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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0 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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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项楚,戴莹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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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

敦煌文化试读:

总序

纵观党的历史,我党始终高度重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用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七十多年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撰写的通俗著作《大众哲学》,引领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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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地图,查看东经95度、北纬40度,一个地名赫然显现,那便是敦煌。敦煌,在我国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的西端。它的北面是马鬃山,山的后面是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南面是祁连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山峰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终年积雪,被称为“冰源水库”。每到夏季,冰雪融化,奔腾而下,汇成石羊河、黑水、疏勒河三大水系,滋润灌溉着河西走廊地区。敦煌,因为疏勒河和党河丰富的河水和泉水的灌溉,慢慢成为沙漠中天然的小盆地,成为丝绸之路上名符其实的“沙漠绿洲”、“世外桃源”。隋朝负责西域事务的吏部侍郎裴矩在考察西域44国之后发出感慨:敦煌,是西域的咽喉之地。因为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它成为历代王朝经营西域的军事重镇,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成为中西各种古老文化的融合汇聚之地。敦,大也,煌,盛也,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盛大辉煌的国际都会,在中华历史的长卷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1 敦煌月牙泉一、历史悠久的军事重镇

敦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末期。相传大约在公元前26世纪,中原两大部落联盟炎帝和黄帝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争。经过多次战斗,黄帝部落联盟获得了胜利。炎帝部落的主体与黄帝部落融为一体,炎帝只带了少数人南走,建立了“三苗国”。“三苗国”中的一部分后来迁到了河西地区,在敦煌繁衍生息。《尚书•舜典》记载,舜把三苗驱逐到三危。学者认为,三危就是今天敦煌南面的三危山。不仅如此,《左传》鲁襄公十四年、鲁昭公九年都有关于瓜州的记载,西晋杜预认为,瓜州就是今天的敦煌。

那么,作为地名的“敦煌”一词最早见于何时呢?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之前月氏民族便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后来东汉地理学家应劭将“敦煌”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也就是盛大辉煌的意思。

西汉初年,匈奴人赶走了月氏、乌孙等,占据了河西,阻塞了中西交通。他们还联合羌族,经年骚扰汉人,并陈兵30余万威胁西汉王朝。正当两国剑拔弩张之时,汉武帝从匈奴俘虏的口中听说了一件事情。西域有个大月氏国,国王被匈奴单于杀死,头颅被做成了酒器。大月氏人迁徙到了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却又受到乌孙国的攻击,再次迁徙到妫水流域。大月氏人报仇心切,但是却没有机会。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试图联合大月氏对付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第一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一行人从陇西出发,不料却被匈奴俘虏,扣押了十年之久。有一次,张骞趁匈奴守兵不备,逃离了匈奴。他取道车师,进入焉耆,又从焉耆沿着塔里木河向西前行,经过龟兹、疏勒等地,翻越葱岭,到达大宛、康居,最后到达大月氏。然而当他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人已经征服了大夏,过上了稳定安宁的生活,再也不想打仗。张骞在大夏等地考察了一年多,于元朔元年(前128)回归故土。为了避开匈奴的视线,张骞改从南道,他们翻过葱岭,沿昆仑山北麓而行,经莎车、于阗、鄯善等地,进入羌人居住区。不幸的是,张骞再次为匈奴骑兵俘虏,滞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发生内乱,张骞和妻子、甘父三人趁机回到汉朝。张骞此行,虽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但是13年的西域之行,让张骞走遍了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为后来西汉王朝攻打匈奴、与西域各国互通有无奠定了基础。

元狩二年(前121)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轻骑万人从陇西出击,西行过焉支山,大破匈奴,斩获甚多。不仅生擒了浑邪王的儿子,还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此后,汉武帝把这一战利品供奉在甘泉宫,莫高窟第323窟北壁壁画绘有这一段故事。同年夏天,霍去病率骑兵从北地出发,过居延,抵祁连,杀敌3万余人,使河西匈奴受到毁灭性打击。这一年秋天,匈奴浑邪王率4万余众归顺西汉王朝。从此,河西地区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这一年,汉朝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

汉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劝汉武帝联合乌孙,武帝命其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不仅出使了乌孙,还遣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地考察,开展外交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中亚和西南亚,最远的使者甚至到达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和北非。至此,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互通有无,来往频繁,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东西使者、商团相望于道的盛况。张骞等人凿空西域,开拓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为丝绸之路的开辟、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攻打匈奴、凿空西域的过程中,汉王朝越来越认识到敦煌地区的重要性。元鼎六年(前111),汉朝设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敦煌的名字从此载入史册。不仅如此,还设置了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敦煌郡成立之后,统管六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六县分别为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和龙勒。从地图来看,汉代的敦煌郡西到龙勒阳关,东到渊泉,北达伊吾,南连西羌,包括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人口将近四万,疆域辽阔,物产丰富。此外,汉王朝还从令居经敦煌至盐泽修筑了长城和烽燧,采取了移民实边、河西屯田等一系列的措施,保护来往使臣、商旅,为中西交往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保障。1—2 西汉凉州刺史部

西汉宣帝时,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全面管辖西域各国,西汉王朝和西域诸国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不仅成为汉王朝屯兵给养的军事要地,也因来往使者、商团而日趋繁荣。

敦煌,地大物博,东西宽约24公里,南北长约27公里,是西汉王朝重要的军事要地、贸易基地和文化重镇。从敦煌往西,便进入了西域。后来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都以敦煌为军事基地。来往商旅使者,除了要在这里稍事休息准备前行之外,还要在此办理相关出入手续。从中原地区来的商旅和使臣,在敦煌拿到出入证明后,便从敦煌往西,经玉门关、盐泽地带,然后进入楼兰。进入楼兰后,他们或选南线、或选北线,或者选择其他道路继续向西,最后到达疏勒会合。从中亚来的人,则在疏勒休息之后,沿着驿站来到敦煌,再图东进。

西汉末年,中原战火连连,曾经纳入中国版图的西域地区分裂成55国。留居漠北的北匈奴不断入侵渔阳至河西走廊北部边塞,控制了河西地区,曾经繁华的丝绸之路由此中断。当时的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在酒泉太守梁统等人的推举下成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五郡,分别是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窦融做了大将军后,组织联防,怀柔羌虏,稳定了河西地区。

建武元年(25),刘秀称帝,史称东汉。建武十年(34),在平定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和陇、蜀的割据势力后,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了河西诸郡。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单于请求内附,得到了东汉王朝的许可。北匈奴常常侵略河西,骚扰东汉边境。汉章帝时,北匈奴经敦煌、安西、酒泉到武威和汉朝“合市”。朝廷利用“合市”,休养生息,励精图治。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出于“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的战略思想,东汉王朝兵分四路进击北匈奴,奉车都尉窦固率河西将士收复了伊吾等失地。两年后,匈奴反攻,正逢明帝去世,汉军遭遇国丧,大败。建初三年(78),班超率兵一万人攻破姑墨,并呈送“平通汉道”的奏折,汉章帝命徐干等人前往支援。元和元年(84),派和恭等人接应班超。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等大胜匈奴,班固刻石而返。此后,班超出兵匈奴,击败大月氏,征服焉耆、危须、尉犁等国,打通了西域北道。班超在西域20年英勇奋战,促使了西域50余国和东汉王朝的安居乐业,丝绸之路再次畅通无阻。1—3 东汉凉州刺史部

和帝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年老病卒。班超死后,北匈奴再次征服西域诸国,不断侵犯敦煌,而此时的东汉王朝内患四起,根本无暇顾及西疆。安帝永初元年(107),汉王朝不得不撤回西域都护和屯田军队,北匈奴余众再度占领西域诸国,骚扰河西十余年。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不堪匈奴人的侵略,奏请朝廷出击匈奴。延光二年(123)到顺帝永建二年(127),班超之子班勇请求出战,受命讨伐匈奴,取得重大胜利。此后,顺帝阳嘉三年(134)、永和二年(137)、桓帝元嘉元年(151)汉廷三次大败匈奴,敦煌和河西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安定局面。

河西地区,从此以后成为历代王朝的边防重地,成为中原王朝向西发展的重要门户。中原王朝的盛衰和河西地区的得失息息相关,中原王朝强盛,牢牢地占领河西,进可攻,退可守。中原王朝衰弱,河西地区不保,中原腹地将会受到游牧民族的直接威胁。

东汉至西晋末年的200多年间,中原地区动荡不安,丝绸之路也几通几绝。延康元年(220),河西各郡叛乱,互相攻击,丝绸之路断绝。但是这次叛乱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就被曹魏金城太守苏则、武威太守毌丘兴、敦煌长史张恭等扑灭。不久,河西地区再次发生动乱,曹魏京兆尹张既出任凉州刺史,平定了河西地区。黄初三年(222),鄯善、龟兹、于阗等国来朝,随后丝绸之路畅通。此后,西域事务尽归凉州刺史代管,但实际由敦煌太守兼领。太和年间,仓慈担任敦煌太守,内行安抚,外通西域,深得民心。据《三国志•魏书•仓慈传》和敦煌遗书P.3636号《杂写》残卷记载,仓慈去世时,老百姓如同亲戚去世,痛心疾首。西域人士聚集哀悼,有的人甚至以刀割面,表示对他的敬重。

永宁元年(301),西晋朝廷命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护羌都尉。他到任凉州后,重视农桑,任用贤能,大兴儒学,广立学校,中原人士纷纷至敦煌避难,促进了敦煌儒学和文化的发展。晋惠帝永兴二年(305),鲜卑拥兵十万,进犯凉州,张轨率兵阻击,大败鲜卑,声名大振。西晋永嘉五年(311),怀、愍二帝被掳,洛阳沦陷,晋室南渡,史称“永嘉之乱”。与中原混战局面不同,敦煌地区安定团结,中原人士纷纷西来,一时名士,威著西州。张轨执政13年,始终以维护河西安定为己任。建兴二年(314),张轨逝世。张轨死后,张氏家族内乱不已,政权不稳。公元376年,前秦苻坚率兵13万进攻前凉,历经76年的前凉灭亡。然而,历史总是戏剧般上演,符坚的统治并未持续很久。太元九年(384),吕光讨伐西域36国,胜利东归。到玉门时,杀了凉州刺史梁熙,割据凉州。次年,苻坚被杀,获知消息的吕光随即建元太安,史称后凉。公元399年,吕光病死,继而吕氏内乱,给河西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西凉时期,敦煌第一次成为国都。公元400年,李广第十六代孙李暠称王,建立西凉国,定都敦煌。此后,李暠扩大疆域,广兴学校,寓兵于民,屯田积谷,百姓安居乐业,敦煌、酒泉地区呈现一片繁荣昌盛的气象。建初十三年(417),李暠病卒,其子李歆继位。李歆统治期间,使用严刑峻法,百姓怨声载道。同时,邻国骚扰加剧,政权日益衰败。公元420年,李歆偷袭沮渠蒙逊失败,全军覆没,酒泉失守,西凉灭亡。李歆之弟李恂退守敦煌,拒守不降。沮渠蒙逊久攻不下,便利用党河水,引水灌城。城破之后,李恂自杀,蒙逊纵兵屠城,曾经繁华昌盛的敦煌城瞬间变为废墟。伺机逃脱的李暠之孙李宝闻讯后,率残众返回敦煌。其时,沮渠蒙逊已走,李宝继续坚守敦煌。442年,李宝依附北魏,占据敦煌,被封沙州牧、敦煌公。444年,北魏为了进一步经营西域和抵抗北方的柔然,召李宝入平城,建敦煌镇,直接控制敦煌。次年,北魏王朝以敦煌为据点,西击鄯善,再破焉耆和龟兹,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丝绸之路再次打通。472年至474年,柔然数次侵犯敦煌,敦煌军民浴血奋战,保住了敦煌。敦煌,是柔然进军关中的门户。敦煌不保,唇亡齿寒,凉州和关中地区必然有失。北魏孝文帝果断加强敦煌守备,升敦煌镇将为都大将。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敦煌经济得到了恢复。492年,北魏发兵十万,北击柔然,敦煌从此得到安宁。然而,长期的战争让敦煌内耗颇为严重。524年,孝明帝下诏改镇为州,改敦煌为瓜州,辖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所敦煌。

隋朝建立后,统一了北方,结束了永嘉之乱以来的混乱局面。隋文帝时,行军元帅卫王杨爽等反击突厥,基本消除了北方边患。同时,隋王朝将南朝贵族同其他部族充徙河西,给敦煌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习俗。隋炀帝时,王门道行军大将薛世雄收复伊吾,并在伊吾国内修建了一座“新伊吾城”,罢州置郡,敦煌又为敦煌郡。大业五年(609),炀帝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彻底地打通了丝绸之路,威慑了西域诸国。

隋末动乱,群雄并起。大业十三年(617),姑臧人李轨占据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五郡,自称大凉王。武德二年(619),秦王李世民率兵进军陇右,收复陇右和河西地区。敦煌归唐后,仍因隋时旧制称瓜州。州置刺史,隶凉州总管府。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割据敦煌。武德五年(622),敦煌人王干杀贺拔行威,敦煌再次回归唐朝版图,改名西沙州。此后,敦煌人张护、李通又反,控制沙州,进取瓜州。武德六年(623),投降唐朝。此后,瓜、沙二州逐渐稳定。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唐王朝大举出兵,攻破东西突厥,设置单于、安北两个大都护府管理西域。自此,东西商路再次畅通。贞观九年(635),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等兵分六路进攻吐谷浑国,大获全胜。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率兵攻破西突厥的附属国高昌,设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后置十六都督府。此后数年,唐王朝先后攻焉耆、灭龟兹、降疏勒、服于阗,完全控制了天山南路,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纵观唐代前期,朝廷在西北屯聚精兵猛将,有效地抵制了吐蕃、突厥、吐谷浑的骚扰,确保河西作为防戍重地的安全。

唐王朝为了加强中原与西域各国的交流,设立都督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敦煌都是都督府所在地。因为各种原因,唐代敦煌之名屡有更改,或称瓜州、西沙州、敦煌郡、沙州等。唐肃宗李亨乾元元年(758)之后至唐亡,敦煌皆称为“沙州”。1—4 唐朝陇右东道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岌岌可危。中央政权急速调遣河西兵马勤王,日益强盛的吐蕃王朝乘虚而入,攻陷瓜州、肃州、甘州、凉州、伊州。沙州将士顽强抵抗了11年,最终弹尽粮绝。建中二年(781),敦煌被吐蕃占领。此后,沙州在吐蕃统治下长达68年之久。从吐蕃统治一直到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敦煌恰好躲过了在中原王朝发生的毁灭性的“会昌灭法”,敦煌的佛教艺术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百姓不堪吐蕃统治,以张议潮为首,聚众起义,光复沙州。大中五年(851),河湟11州全部回归唐王朝的统治之下,张议潮派遣其兄张议潭奉河陇11州图籍回归唐王朝。同年,唐王朝在沙州设归义军,命张议潮为节度使。唐僖宗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朝为官,张议潭之子张淮深成为归义军节度使。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张议潮女婿索勋发动政变,杀了张淮深及妻陈氏和六个儿子,拥立张议潮之子张淮鼎为节度使。两年后,张淮鼎死,托孤索勋,索勋并没有拥立张淮鼎的儿子张承奉,而是自立为节度使。这引起了张承奉的姑姑、张议潮第十四女、李明振之妻张氏的不满。唐昭宗乾宁元年(894),李明振之妻张氏派遣儿子杀死索勋,拥立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唐昭宗光化三年(890),张承奉被唐王朝正式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兼敦煌刺史。

天祐四年(907),朱全忠杀唐哀帝,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中原地区进入了战乱纷飞的五代十国时期。张承奉不满于朱全忠的叛唐,暗中积蓄力量自立。三年后,张承奉割据一方,以敦煌为都,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白衣天子”。西汉,指西部汉人之国。金山,今阿尔金山,位于敦煌西南边境,是敦煌同楼兰、于阗、吐谷浑等国的分界之处。白衣天子,意思是西方之天子。按五行所指,西方为金,金为白色。张承奉为了打通中西交通,不惜与回鹘交战,失败投降,订立城下之盟,“父子之约”,张承奉改称敦煌国天王。后梁乾化四年(914),金山国灭亡。张承奉虽然战败,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但是他却迅速和于阗联姻,和其他各族修好,努力发展经济、文化,社会呈现一片安宁和睦,这和中原地区混乱的五代十国局面不可同日而语。

张承奉之后,张议潮的外孙女婿、索勋的女婿曹议金执掌归义军。曹氏政权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诸朝,稳定发展近130年。建隆元年(960),北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即位,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建隆二年(961),曹元忠和他的儿子瓜州刺史曹延敬遣使入贡于宋。建隆三年(962),宋王朝下诏命曹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赐曹延敬名延恭。开宝六年(973),宋王朝敕封曹元忠为“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开宝七年(974),宋王朝诏赠曹元忠为“敦煌郡王”。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曹议金的孙子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其族子曹宗寿继任归义军节度使。此时,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归义军开始衰落,而沙州回鹘却迅速发展。天禧四年(1020)和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继任节度使曹贤顺曾两次向宋朝称臣纳贡。尽管如此,北宋王朝并没能挽救敦煌城。此后数年,敦煌城为沙州回鹘占领。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李元昊攻陷瓜、沙二州,统治河西。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西夏王朝成立,他们的领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此后,敦煌被西夏统治长达191年。西夏统治初年,敦煌百姓心系中原王朝。敦煌莫高窟第444窟北壁至今还保留一条汉文题记,时间是“庆历六年”。庆历,是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庆历六年,即公元1046年。此时,敦煌早已被西夏占领,但是敦煌百姓却仍沿用宋朝年号。西夏统治时期,大力开凿和重修佛寺石窟,促进了敦煌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

南宋宝庆三年、西夏保义二年(1227)三月,蒙古大将速不台率军攻破了西夏人在敦煌的防守,占领了沙州。此后,蒙古人统治了敦煌146年。蒙古人十分重视瓜、沙二州的经营,敦煌城也曾辉煌一时。数十年后,马可•波罗路过敦煌时,这里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睦。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敦煌是个佛教圣地和艺术殿堂,其中有很多寺院和僧尼,寺院内供奉着各种各样的佛像。敦煌城内的居民大多信奉佛教,虔诚事佛。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大王以凉州为基点,攻入西藏。淳祐四年(1244),花甲之年的萨迦班禅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从萨迦寺前往凉州说法。两年以后,八思巴受忽必烈邀请到元大都传授佛法。年仅26岁的八思巴,成为了忽必烈的老师。至此,佛教密宗一派在各地发展,河西地区最先推广。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置沙州,后升沙州为路。三年后,又设沙州路总管府,驻军屯田,不仅有利于中西交通,还促进了商业发展和边境稳定。至元二十九年(1292),沙州路一直受到西南少数部族的骚扰,元朝政府采取移动东迁的政策,将瓜、沙二州的百姓迁往甘州、肃州一带。此后,瓜、沙二州开始荒废,沙州路名存实亡。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元朝政府认识到了瓜沙二州的军事地位,驻军屯田,加强边防,促进中西交通。一直到元末,沙州路皆是军事要地。元朝大军西征,敦煌是必经的战略要地。

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攻陷元大都,在建康称帝,建立了明王朝。为了彻底扫除元朝余部,明王朝派兵三路进军河西,大获全胜。明洪武七年(1372),朱元璋派徐达、冯胜等人西征。冯胜和傅友德接连攻下凉州、甘州、肃州和瓜、沙二州,沙州进入了明朝版图。为了加强统治,促进中西交通,明政府从肃州以西至哈密连续设置了7个卫所,又称“关外七卫”。永乐二年(1404),明朝在敦煌地区设立沙州卫,由原来驻扎在敦煌的蒙古部落酋长困即来和买住两个人担任指挥使。正统五年(1440),困即来去世。此后,其子兄弟相争。甘肃镇将任礼带兵收复沙州,将沙州卫残余部众迁入塞内,沙洲卫于是废弃。此后,虽然敦煌地区还是有一些贸易活动,但是再无唐朝那种繁荣昌盛的气象,而明朝政府也再无经营敦煌、促进西域交流融通的兴致。嘉靖十八年(1539),明朝政府闭关绝贡,封闭嘉峪关。从此,敦煌地区脱离中原王朝近200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封关”,但是敦煌地区的中西互市依然不断,几度出现百姓安居乐业的盛况。

清朝入关后,积极扩展疆域。清朝前期,敦煌地区再度成为繁华的大城市,并推动了库伦、乌鲁木齐、西宁、伊犁、哈密等城市的商业发展。康熙时期,清廷开始经营西域,嘉峪关外的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由甘肃56州县大规模移民沙州,屯田垦荒,以备军需。次年,修建新城和官署。当时负责监管的官员,光禄少卿汪隆还留诗4首,纪念敦煌地区的疆宇新气象。新城,又名“沙州卫城”。此后,商业兴盛,人口增多。雍正九年(1731),清廷又增建郭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已经稳定了天山南路,升沙州卫为敦煌县。自此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敦煌皆是县府所在地。1986年,敦煌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成立敦煌市。

河西地区,自汉以来便是历代王朝的边防重地,是中原王朝向西发展的重要门户。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条载:“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从进攻来说,占领河西,就能够控制天山南北的大片区域,向西、向北发展皆有可能。反过来说,如果河西地区不保,中原王朝将会受到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以及西域各族的骚扰,边关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敦煌,作为河西地区的军事重镇,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二、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

东西方各民族相互交流的通道,早在先秦的时候就存在。《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了周成王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国的贡献,里面就有大夏、匈奴等国家。《商书•伊尹朝献》中也有相关记载,伊尹接受商汤的命令,做四方朝献的法令,让正北方的崆峒、大夏、莎车、代狄、匈奴、月氏、东胡等国以当地特产骆驼、白玉、野马和好的弓箭等作为贡品。同时,从《淮南子》等传世文献来看,早在殷周时期,中原地区就已经有“月氏玉”、“昆仑玉”等西域珍宝。

西汉初年,汉王朝为了联合大月氏、乌孙对付匈奴,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们所走的线路,后来成为军队、商旅赶赴西域的主要通道,后人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从《汉书•西域传》来看,丝绸之路从长安西行,经陕西、甘肃、新疆,到达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等地区。具体而言,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而每一段又可分为南中北三段。东段三线均从长安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自敦煌往西,路线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敦煌都是必经之地,是西域的门户。来往商队、僧侣、使者都要在这里停留,等待政府发放通行证。有的从此留在这里生活,开店设市,有的暂时停留下来,学习语言风俗。《隋书•裴矩传》引用隋朝裴矩《西域图记》序言中一段话来说明敦煌在这条中心大动脉上的重要性:“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在这个辅佐过大将薛世雄收复伊吾、游说过铁勒诸部攻击吐谷浑的“西域万事通”眼中,经营西域的关键在于敦煌。那么,敦煌何以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呢?一是因为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二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1—5 丝绸之路

张骞凿空西域以后,西汉王朝便同西域诸国开始了贸易之路。元狩二年(前121),汉王朝大胜匈奴之后,河西地区便再无匈奴的足迹。汉王朝开始向河西地区迁徙老百姓,屯田安民,垦民闲时则耕田为民,战时则充兵打仗。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贸易之路上建设驿亭,给来往使者和商旅提供粮食酒肉,以至于西域各国纷纷派遣使者来朝,胡商客贩,络绎不绝,出现了“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殊方异物,万里而至”的繁华胜景。河西四郡俨然成为中西交通大动脉上的贸易城市,而敦煌已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

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价值是人所共知的,它给包括敦煌在内的沿边城市带来的经济的繁荣富庶、文化的交流融通也是难以想象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敦煌郡,下辖6县,有11200户,38335口;酒泉郡,下辖9县,有18137户,76726口;张掖郡,下辖10县,有24352户,88731口;武威郡,下辖10县,有17581户,76419口。《后汉书•孔奋传》载,建武年间,只有河西地区没有受到侵扰,很多地方非常富庶,“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当时的敦煌及以西的大都市中,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中原商人和西域商人,如大月氏人、印度人、安息人、罗马人等。跟随商人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制造品,尤其是丝织品。根据斯坦因等记载来看,当时敦煌地区不仅流行着中原商品、敦煌本地特产,还有希腊和罗马等国的艺术品。

魏晋六朝,政局动荡,商业贸易时起时落。黄初三年(222),鄯善、龟兹、于阗各国向曹魏进贡,此后其他各国纷纷入朝。曹魏派军队沿途护送,提供饮食居所,鼓励中西往来贸易。有些胡商为了得到朝廷的照顾,不惜冒充侍子。《三国志•魏书•崔林传》载,龟兹王派遣儿子前来朝觐,朝廷给他的奖赏十分丰厚,并且沿途护送。其他国家纷纷学习效仿,使者络绎不绝。大鸿胪崔林疑心使者当中混杂着商团,人数众多,劳民伤财。于是移书敦煌官员,告之以前朝接待标准对待各国使者。太和年间,仓慈任敦煌太守。当时敦煌大族常常巧取豪夺,阻碍各国贸易。仓慈加以严格管理,推动各国公平贸易,赢得了各国人民的爱戴。他逝世之后,西域各国发丧,立祠拜祭。

此时,波斯王朝和中原王朝互通有无。波斯王多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中国皇帝也曾遣送使节赠以厚礼。一般认为,公元4到7世纪,凉州以西(含敦煌)曾经允许西域货币流通,“丝绸之路”其实也是一条“白银之路”。当时流通的货币还有拜占庭“金币”、萨珊波斯“银币”以及粟特“银币”等,1988年11月莫高窟北区B222窟发现的一枚波斯银币证实了这个论断。1—6 莫高窟北区B222窟发现的波斯银币1—7 莫高窟北区B113窟发现的西夏铁币1—7—1 西夏铁币“天盛元宝”1—7—2 西夏铁币“乾祐元宝”

隋唐河西地区商业发达,贸易兴盛。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据《隋书》记载,大业五年(609),隋炀帝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彻底地打通了丝绸之路。这一年,隋炀帝为了威服海内,大力推动中原地区和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当时负责西域事务的吏部侍郎裴矩曾多次举办各国互市,邀请各国国王、重臣、使节、商人来到张掖、中原地区参观。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派裴矩主持“互市”,利用各国商队结交使者、大臣,调查搜集西域44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详实资料,编辑成书,并绘有地图。隋炀帝受到了触动,次年即派宇文恺召集能工巧匠,制造西巡行宫。大业五年(609)三月,隋王朝派大军40万对吐谷浑作战,获得大胜,扫清了西巡的障碍。六月十一日,隋炀帝一行抵达张掖,在山丹焉支山召开了万国博览会。十七日,隋炀帝接见了高昌王鞠伯牙、伊吾吐屯设等27国使臣,并在古丝路道上陈列歌舞、焚香奏乐,让武威、张掖十几万士女夹道欢迎,27国使臣贡献千里之地。此后数日,隋炀帝又设置四郡、奏九部国乐、演“鱼龙漫延”之舞、登焉支山顶参天禅地,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史无前例。这次万国展览会,促进了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

除了张掖,凉州(武威)亦是当时的大都市。据记载唐代玄奘法师西行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来看,“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不仅如此,很多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描写了凉州盛世的景象。有的诗人以凉州人口之多写凉州和平安定,如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云:“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有的诗人以来往不绝的商队写凉州贸易之盛,如张籍《凉州词》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有的诗人以灯红酒绿写凉州之繁华,如元稹《西凉伎》云:“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如果说汉代的敦煌军事战略地位远重于商业地位的话,那么唐代的敦煌则无疑是一大都会了。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敦煌旧领二县,有4265户,16250口。除了本地居民外,还有很多客居此地的外地商人,如吐蕃人、粟特人、于阗人、波斯人、印度人等。敦煌、吐鲁番遗书中称其为“兴生胡”。这些人中以粟特人居多,由敦煌遗书P.3559号《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来看,其中很多人是客居敦煌的粟特人。这些外地商人,在敦煌皆有固定的聚集地。斯坦因在中国考察时,曾在西北长城烽燧遗址找到一件粟特人写给康国商人的书信。他说,当时的敦煌、酒泉、武威、洛阳等城市,皆有粟特人的聚集地,其中,仅敦煌的粟特人就有100多户。敦煌遗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叙述沙州地方史地事,其中记载有“石城镇”,当时是康国商人居住的地方。敦煌安家庄、康家庄等,是粟特人居住的地方;鄯家庄,是鄯善人居住的地方;龙家庄,是焉耆人居住的地方。此外,敦煌西北处还有一个小镇名“兴胡泊”,也是外来商人的聚集地。

隋唐五代时,敦煌村镇相连,店铺林立,甚为繁华。敦煌遗书P.2612号背面《儿郎伟》就记载了敦煌店铺林立、贸易繁荣的场景。莫高窟第296窟壁画中便有描绘中原商人和外地商队交易的场面。第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虽然描绘的是西汉时事,但是一般认为这幅壁画是初唐作品,画面介绍了贸易对敦煌及周边城镇的影响。第61窟壁画“五台山图”虽然所画内容为河东道、河北道城镇的繁华贸易,但画家匠人无疑是以敦煌、武威、张掖、酒泉等城镇为参考对象进行描绘的。不仅如此,唐代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1—8 莫高窟第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除了商人外,还有各个国家的使团。据敦煌遗书P.3569号背面《光启三年四月官酒户龙粉堆牒并判词》可知,光启三年(887)二月到四月间,归义军衙门接待了西州、凉州、肃州、回鹘等众多使团。有的使团是各个国家贸易的代表,出使的目的就是加强贸易交流。P.3552号《儿郎伟》曰:“西州上拱(贡)宝马,焉祁(耆)送纳金钱”。为了迎接和招待这些使团,各个城镇设有大小不等的众多驿站。据《沙洲图经》记载,仅敦煌周围就有清泉、白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21个。

然而,在敦煌进行贸易的商品都是当地生产的吗?当然不是。敦煌地区能够交易和进贡的土特产并没有多少,很多都是进口商品。据敦煌遗书来看,当时敦煌市场上交易的商品主要有产于中亚和龟兹的胡粉、金青,从西域进口的水银,由西州、波斯和吐蕃等进口的棉布,还有从朝鲜、粟特、拜占庭进口的锦缎,以及各种铁器、兵器、银器、玉器、珊瑚、玛瑙、琥珀、药材、瓜果、香料、葡萄酒、丝织品、毛织品等。

宋景佑三年(1036)和南宋宝庆三年(1227),敦煌先后被党项羌和蒙古族占领。此后,随着海上贸易之路的发展,西北丝绸之路渐渐衰落。敦煌,渐渐丧失了它作为中西交通大动脉的咽喉要塞和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明清闭关之后,敦煌渐渐被世人淡忘。然而,回首一千五百年前,隋唐五代时的敦煌已经具备国际大都会的条件和地位,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个风华绝代的沙漠绿洲。三、古代文化的融合汇聚

著名的敦煌研究者、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在历经洗礼与考验之后,敦煌华丽地蜕变成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影响力的华戎大都会。

在敦煌,汉唐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罗马文化、波斯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

首先对敦煌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汉唐文化。张骞开凿西域之后,敦煌和中原王朝的联系虽然几断几通,但却从未真正断绝过。中原文化、语言、技艺、艺术等在西域地区广为流行,从未间断。P.3451号《张淮深变文》曾说:“独有沙州(敦煌)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即使是在吐蕃统治敦煌60余年之后,敦煌的中原文化依然盛行。从统治者来看,他们推崇儒学,兼善文学,大力推广文化。公元385年,苻坚迁江汉百姓10000户及中原百姓7000余户到敦煌。江汉百姓和中原人士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还有各种技术与文化。后来,在敦煌定都建立西凉国的李暠,就曾在他的宫殿中绘圣帝明王忠臣孝子像以及孔子和72弟子画像。中原战火纷飞之时,他大兴儒学,设立学校,中原世家大族纷纷来归,也带来了中原悠久的文明。宋元嘉三年(426),沮渠蒙逊的儿子沮渠兴国,专门派遣使者到刘宋请《周易》和子、集诸书合475卷。元嘉十四年(437),沮渠牧犍向宋文帝请求抄写晋赵起居注和其他杂志数十种。隋朝统一南方之后,将南方贵族充徙河西,南方文化、习俗、典籍也随之在敦煌发展兴盛。

从学术名流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中原人士来到河西地区避祸,《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此郡(凉州)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索靖,字幼安,西晋敦煌人,著名的书法家。他博学经史,兼通内纬,青年时与同乡索永等人在太学读书,才艺过人,被称为“敦煌五龙”。他善草书,和书法家卫瓘齐名,因二人皆在尚书台供职,又被誉为“一台二妙”。除了书法作品,索靖还有《索子》、《晋诗》各20卷著述,现已亡佚。刘昞,字延明,著名的史学家、儒学家,与其父刘宝皆以儒学著称。他博通经史,才志不穷,著作有《略记》130篇、84卷,《凉书》10卷,《敦煌实录》20卷,《方言》2卷,《靖恭堂铭》1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和《黄石公三略》等。元嘉十四年(437),沮渠牧犍向宋文帝贡献的154卷20多种图书中,就有《凉书》和《敦煌实录》。阚骃,字元阳,十六国时期敦煌人,祖父阚倞、父亲阚玖皆是儒学名家。他博闻强识,聪慧过人。沮渠蒙逊十分看重他,派遣30多个文士帮助阚骃校注经籍,刊订诸子百家3000余卷。其中,他注疏的王朗《易传》成为范本之作。《十三州志》详细地记录了当时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时,大量引用了阚骃的《十三州志》。此外,敦煌还有一批著名学者,如晋朝敦煌人宋纤,他是一位隐居讲学的大德之人,仅受业弟子就有3000多人。

从敦煌遗书来看,儒家经典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一些重要的经典如《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论语》等都有保留,而且多为六朝和唐时的写本。P.2748号背面、P.3929号《沙州敦煌二十咏》道:“昔日兴圣帝,遗庙在敦煌。叱咤雄千古,英威静一方。牧童歌冢上,狐兔穴坟傍。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

除了儒学,道教也是敦煌汉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宗教遗书中,佛典数量居首,道教经典居次,总计约300多件,多为唐代写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老子、庄子、列子经典,如《老子道德经注》、《列子张湛注》、《庄子释文》等,另一类是宗教性质写本,如《瑞应图》、《化胡经》等。同时,魏晋时期敦煌还有一些崇尚道教的知名人物。S.1889号《敦煌氾氏家传》记载蜀郡太守之孙氾孚精通黄老之术,敦煌人索靖、单道开、索宜颇好黄老。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还有专门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不仅如此,由敦煌地区的汉唐时期的壁画、墓葬都可以看到中原传统文化对敦煌的影响。

外来文化中,印度文化以它独特的信仰观念和思想体系,对敦煌、中国乃至亚洲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逐鹿,战火四起,水深火热的世俗生活让流离失所的百姓们慢慢沉醉在救世的佛光之中。此时的敦煌,既是佛教东传的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文化重镇。《魏书•释老志》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敦煌城:“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这里,既有世居敦煌的敦煌菩萨竺法护,又有前往印度学习佛法的敦煌人宋云,还有往来各地的佛门弟子,如法显、鸠摩罗什等。前凉升平十年(366),乐僔和尚云游至敦煌,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造窟一龛,供养佛像,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从此诞生。

竺法护,原名昙摩罗刹,敦煌人,号称“敦煌菩萨”。他8岁出家,后随其师游遍西域各国,通晓16国语言文字。他搜集了大量的佛经著作,前后翻译出版佛经165部。他的弟子竺法乘,在敦煌讲经说法,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礼。此后,北魏东阳王元太荣、北周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刺史,提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兴建活动越发兴盛。北魏建明元年(530),元荣一次就写成300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普泰二年(532),又写成100部《无量寿经》;永熙二年(533),又写成百余部《涅槃经》、《法华经》等,其虔诚奉佛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北魏时期,敦煌人宋云崇慕佛法,西行求取佛经。他和另一位高僧惠生历时5年,踏遍西域各国。北魏正光三年(522),他们从天竺带回170部佛经,又称为“大乘妙典”。此后,由唐至清数百年间,佛教文化在敦煌处处可见,生生不息。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中,有数万卷的佛教经典。在当时,数万卷是什么样的规模呢?藏经洞约封藏于北宋初年。其时,国家图书馆藏书只有3万多卷。如果说敦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成就了它国际大都会的地位的话,那么佛教无疑为它戴上了“佛教圣地”的冠冕。

从敦煌发现的文献来看,敦煌宗教信仰复杂,除了儒家、道教、佛教之外,还有祆教、摩尼教、景教等。祆教,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和西亚最有影响的宗教。它是较早传入中国的宗教之一,《魏书》、《旧唐书》、《新唐书》等皆有记载。敦煌遗书S.367号《光启元年(886)十二月廿五日书写沙、伊等州地志》残卷表明唐代祆教寺庙的庙主还到过长安,为皇帝表演节目,预言国家大事,并被封为“游击将军”。《敦煌县志》也说敦煌附近有一座祆教寺院。例如,敦煌遗书S.2241号《公主君者者上北宅夫人状》中便有对祆教的记载。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创造,后传入河西地区,又传入回鹘。宝应元年(762),回鹘人将摩尼教定为国教。敦煌地区生活着很多回鹘民众,信仰摩尼教,敦煌遗书中还存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等摩尼教经典。景教,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之一,唐代初年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等人经波斯传入中国。因唐人称罗马为大秦国,所以景教又被称为“大秦景教”,景教寺院称为“大秦寺”。贞观年间,唐太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推动了景教在中国的发展。敦煌遗书中还存有不少景教文献,如《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三威蒙度赞》等等。近年,莫高窟北区B105窟首次发现了一件铜十字架,是基督教文化重要的标志,它无疑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1—9 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的铜十字架

有趣的是,这些宗教信仰在敦煌相遇、碰撞之后,产生了大融合。佛教中加入了儒家的忠孝观念,景教中融入了佛道二教的“善恶果报”和“无为无欲”思想,摩尼教则将摩尼、老君、释迦牟尼三圣奉为一体。如莫高窟第285窟,北魏时期的壁画上,既有西方的日月之神阿波罗、狄安娜,又有中国的日月之神伏羲、女娲,既有印度的力士药叉,又有中国的力士乌获。“敦煌郡,四面六蕃围”,“六戎尽来做百姓”(P.2809号《望江南》),在这样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碰撞融会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还有各种文化艺术。从石窟艺术来说,北凉时期的佛窟,不仅能看到龟兹艺术的风格,还能看到印度、阿富汗、波斯以及希腊、犍陀罗艺术的成分。公元1028年到1038年,党项战胜回鹘,攻陷瓜、沙二州,统治河西。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被封存在莫高窟第17窟,大量的西夏佛教艺术被保存在莫高窟和榆林窟。

从石窟来说,鸣沙山东麓高约30米、南北长1600余米的断崖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735个洞窟,现存有壁画、雕塑者共492窟。这些洞窟最早建于公元366年,最晚建于公元14世纪。从石窟形制来说,敦煌石窟主要可分为中心塔柱窟、覆斗形窟、殿堂式窟、大像窟、涅槃窟、禅窟等。从石窟风格来说,有的石窟是单一文化体,有的石窟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石窟内的墓碑等文物为研究十六国至明清时代的文学、宗教、语言、政治、经济及中外交通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从彩塑来说,莫高窟今存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代等彩塑3000余身,其中圆雕2000余身,浮塑1000余身,保存至今仍然完好的原塑1400余身。从制作来说,主要分为圆塑、浮雕、影塑、悬塑等。从内容来说,主要分为佛、菩萨、弟子、天王、金刚、力士、飞天、高僧、地神等像。从形式来说,主要分为立像、坐像、卧像以及各种姿势和手印之像。从大小来说,有高达34.5米的弥勒造像,也有和真人等高的菩萨造像,既有丰满圆润之像,也有秀骨清像,形态各异,姿态万千,是中西雕塑艺术相互交流、融合汇通的缩影。

从壁画来说,敦煌壁画总计5万多平方米,涉及六朝至清代1500多年的生活面貌、宗教故事和历史风云,主要分为尊像画、经变画、佛教故事画、供养人画、图案画、山水画以及传统神话等。尊像画包括各种佛像、菩萨像、弟子像、天龙八部像、僧人像等。佛教故事画、佛传故事画以连环画的形式铺演佛经故事和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事迹,教化众生,生动形象。经变画,依据一部或者几部佛经绘制而成,宏伟瑰丽,主次分明,通俗易懂,堪称艺术珍品。飞天,是敦煌壁画的符号和标志。敦煌壁画中,几乎窟窟都可以看到婀娜多姿的飞天图。它们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绘画技法,为中国绘画史增添了生命力。

从遗书来说,敦煌遗书包括公元5到11世纪之间的古代文献,涉及佛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总计约5万余号。其中,约90%为佛教典籍,约10%为其他典籍,有书写年代的卷子最早的为前秦甘露元年(359),最晚的为北宋咸平五年(1002)。它跨越时间久远,涵盖内容广泛,既有汉文文书、古藏文文书,还有其他多种西域文字,既有宗教和世俗的典籍,还有官私文书等,是20世纪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之一。

如果说,敦煌的自然地理条件成就了它军事重镇和经济要塞的地位,那么不绝如缕的商队、僧侣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文明则创造了一个辉煌盛大的文化圣地。在这个艺术之城里,文明与文明互相碰撞、融合,直到它们成为一体,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敦煌文化。第二章辉煌灿烂的敦煌莫高窟

从敦煌县城驱车向东南行驶约25公里,人们便可以看到茫茫的戈壁和起伏的沙漠中一片茂盛的绿洲。在高大的树林和陡峭的悬崖之间,有一条宽阔的河床,但早已干涸了。这条流淌了千年、看透了世事沧桑的河流,唐代称为“宕泉”,后来也叫“大泉河”。在大泉河的西岸,陡峭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与三危山相望相守,它高约30米,南北长1600余米,崖壁上像蜂窝般密密麻麻地排列五层大小不一、高低错落有致的洞窟,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瑰宝——莫高窟。这些石窟最早建于公元366年,最晚建于公元14世纪,总计735个。其中有壁画和雕塑的石窟492个,保存了各种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15尊和5万多件古代文物,美国《时代周刊》感叹它“是世界佛教题材的艺术聚集地”。莫高窟,在经历千余年的风云变幻之后,依然向世人展现出中华文化的绝代风华!2—1 敦煌莫高窟一、莫高窟的开凿

佛教传入中国后,沿途留下了大量的石窟文化,其中以敦煌莫高窟规模最大、跨越时间最长。莫高窟现存前秦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石窟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主体,皆有壁画或塑像,今存487个洞窟,占据了近1000米的崖面。北区今存248个洞窟,除了5个有壁画或塑像外,其他几乎没有装饰。经学者考证,这些石窟是僧侣修行、居住等生活窟。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载,其中十六国晚期7窟,元魏18窟,北周15窟,隋70窟,初唐44窟,盛唐80窟,吐蕃时期44窟,晚唐60窟,五代32窟,宋43窟(含重修),西夏82窟(含重修),蒙元10窟。(一)十六国石窟

十六国:前秦建元二年(366)——北魏太延五年(439)

那么,莫高窟是由谁最早开凿的呢?初唐332窟前室原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碑文又见敦煌遗书P.2551号背面。立碑时间是武周圣历元年(698),碑主是李克让,第332窟乃是李氏家族的功德窟。碑文言:“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前秦建元二年(366),有一位乐僔和尚云游至此。那时,夕阳西下,斜照在三危山上,山顶上好似有万道金光,千万佛尊的影像在其中闪烁。和尚被这种佛影祥光所打动,顶礼膜拜,虔诚至极。在他心中,这里便是佛祖圣地。此后,他便在悬崖上架空凿岩,开凿了第一个佛龛。1600年前的第一个洞窟,就这样诞生了!继乐僔和尚之后,又有一位法良禅师云游至此,在旁边开凿了第二个洞窟,称为“漠高窟”。因为“莫”与“漠”通用,又称为“莫高窟”。

现存十六国时期石窟7个,分别为第267窟、第268窟、第269窟、第270窟、第271窟、第272窟、第275窟。这些石窟的形状各有不同,以第275窟为例说明。第275窟开凿于北凉时期,是学界基本认定的莫高窟最早的洞窟,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乐僔和尚开凿的洞窟。石窟主室呈长方形,盝顶,是一种讲堂式石窟。石窟的西壁为一尊端坐在狮子座上的交脚弥勒菩萨,南壁和北壁上面各开3个佛龛供奉菩萨。佛龛为阙形佛龛,中间高耸的是母阙,两侧较为低下的子阙。阙,原来是宫门前两边的望楼,或墓道外的石牌坊,从周代开始直至汉代,都十分流行。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帛画中还保存有这样的形象,但毕竟都不是实物。第275窟子母阙组成的汉式阙形龛成对出现,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另外,北壁、东壁及门北各绘有供养人像33身、9身和2身。2—2 莫高窟第268窟2—3 莫高窟第275窟(二)元魏石窟

北魏:太延五年(439)——永熙三年(534)

西魏:大统元年(535)——恭帝三年(556)

在乐僔和法良禅师之后,还有两个人对莫高窟开凿贡献很大,其中一个是北魏的东阳王元荣。北魏时期的敦煌是朝廷经营西域,出军鄯善、焉耆、龟兹等地的重镇。北魏王朝统治的一百年间,敦煌佛教发展迅速。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全国寺庙近7000所,僧尼近8万人。北魏正光五年(524)八月,孝明帝下诏改镇为州,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名为“瓜州”(一度易名为“义州”),辖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所敦煌。次年,明元帝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公元529年,元荣被封为东阳王。这位东阳王元荣,便是北魏时期莫高窟赫赫有名的开凿石窟的人。元荣从北魏孝昌元年(525)到西魏大统十年(544)镇守瓜州近20年,历任北魏、西魏两朝,开凿过不少石窟。不仅如此,他还雇人抄写经卷,规模宏大,迄今罕见。北魏时期石窟的兴盛,从今日数量众多、规模较大的北魏石窟可以推测。

现存北魏石窟8个。这一时期的石窟主要是人字披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中心塔柱四面开上下双层龛,南北壁上层开阙形龛,龛内外塑有佛像和菩萨像。

以第257窟为例说明,石窟平面呈方形,前窟顶为人字披顶,后窟顶为平棋顶。前窟空间较大,供佛徒聚会。后窟中心部位是一个直通窟顶的中心塔柱,塔柱四面设龛,供奉佛像。塔柱东向面一龛较大,龛上沿作圆券形。其余三面凿双层2—4 莫高窟第254窟龛,上层龛作阙形。学界将这种石窟称为中心塔柱窟,它是北魏时期莫高窟出现的新窟形。中心塔柱窟一般分为两部分,前部供僧徒聚会,后部则供僧徒围绕中心塔柱修行礼拜。同样建于北魏时期的第254窟、第259窟也是这种形制,只是第254窟正面设中心塔柱,第259窟是在西壁中部凸出部分设中心塔柱。它的特色在于建筑师们巧妙地将汉式建筑的“人字披顶”、“阙形佛龛”和外来的印度建筑艺术合二为一。北魏至晚唐,中心塔柱窟都是莫高窟的主要石窟形制。

现存西魏石窟10个。这个时期的石窟主要分为四种:中心塔柱窟、禅窟、殿堂窟、龛形窟。以第249窟为例,石窟为覆斗顶形石窟,东壁已经毁坏,西壁上设一圆券形龛,其中供奉“一佛二菩萨”像,龛外供奉胁侍菩萨。南壁、北壁及窟顶绘有壁画。再以第285窟为例,该窟平面呈方形,覆斗形顶,西壁中央设一大龛,龛内供奉“一佛二胁侍菩萨”像,两侧各有小龛。南壁、北壁皆有四个禅窟,小窟只有12—5 莫高窟第257窟米见方。其中,北壁有墨书西魏大统四年(538)、大统五年(539)的发愿文题记,据此可知石窟建造于西魏大统四年至五年,是莫高窟中最早有纪年的石窟。覆斗,就是倒过来的斗,这种样式源于汉墓建筑风格。顶由四壁向中心斜上,到了中间部分收拢成方形凹进去。日本法隆寺金堂佛像上方的“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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