价值观很接近，判断事情的逻辑都非常清晰，沟通成本低，自然做事情更有效率。

2005委员会的理事们，大部分是受过系统国外教育、在中国各个行业中发展的佼佼者，他们不仅每个人都有极强的沟通学习能力，同时又都胸怀着推动社会进步的热忱。翻开2005委员会的理事名单：这里有中国宽带网络的搭建者、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的创建者、中国证券市场的创设者、中国投资银行的先驱人物、中国风险投资的代表性人物、中国创业者的导师级人物、几乎所有大型跨国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最资深的律所合伙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精英、中国当代最知名的艺术家、运动员和主持人……他们不只是这个时代里代表个人成功的典范，他们更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奇迹的创造者和见证人。

2005委员会已经成立10周年了。我们通过举办论坛和庆祝晚会的方式，做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而这本书《留学改变我的世界》，也是我们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你也许读过很多留学的故事，对那些世界名校的掌故，也有如数家珍般的记忆，但这本书还是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这些由2005委员会的理事们亲自撰写、基于真实经验的留学小故事，合在一起，就是一本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留学浪潮的大历史。在历史细节的深处，也许你也可以读出一代人的曲折心路历程：有震撼、有迷茫、有挣扎、有探索，最后也都有通过持续努力而取得的成就。我们从一滴水就可以看到时代的阳光，读出我们国家逐渐走向开放的宏观进程。

当然，没有这些“留学生前辈”蹚出来的一条路，也就不会有国外大学对中国学生的足够认知，甚至不会有我后来出国游学的那种顺畅和便利——留学让我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确实要感谢这些在前面铺了路的过来人。

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经历，给未来的留学生，给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传递一种价值、一种社会责任感，希望你们在这本书里可以感受到海归留学生精神的薪火相传。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王石

王石是中国最大的住宅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早年毕业于兰州铁路学院；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任总经理；1988～1999年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担任董事会主席一职，还担任香港科技大学EMBA兼职教授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荣誉理事。2007～2009年曾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王石在中国企业界深具影响，被媒体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的领军性人物，多次荣获国内外重量级奖项。此外，他还是国内登顶珠峰的最年长纪录保持者，并完成了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穿越南极、北极的探险。序二　十年回望，不负初心徐小平

隶属于欧美同学会的海归精英组织2005委员会成立10周年之际，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有以创业创新为主题的海归论坛，也有以快乐联谊为目的的庆祝晚宴。可是我们觉得还不够，总是想在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时刻，再为大家留下点什么。

这便是你如今看到的这本《留学改变我的世界》。

2005委员会是一个海归精英组织，汇集了国内各个行业中最顶尖的行业领袖与社会精英，2005委员会里高手云集、名人扎堆。要出一本什么样的书，才能代表我们这个群体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才最能体现我们的独特风格与魅力？

想来想去，根本就没有办法。最后我说：既然没有办法，就来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何不邀请大家回归初心，写一写导致我们人生巨变的当年亲历的海外留学生活？

2005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每位理事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时间往前走过了10年、20年，甚至已经是30多年，当年在青葱岁月里盛开的精神和思想之花，怎么也会在岁月的阳光下，结出了累累的人生与事业硕果了。

于是，我们就请求各位理事，短暂地关闭一下思维的各种外接端口，只推开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请他们慢慢地想，仔细地搜：在自己的留学生涯里，有什么事情，最让人难忘？有什么瞬间，常使你自己感动？你在国外交往过什么特别的人，Ta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在他乡读过什么迷人的书，它为你唤醒了什么思想、改变了什么观念？

谁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留学生涯，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在我们人生中永远不会离去；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是抹不去的浓墨重彩。而把这段历史铭刻在天地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写出来，给时代，给后学，留下最珍贵的回忆与思考；给自己，给家人，收藏永恒的青春与梦想。

从2015年11月份发出的一封征稿信，到2016年的2月中旬，三个月间，一百来天，理事们的投稿邮件不停地叩响秘书处的邮箱。我们平均不到三天收到一封来稿，最终在这里呈现给您的就是其中的三十四篇精彩文章。

这34篇文章里凝结着我们的青春与追求，汇集了我们的往事与梦想，闪烁着大家的理想与信念。正是这种信念让2005的理事们走到了一起，组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富有使命感、努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爱国留学生组织。

通读全书，你会发现2005委员会理事们的这些文章，谈到留学和海外经历层面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留学书籍。这些经历都是非常精彩的，很多人都以最坦诚的笔触写到当时的窘迫、挣扎和难堪，这些便是留学生活里最真实的一面。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海归而言，不论有一天你爬得再高，走得再远，当年留学的那一份初心还是始终难忘，而留学改变我们的命运，留学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世界，这个命题也还是和当年一样不老。

希望我们的这本书会成为献给2005委员会10周年的一份最特别的礼物。

而作为读者的你，如果还不太知道2005委员会的话，那么对我们这个组织的了解，也可以就从读这本书开始！

最后，我还是要在这里代表2005委员会特别鸣谢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对本书出版所提供的有力支持，非常衷心地感谢！

2005委员会秘书长，真格基金创始人　徐小平

徐小平先生是中国著名天使投资人。曾荣获“2010年最受尊敬天使投资人”“2011年度天使投资人”“2012年最佳天使基金”“2013年最佳天使投资人”“2013年中关村天使投资领军人物”等称号。在创办真格基金之前，徐小平先生是中国最大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NYSE：EDU）的联合创始人。他在广大中国留学生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很多学生都从他的演讲、教学以及畅销书中受益良多。2006年，徐小平先生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魅力50人”之一，2004年入选福布斯杂志“中国名人榜Top 100”。001　归去来兮杨澜18年一次的轮回

2014年秋天，我送儿子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新轮回的开始。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离开纽约的时候，《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在那张照片里，长发飘飘的我实际上已经怀孕了。随着儿子来到这片土地上求学，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虽然这个原点在时空的走廊里已前行了18年。

时光流转，看着儿子轻身走上求知路，我想起的却是自己留学时的两大包行李，里面放着锅、被子、褥子、枕头……那时候父母觉得在美国什么都贵，我也很少会有机会回国探亲，于是就把冬天、夏天的衣服，生活起居的物品能带的全都一下带到了美国。

父亲运用了我难以想象的生活技能，把那么多物品都压缩成了最小的包裹塞进了我的箱子里。记得临出行的时候，母亲把几千美金缝在了我的贴身衣服口袋里，这些钱是以1：10的汇率换来的。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课文《梁生宝买稻种》里，梁生宝把乡亲们的钱缝在衣服里的场景，只是梁生宝缝的是对乡亲的责任，而母亲缝的是对女儿满满的爱和对她在异国的担忧。

那时候，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工作了4年，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但在国外打长途电话仍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此我基本都是靠写信维系着与家里人的交流，为了不让信件超重，通常我还会把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这些当然无法跟现在的沟通方式相比，如今我和儿子已经可以自由地视频通话或通过微信等方式随时联系。去看大世界的决心

当时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点儿悲壮的感觉。

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中央电视台当时收视最好的栏目之一《正大综艺》。1993年，我得以参与了中国的第一次申奥。申奥的失败既让我看到了中国整体实力的不足，也看到了东西方相互理解的鸿沟，当时的我强烈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部的世界了解实在太少。人活这一辈子，我不想只做一个喉舌，还是希望对这个世界能有些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1993年底，我做出了令当时周围的小伙伴们都难以置信的辞职留学的决定。那时候，要留学需要先辞去公职，毕业不满5年的还要向教育部门缴纳一定的罚款，拿到相应的证明，并把档案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之后才能拿到护照。而如果你最后被拒签了，就等于是完全没有了后路。当时周围的许多人都为我的决定感到惊诧：“你知道有多少人打破头都想坐在你这个央视当红节目主持人的位置上吗？”

当时只有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先生对我说：“杨澜，你是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好好去读书，如果你能考上常青藤大学，我们基金会为你提供全额的奖学金。”我半开玩笑地问：“谢先生，如果我走了，《正大综艺》可就是要换主持人的咯！”他说：“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比一个节目的成功重要得多。”那时候，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我就问：“我能为正大集团做点什么呢？”谢先生说：“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管好好读书，这对你的将来有好处。”

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成功、放弃眼前那么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我希望能够学有所长，能够更加深入媒体的策划和制作中去。这种简单、强烈的想法让我迈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当飞机降落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看到曼哈顿灯火璀璨的夜空，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激动的，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繁华、梦幻的全新世界。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涯

我要特别感谢正大集团的奖学金，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两年的学习期间，可以更加专注在学业上，而不需要通过打工来养活自己。尽管我之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阶段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但是到了国外，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在阅读量、写作量和语言上的巨大挑战，每天也依然要熬夜学习到凌晨2点钟左右。

那时候我学习的心气特别高，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六门课来上，当时我其实只要选到四门课的量就已经足够了，结果选了这么多课，可把我自己累得够呛。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我最多的，也只有宿舍管道里不时会溜达出来的老鼠。有时候，我猛然一回头，甚至会跟老鼠来个四目相对。

当时认识的一位师哥给我留下了一台286的电脑，那也是我接触电脑的开始。这台机器已经很老旧，经常有罢工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当我写了一大堆论文，而又没来得及保存的时候，突然的死机，常会让我急得半夜里大哭一场。哭完了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爬起来，含着眼泪再从头写起。“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但我也非常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们的学院汇聚了五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通过跟大家的相处和交流，使得我的视野和心胸进一步被打开，对于不同的观点能有更加包容的态度，通过大家观念的碰撞和思辨，让我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思考的方式会更加开放。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我有幸也见到了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拉·沃尔特斯等很多美国新闻界、主播界的顶尖人物。当时我就在想：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没有任何一档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带有主持人鲜明个性印记的高端访谈节目，这也许就是我的机会。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开始转型做了节目制作人，和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后来的52期《杨澜视线》。在这个节目中，我首次采访了基辛格、克朗凯特等名人，还和费翔做了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在国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在留学期间，我还认识了我的先生吴征。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是结婚生子，这使得我在1996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在人生、事业、家庭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获，人生的状态与留学之前已经完全不同。

那一年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是一个大冬天，我和先生一起来到洛克菲勒广场，望着那棵纽约最大的圣诞树，许下了心愿：希望回国以后能够去实现我的媒体梦，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与我充满着情感联系的美国城市。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离美前夕，我作为制作人和CBS共同制作了一部关于中美中学教育对比的纪录片——《2000年那一班》。当时，美国的CBS邀请我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我当时想，以我的语言和专业能力，假以时日某天成为像宗毓华那样的华裔主播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我跟美国观众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像是我跟中国观众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紧密的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不是仅仅通过语言和专业就能够去打通的，它其实是一套相当复杂的精神、情感与价值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和个人成长经历的相互交织所形成的东西。我更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中国观众的心声；更想见证的事情，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的巨变。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管自己的平台有多大，最终立足的根本其实还是我和观众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那种共同的情感记忆和内心归属。

回国后，我先去了香港的凤凰卫视，并在1998年开创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高端访谈栏目——《杨澜工作室》。记得第一期的采访嘉宾是陈逸飞，第二期便是张瑞敏。直到今天，承袭《杨澜工作室》的《杨澜访谈录》，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这期间，我采访了全球各界的近千位嘉宾，包括：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里、李光耀、朴槿惠、李显龙、拉加德、潘基文等数十位国际政要，见证了如柳传志、王石、李彦宏、马云、姚明、郎朗、林丹、李娜、张艺谋、冯小刚、徐峥等中国各个领域领袖人物的成长轨迹。为了准备采访，我的总阅读量超过8000万字，采访的时间更是达到了数万小时。

2000年，我和先生共同创建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人文纪录片频道——阳光卫视。2004年把阳光卫视转让之后，我们又开始进入跨媒体的投资和运营领域。今天的“阳光七星娱乐媒体集团”已成为一个横跨全球，涉及电影、电视、音乐、娱乐、大型演出和纪录片的综合性投资、运营集团。对公益和慈善的探索

在留学后的任何一个人生阶段，我的事业发展都和自己的国际化视野被打开有关。通过在传媒行业的工作，我开始接触到了全球的公益和慈善领域，并对公益和慈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会有这份兴趣，也和我当年在人生转折阶段，得到正大集团及谢国民先生的公益基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2006年，我和先生在香港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做慈善文化的交流。2007年开始，阳光文化基金会资助了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做公益领导人的培训项目，前后培训了四百多人，这些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领军人物。自2002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起，我也始终在呼吁尽快修订中国的慈善法，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快速和良性发展。

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发起建立了孤残儿童专项基金，先后为孩子们筹款近6000万元，在灾区建立了10个康复中心。2010年，我们与盖茨基金会一起发起了“巴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晚宴”。这是继汶川地震后，对中国慈善业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在当时，中国的财富阶层对做公益有很多的犹疑，做慈善的法律环境、专业条件等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但是由“巴比晚宴”引发的全民对公益和慈善的思考，使得在这之后迅速出现了2000多家家族基金会，这是一代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精神和价值追求。“做公益要趁早，做公益要高效，要用商业的理念和经验去运作慈善项目”已逐渐成为了人们做慈善事业的共识。从2007年至今，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对缺少机会的青少年的发展提供多样化服务，通过艺术教育的形式，来促进他们的身心、人格的全面发展。到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惠及北京54所打工子弟学校，参与项目的学生已将近4万人。我们同时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包括教室、课程、课外活动的少年艺术团和老师培训的综合管理体系，这是我经常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最好的我与最好的时代

我有机会参加了三次北京的申奥工作，是何其的幸运。第一次是作为主持人于1993年赴蒙特卡罗，见证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利；第二次是2001年代表北京在莫斯科做奥运文化项目的陈述人，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历史性一刻。在那次演讲的结尾部分，我说道：“700年前，人们惊讶于马可·波罗描述的那个东方美丽的国度，问马可·波罗那些关于中国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我告诉你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没有达到。’其实，今天我们介绍的只是一小部分，请用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中国吧！”当时我心中就有种强烈的情感，渴望看到中国和世界更深度的融合，也希望世界对中国有更全面和公正的认识。

2015年，我再次被邀请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陈述人，这出乎了我的意料。为了做好这次陈述，从来没学过法语的我，临时抱佛脚做了一小段法语陈述。其实这其中要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语言能力，而是一个国家对世界保持开放的一种诚恳态度。在陈述的最后，我请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一起展望冬季体育发展的未来，那就是中国将有3亿人口参与冰雪运动，同时有一个高达3000亿元的体育产业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空前的活力。就像当年何振梁先生在北京申办夏季奥运会时阐述的那样：“无论你们今天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被载入历史，但有一个决定，会让你们创造新的历史。”

从对媒体之心的不懈追求，到对媒体之路的探索与坚持，能在短短的人生中有这么多可贵的机会去参与和推动国家的开放与进步，这也许就是我所遇到的大时代吧！

资深传媒人士阳光媒体集团和阳光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主席　杨澜

阳光媒体集团是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民营传媒企业之一，业务包括电视制作、跨媒体整合传播、大型演出等。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传播慈善文化、改善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慈善活动。杨澜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90年至1994年担任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并于1994年获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之后赴美深造，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获国际事务硕士学位；留美归来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开创中国电视第一个深度高端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后改为《杨澜访谈录》），迄今《杨澜访谈录》已访问过全球700余位著名人物，在全球华语观众中具有很高美誉度。2000年，杨澜与丈夫吴征开办了大中华区第一个历史与人文电视频道——阳光卫视。2005年，杨澜创办了主要针对中国都市女性的大型谈话节目《天下女人》，并由此发展成以电视、网络和教育培训为平台的互动式跨媒体女性社区。杨澜一直致力于加强和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她曾应邀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代表中国做申奥陈述，亦被聘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形象大使。她目前还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位中国形象大使、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和美国林肯中心中国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杨澜担任主持的重大活动有2008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特奥全球论坛、APEC女性论坛、达沃斯论坛、财富论坛、中国慈善论坛等。杨澜曾获多项国内外荣誉，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环球领导力奖”、中华慈善奖行为楷模奖及中国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以及2013年5月在纽约佩利媒体中心被授予女性“开拓者”荣誉，成为首位MAKERS项目“开拓者”奖项的非美国本土获奖者，以及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002　难忘留学岁月，激发我心底梦想李彦宏

1999年12月25日，当我走下飞机舷梯，双脚踏踏实实地踩在北京的土地上，朔风凛冽，心中却是一团火热。我知道我的人生将从此刻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正如25年前的那个圣诞，我背着行囊来到美利坚一样。

那一瞬间，我记起胡适先生在1917年留学归国后的首次演讲中曾引用过《荷马史诗》中的那句话：“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是的，未来的世界将变得不同。因为在这段走过的岁月里，我们让自己变得不同了！难忘飘雪的布法罗：鞭策我一生的提问

在我的记忆中，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一年中有六个月飘着雪。

如果说，离开阳泉、考入北京大学是我第一次拥抱世界，那么留学美国则为我开启了另一段全新的旅途，让我看到更为广阔的天地。

1987年，我如愿考上北京大学图书情报专业。北京大学自由、多元的氛围，让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但是很快我发现，相比我就读一个跨界计算机专业的初衷相比，我的专业与计算机相关的课程较少，内容也比较简单，因此出国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因为在那个年代，若想学到更好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办法是去美国。但糟糕的是，图书情报学在美国没有对应的专业，这无疑增加了我出国的难度。

下一步该怎么做？首先，我要求自己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比别人更深入一些。当时虽只是一名本科生，我却每天都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里阅读专业相关的最新论文，提升专业水平；其次，从大三开始，我就买来托福、GRE等书籍疯狂学习，过着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目标就是留学美国、锁定计算机专业。我是个崇尚专注的人，所以一旦认定方向就不会改变，直到做好为止。

天道酬勤，最终，我被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录取，如愿到了美国，开始学习向往已久的计算机。然而，我本科时并没有学过计算机本科的核心课程，所以刚到美国时，我感到非常不适应。一方面，布法罗的冬天非常冷，另一方面，硕士的课程又十分紧张。来自国内的同学，许多都已经是硕士毕业才出国，再到美国重新读一个硕士，很多课程早已学过，只需再用英文听一遍即可。而我却是从头直接学习计算机研究生的课程，因此经常听完课后一头雾水。有一次下课后，我问旁边的同学：“什么叫Flip-Flop？”那位同学说：“这你都不知道？是触发器。”但当时的我还是不懂，追问什么叫“触发器”，因为我在本科时完全没有学过这些计算机硬件的知识。

第一年的学习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还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想尽早去挣钱。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有位做计算机图形学的教授想招收助理研究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RA（Research Assistant）。这个职位提供薪水，于是我想去试试。将简历发过去之后，我接到了教授的面试通知。面试时，他问了我几个关于计算机、计算机图形学的问题，但我当时回答得很不好。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这个问题如果现在问出来，一定会被理解为：“你在中国有电脑吗？”可当时的中国，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电脑，所以这个教授问题的实际意思是“你们中国有电脑吗？”那种怀疑的语气让我很受伤，我没想到在这位美国教授眼中，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竟会如此落后。

从那一刻开始，我在心底暗暗立下一个誓言，我一定要在计算机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来，未来绝不让别人这么看轻中国。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拥有多达6.5亿网民，并且成为很多互联网创新的发源地。但我仍然会时常想起美国教授的那个问题：“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它至今仍然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之一。投身工业界：选择自己真正的梦想

每年的5月到8月是布法罗大学的假期，我待在学校里感到很无趣，决定出去打工。那时在网上看了不少招聘广告，遇见合适的岗位就寄一份简历，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回复。其中有一家名为Matsushita的公司给我开出了每小时25美元的实习报酬，而这样的高待遇在同等条件的留学生中几乎闻所未闻。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家公司，而我的室友听到Matsushita后却大惊：“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松下呀！”

就这样，我来到位于普林斯顿的松下信息技术研究所实习，并且在那里完成了一个有关OCR（光学字识别）模型选择和集成提的算法更新。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自己的研究和发现，可以马上应用到现实当中。

通过在松下研究所的学习和工作，我发现工业界的研究和在学校的研究截然不同。工业界研究的是实用的东西，而学校里研究的是宏观、基础性的东西。在实习工作中，我也逐渐发现我的兴趣不在于学术研究，而是做实用的产品，这也让我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我确定，相比较去反复琢磨10年前、20年前就已经有人研究的问题，做出让更多人愿意使用、能够帮助更多人的东西，我会更有成就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放弃读博，进入工业界，尽早把我的技术应用到市场中。

当时做出这个抉择并不容易，因为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同学、亲戚都是从大学到研究生，到博士、博士后、再到教授，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在他们看来，不读博士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一定是由于成绩不好、混不下去了，才会离开学校。

但在我看来，学术界的人没有机会接触到工业界正在研究的问题，也没有看到IT技术正一代又一代地迅速迭代，而我拥有更为广泛的信息来源，我看到了这一切，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由此，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学校，虽没拿到博士学位，但却真正开始用自己喜欢的技术做一些实际的事。走入社会让我豁然开朗，我看到一个充满机会、日新月异的新世界。现在想想，如果我再读几年书，后来很有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百度。从华尔街到硅谷再到回国创业：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放弃读博之后，我开始找工作。当时，硅谷和华尔街各有一家公司给了我offer，虽然硅谷的公司与我的专业结合得更紧密，但华尔街给的工资却更高，而且当时我也被华尔街呈现出来的那种乘坐豪车、出入高档场所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所以选择了去华尔街。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逐渐意识到华尔街并非我真正的归宿——尽管我在华尔街主持开发出来的实时金融新闻检索系统很受欢迎，很多人使用；我还在工作中取得了一项很重要的成果：如何将基于网页质量的排序与基于相关性排序完美结合的问题，即超链分析，并因此获得了美国专利。我很兴奋地跟我的老板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东西。但他们不理解。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硅谷，风险投资早就蜂拥而至了。

这段经历让我慢慢清醒：在华尔街，最有前途的是金融家而不是程序员。我纵有再好的技术，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作为技术人员，我的舞台在硅谷，而不是华尔街。

1997年的夏天，我离开华尔街来到硅谷，加入Infoseek。我下定决心：只要我在这个公司一天，就要保证这个搜索引擎是世界上最好用的搜索引擎。那时，虽然我已经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了搜索引擎上，但依然还有很多事情并非我能决定。当时，infoseek已经能够索引到6400万的网页，我们的CEO说够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信息都已经在这里了，你们不需要再买更多的电脑，也不需要再买更多的服务器。但我却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整个互联网行业还在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成长，行业在向前奔跑，每一天都在涌现崭新的信息，我们也需要为人们去索引更多的信息。但没办法，我没有决定权，我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一次又一次，我也逐渐意识到，我需要去做一件自己能够说了算的事了。

在美国的几年，我不仅有了道·琼斯子公司70余万的股票期权，也有了房子、车子，甚至还有个小院可以种种菜，日子过得悠然自得。同时，也是在这几年，国内的互联网行业也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有关创业的想法愈发强烈。当然，回国创业，机遇和风险并存，毕竟未来究竟如何无人能做出判断；而我当时又拥有了很多人眼中十分美满的生活，若真要放弃这一切，一头扎进前途未卜的创业中，仍让我颇为犹豫。但思考之后，我还是觉得生命应该有更为广阔的意义，我的生活也需要更多的体验与更大的挑战，并非只是下班后在硅谷的院子里种种花、养养草而已。毕竟，人生能有几回搏，不管成功失败，后来热血沸腾的创业经历，都值得我用现在拥有的一切去交换。

很幸运，我抓住了机会，也成功了。

20年，弹指一挥间。在美国留学、工作的这段时光对我而言意味着广泛的资讯、丰富的经历和更为开阔的视野，这一切练就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判断力，改变了我很多思维方式。无论是当年教授那句“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还是在硅谷工作中遇到的一次又一次拒绝，都成为让我心底的梦想不断生长的力量。

人生是一场持续的摸索，如果你认准一条路，就要放手去做，并带着勇气与坚持，不断朝更为广阔且更具挑战性的空间迈进。不仅如此，一个聪明、优秀的人在前行之时，还要铭记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不忘初心，一路向前，最终一定会收获自己想要的人生。

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

李彦宏，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随后赴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完成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并作为全球最早的搜索引擎技术研究者与顶尖工程师，先后担任道·琼斯公司高级顾问、《华尔街日报》网络版实时金融信息系统设计者，以及Infoseek公司资深工程师。李彦宏所持有的“超链分析”技术专利，是奠定整个现代搜索引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基础发明之一。

1999年底，李彦宏回到中国创建百度。2005年8月，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并成为首家进入纳斯达克成分股的中国公司。如今，百度已拥有近7亿用户，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李彦宏带领的百度，也成为最早完成移动转型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不断推进“连接人与服务”核心战略，并且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持续发力，百度正在成为全球创新中心。003　留学改变了我的人生王辉耀与时代的共生

时代是个圆，我们只是圆周上的一个点，这个圆是历史给每一代人的背景，我们不能选择时代，但是我们在这个背景下可以努力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青春岁月——上山下乡，“文革”后恢复高考以及后来的洋插队，我都赶上了。

1976年初夏，我高中刚一毕业就被下放到四川省金堂县龙王公社接受再教育。这里的茅屋、细雨没有文学作品里的浪漫，有的只是茅屋里的老鼠和没法穿鞋的泥泞小路。目之所及刷新了我的认知，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农村和基层的人希望抓住一切机会鲤鱼跳龙门。

在这个小乡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酷暑严寒，蚊虫叮扰，除了用辛勤的劳动每天换来两毛钱的工分外，书是我唯一的慰藉。1977年10月，命运之轮滚滚而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沉寂的山村。

1978年初春，我很幸运来到了在竞争激烈的77级高考下我所考取的当时全国最好的三所外语学院之一——广州外国语学院。那里山清水秀，有朗朗书声，也有众多的良师益友，广州外国语学院实现了我要上大学的梦想。

大学四年，是我的精神疯狂成长的四年。我迷恋乔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甚至艾略特、波特莱尔，写作现代诗歌，更重要的是，我开始认识世界之大、文化之多元。因为广州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除了大学课程，我时刻关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躁动与争论，并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在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四年让我的眼界、心胸都接受了一场洗礼，在广州外国语学院的见识和积累为我后来能走向世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打下了基础。从北京到海外

大学一毕业，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成为一名中国对外国际经济合作官员。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国际经济贸易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我见证了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在与国外政府部门、企业打交道的日常工作中，我发现了自身知识的不足，我想更深入的了解和观察当代西方文化。由此，我萌生了出去留学的冲动和通过留学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对外经贸部期间，我发现西方将现代化管理的知识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有一套完整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MBA课程彼时在国内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却将其定为了留学的主攻专业，成为最早一批赴加拿大读MBA的中国大陆学生。

一朝“国际大学”的梦想如愿以偿，欣喜还萦绕在我的心间，冲击与挑战已不期而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与国际的沟通刚刚开始，去北美一天就一个航班，去上学每次都要先从北京飞到上海，换飞机加油再飞到旧金山，再加油飞到纽约，再加油飞到多伦多，一次航程要转五六次飞机。几经辗转，飞机落地后扑面而来的却是有极丰富物质的花花世界，那时候国内没有超市、高速公路，更没有私人汽车，而一下飞机，北美机场的商店里摆着琳琅满目的画报、杂志、刊物，超市里的商品应有尽有，高速公路十几个车道并行，期间的物质落差让人很震撼，从而引发了比较视角的思考。

物质的冲击还在其次，学业与文化层面的挑战才是真正的难关。跨专业本就是个考验，更何况是在异文化语境下的跨专业。从英美文学跨到MBA，非经济学或管理学科班出身的我既要补课，又要适应教育模式的不同。于是，一方面我强迫自己每天读海量的书籍，反复思考研究经典案例成了生活的重心；另一方面，我又努力克服在国内习得和备受赞扬的“低调”，适应国外MBA学习特别推崇的分析能力和要表达独特观点的模式，在上课主动发言，阐述自己的见解。与国内“个人是组织的一部分”的理念不同，国外更注重个性的独立，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什么都要靠自己，并充分鼓励张扬个性。这对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历练。得益于自身的勤奋，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外超负荷的学习状态。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累并快乐着的时光，虽然冲击与挑战让我每天奔忙不止，但留学确实带给我很多有益的变化。西方文化的历练，使我开阔了眼界，形成了开放的思维方式，为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国际化的背景和基础。要找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

留学不只是学习知识这么简单，更要融入当地社会。实习则是一个锻炼自己，近距离了解并参与当地主流社会与文化的重要途径。在适应了国外的生活，课程学习也进入了常规轨道后，我开始思考如何打进北美的主流社会。在找实习工作时，我一直奉行一个原则：要去干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报酬哪怕很低，但经历是更有价值的财富。机会不是等来的，是争取来的。因为不想浪费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和任何一点时间，我开始主动地为自己争取有价值的实习机会。

我为自己争取到的第一份暑期实习是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工作。暑假到来之前，我给该银行的一位高级副总裁寄出自己精心准备的简历。简历匹配职务是一回事儿，寄给合适的人是另外一回事儿。选择寄给这位副总裁，是我反复思量的结果，原因有二：其一，大公司的人事招聘均由业务部门的总经理或副总裁负责；其二，这位副总裁有在香港和日本派驻的经历，对亚洲和中国更了解，也可能更感兴趣。事实验证了我的想法，暑期来临之时我得到了这份在加拿大最大的银行实习工作的机会。

第二份暑期实习看似来得偶然，实则也是我争取来的机会。一次参加讲座时，我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将组织中国14个沿海城市的代表访问加拿大。讲座结束后，我就找到刚演讲完的城市联合会会长，向他表达了自己想参与这个项目的强烈意愿。结果那一年的暑假，我参与组织和接待了李岚清率领的14个中国沿海城市市长代表团，历时一个月，横跨加拿大东西南北，考察了加拿大的方方面面，对西方社会的运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加拿大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还拿到了一个去日本东京工作实习的机会，为一些大企业做国际管理咨询和培训，领略了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迅猛发展的国际化战略。

1988年，我读完MBA和工商管理博士课程，加上国内外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实行经历，毕业时就拿到六七家公司的offer。经过慎重思考，我进入了全球最大的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SNC（万灵公司）。在SNC这个数千人的国际大公司里，我积极主动提出公司国际化新战略，加强公司和世行、亚行等国际大机构的合作，在我和同事们的密切配合与实干之下，我们很快就做出了相当的业绩，我也在一年之内，迅速从助理经理做到了经理，第二年又晋升为国际市场董事总经理，是SNC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而那时的我还不到30岁。搭建平台，推动留学与海归事业

1990年，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管两年多以后，我参加了魁北克面向全球招聘的政府官员职位的竞聘，成为首个成功竞聘政府招聘的高级职位的中国留学生，赴任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中国首席经济商务代表。我在香港工作了三年，算是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早来香港工作的大陆留学生。那时候，我的办公室位于中环大厦，很少能见到来自大陆的白领出没于主流办公场所，而事过境迁，今天香港人却常讨论香港的国际化地位有可能被上海所取代的话题，可见中国大陆斗转星移的变化。在香港的三年任职经历让我想要回国开创一番新的天地。所以，任职期满后，我没有回加拿大而是回国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

1993年回国后，我先后创建了亚加国际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10年创业下来，有很多的历练。2002年，我还被发改委《中国投资》杂志评选为“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在经历一段创业经历之后和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我觉得作为海归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还应该心怀天下，希望能力所及要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更大的事情，于是我将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到创办国内早期的公益性社团和智库上来。

容闳作为踏出国门留学的第一人，对推动中国的留学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是我敬仰的人物。他开创的中国留学事业，也一直是我希望继续发扬光大的事业。回国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加入了历史悠久的欧美同学会，想要在这里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中国的留学和海归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加入欧美同学会之后，我在欧美同学会的见闻和自己的研究都让我意识到，虽然留学人员中商务精英人士日益增多，但他们并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个平台将这些海归创业人物和商界人士凝聚在一起。

于是，在2002年和欧美同学会领导的一次陪同出国访问途中，我向当时的主要领导提议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他表示同意，并说这件事情要由我来具体操作和负责。当时在欧美同学会内部成立商会还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同学会主要是面向大学研究院、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商界的人士不是同学会关注的主要对象。为此，我做了不少的说服和介绍工作，就这样，欧美同学会办会的一个新模式开始尝试进行了。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带领自己公司的员工不计时间酬劳地为商会筹建工作奔波，联络各界精英学长，建立并维护网站，编辑出版会刊。几个月的辛劳终于在2002年10月17日初见成效，这一天，田溯宁、张朝阳、吴鹰、徐小平、闫长明、毛大庆、莫天全等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齐聚欧美同学会位于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的会所所在地，参加商会的成立。当时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和欧美同学会的主要领导都专程前来参加，欧美同学会商会就此成立，中国海归商界联谊的网络开始诞生，我被推选为首任创始会长。

欧美同学会商会在欧美同学会的百年历程中，首开先河地搭建起了中国商界海归的高端联谊平台。商会创立之后，我结合自己在国外工作和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引进当时国内不多用的海外办会模式，通过组织月度午餐会、精英酒会、圆桌座谈会、慈善晚会、专题讲座、中国留学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等大量创新活动，凝聚了国内外大批海归人士，那时候，这些形式在国内十分新颖，引进后人气爆棚。商会成立以后，我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凝聚了数以万计的留学归国人员参加各类活动，并开创了欧美同学会活动的新模式。商会开创的这种组织与活动运作模式如今已为欧美同学会各分会和很多国内社会团体普遍采用。

商会成立之后，面对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会员不断增加，海归和国际化人士的急剧增长，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如何来提升商会的发展，如何来搭建一个凝聚更高端海归的精英平台。2005年，我在参加美国《财富》杂志北京论坛时遇到了时任商会副会长的田溯宁，跟他聊起了我的想法，没想到我们不谋而合。我们都认为，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的力量聚集起来，让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为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组织在筹备初期会有各种事务，田溯宁给我建议，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资深海归来投入主要精力，策划和筹备相关工作，看我能不能来主要领衔。我认为此事重大，也符合我希望把海归事业发扬光大的理想，就这样，我又带着我自己原来做业务的团队全职投入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中，并给欧美同学会提交申请报告。开始筹备之后，我们几个创始理事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筹备会议，持续忙碌了半年多。这时候，欧美同学会商会已经聚集了大批的精英，不少人都非常支持商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

2005年11月20日，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在商会经常聚会的北京长安俱乐部拉开帷幕，我和田溯宁、王波明、汤敏、李山、傅军、王维嘉、赵民等作为发起人都出席了这次理事会，我还被推为首任理事长。对于这个新组织的名字，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在常务理事中大家通过电邮投票表决，当时有好几个名称建议，大多数的人觉得既然我们是在2005年成立，可以用数字做机构名称叫2005委员会，就像美国的百人会、中国的九三学社一样。

被推选为首任理事长，我深感责任重大，除了在运作模式上积极引进商会的组织和活动模式，我们还创办了2005委员会月度午餐会、新年晚会、海归论坛等品牌活动，还创办了委员会会刊，我给刊物起的名称叫《海风窗》。2005委员会成立之后所举办的大量活动和《海风窗》刊物，迅速为委员会扩大了社会影响，吸引了很多优秀海归的加入。当然，2005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也花费了很多努力，既要发挥海归自主办会的积极性，又要协调好和商会及总会的相互关系，非常不容易。我当时带着我们2005委员会的常务理事们集体去拜会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和统战部的领导，让2005委员会能够得到总会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为2005委员会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在成为正式机构以后，2005委员会凝聚了一大批高端海归群体，理事人数也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了2008年的120多人。此外，在我作为创始理事长的三年任期内，我提出自己只做一任理事长，不寻求连任，可以让更多优秀的海归学长发挥他们的领导才能。相信我作为创始理事长的努力，为2005委员会探索了一个民主办会的模式，打下了2005委员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2005委员会理事多为各个行业的海归精英，是中国当代海归的缩影与代表。在创办和运营2005委员会期间，我还花了很多精力出版多部有关中国海归的研究图书，其中很多2005委员会的理事都是我研究的对象。2005～2008年期间，我出版的图书包括《当代中国海归》《缤纷海归——百位海归谈事业与人生》《魅力学者——10位海归科教文卫英才》《巅峰职业——10位海归职业经理人》《创业英雄——10位海归创业先锋》《叱咤华尔街——10位海归上市公司领袖》《资本推手——10位海归投资银行家》《财富裂变——10位海归风险投资翘楚》《创业中国——中国海归创业50人》《海归时代》。这些是国内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研究当代中国海归的图书，介绍了活跃在企业、商界、创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200多位中国知名海归，采访了多位2005委员会理事，介绍了他们的海归事迹和创新创业思想。这套丛书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国内海归研究领域，覆盖面最广、研究范围最宽、采访人数最多的研究丛书，被业内公认为当代中国海归研究的重要文献。

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性公益组织尚处于发端期，要创办一个非营利高端组织，凝聚高层次人才，其难度是巨大的。组织会员活动，协调会里会外关系，坚持民主办会，秉持公益奉献精神，维护协会可持续发展已属不易，外界的质疑和误解让这些不易又更深了一层。特别是在2010年初，有人提出来要将2005委员会的名字更改为中国领导力委员会，并准备把这个名字修改动议交给委员会理事大会表决通过。由于我在总会的位置上，在理事大会前传达了总会对2005委员会办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但由于当时个别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误导，引起了一些理事对我的误解。我认为在中国国情下，生存和发展的关系需要认真厘清。我相信历史会证明这一点，我更自信我为我们这个群体所付出的努力和经历是问心无愧的。

一路走来，在各位理事的积极参与下，在几位后任理事长、常务理事们，特别是在徐小平理事担任秘书长之后，2005委员会已经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海归高端组织，我为自己付出过心血的组织能取得如此重要的成绩深感欣喜和自豪。

2015年迎来了2005委员会的10周年盛大庆典，我很荣幸地在这次庆典上获得了2005委员会颁发的“十年功勋贡献奖”，我也相信时间会进一步证明我们创办这个组织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国内企业“走出去”渐成潮流的当下和未来，中国海归面临新的机遇和使命，2005委员会必将在融会全球智慧、提供治国建言、联络海归交流、加强中外合作方面再创新的辉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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