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断的近代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波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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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断的近代化试读：

自序

从那时起，我就想写一本关于晚清的书，按照我的预想，这本书必须一反以往晚清图书多专注宫闱秘闻和政治斗争的趣向，而应通过发掘比以往更多更一手的史料，对那些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进行细致再现与分析，从而揭示出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会的客观形态。所选择的这些事件，因为以往偏政治史的视角，也许都不够格被历史教科书称为“重大历史事件”，但其背后，却是晚清民众真实的生活。比如《申报》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扮演的角色，可能远不如附加了香艳色彩的案件本身富有猎奇性，但独立于官和民这两极之外的公共媒体的出现，又怎能说不是深刻影响晚清民众生活和观念的大事？又比如长沙抢米风潮，看似只是一起普通的“群体性事件”，可从其酝酿、发生到善后，从中难道不能窥出清王朝即将崩溃的迹象？

至于那些被约定俗成认为的“重大事件”，本书也并未全然避开，只是力图从大事件的幽微和少为人关注处落笔。因此，我不写鸦片战争，而写一个“殉国者”的尴尬，这种尴尬正好透露了那场战争的吊诡之处；我不正面写甲午中日战争，而是聚焦于“在马关的李鸿章”上，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已在其中；我不写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而写慈禧的逃难，事实上，有了这番遭遇之后，也才会有后来的“慈禧新政”；我不写保路运动，而是通过对端方之死的分析，揭示这场运动乃至辛亥革命的实质……

晚清被贴上了众多负面的标签是有道理的，在很多方面，这个时段都不能让人满意，但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它正在深刻地转型之中，而且这个过程原本能以和平渐进的改革方式通向它要到达的终点。我相信，读完此书的人们自然能够同意这个判断。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之上，全书便凝结成了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晚清社会转型走到了哪一步？这种转型又为什么会被打断？至于答案是什么，读者自有结论，就不宜由作者来包办了。

揭示晚清真相，判断史料价值并做出取舍是一大困难，因为相关的资料太多，简直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地步。然而说句也许会被讥为轻率的话，尽管我浏览了大约关于晚清的近百种书目，但我认为其中确实可靠、真有史料价值的并不算很多。有的纯属造假，如系革命党人伪造却被收入史料汇集《抗俄运动》的“清廷密谕”；有的是向壁虚构，如所谓德龄公主的回忆录；有的是辗转稗贩，如民国时人写的大量关于晚清的笔记，多为谋利之具，可信者甚少。那么如何判断晚清史料的价值？首先在知人论世，先要弄清史料提供者有无提供可靠史料的条件；其次还得大量阅读，相关的阅读量越大，对林林总总的史料进行比勘、鉴别的能力就会越高。而本书所运用之史料，除了“准正史”的《清史稿》，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的当时人的文集、日记、自述、回忆录，均为我个人认为可信者，尽管不可能全无讳饰。除此之外，两本民国笔记的价值也不可忽视，即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的《凌霄一士随笔》和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这两本笔记之所以在大量民国时人著述中为特出，则与其作者的身份和学养密不可分。

本书不能算是学术论著，所追求者，只是一个“说清楚”而已，但在某些问题上，间或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言，读者识之。既然要“说清楚”，则必然拒绝戏说、瞎说和胡说。如此一来是否会影响趣味性呢？这是我并不担心的，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有趣味，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涂脂抹粉。

从搜集、阅读史料到撰文，本书之完成历时颇久，书中篇什多已揭载于各报刊，感谢《随笔》《书屋》《南风窗》《时代周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朋友慷慨提供版面。发表之日，部分文章曾引起一些争议和讨论，现在随着文章的结集，希望读者、师友们能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　第一辑尴尬人物：生于末世运偏消海龄：鸦片战争中一个尴尬的“殉国者”汉奸捣鬼：清廷对鸦片战争的一种想象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两种文明碰撞中，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早也最深的一道伤疤。

我们失败的缘由，现在当然是弄清楚了。可局中人往往是糊涂的，何况，天朝上国的观念那时还根深蒂固。天朝上国居然惨败于“外夷”之手，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想明白的问题。清廷上下开始流传：咱们为什么失败？原来是汉奸捣鬼。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鸦片战争”一章中这样写道：“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像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官兵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这是不是西方史学家的偏见呢？

湖南湘潭有一个黎姓大族，语言学家黎锦熙、音乐家黎锦晖就是从这个家族中走出的著名人物。二人的伯祖黎吉云，是道光咸丰年间的名御史，留下了手抄日记。道光二十三年（1843），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按说真相随着硝烟的散去将逐渐清晰，黎吉云又是在京城做官，见过世面的读书人，更容易改变观念。但这一年正月二十九日，黎吉云根据一个从鸦片战争前线的“浙江军营回来者”的讲述，在日记中饱含感喟地写道：“收复宁波、镇海，奈汉奸走漏消息，夷得准备，不能克。……英夷既往镇江，前宁波省城所招集汉奸，未尝带之往，口粮亦自是不给，汉奸遂叛英夷。……汉奸中有素与之往来者，因往与勾结，许以官职重赏……”日记的主人仿佛在向世人透露一个惊天的秘密：鸦片战争外夷的胜利，成也汉奸；中国的失败，败也汉奸。

回头看清廷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措置，就会发现，在抗夷的同时，又严防汉奸，始终是他们的“两手抓”。因为“汉奸捣鬼”，正是当时清廷上下一种仿佛合情又合理的想象。下面，我们不妨将镜头转向镇江，看看“汉奸”如何成为清朝官员挥之不去的魔魇。镇江抗英：最具血性的一战

镇江之战，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茅海建先生的大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影响深广，争议也大，议的焦点之一就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在作者的笔下调子过于低沉了。尽管如此，茅海建还是为镇江之战赋予了难得的亮丽色彩：“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 39 人毙命，130 人受伤，还有 3 人失踪。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吓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除青州兵 400 名外，1185 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 200 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在中国一方，指挥这最具血性一战的人是谁呢？是于 1841 年年初刚刚上任的京口副都统海龄。《清史稿》中有其小传。他是满洲镶白旗人，历任西安、江宁、京口（镇江别称）副都统。这个副都统是个什么官职呢？清王朝入关建立政权后，将八旗官兵分派到各省要害地区驻扎。各地八旗驻防部队以级别的不同，其长官分别由将军、都统、副都统担任。镇江这个地方，八旗军的首领，即当地最高军事官就是作为副都统的海龄。《清史稿》中叙镇江之战云：“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参加了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利洛在其《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一文中对镇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不论是汉兵或满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很令我们钦佩……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

专门研究鸦片战争的茅海建综合中西各种档案、史料，其叙述要翔实生动得多：“京口副都统海龄对该处防御颇为上心。他严格训练部众，并率领军民修复了已显倾圯的城墙。但他无权调兵无钱铸炮，能办的不过如此而已。他曾要求招募水勇巡查江面，为牛鉴（两江总督）所拒。他又想给手下兵弁弄点钱改善生活，以激励士气，反遭牛鉴的弹劾，结果受到降两级留任的处分。……1842 年 7 月 12 日，英军舰队驶至江阴鹅鼻嘴。15 日，英舰两艘率先到达镇江江面。至 20 日，英全军抵达。……海龄率镇江旗兵、青州旗兵约 1600 名防守城内。齐慎（参赞大臣，四川提督）率援军 2700 名驻守城外。……21 日，英军攻城。此次行动主要由英陆军承担，共 4 个旅 6905 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人员。就兵力而言，英军处于绝对优势。与驻守城外的齐慎的怯懦相反，海龄率领的镇江城内 1600 名八旗兵的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第二旅于城东北登陆后，便遭到守军的炮击，用云梯攻城时，清兵与之激战，直至城北的城墙被轰塌一大段，手持劣势兵器的清方勇士们仍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城内仍火光不息，枪声不断。……”

中国人对镇江和镇江之战的特殊感情，还缘于恩格斯的一篇文章。1857 年，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赞扬了镇江守军，他说：“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遭到（镇江）同样的抵抗，他们就绝对到不了南京。”在近代史上，海龄和镇江之战从此成为中国人抗击侵略中表现英勇气概的一个符号。真相迷离：“殉国者”的尴尬

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但后面又接着说：“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顼弃城走，事后讦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顼罪如律。”这段话的意思是：英军兵临城下时，海龄禁止镇江居民外逃，其同僚周顼弃城走，事后攻讦海龄并非尽忠成仁，而是因妄杀良民被激愤的百姓杀死的。最后经过封疆大吏调查，海龄全家确是殉难，其本人大节无亏，诬告的周顼被治罪。《清史稿》寥寥数字的背后，却是惊天的宦海波澜。

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发布了一条上谕，称赞海龄“为国捐躯，忠义可嘉”，并要求查明海龄还有多少后人，责令地方官将其后人“带领引见，候朕施恩”。但仅仅一月，又发布了第二条上谕，其中说：“兹有人奏‘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因纵兵开炮轰击。夷闻内变，乘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等语。”显然，针对第一条嘉奖的上谕，有言官提出了不同意见。海龄到底是殉国的忠臣还是激成民变的罪人，皇帝也糊涂了。虽然对他及其王朝来说，在战争一败涂地的时候，亟须海龄和镇江之战这样的典型来激励人心，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亮明了彻查态度，“查拿汉奸，本系守城要务，若因此多杀无辜，激成内变，则其死殊不足惜；惟乱民乘乱泄忿，戕官纵贼，实属罪大恶极，纵不能悉数诛夷，必应将为首数人，立伸国法。着将原折抄给苏抚阅看，毕竟镇江如何失守，海龄如何被戕，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因海龄已死，代为弥缝，亦不可因乱民较多，意图消弭”。经过两个月的核查，同年九月，皇帝发布了第三条上谕：“海龄于镇江城陷时自缢殉难，前据耆英等询取旗员确供，并阖营押结，复据该城绅士等众口一词，其为临难捐躯，已无疑议。……且搜获汉奸，亦止处斩十三人，其余讯系平民，均经释放，是周顼原禀各款系属得自传闻，而海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允宜特为宣布，以息浮言。……常镇道周顼所禀失实，着与该处城陷后未经殉难之文武各员一并查明，再行严参。”

皇帝最后的谕旨当然是盖棺定论。但“大节无亏”这样的用词还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何况谕旨中也承认海龄曾经“搜获汉奸”“处斩十三人”。而对海龄不利的私家日记、笔记更非罕见，前引黎吉云的日记中记录下了他从前线听来的传闻，“尔时英夷无意入镇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镇江副都统海龄，日杀无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请之入城”。传为当时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则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另一部《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郡守转请副都统，仍不开城。谓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流传下来的几首镇江人的竹枝词也有相似的记载，记海龄闭城曰：“夷人一自入圌山，直向长江左右环。城中人民忙欲走，谁知初八四门关。”记海龄搜杀“汉奸”则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隔代论史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到海龄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海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史料和立场的歧异，史学家见仁见智。现在看来，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海龄在侵略者面前竭力抵抗，城破自杀，在当时的将领中难能可贵。但海龄又有举措乖张的地方，比如禁止平民外出逃难，闭门搜捕所谓“汉奸”，惹得民怨沸腾等等。

海龄在守城过程中对居民的暴戾行为，官方和民间对此都没有否认。所区别者只在于两点：被杀者数字，是十余人还是高达数百人之多？被杀者的身份，究竟是良民还是汉奸？第一个问题，因为是战乱，估计很难一一核实了。第二个问题则不难解决。在民族冲突中，因利益诱惑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某些人为敌所用，这是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但在海龄时代，镇江一下冒出那么多“汉奸”几无可能，这不仅因为中西之间的接触才刚刚开始，更因为镇江本来是一座困守的孤城，与外界隔绝中的居民，怎么可能突然想到要去做汉奸？可以认定，即使海龄只杀了十余人，其中的多数也应该属于冤杀。

杀了无辜百姓，自己又在反侵略中不屈而死的海龄让人为难。这自然是一个“殉国者”的尴尬，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尴尬更是清政府这个政权的尴尬。

清王朝属于少数民族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威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秘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海龄实际上是在忠实执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既定方略。一个对人民充满疑忌的政权，也许主观上不想对外妥协，但势必会分散力量，而最终显得软弱无能。这样的一幕，我们在后来的晚清乃至民国历史上还会不断地看到。中断的幼童留美，压抑的少年青春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1872 年 8 月 12 日），上海港。一艘轮船起锚了。船上 30 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意。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蔑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幼童与美国的相遇

清政府送学生留洋，何以选择美国？

首先不能不说，在对华交往中，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

其次要谈到《蒲安臣条约》。蒲安臣于 1861 年至 1867 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内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并调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纷争，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离任后还被清政府聘为出使大臣，委托他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欧美。1868 年 7 月 28 日，在赴美访问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世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容闳的事迹下文还要详述）。因其毕业于耶鲁大学，熟悉美国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学生留洋的地点定在美国，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 30 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照值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当听说中国幼童将寄居于美国家庭时，在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十分兴奋，打电报给国务卿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 120 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 240 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 30 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忱，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被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幼童与美国的相遇留下了许多趣事。一位幼童后来撰文回忆：“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主人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便立刻收拾书包，以为上学的日子正式来临了，但到了之后才发现，“主日学校”就是教堂。两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夺门而出，直跑回住处，把自己关在房间中再不肯出来。

中国幼童与美国、美国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刚刚开始。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从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到 1872 年派出幼童留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表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尽管为此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赞扬这一进步必须记住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容闳，号纯甫，1828 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他的家与澳门仅相距四英里。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七岁时随父亲到澳门，进入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1847 年，在经过一番波折后赴美，在别人的资助下于 1854 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在回忆录《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旧译《西学东渐记》）中说：“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怀揣这一目标，容闳于 1855 年回到了正处于“洪杨之乱”中的故国。他在广州目睹了清廷官员一次大屠杀，震惊之余转而在感情上倾向于打着宗教旗号的太平军，不久即到太平军的占领区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使他断定，太平军不可能给苦难中国带来新的东西。

容闳改造中国政治的梦想破灭，但改造中国教育的梦想却开始显露曙光。因为他遇上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他先后向曾国藩建议：建一座西洋式的机器厂；选派青年出洋留学。

第一个建议实施很快，结出的硕果就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第二个建议则颇让人踌躇。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在吃过苦头后，可以向西方借鉴技术以为我用，但要其承认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则至难。1870 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产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识到，中西隔膜太深将导致巨大的灾难。一手办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联名向总理衙门上奏，呈报了容闳关于选派学生留洋的建议。

曾国藩是容闳最为景仰的中国人。在后者眼中，前者“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爱国者，他的人品远远超过他的同僚”，其伟大“在于他的伟大品德——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思远虑的治头脑和为官清正”。而与曾相比，公认继承曾氏衣钵的李鸿章就显得逊色多了。容闳认为，李鸿章“作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官员，其才能远不及曾国藩；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论，他的品德更是经不起公正无私的历史的检验”。

论个人品格的纯正，李不如曾，这个评价大致不错。但必须指出，李鸿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关键人物之一。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比曾国藩玲珑，容闳对中国特有的官场艺术不熟悉，极易误解，后来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闳在其回忆录中指责李鸿章，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李鸿章对幼童出洋一事极为热心。1871 年 5 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威使（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询及派幼童出洋，甚以为然。谓须选二十岁内外，通习中国文义者，到洋后专习洋学，乃易会通，十年可成。若华洋书兼肄，恐致两误。渠颇通华学，此语似有阅历。”当时，提议官派学生留学的大臣们，知道守旧势力的强大，为了避免阻力，要求出洋之幼童兼习中西文字，英国公使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妥，认为既出洋，就该“专习洋学，乃易会通”，若中西兼修，“恐致两误”。李鸿章也深以为然，但他只能于私信中表露，而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却不得不说，对幼童需“随时课以中国文艺，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才”。这就是做官的艺术，没有官场历练的容闳哪里知道呢？哪怕政府出钱，也没人愿去美国

按照清廷计划，在美国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后者负责在国内甄选 12 岁至 15 岁的幼童，进“预备学校”学习，训练合格后再派赴美国。计划派遣四批，总计预算银 120 万两。

没想到，计划刚一开始就在幼童招选这一环节上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风气未开，学习西学为人鄙视，到国外读书更是前所未闻，虽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但愿意送儿子出洋的家长也寥寥无几。

另外，在“天津教案”这场由“谣言揭开的文明冲突的序幕”之后，普通百姓对外国人仍有强烈的猜疑，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依然在相对闭塞的地方流传，使中国的家长们莫名惊惧。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

由于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容闳又不辞劳苦，亲自到香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学校中挑选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总算凑足了第一批 30 人。

自 1872 年（同治十一年）起，至 1875 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 120 名，最幼者 10 岁，最长者 16 岁，平均年龄 12 岁。以籍贯论，广东 84 名，江苏 20 名，浙江 9 名，福建 4 名，安徽 2 名，山东 1 名（此据台湾学者高宗鲁之统计）。但无一皇室贵胄的幼童应募，这暴露了满洲贵族们的颟顸，一个政权欲倡导的事情，权贵们却不响应，会给其他社会阶层何种联想？

从这个籍贯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的开放程度。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者，多为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或有家人、亲友与洋人共事，或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如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就乐于送自己儿子出洋留学。后来在中国非常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学则缘于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的大力鼓动。詹父本希望儿子将来走科举正途，犹豫不决，这位见过世面的邻居再三劝说，并以将女儿许嫁作为保证，詹父才下定决心。

家长送幼童出洋，都必须亲笔“具结”，并画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种免责的法律保证。詹天佑的传记中收录了这份“保证书”：“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国（晚清时对美国的称呼）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

后面还要开列祖宗三代本名，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第一批招选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预备学校集中，经过半年的培训后，于 1872 年 8 月由上海登船赴美。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 1872 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美国在中国派有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在外却无使节。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名义，常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负责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别是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和容闳。1874 年，李鸿章拨款美金四万三千元，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宽敞的三层楼房一座，可同时容纳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所有职员、教师和 75 名学生，餐厅、厨房、宿舍及浴室俱备，作为幼童肄业局永久性的驻美总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

让陈兰彬、容闳出任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出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的举荐。陈氏虽仕途不顺，却是科举的优胜者，曾点过翰林，他和容闳搭档又压后者一头，有一点“中西合璧”、以中为主的味道，这可以少给保守派以攻击的口实。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信中说：“盖以纯甫（容闳字‘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陈兰彬字‘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用也。”“相济为用”四字颇能透露曾、李之苦心，然而事实之发展竟大谬不然。“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环境是最快的。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 1923 年曾在一篇演讲词中回忆：“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的准备。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怎样应对这种趋势，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双方之分歧，容闳有详尽回忆：“我力争为留学生作一些一劳永逸的安排，和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例如学生的学费和个人费用；他们在假期中的费用；学生服的更换；参加寄宿家庭的祈祷；参加主日学校或去教堂；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等。……陈兰彬和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我只能充当和事佬儿，为他们从中调解，同时我也总是为学生们的一切合理要求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即使不引起陈对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生以来，直到这次赴美国之前，从未离开国门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

像陈兰彬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形之于外的举止。

因此他对目前这些留学生的行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且认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这些学生到新英格兰以后，一旦解除了他们心灵上的沉重压抑和约束，当然会因为得到自由而欣喜若狂。”“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的人，还不止陈兰彬一人。

继任肄业局委员的吴嘉善，这位同样出身翰林的老爷，视留美幼童与国内私塾的学生无异，不料幼童们在其接见时，均不行跪拜礼，顿时大怒：小小年纪便目无尊长，这还了得？且不说现在还没有成材，即使学业有成也不能为中国所用！立即上奏要求将幼童撤回。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尤其是借助幼童留美事业摆脱仕途不顺，登上驻华盛顿全权公使高位的陈兰彬，给了这项事业最后一击。他在奏折中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总理衙门即据陈兰彬之奏，做出了“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决定。

这一决定让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深为失望。由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执笔，美国多位文化名人联名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力请中国政府收回成命。当时因华人劳工问题，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这些名人盛赞幼童的行为，“使许多无知者和不怀好意的人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称赞”。包括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积极游说，但均未能让清廷改变决定。光绪七年（1881）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好不容易迈出一步的脚又收了回来，谁该为此负责？

按照容闳的意见，首当其冲者是陈兰彬和吴嘉善。他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指责陈兰彬是“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而吴嘉善则应该“送进疯人院或低能者教养所”。其次则是在朝中位高权重、又是幼童留美事业主持人的李鸿章。容闳批评李鸿章“不曾挺身而出为学生说话，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学生”。

后来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袭了容闳的观点，无论是撰《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西方汉学家还是大陆学者，在他们笔下，陈兰彬、吴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鸿章则首鼠两端。细按史料，这种说法颇值商榷。陈兰彬、吴嘉善并非顽固不化的人物，像吴嘉善还是个“精研数理”、撰有《算数二十一种》的数学家，从史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在道德上有多么严重的污点。而李鸿章在风波中的言行，置身异域的容闳哪能了解得十分真切呢？

以李鸿章的认识水平，他内心并不赞同将幼童全部撤回。光绪七年（1881）正月，李鸿章还曾特地电告吴嘉善勿急于带幼童回国。

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声甚高，他又函告总理衙门，说幼童“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吴嘉善字“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认为“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并谓美前总统和驻华公使均函告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建议幼童“已入大书院（大学）者可留美卒业，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我们只能说李鸿章面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不够坚决，硬要说他见风使舵无疑并不公正。

容闳先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与他对立的一面，如陈兰彬、吴嘉善，也并非就是卑污小人，双方的对立主要还是缘于思想观念的歧异。要而言之，在怎样改造中国使之尽快现代化的问题上，容闳主张“全盘西化”的路径，而在当时这纯属异端。其实，不仅是容闳不满的陈兰彬、吴嘉善、李鸿章，就是容闳景仰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不会站在他的一边。幼童归国后的命运

赴美 120 名幼童中，于 1882 年返华者计 94 名。其余或因犯规，或因品学欠佳，或因剪辫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几位违令不归，而长居美国。

回到仿佛已经陌生的祖国，幼童们有点迷茫，也满怀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丧。

后来服务于中国外交界的幼童黄开甲，把他回国之初的遭遇，透露给了他在美国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说：“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欢迎的微笑来接待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到中国‘海关监督’办事处，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动真迟缓。我们还被暴露在惊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难堪。……为防我们逃脱，特由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格致书院’。……这所书院关闭已经十年，当你踏进门槛，立刻霉气扑鼻，夜间，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

清廷关于是否撤回幼童曾经开展讨论，但对于撤回的幼童，怎样助其完成学业，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却没有拟定任何办法。作为直隶总督，又在大兴实业急需人才的李鸿章，努力不让幼童埋没于官场，94 名幼童中，头批 21 名送电信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 23 名，其余 50 名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但正如黄开甲所抱怨，这种“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的办法，伤了幼童们的心，他愤怒地质问：“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并强烈质疑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其必须彻底改革，“才适合治理它的万千子民”。这里，“美国化”的影子显示出来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回国的幼童们还是绽放了他们的才华。在全体返国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 1 人，铁路局长 3 人，外交部长 2 人，铁路官员 5 人，公使 2 人，铁路专家 6 人，外交官 12 人，矿冶专家 9 人，海军元帅 2 人，海军军官 14 人……其中如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工程师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幼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 名服务于军中的幼童表现英勇，慷慨捐躯。美国驻华公使特地于 1884 年中法海战后，照会总理衙门，说“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想该学生等出洋习业，曾有谓其惟务洋学，恐与中国事理，诸多未谙，难为有用之才。兹阅前因，足见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最后建议，“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这时慈禧已借中法海战撤换全部军机大臣，政局的动荡，加上主持中枢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计划终未恢复。李鸿章在马关

马关，日本的一个小镇，日人又称为“下关”。清光绪廿一年二月廿八日（1895 年 3 月 24 日），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镇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一天，因甲午战败，奉清政府之命前来马关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下榻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立即成为全球特大新闻。

这一枪对时年 73 岁的李鸿章来说，有点像无妄之灾，因为在他之前，清廷已经另外委任了议和大臣。但是当清廷派出的谈判人选被日本拒绝后，他却像过去这个衰朽的王朝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日本人拒绝另外的谈判对手？为什么李鸿章必须到马关？狙击手是谁？他为何要行刺李鸿章？凶手是否为日本政要所指使？除了这起轰动一时的行刺案，当年在马关还发生了什么？马关议和给李鸿章、日本人乃至晚清政局和社会又带来了什么？……

在李鸿章赴日前两个月，受命前往马关议和的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代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位相当于今日之省部级的官员，却被日本谈判代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挡回来，通常都说日本人嫌这两位名望不彰，非清王朝中重量级人物，也许日本人的确有这个小九九，但摆在台面上的理由却极其正当：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陆奥宗光后来在口述回忆录《蹇蹇录》中甚至说，他和伊藤博文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清国予其使臣之所谓全权，往往有不符国际公权上之例规”，他和伊藤博文决定，“首先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后来“果如吾侪所意料，发现清国使臣未带国际公法上普通之全权委任状。彼等首先提出其所谓国书，此只为一种信任状，决非全权委任状”。作为新兴强国的日本，处处搬弄所谓国际惯例，有些让中国人恼恨，但也因此保证了其看似无礼，却并未在外交上失分。

伊藤博文一方面把张、邵二代表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请中国代表的随员“转致我对李中堂最诚实之口信”，希望中国“任命有正当资格之全权使臣”，显示日本人愿意以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清廷位高权重且有国际声望的李鸿章作为谈判对手。

李鸿章之所以不得不来马关，除了日本人的“器重”，当然还因为他在清廷眼里，应该为甲午之战的失败负起责任。甲午之战前，李鸿章因平太平军、剿捻等军功和兴办洋务的实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足以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比美的东方伟人。如果没有日本，有理由相信，李鸿章会戴着这顶帽子进入历史。也许他该感叹一句：日本啊日本……李鸿章与日本

晚清的人们震惊于欧风美雨，日本之崛起实未进入国人视线，一句“蕞尔岛国”将轻慢之情显露无遗。平心而论，李鸿章倒是“睁眼看日本”的先驱，他最早意识到，崛起的日本是中国的一大隐患，不能等闲视之。

清同治十一年（1872），时年 50 岁，已经接替曾国藩升为直隶总督这一地方官员之首的李鸿章，为中日订立商约，和日本人刚刚打过交道，即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一方面对日本表示不满，指责“日本议约甫定，忽又派人来津商改，狡黠可恶”。另一方面，对其维新图强又与中国比邻深以为忧，认为“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

光绪八年（1882），肩负北洋海军建设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光绪十一年（1885），因上一年朝鲜内乱，与朝鲜关系特殊的中日两国在天津商讨解决办法，中方代表是李鸿章，日方代表即伊藤博文，会议的成果是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此款无异于承认中日共同保护朝鲜，均有出兵之权利，种下甲午之战的祸根。本次谈判让李鸿章对日本和伊藤博文有了更切近的认识，签约次日，他在给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的书信中通报谈判情况时说：“伊藤大使在津两旬，会议七次，始将条约订妥画押。……伊欲鄙人奉特派赴日，便可相让，法事未了，碍难分身。伊藤治国才猷精敏，如银行铁路章程，望时与探讨，详示为盼！”同时又向总理衙门密奏，称许伊藤博文是治国之大才，认定“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国之远患，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

光绪十九年（1893），这是甲午之战的前一年，李鸿章在给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的信中，表示日本海军的实力实在我军之上，他说：“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李鸿章认为这就是日本海军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而我们呢？则正以全国之力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当然不敢发牢骚，不但不敢，在挪用海军军费以娱太后的问题上，他还表现得很会来事儿，颇受后人斥责。然而不这样，他如何保住北洋大臣的官位？即使李鸿章不惜乌纱，换一个北洋大臣，还能扛下去吗？

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几乎葬送了李鸿章大半生辛苦积攒的声名。甲午一败，李鸿章该不该负责，究竟该负多大的责任？围绕这一问题，历来史家众说纷纭。笔者的粗浅看法是，对此不能混一而谈，首先应该分清哪些问题“李鸿章无法负责”，哪些问题又是“李鸿章理应负责”的。

有些东西，李鸿章的确没法负责。他和伊藤博文一样，人称“相国”，但伊藤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相国”，事事按章法施行则可，而李鸿章却连海军的军费都无法保证；后人不知历史，常常夸大李鸿章在清王朝中的能量，实则因朝中派系林立，即如李鸿章，也受到多重牵制，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参上一本。他因此多次对部下感叹：“疆臣竭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清人日记记载，李鸿章进京公干，凡来拜会的京官，不论大小，均有今日之“红包”相送。以李之声势，为什么对品阶很低的一些京官也要敷衍？就是为了消除对他任何不利的隐患。当然，这一目的既可以用于“公”，也可以用于“私”。在那个时代，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相当稀薄，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不少人竟视其为日本和李鸿章之私事！所以，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当时的众人之毁，李鸿章自己肯定是不服气的。当打了败仗的坏消息刚刚传到北京时，原来一心想借战争立威的光绪皇帝派自己的师傅、管理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到天津，质询李鸿章。胡思敬《国闻备乘》对二人的见面描写得甚为生动：“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指管理财政的大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指御史言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李鸿章在打败仗之后还如此气势逼人，或许夸张了点，但多少代表了他真实的想法。战后他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信中谈甲午战争：“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李鸿章自认为不该对甲午之战负责，这只是其私言。究其实，他也自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又可分为“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两部分。

先说战略失误。缺乏战争意志。在和日本决裂前，深知北洋水师真实实力的李鸿章一直努力回避战争，并寄希望于其他强国的调停和干涉，所以当俄国人对他表示不会坐视日本的行动时，他竟信以为真。光绪帝、翁同龢等人倒是有强烈的战争意志，可惜只是表现于临战之前，这种意志缺乏长期的艰苦准备做支撑，就只是一种情绪而已。反观日本则大不然，他们早就有对中国作战的准备和决心，并对清王朝对外惯用的虚张声势知之甚悉。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参加了 1894 年的甲午之战，此人于 1879 年到中国大陆进行谍报侦察，归国后撰写了《征讨清国策案》上奏天皇，其中写道：“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由之，彼我形势是也。……彼之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以自尊自大为风，自称中国。是以发生一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策，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

至于战术层面的失误，李鸿章犯的就更多了：用人不当。淮军是李鸿章起家的嫡系，本不习海战，北洋水师中的技术精英则多为留洋归来的福建人，李鸿章必须起用这些技术骨干任指挥官，但在其上又由淮军将领丁汝昌统领，乃酿就了将帅不和的苦果。这种用人不当反映了李鸿章的私心，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政治病”。政治如果正常，一个为国家做事的人并不需要培育自己的私人势力。战前的 1890 年，因北洋水师内部的一次“升旗之争”，李鸿章没给海军聘请的英国顾问琅威理面子，使其负气辞职，琅威理一走，海军纪律大不如前，并影响到中英两国海军之合作。北洋水师无法向当时世界第一的英国海军求助，转聘德国人为顾问，而众所周知，德国以陆军为擅长。果然，德国顾问在甲午海战中的调度实在欠佳。甲午年的四月，李鸿章曾经校阅海军，当时各舰缺少炮弹，定远及镇远六十寸口径炮仅存巨弹三枚，小弹亦缺。而李鸿章失察，未查询存弹数量。六月中日海战爆发，想添置却已不及。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认为这是黄海大败之一重要原因……

在李鸿章究竟该为甲午之战负多少责任的问题上，不论李鸿章自己和旁观者意见如何，现实是还得由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只是谁都没想到，迎接他的除了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还有一名年仅 21 岁的刺客小山六之助。暴徒代表了日本民间的情绪

小山六之助之行刺李鸿章，并非仇视李鸿章个人，而是对中日正在进行中的媾和谈判不满。他认为日胜中败，媾和谈判只有利于中国。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日本，并不乏民意基础。

日本经由明治维新，进步极速。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小国，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非常渴望向外展示自己的强大。日本正是这样。中国是其“文化母国”，面积、人口、综合国力均在其之上，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超过日本。对这样一个近邻，很多日本人充满了嫉恨，他们认为，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自己要称霸非压倒中国不可。甲午战前几年，丁汝昌曾率中国从西方购置的巨舰访问日本，日本国民饱受刺激，立即兴起了海军热，个人捐资购舰极为踊跃。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自强，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集体的不理性之下，容易牵引民族走向歧路。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

还是引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作为例证。陆奥宗光，这位“积极促成”中日大战的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心中焦虑最后胜利之国民，现今深信胜利必归我国，问题只为我旭日军旗何时能进入北京城门。至此，一般气象壮心快意狂跃，流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凯歌有如乱醉，对将来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间如有深谋远虑之士倡妥当中庸之说，必被目为怯懦毫无爱国心之徒，几为社会所不齿。”

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中，年轻的“爱国主义者”小山六之助认定，整个中日媾和谈判就是中国旨在摆脱战败困境的阴谋，认定李鸿章跑到马关就是专门来忽悠自己国家，乃至愤而拔枪，岂非顺理成章？

日本人因民族狂热情绪发作而对外宾行凶，这并非第一例。

光绪十七年（1891），俄国皇太子先到中国，后至日本访问。在与中日相邻的国家中，自以俄国实力最强，而日本还在崛起中，日本君臣自然不肯放过这个讨好的机会。不料，政府官员在俄国太子面前的过度热情，在部分日本人眼里成了有失尊严的“献媚”，结果导致一个狂热分子开枪打伤了俄太子。枪案发生后，日本朝野十分恐慌，日本天皇和各部大臣连夜前往探视，总算没有闹出大的事端。

行刺俄太子和李鸿章的两个凶手，后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意思的是，当年俄太子被刺后，关注亚洲局势变化的李鸿章还专门谈到了此事，他在给一位总督的信中说：“倭人狙击之祸，闻即因奉之太过，靡费之太多，激而生变。彼君臣方倾身结纳，反以此致意外之虞，两国交际不能不少有芥蒂。……倭乱党极众，大臣屡被击刺，今乃及于远客，既得仍可不死，难乎其为上矣！”

李鸿章慨叹日本“乱党极众”，同时对这些暴徒行刺“远客”后“仍可不死”表示不满，当时的他哪会想到，自己也会去日本做一回不被欢迎的“远客”，成为狙击的对象呢？

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天皇遣御医军医前来为李鸿章诊治，皇后特派护士两名，还送上了据说由皇后亲制的绷带。日本国民中特地到李鸿章下榻旅馆探视，用电报、书信等形式表达慰问的，也络绎不绝。

日本人如此动作，无非害怕这一凶案授予列强干涉的口实。中国当时犹如一个让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战争的胜利，在这块蛋糕上切割过多，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这其中又以强邻俄国的态度最为莫测，让日本如芒刺在背。陆奥宗光后来坦承：“如李鸿章托其负伤使事半途归国，大事责难日本国民之行为，巧诱欧美各国再次要求其居间调停，则不难获得至少欧洲二三国之同情。而若招欧洲强国一次干涉，我对清国之要求或将不得不大为让步。”

但日本人对李鸿章先倨后恭，表现得过火，连他们的外务大臣也看不下去了，陆奥宗光回忆录中说，日本人“急于徒饰表面，其言行或不无虚伪失中庸者。事实上清日开战以后，我国各报，人人集于公私会夸张大言骂詈诽谤清国官民之缺点，甚而对李鸿章个人作不堪听闻之人身攻击者，今日忽然对李之遇难痛惜，往往出于谀辞之溢美言语，甚而列举李已往之功业，谓东方将来之安危系于李之生死。与其谓全国处处叹惜李之遭难，毋宁谓畏惧因此生外来之非难”。

在自己家门口险些让前来议和的外宾丧命，慰问等表面功夫当然不可少，但怎样才能给世界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交代呢？

李鸿章来马关后，在春帆楼已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谈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提出应先休战，再谈议和条款。这一年，伊藤博文 55 岁，陆奥宗光 52 岁，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均属李鸿章的晚辈，但晚辈却一点儿也没给前辈面子。李鸿章的休战请求被强硬拒绝。现在发生了凶案，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战来笼络病床上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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