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鼓应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悲剧哲学家尼采试读：
《陈鼓应著作集》总序
一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一是学术专著，二是时感性的文章。后者将以《鼓应文存》为名，另外编成一个系列，包括《失落的自我》、《言论广场》、《台大哲学系事件》、《走进白色恐怖》、《台湾民主运动的脚步》等著作。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二
大学期间，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进，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接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的人性论》两书的内容，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三《陈鼓应著作集》共二十本，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庄的注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1973年春夏，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我和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首遭整肃。自此以后，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第二是《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道家哲学主干说》的中心议题，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像泰戈尔《演讲集》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四
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从我有记忆开始，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导致平民死伤无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然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和《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的洒脱心境，却赋予了我在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庄子》的天地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五
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新园寓所，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此次汇编再版，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的本子作底本排版；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予以保留，不再另行撰写。
陈鼓应2015年4月21日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时年八十再版序（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序）《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1962年动笔写成（1963年自费印刷，1966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屈指算来，已过了44个年头。在此书出版以来的44个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外界还是我本人都经历了诸多变故。我常想，如果我没有走进尼采的世界，我这一生肯定是完全不同的走向。借本书和《尼采新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之际，我想回顾一下我接触尼采的过程，以及尼采哲学对我在学术思想上的启发。限于篇幅，此回顾将放入本书附录，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我接触尼采，前后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我上台大研究所和在大学任讲师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秋到1989年春，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期间。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至今，我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讲授尼采课程，再度重温尼采。虽然其间时断时续，但尼采哲学早已内化于我的思想，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悲剧哲学家尼采》集中体现了年轻时的我对尼采的热情，这种热情从来没有消退过，这也是我仍然乐于沿用原书名并特别珍惜本书的原因。
2006年4月写于台北舟山路台大宿舍寓所写在前面
世界上有两本书是我最爱好的：一本是中国的《庄子》，另一本是德国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者比前者更为适合于我现在的生活与个性。在查拉图斯特拉面前，每个人都会觉得像面对一面镜子，你会发现真实的自我，你会感到生命力的奔放，你会亲历无限的提升力量，在你心灵深处激荡着。因此，尼采的著作是人人都可读、人人都该读的。
20世纪初，尼采思想被误用而掀起了政坛上的轩然大波，从此为世人所瞩目。到了今天，幸而学者们已经能够冷静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他的精义，从而发现其中的重要性：尼采提出上帝的死亡与自我的超升，并且表现冲创的意志与奋斗的精神，同时还体验到人类强烈的“孤独”感。这些都构成为现代哲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意义与中心问题。
现代的思想界中，几乎很少不受尼采哲学的影响。现在还活着的存在主义大家雅思培（Jaspers，一译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Heidegger，一译海德格尔），都是研究尼采最有名的学人；去世没好久的诺贝尔文学得奖人加缪和幽默大师萧伯纳，也都深受尼采哲学的启示。就拿中国来说，最早的王国维、鲁迅、陈独秀和后来哲学界的方东美、李石岑诸位先生，都受到尼采思想的感染。
尼采思想的伟大处，在于把人的力量视为一切创造的本源，他歌颂生命、奋进与超越。在经历传统哲学唯理的独断观念重压之后，尼采的精神不啻是一种醒觉的讯号，尤其是在霸权主义猖獗、生存意识纠结纷乱的今天，对于尼采的思想，我们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也是我写本书的最大动机。
1962年于台湾大学哲学系生活和著作一、澎湃的思潮“我的时间尚未来到；有些人要死后才出生。”尼采在孤寂中仍能掌握他的自信，而投下这样的豪语。果然，他有自知之明：当他1900年辞世，死亡的脚步刚踏进20世纪的门槛，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便跌入了他思潮的震撼之中。
1888年，一位卓著的丹麦文学批评家布兰德（George Brandes，一译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首次讲授尼采，从此他的声名便像烈火一般地传播开来，报章杂志争论着他的影响，讨论他和当代思潮与闻人的关系——叔本华的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华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一译瓦格纳）的音乐、齐克果（Kierkegaard，一译克尔凯郭尔）的实存概念、希特勒的政权、基督教、心理分析、现代德国诗坛、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存在哲学……有关尼采论说，成千累万的书涌现于世！
尼采的影响是澎湃而多面的，正因此，对于他的赞誉与指责也便交相飞来。当希特勒把尼采整套著作作为贺礼送给墨索里尼时，尼采的声名高峰迭起，而他的被曲解也随之到达了最高潮。此后，一般人对他学说中的重要观念均产生极大的误解：纳粹故意歪曲他的思想，用他作为发动霸权争夺战的代言人。于是，美国的杜威，法国的柏格森，以及英国的罗素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劳伦斯，统统起来驳斥尼采的思想。有些因自己思想出发点的不同而抨击他；有些是基于爱国心的政治宣传而诬蔑他。然而英美法思想家的谩骂，一如德国人的歌颂——都是出于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词句往往和尼采的原意完全相反。他们的曲解和误解，使得生前饱受冷漠的尼采，死后却一直被热烘着。
现在，我们要在热烘的声浪中冷静下来，从这位震撼着20世纪思想界的英杰的著作中，逐一探讨他的本意。二、大学生活
尼采的思想，可说是他性格和经验的产物。那么，首先让我们谈一些他的生活背景，从这里开始来增加我们对他著作的了解。
尼采出身于宗教家庭，据说他的祖先七代都是牧师。他父亲曾任普鲁士王国四个公主的教师，因着他和威廉第四的关系，安居在洛肯（Rocken）村，不久便在该区担任牧师之职。尼采生出来才4岁，父亲患脑软症去世了。丧父后，尼采在他母亲的怀抱里离开故乡迁往南堡（Naumburg）。这时围绕着他周身的，都是女人——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外在的世界，在战火的动荡中喘息着，尼采却生活在一片祥和平静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点奇特的事实：一是尼采生于宗教的气氛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二是尼采在女人的周围与养育中长大，日后却成为顽强的反女性主义者。
尼采14岁进入普夫达中学，课程都是古典的，训练很严格。这学校出了很多伟人，如诗人和剧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语言学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施莱格尔（Schlegel），以及哲学家和爱国者费希特。
这时的尼采，除了理智的发展有着惊人的进步外，音乐和诗歌已成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两条出路。
1864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Paul Deussen）进入波恩大学，那时他20岁，开始研究语言学和神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便不再继续神学了，他不愿在神学的空泛观念上浪费时间，关于这点，尼采在日后的自传中也曾说到：
为什么我知道得比别人多些？一般说来为什么我这样敏锐？因为我从未在一个不是真实的问题上作思考。我从未浪费过我的精力。例如，我没有实际宗教难题的经验。对于“原罪”之感，我完全不熟悉。我也缺乏一个可靠的标准来决定良心上的忏悔：我觉得良心的忏悔是不必加以重视的……良心上的忏悔在我看来是一种“罪恶的眼光”。……“上帝”、“灵魂的不朽”、“拯救”、“超越”，这些只是概念，我并不注意这些，也从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我根本不把无神论视为一个结果，更不把它当做一件事：我的天性原是如此。我太好问，太多疑，也过于自大，致使我自己不满于事物的粗浅的解决。上帝则是如此一个粗浅的解答。
在大学期间，尼采对基督教的信仰越发远离了，他简直要把基督的信仰全部抛弃，1865年复活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尼采的母亲听到她的儿子拒绝参加他们惯常的圣餐时，会如何的惊讶！事后尼采写信给他的妹妹伊莉莎白说：“如果你祈求心灵的平和与快乐，相信好了！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真理的门徒，探索吧！”
尼采抛弃了宗教问题的约束，对于权威便愈富反抗的精神，他的性情也渐趋急切，有一个时期还加入喝酒、唱歌、打斗的团体。他的回忆里曾提起当时的事：
我相信孩童时代喝酒、抽烟，起初只是青年的虚荣，最后却成为坏的习惯。少量的酒精使我精神不振，大量的酒精却使我像离开海岸的水手。我少年时代就有这股傻劲，一夜之间写一首拉丁小品，或翻译一篇拉丁散文。
不久尼采便觉悟这种纵情的生活，深感人群中的喧嚣只是带来内心的空虚而已，于是他又重返往日的孤独。
在孤独中，尼采的心灵旋即被两种艺术所充实：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悲剧，以及华格纳的音乐。他背诵埃斯库罗斯的诗章，聆听华格纳的歌曲，把自己忘形于一个不同的而且更光辉的世界里。
1865年，他敬爱的古典语言学的老师李契尔（Ritschl）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着到了那里。在这一段时期，尼采专心向学，他和洛德（Erwin Rohde）由于共同醉心于古希腊文化而结交为好友。
在莱比锡的几年间，有两大影响形成了尼采的个性，这便是叔本华的哲学和华格纳的音乐。三、叔本华和华格纳
在1865年的冬季，有一天，尼采偶尔在一家旧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他立刻被这位已逝六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他狂热地喊着：“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他咀嚼着这本书的每句话每个字，费了14天的功夫，不分日夜，一口气就读完了。
叔本华哲学的见解，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这本书里表明无遗，他把世界分为不同的两类：观念和意志。他以一个极端的观念主义者出发，以为世界只是主体的观念；而世界之为一观念，乃是我们思想的建构品。我们把一群观念分为一类，并给以法则。我们当作是真实的，其实不然，只有每一项意志的行为（即是身体的运动）才是真实的。由是，叔本华把它扩大到一个更大的机体——宇宙，以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不外是意志的发现，意志是一切组织的原则，一切创化的重心：野兽意欲撕碎猎物，又欲以争夺为生，所以有巨爪利齿，有坚强的筋肉以及锐利的眼睛（如鹰鹫）；反之，那些不欲争斗，希望逃避危险的动物，则不长攻击的器官，却长锐敏的听觉与轻捷的腿（如赤鹿）；旷野的鸟，欲以爬虫为生，所以有特别发达的颈与喙（如鹈鹕）；猫头鹰欲于暗中得见，所以有极大的瞳孔；刺猬与龟以壳覆盖己身，因它们不欲逃逸；乌贼把它自身藏于棕色液体中，为欲闪避侵袭。在这些情形中，我们得知唯独意志，或更确切地说，唯独求生的意志（Will to Live），才是主要的动力。
依叔本华看来，人便是求生意志的工具，然而这意志使我们投向于无止境的餍欲中，欲望无穷，而满足有限，这种满足如同掷向乞丐的施舍，维持他今天的生命，却延长了他明天的愁惨。有限的满足既不足以应付无穷的欲望，因此人生陷于痛苦之中。所谓占有，只是希求暂时的满足而已；所谓快乐，只是遗忘刹那的痛苦罢了。我们过一天，就更靠近棺材一点，死亡不时对生命发出微笑。
叔本华有遗传的神经质，如对黑夜的恐怖，无缘无故的沮丧，暴躁的脾气，他的悲观色彩和自己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这种气质，使他无法保持一个愉快的人生观。何况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死亡的浪潮汹涌的时候，整个欧洲都在拿破仑的铁蹄下呻吟着。战争终于过去了，但所余留的，却是一片废墟。生之图案充满了令人不忍卒睹的惨象。人们在喘息之余，被迫生活在一连串巨大问号的阴影下：这表现了什么？这为的是什么？这满目凄凉的世界还会有善意的上帝存在吗？叔本华成为这悲惨世界的发言人：人生是可悲的，上帝只是一个多余的假设（A redundant hypothesis），这说法是何等的干脆，又是多么的真实。
尼采深为叔本华那种独抱孤怀的人格所感动，但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彩，虽然叔本华所感受到的时代痛苦，同样地积压在尼采的肩膀上。后来尼采发现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可以用希腊艺术来医好。
正当尼采陶醉于叔本华哲学的时候，恰巧又发现了一位天才，以音乐的形式表现着叔本华的思想。这位天才便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华格纳。
华格纳（1813—1883）是德国音乐界的奇才，为后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中的真正代表人物。他综合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国民乐派的民族观念，以及泛神论的宗教思想，再加上他那特殊的和声与配乐等表现方法，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理论，这种理论表现在他建立的“乐剧”（music drama）上，有突出的效果。他反对意大利式的纯技巧表现的歌剧，因为他认为音乐的表现不仅是技巧，最重要的是思想。
华格纳早年（18岁）曾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在实用美学方面下过一番功夫。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写些管弦乐的作品，不过他最大的兴趣是在歌剧方面。《婚礼》是他的处女作，以后继续创作《妖女》、《禁止的恋爱》、《漂泊的荷兰人》、《特莱斯坦和伊索尔德》、《名歌手》、《尼布龙根的指环》等等歌剧。
尼采一生中最有名的朋友要算是华格纳了，他在学生的时候就很喜欢华格纳的剧曲，因为尼采有感于他的音乐之力与美的表现。尼采才17岁便开始研究华格纳的乐剧《特莱斯坦和伊索尔德》，并且还经常在钢琴上弹奏剧中动人的部分呢！
当时，尼采认为叔本华、海涅和华格纳是自歌德死后的德国艺术界中重要的人物（后来他把自己也包括在这群人内）。这时叔本华和海涅都已过世，华格纳住在特里普森（Tribschen），离巴塞尔不远的地方。
尼采得识华格纳是在1868年秋，24岁的青年哲学家和55岁闻名于世的音乐家，初次见面便大谈叔本华，华格纳还亲自演奏《名歌手》的第一幕前奏曲给尼采听。事后尼采在给他的朋友信上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是如此深刻地感动着我，他就像叔本华所说的‘天才’，他充满着奇妙而动人心弦的哲学。”这是1868年的事，但是20年后尼采却称华格纳为“狡猾的响尾蛇”、“典型的颓废者”！这真是件饶有趣味，而又令人遗憾的事！
当时华格纳之所以吸引尼采，不仅由于对他作品的共鸣，同时也因尼采深爱音乐之故。尼采欣赏华格纳富有革命性的作品；他们都对叔本华怀着一份喜爱的感情。《特莱斯坦》不仅赞美了叔本华无休止的、盲目的与挣扎的意志，而且还表现了一种沉醉的欢欣。这留给尼采一个启示，使他脑中激起了古希腊狄奥尼索斯祭祀时的那种鼓舞兴奋之情，这使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讨论希腊剧曲之余，也还忘不了华格纳的作品。
尼采和华格纳认识三年，处女作《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出版。在这里，尼采把希腊文化分成苏格拉底以前和苏格拉底以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的文化是由健康的生命力所创造的，后者则是毫无生气的理性的产物。尼采继续说，现代的文化很像过去苏格拉底时期的文化，只有华格纳的音乐可以挽救这种文化的危机。尼采把一个艺术的理想寄托于华格纳的歌剧上面。华格纳得到这样的一位知己，他怎能藏得住内心的高兴呢！无怪乎在他看完《悲剧的诞生》之后，对尼采叫喊着：“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像这样好的书，简直伟大极了！”
这时华格纳离开特里普森到了拜路伊特（Bayreuth），在那儿建立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国家歌剧院，正准备上演他的新作。华格纳写信催促尼采到拜路伊特看他排演，尼采满怀兴奋之情赶去。但是，这一回他失望了，他简直不相信这作品是出自华格纳之手，整部剧都充满了基督教的色彩，堕落的气氛！
华格纳的歌剧变成人类心灵的软化剂，皇室以及悠闲富裕的人们，都成了华格纳迷。正当华格纳享有盛名时，尼采却掉头而去。
不留一个字给华格纳——他走了，在克林根布伦（Klingenbrun）藏匿了十天，徘徊于波希米亚森林之中，就在这里，一个大的启示使他走向自己，寻找自己——而不再奢望那已破灭的幻影。几天以后，他又回到拜路伊特，却像个陌生人，我们无法想象在这几个星期之内他是多么的痛苦。最后尼采离开了拜路伊特，以后从没有回去过。尼采后来写着：“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恢复健康，华格纳是我唯一的病痛。”
他抛弃了华格纳，也连带遗忘了叔本华。其实尼采心中之叔本华的画像，并非叔本华本人，而是希腊悲剧的哲学家；尼采心中之华格纳的画像，并非华格纳本人，而是狄奥尼索斯艺术家的理想形构。如今，这些理想全都破灭了！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他的朋友华格纳偶像化、神圣化，现在他不再想做华格纳的信徒了，他要成为他真实的自己；他不再忠实于“友情的华格纳”。友情的华格纳是建立在“哲学精神的华格纳”之上的，这种精神消失了，友情也随着暗淡！
尼采的心弦在拜路伊特的气氛与哲学的精神两极之间摆动着——前者是甜蜜而阴暗，后者则坎坷而旷寞，但与晴朗的天空为伴。正值华格纳成为当代高级社会的宠儿之际，尼采终于选择了他自己和星光。这只老鹰展开了翅膀，一飞而冲天。四、《悲剧的诞生》
尼采不仅是位知名的思想家，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他是位杰出的学者；他的思想创作应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最卓越，而学术工作则首推《悲剧的诞生》为最昭著。他才25岁便得李契尔的介绍而膺任古典语言学教授之职，这时尼采已是一位优秀的古典语言学者，他从古籍的解释中奠定了创作的基础。《悲剧的诞生》是他早期学者工作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成为尼采后来著作发展的线索。《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古典语言学上别开生面的一部著作，另外还受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华格纳的音乐的影响。在这里他认为只有在美感现象中，生命和世界才显得有价值。美感价值是《悲剧的诞生》中所认为的唯一价值。
尼采反对康德所留下的理性与道德世界秩序的概念，他也不同于谢林等所接受的启示宗教之信仰，他比较接近启蒙运动：他建立价值而无神圣的制约，但又不同于启蒙运动的各位思想家，因为他开始对道德价值感到怀疑。尼采怀疑道德的价值之后，进一步又探究价值的维持是否需要超自然的肯定。他没有康德那种信念，以为只要把古代的上帝从哲学思想的领域中逐出去，就可以解救我们古老的价值。尼采早期的著作中，都认为价值无需依于“永恒的神意”或“自然的目的”。也许因为道德价值和超自然的理论太密切了，尼采乃在《悲剧的诞生》中开始探讨他的美学价值。《悲剧的诞生》主要观念为阿波罗（Apollo，一译日神、太阳神）和狄奥尼索斯（Dionysus，一译酒神）。尼采由古典语言学的研究，提出了这种特殊的见解：以为希腊艺术即由这两种精神的互相激荡中产生。
艺术的不断发展是由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两体的结合，正如生殖依于两性间不断的冲突与协调活动一样。
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希腊艺术之神，在希腊世界中为一尖锐对立的存在，在起源和目的上，阿波罗的雕刻艺术和狄奥尼索斯的非视觉音乐艺术之间，成为一个强烈的对照。这两种趋势并驾齐驱，又不断地互相激荡，而引发更强力的创造，这两种精神在长期的对峙中，仅在“艺术”共同的名词中取得表面的协调，直到最后，才由希腊意志中的形上学奇迹加以点化，而形成阿提卡（Attic）悲剧的艺术创作。
为了把握这两种趋势，让我们设想它们为梦幻与醉狂的两个艺术世界。这种生理的现象存在于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之间。
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是希腊人在艺术上所崇拜的两位神：在日神阿波罗的恬静幽美光彩四射之中，唤起希腊人形形色色的梦幻，于是依影图形而发挥他们在造形艺术上特有的成就；同时，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沉醉狂欢载歌载舞之中，激起希腊人波涛澎湃的生命，于是借创造的冲动而征服种种可惧的事物。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这两者平衡视之，阿波罗精神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美，把苍苍茫茫的宇宙化成理性上的清明世界，并借其梦幻之驰骋，而后复以生命中之无限生命力贯穿于静性的世界之中，把平面的结构贯穿而成立体的结构。这种生命的律动，从希腊宗教上的狄奥尼索斯暗示出来，酒神狄奥尼索斯狂醉后，把深藏于内心的生命力勾引出来，贯注于理性的世界中，而形成音乐、歌舞的冲动。
尼采倡言希腊文化的最高成就，即是阿波罗艺术（史诗、雕刻、绘画）和狄奥尼索斯艺术（音乐、舞蹈）的结合。这两种精神相冲激而产生了深邃沉厚的悲剧，希腊文化最高的智慧即表现于它的悲剧之上。
这种悲剧最初的形式是人羊神（人体羊头神）的合唱，在合唱中，大家踩着舞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以一种音乐的节拍，借舞蹈来发泄其豪情壮志。这种人羊神的合唱，是由狄奥尼索斯的狂欢诱起阿波罗的幻想（希腊悲剧乃由此进入复杂微妙的境地）。经过狄奥尼索斯如此欢欣陶醉之后，勾引出生命潜在的力量，而后把冻结的生命世界重新赋予动律，以此狂热情绪来克服一切忧患，打破种种困苦，并以此狂热情绪，激发创造的冲动。这即是希腊悲剧精神之所在。
在此，尼采对希腊文化提出一种崭新的见解。他在自传《看，这个人》（Ecce Homo）中，对《悲剧的诞生》曾作如是的评语：
在这本书里，有两个特殊的发现：（1）在希腊文化中，把握了狄奥尼索斯的现象——第一次，对于这现象提供一个心理的分析，以此视为一切希腊艺术的基础。（2）第二个发现是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解释——在这里第一次把苏格拉底认定是希腊文化衰落的关键，视为颓废的典型。
在这上面，尼采确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见解。从前的哲学史都以为希腊哲学盛期是由苏格拉底而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但是尼采则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希腊哲学的高峰是属于前期，因为希腊后期的哲学只是在象牙塔上造概念，而真正的哲学是应该从健康的精神上发泄出来的，希腊前期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等）即能表现这种精神。
从中世纪一千多年以来，都只以为希腊文化唯一的精神是阿波罗精神，以为希腊文化只是阿波罗理性之光的发射。以此，尼采乃指出不仅近代人不了解希腊精神，而且希腊人也误解了他们自己，所以尼采握住了苏格拉底作为代表而加以批评。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没有悲剧精神，并且不了解古希腊的诗，只知道荷马叙事诗上平易近人的庸俗理论，而荷马叙事诗中的悲剧英雄也被化为平淡无奇的俗人。苏格拉底之后，不仅哲学衰落，艺术也渐趋暗淡。例如三大悲剧家，到了第三个尤里披底斯，他的作品中初期尚能保持原始悲剧的精神，但已渐形平凡而开始衰退了。苏格拉底以后，热情被冻结（变成有光而无热），狄奥尼索斯的精神消失了，只剩阿波罗精神也逐渐衰落，由是创造力顿形萎缩，从此希腊开天辟地的精神便丧失殆尽了。希腊文化乃变成既非理性清明的世界，也非陶然醉意的世界；在哲学上成为平凡的苏格拉底世界，在艺术上成为浅薄的喜剧。五、走向自己
作为一部古典语言学著作的《悲剧的诞生》，是十分富有抒情的意味和独特的创见。但是这部奇书在问世之初，一般古典语言学的老教授们都冷眼视之。有一位教授批评它为“完全胡说”，另一位语言学家还写了一本小册子评讥这书，虽然尼采的朋友洛德曾撰文替他辩护，但这却不能减少当时哲学界对他的敌视，尼采显得孤立而伤心，连班上的学生都经人劝阻而不再上他的课了。但是尼采并不气馁，他仍继续著述，于是在1873到1876年之间，他写成了《反时代的考察》，这书的内容包括四篇很长的论文：
第一篇《史特劳斯：忏悔者与作家》（David Strauss：The Confessor and Writer）——史特劳斯为著名的《耶稣传》作者，后来又写《新旧的信仰》而给当时社会以广泛的影响。尼采批评他，并非出自个人的情感，而是有鉴于他在教育上造成平庸化及扼杀蓬勃意志的思想。
第二篇《历史对人生的利弊》（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关于历史价值的思考。
尼采对于历史的研究也许受了布克哈特（Burckhardt，Jacob）的影响，他所想的和达尔文的乐观思想与“进步”的乐观信念大为不同。尼采重视恐怖性对于历史的挑战，它可使弱者否定人生，使强者创造美的事物，强者在历经艰辛后所激起的创造美，这历史是有价值的。尼采认为历史的研究应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品，不是毁灭人心，便是坚强人心。
第三篇《教育家叔本华》（Schopenhauer as Educator）——认为叔本华的理想是未来人类的典范。教育应该注重于个人的价值与个性的启发，然而现代御用的大学教授只知致力于低下的人生价值之灌输。世俗的教育家只知高叫群众价值之提高，殊不知个人价值若低落，则群众价值便无由增高。
第四篇《华格纳在拜路伊特》（Richard Wagner in Bayreuth）——叔本华的“天才”理想为华格纳所实现。华格纳在拜路伊特定期音乐会中表现了真正艺术创造者的惊人成就，他融合了一切艺术而成为美感的综合体。
这些书使尼采的敌人渐渐多起来，最糟糕的是不久便和华格纳决裂了。然而这在他的思想上却是一个转捩点。此后尼采渐渐地走向他自己，创造他自己的哲学。六、生命意志的点燃
在尼采的思想创作日趋丰富的同时，他的身体健康却日趋崩溃——剧烈的头痛、胃病、眼疾侵袭着他。
他的病，也许和他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短期的军中生活有关。早在1867年，他加入军事训练，不慎坠马受伤。三年之后，又以瑞士公民的身份参加救护工作，在救护车上守了三天三夜，服侍六个重伤患者，他们得着赤痢白喉，尼采也受了传染而送往医治。后来他给他朋友戈斯多夫（Gersdorff）的信上说：“我所经验的空气，像一片阴郁的雾迷濛于我的周身：我这次所听到的悲叹哀哭之声，像是永无终止。”从此他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强烈的神经痛、失眠症以及消化不良种种病苦缠绕着他。他躲到乡间休养了两个月，总算恢复了健康。但是到了1879年，因用功过度而旧病复发，甚至几临于死亡的边缘。当时的情形在他自传中有动人的描述：
我存在的喜悦，其特征是充满着命运：以一个谜样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假如像我父亲一样，那么我已经死了，像我母亲的话，我还活着而渐趋老迈。这两种生命的起源像生命的梯子上最高和最低的一级，一方面衰退，一方面才开始，假如有意义的话，这解释了一个中和性，即是对于生命一般问题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局部，以此把我显示了出来。我对于上升和下降的第一个征象要比任何人更为敏感。在这领域内，我是一个主人——我知道两方面，因为我属于两方面。我父亲在36岁时逝世，他是个优雅、可爱而多病的人，好像他的命运只是短短的一生——只提醒人有个生命——他的生命衰退的同年，我也开始衰退：在我36岁时，我的生命力到达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我不能看见三步以外的东西。在那时候——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教授之职。活像个影子，在圣马利兹（St. Moritz）过了一个夏天，到南堡又度过了一个冬天，这是我生命中最没有阳光的时候。我正趋于最低潮。《影子中的漫游者》就是这时期的产品。无疑的，我对影子已非常熟悉了。
冬天，在热那亚第一个冬天，我血肉极端贫亏的时候，却带着愉快而精神焕发的心情，完成《曙光》。这本书反映出极度的光明与愉快，同时也显现了理智上的丰富。在我这方面，不仅和我最衰弱的身体很相应，同时也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一连72小时的头痛和强烈的晕眩使我感到痛苦异常，但我仍专心着理论的清晰，血液完全冷了，而我仍思索着许多的问题。……
我的血液循环是缓慢的。没有人能在我的血液中查出热度。有一次一位医生替我看病，最后喊出来：“不！你的神经没有一点毛病，我才是神经病呢！”他们不能在我身体中发现出究竟是哪一个局部的衰退，或任何有机的胃病也查不出来。
甚至于我的眼睛也很糟，几乎接近盲目的危险，这只是果而不是一个因；因为，我身体健康进步时，随着我的视力也好转。对我说来长年累月是可以恢复的，但说来也会再发，而且还在衰退的周期中呢！我知道内内外外的衰退情形。
若承认我是衰退者，事实我正是相反，其中有一证明：我常本能地选择一个正当的治疗法，而不选择有害的。至于衰退的人，却往往选择其有害的治疗法。大体上我当时是健康的，但在某些项目上则是衰退的。精力迫使我走向孤独，同时，迫使我离开我平常的生活方式；自我训练使我不松懈，不要人服侍，也不要医生看我——这些都显示着我最需要的本能都很好。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恢复健康，做这些事，第一个成功的条件是（生理学家都会同意的）根本上为健康的人。一个真正多病性质的人，不能变成健康，他自己的努力也很少。另方面，对于一个本能上健康的人，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丰富的刺激。于是我便以这种态度来看我长时期的病痛：这似乎使我发现重新的生命，我的自我也包括在内（自我也新起来了）。我尝试所有好的甚至于琐碎的东西，而其他人则不能做到——我以我的健康意志与生命意志创造哲学……我希望别人如此来了解我；在我生命力最低潮的年月里，我仍不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自我恢复的本能不使我有穷困与绝望的哲学。
36岁以后，尼采的肉体生命开始往下崩塌，但是他的思想生命却正相反地开始向上创建。这真是件奇妙的事，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丰富的刺激。”他在本能上是个极坚强的人，即使在最严重的病况下，他仍然以生命的意志克服它。“血液完全冷了，而我仍然思索着许多的问题。”病痛与孤独凶猛地侵袭着他，但他却能以卓绝的精神撑持着自己，奋力发挥高度的创造欲，直至几乎失明还在振笔疾书。很少人能为自己的才分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啊！七、飘泊中奋力著述
病痛迫使尼采辞去巴塞尔大学教授之职，结束了他十年（1869—1879）的粉笔生涯。从此尼采过着一种吉卜赛人式的飘泊生活，流浪于南欧一带。那些地方，到处都留着古迹，古希腊的寺庙，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栩栩如生的塑像，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的事迹，这一切都回响于尼采的哲学之中。
尼采漫游各地，他的大部分思想都是在野外散步时沉思所得的，也许是由于缺乏健康的缘故，他喜欢用格言来表达他的思想。《人性的，太人性的》和《曙光》这两部书便是格言的汇集。
1878年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一个“转机的纪念碑”。在文体上，尼采放弃了以前严整的论文而采用散文体裁；在思想上，他抛弃了华格纳与叔本华而开始创立“超人”之说。《愉快的智慧》（The Joyful Wisdom，英译名或作The Gay Science）完成于1882年，是尼采病后新愈时的作品，所以笔下流露出一股生命喜悦之情，这书可作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引子。
1882年，尼采到西西里作春季旅行，在那里，他接受了玛尔维达女士的邀请赴罗马。她羡慕尼采的个性和天才，希望他能找到一位妻子，尼采回信给她：“我老实告诉你，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女人。”她选择了年轻美貌的莎乐美（Lou Salome），尼采很快就堕入情网。但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闹翻了。莎乐美还写信痛骂尼采，他没回话，只在给保罗·雷（Paul Ree）博士信上说：“她如此不害臊，居然想把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作为玩弄的对象。”
如今，贫病失恋的尼采比以前更寂寞了，他再度开始飘泊。但是现在他把他的爱，高度集中于他的精神产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飘泊的旅途中，他每天清晨或黄昏沿着海岸或山间作漫长而孤独的散步，在步行中深思冥索，他的创造欲恰像幽谷中涧水，喷涌而出，他用心捕捉着每一瞬间的灵感，取出随身携带着的笔记本记录下来。就在1883—1884年之间，写下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关于这书，在后面我们要单独列出来谈它，因为它是尼采最具创造力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上罕有的好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书是给人类的空前伟大的赠礼和最深邃的著作。
1886年尼采继续写《善与恶之外》（Beyond Good and Evil），在这里，他驳斥近代文明的堕落并认基督教理想实为奴性种族的产物。最后论及自主道德和奴隶道德的分别——尼采在此提出了一套特异的道德观点。这书一出，立刻受到一位瑞士学者的攻击，尼采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写好了三篇论文为答辩。这些论文后来集成《道德的谱系》（The Genealogy of Morals）出版。
1887年他在尼斯因误解而失去了所有的好朋友，但在这里最后得到了两位特殊的读者：著名的丹麦人布兰德（Brandes）和法国史学家泰因（Taine）。泰因极力鼓励他称赞他，布兰德则写信告诉他将要讲授“尼采哲学”，这在他的晚年，映射着几线夕阳的回光。
这时尼采的健康已直线下降，他自知死期不远，乃奋力著述。1888年，他连续完成《尼采与华格纳之争》、《偶像的黄昏》、《反基督》，他还计划写作《冲创意志》（Will to Power）和《一切价值的转换》。对于《一切价值的转换》这本巨著，尼采准备写成四部：（1）反基督——对于基督教的批评。（2）自由精神——对于虚无主义的批评。（3）反道德者——对于世俗道德的批评。（4）狄奥尼索斯——阐述永恒重现的观念。第一部《反基督》（The Antichrist）几个星期就写好了，其他三个部分还没有动笔，尼采又着手写《尼采对华格纳》和《看这个人》（Ecce Homo）——世界上最奇特的自传。
一口气写下这么多东西，尼采终因精力透支过度而倒塌下来。
1889年1月，尼采在都灵街上倒了下来，就在这瞬间，刚好一辆马车擦身而过，他双手抱着马的颈子。之后他被带回家去，当他意识恢复过来时，他还把当时的情形写信告诉他的朋友。
老友欧佛贝克（Overbeck）赶来看他，决定把尼采带回巴塞尔，在车上，尼采还哼着小调呢！
到了巴塞尔，尼采被送进病院。
在他病时，大部分的时间是温和而愉快的，清醒时也可和人交谈。有位医生认为他可以治好尼采，如果能授予他对这位病人施以无限威权的话。但这项建议为尼采的母亲婉谢了。不久尼采被他母亲带回家去。
伊莉莎白从巴拉圭赶回来。这时尼采之名已迅速传遍世界，伊莉莎白获得了她哥哥所有著作的出版权，包括他给朋友的信件。母亲去世后，她把尼采带回魏玛。三年后，1900年8月25日，他死于这歌德殒世的城市。在他出殡时，挽联上写着：
你的名字在后人心中是神圣的。
尼采在自传中却这样写着：
我很怕将来有一天会有人称我为神圣的：你可猜得到为何我要在死前拿出这本书，就是为了要防止别人对我的恶作剧；我不希望成为神圣的人，甚至于宁可做个怪物——也许我就是一个怪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我梦中，在我昨晚的梦中，我立于天之涯，地之角，手持天平秤量这世界。
我的梦，一个勇猛的水手，半为轻舟，半为狂风，蝴蝶似的沉默，鹰隼似的急疾，今天有这耐性与余暇来衡量这世界。
我的梦，多么准确地衡量这世界——
仿佛一只熟的苹果自呈于我手中；一只熟透的苹果，世界这样落到我的手中。一、独一无二的杰作
哲学家的著作中，多半是深奥而使人莫测，晦涩而令人乏味，正当我们有这种困惑的时候，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明亮的感觉。他那高洁的心灵所奏出的诗的音乐，回荡着人间世上最幽深的和谐。在这里，那华美的警句与有趣的譬喻中所流露出来的深沉思想，以及那灿烂的辩才与无穷变化的文体中所表现出的活力，使你读后有一种兴奋喘息之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是一部象征性的哲学诗，它是尼采创作力的巅峰表现。这里面，没有愚昧的祝词，没有呆板的论说，也没有使人窒息的教条，你接近它，便会觉得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提升力量贯注到你的血脉中。世界上少有的一部哲学著作是这样地动人心弦，热情的诗句汇成一道音乐的洪流拥使你往前奔驰。可惜尼采没有亲眼见到人们对他的称誉。关于这本书，在他生前我们只能听到他自己的赞语：
在我的著作中，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我以这著作给人类以空前伟大的赠礼。这本书，声音响彻千古，它不仅是世界上最高迈的书，山顶雄风最真实的书——整个现象以及人类都远在它的下面——而且也是最深邃的书，从最丰富的真理中产生；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这部著作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诗人们诚是不足挂齿，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从如此充沛的力量中产生出来，对于“狄奥尼索斯”的概念在这里成为一种最高的行为，和他比起来，所有其他人类的行为都成为可怜而受限制的。即连歌德或莎士比亚，也不能在这种热情与提升的强烈空气中作一瞬间的呼吸；和查拉图斯特拉比较，但丁只不过是一个信仰者，而不是一个最先创造真理的人；伏陀诗人都是祭祀师，就是替查拉图斯特拉解草鞋也不配——这些全是无关紧要的。
把所有伟大灵魂的精华联合起来，也创造不出一段查拉图斯特拉的谈话来。他的上升和下降的阶梯是无限的长……在他面前，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高度或深度；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理。在查拉图斯特拉面前，没有智慧，没有心灵的省察，也没有语言的艺术，文句热情洋溢，辩才化为音乐。……看！查拉图斯特拉怎样下山去！他如何向大家说话！看！他对他的敌对者——教士们是如何地亲切！在这儿，每一瞬间，人都是被超越的，“超人”的观念成为最大的真实——任何曾经被人认为伟大的东西，都远在他的下面，不可测量的距离。
斯宾诺莎曾说过：“我不知道我的哲学是不是最好的，但我知道那是真实的。”如果问尼采，他一定会说：“我知道我的哲学是最真实的，而且也是最好的。”了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便会觉得尼采实在狂得可爱，他的自夸，并不过分。二、生命价值的高扬
尼采借一个理想中的人——查拉图斯特拉——来宣说他自己的思想，所以查拉图斯特拉实即是尼采的化身，他自身的代言人。这部书全是用散文诗写成的，语言运用之妙，确是达到了巅峰的境界。现在暂且停止赞美吧！让我们看看查拉图斯特拉究竟说了些什么话：
书的前言，是一篇结构极为完美的寓言：30岁的查拉图斯特拉刚一出现，便离开家乡，隐逸山林。山林的生活过了十年之久，有一天大清早起来，忽然心血来潮，对太阳如是说：“伟大的星球，如果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的快乐何在呢？”
查拉图斯特拉以太阳自喻，他的理想是需要贯注于世的，所以他说了这一些话，便径自下山了。在山底下他遇见了一位虔诚的圣者，交谈一番之后，查拉图斯特拉遂宣布上帝的死亡，并向世人宣称超人的诞生，然而世人却“没有听查拉图斯特拉的耳朵”，他们宁愿要“最后的人（The last man）”。这时，聚集在市场上的人群却不理会查拉图斯特拉，而围观马戏团的走索者表演——尼采在这里以喧嚣的市场譬喻着嘈杂的人生，以走绳象征着人生的过程——走索人一时失神摔了下来，市场上的人群便如暴风雨中的海水，四处闪避，只有查拉图斯特拉站在那人旁边。
垂死者迟疑地望着他。终于说：“……我岂不像个动物一般——受鞭笞与薄酬而被教以舞蹈。”“不。”查拉图斯特拉说，“以危险为职业，这并没有什么可蔑视的。现在你因职业而丧生，因此我将亲手来埋葬你。”
于是查拉图斯特拉背负着死者离开这城市，夜宿于深林中。翌日清晨，他忽然醒悟过来，便暗自说：“一线光启示了我：我需要伴侣——是活的，不是死人和僵尸。僵尸可由我随意搬运。我需要的同伴，他随同我，因为他们跟随自己。”由是，查拉图斯特拉开始寻找他的“共同的创造者”。
前言之后，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均由短篇的警句组成。第一部分的第一篇“精神三变”是表明尼采哲学的一个价值架构。以下接着便断断续续地批评世俗的道德，宗教，政治等等问题。每一篇首尾并不一贯，甚至于每一段话也并不一定紧连着，乍看起来，似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恰像“醉汉呓语”。但事实上如从整个思想的系统看来，仍不难找出其中的线索。尼采曾自豪他的格言像一座座的高峰，因此思想脉络的整理，解释者便要特别费心了。在这里，我们无妨试试从散列的书中把查拉图斯特拉的说话较有系统地征引几则，以窥其全貌。
看，查拉图斯特拉出现了！他发出雄狮般的吼声：
我教他们推倒那古老的讲坛以及老朽的座位；我教他们嘲笑他们的道德大师、圣人、诗人以及救世者。
我教他们嘲笑那阴郁的智者，和呆坐在“生命之树”的吓鸟者。
我自己坐在他们的墓上，站在尸骸与兀鹰之旁——我笑他们一切已成的过去，及其腐朽颓废的光荣。
兄弟们啊！难道我很残忍吗？但我说：凡是堕落的，都应该推倒！
今日的一切——堕落了，颓败了，有谁愿意保护它！但我——我还要推倒它。“今日的一切都堕落了”，“凡是堕落的，都应该推倒！”那么他推倒些什么呢？
首先，他便把自古以来被人视为最完美且最神圣的上帝从天国的宝座上推下来：
如果有神，我怎能甘于不是神呢？因此没有神。
上帝是一种预测，但我希望你的预测不超出你创造的意志。
如果说神创造一切，那么人类岂不都变成了只靠施舍的懒虫！就像那些教士，成天无所事事地跪拜祈祷。
最近我还看到他们在早上迈着勇猛的脚步跑出，但他们的知识之脚步疲倦了，于是都诅咒晨间的勇猛。
诚然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像舞蹈者那样举起脚步，我的智慧的笑便向他们霎眼：——于是他们自己沉思着。刚刚我又看到他们卑伏的爬向十字架。
我们既然是个人，便要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何必学着四肢落地的动物般地卑伏着呢？站起来！“离开奴隶的幸福！”查拉图斯特拉像雷鸣似地呵喝着，这呵喝，把沉睡中的阿芙蓉式的道德惊醒了。看！查拉图斯特拉又向世俗的道德挑战了。世俗的道德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道德，它造就人们的“谦卑”与“驯服”的劣性。
道德在于他们便是使人谦卑与驯服，以此，他们使狼化为犬，人便成为最好的家禽了。
固有道德都是训示人们要“谦卑”，要“驯服”，如此，把人人都变成了容易指使的“家禽”了。查拉图斯特拉却鄙视这种奴性的“弱者道德”，同时他也嘲笑同情与怜悯：
同情造成了一切自由心灵的沉闷空气。
拯救不幸的难人，不是你的同情，而是你的勇往。
在山间多阳光的地方，我嘲笑一切怜悯，而且歌唱着。
基督教造成了弱者的道德，不仅包含了谦卑、驯服与怜悯的劣性，也形成了复仇、嫉妒的恶习。在“道德者”一篇中，尼采对道学者施以猛烈的攻击：
人们应该用雷声向怠惰与沉睡的意识说话。
但美的音响是轻柔的：它只向最清醒的心灵诉语。
今天我轻轻地抖抖我的盔甲，而且笑笑；这是美的震颤；与美的神圣的笑。
你们这些道学者！我的美今天笑你们。美的声音向我如是说：“他们还需要报酬呢！”
你们还要报酬！你们这些道学者！为道德而求酬报，为大地而求天国，为你们的今天而求永久的酬报？
呀！那是我的悲哀：他们在事物的根基上暗暗灌输了赏和罚——如今甚至于灌输到你们的心灵内，你们这些道学者！
但是我的话如同野猪的嘴，掀开你们心灵的根基：你们将称我为犁头。
你们内心的一切隐秘将带到光亮处；当你暴露在阳光下，掀开来，撕破来，那么真理也将和你们的谎言分家。
这就是你们的真理：这些字对你们是太纯洁了：复仇、惩罚、报偿、酬劳。
……
对于某些人，道德是鞭笞下的痉挛，你们也听到太多的这种哀号。
有些人以他们的罪恶渐渐衰退而宣称为美德；当他们的憎恨与嫉妒松弛了手足，他们的正义活动起来，揉揉睡眼。
另有些人被拖下去：他们的邪恶拖着他们。但他们愈往下沉，他们的眼睛便愈殷切地期求他们的上帝。
还有些人沉重且辗轧而来，如同满载石子的卡车下山坡，他们谈论着许多道德和神圣——他们称他们的制动机为美德。
有种人像时钟：他们滴答滴答作响，要人们称这“滴答”的摆声为道德。
有种人骄傲于他们少许的正义，为这少许的正义而施暴于万物：因而世界陷溺于他们的无道之中。
他们只是想借他们的道德挖刮其仇敌之眼，他们高举自己，仅仅是为了压低别人。
还有一种人，他们坐在自己的泥沼里，从芦苇中传出话：“道德——道德仍坐在泥沼中。”
另有些人好作姿态，便以为道德是某种姿态。他们的膝常膜拜，他们的手常是道德的赞颂，他们的心中却什么也不知道。
还有些人，认为这样说便是道德：“道德是必需的”，但最后他们只相信警察才是必需的。
我从你们之中揭开了百种论调，取走了你最心爱的道德玩具，如今你们气恼我，如儿童之气恼。他们在海滨游玩，一个浪卷来，将他们的玩具卷到深处：他们便哭泣，但相同的浪将带来新的玩具，而留下新的彩色的贝壳给他们。
查拉图斯特拉的思想，如一阵狂浪，卷走了这些卑驯的陈腐道德，但是相同的一个浪潮，却留下了“新的彩色的贝壳”——新的“坚强者的道德”，这道德便是一种反基督教传统的道德。
我攀登，我攀登，我梦幻，我思想；然而一切压迫着我。
但我内心却有着某种东西，我称它勇猛：它为我粉碎任何颓丧。
勇猛是最好的击杀者——勇猛攻击着：在每一个攻击中都传奏凯旋的乐声。
人却是最勇猛的动物：因此他超过了任何禽兽，人以凯旋的奏乐克服了任何痛苦；人类的痛苦却是最深沉的痛苦。
勇猛同时也击破了面临悬崖边缘的晕眩：人生何处不置身于悬崖的边缘呢！
勇猛是最好的击杀者：也击破了怜悯。
勇猛是最好的击杀者：勇猛攻击着，甚至于将“死亡”本身也击杀了，因为它说：“这就是生命吗？好，再来一次！”
在这些语言中，便有凯旋的奏乐，有耳朵的人，请听着吧！
人应该是个“勇猛的动物”，具有“道德勇气”的动物。然而“现代人”却在受了虚妄的宗教文化与奴性的道德观念淤染之后，而渐成为柔弱的种性：
凡是柔弱的种性，凡是生于奴隶的种性，如今都成为一切人类命运的主人了！
这些“人类命运的主人”，却都是“市场上的苍蝇”，在神圣的表皮下藏着可鄙的内容：
市场上满是吱吱喳喳的小丑——群众称颂他们为伟大的人！这些人便成为时代的主人。
时代压迫着他们，于是他便转而压迫着你。
他们希望你唯唯诺诺，哎呀！你将在顺与逆之间放置你的座椅？
这些时代的主人，只知从事于“蝼蚁的纷争”，只知享受着“可怜的安逸”，这些人在尼采敏锐的眼光透视下，都是畸形的人物，他用一则故事来喻说：
有一天，查拉图斯特拉走过大桥，一群跛子和乞丐围着他，一个驼子向他这样说：“……你可以使盲者复明，跛子奔跑；这是使跛子相信查拉图斯特拉最好的办法！”
查拉图斯特拉回说：“当一个人取去驼子的驼背，那么也取了他的灵魂——人们这么说的。当一个人使盲者复明，那么他会看到地球上太多的坏事情；如果使跛子跑步，那对他是最大的损害；因为他的罪恶会和他一起奔跑。——关于跛子，人们这么说的。……”
然而，这是我从群众中所看到的最小的事情：这人缺只眼，那人少只耳，另一人又断条腿。
我看见过更糟的事，许多人一无所有——这些人，不外是一只大眼睛，或一张大嘴巴，或一个大肚子，我称这些人为颠倒的残废者。
人们告诉我，这大耳朵不仅是个人，而且还是个伟大的人！是个天才呢！
尼采常用寓言的体裁作为象征性的譬喻。上文中，“一张大嘴”之类的描画，便是一个很妙的象征性的讥讽。
尼采之所以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评讥“现代人”以及那些泡沫般的“时代主人”，乃因深感于他们受一种堕落的文化价值所熏染，而这些堕落的文化价值，尤以世俗道德与迷妄的宗教为主，在此又形成他的反基督教与世俗道德的观点。
有谁必须在善与恶中成为创造者，诚然，他必先成为毁灭者，破坏价值。
由是，至恶亦属于至善，但这是创造的善。
让一切东西破碎吧，还有许多屋子得盖起来。
尼采以锋利的文笔向那些颓废的文化价值挑战，而后在废墟中重新竖立起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以坚强者的道德代替懦弱者的道德，以创造的超人代替空幻的上帝。
查拉图斯特拉之要务，在于阐扬生命的意义而重建其尊严，恢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