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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0 11: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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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华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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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海军抗战纪实(第七部)

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海军抗战纪实(第七部)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海军抗战纪实(第七部)作者:王晓华排版:燕子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6-01ISBN:9787512614055本书由团结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手记

中国第一艘航母有人说应叫“郑和”号,有人说应叫“施琅”号,还有人说应叫“毛泽东”号,我认为应该叫“陈绍宽”号。陈绍宽是中国提出建造航母的第一人。1928年12月,他呈文国民政府,提出:吾国海岸线绵长,港湾分歧,外有外人越境侵权之患,内有海盗剽劫之警。如不添造新舰,加厚军实,则现有舰队不独出海之力量薄弱,抑且深感其不敷分配……请添造驱逐舰四艘,潜水两两艘,巡洋舰三艘,飞机母舰(即航空母舰)一艘。

19世纪的大清帝国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20世纪的中华民国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中华民国海军壮烈殉国。

有了航母,我们的海军才能走向深蓝。

陈绍宽训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温故而知新。

是非经过不知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是来做大事,不是来做大官。第一部 飘扬的旗舰引子:海军部长深夜赶回“砰!砰……”枪响了。

1937年7月7日晚7时30分左右,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军事演习。10时40分,宛平城东北,即日军演习的地点突然响起了枪声。

不一会儿,数名气势汹汹的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对城上守军大喊:“我部丢失了一名士兵,你们立即打开城门,我们要进城搜查!”

在遭到宛平守军的拒绝后,日军立即包围了宛平城,双方打了起来。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消息传来,正在德国柏林的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忧心如焚。与德国方面进行购买潜水艇的谈判并不顺利。德国防部长柏龙白以出售现役舰艇“有碍国体,未便从命”为借口,予以拒绝。几经谈判,德同意可用商业方式签订契约,则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代为建造。陈绍宽遂与德国防部签约,购进大、中、小型潜水艇共6艘,潜水艇母舰1艘,鱼雷多枚。

原来本年5月15日是大英帝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4月2日,国民政府任命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特使兼团长,海军部长陈绍宽为副使,率代表团赴英国参加隆重的加冕仪式。代表团随员有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驻英公使郭泰祺,而海军部的随行人员居多,有军务司少将司长林献炘、巡洋舰副长周应聪少校、林遵上尉,以及中尉、少尉航海员和见习官蒋菁、邱仲明、王国贵等十余人。海军部长陈绍宽

蒋介石选派陈绍宽为副使出国另有目的,佯为参加加冕,暗地主要是为了考察欧洲各国海军的发展,设法引进德国的海军装备,以便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更好地发挥海军的作用。

离沪行前,陈绍宽特意召见马尾要塞司令李世甲,说:“我此次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后,当前往德国向德国海军购买潜水艇六艘和潜水艇母舰一艘,此事已由蒋委员长通过德国顾问向德方海军商有头绪,但对外是保密的。签订合同之日即电告你。”

李世甲说:“蒋委员长派欧阳格到意大利活动,听说是购买潜水艇,以加强他的潜水艇部队……”

陈绍宽说:“欧阳格遭到墨索里尼的拒绝,所以我这次去与德国谈判。你不必理会欧阳格,只管负责潜水艇部队的组建工作。人员先在国外进行短期训练,这次随行的官员为备员,然后从国内选派官兵前往充实编制,由你负责。只要能将这批急需的潜水艇买回来,等明年或后年中日战争爆发时,我们海军手中就将多了一个杀手锏!”

5月下旬,孔祥熙、陈绍宽等从伦敦转赴柏林,与德国海军进行接洽购舰事宜。陈绍宽以9900万马克订购了五艘潜艇(一艘VII级,四艘IIB级),其中两艘已开工建造,中国派有80名海军军士官在德受训,并协商自德国海军舰队现有潜艇中先抽调一艘提供中国使用。

对于陈绍宽作为访英副使,日本间谍机关也严密监视,如影随形监视着陈绍宽的一举一动。就在陈绍宽与德国海军签订购舰合同不久,日本海相就发出密令,无论如何不能让“支那”得到德国潜艇,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干扰、阻挠,实在不行,在潜艇来华途中就予以击沉。

然而,尽管陈绍宽的办事效率可圈可点,但已经来不及了。签约之后,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消息传来,陈绍宽决定立即回国抗战。随着战争的进程,日本与德国成为利益共同体,在日本的阻挠下,这些新式潜水艇再也未能交付。

7月17日,陈绍宽自德国柏林发出通电,表示“率海军人员回国枕戈待命!”孔祥熙(左2)、陈绍宽(左3)、德国大使程天放(左1)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德(右1)会谈

两天之后,陈绍宽由柏林乘飞机回国,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再到太平洋,日夜兼程。此时,太平洋西海岸的中国最富庶的淞沪地区,战争形势非常严峻。

7月24日,驻上海的日本舰船与海军陆战队在江湾举行军事演习,开始向中国方面展示“肌肉”。

是日晚,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忽然声称:“有一名日本水兵不知下落”。以搜查为名,派出几百名士兵,在天通庵、横滨路与八字桥一带设立步哨,修筑街垒,如临大敌;一队队海军陆战队横冲直撞,在越界筑路上搜查行人,并逮捕中国巡官、警长各一名。形势异常紧张。淞沪一带战云密布、危机四伏。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日本海军陆战队贼喊捉贼的手法与华北日军的挑衅如出一辙。

日本方面威胁上海地方当局:如果再不交出日本水兵,日方将自行行动!

三天后,即27日上午10点左右,在长江下游的靖江县境,一艘船在江面上救起一名落水的青年男子,送其到靖江县警察所,但此人一言不发。后发现其腰间缠有“千人缝腹卷”,长约3英尺,宽约14英寸,以白布为底,用红线千针缝成。这是日本人赠给日本士兵的护身符。按日本的说法,此卷裹在腰间,可以御枪炮、避灾难。该卷上有一布条,上有“宫崎贞夫君”五个字。经审讯,该男子确是日本广岛县贺茂郡乡原村七九九番地人。正是日本海军陆战队谎称失踪的士兵——宫崎贞夫。

失踪的理由更加荒唐。据宫崎贞夫交代:

24日晚上9时左右,因违反规定,在日本海军陆战队指定以外的靶子路的妓院嫖娼,玩至9点半左右,付嫖资二元即出。有三名中国人追来索款,双方发生争执时,被一名日本水兵发现,由于担心违反军纪遭到惩罚,于是将军帽和领章扔掉,即乘人力车向外滩和平塔(即一战胜利纪念塔)方向逃去。后将军服脱下,用报纸裹上,偷偷上了一艘英国客船。在上层甲板上睡觉时被船员发现,要将其带往船长处。宫崎贞夫因无票乘船,害怕身份暴露,于是跳江,在接近江边时体力不支,后被救。

靖江县警察所将宫崎贞夫护送到镇江的江苏省政府,再经江苏省政府派人护送到南京大方巷与云南路交汇处的外交部,待将情况完全调查清楚后,由外交部派员将其送交到鼓楼的日本总领事馆接收。

真相大白。所谓“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失踪案”以闹剧的方式落幕。但战争的阴霾驱之不散。无论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在运筹谋划、排兵布阵。

连日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门迭有重要会商,对日本整个策划,已有具体决定。各军事要员、各院部要员、各省主席将齐聚首都南京,共同讨论抗日方策。

中日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异常惨烈的全面战争的步伐,正在“嘭嘭嘭嘭”快速逼近。

陈绍宽心急如焚,他担心万一战争降临,海军无人主持大计,将如何应敌?一路上,他不停地思索着海军几个舰队如何配合,如何应对长江中的日舰的各种预案,几乎没有好好休息。

7月27日晚陈绍宽抵达香港。次日转乘中国航空公司“浙江”号,于下午3时许到达上海虹桥机场,早有上海海军司令部专车在等候,马不停蹄赶往沪宁车站,赶上4时开往南京的特别快车,风驰电掣,当晚9时50分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海军部

下关火车站又称沪宁铁路南京车站,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当时按“一等站屋”标准建造,只有大小平房18间。1930年,国民政府铁道部对该站进行重建,为中间三层,两边两层的楼房。

这时,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主持部务的常务次长陈训泳、副官张任民均到站台迎接。

陈绍宽对在场的记者说:“本人在欧洲任务大致完成之际,得到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华北告急的消息,于是急忙动身回国,主持海军军务。”

有记者问:“请问陈部长,欧洲各国对日本侵略我国持何种立场?”

陈绍宽答:“欧洲各国对日本侵略我国均作非议,对我国的态度至表同情。”

问:“请问陈部长何时谒见蒋院长?”

陈绍宽:“我明天上午即去谒见蒋院长,报告一切。”

随即陈绍宽一行步出椭圆形车站大厅,登车去海军部。

海军部位于挹江门里的中山北路上,清末时为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为海军军官学校。1928年12月为国民政府军政部下属的海军署。1929年4月扩充为海军部。大门为巴洛克式牌楼式建筑,平面略呈弧形状,有10根装饰门柱,牌楼正中顶部往两边设有层层退台,共五层,其中装饰有动感式曲线旋涡花纹。拱门上方有“海军部”三个大字,其上有铁锚海军徽。大门前左侧有木质门岗,大门左右两边各有石雕的雄狮。

海军部共五进,第一进左为传达室、电话室,右为招待室、勤务兵房;第二进左为会客厅、右为副官办公室;第三进为政务次长办公室、卧室、餐厅、浴室、会客室、译电室、勤务兵房;第四、第五进为部员会食厅,东西两边有房舍各三十间,出东宿舍为常务部长办公室、卧室、宴会厅、会客室、阅报室及党义讲堂,员兵诊病室、各司长寝室也在这里。再后为楼房两座,楼上为部长办公室、浴室、会客厅、机要室及参事寝室,楼下为会客厅、会议厅、参事办公室、浴室。正座之西为总办公厅、总务厅、秘书办公室等。再往西为洋式平房六间,海军部下辖六司,即总务司(辖文书、管理、统计、交际科),军衡司(辖铨叙、典制、恤赏、军法科),军务司(辖军事、军医、军港、运输科),舰政司(辖机务、材料,修造、电务科),军学司(辖航海、轮机、制造、士兵科),海政司(辖设计、测绘、警备、海事科),一司一间。正座之后有操场,边上有两排平房,警卫营、军乐队等都在此住。

陈绍宽等人来到海军部门前,卫兵敬礼,两辆黑色的轿车驶进了大门,陈绍宽等下车。大院内早有军乐队在此等候,一声令下,戴着白色手套的乐队指挥手起一挥,全体奏起海军军歌。

陈绍宽一行敬着礼,走进了二门,他小声对陈训泳说:“非常时期,哪来这么多繁文缛节?这么晚了,让大家休息吧!”

陈训泳停住脚步,回身对军乐队摆摆手:“部长舟车劳顿,很疲倦了,你们解散吧。”

陈绍宽来到主楼的楼梯前,回头对陈季良一行说:“我要睡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陈季良、陈训泳等人给陈绍宽敬礼后,各自回了寝室。

尽管很疲倦,陈绍宽却毫无睡意,他的脑海中酝酿着海军舰队以分散出击的战术以对付强大的日本舰队。明天上午,他就要谒见蒋介石,要向其汇报与德国合约购舰的情况,并满怀抱负地提出海军的御敌之策。没有长枪大戟,只有匕首弯弓也能直插敌人的心脏。

他越想越兴奋,直到东方发白,才蒙眬睡去。他就是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然而第二天,蒋介石只是简单听取了陈绍宽欧洲之行的经过。当他欲汇报抗战御敌之策时,蒋介石说:“你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去说吧。”

奇怪的是制定抗战方针的最高国防会议却没有通知陈绍宽出席。海军没有制订作战计划的权力,只有执行。

1959年8月,古稀之年的陈绍宽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海军并无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一 最高机密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放弃不扩大的原则,一味地调兵遣将,变本加厉地恣意侵略。那么,一再忍让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将采取怎样的应对方针?有什么杀手锏来对付穷凶极恶、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呢?在8月上旬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制定了什么样的最高机密?

8月上旬的火炉南京,闷热难耐,溽暑如蒸。居民家中的桌椅、茶具,乃至乘凉的竹床摸上去都是烫手的,沥青的路面踩上去是软软的,就像是踩上棉花一样。

位于中山东路励志社门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大礼堂前的水池内,荷叶之中是亭亭玉立出水的粉色荷花,散发着幽香。本该是一个浪漫的夏季,却因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随着中日两军冲突与战事不断地扩大,与这个图画般的景色显得极不协调。压抑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大院内的几幢仿古建筑周围、花园和水门汀的道路,不时走过游动的哨兵,双手紧握着枪,警惕地巡视着四周和修剪整齐的矮矮的冬青丛。院内停着几十辆黑色的小轿车,最高国防会议在这里举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程潜、军政部长何应钦、次长曹浩森、空军总指挥周至柔、淞沪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纮、广东省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何健、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等。讨论的议题即制定抗日方针和具体决定。

首先由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报告南京江宁要塞、下游江阴要塞和沿江重镇的防务与巩固等情况。行政院简任秘书黄濬在一旁做着记录。

透过紧闭的玻璃窗,外面是刺眼的阳光和枝叶茂密的大树,知了藏在树叶下,没完没了地撕心裂肺地鸣叫着。

室内温度超过摄氏40度以上,天花板上四台华生牌吊扇已经开到三挡,但是,椭圆形的会议桌子旁,正襟危坐的人还是汗津津的。

蒋介石军容整齐,风纪扣也扣得好好的,尽管汗水已湿后背,但依然慷慨激昂,不断地叉腰挥拳,宁波官话在会议厅之中回响着:

照目前的局势,战争势必扩大,华北平津沦陷,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唯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我再重申一遍:无论现时我军并未如何失败,即使失败,亦必存与国同尽之决心,绝无妥协与屈服之理。总之,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我希望在座诸位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们……

他走到巨幅地图前,指着图上的蓝色箭头说:“诸位请看:华北日军除了沿平汉线南下外,为了策应,开始沿京张线前进,以图对我军侧翼进行包围。我已令驻绥东的汤恩伯第十三军主力进到居庸关和南口,保卫京张线和山西侧翼安全。宋哲元部第一集团军整编后展开于津浦线北段地区,刘峙部第二集团军已向保定、石家庄一线集结。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进到琉璃河,以保卫保定和石家庄。对此部署诸位有什么高见?”

张治中问:“委座,如果北方的部队顶不住日寇的南下,万一郑州、武汉丢失,那将如何?”

蒋介石:“文白,问得好!这正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你是不是重申一下你的看法?”

张治中站了起来:“诸位,为防止平汉线日寇的汹汹南下,我们要将日军的注意力转移到上海方面,我已将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调到上海附近。原指定协同我陆军作战的空军和炮兵都调到华北去了。如今战争形势已成,我方则必求立于主动地位。我已令第二师补充旅一个团化装为上海保安队,进入虹桥、龙华两飞机场,以加强警戒;一个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松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至太仓附近,我们要在淞沪方面主动出击,将日军的主力吸引到上海方向来,再利用长江天堑,节节抵抗,使我国民政府从容撤向武汉、重庆……”

蒋介石打断了张治中的发言:“文白,我想让你谈谈如何占得先机?”

张治中说:“是的,我认为,这一次我们在上海一定要争先一着,即先发制人。如果敌方有如下征候之一:(一)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陆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必发动无疑。当此时,我军应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蒋介石点头:“言之有理,这次战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具体时机应待命令。”

何应钦说:“委座,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不在上海发生战争,诸位还记得在一·二八时,日军长江舰队炮击下关的情形吗?”

陈绍宽说:“国耻如何能忘?日本舰队兵临城下,逼我政府不得不迁都洛阳……”

参谋总长程潜说:“为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参谋本部在本年初拟定的年度国防计划中,已经做了预案。我海军的行动即第一、第二舰队于宣战时,迅速集中长江,先与空军和江阴各要塞配合扫除江内敌舰,再与要塞共同担任长江下游防守,协力陆军作战。实行这一方案的关键所在,就是要在江阴封江,建筑一条水下封锁线!”

张治中接话:“对!就先在江阴着手!”

程潜说:“江阴位于南京下游200多公里,距离长江口约100公里,地处宁沪之间,与北岸靖江隔水相望。长江下游江面一般宽约3~4公里,流到江阴便逐渐狭窄,主航道最窄处仅有两公里左右,素有“长江咽喉”之称。南岸的黄山山陵起伏,地形险要,炮台上的大炮可以控制整个江面。这里是扼守苏州、常熟、福山一线的要冲,又是通往长江中上游的门户。我们在实施江阴实行沉船封江,即可将日本长江舰队堵截在江阴以西,便于我空军实行轰炸,又能防止日军溯江西犯,威胁首都南京。”

其实,江阴封江并不是参谋本部的战略原意。两年前,即1935年8月,蒋介石的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在《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中就提出来了。该建议书中针对东部指出:“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二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江面虽宽,然究为极隘之水道,航路异常困难,稍大战舰不易机动。下流已有许多窄隘可用,应用方法(游动炮兵、飞机)作有效之封锁……长江封锁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需利用许多地险及天然便于防御之地形,推至上海附近。”

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描绘了未来战争的场面:

天上飞机投弹,江面上腾起巨大的水柱,两岸重机枪的子弹打在水中,形成一串串水花。日本的军舰被江底的沉船阻挡在江中,江阴要塞的德国最新式克虏伯大炮和8.8毫米要塞炮,吐着火舌,向日本军舰猛轰,一艘又一艘的日舰中弹起火,沉入江心,打得日舰鬼哭狼号。日本海军在坚如铜墙的要塞面前,无法越雷池一步。

法肯豪森的点拨让蒋介石怦然心动,豁然开朗。

从那时起,蒋介石决定加强江阴要塞的炮阵地和守军的数量。他一直酝酿着一个大计划:即一旦中日间在上海爆发战争,首先在长江封锁江阴。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可将日本长江舰队堵塞在长江中作为与日方谈判的筹码。第二,可利用长江节节抵抗西进日军,赢得政府西撤战略大后方的时间,只要国民政府在,就有复国的一天。

蒋介石说:“就这么办,将日本人从长江上赶走,没收所有的日本商船和战舰,打一场非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战争。”

程潜说:“我看不能等到开战,要先将日本长江舰队堵在长江之中,以此要挟日寇不敢对上海发动进攻,否则就让它葬身鱼腹!”

此言一出,全场议论纷纷。

何应钦说:“委座,其实我们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7月14日晚9时,在第四次卢沟桥事变汇报会上,我已经向海军部下达指示,要不失时机,拆除长江之灯塔、航标,并与海军部次长陈季良接洽,请其从速妥定海军使用计划。此外,江阴新炮限期完成,并先使单炮射击。在江阴实行封锁,应该是很快的。”

周至柔站起来:“委座,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日舰被我封锁在长江中,便成为我囊中之物,如不放弃战争,我空军便可立即将其舰队炸沉在江中,我空军第五大队已经准备就绪,二十四中队、二十五中队现在扬州机场,二十八中队调往句容,第四大队、第一大队在河南周家口机场,随时准备待命出发!”

蒋介石坚定地说:“要调集陆军在上海开战,首先要歼灭日本在华海军,要立即封锁长江下游江阴要塞到江面,不让日舰逃出长江。”他转过头看着海军部长陈绍宽:“厚甫兄,你在海军中酌拨老旧军舰数艘,填塞江阴以下航道。”

何应钦有些犹豫:“委座,封江必定要动用海军的军舰,你知道,我们军政部是管不了海军部的,再说陈绍宽又没有参加会议,沉他的军舰……”

蒋介石自负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陈绍宽的头虽然难剃,他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只要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抗战,他不会不听命令的!”

何应钦点头:“坚决照委座的指示办!”

蒋介石突然话题一转:“刘峙总司令从保定打来电报说,这仗没法打了,遍地都是汉奸。我军凡到一地,周围都有汉奸给日寇发信号,日机立即就来轰炸。诸位,我们的抗战要取得胜利,就是要严防汉奸的活动。”他随即宣布:

江阴封江为当前最高机密,请诸位注意严格保密,立即执行。有泄露者,一经查实,即以汉奸论处,严惩不贷!散会!

此时乌云密布,天边隐约传来炮声般的惊雷。一股热带气旋在东海上生成,一场台风就要袭击首都了。二 心腹大患

长期以来,日本在我国长江中有一支“长江舰队”,耀武扬威,恣意妄为。一直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一·二八事变中,这支舰队曾经怎么样羞辱了国民政府,欲逼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

在第一次淞沪战争时,游弋长江的是日本海军第二舰队之战队;后来换防,改为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第十一战队,通常称为“长江舰队”。该舰队有“八重山”“安宅”“鸟羽”“势多”“坚田”“比良”“保津”“热海”“二见”“栗”“拇”“莲”等驱逐舰、炮舰十余艘。司令官为海军少将谷本马太郎。

191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舰艇便在长江中保持着一支威慑力量。从上游重庆、万县、宜昌、武汉、九江、安庆、南京,到下游上海的各个港口进行巡弋和停泊。名义上是为了日本本国的商船和沿江的侨民进行护航,其实是插在中国心腹的一支利剑,可以随时随地在中国军事要塞和心脏地区发起进攻。

1932年1月28日夜10时许,驻沪日军挑起战端。日舰13艘驶进三夹水,向吴淞炮台轰击。11时10分,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占领天通庵车站,旋由淞沪铁路及虬江路向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防地发起攻击。遭到守军英勇还击。天通庵路、横浜路、宝山路、虬江路等处均发生激烈巷战。江湾方面日本陆战队亦发起数次冲锋,均被守军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六团击退。一·二八淞沪战役打响。

1月29日上午,中国外交部发表宣言,略谓:“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

1月30日,日海军省增调4艘驱逐舰抵达黄浦江,海军特别陆战队7000名士兵调沪,其中“龙田”舰载来的3000名下午在黄浦码头登陆。31日晨,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凤翔”运载第一航空队飞机约30架抵沪。下午,第三舰队“那珂”、“由良”、“阿武隈”三艘巡洋舰载特别陆战队员4000名及大炮、炸弹、硫黄弹等抵沪,随即分批登陆,运往前线。

中国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各界民众的全力支持下奋起抗战,使中国海军面临着要不要参战的严峻问题。

正在上海的中国海军部政务次长陈季良和代理常务次长李世甲在研究时局后认为,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如果全面抗战,政府当有命令,海军一定遵从,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如果是局部冲突,那我们就要慎重考虑。上海的海军财产尤需加以保护,海军江南造船所、海军军械库、海军飞机制造厂、海军医院、海军测量局、海岸巡防处、引水传习所、海军电台等单位倘被破坏,恐怕若干年也恢复不起来。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做好准备,等待命令,不宜轻举妄动。

陈季良收到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少将司令官盐泽幸一的以威胁口吻写的信件。内称:今晨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上海中国驻军发生冲突,纯系地方性质,希望尽速解决,日方绝不愿意扩大,至日中双方海军,仍望维持友好关系,幸勿误会。陈季良等人对来信不敢置信,也不敢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只是下令在高昌庙的舰艇和海军警卫营(营长叶宝琦)实施戒严,注意防卫,对日方来信不予答复。当日,海军部长陈绍宽在南京也接到盐泽幸一和日本海军驻华武官营沼大佐的信各一封,内容与给陈季良的信相同。

南京上海近在咫尺,上海有租界,日本可能投鼠忌器;南京则处在日本长江舰队的炮口射程之内,随时有逼迫南京国民政府做城下之盟的可能。淞沪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行政院长汪精卫紧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时局及政府迁移问题。

面对日本舰队可以随时炮击首都南京的巨大威胁,南京国民政府于1月31日发表迁都洛阳宣言,声称:“日本所以继续使用此等暴力政策,且进而愈厉,其用心不过欲威胁我政府,使屈服于丧权辱国条件之下。政府受国民托付之重,唯知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际信义,绝非威武所能屈,唯有坚持原定方针,一面督励军警,从事自卫,绝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一面仍运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国履行其条约上之职责……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迁都洛阳办公。”除了军政、外交两部仍留南京继续办公外,其他院、部人员于是晚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率领下,从下关轮渡浦口,北上赴洛阳。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获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可比。

而此时日本的长江舰队,为了策应上海地区的日军作战,已经开始向南京方面集结。

2月1日上午,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瞭望台上的士兵从望远镜中发现,日本长江舰队的三艘驱逐舰,吐着黑烟,大模大样驶向南京宽阔的江面,舰上的大炮都褪去了炮衣,处于随时作战状态。狮子山炮台上空盘旋着凄厉的作战警报声,士兵们转动炮塔,将日舰死死地套在瞄准的圆环内,严阵以待。但是江上的日舰不屑一顾。

寒风中,桅杆上的日本太阳海军旗猎猎作响。南京下关大阪码头内原来停泊着日本第三舰队的几艘兵舰,见来了援军,顿时神气透顶,日舰各自拉响汽笛,耀武扬威,双方旗语兵挥动手中的联络旗,互相作答。

这一情景令挹江门海军部的大员们万分紧张。海军部长陈绍宽电话请示军政部长何应钦:“日舰已兵临城下,南京附近的中国海军炮舰有十六艘,是不是调往下关一带?”

何应钦的答复:“现在时局非常敏感,衅不自我开。”

2月1日晚9时许,几艘日舰同时起锚,在下关江面一字排开,炮首昂起,突然“轰隆”一声,红光一闪,一发炮弹飞向狮子山炮台,紧接着,又是几声巨响。此外,甲板上的日本士兵还向通岸的浮桥上投掷手榴弹,明目张胆进行挑衅。

此时,挹江门海军部部长陈绍宽闻警后立即打电话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日军开始炮击了,我八卦洲江面驻泊有“海容”诸舰,要不要与狮子山要塞炮台一致行动,同时向日舰还击?”

何应钦指示:“蒋委员长正在考虑,你们听候命令!不必大惊小怪,就这几艘兵舰想占领南京?”

陈绍宽急了:“南京在唱空城计,除了宪兵之外,恐怕就没有其他部队来拱卫首都了。”

何应钦强调:“其他的你不要管。你们海军切莫擅自行动,一定要听候命令!”

宁静的冬夜,日舰的突然炮击在南京城内引起了一片混乱。

惊慌失措的老百姓都涌到街上,纷纷闻讯:“日本打到家门口了,怎么不还击?保护我们的海军在哪里?”

中方毫无动静,十多分钟后,日舰的炮击终于停止。蒋介石做了缩头乌龟,始终也未下达还击的命令。

2月2日上午,何应钦给海军部急电,要求“海军各舰应先令集结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并择要预先敷设水雷及障碍物等制止日舰之任意活动”。

陈绍宽随即通令海军各部:扼守各要隘,军舰官佐要维持江防海防,保护治安。

同日日本海军武官营沼来到海军部,对2月1日晚炮击下关之事进行辩解,称“纯属误会”,并表示歉意。

此后,日本海军对淞沪的战争逐步升级,下令组成第三舰队专门进行淞沪作战,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指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舰艇20艘)、第三战队(巡洋舰3艘)、第一水雷战队(巡洋舰1艘、驱逐舰十余艘)、第一航空战队(航空母舰“加贺”、“凤翔”号)、上海特别陆战队、“出云”号海防舰(旗舰)、“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等部。

2月初的一天,一艘日本商船闯入中国海军的高昌庙江防警戒线,守卫在江南造船所的哨兵开枪自卫,毙其船长福田。

日本海军随即向中国海军递交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方面惩凶、道歉、赔偿,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并限24小时内答复。陈季良接到通牒后,与李世甲商量。他们一致认为,上海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发一言表态,莫测高深,我海军在上海只有几艘在修的舰艇和1个警卫营(实际为2个连),没有力量和敌人作战,如果能够不使战火燃到沪南,对地方和海军都不无好处,我们应忍小愤以待时。于是,李世甲通过友人李择一与日本海军驻沪武官北岗大佐联系,基本答应了日军的要求,其中包括赔款两万元。

2月中旬,十九路军官兵和上海民众武装因战争急需,要求取用海军仓库中贮存的大炮、弹药和钢板,陈季良告之需向上级请示后才能拨给;倘经向海军部取得提单,也可照拨。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抗日军民的正当要求。

3月初,淞沪战争结束前,在长江流域的日舰竟达50余艘,并出动了飞机和数千名陆战队官兵。日本海军在作战中死亡149人,伤700余人,日本海军的猖狂侵略与中国海军的冷漠观战形成了强烈对比。尽管这样,设在吴淞炮台的中国海军海岸巡防处还是毁于战火。

淞沪停战以后,日本长江舰队在长江宜昌、武汉和中下游一带往来巡弋常态化,几艘军舰经常停泊在首都南京附近的江面上,以示威慑。

案例一:

1932年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为防止来自中国方面为此引发的抗议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长江舰队的军舰开往南京的下关。

据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七日《中央日报》载:“下关日舰共六艘,是否长驻抑上驶?

日本驱逐舰‘樫’、‘桃’、‘柳’、‘桧’等四艘,原在长江下游往来巡弋,现于昨日(六日)下午四时,奉驻沪第二舰队司令部电令调驶来京,停泊下关湖北街、大阪码头一带江面,连同原泊之日舰(荻)号、(伏见)号,共已六艘。唯昨到之四艘军舰是否在京长驻,或即溯江上驶,现尚未定云。”

案例二:

1934年6月9日上午9时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突然通知南京政府: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日本外务当局声称“此次事件是‘拳匪事件时杉山书记被杀以来最重大之事件,对于南京当局决要求严重之措置,并绝对采取强硬态度”。日方除向中国政府交涉外,并陆续调派第三舰队二十七战队的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进行武力威胁。直到6月13日,中国警察将藏本从明孝陵山洞中找到为止。

总之,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日方必定捕风捉影,将其舰队开赴南京。日本军舰就是时刻对准蒋介石胸前的一把尖刀,成为蒋介石的心头大患。

要抗战就得先把威胁首都的日本长江舰队这把尖刀拔掉!三 陈绍宽的梦想

陈绍宽是中国海军将领中第一个提出建造“飞机母舰”的人。1928年就提出用“二千万元”造航母的计划。由于国势衰弱,无法实现,成为他心中的梦。一·二八期间,日本海军大加凌辱,陈绍宽为何不敢出头?为什么在抗战中当了大汉奸的丁默邨提议要取消海军?陈绍宽执掌海军部期间究竟有何作为?陈绍宽题字

1928年6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打到北京,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往关外,在奉天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爆炸身亡。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全国南北统一。

就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酝酿军事编遣,急谋大裁军之际,海军署署长陈绍宽却大声疾呼:要设立海军部,大力发展海军,捍卫海防。

他在给国民政府关于扩充海军的呈文中提出:

吾国海岸线绵长,港湾分歧,外有外人越境侵权之患,内有海盗剽劫之警。如不添造新舰,加厚军实,则现有舰队不独出海之力量薄弱,抑且深感其不敷分配。兹拟以最低限度,请添造驱逐舰四艘,约需一千二百万元;潜水艇二艘,约需六百万元;巡洋舰三艘,约需三千万元;飞机母舰一艘,约需二千万元。合之建设校营,所用统计仅供六千九百万元。若计划于两年内分期购造,每年只需筹付三千七百万元,按月摊付,每月不及二百九十万元,为数甚微,似尚不难筹付。在国家月仅支出纤细款目,在海军则日积月累,足资稍事建设,而海防收益,必非浅鲜。

陈绍宽曾经根据参加欧洲海战的经验,写成了《海战》一文,对“海战中的飞机”进行专门论述。他认为:“现代海军在海战时,欲取攻击手段,必有赖于舰上所载的飞机。”

曲高和寡。当时的中国,有几人能懂?

陈绍宽提出建造航空母舰的想法,在中国可谓空前第一人,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防部长刘华清,才与陈绍宽有共同的梦想。虽然现在的航母与陈绍宽提出的航母不可同日而语,但仅仅是梦想,就非常了不起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国力有限,财政困难,捉襟见肘。而且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对裁军耿耿于怀,钩心斗角。这时陈绍宽提出扩充海军,岂不是荒腔走板?何况海军主力都属于闽系,令蒋介石心生疑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面对外患,身为海军部代部长的陈绍宽立即表态:

此次暴日突以重兵袭我东省,关系我国之存亡。全国民众愤恨万状,一致主张以武力驱逐日军。政府除以外交方式试为解决外,并已立有大决心及准备,为万一外交方式不能解决之助……

本军各舰艇已加紧操练,整装候令,各口岸要隘,已均派舰扼守,安定人心。正在建筑之“民生”、“平海”两新舰亦已加工赶造,以厚海防。海军会操之各舰,于月内可将操务赶完,借资准备。代部长并具身先士卒之决心,以救国家于危困,余尚言其他。

可谓铮铮誓言,掷地有声。但有人却讥讽他是走夜道唱歌,自己给自己壮胆,这又是为何?

原来,就在他豪气牛斗之时,1932年一·二八事变又爆发了,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陈绍宽所有的诺言皆成空言,噤若寒蝉。

中国海军不要说保卫海防,就连江防也虚晃一枪。日军将中国海军堵在港内,数次挑衅,倍加凌辱,而陈绍宽始终未敢挺身而出。

眼见日舰纵横长江,威胁首都南京,须发飘飘、老迈年高的国府主席林森,领着一大批官僚们屈辱地远赴洛阳。

3月18日,海军部长陈绍宽在接见记者时解释海军不参战的原因时说:“沪变后国人对海军之督责,纯出爱国热情,至深感惭。海军非畏暴日,实因未奉命令,不敢妄动。而经费困难,亦为最大难关。”总结为:一无命令!二无银子!

陈绍宽这些解释不无道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爱国军民在前线浴血奋战,而海军却隔岸观火,纵使南京没有“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但迁都洛阳,无论如何都使“金陵王气黯然”。这不能不说是令民国海军蒙羞的奇耻大辱。

上海各界人士和全国各方面乃至国府高官咸对海军的懦弱表现极为不满,舆论纷至沓来。

3月20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友唐等人带头发炮攻击,联名呈文弹劾海军部长陈绍宽。文曰:

因此次沪战,十九路军前仆后继,而海军袖手旁观,且与日本盐泽(海军少将)订立条件,相约炮弹不落在海军舰上,绝不发一弹。十九路军向之借高射炮不借,甚至连借一铁板亦不借,实在太令人看不下去。平日之腐败,直说不胜说,陆战队不在舰上,而在福建种鸦片,仗势欺压人民,于院长(即于右任)常谓何苦以全国人民血汗金钱,保持福建人饭碗,因现在海军已成世袭罔替之福建人之天下也。余等主张将海军根本取消,将舰售予商家作商船,因海军年费百余万等于无海军,何若腾出此数,加上售舰所得,可购潜水艇两百艘,要知中国海军原不希望去打人,以二百小艇防守海口,较胜于无用军舰多多……

屋漏偏逢连夜雨。也就是这一天,《中央日报》上又刊登了立法院代理院长覃振的谈话,大意为:二十一年(1932)度预算案内,海军临时费一千一百万元拨归军政部,为扩充航空建设云云。

言下之意,既然海军不能打仗,就无须再继续砸钱,应该大力发展空军,实现航空救国。

陈绍宽大受刺激,他的性格不像司马懿一样,面对送来的女人衣欣然接受,而是拍案而起,当即发表通电:

海军为历来环境所牵掣,以致实力薄弱至此。际兹国难临头,举国上下果有御侮决心,自应一致协助,俾得积极扩展。报端所载立法院某员之谈话如果属实,是不啻摧残海军,漠视国防,影响殊非浅显。敬乞俯赐训示,以正全国之言论,而杜中外之骇疑。临电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4月7日,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13日,出席会议的会员丁默邨在《整饬海防案》中激烈地提出:“请取消海军部,改造海军各案。”

一经报端刊出,舆论大哗,贻笑大方。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不少关心中国海军建设的外国友好人士到海军部质问:“贵国国难会议是知识较高人士集合的机关,怎么会有取消海军部这样幼稚的提议?”

攻击海军的政潮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海军部长陈绍宽的心中留下委屈、愤懑。

是年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国民政府准备返迁南京。5月30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还都南京之后繁荣行都之计划》,蒋介石先率各部、院、委返回南京。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委,于12月1日返回南京。至12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了回京典礼,当即撤离洛阳。海军部长旗

12月2日一早,海军部长陈绍宽乘海军部小艇从下关过江迎接林森主席。当时的中央军校教育长、一·二八事变时的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是搭载陈绍宽的船过江迎接林森的。

张治中和陈绍宽的关系不错。当小艇到江心时,海军的军舰一律奏号致敬。张治中没见过这种场面,问陈绍宽:“这么多大军舰见到我们的小划子一起奏号致敬是什么道理呢?”

陈绍宽说:“我们坐的划子上面,悬挂着部长的舰旗,他们见了这个旗帜,就应该奏号敬礼的。”

等他们迎接到了林主席,一起登上海军“永绥”军舰后,在渡江时,江面上各国的军舰统统放礼炮致敬。

张治中又问:“这种鸣放礼炮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呢?”

陈绍宽说:“凡是一国的主席和元首在军舰里面,舰上挂了主席和元首的旗帜,他们看见就要放礼炮,但是主席或元首要是不愿意要人家敬礼,他虽在船上面不挂主席或元首的旗帜,他们也就可以不放礼炮。”

陈绍宽迎接林森的举动,也成为丁默邨等人的攻击借口。他们四处造谣说:“这会儿去拍同乡的马屁,一·二八时要不是海军不抵抗,林主席何至流离于外?”

那么,陈绍宽是个怕死的胆小鬼吗?如果不是,他是个怎样的人呢?

陈绍宽,字厚甫,福建闽侯县(今属福州市)舻雷乡人,生于1889年。祖辈以手工为业,其父陈伊黎,原为福建水师水手,后升为中士管舱。陈绍宽幼年就学于教会开办的福州私利格致书院,1905年考入南洋水师学堂。

南洋水师学堂又称江南水师堂、江宁水师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开设,校址在南京下关仪凤门内,主要为南洋水师输送人才。江南水师学堂较福州船政、天津水师学堂为后起,但办理颇积极,毕业生或送往日本留学,或往英国军舰实习,造就人才颇多。至清朝覆灭,江南水师学堂共毕业驾驶班七届学员107人,管轮班六届学员91人,鱼雷班(由江南鱼雷学堂并入)五届学员13人。毕业生中著名人物有:林建章、杜锡圭、陈季良、陈绍宽、赵声等。另外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也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

学堂制度参照天津水师学堂,分驾驶、管轮两科,每科又分头、二、三班,每班派一教员专课。课程分堂课、船课。学生入学后进入三班,专门学习英语等基础知识。升入头班后方才教习专业知识,包括天文、海道、御风、布阵、修造、汽机、演放水雷等。每隔若干年,由海军提督率学生乘练船下外洋实习,途中对学生进行考核、分记等。全程学习共6~7年,毕业生择优送英国留学。该校原定学生为120名,但学堂成立后,因缺乏练船,不能满足学生实习需要,遂逐年裁减学生名额。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两江总督刘坤一遵旨规复原定名额,并添设“寰泰”练船一艘,以供学生出洋实习。

陈绍宽在校学习期间,勤学苦练,具备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并掌握了相当的航海技能。3年后毕业,分发到“通济”练习舰见习,不久调任“镜清”练习舰任上尉驾驶大副。不久因母丧,陈绍宽驾舰由上海驶往福州。当时舰长杨某有事未上船,嘱咐陈绍宽主持兵舰。依照海军惯例,倘舰船三年没有进出某港口,再驶入该港口时,可请引水员领航。“镜清”舰已多年未到福州港,而且闽江口至马尾航道地势复杂,依例船到马祖岛或川石附近,就可以请人领航。但陈绍宽根据海图指示,亲自驾驶,绕过激流险滩,安全驶抵马尾。

一个年轻的上尉军官初次率舰进港,竟不请引水员领航,且安全抵达目的地,当时在海军界引起了轰动。民国三年(1914)陈绍宽升海军总司令部少校副官,驻上海。

1915年12月,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等准备发动起义,当时有“肇和”、“应瑞”、“通济”三艘兵舰停泊在黄浦江上。此三舰排水量均在1000吨以上,“肇和”舰最大,有2600吨,是1913年刚从英国购回的新舰,装备精良,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陈其美制订了“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的方案,拟定陈其美为淞沪总司令、“肇和”舰舰长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杨虎为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为陆战队副司令、吴忠信为参谋长;并命杨虎等人加紧争取三舰的官兵的工作。争取“肇和”舰工作最为明显,在该舰候补员陈可钧的策反下,该舰大多数官兵同意起义。“应瑞”和“通济”两舰上也有不少官兵赞同起义。

起义时间原定于12月15日,但由于事机不密,消息外泄。袁世凯立即派遣海军宿耆萨镇冰以检阅为名到上海。萨镇冰到沪后命令“肇和”舰于12月6日出航,开赴广东。在这种情形下,陈其美等人决定立即发动起义。

是年秋天,“肇和”舰舰长黄鸣球已风闻革命党要夺舰,对此一直十分小心提防,很少离船上岸。9月间,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奉命由沪赴京述职,期间职务由黄鸣球代理。黄知身负双重重任,唯勤唯谨行事,每天上午离舰到高昌庙司令部办公,傍晚即回舰上,不敢稍有懈怠。11月间,李鼎新由京返沪,对黄的尽职尽责十分满意。为酬谢黄代摄军务之劳,邀请黄到他上海的公馆便酌。

12月5日下午,黄鸣球如约前往李鼎新公馆赴宴。此时,杨虎率领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三十余人携带手枪、炸弹,乘小艇从外滩出发,直驶泊在高昌庙的“肇和”舰旁。三十多人从吊梯一拥而上,拔出手枪迅速占领舱面。然后有两人跳上驾驶台控制舵机,有几个人下舱闯入机房控制轮机和锅炉,舰上的一个军官试图反抗被当场击毙。很快,水手舱和军官舱都被封锁。杨虎当即宣布讨袁宗旨,发放犒赏金,并打开存放弹药库门,准备开炮。

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第二大队在孙祥夫的带领下,从杨树浦出发,计划夺取“应瑞”、“通济”两舰。不料就在他们登艇之际,被巡警发现,索要出港护照,孙祥夫等人拿不出护照,被迫返回。因此夺取“应瑞”、“通济”两舰的计划未能实现。“肇和”舰经升火后,驶离高昌庙。引起同时泊在江上的“应瑞”、“通济”舰的疑问,发旗语却不回答,而且越驶越远,两舰料必有变。此时,时钟已指向6点,远处突然传来炮声,原来“肇和”舰奉令向制造局开炮。

同时,“肇和”舰用信号灯询问“应瑞”、“通济”二舰是否同意起义。两舰的回答是“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

当时在海军总司令部值班的少校副官陈绍宽因找不到李鼎新,只得直接要通北京,欲与海军总长刘冠雄通话,但得到的回答是“总长不在”。

一时间,制造局炮声隆隆,火光四射,硝烟弥漫。陈绍宽当机立断,立即奔向旗语台,以旗语传令在港的“应瑞”、“通济”两舰开炮射击;同时命令陆战队:“舢板出军,夺回肇和!”由于两舰上也有革命党活动,在要不要开炮问题上,官兵们犹豫不决。陈绍宽在英国任大使馆武官时留影

陆上的各路人马听到起义的炮声,也纷纷向制造局、警察局等既定目标发起攻击,但均被守军和警察击退。

再说“肇和”舰长黄鸣球在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家吃过饭后,醉醺醺地便转往海军联欢社小憩。李鼎新闻变后,赶回高昌庙总司令部。陈绍宽将情况如此一说,李鼎新着急地说:“你好大胆,新买的兵舰就敢擅自下令将其击毁?”于是他继续要北京电话,请示办法。直到凌晨1时许,上海护军使杨善德、萨镇冰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参议杨晟等在制造局商议办法,莫衷一是。最后只得电请大总统袁世凯,得到的答复是:“将该舰击毁!”李鼎新立即派人去交通银行提现金十万元,分别运往两舰,还答应事成,“许以一百万元犒赏费”,并以封官许愿相诱。

6日拂晓4时,“应瑞”、“通济”两舰突然向“肇和”舰猛烈攻击,“肇和”舰在无防备的情况下,屡屡中弹,舰首起火。在慌乱之中,杨虎急令该舰起锚,但起义人员不会操船,加之锅炉房也被“应瑞”击中,引发锅炉爆炸,杨虎只得下令弃船撤退。舰上陈可钧等十余人因伤势严重,无法行动被捕获,后英勇就义。

当时值班的陈绍宽少校副官及时上报,上下联络,传令“应瑞”、“通济”两舰炮轰,截回“肇和”舰。事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练习舰队司令徐振鹏被撤职查办,舰长黄鸣球被捕入狱。同时撤销海军总司令处,各舰队收归海军总长刘冠雄直接指挥,陈绍宽从少校破格晋升为“肇和”舰上校代理舰长。

陈绍宽接手舰长后,着手整顿舰上的纪律。当时舰上的大副是个“老油条”,根本不买陈绍宽的账,经常睡至近午才起床。一天早晨,陈绍宽在起床号之后,下令全舰做救火演习,以该大副寝室做假想的出事点。一时间,舰上的水龙头全对准该大副的寝室门猛喷,水柱冲入屋内,弄得该大副狼狈不堪。打那以后,舰上官兵不敢越轨逾矩,见习生对其产生敬意,称其为“像样的舰长”。1928年1月,国军编遣委员会在南京熙园开会,陈绍宽(右6)与陈季良(右5)代表海军参加会议。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决战阶段,陈绍宽以驻英大使馆武官身份,随英国海军上将齐立克(Jalico)在旗舰上参加与德国海军交战的著名的格罗林海战。

在战斗中,陈绍宽坚守岗位,听从指挥,得到英国海军当局的赏识。战后,荣获英国女王颁发的欧战纪念勋章。陈绍宽在了解了世界海军现状后,对中国海军的前途忧心忡忡,他在给海军总长刘冠雄写了一份报告书中提出:“察各国海军关于建舰计划有加无已,独我国于建舰之预算付诸阙如,致年来海军力量有退无进,是海防自撤于无形,使前此数十年谋国之基暗中消灭,岂不大可虑哉。再以此次巴黎和会逐一比照,益知论国势之强弱,定国位之崇卑,当视其海军力量之大小。我堂堂神圣之民国,岂能任载胥以溺乎……”

陈绍宽回国后任“通济”舰长,后升为第二舰队司令。1927年,陈绍宽率第二舰队归附国民革命军之后,在龙潭截击北洋军阀孙传芳部渡江,粉碎了孙传芳反攻南京的计划。紧接着参加西征,率舰攻打唐生智,占领岳州。1929年,陈绍宽再率第二舰队参加蒋桂战争,乘“楚有”旗舰由汉口上驶,夺取宜昌。在闯过马家寨的桂系炮兵阵地时,双方发生炮战。突然,“楚有”的边炮卡壳。副舰长曾国晟急忙打开驾驶台的铁门冲出去处理障碍,来不及关上舱门。此时岸上突然打来开花弹,弹片穿入驾驶台,打到仰顶的铁板上,铿锵作响,舵手都吓得趴下,只有陈绍宽稳稳地在驾驶台上指挥,镇定自若。

正是海军在蒋介石北伐期间,在消灭北洋军阀孙传芳反攻南京的龙潭之战和1928年蒋桂战争中,陈绍宽立了功,而蒋介石手中又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海军,不得不倚重陈绍宽的闽系海军力量。四 螺蛳壳里做道场

1932年1月,陈绍宽升为海军部长。身穿着海军上将大礼服,外表十分光鲜,但衙门里已经两个月没发饷,就像《红楼梦》里的荣宁二府,“内囊却已尽上来了”。尽管如此,陈绍宽还是从牙缝中抠出伙食费造了几条小军舰。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海军除接受前清海军的遗产外,从1912年到1928年的16年间,海军添造了几艘百余吨的小炮艇,几乎没有添造什么新型舰艇,所有舰艇总吨位仅3万余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绍宽提出建造60万吨位的造舰计划。他引证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里建设海港军港的远景规划,以日本为假想敌,当时中国的海军实力和日本海军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陈绍宽多次呈请国民政府在十五年筹拨二十多亿元建设海军,却石沉大海。

陈绍宽当海军部长的一大任务就是伸手要钱。中国在日本建造的“宁海”军舰,因还不了贷款,被日方威胁停工;海军留学英国员生的经费交不上,几遭白眼,被冠以“无信用”;海军部及各机关各项经费两个月未曾领到分文;“伙食无可维持”;官兵薪饷也无着落。此外,海军陆战队经费、测量局巡防处经费、西沙观象台经费、武器装备经费,哪一项都需要建设,哪一样都需要钱,还要应付纷至沓来的索要欠款者……

海军的军费奇缺支绌,却没能让陈绍宽气馁灰心,他在牙齿缝中省粮食,勒紧腰带过日子。为扩充海军实力,陈绍宽不断地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请领积欠海军的军费,希望从1932年4月份起争取能领五成海军军费,此外,他还要催领购买药弹款、请领海军陆战队经费,一而再再而三地登财政部的请拨建造驱逐舰经费,却始终不得要领。

在海军每月可怜预算费用中,陈绍宽奉行“小舰自造自修主义”,一个钱掰成两半花,节余挤出款项来,不是贪腐,个人花天酒地,享受民脂民膏,而是有一点钱就造一艘兵舰,努力发展海军舰只,积少成多,以达到以小打大的目的。

在1934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五中全会上,陈绍宽等提出海军整理建设案,大声疾呼:

现在“民国”业已二十三年,为什么还不能取消不平等条约,为什么还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我们晓得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力量还没充实,我们民众还没有训练。如果我们国家力量充实,民众已有训练,那么可以说不会有这国难。国家没有力量,犹之乎一个人没有力量。一个人没有力量,要想做事体,要想保护自己,都是做不到的。所以现在政府要谋国家的存在,一定要赶快充实力量。

充实国家的力量,不仅是振兴工业和商业,还要有海陆空三军的国家武力,还要有民众的力量。如果没有海军,单有陆军,或者单有空军都是不能成功。我们看我国陆军在世界上是顶大了,如果单有陆军即行,则国难就可不会发生,东四省就不会失去。即使失去,亦应该随时拿它回来。但是国难业已三年,尚未收复失地。单有陆军,或是单有空军,或是陆军、空军加起来都还是不行,这就是因为没有海军。所以一定要有海军才可以解除国难。我国海军因为没有充分的力量,所以不能为国家充分地来报仇。我国要想解除国难,就得要快快地建设海军。如果忘记海军,国难是不会消除的,国耻是不会洗雪的。我们海军同人是负着最重大使命,是站在最前线的。在海陆空军当中,我们海军是第一个对敌作战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任务,不要放松自己的责任。不仅我们海军同人是如此,我们还希望中央政府的当局,全国的民众,都觉悟起来,不要再像“满清”将海军的经费去建设别的东西,也不要再像北京政府忘却了建设海军,应授予我们以充分发挥的力量……我们中国,如果不想建设海军,则必致使国家永远落后,永远不能使这国庆日有可庆祝之一日。我们不要放弃责任,海军的建设,应该要猛烈前进才对。希望中央政府当局以建设陆空的精神来建设海军。还不要忘记总理曾推翻了二百六十余年的清朝政府,建设民国,那是如何的困难,但最后终能达到目的。建设海军比较容易得多,如果大家能本着总理伟大的精神、百折不回的魄力,不断地前进,总有造成大的海军的一天。全军官佐士兵,我们为党为国为民众为海军,不要放松这种责任。

为此,他提出海军三项整理案:(一)主义:各国建设海军宗旨有所谓“大舰少数主义”与“小舰多数主义”两种,以我国目下之财力论,无论采用何种主义均不可能。盖舰之大者,其每艘之建造费不下数千万元,其小者亦不下百万元。且自空军发达以后,海军威力大有减小之趋势。故为中国计,目前最好对于海军采取“小舰自造自修主义”,即对于原有之各舰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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