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亚娜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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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试读：
前言
时代的发展要求将首都北京建设成国际一流水平的世界城市。同时，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善、饮水卫生设施的普及、营养水平的提高等，人们祈盼长寿的愿望逐渐成为现实。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社会经历了相对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也经历了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快速下降、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人口转型”过程。到了20世纪末，人口老龄化已经不再是工业化社会独有的现象，许多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人口转型的[1]经历。
人口老龄化的客观存在，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出了诸多课题，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基于构建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宜居城市的理念，首都北京应突破传统城市发展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创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审慎改革，创新和完善公共政策体系，提升城市功能，大力发展老年社会公共服务，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层面开展积极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具体工作，实现世界城市环境、经济、社会与人口的统一协调发展。
本书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入手，客观分析人口老龄化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北京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解释北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城市发展规律。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演绎法和类比法。演绎法，即从一般推理到特殊。以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前提，以人口老龄化为线索，对北京市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相关理论进行检验和解释，推演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逻辑，并提出留待实践检验的参考建议。类比法，是对北京市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与其他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类比，丰富该领域研究的框架。同时辅以动态与静态研究、宏观与微观研究、定性与定量研究。
面对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如何满足老龄群体的生活和心理要求，提高老龄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成为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课题。本书以人口老龄化问题为线索，立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框架，对北京如何构建较为全面的老年人的保障与社会服务体系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研究制定适当的人口政策，加强人口管理；积极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老年产业化建设，并加强国际合作；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城市及社区建设；改进城市老年人居住环境；完善老年人社区服务；鼓励、扶持、推进NGO组织进入老年服务；加强老年人法律援助与权益保障；发展老年社会工作体系；率先推进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障及服务体系等问题。本书观点：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大力发展老年人乐居、乐养、乐活的社会服务体系，以满足老龄群体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此书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北京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结项成果（项目号：11JGC130）。[1]詹姆斯H舒尔茨．老龄化经济学（7版）．裴晓梅，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2．
上篇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口老龄化与北京世界城市
第一章 世界城市的内涵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提出
一、世界城市的内涵界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范围内再城市化过程的掀起，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城市间，尤其是国际化大都市间，即“世界城市”间的竞争。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全球化格局中的现代“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称全球城市（Global City），其中顶级的“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区域经济格局重构的浪潮中，构筑“世界城市”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因此目前有关对“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区（带）的研究已越来越成为国际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学界的热点。
关于世界城市或者国际城市，在国内外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一概[1]念和衡量标准。其概念一直以来都是随着不同时代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目前我们所使用的“世界城市”的概念是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man）于1986年提出的。早在1889年，德国学者哥瑟（Goethe）就曾使用了“Weltstadt”（德语“世界城市”之义）一词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以期从文化的优势上凸显世界城市。1915年，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从经济和商业等方面将“世界城市”描述为在世界商务中具有异乎寻常优势的那些城
[2]市。我国学者认为，构建世界城市的要素是多方面的，应该包括跨国企业总部基地、国际金融中心、全球产业中心、全球性信息中枢和交通运输枢纽等。“世界城市”概念，在时空向度上，有不同的内涵，如弗里德曼采用“核心-边缘”法，给出了7项衡量世界城市的指标；科恩提出“跨国指数”和“跨国金融指数”的方法，认为当这两个指标均为前列的时候，该城市才能被认为是全球城市。萨缪尔森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把全球城市看成是各类国际市场的复合体，所以全球城市也是国际性不动产市场最重要的所在地。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创造了一种用数量方式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方法。卡勒鲍特从经济的专门化功能角度将国际性城市分为生产城市、通路城市和交易事务城市。卡塞尔斯强调国际城市与全球各地的流量，如信息、货币、人口、物流等流动等。
综合各方面研究，一般认为，世界城市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职能效应两大方面。其中，城市规模和现代化水平是基础，国际化职能效应主要体现在其世界性的经济职能作用和竞争力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综合竞争力上。从量化的标准看，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控制力和影响力、国际交往水平这四个方面。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三个。纽约、伦敦和东京。它们在世界金融体系及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近年来，一些观点提出，世界城市还包括亚洲的大城市，如香港、北京、新加坡和上海。一般认为世界城市具有以下特点，即世界城市的13项指标：国际性、为人熟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且具影响力；相当多的人口；重要的国际机场；先进的交通系统；亚洲城市要吸引外来投资，并设有相关的移民社区；国际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公司总部和股票交易所，并对世界经济起关键作用；先进的通信设备，如光纤、无线网络、流动电话服务，以及其他高速电信线路，有助于跨国合作；蜚声国际的文化机构；浓厚的文化气息；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媒体；强大的体育社群以及举办国际体育盛事的能力和经验；在近海城市中，拥有大型且繁忙的港口。
总之，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指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最高影响力的城市，不仅规模较大且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职能效应都达到“极强”或“较强”程度，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国际性城市。世界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由于各个世界城市自身制度、文化结构的差异，以及全球化经济格局中职能分工的差异，世界城市在类型上也表现出多样性或差异性。
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主要发展目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竞争的日益加剧，城市已经成为了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和主要动力，建设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然战略选择。
对照国际研究机构认同度较高的世界城市13项标准，我国学者认为，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北京能够满足其中多数的标准，有些方面的表现甚至是在标准之上，可以说北京已经有了冲击顶[3]级世界城市的实力。北通过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及随之全面展开并扎实推进的“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标志着北京已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以其出色的应对表现成为稳定世界经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力量。这有力地提升了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层级，从而为北京向世界城市目标迈进提供了机遇。
北京将成为世界城市确定为努力目标，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和酝酿，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制定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明确城市发展的目标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规划委认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北京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为，第一步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三步到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2021—2025年左右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国务院2005年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第二章第九条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有清晰的表述：按照中央对北京做好“四个服务”的工作要求，强化首都职能；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首都在国家经济管理、科技创新、信息、交通、旅游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发展首都经济，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弘扬历史文化，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名城，提高国际影响力；创造充分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建设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宜居城市。创[4]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首善之区。按照“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城市定位，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推进国际大都市建设，进一步提高首都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第一，抓好重点功能区建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抓好重大功能区的建设，打造一批带动首都经济向更高端发展的强力引擎，发挥金融街、CBD、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快临空经济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建设，同时协调推进通州（运河）北京新商务区、丽泽商务区、首钢文化创意产业区、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南苑商贸商务中心区、未来科技城等新的高端产业功能区规划建设。
第二，按照国务院批复要求，做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规划工作，实现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优化、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拓展、全市其他多园区整合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大力推进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使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带动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创新竞争力。
第三，加强为首都国际交往服务的规划工作，提升规划设计水平。按照大力提高首都国际化水平的要求，针对世界500强总部和研发中心、国际组织总部、重大国际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各种国际会议等的不同需求，规划适合的空间资源，配置好基础设施和提供多样化的服务设施，为各类国际组织落户北京，吸引高端国际人才聚集创业，提升首都经济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做好规划服务工作。
第四，宜居城市是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条件。北京市将尽快完善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医疗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教育专项规划、殡葬设施专项规划、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地震避难场所规划等一系列关乎老百姓切身生活的规划，并形成民生设施规划体系，为北京宜居城市建设打好规划基础。
第五，以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为契机，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提升，从规划源头推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包括低碳交通发展规划、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规划、低碳社区建设、建筑节能、城市新能源、清洁能源规划和现有能源清洁化、低碳城市空间及结构规划研究、水资源综合利用及规划研究、低碳住宅小区规划示范研究等。此外还要加强城乡结合部、新城和小城镇规划，加快新城建设，重点推进通州运河核心区、北京新商务中心区启动建设，统筹平原地区和山区发展，加速北京的城镇化进程，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城市总体规划关于北京分阶段发展目标的定位，是在国内外各方面专家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将“国际城市”作为近期和规划期的目标定位，将“世界城市”作为远景目标定位。金元浦等人认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顺应历史潮流、回答现实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承担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层面的重大责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全球竞争的严峻形势，开创北京发展的新阶段，带[5]动区域经济全面快速发展，迈上历史新高度的必由之路。
三、北京精神是北京走向世界城市的力量源泉
有学者指出，建设世界城市，北京作为首都的硬实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怎样才能提升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软实力？要考虑这个城市对于国家、对人类世界所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彭真怀）。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一个城市向高端发展的必要手段，是走向世界城市的标志。从城市文化建设与北京的文化资源的角度切入，学者认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确立“创意之都”、“文化之都”的目标（林坚）。城市文化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精神核心、创造力、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它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是反映一个城市历史传统和精神世界的窗口。北京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处，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特色。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建设自己的特色文化和特色精神，要发挥北京特色文化的优势，提高北京在全球文化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付宝华）。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历史，早期由物质文明带动精神文明，中期表现为二者的并行并重，成熟期则是精神文明引领物质文明发展。专家们认为，目前北京正跨越第二阶段。建设世界城市，对北京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城市精神是城市的核心和灵魂，是一个城市独具特质的精神品格，是展示城市形象、引领城市发展的一面旗帜。用精神文明的力量引导物质文明的创造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必由之路。在这条必由之路上，“北京精神”正成为强大的聚合力量。
站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起点上，北京树立了引领城市发展的旗帜。历时18个月的酝酿，290余万市民踊跃参与、投票。“爱国、创新、包容、厚德”4个词组成的“北京精神”表述语于2011年11月2日正式向社会发布。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大力推进世界城市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城市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成为了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环节。
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主要内容的“北京精神”是一个有机整体。
一是“爱国”——“北京精神”的核心。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民族凝聚力的最重要特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北京作为首都更加需要发扬爱国精神，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共产党、爱社会主义；更要把这种爱国精神转化为建设首都、推动发展的满腔热情。
二是“创新”——“北京精神”的精髓。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北京发展的未来更加需要持续的创新精神。
三是“包容”——“北京精神”的特征。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中，首都北京以自己宽广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吸引、融合着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海纳百川、雍容大度、博采众长的精神境界，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使北京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形成了北京发展的特殊优势和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进程中，北京更需要这种开放的姿态和博大的胸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谐发展。
四是“厚德”——“北京精神”的品质。历史不仅赋予了北京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也培育了北京市民文明有礼的优秀品德。尚礼、厚道、宽容、助人是北京文化的历史传承。在迈向世界城市的进程中，北京市民大力弘扬诚信、友爱、互助、奉献的道德风尚，以首善之区[6]的文明素质和精神风貌走向世界。
从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再到建设世界城市，北京精神表明北京不断升华着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北京精神正转化为建设世界城市的强大动能，北京精神体[7]现了世界城市的气度与胸怀，揭示了能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第二章 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城市的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发展1980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委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及“持续性”的概念。该文件从植物资源保护的角度提出了要实行可持续发展，即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并认为可持续发展要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护其满足后代人需求与欲望的潜力。从此，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日渐增多，人们开始大量使用诸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增长、可持续利用等术语，但当时它们的含义不很明确，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这些名词和术语。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划时代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自此可持续发展才有了为人们广泛接受和引用的定义。它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WCED，1987，Our Common Future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43.）同时，《我们共同的未来》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目标和策略，从而奠定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及战略的基础。这是人类社会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从一般地考虑环境保护到强调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结合起来的认识的重要飞跃。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必须从可持续原则出发，注重维持全面的生活质量，保持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避免人类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
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紧急部队（UNEP）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发表了题为《保护地球》的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在不超出支持它的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改善生活质量，并区分了“可持续利用”、“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的含义：可持续利用只用于可再生资源，可持续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产物，可持续社会则要遵循报告所提出的可持续原则、创新原则与合作原则等。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围绕的是环境与发展及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即由单纯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转移到环境与发展的大课题。会议最后达成共识：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保护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自己的家园——地球，要彻底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努力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和新战略。在此基础上，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制定了《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8]概念和理论推向行动。
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正式登上了西方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舞台。随着各类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各国、各地区已达成共识，制订计划和采取对策，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如欧美极力推行清洁生产，中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等。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指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
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E．戴利在他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强调，增长是一种物理上的数量性扩展，发展则是一种质量上和功能上的改善，而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当前以增长为中心原则的数量性发展观进行清理，建立以福利为中心原则的质量性发展观。他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9]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必须保持在生态系统容许的限度之内，在考虑到其他非人类生命物种对资源与环境需求的条件下，绝对不能超出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现可持续发展。（二）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提到“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被广泛引用的定义，简称为“布伦特兰定义”。
第一，生态属性上的可持续发展，即实现所谓的生态持续性，说明要保持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间的生态平衡，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生态环境不断增长的需求，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得以持续。“持续性”一词首先是生态学家提出来的，即所谓“生态持续性”（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意在说明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间的平衡。1991年11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的成果发展并深化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自然属性，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其含义为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
第二，社会属性上的可持续发展，即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出版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Caring For the Earth：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简称《生存战略》）。《生存战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且提出可持续生存的九条基本原则。在这九条基本原则中，既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多样性，同时又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着重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即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该书认为，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各自的发展目标。但是，只有在“发展”的内涵中包括有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需资源的途径，并创造一个保证人们平等、自由和拥有人权的环境，使我们的生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改善，才是真正的发展。
第三，经济属性上的可持续发展，即不仅要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布伦特兰夫人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今天的资源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经济属性的定义突出强调四个方面：“一是突出发展的主题，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根本的区别，发展是集社会、科技、文化、环境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二是突出发展的可持续性，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突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平性，当代人在发展与消费时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四是突出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人类必须建立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和保护自然，与之和谐相处。”
第四，科技属性上的可持续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除了政府和管理国家之外，科技进步也起着重大的作用。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便无从谈起。因此，有的学者从技术选择的角度扩展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闭式’的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还有的学者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他们认为，污染并不是工业活动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技术差和效益低的表现。
综合上述各个角度，可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表述为：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10]德观和文明观。（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一，共同发展原则。系统最根本的特征是整体性，每一个子系统都和其他子系统相互联系并发生作用，只要有一个系统发生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其他系统的紊乱，甚至会诱发系统的整体突变，这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整体发展和协调发展，即共同发展。
第二，协调发展原则。协调发展既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的整体协调，也包括世界、国家和地区三个空间层面的协调，还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及内部各个阶层的协调。持续发展源于协调发展。
第三，公平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公平发展包含两个纬度：第一是时间纬度上的公平，即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第二是空间纬度上的公平，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
第四，高效发展原则。公平和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轮子。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不同于经济学的效率，可持续发展的效率既包括经济意义上的效率，也包含着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损益的成分。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效发展是指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口等协调下的高效率发展。
第五，多维发展原则。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但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而且不同国家或地区又有着异质性的文化、体制、地理环境、国际环境等发展背景。此外，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全球性的概念，要考虑到不同地域实体的可接受性，其本身包含了多样性、多模式的多维度选择的内涵。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这个全球性目标的约束和指导下，各国与各地区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应该从国情或地区出发，走符合本国或本地区实际的多样性、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六，持续性原则。持续性原则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还要顾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离开了资源和环境，就无从谈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换言之，人类需要根据持续性原则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确定自己的消耗标准，而不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发展一[11]旦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发展本身也就衰退了。
二、可持续发展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出的要求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涉及多学科和众多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艰深复杂。由于城市化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以人口集中、财富聚集、运行高效以及环境污染、社会问题突出等特点，成为地方可持续发展中最具综合性的区域。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指出：城市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成功与否的关[12]键。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因此，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对可持续中国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国外学者认为，社会平等、社会一体化和社会稳定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开展研究。有学者研究产业结构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有关城市产业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实证分析居多，理论归纳还比较少，而且大部分研究侧重于依据生态控制论的原理来探讨城市的产业发展政策、调控[12]原则和结构调整问题。也有学者关注消费需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12]研究。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和环境资源问题向来是可持续发展研究[12]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进入20世纪中后叶以后，随着城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贫困化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的与[12]日俱增，公众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学者认为，城市社会的可持续性要求人们建立以“生态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体系，包括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在保持人民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同时，使人性得到充分发展，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高社会管理效率；[1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优化人口结构等。
可持续城市尚无统一的定义，Haughton和Hunter把它定义为：居民和各种事务采用永远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在邻里和区域水平上不断努力以改善城市的自然、人工和文化环境的城市[14]。其基本特征可以描述为：以节约资源、提高技术、改善环境等为主要手段，以经济发展、财富增值、社会进步和生态安全为目标，维持城市系统内外的资源、环境、信息、物流的和谐一致，在满足城市当前发展需求和正确评估城市未来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
可持续城市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指一个城市空间功能、结构、规模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非持续性到可持续性的有序动态过程。相对于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城市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注重城市空间发展的科学性、合理性、安全性及协调性。与可持续城市相近的其他名词还有“城市可持续性（Urban Sustainability）”，“城市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Urban [14]Development）”，“生态城市（Ecopolis，or Ecocity）”等。可持续城市应视为一个多目标、多维度的弹性发展框架，其本质就是让城[15][16]市居民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可持续城市应当让城市居民，包括子孙后代生活在美好的环境中。可持续环境的理念是建立在环境公正的基础上的，即所有人都享有生活在洁净的、健康的、不受污染的环境中的基本权利。法国学者西鲁瓦认为，对于当代人和后代人来说，可持续城市的居民应当享有居住、工作、娱乐、公共设施和环境卫生等基本权利。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指出：环境保护自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包括子孙后代在内的全人类在美好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的生活。这表明，中国的可持续环境理论注重人类享受美好环境的基本权利。第二，可持续城市要有节制地使用和保育生态环境，抑制城市环境的稀缺性。第三，可持续城市并非否定发展，而是要转变城市的发展方式。
从理论上讲，城市可持续发展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综合交叉科学。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发展观根本性转变的结果，它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注重对城市社会全面发展的研究。传统的发展模式将城市社会发展仅仅看做是一种积极现象，把GDP增长率视为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广泛传播，人们在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中，逐步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未来城市发展应保持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其哲学特征是强调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第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注重对人类资源开发的研究。在人类存在的时空范畴内，自然资源是有限的，[17]而人类资源是无限的，是一种比自然资源更为可贵的资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竞争的日益加剧，城市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和主要动力，建设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然战略选择。世界城市是北京未来发展瞄准的一个目标。作为首都，北京的发展不能套用其他城市的模式，如何推进实现首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给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提出了新的更为艰巨的挑战。城市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它给人类带来[18]种种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棘手的问题。技术革命、信息化、人口老龄化使得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城市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完善和提升各项城市功能及其运行效率，改善城市综合社会环境质量，强化城市的吸引力及其在区域、国家、乃至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整体竞争力，从而实现公平、有序的发展目标。人们对于城市发展方向的关注，也开始从对于经济增长、物质的丰富程度的追求，转向对于良好的生活环境、独特的城市文化的创造和对丰富的精神生活的追求等方面。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当然不会仅仅停留在宏观理论层面，更要切实关注城市建设的各个微观层面。
第三章 北京发展世界城市遭遇人口老龄化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科学发展观，包含三个基本原则：公平性原则（Fairness）、可持续性原则（Sustainability）和共同性原则（Common）。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环境、社会三方面的优化集成，体现为经济配置上的效率、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同时起作用。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由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属性。布朗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增长趋于平稳、经济稳定、政治安定、[14]社会秩序井然的一种社会发展。”世界城市概念是变化的，历史上城市发展与人口发展是不能割裂的，北京世界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口发展的大背景。
一、北京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点及主要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也称人口老化，是指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升的动态变化，特别是指在年龄结构类型已属于老年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数的比重持续上升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及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使人口平均年龄逐渐增加，人口逐渐趋向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体现在总人口的老龄化、劳动力的老龄化和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三个方面。老龄人口通常指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以上，标志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进入年老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技术的进步，死亡率不断降低。此后，又由于避孕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从而使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逐渐趋向老龄[19]化。在2025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迅速增长，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届时将面临严重的老龄化挑战。
与全国水平相比，北京的人口发展也有着不同于全国的趋势和特征。北京作为首都，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较早、执行较好的城市之一。随着低生育政策的稳定、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人口寿命的不断延长，北京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不断加剧。（一）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2008年年底，北京市户籍总人口为1229.9万，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18万，占总人口的17.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62.2万，占总人口的13.2%；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9.4万，占总人口的2.4%。2011年底（表2-1），北京市户籍总人口为1277.9万，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47.9万，占总人口的19.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77.6万，占总人口的13.9%；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8.6万，占总人口的3.0%。表2-1 2011年北京市按不同年龄划分的老年人口构成
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老年人口为119.0万，占48.0%，女性老年人口为128.9万，占52.0%；性别比为0.923。
如图2-1和表2-2所示，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60～69岁老年人口为118.7万，占47.9%；70～79岁老年人口为90.6万，占36.6%；80～89岁老年人口为36万，占14.5%；9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万，占1%。图2-1 2011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龄构成表2-2 2011年北京市老年人口的性别、年龄构成
2007—2011年北京市分年龄段老年人口状况见表2-3和图2-2。表2-3 2007—2011年北京市分年龄段老年人口状况（续）
从2010年底至2011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12.9万，增长5.5%，占总人口比例从18.7%增至19.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7.1万，增长4.2%，占总人口比例从13.6%增至13.9%；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5.2万，增长4.2%，占总人口比例从9.9%增至10.1%；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3.5万，增长10%，占总人口比例从2.8%增至3%；9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0.3万人，增长13%；10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45人，增长10.4%。图2-2 2007-2011年北京市分年龄段老年人口数（图表引自：《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2年10月。）（二）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增长快
1953年普查时北京市老年人口数为16万，1964年普查为51万，1982年普查为78万，1990年普查为111万，2000年普查为171万，2005年为224.3万，2011年为247.9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快。
2.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
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伴随北京市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是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即60岁以上人口中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回顾过去的五次人口普查和本次1%人口抽样调查，北京市老年人口规模逐步增大，增长速度加快、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比例增加，于1990年进入人口结构老年型城市。
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从年均增长率的比较看，北京市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老年人口比例来看，北京市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90年全市老年人口109.4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0.1%；2000年为170.2万人，占12.5%；2005年为224.3万人，占14.6%；2011年为247.9万人，占总人口的19.4%。
3.老年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
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西城区）老龄化程度最高且速度最快，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老年人口总数最多。城市发展新区（房山区、顺义区、昌平区、通州区、大兴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老龄化速度加快。分区域看，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功能区总人口的比例（即老龄化程度）分别为22.1%、20.1%、17.2%和17.4%，分别比2010年增加了0.9%、0.6%、0.7%和0.7%。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是丰台区（22.6%），最低是密云县（16.4%）。
4.女性老年人口多于男性，城乡性别比差异大
2010年底，全市60岁及以上男性老年人口112.8万（占全部老年人口的48.0%），女性老年人口122.2万（占52.0%），性别比为0.923。城市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7.1%，女性占52.9%，性别比为0.89。农村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9.3%，女性占50.7%，性别比为0.972。
5.总人口抚养比下降，人口结构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
在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人口规模不断减少。北京市0～14岁少儿人口的绝对规模从2000年的187.8万下降到2010年普查的168.7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13.6%下降到2010年普查的8.6%。
2007年，北京市总人口抚养比为35.9%，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2.3%，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3.6%；2010年，北京市总人口抚养比为38.8%，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2.8%，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6%。2007—2010年，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少负担了0.5个少儿人口，同时增加负担了2.4个老年人口。这意味着在少儿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上升的同时，总抚养比也在下降，人口结构正处于“人[20]口红利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三）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以“六普”数据为基础，根据高、中、低三种不同的生育和迁入方案，有关学者对北京市2010—2050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从预测结果可见，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阶段性特征也较明显。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
第一阶段是2010—2015年左右，是人口老龄化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总抚养比将不会超过50%（国际上多以50%作为衡量抚养比高低的标准）。2010年北京市总抚养比（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0～14岁少儿人口之和/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20.95%，处于历史上相对较低的时期。这段时期是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对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是“人口红利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最佳准备期。
第二阶段是2015-2035年左右，是人口老龄化的成熟阶段，老龄化达到中度水平。这一阶段老年人口数预计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老年人口总数增长近一倍，由2015年的280万左右上升到2035年550万左右，总人口抚养比从50%左右上升到65%左右。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数量增长迅速，预计从2015年的38万上升到2040年的75万。这意味着北京市的“人口红利期”已结束，开始步入“人口亏损期”。
第三阶段是2035年以后，是人口老龄化的稳定阶段。老年人口总量增长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向稳定，可这一阶段老龄化程度达到重度水平，预计全市老年人口将超过60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30%，其中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将接近20%。这一时期北京市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人口亏损”效应显著。
综上所述，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较快，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期是很短暂的。应充分认识到不同阶段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利用好“人口红利期”的有利时机，尽量减少“人口亏损期”的负面效应，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
二、人口老龄化与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在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老年人保障、长期照护、空巢家庭已经成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议题。虽然长寿正在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但人类对这一现象的过程及其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影响的了解至今仍然十分有限。在个人层面，进入晚年的人们在身心健康、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正在经历怎样的体验以及这些经历对人生的意义并不显而易见。在社会层面，我们不清楚老年人数量的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城市的发展应是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统一。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可能起到促进作用，也可能起阻碍作用。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看，一定程度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实现适度人口目标所必需的。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口老龄化的初始阶段，也就是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红利期”，如果有效利用初始阶段的红利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口老龄化的重度阶段也可以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反之，如果不能积极采取措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机会，没有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就可能使人口老龄化的重度阶段“人口亏损期”的负面影响倍增，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发达国家实践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之间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矛盾，通过协调一切积极因素，在人口老龄化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存在广泛的影响，对世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人口老龄化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最早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是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一书，该书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参与率、社会需求及消费品分配的影响。此后，这一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不利于经济发展。
根据人口学的基本规律，老龄化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年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缩减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结果是，劳动年龄人口群体中，老龄劳动者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劳动力人口进入45～5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尽管人们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但他们的体力、智力、记忆力等都会逐渐衰减，其敏捷程度和反应速度也会下降，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供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老龄化将会弱化这种优势。一方面，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使劳动力价格上升，产品的成本增加，导致商品价格优势丧失。另一方面，劳动者年龄的增长使其身体机能也会随之退化，体力和脑力都处于衰退状态，降低劳动生产率。法国人口学家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趋于保守，缺少活力，因而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老龄化所造成的劳动力结构对城市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进而影响市场竞争力。
第二，人口老龄化使老年赡养比上升，加大劳动年龄人口和公共支出的压力。
所谓老年赡养比是指老年人口数量与经济活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比值，这一比值的上升意味着用于赡养老人的公共与私人两个方面的支付都会增加。由于老年社会保险金的给付、医疗保健等公共支出的上升，消费与投资结构将会发生变化，这种消费性支出增加，会相应减少生产型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人口老龄化使企业和政府的养老支出受到影响。对政府来说，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障的需求自然会扩大，影响到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国家支出上升，也就意味着政府消费基金的增加。对企业来说，企业要负担一部分离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社会养老基金。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缓解养老支出的财政压力，会加大税收，这就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打击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投资，从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储蓄及投资水平产生影响。
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住房、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特别是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在满足了物质消费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家庭服务、心理咨询、休闲旅游等非物质消费，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需求。随着老年人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老年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消费会作用于现存的消费结构，促使其发生改变。从微观家庭来看，家庭人口老龄化会使家庭收入水平降低，从而影响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因为老年人的收入水平降低，储蓄倾向也较低，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总储蓄水平的降低，这势必影响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也有有利的一面，如年长的劳动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及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老化的压力；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水平下降并不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为满足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的老年产业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有利的影响。
总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复杂，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各变量的影响也是相互联系的，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如何合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是摆在所有人口老龄化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中，一些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囿于沉重的就业压力或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选择了低龄退休政策，但研究发现，退休年龄的早晚与退休金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退休早晚与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再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低龄退休是对经验丰富和尚有劳动能力的人力资源的浪费。低龄退休政策对经济竞争力弊大于利，适度推迟退休年龄才是比较理性的选择[21]。（二）人口老龄化与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保障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的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源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国际资料表明，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5倍。老年人口数量的急速增长加剧了社会医疗保障费用支出规模的压力。人口老龄化的后果就是社会养老资金的不断增长，为城市对养老资金的分配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长期照料服务需求的压力增加。长期照料服务是指面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长期照料服务专业性较强，涉及医疗、康复、护理、心理、临终关怀以及管理等多学科内容，仅靠家庭和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因此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要求社会大力发展社会服务性的康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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