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锋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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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卫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成立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机构成立
●飞越天安门城楼的26架飞机中，有4架是带实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陈毅同志风趣地说：“假如再有敌机空袭，五角场的防空就由你们包下来了。”
●新招收的200多名高炮、通信、情报中队的学员，戎装整洁，精神焕发，迈着有力的步伐，齐声高喊：“首长好！”雄赳赳地通过阅兵台。
机构成立
1949年10月1日，在盛大隆重的开国大典上，人民空军26架战机变换着队形飞越天安门城楼，前17架战机与正在驶过天安门城楼前的战车方队天地呼应，以排山倒海之势隆隆挺进，接受站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在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欢声雷动，不断舞动手中的红旗向人民空军致敬。
其实，在广场上欢庆新中国诞生的人们并不知道，开国大典是在紧张的防空气氛中进行的。
飞越天安门城楼的26架飞机中，有4架是带实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军队防空力量非常薄弱，首都北京也时常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扰。为了保证开国大典胜利举行，接受检阅的战机在起飞前装备了实弹，随时准备战斗。与此同时，阅兵指挥部还在天安门两侧埋伏了高射炮，一旦敌人来轰炸，坚决将其击落。
开国大典举行之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解放了全中国。但是，随之而来的防空问题，便成了各个解放城市军管部门的大事。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利用其占据的沿海岛屿和空中优势，出动大批飞机对大陆沿海大城市进行轰炸。仅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上海就遭到轰炸达26次。
1950年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还派飞机轰炸我边境城市安东，炸死和炸伤我国260多人。
从南疆到北部边防，祖国大陆成了没有空防的领土，这让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们心如急焚。
中央军委的成员们经过讨论，一致决定迅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执行统一城市防空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准备应付朝鲜战争的任务。中央军委还决定，按照“边打、边稳、边建”的原则，和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特种兵的方针，将国土防空部队作为陆军的一个兵种加强建设。
在考虑防空部队司令员的人选时，毛泽东选中了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周士第。
周士第是我军优秀指挥员之一，他能文能武，在军中素有“军师爷”的美誉。在长达15年的战斗生涯中，周士第当了8年的参谋长，当了4年的副司令。同周士第合作过的人，或者当过他正职的首长，没有一个不满意他的工作，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是一个优秀的军师。
戎马一生的周士第听说自己被毛主席亲自点将为防空军司令，非常高兴，但也以一个“军师爷”的智慧看到，这个担子重达千钧。但是，周士第毅然挑起了这个担子。
10月23日，毛泽东发布建立军委防空领导机关的命令，同时任命周士第为防空司令员，钟赤兵为防空政治委员兼民航局长。
摆在周士第面前的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全国防空部队计有2个高炮师，16个高射炮团，1个探照灯团，一个对空监视营，而他的对手却是号称世界第一空中强国的美国。在东北边境，美国远东空军有数千架飞机虎视眈眈。还有一个美国空军的“大徒弟”，国民党空军在东南沿海频频骚扰。
面对这样的局势，周士第明白，防空兵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成长起来，首先要做好领导机关的建设。
为此，周士第到职后，立即着手筹组军委防空领导机关。首先组织力量拟定《军委防空司令部基本职责草案》、《军委防空司令部所属各处、室基本职责草案》。
这两个草案经中央军委批准，除由民航局抽调干部战士50人外，并请总政干部部调配干部20人，中央机要处调给一个机要科30人。
防空兵司令部刚刚组建时，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周士第等主要首长住在后门桥的福祥寺的慈慧殿两个小院，办公则在棉花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司令部营房管理处的同志吃、住、办公都在福祥寺，机关分散，不利于联络协调。
后来，在靠近棉花胡同、福祥寺一带的北锣鼓巷找到了一块比较合适的地方。在建设营房前，这里是一个大垃圾堆，垃圾堆得像一座小山。营房管理处的同志组织力量运走了垃圾，又买了北边相邻的一些老百姓的房子，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营院。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于1950年12月16日正式宣告成立。
尽管机构很小，人数很少，各部门的人员都未配齐，然而大家热情极高，干劲很大，一人顶几人用。在北京东城棉花胡同6号一处小四合院内，铺开摊子，开始办公。
防空兵机构建设
1951年l月11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周士第、钟赤兵、谭家述3位同志组成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临时委员会，周士第任书记。临时党委会隶属中央军委和中央军委直属党委领导。
临时党委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对委员作了明确分工：周士第负责防空计划的制定和防空建设工作；钟赤兵负责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谭家述负责教育训练和财经工作。
作为第一任防空部队的首长，部队的各项工作都得从头开始，因此，他们都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
为了打好防空部队建设的基础，部队党委领导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地工作。部队建设的首要工作是建章立制。为此，部队党委领导经常带着干部“开夜车”，研究和起草文电，制订规章制度。
周士第司令员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常半夜打电话叫下属到他办公室谈工作、修改文件。每次找干部谈工作时，总是在电话里说，你在家里等着，我派车去接你，使干部们备感亲切和温暖。
军委防空部队领导机构刚成立时，只组建了司令部及其下属机构，没有成立政治部。但政治工作向来是我军工作的重点。为便于开展工作，军委总政治部1951年1月11日指示：
防空部队未成立政治机关前，暂设政治委员办公室。下设主任1人，秘书4人，以便协助政治委员办理政治工作方面的日常业务工作。
到了1月17日，总政治部任命薛伟民为军委防空部队政治委员办公室主任。王策、彭振玉、任念良为秘书。到了9月，从培训青年知识分子的干部训练队结业人员中，挑选出9人分配给政委办公室，至此政委办公室共有13人。
1951年5月14日，周士第司令员亲自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对机关干部进行忠诚老实教育，并组织力量审查了干部，纯洁了干部队伍，对干部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为搞好部队机关建设，打好部队建设基础，继承我军光荣传统，培养优良作风，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1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原西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兼办公厅主任梁军为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
1952年3月，中央军委电令调华东军区防空司令员成钧任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首都防空司令员。同年7月25日，正式任命成钧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军区及首都防空司令员。8月，中央军委免去钟赤兵防空部队政治委员的职务。9月，中央军委任命樊哲祥为防空司令部第二副参谋长兼军训处处长。
1953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原荆江分洪水利工程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天际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并增补为防空部队党委委员、第二书记。
在防空部队领导班子得到充实和加强的同时，军委防空部队领导机关也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健全。防空司令部先后增设了炮兵处、军训处、军校处、空军处、探照灯处、财务处、后勤处、机要处、气象部门等。经军委批准，由总干部部及步兵第四军调来的20余名干部成立了军委防空部队干部部，负责全防空部队的干部工作。
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黎映霖为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政治委员办公室经总政治部1952年6月23日批复同意扩大了编制。其职责和工作范围也有变化，军委总政治部1952年7月15日规定：
政委办公室是各该政治委员和该同级党委的办事机关，是在政治委员直接领导下负责进行直属机关、部队、学校的政治工作。并协助军委总政治部，研究政治工作建设的业务部门。
扩编后，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下设秘书科。政治工作研究科和直工科，共编26人。随着机关文化教育的开展，1952年9月成立了文化教育办公室。
在防空部队领导机构成立后，中央军委电令大军区：凡担负城市要地防空任务和正在组建的高射炮、探照灯、雷达和对空监视等部队，统属城市防空系统，一律划归军委防空司令部建制。
为了适应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的需要，军委防空部队党委抓紧了防空部队的建设。东北、华北、华东防空领导机关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充实和调整。并先后组建了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西南军区防空处、安东防空区司令部、浙江和福建防空处、吉林小丰满防空司令部，南京、天津、武汉防空指挥所，基本上建立健全了各级指挥机构。
到1953年下半年高射炮、探照灯、雷达、对空监视和通信等部队，总人数由原来的6.8万人，发展到10.4万人，成为诸兵种合成的国土防空部队。
随着防空部队的发展壮大，自1952年起，陆续组建了高射炮兵学校、高级防空学校、雷达学校和技术学校等专科学校。
防空军正式成立
1953年4月29日，军委总政治部颁发命令：
为加强防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特决定成立防空部队政治部，撤销原军委防空部队政治委员办公室。
命令的颁发进一步健全了防空部队的领导机构。6月13日，防空部队政治部正式成立。华北军区防空政治部主任吴建初调任军委防空部队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部成立后，统一管理全国防空部队的政治干部，研究总结防空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向军委总政提供防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的意见。
对东北、华东、中南等军区防空部队的政治工作，除有指导关系外，仍由大军区统一领导。防空部队后勤部也同时成立，黎化南为第一副部长，并代部长、耿锐为第二副部长。
为适应防空部队发展建设的需要，国防部于1955年4月颁发命令：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部分干部，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领导机关。5月初，第九兵团一批干部调进后，充实了机关各个部门。在原第九兵团政治部文工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防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以后，又经国防部批准，成立了战斗训练部。经总参谋部批准，成立了高射炮兵指挥部、对空情报指挥部。
在此前后，防空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也作了变动。1954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谷景生为防空部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免去唐天际防空部队政治委员的职务。
1954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刘秉彦为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随后又任命李继开为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
1955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杨成武为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9月，任命潘峰为防空军干部部部长。
1955年10月，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龙道权为防空军政治部主任。1956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钟伟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
在全国防空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国土防空能力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中央军委1955年3月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分别于1955年8月11日和23日颁布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的总称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及所属各级指挥机关、部队、学校一律冠以防空军的称谓。同当时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公安军一样，防空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隶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统管全国防空部队的军事、政治和后勤保障工作。
经过多次充实、调整和扩建，到1957年5月，防空军共辖沈阳、北京、南京、广州4个军区防空军领导机关、1个防空军军部和11个师、8所学校，形成了以高射炮兵8个师、探照灯兵6个团、对空情报兵25个团、通信兵9个团等多兵种组成的具有较强防空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
二、部队建设
●赵尔陆参谋长突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对程明和蔡爱卿说：“我受四野兼中南军区首长的委托，宣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命令！”
●团首长在下达命令时，不像往常那样严肃果断，使用了“可能”这样一个显然不太适合部队使用的词语。
●茫茫的夜空，探照灯光束、高射炮与驱逐机发射的炮弹曳光，交相辉映，十分壮观。
部队建设
1952年夏天，新中国的恢复与建设工作火热地进行着。
8月初的一天，在甘肃临洮的西北军区第四军任副政委的李赤然接到西北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的电话，通知李赤然到兰州领受新任务。
李赤然去兰州前，张宗逊副司令员当面指示：“防空部队是我军新成立的，需要大批干部，军委决定将第四军军部划归军委防空兵司令部。军委命令由你带领军部到防空部队报到。”
最后，张宗逊副司令员强调说：“军委防空兵司令部要什么就给什么，毫不含糊，我们坚决落实军委的决定，你立即到军委防空司令部领受具体任务。”
这个任务来得非常突然。就在不久前，李赤然接到命令，第四军改编为轻装军，军里的领导干部另行分配工作，李赤然被调到军委三部任政治部主任。
就在李赤然即将赴北京上任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张宗逊副司令员的这一命令。
步兵领导到防空军工作，这让李赤然有些摸不着头脑，到防空军干什么工作呢？
但是，多年的军人生活早已养成了李赤然服从组织分配的习惯。李赤然作为共产党员，始终把服从革命需要当作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条件。接到命令后，李赤然没再多想，精神振奋地准备到北京去接受新任务。
第二天，李赤然来到北京，被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安排到地安门附近的棉花胡同的一所民房里住下。
当时防空兵司令部还没有招待所，伙食自理，他就到街上吃油条、豆浆等，打发一天三餐。
在到北京的第二天，军委防空部队的周士第司令员便同李赤然谈话。他说：“防空部队需要大批干部，特别是优秀干部，第四军的各类干部在防空部队将有用武之地。”
周士第详细地传达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关于成立防空部队的战略意义等一系列指示。
周士第在交待李赤然的具体工作时说：“全国大陆虽然解放了，但我军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防空部队的成立就是加强我国防空体系的建设。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防空保卫战的胜利，使我们避免了重大损失。”“培养大批高炮和其他防空干部也是适应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蒋介石靠着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经常派飞机骚扰上海等一些重要的沿海城市，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必须培养出大批掌握高炮技术的指挥员、战斗员，加强我们的防空力量。”“这次军委决定派你和原第四军副军长孙超群同志去上海，以第四军为基础组建高射炮兵学校，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彭总、刘总都很关心我们这个学校。校址设在上海，还可得到陈老总的直接指导。”
李赤然站起身，一边敬礼，一边坚定地说：“保证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请司令员同志放心。”
周士第高兴地拍了拍李赤然的肩膀，然后将他送出房间。
李赤然走出了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就回到住地，之后在北京稍作停留，便乘火车赶回甘肃临洮部队驻地进行传达和动员。
此时，第四军的干部战士们正处于原任务撤销，主要负责同志另行分配，新任务不明确的状态，人员思想比较混乱。
李赤然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应立即进行动员，统一指战员思想，坚决按军委命令，执行新的任务，并初步研究了部队思想教育方案。
李赤然首先向军政治部主要负责同志传达周士第司令员的指示，使大家在思想认识上统一起来，跟上上级领导的思路。接下来，他又同参谋长、后勤部长交流了看法，决定了具体的动员事宜。
接着，动员工作全面展开。各部门领导同志负责本部门的动员工作，政治部负责组织实施军直属各部队的动员工作。整个动员工作由上而下逐级展开，思想工作做得既深又细。
经过短短几天深入细致的动员教育之后，具有高度党性和为人民服务思想、为国防献身精神的官兵很快统一了认识，部队转换任务，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决心为祖国的防空事业，南下上海，组建炮校。
9月6日和9日，军直人员由李赤然率领，分两批从甘肃临洮出发，乘汽车到陇西，再改乘火车去上海。途中行军指挥工作由参谋长等组织实施。
由于部队组织周密，2000多人的队伍和大量物资无一受损，于16日安全到达目的地，进驻上海江湾五角场营区。高射炮兵学校开始组建。
1952年9月下旬的一天，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谭家述、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陈华堂等受到陈毅市长的亲切接见。
陈毅爽朗地说：“久闻第四军这支陕北红军的老部队是一支作风很顽强，很能打仗的英雄部队，现在军委命令你们到这里创办高射炮兵学校，上海市表示全力支援，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江湾五角场的5个角就给了你们3个多角嘛，还有什么要求，提出来，我们可以解决的绝不推辞。现在蒋介石的飞机经常骚扰、空袭上海，我们很需要有一支高射炮兵队伍教训他们。”
陈毅同志还风趣地说：“假如再有敌机空袭，五角场的防空就由你们包下来了。”
接着，陈毅要求，创办中要克服困难，尽快地把学校建立起来，培养高炮、防空专业干部。把他们很快输送到急需要这方面人才的抗美援朝前线和各个城市，保卫祖国的领空。
陈毅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同志的建校热情。
不久，李赤然又随同萧克同志等到南京军事学院参观，聆听了刘伯承院长关于办军事院校的精辟见解。
刘伯承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正规的综合性军事指挥学院，在创办军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刘伯承对李赤然等人说：
现在仗打得少了，就要抓人才，办学校，培养干部。他说，办好学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好的教员，师不高，弟子拙。就像办医院，没有高明的医生是不行的。其次要有好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办学校还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
刘伯承同志对防空部队建设表示亲切的关怀。他说：
防空部队的建立是彭老总根据朝鲜作战经验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防空部队迅速壮大起来，办学校，培养专业干部是个好办法，军委的决定是很英明的，希望你们尽快地把这所学校办好。
李赤然、孙超群等人表示，一定不辜负军委的重托，坚决办好我军第一所高射炮兵学校。
回到部队驻地，李赤然和孙超群开始为创办学校奔忙。
1952年10月1日，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全校庆祝国庆3周年暨学校成立大会上，校长孙超群宣读了军委组建高射炮兵学校的命令，并进行了合编的动员。从此，一所专门从事培养我军高射炮兵专业人才的学校诞生了。
高射炮兵学校的机构建设工作大体上经过分编、合编和整编三个阶段。这一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干部的合理使用，以充分调动全体同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基础。
首先，按照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关于第四军军直及第三防校机构人员之调配计划》的要求，把需要从第四军军直和第三防校拨往南昌防空学校和军委防空兵司令部的机构及人员分编出来。
所谓“合编”，就是把原四军军部和第三防校各自的机构撤销，按军委防空部队党委所拟定的高炮学校编组计划，把学校的机构建立起来，把所有人员基本上归口编配到各机构中去，并指定了各级负责人。
这样，一个统一的学校组织机构就初步建立起来了，人员各就其位，思想稳定，工作、生活开始走上正轨。
在合编的基础上，根据军委防空兵司令部颁发的《高射炮兵学校编制草案》进行整编。在整编中，对某些机构、少量人员作了调整，按照编制建立了各级机构，基本上配齐了干部，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全校编制和干部名单。
学校各级机构的建立为学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1952年11月，防空部队副司令员谭家述同志在庄严隆重的授旗仪式上向学校授予了军旗。
出版《防空杂志》
1954年5月，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扁担胡同里多了一群军装干净整齐的军人，与人们常见到的一身硝烟气息的军人不同，他们显得文质彬彬，有的戴着眼睛，有的在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说话时也不像作战部队的官兵那样大嗓门，而是慢条斯理，显得温文尔雅。
这群风格独特的军人引起胡同里老百姓的好奇。
有人扒着门口往里看，只见里边有5间敞亮的正房，军人们在伏案写着什么，东西两边的厢房传出孩子的笑声和哭闹声，一个个小炉子上咕嘟咕嘟地烧着开水，几个穿便装的女同志在忙着什么。
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兵营，到像是老百姓的大杂院。消息传开，老百姓们更奇怪了。转眼到了8月底，这个闷葫芦终于揭开了。
这天，几辆大卡车来到四合院门口，从院子里往外搬东西，军人们脸上喜气洋洋，院里院外地忙个不停。
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军民关系相当和谐，所以街坊邻居们都赶来帮忙。有人问一个拿着一摞书往出走的军人，“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啊？”
军人说：“我们是防空军。打飞机的。”
那个人疑惑地看了看军人戴着的眼镜，“飞机飞得那么高，你能看得到吗？”“哈哈”军人意识到了那个人说的意思，笑了起来，“我们不是作战部队，我们是编杂志的。反正也要搬走了，也不怕泄密了。我们编的是《防空杂志》……”
这个人终于明白了，原来，这是些用笔“打仗”的兵。《防空杂志》是防空兵的第一本内部综合性杂志。1954年2月2日，防空部队党委决定出版《防空杂志》。杂志的名字最初还费了一番脑筋。
在防空军常委会议议论时，有人提议叫《人民防空》，还有人提议叫《人民防空军》，还有人干脆提议叫《防空通讯》。
究竟哪个名字好呢？后来，大家考虑：《人民防空》没有军队特色；军委还未把防空部队定名为“防空军”，《人民防空军》不妥当；致予《防空通讯》则限制了杂志的内容；如果仅仅作为工作通讯，那就显得单调了。直到杂志创刊号出版前的一个月，6月7日，《防空杂志》才正式定名。8日，防空部队党委作出“关于出版《防空杂志》的决定”。
杂志编辑部成立时，因为在总部机关没有多余的房子，所以就在扁担胡同找了个四合院。四合院距防空司令部机关大院北锣鼓巷有1公里，距南锣鼓巷食堂有半公里，来往确实不方便。加上家属做饭、孩子哭闹，实在不像个办公的地方。
杂志社后来搬进了机关大院，开始在礼堂大门口的门房里办公。杂志社的编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1954年8月20日，《防空杂志》正式创刊。朱德同志为《防空杂志》题了词：
建设现代化的人民防空兵，保卫国防。
杂志开设的栏目较多，如：“工作研究”、“政治教育”、“作战训练”、“部队动态”、“经验交流”、“译文”、“资料”、“批评与建议”、“杂文”、“小品”、“三言两语”等栏目。
此外，还有根据各个时期中心任务而设的“战役集训”、“整顿支部”、“志愿军防空作战经验”、“俱乐部活动”、“兵器维护”、“分队训练”、“革命竞赛”、“党团建设”等不定期的小栏目。
在内容上，杂志上不仅有党委领导的决定、要求，而且各兵种、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阵地”，既有工作指导和交流经验的报道，也有军事知识、资料以及反映部队生活的小文章。
1955年7月，防空部队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编辑部研究，应以重要篇幅报道会议情况，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早就准备写一篇有质量的社论。
这任务交给了参加会议报道工作的袁亮同志。社论写成后，编辑部进行了讨论，而后修改、誊清，送交领导审查。
3天后，刚上班，接到防空部队党委办公室秘书的电话；“杨成武司令员要杂志社来个人，研究社论的修改问题。”
社长和总部经过商量，决定让执笔人袁亮同志去，他可以直接听取首长的意见，领会领导的意图，更准确地修改社论。袁亮接到通知后，整理了一下军装就走了。
因为是第一次写社论，袁亮心里没底，而司令员又要当面讨论。所以，编辑部里的人都有些忐忑不安，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个说：“司令员亲自召见，真够重视的了”；那个说：“这一回可要挨批了。”
就在人们为袁亮同志捏一把汗的时候，大约过了一段时间，袁亮回来了，他显得非常兴奋，手里拿着稿子，在楼下就向我们打招呼。编辑部的人连忙都跑到总编办公室，听袁亮回来说些什么。
袁亮说：“司令员很谦虚，也很认真。他首先觉得杂志要发社论，这很必要。但总觉得我们的稿子问题揭得不深，道理讲得无力，缺乏战斗性。”
接着，袁亮把司令员的具体修改意见传达了一遍，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袁亮最后说：“司令员很平易近人。他说：‘我当司令员也没啥了不起，这是党组织分配的任务，我就是比你们更接近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上面的精神多一点。我是根据领导的意图办事。’你们修改后，再送我看一看。”
编辑部的人们心里一下子豁亮起来，当即研究了如何修改社论的问题。
编辑部有负责高炮、雷达、军校、后勤等专业性的编辑，但很多专业性较强的稿件，还是要靠各专业部门帮助撰写、审查和修改。
有一次，负责战略战术编辑，在高级防空学校雷达系组织了一篇稿子。稿件中的观点是：由于美国有了洲际导弹，又在研究如何从北极发射导弹，既打苏联又可以打中国。因此，主张改变我军的防空战略部署，把重点由东南沿海转移到东北方面。
编辑部对稿中的观点把握不准，难以处理。于是请雷达兵部的领导傅英豪审阅。
傅英豪看后大为恼火，当着编辑就说：“糊涂、糊涂，如果这种观点在部队、在教学中传播，那就糟糕了。我们现在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有限，哪能处处设防，只能重点放在东南沿海。东北那边有苏联，他们是强大的屏障啊！”
由于《防空杂志》是热诚为防空部队广大指战员服务的综合性刊物，所以获得了防空部队军政干部、各类专业人员的喜爱和欢迎。
组建高射炮第一师
1950年1月的一天，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部给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发来电报，电报中说：
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蔡爱卿、政委程明立即赶到汉口永清路四野兼中南军区司令部接受任务。
接到电报后，程明和蔡爱卿星夜兼程赶到汉口。
此时正值新春佳节，大街上鞭炮齐鸣，热闹非凡。
第二天吃早饭时，程明和蔡爱卿正巧遇见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向他谈及来武汉的原因。文建武建议他们说：“可以先去个电话报到，再等司令部办公室的通知。”
次日，程明和蔡爱卿便接到了四野兼中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来的电话。当来到司令部办公室时，先到的四野特种兵司令员万毅和政治委员邱创成已在门口迎接程明和蔡爱卿。
不一会儿，四野兼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副参谋长苏静来到了办公室，大家一一握手后各自坐下。
赵尔陆参谋长兴奋地讲起了伏牛山剿匪的事，说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完成任务很好，原定半年的任务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上级首长很满意。
一阵说笑之后，赵尔陆参谋长突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对程明和蔡爱卿说：“我受四野兼中南军区首长的委托，宣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命令！”
听到这里，在场的同志立刻起立。
命令的大意是：由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直属机关和四野兼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高炮指挥所合并组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第一师。原警二旅旅长蔡爱卿任师长、原警二旅政治委员程明任政治委员、原高炮指挥所副主任刘奠西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原警二旅副旅长刘自双任第二副师长、原警二旅副政治委员李大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原警二旅政治部副主任罗丰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培仁任后勤部长。
命令宣读完毕，赵尔陆参谋长和苏静副参谋长先后就组建高射炮第一师的重要意义和任务讲了话。
他们说：为加强对高射炮团的领导，组建高射炮第一师，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个担任城市防空的高射炮师，是抗击美蒋空军的空中袭击的武装力量，是保卫重要目标，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需要，也是我军特种兵建设的新发展。
随后，赵尔陆参谋长指示万毅司令员和邱创成政委向程明和蔡爱卿交代具体事项。
万毅司令员和邱创成政委将他们领到特种兵司令部办公室，就组建高射炮第一师作了具体部署：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第一师由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直机关和四野兼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所辖的一、二、三团合并组成，师部驻武昌三烈士街。高射炮第一团驻雷州半岛，王思谦任团长、张佩任政委，担负掩护解放海南岛部队的任务；高射炮第二团驻北京，杨易风任团长、叶树柏任政委，担负北平市的防空任务；高射炮第三团驻长沙、广州一线，进行要地防空，阮邦和任团长、曾绍敏任政委，担负华南地区及广州市的防空任务。
接受任务后，程明和蔡爱卿同志立即返回河南，向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省委书记汇报在汉口接受任务的情况，随后将警备第二旅下辖的3个团分别交给了接管单位，于1950年3月率领旅直机关来到武昌三烈士街，即高射炮第一师师部所在地驻扎。
到达驻地后，程明和蔡爱卿立即进行部队组建初期的各项工作。
首先建立司、政、后机关。
司令部由赵文昌任作战科长，柏毅任训练科长，罗泽润任通信科长，裴春林任军务科长，王贵丰任总务科长，阎占高任侦察科长；
政治部由刘刚任组织科长，罗光任宣传科长，魏毅任青年科长，屈文焕任保卫科长，朱宏福任民运科长，范全福任直政科长；
后勤部门由下列人员组成：供给处由张介乙任处长、卫生处由李长胜任处长。
接着建立了临时师党委，由蔡爱卿、程明、刘奠西、刘自双、李大清、罗丰、张培仁以及各团团长、政委为临时党委成员，并召开了第一次临时党委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遵照上级指示，把高射炮第一师建成为有防空作战能力的部队，并分析了高射炮第一师组建后的形势，部署了工作。
针对师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对高射炮业务不熟悉的情况，高炮第一师领导们首先认真地进行了补课。
这项工作由副师长刘莫西具体负责，一方面集中一段时间组织机关人员学习高炮业务，使大家从理论上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高炮的功能、原理，以及防空方面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为了增强感性认识，组织机关人员到各部队去跟班学习，通过实际操作和参加实弹演练，使机关人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到了全面锻炼和提高。
根据部队驻地分散、防空任务重的特点，师党委强调了加强领导。
当时师所属4个团，最南面的在雷州半岛，最北面的在北京，离师指挥所千里之外。加之当时通信设备相当落后，机关与部队普遍没有有线联系，主要靠无线联络，而无线电台大都陈旧，又经常出故障，给师机关的指挥带来许多困难。
为了加强领导，及时将上级的命令、指示传达到部队，师领导还经常组织机关有关人员下部队具体指导和帮助工作。同时，师领导给部队一定的自主权，强调独立作战思想，从而使部队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师领导针对部队装备落后情况，进行了一次以克服困难、增强信心为中心的思想教育。
当时装备部队的高射炮主要是日式七五炮，这些炮既老旧又缺少零部件，用这种装备去击落敌机，不少同志缺乏信心。
为了提高广大指战员以劣势装备打败敌人优势装备的信心，在部队广泛进行了思想发动。为配合教育，师政治部还创办了一种不定期的杂志《高射炮兵》。叶剑英题写了刊名，主要宣传以劣胜优的思想和掌握高射炮性能知识。
同时，针对装备落后的实际情况，还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千方百计搜集装备器材。没有指挥仪、观测仪，就用双筒望远镜代替，装备落后就用苦练技术弥补装备的不足……
听说某部仓库里躺着一部报废的美式雷达，师领导在征得该部领导的同意后，立即拖回师里，经过技术人员东拼西凑，终于使德国、日本等多国的电器元件综合起死回生。师部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个雷达营，担负空中警戒任务。
这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热情，都愿为加速建设好自己的高射炮部队尽一份力。大家工作积极，克服困难刻苦训练，较快地熟悉和掌握了各类装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水平不断提高。
1951年3月15日，中南军区遵照军委命令，为统一领导防空部队，加强华南地区的防空指挥，决定将高射炮第一师抽调一部分在武昌组成中南军区司令部防空处。其余由武汉移至广州组建为广东军区防空司令部，负责中南地区防空工作。
王作尧任防空司令员，程明任政治委员，蔡爱卿任副司令员，刘自双任参谋长，罗丰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高射炮团、2个地监团、1个探照灯团和1个雷达营，在共和国的蓝天上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首个对空监视营成立
1950年3月5日早晨，在上海松江东郊的华东军区警备第八旅二十四团一营结束了早操，指战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回到营区。
渡江战役中，这个营参加了攻打国民党设在靖江县八圩港口桥头堡的战斗，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战斗结束后，一营官兵经江阴要塞区向南，进驻无锡，担任警备任务，后来又转战苏州、松江地区，肃清残匪。
一营官兵们刚刚吃完早餐，就看见团长马德胜和副政委张羽匆匆走进营区，他们的脸色有些不同往常。
在营部，团长马德胜宣布了一个让营指挥员们感到十分突然的命令：
一营立即开赴上海警备区接受新的任务。部队只带自卫武器，将机炮连和3个步兵连的27挺轻机枪全部留下。具体任务是担任机场警卫，到达新驻地后根据情况可能有所调整。
团长在下达命令时，不像往常那样严肃果断，使用了“可能”这样一个显然不太适合部队使用的词语。
命令下达后，团长说话也不像往日那样干脆利落，话语里尽是难分难舍之情。作为朝夕与共、共赴生死的战友，话语里既是信任，又是恋恋不舍。
团长一再表明，团党委之所以把这一任务交给一营，是因为一营在解放战争的攻坚、阻援战斗中有一定战绩，起过重要作用。部队素质较好，在战斗、思想作风上和行政管理方面比较过硬。部分干部战士还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派一营去执行新的任务比较合适。
一营的干部对团长今天的言行都感到非常突然，感情也很复杂。一是不愿离开相处几年的旅、团首长。二是不愿同并肩战斗的兄弟营分开。三是不愿改变原来担负的任务。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一营干部们按捺住内心的惜别之情，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团长紧紧地握住即将离别的战友的手，嘱托大家，一定要完成好任务，决定不能给老部队抹黑。然后，用力地扭过头去，离开营区。
团长走了，一营的干部们虽然心中舍不得老部队，但还是立即召开连的干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并组织部队行动。
从接受命令，传达动员、检查群众纪律、整装开赴车站，在两小时内即告完成。
根据命令，部队的27挺机枪要留下，这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战士们对这些武器有特别的感情。因此，战士们的情绪非常激动，有的战士和着泪水把机枪擦了又擦，始终放不下。
经过各连指导员的说服教育，战士们坚决地执行命令。不仅将手中的机枪交给了接收人员，而且还将所有的零配件交了出来，并迅速登上火车，向上海出发。
当日19时许，一营官兵到达上海。部队虽然两餐未进，但无怨言，而且秩序井然，跟随前来迎接的同志步行数公里到达宿营地。
第二天早晨，上海警备区防空处刘光远处长接见了一营的干部。刘光远处长讲明了一营的具体任务，命令一营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防空处对空监视哨营，主要任务是负责对空观察和上报从空中来袭的敌机情报。
在交待任务时，刘光远处长还说：我军横渡长江后，很快席卷大陆敌军，国民党残余部队逃窜台湾，负隅顽抗，凭借一时海空军的优势，千方百计地对我国最大城市上海进行海上封锁和空中袭扰，并与隐藏下来的敌人遥相呼应，妄图达到扰乱上海，不让我们立足的阴谋。
尤其是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军队对上海进行了狂轰滥炸，造成上海市断水断电，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城市秩序一度比较混乱。暗藏的敌人乘机造谣惑众，奸商哄抬物价。既已攻克上海，就必须保住上海，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中央军委指示，为了保卫上海，必须立即组建一支防空部队，以夺取上海的制空权。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就需要有可靠的空中耳目，及时准确地为对空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来袭敌机的情报，以歼灭敌人。
当时，虽然防空处接收了几部旧的日式雷达，还吸收了部分知识青年入伍，建立了6个对空监视哨，但远远不能满足高炮部队和航空兵部队，获取空中情报的需要。
所以决定从陆军中抽调一个建制营，改建为对空监视哨部队。
原来，一营将担任保卫大上海领空的任务。这个任务让一营官兵们兴奋不已。对空警戒当然不能使用轻机枪了，这让当时很多放不下武器的战士破涕为笑。
随后，防空处首长召集一营干部开会，宣布任务，进行动员，要求立即进行突击训练，争取尽快展开行动，执行任务。
新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为完成组织上赋予的使命，全营干部战士鼓足干劲，迎接新的挑战。
营党委首先研究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有利条件：一是大部分战士是翻身农民子弟，党员占30%，政治素质较好。二是全营干部战士经过实战考验，思想作风过硬，纪律观念强。
不利因素：一是当时部队的思想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建制的改换，产生了怀旧情绪，主要是对原部队的留恋，想念老上级和兄弟部队。
二是由于兵种的变化，对防空专业知识不熟悉，部队文化水平低，学习防空有关业务技术难度较大。产生了畏难情绪。
三是部队过去熟悉的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五大技术已无用武之地。而今需要从头学会运用目力和听觉识别各种敌机的型号及其声音，需要学习望远镜和方向盘的使用，需要学会电话机的构造、性能和故障的排除，需要学会和熟记上报空情用的各种密码和代号，还要学会简单的气象观察与报告。
针对以上情况，一营领导决定首先从思想政治工作着手，通过加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干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干部战士对担负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激发大家对保卫上海的责任心和光荣感，增强克服各种困难的信心。同时进行有关城市政策教育，消除一些疑惑和反感，进一步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
接着，一营开展针对性的教育，一是发扬干部带头学习的传统。二是发扬过去在战场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韧精神。三是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经过7天的突击教育和训练，部队初步掌握了执行任务的有关基本知识，并立即展开部署，进入新的阵地。
至此，我军第一个对空监视哨营正式成立并开始执行任务。
为了适应新的任务需要，一营在体制上将班改为哨，每哨八九人，正、副哨长，观察员3人，电话员2人，记录员2人。
在部署上，营领导根据上级意图，由二连连长张锦银、指导员施永康，三连连长赵介生、指导员陈骏，分别率领27个监视哨于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的沿海地区，做沿海线形与纵深梯次结合部署，哨位间形成犬牙交错的部署。敌机从这一地区任何方向的上空进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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