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兴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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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资本论》(“走近马克思”小丛书)试读：
前言
一、关于《资本论》的写作情况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我写了这部《马克思与〈资本论〉》著作。这些年来，国内出版的《资本论》导读、《资本论》讲解等著作已经不少，我自己也编写过这类读本。现在要撰写的《马克思与〈资本论〉》应有新的理论思考和新的体例安排，应比导读、讲解一类的著作有新的着笔点和侧重点。
本书专设一章论述了马克思由最先专学法律又热衷于哲学，到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写作《资本论》所经历的四十年的历史过程，以及他是怎样在异常贫困和病痛的折磨下，在领导工人革命运动的心力劳累中完成《资本论》写作的。本书专设一节论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精益求精，通过不断修改，他出版了体系结构有较大变化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还出版了亲自精心校订且有多处增补和修饰的法文版。他本来要对《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和打算作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初稿做进一步加工修订，但没有来得及完成就离开了人间。恩格斯尽心竭力整理他的遗著并做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终于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完整出版，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关于《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知道自己已无力整理出版，便托付给后人完成。后考茨基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出版。但因他的编辑存在问题，后人又重新编辑，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出版。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二版的成果，恩格斯在第三版序言中特别提出：“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恩格斯对后来发现的马克思遗物中有关《资本论》可修改的地方进行了增补。从恩格斯的有关说明可以看出，马克思永远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他要根据新的历史材料和新的统计材料，不断补充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成果。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从《资本论》的写作和不断修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论断的科学性。这一论断同样告诉我们，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一定要结合150多年来新的历史发展和新的实际变化，要应用最新的经济资料。对《资本论》的科学理论既要坚持和继承，又要创新与发展。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
这是《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应当正确理解和把握的重要问题。但不同的论著讲解各异，有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我认为，有些理论问题在《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本来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但有的学者硬是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的离开原意的解读强加给马克思。为此，本书专门设置独立的两章，即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用较多的篇幅，力求按《资本论》本意进行解读。我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间里，高校师生和党政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多“取经”于苏联的有关论著和教材，如苏联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读本。这种学习是有益的。然而，苏联的有关论著和教材中是存在一些纰误的，这些纰误也被我们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接受下来。我感到在理论和学术的研究与继承中，某些后学者容易产生一种自然的学术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资本论》解读的自然依赖。从形式上看，我国早已摆脱了这种依赖，但潜移默化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仅举几例：
例一，马克思《资本论》中对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有全面系统的论述。生产力的内涵不仅包括劳动和生产资料，还包括分工协作、管理、自然力等，特别强调科学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这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时代所看到的已经存在和发展着的生产力要素。他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有新的生产力要素加入。在当今时代中，已有新的生产力要素如信息等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部分学界拘守斯大林生产力二要素论，即劳动者和生产工具，连劳动对象也被排除在外，劳动资料中的基础设施、能源等也不提及，在“文革”中还批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改革开放后，多数学者放弃了生产力二要素论，主张生产力三要素论，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讲劳动过程时提及的劳动力、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应明确，马克思称其为“简单要素”，意指任何社会在生产中所必须具有的最起码的生产要素，并非指全部要素。但现今还有少数学者主张二要素论或三要素论，还产生过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之争。甚至当我们引证《资本论》中明确说明生产力多要素时，他们依然坚持二要素论或三要素论。现在都认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或第一生产力，但有些学者否认科学是独立的生产力要素，认为科学只是渗透到其他要素中起作用的。其实，在现代科技创新中，可以有许多事例说明，科学既会渗透到其他生产力要素中起作用，也会独立地发挥重大作用。
例二，《资本论》中有些讲得很明确的观点，在我国有的论著和教材中却做了颠倒其原意的解读。以货币的社会属性（或被学界称作本质）为例，在商品经济中作为贵金属的货币，从其自然属性来看，本来也与众多其他商品一样，是具有自然特点的特殊商品。但它作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时，它就成为与其他诸特殊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这个“一般”不是“普通”之意，而是普遍适用之意，与“一般等价物”的“一般”，内涵是相对应的。我曾引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的多处论述予以说明。在《资本论》中也有三处同样的说明，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章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因为一切其他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而与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而且马克思为了表明“货币是一般商品”并不是他个人的论断，特意加一小注引用了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6页的一句话：“货币是一般商品。”然而，我国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有关论著和教材，普遍性地把货币的“本质”规定（应是指其社会属性）界定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与马克思的论述相颠倒。追根溯源，这种颠倒性的错解也是来自对苏联有关教材的学术路径依赖。在作为我们早期学习教材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读本中就存在这种颠倒原意的解读，这种解读之后被我国读者接受下来并写入所编教材，并将其当作马克思的观点。问题还在于苏联后来的教材中已不再那样讲了，而且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辨明这一理论的是非后，虽获得不少学者的认同，但还有一些学者继续讲他们固守的“特殊商品”观点。有些《资本论》导读之类的著作，既不解读也不引证《资本论》中的原话，避开这个错解问题。有的学者还提出辩解性意见，批评有关教材中不讲货币是特殊商品，但又不能否定马克思所讲的“一般商品”的原话，于是提出了调和性“新见解”：货币的本质是特殊商品和一般商品的统一，是“特殊论与一般论的统一”。然而在《资本论》中不会有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
例三，《资本论》的方法首先是和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怎样正确把握这一科学方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见解，但有两种解读显然是偏离本意的。因为这个理论和方法很重要，因而需要多费点笔墨辨明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体系构成上层建筑的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会产生反作用，上层建筑会维护其经济基础，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不同社会制度的更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即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因此，不能从正义不正义、道德不道德、公平不公平等道义原则来说明不同社会制度包括剥削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但《资本论》又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致力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又要重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还要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完善。据此，我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标准）统一起来。但有些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唯生产力标准论和唯生产力论，断言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再讲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就是搞二元论、三元论。还有的学者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认为生产力没有自己发展的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是由生产关系推动的，因而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当旧的生产关系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变革，由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任何社会制度包括一切剥削制度，只要符合当时的生产方式，虽有剥削，但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得收入就是公平的、合理的、正义的，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些学者把两个不同的观点混淆起来了。其一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制度包括剥削制度的产生和转换，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只能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来说明，不能用道义的原则来说明。而有些学者将这个原理改换成一切剥削制度符合当时的生产方式，因而都是公平的、合理的、正义的，不赞同对剥削制度进行批判，反而认为剥削制度不但“剥削有功”，而且是正义事业。我们看到，《资本论》运用大量实际资料阐述了资本剥削和奴役劳动的残酷无情，对剥削制度持批判态度。马克思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副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也批判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二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这表明，在一切剥削制度中，不仅统治阶级认为自己的制度是公平的、合理的、正义的，而且一般社会成员也会附和这种观点。但马克思主义绝对不会去附和这种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剥削制度都提出过尖锐的批判。而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竟将剥削阶级主导的社会思想错解为马克思也附和的思想。
例四，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问题，目前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关于《资本论》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明确说明：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是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的，或者直接讲是研究生产关系的。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引证很多，这里不必赘述。改革开放以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一般都讲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对生产关系是否直接由生产力决定的问题，学界提出了讨论，有学者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提出了问题。马家驹等同志1980年在《经济研究》发表了《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引证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将其作为根据提出：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力，生产力直接决定的是生产方式。这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而且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有两次讲到这个问题：一次是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1]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一次是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2]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表述方式成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但是，这里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间环节的“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呢，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解读。难道还存在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那又是什么呢？
其实，按照马克思的总体说明，社会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是生产中人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中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存在第三方面的关系。显然，这里的“生产方式”排除了生产力的解读，因为它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将其解读为劳动方式也有问题，因为劳动方式也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劳动方式是指人们怎样利用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财富的方式。从逻辑关系上看，把生产方式解读为生产关系范畴，似乎也不合理。怎么会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呢？但是应考虑到，生产关系一词，可以是指狭义的即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也可以是指广义的生产关系体系。比如，我们讲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是学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可以说，所有制是起决定作用的重要的生产关系范畴，它是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基础层次的范畴。所以，可以考虑，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是否指与所有相联系的属于基础层次的生产关系环节呢？这一问题又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总的理解相联系。试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没有插入“生产方式”一词，难道有缺陷吗？应该看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引用彼得堡《欧洲通讯》中一位作者对《资本论》方法的论述，完全符合《资本论》的原意。其中一段话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同样是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应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于1859年，其中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被认为是经典性的原理，《资本论》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二者都没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间加一个“生产方式”。而讲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论著，分别写于1846年和1847年。难道马克思十多年和二十多年后，对同一原理的表述会与以前的表述自相矛盾吗？难道能用一二十年前的表述否定后来更为成熟和经典的理论论述吗？我认为，前后两种表述事实上是统一的。在《资本论》中，既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述，也有“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论述。后一种论述存在于《资本论》第三卷第五十一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论述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正确理解《哲学的贫困》中所讲的“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含义。人类“谋生的方式”不外是通过劳动运用生产资料，生产出生活所需的物质产品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讲过，任何社会的生产都需要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一定社会制度的性质。马克思很重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的不同生产方式问题，这也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个重要原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最初所学的苏联有关教材和《资本论》的注释忽视了这一原理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影响到我国经济理论界至今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是在讨论《资本论》研究对象时来争论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什么含义。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首先弄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二者相结合的技术方式，即劳动者怎样具体运用生产资料去利用和改造自然，生产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这个方面可以称作劳动方式，属于生产力范畴。另一方面，马克思更为重视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社会生产方式。在既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二者通过什么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这与所有制一起构成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基础层次或决定性层次的部分。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形成和内在矛盾时，马克思首先在第一卷第四章中论述了非劳动者占有的生产要素作为资本，与失去生产资料作为雇佣工人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这一理论观点，我在自己的有关论著中已有较充分和系统的论证，论证是完全依照马克思的原意进行的，这里只是简要地做了论述。
对《资本论》有关基本原理的解读或争鸣一定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为根据，不能不顾原话随意解读。这里只引证几条供读者思考。《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者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这就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基本条件，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讲：“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概念的问题，因而是在现代社[3]会制度的入口处出现的基本问题。”所谓“入口处”的问题，就是指资本与雇佣劳动结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另外，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也讲，“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一方面[4]有资本家，另一方面有雇佣工人存在的生产方式”。恩格斯为《资本论》写的书评，都会经马克思过目，而且有些提法是马克思拟定的。
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社会生产方式会对社会制度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国的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用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的政治性质来说明，也不能说只要是国有经济就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要由企业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主义企业，应表现为企业职工真正作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与归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而不是作为国有企业高管的雇佣劳动者无任何权利。如果企业职工的应有权益受到任意损害，又没有知情权、话语权、选举权、参与权、民主管理权等，国有企业高管贪腐妄为，可随意损害和变卖企业，企业就会失去社会主义性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认识和处理好这一问题。三、关于《资本论》内容的简繁取舍与评介问题
在《马克思与〈资本论〉》的书名下做文章，不同于搞《资本论》讲解或注释，不需要逐章逐节地去解读，但又不能不谈《资本论》的基本内容。这就有个简繁取舍的问题。我采取的原则是：（1）将《资本论》三卷的基本内容分九章进行简明扼要的论述。（2）论述《资本论》的内容要完全按其原意解读，忠于原著。（3）对《资本论》中虽着笔较少，但在早期经济学手稿中用较大篇幅论述的理论问题，如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我国学界曾进行热烈的讨论与争论，本书专设一章，首先回归马克思的原意，消除误解和错解。对于随着时代发展需要有新的理论认识的问题，也有必要进行说明。（4）对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论著中有所论述的重要观点，但在有关论著和教材中少有涉及的问题，如马克思的财富论及其意义，本书专设一章进行论述。（5）鉴于多年来学界对《资本论》中论述的外延型和内涵型、集约型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扩大再生产途径存在普遍误解和错解，本书专设一章“澄清对《资本论》中有关再生产理论认识的误区”进行说明。（6）多年来，《资本论》“过时论”“无用论”及对其的任意曲解现象在国内依然存在。本书也专设两章进行阐释，一章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当代现实”，另一章是“《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6月19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首先考察了《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下取得的。《资本论》是经典的经典，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我曾发表过多篇论文，阐述《资本论》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下面，我想谈几个有关的理论是非问题：
第一，关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资本论》和其他论著中多有论述。马克思讲生产决定分配，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什么就分配什么，生产多少就分配多少。这是做好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本书设有专章讲述这一问题。这一理论既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分配方式，也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资本论》第三卷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中，我国学界一般讲，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资本主义实行“按资（本）分配”。这是表达很对称的两种不同的、对立的分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此相对应，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谓“多种分配方式”，主要是两种，将其表述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后来又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我认为，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理论观点更科学，更符合实际。在公有制经济中，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与一般工人都是劳动者，只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都实行按劳分配。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如果讲按资本分配或讲按资本要素贡献分配，都存在理论和实际的是非问题，因为资本利润不是分配给货币资本或作为生产资本的生产资料，而是分配给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是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得收入。资本在生产中无论做了什么贡献，都是资本的贡献，不是资本所有者的贡献，归根到底不是按资本要素贡献分配，而是按资本要素所有权分配。自然力如水力、风力、农业生产中的多种自然条件也是生产要素，但不参与分配，因为没有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贡献分配，劳动贡献就是劳动者的贡献，劳动与劳动者是分不开的，而资本和资本所有者不是一回事。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的劳动者凭借劳动力的所有权，按劳动力的价值参与分配，剩余价值被资方占有。而科技人员与经理等高管，也凭借自己的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所有权参与分配并获得高额收入，因为他们的高级复杂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与财富，他们创造的较多的剩余价值是与资方共享的。
第二，关于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问题，是马克思一再讲过的问题。我认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时代，研究价格问题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问题，比研究价值问题更现实也更有意义。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国内外争论较多。在以纸币为货币的现时代，纸币不具有价值尺度职能，只能作为价格尺度。而价格的涨跌和财富的增长与分配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且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马克思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快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这只能通过财富的不断增长和合理的公平分配来实现。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与价值关系消亡了，但财富的源泉将充分涌流。财富是指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只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生产财富当然离不开多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劳动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财富的必要条件。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提出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和自然界才是财富的共同源泉。学界往往把生产财富的必要条件与财富的源泉混淆起来，讲财富的源泉是要说明财富的实体是由什么构成的。马克思常讲劳动和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或是讲劳动和自然物是财富的源泉。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可举个例子来予以说明：一把木椅或一个木柜，是由木匠劳动和木料制成的，构成木椅或木柜实体的，只是木匠劳动和木料，并不含有斧头、锯子等材料。但木料是哪里来的呢？来自自然界生长的树木。将树木变成可做木器家具的木料，要经过伐木劳动、运木劳动、破解木材劳动等一系列相衔接的多层次劳动，最后通过木匠劳动将木料制造成木椅或木柜等。所以，木器家具这种财富是由一系列相衔接的劳动和自然物构成的，马克思正是据此指出，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和自然物。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引证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所讲的“土地”不是仅指耕种的田地，而是将其作为自然界的代表，马克思对此有过明确的解释。我在本书专设的一章即“马克思的财富论及其意义”中做出了系统的说明。
第三，关于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学术态度问题。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既不能误解、错解、曲解其基本原理，应该在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原理的基础上，以其为指导，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不顾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实际，在本本主义中做学问，应该着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现代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所有制，即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有时又讲公有制、共同占有、公共所有等，这都是同一的含义。如果我国在改革中放弃和否定了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所制定的《宪法》中的规定，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否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社会主义还存在吗？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脱胎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曾受“三座大山”的抑制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我国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面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也要有全面的理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过，“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但应理解，这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建成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后才能实现的事情。这不应套用于落后的中国，而且马克思还讲过：“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5]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应当看到，二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以往资本主义发展的总和。还应看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回答一个提问即“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6]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人民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要遵照党的十九大的理论指导，按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90.[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70.[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4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5.第一章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
写作《资本论》的四十年岁月
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与革命家，他既有深厚的才能禀赋，又有坚毅的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他一贯同情劳苦大众，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生。按他具有的高深学识水平本可以去当教授、律师或从事其他收入丰厚的职业，但他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宁愿过穷困日子。正是以这种精神，他为创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从而取代“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辛勤一生。我们从马克思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直到写作《资本论》的全部过程中，看到马克思的去伪存真、不断深化研究、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学界对《资本论》中某些论点存在争议，往往对某个理论纠缠不清。其实，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有关论点，需要着眼于整体性和系统性，包括横向和纵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我们从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研究的四十年中，可以看到他与时俱进的理论发展中对同一问题的多角度说明。因此，对《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不应限于《资本论》本身，而应从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中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把握。一、马克思的成长及其转向研究经济问题的动因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一个古老的城市特利尔城，马克思幼年和青年初期都是在此居住的。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律师，父亲渊博的知识和优秀的品德对少年时代马克思的思想倾向有一定的影响。1830年到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城读中学，他对后任副校长廖尔斯的反民主行为非常不满。因为一位数学老师信仰无神论和唯物论，另一位老师唱革命歌曲，都受到该副校长的指控。马克思在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中写道：“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1]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段写作带有宗教色彩，但也蕴含着马克思对广大劳苦群众的深厚同情并愿为其献身的精神。
马克思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习法律，所以马克思在1835年中学毕业后被父亲送进波恩大学法律系。1836年10月至1841年3月，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但马克思更重视对哲学和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已经摆脱了基督教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是哲学方面的，即《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1842年，马克思大学毕业，他移居科伦并在科伦参加了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团体，这个团体每月聚会一次。他对莱茵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1842年1月，《莱茵报》在科伦创刊。马克思在波恩定居下来后，给《莱茵报》写文章。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接任该报主编。
莱茵省议会掌握在贵族手中。当议会讨论林木盗窃法时，由于该法损害贫苦劳动者的利益，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写文章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要求保存贫民的习惯权利。捡拾枯枝烂叶和野果在传统上是不受限制的，但竟遭到法律的干涉，称之为盗窃。马克思从法律和政治的立场研究了这类问题，认为不能称之为盗窃。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中对议会立法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他首先反驳立法者的荒唐逻辑：“一种是捡拾枯树，一种是情况极其复杂的林木盗窃！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的规定：占有他人的林木。因此，两者都是盗窃。这就是刚才制定法律的那种有[2]远见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3]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国家应该反对富人对穷人的掠夺。马克思研究这类实际物质利益问题，成为他走向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转折点。后来马克思不止一次对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4]而走向社会主义。”莱茵省当局敌视马克思办的《莱茵报》，决定于1843年3月31日查封该报。马克思事先于3月8日辞去主编职务并发表了声明。对马克思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他决定离开德国，移居国外。
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地回顾和论述了他的这段经历：“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5]的最初动因。”
马克思既关心贫苦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关注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国家的践踏与侵略。他曾发表多篇论著阐述列强对中国的凌辱与掠夺，比如在1853年所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将太平天国革命与英国的侵略联系起来：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由于鸦片贸易，中国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6]。1857年4月，马克思发表了《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该文揭露了英国采取军事行动侵略中国的行为，指出英国还以歪曲事实编造谎言为借口，对中国开展残暴行动。马克思在1858年11月发表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揭示了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土地掠夺。马克思还发表其他多篇文章，用统计数据说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具体情况和不利处境。马克思把19世纪的中国经济结构称作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低，因而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由于总额约达[7]700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于严重的混乱。”[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460.[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3]同①244.[4]同①10.[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9.[7]同①814.二、写作《资本论》前对政治经济学的多方面研究《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巅峰之作。早在写作《资本论》以前，马克思就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843年到1848年，马克思在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一般将政治经济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进行研究。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1]有财产”。后来马克思论述自己这部著作的观点时，特别说明“对[2]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如果说马克思在1843年主要研究哲学问题时联系到政治经济学，那么他从1844年在巴黎就开始着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了。为了积累研究资料，他阅读了大量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他在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地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异化劳动的主要含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异化为被别人奴役的对象，工人的劳动产品异化为统治和剥削自己的对立物。劳动异化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异化劳动概念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应用较多，后来就很少用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论著中指出：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3]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会面。由于两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观点完全一致，特别是马克思很赞赏恩格斯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受其影响，因而他们自然地结成亲密的伙伴。从1845年秋到1846年5月，两人在布鲁塞尔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此著作中，他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里阐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与所有制的变革，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等。它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但“私有[4]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旧的社会分工消除，人们全面发展，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可以从事多种工作。共产主义行动在几个国家的发生，“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5]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这本著作还论述了有关共产主义（首先指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一是讲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创建与发展必须依靠和提高自觉性，消除前人形成的自发性。二是讲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6]这种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随着联合[7]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马克思把个人占有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散的孤立的个人占有即个人所有制，这是指个体劳动者。另一种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即个人所有制，是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这表明公有制是与联合体中的每个个人利益相联系的所有制。
1847年7月初，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用以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写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观点。马克思曾说，《哲学的贫困》这本书中的内容已包含着《资本论》的萌芽。它说明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极其抽象；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对生产关系中的所有权做了特别的说明。“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8]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同时，它指出所有权不是一种独立的关系。这段话曾被某些学科误解，以此否定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其实，这段话是要说明，所有权作为产权的基础会渗透到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
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纲领即《共产党宣言》，这一宣言于1848年公开发表。《共产党宣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统一。它既论述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而且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使生产力发展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发展的总和，又说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深刻矛盾与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必然导致最终将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它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建立国有经济，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它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马克思的第一部专门讲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是1849年以社论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部著作的基础，是马克思于1847年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几次讲演。《资本论》中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和基本原理在这部著作中已开始提出来了。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9]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还讲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在50年代的著作中马克思才明确说明，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不过该书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它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而“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10]是截然对立的”。工人处于受资本家统治的奴役地位。它论述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决定，进一步论述了商品价格的涨跌与供求变动的关系。而供求关系的变动会引致三方面的竞争：商品卖者之间的竞争、买者之间的竞争、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同时，它论述了商品价格最终由劳动决定。不过其论述时所用的有关概念，与当时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劳动耗费称作生产费用。“价格由生产[11]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6.[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同①5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5.[5]同①166.[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2.[7]同①210.[8]同①25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7-318.[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0.[11]同①337.三、开始进入写作《资本论》的准备阶段
如果说1848年前，马克思的有关著作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前期阶段，那么，进入写作《资本论》准备阶段和着手写作是19世纪50年代的事情。
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并领导革命运动，因而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由于革命失败，运动陷入低潮。1849年8月，马克思流亡到伦敦。这反而为马克思进一步系统和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创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并准备《资本论》的写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和学术条件。伦敦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城市，被称为资本的“首都”。英国博物馆中存放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各派前人的有关论著都容易找到。英国博物馆创建于1753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马克思于1850年夏获得了出入英国博物馆的许可证，这等于给他提供了一个潜心研究学问的新天地。
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伦敦是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的中心，有关世界重要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的资料也会汇集到这里。另外，马克思在伦敦既可以汇集到有关资产阶级的各方面状况的资料，也容易搜集到有关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的资料。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贫民区住一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生活状况路人皆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特别是在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引证了大量这方面的有关资料，说明了工人阶级在资本车轮的压榨下贫困悲苦的真实情况。
马克思曾专门讲到他在英国博物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有利条件：“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1]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
1850年到1853年，马克思翻阅了大量经济文献和经济资料，整整做了24大本笔记摘录，并对摘录进行了简要的评注。这为他写作《资本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1854年到1856年，马克思患眼疾，延缓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57年，马克思夜以继日地工作，整理了他多年积累的经济资料。1857年到1858年，马克思写了大量《资本论》的前期著作。1858年8月，他写了带有草稿性质的导言。这一导言原本是作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导言而写作的，但后来马克思没有发表。导言虽然是草稿性质的，但内容很丰富，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一系列基本原理和方法。针对前人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相互关系上的肤浅看法，马克思运用辩证方法，科学地论述了这四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生产起决定作用，但处理好其他方面的关系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会阻碍其发展。消费为生产提供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生产的发展。但如果处理不好分配和消费的关系，则会阻碍生产的发展。这里还提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导言指出：研究生产，不是猎人渔夫的孤立的个人的生产，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的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因此，重在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例如，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导言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重在逻辑的方法。导言还论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的安排问题。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应从哪里开始？马克思提出首先要确定“普照的光”。正是这个“普照的光”主导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当然是资本，而不会是土地、人口等，但也不是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而是产业资本且首先是工业资本。工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才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是首先在第一卷研究工业资本的生产过程。在工业资本的主导下，土地所有制、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都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马克思写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要部分，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最初手稿。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他的劳动价值论的要点，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理论同他已发现的唯物史观一起，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商品、价值、货币、价格、价值规律、资本、雇佣劳动、银行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论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的来源及其转化形式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发展的历史趋势。
手稿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对人的发展和相互关系问题也有论述，特别强调提出未来新社会制度中时间节约的重要意义。因为物质生产劳动所用的时间越少，人们用于精神文化生活、全面自由发展的余地就越大。“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2]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重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转变增长和发展方式，着力于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益。
特别应注意到，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
[3]的”。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抓好两大环节，一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在手稿中，“货币”这一章的内容占有很大的比重，这里讲货币的属性着笔较多。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著作讲货币的本质属性，普遍将其界定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是从苏联的有关教材中搬来的。而马克思在手稿中则反复说明，货币是与诸特殊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请看手稿中的原话：“货币的属性是：……同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货币是和其他[4]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5]斯密认为，劳动者除了自己的特殊商品以外，还必须生产一般商品，[6]换句话说，还必须赋予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以货币形式。“货币由于是每一种特殊商品在观念上或在实际上采取的一般形式，因而是一般[7]商品。”“在一般等价物这一规定中已包含着一般商品的概念规[8]定，而货币只有作为一般商品才能实现为世界铸币。”其实，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一般”，与货币的社会属性是“一般商品”的“一般”的内涵是相同的。这个观点延续在《资本论》中，共有三处同样的论述。我们应将强加于马克思的颠倒其原意的观点再颠倒过来。
马克思曾多次讲过，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分六个分册。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说，这六个分册的题目分别是：（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9]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858年4月2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又说：“下面是第一部分的简单纲要。这一堆讨厌的东西将分为六个分册。”内容与上列目录相同。不过对第一分册“资本”进行了分篇，共四篇：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竞争、信用、股份资本。资本一般篇的内容包括价值、货币、资本。其实，马克思信中想要讲的内容并未写完。信末附言：“今天不能继续写下去了。讨厌的胆病使我难以执笔，一低头写字就[10]感到头晕。”事实上，马克思庞大的政治经济学写作计划未能完成。后来出版的三卷《资本论》，加上原作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其原写作计划的一部分。
1858年5月，马克思中断了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重新整理已有的材料。为了便于自己查阅，他在6月对1857—1858年手稿编写了《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索引的内容涉及他计划写作的新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
1859年1月，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写作，并于1859年6月出版。其实际内容只包括两章，即“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没有包括原计划在内的“资本”章。因此，恩格斯为此书写书评时，在书名后添加“第一分册”注解。马克思原准备将自己的巨著分册出版，后来改变了原计划，决定以四卷《资本论》的计划取代原六册计划。《资本论》第四卷于马克思去世后曾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书名问世，后经过重新编辑，改为《剩余价值理论》出版。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的序言，是一篇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著作，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经典的说明。它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以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即前三章的内容。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续篇。但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关于商品、价值、价格、流通、货币的内容，既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容的转述，也不是其缩写。尽管二者的观点相同，但在内容的取舍、理论的表述、逻辑的安排上还是有不少差别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还加入比重不少的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对诸多经济学家关于商品、流通、货币等方面的论著和观点进行了系统评析。比如，其中专设“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方面的内容在《资本论》中就简略了。因此在《资本论》出版以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仍有其独立的经济科学价值。[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2.[4]同①90.[5]同①116.[6]同①118.[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4-435.[8]同①43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10]同③162.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