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公孙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南怀瑾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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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公孙丑试读：

编者的话

南怀瑾先生是近年来享誉国内外，特别是华人读者中的文化大师、国学大家。先生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为其终身学业打下了扎实基础；而其一生从军、执教、经商、游历、考察、讲学的人生经历又是不可复制的特殊经验，使得先生对国学钻研精深，体认深刻，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诣，更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等，对西方文化亦有深刻体认，在中西文化界均为人敬重，堪称“一代宗师”。书剑飘零大半生后，先生终于寻根问源回到故土，建立学堂，亲自讲解传授，为弘扬、传承和复兴民族文化精华和人文精神不遗余力，其情可感，其心可佩。

一九七六年，南怀瑾先生应台湾《青年战士报》之邀公开讲解《孟子》，广受欢迎，其中关于《梁惠王》的讲授整理成《孟子旁通》（一）于一九八四年出版。因缘境遇波折，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南先生关于《孟子》的其余讲授在整理后才陆续与读者见面。鉴于他对其中各篇的讲授皆可单独成书，故出版时不再沿用《孟子旁通》之名，而是各篇自成一书，各书重定名目。经南先生及其法定继承人独家授权，由我社陆续以《孟子与公孙丑》、《孟子与离娄》、《孟子与万章》、《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滕文公、告子》的名义，出版横排简体字本，献给广大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

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终生以效法孔子为志，是孔子儒家学术思想和理念的重要传承者，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存于《孟子》七篇，是儒家的重要典籍，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和政治活动。宋代学者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南怀瑾先生对《孟子》极为重视，在讲授时阐发颇多，感触颇深。于《梁惠王》篇，他指出，孟子用“仁政”理念说服梁惠王和齐宣王，在义利之辨上更具超越性；于《公孙丑》篇，他认为，孟子借着与公孙丑的问答，表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内圣外王”的中心思想；于《离娄》篇，南先生以为，孟子继承了孔子编纂《春秋》的精神，具体而微、深入又广阔地阐释了中华悠久的文化传统；于《万章》篇，南先生谈道，孟子在此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如知人论世、以意逆世等，涉及为人处世的诸多原则；于《尽心》篇，南先生以“修身立命”总领，以“尽心”点题，并借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叹，冀望于二十一世纪之青年学子；于《滕文公》篇，南先生分析了孟子如何教导“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却又不甘堕落的滕国世子修心养性，及至领导滕国在战国列强的夹缝中自立。而在对《告子》的讲解里，南先生判断中国历史上有关性善、性恶辩论的得失，阐发孟子传授的养心、养气方法，孟子与墨家巨子、淳于髡、慎子等名流思想交锋中体现的儒家社会理想、对政治以及仕宦者事君之道的看法，等等。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滕文公》的记录稿大部分已遗失，南先生亦未能补讲，《告子》的整理稿，先生也没有完成全部审订工作，这是不能弥补的遗憾。但先生通过孟子传达的大丈夫当养“浩然之气”、行己有耻、立身有义的主张，做人的进退之道，已是神完无缺。为此，我们遵照南怀瑾先生生前的愿望，将《孟子》七篇讲授合为一集，命名为《孟子七讲》，以期完整展现南师对《孟子》的全部理解和阐发。

我社与南怀瑾先生结缘于太湖大学堂。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认识和传扬中华文明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紧迫感，承蒙南怀瑾先生及其后人的信任和厚爱，独家授权，我社遵南师遗愿，陆续推出南怀瑾先生作品的简体字版作品，其中既包括世有公论的著述，更有令人期待的新说。作为一代国学宗师，南怀瑾先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毕生致力于民族振兴和改善社会人心。我社深感于南先生的大爱之心，谨遵学术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原则，牢记出版人的立场和使命，尽力将大师思想和著述如实呈现读者。其妙法得失，还望读者自己领会。东方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八月

出版说明

自从一九七六年南师怀瑾先生讲完《孟子》以来，至今已是三十五个年头了。当时是应台湾《青年战士报》唐社长之邀请，在该社所作的公开讲课。为了使年轻听众易于了解，南师是与历史配合，且以轻松浅显方式讲解，俾使听众能深入经典中的真义和精神。《孟子》全书共七篇，第一篇《梁惠王》于一九八四年出版，书名为《孟子旁通》（一）。惟世事无常，次年南师又应邀前往美国，《孟子》其余各篇记录，皆随带至美，后又辗转各地，至今始得重启整理工作。《孟子》这本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儒家典籍。孟子生于战国时代，他继承了孔子的精神，始终为人伦正义，为道德政治奔走呼号。所以在《孟子》书中所记述的，不仅是为政的原理准则，更是人人身心道德修养的基本。

数千年来，孔孟之道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正如南师在《孟子旁通》前言所说，孔孟的一生，“始终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弃了自我而为天下人着想，为千秋万代着想，因此也就受到人们一种超越的崇敬，称之为圣人”。

时至廿一世纪的今天，孔孟学说在世界各地皆有蓬勃而起的趋势，现《孟子·公孙丑》篇已在南师指导下先行整理出版，其余各篇亦将加紧整理工作，陆续印行出版，以飨爱护传统文化的读者。

再者，本书虽为《孟子》的第二篇，由于亦可单独阅读念诵，故而另定书名为《孟子与公孙丑》。未来各篇，亦将各定书名，不再沿用《孟子旁通》原书名。《孟子》全书的讲解记录，原为蔡策当时中文速记，后再誊写，并略作初步整理。在手写的原稿中，也见有李淑君及另一人的整理笔迹，但迄未完稿。编者据此再作整理，完成工作。惟本书中小标题，仍保留蔡策所拟。

蔡策手写原稿，历经三十余年的岁月，颇多残破，外加零乱难识，经新加入的彭敬细心辨认，始得以输入电脑。

另义务协助校对、查资料等工作的谢锦扬、宏忍师等各位，在此也一并多谢了。刘雨虹　记二○一一年一月于庙港

公孙丑章句上

前面《梁惠王》上下两章，是孟子一生学说思想的大纲。自《公孙丑》章开始，以下的每一章，都是根据上面的纲要再加以发挥的。有关孟子的学说思想，以及孟子的心性修养，我将陆续作补充说明。

以后的各章，内容更加丰富，讲起来就难免会牵涉到中国文化的许多问题。所以今后对于问题的讨论，将尽量作更深入的研究。而《孟子》原文并不太艰深，也不古板，大家都能一目了然，所以在文字上就不再详细地说明了。

但是对于《孟子》原文，大家最好能够多多朗诵，熟读会背，因为中国秦汉以后的古文，经常运用《孟子》这本书的笔法，其中有许多美好的词句，或被后人变化运用，或者成为名言，传诵不已。

譬如后世常用的“当道”二字，就是由《公孙丑》章的“当路”一词演变而来。“当道”即“当政”，处于政治体制上的“要津”，就是重要路口的意思。在从前，就相当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但这个名词，在古文上，常被引用称那些官居要职掌握政权的人，并不只限于宰相一类的。在文学上，便有清人类似格言的两句诗：“当路莫栽荆棘树，他时免挂子孙衣。”诗格虽然平平，意义还真深长！

所以，现实掌握政权的重要人物，对于政治命令的发布，必须慎重地考虑，因为一个法令、政策所影响的不止当时，更影响了几十年后人民的祸福利害。因此千万不可在办公室或会议所，因一时的痛快，订立新的政策或法令，并立刻颁布执行。这种做法，极易产生弊端，贻害社会。所以我常说，执政者是要负政治上的因果的。这两句诗确为警语，更说明政治立法与立言、立德的因果关系。

话说回来，《公孙丑》上下两章，是记载孟子师生间的对话，其中大部分的内容，是在齐国湣王当政时期孟子再度到齐国的事。这次孟子在齐国，停留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管仲的故事

公孙丑是孟子的弟子，有一天他向孟子提出问题。他问，假使老师你在齐国执掌政权，能不能做到像名臣管仲和晏子所成就的那种功业呢？

孟子听了后，对公孙丑说，你真是标准的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这两个历史人物，好像天下就只有齐国这两个人才能创建了不起的功业似的，而不知道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高明人物还多得是。孟子这句话，等于现在我们对人说：你真是一个英国人，只知道你们历史上有个丘吉尔；或者说：你真是一个美国人，只知道你美国有个罗斯福而已。这就是描写孟子的幽默，意思是说公孙丑坐井观天，看到井口那一点点天空，就以为整个宇宙只有那么大。

他幽默了公孙丑一下，然后又说，你知不知道过去曾经有人向曾子的孙子曾西说：“你和子路到底哪一个好？”曾西听到这个问题就不安于座，在座上躬一躬上身，带着恭敬的口吻说：“你怎么拿我来跟子路比呢？连我的先祖大人曾子对子路都是相当敬畏的，我怎么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于是这个人又问曾西：“那么你和管仲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好呢？”曾西听了这句话，马上转成不大高兴的脸色说：“你又怎么把我去和管仲比呢？管仲得到一位顶好的领导人齐桓公的信任，而齐桓公自己对于齐国大小事情都不管，完全交给管仲，由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在历史上，一个好的领导人对一个幕僚长相信到如此程度，的确也只有齐桓公对管仲才做到。所以齐桓公能够做到春秋时候的五霸之一，甚至可说是五霸之首，并非偶然。更难得的是，他们两人原来是敌人，在战场上面对面作战时，管仲曾经对齐桓公射了一箭，刚好射在齐桓公的带钩上，幸好带钩上的一块铜片抵住了箭镞，没有射到腹部，否则齐桓公可能早就被管仲射死了。

讲到管仲，使人联想到管仲与齐桓公之间的君臣际遇与君臣相得之难。这种老板与伙计之间主从相得的情形，真是一件太不寻常的事。至于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三个人之间的君臣知遇，以及在朋友情谊上相处得如此尽善尽美，的确难能可贵。尤其

管鲍之交

现在首先要讨论大家所知道且乐于称道的“管鲍之交”的故事。

第一，管仲与鲍叔牙两人的交情，在一开始可以说是很不对称，在友道上来讲，能够相交实在太不容易。因为他们两人结交当初，管仲是个穷小子，鲍叔牙是有钱的少爷。虽然说古往今来，阔少爷结交个把穷朋友也是寻常事，但难在这个有钱有势的鲍少爷能够完全不在乎管老弟的贫穷卑贱，居然与他情同手足，平等相待。

第二，管仲在少年时代的行为，是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的一型；鲍叔牙是谨慎老实、比较贤良方正的一型。可是难在鲍叔牙能够深切认识管仲、欣赏管仲，对管仲的所作所为不但原谅，而且绝不见怪。

第三，在这段时期，管仲和鲍叔牙合伙经商，想来当然是由管仲出主意，怂恿鲍叔牙拿钱去做生意的。但到了结账分红的时候，管仲不管三七二十一，任凭自己的意思，拿走了大部分。别人看不过去，替鲍叔牙叫屈，鲍叔牙不但不见怪，反而说，管仲家里需要用钱，多拿一点去用，那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个人的交情中，所谓“管鲍分金”的事，还只是起头的序幕。更难得、更有趣的是第二幕，又加上一个主角齐桓公，以及最后落幕的一场，更会使人拍案叫绝，真是可以耀古烁今了。管鲍之交

管仲和鲍叔牙两个好朋友，后来都走进了齐国的政治圈子，鲍叔牙帮助齐国的世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管仲运气不好，帮助了另一位世子公子纠。不久，齐国因为争夺继承权而发生宫廷内乱，而且还牵涉到国际关系。小白和公子纠为了争政治权利而大动干戈，变成仇敌，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在大动干戈的时候，管、鲍两人各为其主，所以有后来管仲射了齐桓公一箭之事。但是，最后公子纠被杀，齐桓公胜利了，而管仲做了俘虏。齐桓公要报一箭之仇，非杀掉管仲不可。在这个紧要关头，鲍叔牙出面了。

他对齐桓公说：“你现在虽然做了齐王，但你还想不想称霸诸侯、拥有天下呢？”齐桓公说：“那是当然的，这还有什么疑问吗？”鲍叔牙说：“如果你还想这样，不但不能杀管仲，还非得重用他不可。”这个齐桓公真像后来的汉高祖刘邦一样，只要被人轻轻在脚下一踢，他就明白了。听鲍叔牙说了这番话后，齐桓公愣住了，就反问鲍叔牙，管仲真的这么行吗？鲍叔牙就趁机推荐管仲，为他大吹大擂一番。齐桓公不但马上放了管仲，还虚心请教他如何可以实现霸王大业的计划。管仲侃侃而谈，齐桓公一闻千悟，认为管仲是天下大才，马上拜为相国。甚至后来齐桓公还对他百依百顺，反而倒转来拍他的马屁，不叫他的名字，而尊称他为“仲父”，使他死心塌地、服服帖帖地对自己尽忠尽心。

管仲与齐桓公、鲍叔牙三人之间的故事，最妙的关键，还不止于此。当管仲被俘虏了，正在岌岌可危、将要被杀头的时候，人人都为他担忧，但是管仲却安心得很，反而很高兴地认为自己马上要转运，有机会可以大展抱负了。因为他断定，他的好朋友鲍叔牙一定会出死力保荐他。除非齐桓公无大志，如有大志，想创大业，一定会吃鲍叔牙这一剂药，非要用他不可。

事情发展的结果，果然不出管仲所料，这便是所谓“管鲍之交”难之又难之处。如果是后世或现代的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形，生怕朋友拖累了自己，哪里还敢死力保荐一个被俘的敌对人物呢！因此后世还有人以己之心度他人之量，而说管仲与鲍叔牙两人早就商量好的，把力量分开来投资，各帮一个老板，不管哪个成功，他们两方都会互相保荐而得富贵。当然，不能说世间一般人绝对没有这种投机取巧的意图，但也不能说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道义啊！随便以假设而厚诬古人，未免有伤厚道，后人真是聪明太过了！

齐桓公自从重用管仲之后，他便成就了“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功业。也就是说，他做了当时全中国诸侯的盟主，等于现代国际上联合国的主席，自己不用太操心，一切都由管仲包办，替他完成。齐桓公还是一个吃喝玩乐的高手，他本来就是一个浪荡不羁的公子哥儿，好吃也好色；所不同的是，一方面有公子哥儿爱好吃喝玩乐的个性，一方面又具有霸主的雄才大略。所以他能够豁达大度，完全信任管仲，由他一手包办。管仲在当时，也就等于联合国的执行秘书长。事实上，他的权力几乎仅次于齐桓公，好像是个副盟主似的。不过他也具有才子型贪图享受的个性，并非像儒家标榜的淳朴君子。可是他们君臣之间，好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样地互信互谅，实在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因此孟子在本章中引用曾西的话，其中便有“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的评语了。

生死不易的知遇至情

管鲍之交的历史故事，到这里还不算是高潮的顶点。最妙的是在最后的一幕，当管仲快要死时，齐桓公有点着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后继的人才实在难找。所以他亲自来探看管仲病情，同时很着急地问管仲，万一你不在了，我应该找哪个接替你的任务才好？桓公并且提出了管仲的好友鲍叔牙来做继任人选，想来管仲一定会同意。但是管仲却马上反对，认为不妥。他的理由是，鲍叔牙是好人，也很方正，一个方正的大好人，在做人的道德上是第一等人，但是非常复杂的政治重任，并不是一个一味讲究方正的好人所能担当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管仲一生之中得鲍叔牙的恩惠太多：穷困时，在生意分红上占了便宜；被俘虏时又救了自己的命，还推荐自己做了齐国的宰相。现在他快要死了，应该把这个高位让给鲍叔牙来接手才对，不料他竟在齐桓公的面前断然否决了。齐桓公问他为什么反对鲍叔牙接他的位子，他说：鲍叔牙是一位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这种勾心斗角、时时刻刻都要用权术的事？如果让这个好人来做，那么不但鲍叔牙完了，齐国也会垮的。事实上，管仲这种话，也真的是为了爱护鲍叔牙、爱护齐桓公和齐国而说的。

后来鲍叔牙知道了这件事，很欣慰地说：管仲真是最了解我的好朋友，我的确不能担当这个职位，如果做了，说不定脑袋都保不住。

他们相交的情谊，就是如此的真挚，如此的感人。他们两人在事业上，只有鲍叔牙推荐管仲，管仲从来没有推荐过鲍叔牙。可是两人交好，真正的知己之处，却不是我们通常交友所可想象的。现在人谈管鲍之交，只看到前面分红利的那一段，而且希望对方是鲍叔牙，自己永远是管仲。

再回过来说，齐桓公对管仲之专信，在历史上的确是少有的。我们常喜欢以三国时代刘备对诸葛亮说的自喻如鱼得水的情形，来作为君臣之间、宾主之间信任的典范。其实刘备信任诸葛亮，并不及齐桓公信任管仲那么专。诸葛亮的事业，都是在刘备死后才做出来的。换言之，诸葛亮在刘备死了以后，才更有权力和条件发挥自己的才干，完成更大的功业。而刘备的器量因为不及齐桓公，所以他的事业始终限于天下三分之一的局面。李宗吾曾说三国时代三个人的笑话：曹操是心黑脸不厚，所以陈琳作一篇檄文骂他的时候，他还会脸红头痛。而刘备则是脸厚心不黑，手段不够毒辣，所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到处扮成惨兮兮的样子，赚人的同情。至于孙权是心黑但不够黑，脸厚但不够厚，都不到家。以李宗吾的厚黑哲学来说，在他的“厚黑学校”里，这三个人都是不能毕业的学生。虽然这是李宗吾的玩世笑话，但也有他的一面歪理。

不过，领导人固然应该相信高级干部，但作为高级干部的，是否值得领导人去信任呢？是否具有忠诚、才华、品德、能力等应具备的条件呢？像这样优秀的人才，实在不容易找到，而管仲的确有值得齐桓公专信的地方。

上面是孟子引用曾西所说“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一句话所引起的闲谈，这是管仲当政的第一个因素。此外曾西再举出第二个因素，是管仲在齐国当政四十年之久，的确是段不短的时间，努力经营下来，成绩自然可观，使齐桓公在国际上称霸。可是曾西认为，管仲对于人类社会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并没有留下永垂千秋的建树，成就并不算高。所以曾西会不高兴地说，“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你怎么拿我和管仲比较呢？

这是孟子引用曾西和别人的谈话，这一段史料只在这里由孟子口中说出。

于是孟子接着对公孙丑说：管仲这个人，曾西都不愿和他比，你怎么把我看得那样差劲，竟拿我去比管仲呢？

公孙丑说：老师！管仲辅助齐桓公，称霸天下达四十年之久——在现代来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而晏子后来辅助齐景公，也使齐国成为国际间的大国，使齐景公成为著名的国君，这样的两个人，你还认为不行吗？

历史的乘除

孟子说：使一个国家称霸，使一个国君成名，又算得了什么？我认为要使齐国称王天下，就像自己把手掌翻过来一样的容易。我们现代的成语“易如反掌”，就是从孟子这句“由反手也”来的。孟子说得如此容易，我们可以说他的牛可吹大了。且看下文。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孟子说使齐国称王天下，就像自己一翻掌那么简单。公孙丑听了，对他老师的话表示怀疑，他说：照老师这么说，使齐国称王天下，像把自己手掌翻过来那么容易，这就使我愈来愈糊涂了。就以历史的事迹来说，称王天下谈何容易，像周文王这等人才，当政差不多百年，他当时那样地厉行仁政，也并没有完成一统，还是靠了他的两个儿子——武王和周公继续努力下去，然后慢慢经过了百多年才成功的。

实际上，周朝统一天下，掌握政权达七百多年之久，这样深厚的基础，并不只是周文王父子两代奠定下来的，而是由古公亶父，乃至远溯至公刘，更向上推至后稷，这样好几百年一路下来奠定的基础。犹如秦始皇的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也不只是秦始皇的功劳，而是秦国在一两百年前就开始建基的。并不像后世来自民间的帝王，例如明代朱元璋那样，原来只是一个落魄的和尚，结果在民间突然崛起，做了统治全中国的皇帝，这是特殊的现象。这也就是古今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模式。

我们再看看“治世百年，殷之顽民未化”的历史记载。周朝的政权建立了一百年以后，前朝的遗民、殷商的拥护者仍然不肯接受周朝王道德政的感化。由此可见教化社会人心的困难，这是我们读历史必须注意的一个关键。以文、武、周公之德、之才、之能，“治世百年”尚且“殷之顽民未化”，便知天下事实在不像翻一下手掌那么容易。这也就难怪公孙丑“惑滋甚”，对他老师孟子“以齐王，由反手也”的话想不通了。

所以公孙丑说：你说王天下那么容易，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学习啰？这是公孙丑用孟子的话反过来向孟子质疑。因为孟子是最推崇文、武、周公的，所以现在公孙丑这样发问，等于说：那么老师你比文王、武王，比周公还要伟大，还要高明了？

孟子对于文、武、周公、孔子，始终尊敬如一。他说：如果以文王来比我，那又不敢当。不过我说我可以使齐国称王，是另有理由的。当年文王、武王的情形和现在不一样，首先，文王、武王当年的对象是前朝商汤。商朝由汤王传到武丁，有数百年之久，其间有过六七位圣贤之君。五六百年间出六七个圣贤的君主，这是很难得、很了不起的盛世。我们算算历史的账，在以往的历史中，以武力最强、文化又发达的汉唐两代来说，汉代在汉高祖以后，文帝、武帝、宣帝之外，没有几个好皇帝。唐代在唐太宗以后也没有几个好皇帝，唐明皇算是半个，但是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也就糊涂了。还有一个唐宣宗，他也是做过和尚的，虽然他没有真的出家，但的确也剃了头，做了一阵禅和子，与黄檗、香严禅师都是要好的同参道友。有一次他与黄檗同住在江西的百丈山上，曾因同观瀑布，和黄檗联句作诗，不过也有人说和宣宗联句的是香严禅师，并非黄檗。这首诗是这样的：千岩万壑不辞劳　远看方知出处高（黄檗起句）溪涧岂能留得住　终归大海作波涛（宣宗联句）

后人看了唐宣宗的末句“终归大海作波涛”，认为是唐室衰微的谶语，因为唐朝自宣宗以后即天下大乱，接近尾声。还有宣宗做和尚时，题百丈岩的一首诗也很好：大雄真迹枕危峦　梵宇层楼耸万般日月每从肩上过　山河长在掌中看仙峰不间三春秀　灵境何时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　暮钟朝磬碧云端

这都是他少年时代为了逃避唐武宗的猜忌，剃头出家去学禅时的作品。据《林间录》记载，他全靠太监仇公武的庇护，剃头出家去参禅也是仇公武的计划。这个姓仇的太监，大有类比丙吉当年保全汉宣帝的大功。唐宣宗说“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日月星辰都从他的肩头上运行过去，大地山河也在他的掌中一览无遗，这到底还是帝王的气魄。后世称宣宗为唐朝的中兴之主，因为他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的疾苦，和汉宣帝的情形相似，汉唐这两个谥号“宣”字的皇帝，和周代的宣王一样，都是中兴之主，还算是很不错的。

我们从后代历史上的事迹，可以证明孟子的话。一个朝代，在五六百年之间出了六七个圣贤之君，是很不容易的事。孟子又说：在商汤的时候，天下人心归向商朝，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养成的，这种归顺服从的时间一久，一时是很难改变的。这可以说是人类的好习惯，也可以说是人类对历史的惰性。大而言之，一个国家民族对于自己历史文化的习性，是很难改变过来的；小而言之，个人的习性，也是很难改变的。想把一个旧的传统变过来，十分不易，而且传统愈久愈是难以改变。

接着孟子又说：所以到了由武丁领导天下的时候，能使诸侯都来诚心朝贡，好像也是轻而易举，像在手掌上运用的事情一样。即便到了末代纣王时，这位商朝最后也是最坏的一位帝王，虽然他很坏，但距离他的祖先、那位名王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的时代，并不太远。上代商朝世家忠臣，遗留下来的好风气、好政绩、好政体、好制度并没有变，所不同的只是纣王个人的暴虐而已。同时，纣王时代辅佐他的同宗之中，或是纣王的叔伯，或是纣王的兄弟辈，还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等许多的贤人。只是商朝到了这个时候气数已尽，刚好传到暴虐的纣王手里，如果是由商朝宗室的这些贤人中任何一个来当帝王，那么周朝就起不来，也不可能革命了。因为这个时候，纣王宗室的贤人们都还在全心全力辅助商朝，所以纣王虽那么暴虐，周朝也要等待时机。久而久之，等商朝的根基先自行崩坏、气势衰败的时候，周朝才能起来。除了历史文化上的时间因素之外，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天下领土皆属纣王，人民皆是纣王的臣民，商朝人众土广。而文王当时不过只有方圆百里的一点点领土，以及少数人口。以这样悬殊的现实力量，对抗历史久远的殷商王朝，便可理解周朝的崛起是多么的不容易。时势　机运　成功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刚才讲述孟子为公孙丑解惑的一大段道理，中间有好几处转折，有好几个理由。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说下来，公孙丑也插不上嘴了。如果以现在的谈话形式和技巧来说，一定是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逐项加以分析。古人没有这一套，用不着这样一条一条排列起来，因为听的人一听就知道了。现代人讲话，如果不分别列举，听话的人会指说话的人不合逻辑，没有条理，不聪明。不知道究竟是古代的人不聪明，还是现代的人不聪明，这实在很难定论。

到这里公孙丑还是插不上嘴，孟子继续讲下去，应该是讲到第四点了。

孟子这里引用的话非常好。公孙丑是齐国人，问的是假如孟子在齐国当政将会怎样，又引用了齐国的两个历史人物管仲和晏子到问题中来，更讨论到齐国称王于天下的事。虽然孟子一开头就说了公孙丑“子诚齐人也”，仅知有齐国而已。说到这里，他还是引用了齐国的成语来说明他的论点。

齐国是姜太公（尚）之后，文化相当深厚。孟子说，你们齐国有句名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两句成语是道家思想的结晶，经过孟子一引用，更变成后世的名言，成为哲学上一个不易的定理。

青年同学们，现在读《孟子》，对于这句话最好能够牢牢记住。我们幼年时读书，读到这一类美而又有至理的名句，便立刻熟读、立刻背诵，到老还是牢记不忘的。

这句成语是说，虽然你有聪明绝顶的智慧，但是客观环境还没有构成有利的形势，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也就是说，一个聪明人，因客观的形势不利，也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比如骑上摩托车，不能在刹那间就到达目的地，一定要车轮转动的那一股势，发生动力，才能到达。如果没有这个“势”，而空想到达，那只有进精神病院了。

你虽然有了无比坚固的基础，还是要等待时机，才能发生功用。所谓时机，也就是现代所讲的“命运”、“机会”。机会不来，你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枉然。我们现在看电视蛮舒服的，可是电视机由发明而到成为全人类的需要品，就要一段时间和机运了。所以发明电视的人并没有发财，后来的人捡现成而做电视生意的，反而发财致富，这就是时机的关系。在他来说，虽有发明的能力，但运气未到。历史上很多发明家常有潦倒而死的结果，皆时运未通。可是后人利用他的发明，却大发其财。所以读了《孟子》这几句话，想到一些不逢时机的事情，不禁喟然而叹，却也不禁要点头一笑说，果然不错。就如以谈“空”为主的佛法，也是注重时机因缘，何况世事是一切有而不空呢！

不过，时机来了，不晓得把握，又有什么用？我常说第一流智慧的人，创造机会；第二流的聪明人，把握机会；而愚笨的人错过机会，失去了以后又不断抱怨。如同赶公共汽车，第一流的人，先买好票，先站在第一个位子等着，车子一到，首先上去，有舒适的座位。第二流的人，买好票，刚好能挤得上去。第三流的人，公共汽车开过了，他在后面跑步追赶，赶不上了，便在公共汽车后面的一团黑烟中大骂山门。不过世界上这一流的人居多，也许我们就在此辈之中吧！

古今中外，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都是因为自己没有乘势，或没有待时，或无势可乘，或时机早已过去，或是时机迟迟不来。这些也可归之于命运，所谓生不逢时，虽有才能也毫无用处。就好像算命的说命好运不好，命是帝王之命，可是始终轮不到你上座，一生倒霉运，又奈何？！

乘势与待时，确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不但个人事须乘势待时，家庭事、社会事、国家事、天下事莫不如此。即使有了智慧，有了基础，还是要乘势，还是要待时。

又如大家都知道宋朝有两位爱国诗人，一个是陆放翁（游），一个是辛稼轩（弃疾）。他们在少壮时代皆是意气凌霄、豪情万丈的人物，当时生逢乱世，国运艰难，也真有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气概。

但到了他们的晚年，一切的豪情壮志，都归到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的哲理名言之领域了。所以陆放翁有一首诗《书愤》说：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辛稼轩则有一首题为“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词：壮岁旌旗拥万夫　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箓　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　叹今吾　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由来才命两相妨

孟子引用了这两句齐国的谚语来说明当时齐国的势与时的情形。他说，“今时则易然也”，现在齐国的时机到了，齐宣王欲王天下，容易得很。

孟子替齐宣王算命，知道这正是行仁政王天下的时候；而这个时势，却不利于他自己。“明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正是儒家的精神，圣人的用心。孟子志在淑世、救世，不计较自己本身的利害。

他说以齐国当时的形势来讲，土地、人民的力量，与历史上的夏后、殷、周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当他们——夏后、殷、周兴盛起来的时候，领土的幅员还没有超过千里，而现在齐宣王的领土已经超过了千里；人烟稠密，农业生产发达，经济稳定，社会一片繁荣。到了这种地步，不必再扩充领土，也不必用心经营，招揽百姓。土地与人民这古代政权的两大资本，齐国这时都充足了，已经有很富强的实力，假使这时候齐宣王能行仁政而称王，谁也抗拒不了。

同时，孟子又指出齐国正是得时之利的时候。他说，以历史时代而言，从周文王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在这么长久的年代中，从来没有以王道政治来领导天下的王者。周朝只有在文王到成王这段时间是兴盛的，自成王以后，就衰败下来了。到了战国时期，老百姓都在紊乱或者暴虐政治下辗转流离，在痛苦呻吟中挣扎，尤其到了七百年后的现在，情况更加严重。

这时孟子又说了两句名言：“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后来，在中国文化中，这两句话经常被人引用，尤其在政治理论方面。肚子饿了的人，容易满足“食”的欲望，饭也好，面包也好，吃起来都觉得好。肚子饱的人，一天到晚山珍海味，吃多了、吃腻了，吃到后来，吃什么都觉得不好吃。同样的，“渴者易为饮”，口干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喝，沟水、马尿都是好的，渴极了的人乃至可以吸自己的血，舔自己的汗水。

这里，孟子以饥渴的情形来比拟当时老百姓对于良政的渴望，他并且引用他所崇拜的孔子所说的话——“速于置、邮而传命”，德化的流行散布，比驿站、车马传送命令还快。

这个“邮”字，和现代的邮政的“邮”是同一个意义。所以邮政这一制度远在周代已经有了，后来又改称驿站。不过，古代的邮驿是由政府办理、专门为政府传递公文的，老百姓无权享受这种制度的便利。我国自清末设置文书传递和私人通信的机构制度，便采用周代这种公文传递制度的“邮”。在孟子那个时代，交通方面最快的就是这种邮政交通了，如果在现代来比喻，则应该说犹如卫星转播一样的快速了。

孟子最后结论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像齐国这样有万乘战车的大国，如果出来实行仁政，天下百姓都会很高兴的。从春秋时代开始，差不多二三百年间，老百姓好像倒悬着，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如果齐国能够实行仁政，等于把倒悬他们的绳子解下，他们会欢喜不尽的。所以现在行仁政，较之古代事半而功倍。“事半功倍”的成语，就是从《孟子》这里习用而来的。《梁惠王》上下章的内容，也几乎全是记录孟子劝魏、齐两国国君行王道的重要。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宋朝理学初起的情况。当时，主力派的儒家学者极力尊崇孔孟，后来发展为宋儒的理学。他们自认是尧、舜、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传人，但是其他一般的学者并不同意他们的论点，认为他们是自我标榜、矫枉过正。所以后来写《宋史》的学者，便把儒家理学派定名为“道学”，把一般儒家学者定名为“儒林”。

在当时的儒林学者中，有一位名叫李泰伯的，对孟子有反感。因此另有一名儒士要向李泰伯骗酒喝，便作了两首讽刺孟子的诗送给他，骗来三天大醉。诗中有两句，可说是对孟子生平鸡蛋里挑骨头，“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

孟子当时为什么栖栖遑遑要游说魏齐行王道？这里就是孟子的答案，他认为这个时候是必须施行王道的好时机。也可以说，孟子确实认为当时需要革命，不必礼尊周天子了。因为当时周天子名存实亡，可能只有现在一个乡镇长那么大而已。大家给他饭吃他就吃，不给他吃他也只好坐在那个天子位子上等待，还欠了一身债。“债台高筑”这个成语，就是从周赧王来的。所以，孟子准备把尊周天子为“正统”的历史包袱甩掉。孟子当时所看到的，是天下老百姓的痛苦生活，因此他想要做的，是解救老百姓的痛苦。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完全是菩萨心肠，所以孟子早在当年就有民主、民权、民生的思想。下面就讲到孟子的学术思想。不动心的哲学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公孙丑问孟子：老师！假使齐宣王请你当卿相，你的理想就可以实现了。在功成名遂的时候，你动心不动心？孟子说：不！我早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到达了不动心的境界。

孟子说的是老实话，孟子和公孙丑谈这些话的时候，应该是再度到齐国，正是他已过中年了。他告诉公孙丑，早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对于任何荣耀困辱都可以不动心了。他学孔子真学得太像了。在《论语》中孔子说他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四十不动心，等于孔子的“四十而不惑”。

说到“四十而不惑”，想起一则笑话。在明朝时，有一个人读《论语》中孔子这段话，便作恍然大悟状，说自己读通了《论语》，有一大发现：原来孔子少时生了病不能走路，大概是小儿麻痹症，到了三十岁才能站起来，所以叫做三十而立；到四十岁两腿才有力量，可以随意走路了。这是一则讥讽书呆子的笑话，但也可见古今青年人的调皮都是一样的。

讲到孟子说的不动心，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他的“不动心”，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化讲学问、谈修养，关系太大了。

以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而言，孔孟思想的文化基础，历史最为悠久。从佛家角度讲，后来佛教的思想虽然流布中国，但已经迟于孟子五六百年；即使以最早的史迹计算，佛教最初于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也迟了孟子约三百多年。再以道家的文化来说，原始的道家并没有谈到“不动心”的问题，后世道家提出类似“不动心”的修养方法，也比孟子迟了四五百年。而儒家文化，后世的中国儒家，尤其是宋朝以后，理学家的一切修养，差不多都是以“不动心”为学问修养的中心话题。至于学佛的人讲修持工夫，也是与“不动心”有类似之处，只是名称不同，叫做不生分别，或不起妄念。所以“不动心”是很值得讨论的题目。但在讨论“不动心”这个中心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一个轻松的问题。

试问诸位，孟子说不动心的时候，你说他究竟动心没有？照逻辑论辩的方法来讲，他动心了。他在齐宣王、梁惠王面前拼命地鼓吹。如果他不动心，则又“何事纷纷说魏齐”？严格地说，悲天悯人，正是圣贤和大英雄的动心之处。所以说，什么叫做“不动心”，是很难下一个定义的。

唐宋以后，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各家做修养的工夫，都希望做到不动心。直到现在，学禅、学道，不管哪一宗派的修法，凡是讲究静坐工夫的，也都是希望做到不动心。只是唐代以后的禅，改变了一个名词，叫做“无妄念”或“莫妄念”。其实，名异而实同，换言之，后世佛家的修持工夫，更是强调不动心的重要。

佛学、禅学等，讲不动心的资料太多了，我们只取简单扼要而且有趣味性的来说。例如唐代诗僧贯休和尚的《山居诗》，便是强调不动心的代表作。他说：难是言休即便休　清吟孤坐碧溪头三间茆屋无人到　十里松阴独自游明月清风宗炳社　夕阳秋色庾公楼修行未到无心地　万种千般逐水流

他这首名诗，代表了一般学禅者的观念，他一开始的意思便说哪一个能做到说放下就完全放下的？第二句以下是写真正出家人的修为，一个人冷冷清清，孤独地在高山之上、或在溪流清寂之处吟唱静坐，三间茅屋，十里松风，那是多么幽美的胜境。月明之夜，夕照秋林，也正是最好的良辰美景。但此时此地外境虽然清净，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无心才算是真清净；如果“修行未到无心地”，这些净境也只有徒添愁思，修行也是白修，真是“万种千般逐水流”了。这两句是直接说明修行不达到这种不动心的无心境界，一切的一切仍然是随波逐流而去，不足道也。

这是利用贯休和尚诗句的文学境界，来说明禅宗乃至佛学其他各宗派的原则，都是着重在不动心的一面。这首诗比任何佛学的术语或经文的解释，都更为简单明了。

此外，明代有名的诗僧栯堂也有一首诗：心心心已歇驰求　纸帐卷云眠石楼生死百年花上露　悟迷一旦镜中头人言见道方修道　我笑骑牛又觅牛举足便超千圣去　百川昨夜转西流“心心心已歇驰求”，这就是讲不动心，一切的妄心都已真正的空去，此心再也不向外面去驰求乱跑。“纸帐卷云眠石楼”，这要真正有道行的人才做得到，普通人做不到，勉强去做，一定会伤风感冒。过去有许多修行人，住在高山顶上的石洞里，连窗子都没有，云雾随时可以进来，潮湿得很，一层层的云气，又冷又重，绝非都市里的大厦可比。“生死百年花上露”，这是指生命的短促。活了一百年，算是上寿，但是以整体生命的历程看来，这百年的人生只是分段生死的一节，也只不过像早晨花瓣上的露珠一样，太阳一升起，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了。“悟迷一旦镜中头”，这是引自《楞严经》中的典故。在《楞严经》中，释迦牟尼佛说了一个故事：有个人名叫演若达多，一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看到镜子里面有一个头，心想我自己的头到哪里去了？愈想愈不对，看不见自己的头，因此他疯了。等到他有一天再照镜子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头原来仍旧在自己身上，他才恍然大悟，不再发疯了。人，只有这样一条自救之路，所以悟与迷的道理就在这种地方。自去迷，也自去悟，说佛在哪里，你本来就是佛，只是你没有找到自己而已。“人言见道方修道”，一般人都说，求到了法，见到了道，才开始修道。“我笑骑牛又觅牛”，人本来就在道中，何必再去求道见道，这等于骑在牛背上还要去找这头牛。如果懂得骑牛觅牛是错误的，那么“举足便超千圣去”，一下子就超过了儒、释、道三教的圣人境界，自己自然就是一个平平实实的本来人了。“百川昨夜转西流”，这是倒过来说的。以前中国人说“天上众星皆拱北，人间无水不流东”，天上的众星都是拱卫着北斗星，这是不错的。至于“人间无水不流东”，是中国人的话，在其他的地区来说，也可能是“人间无水不流西”。而栯堂这句诗，并不是指现实世界的川流而言，只是作诗的一种“比兴”技巧，指修道而言，只要反求诸己，一夜之间即可还我本来。

佛家的这些文学作品，是不是都代表了不动心呢？尤其学禅的人，更喜欢大谈《六祖坛经》的“无念”。“无念”不就是“不动心”吗？学佛修道做工夫的人，打起坐来，盘腿固然困难，想“不动心”更是做不到，这是最痛苦的。要做到不动心是很困难的。

孟子说自己四十岁已经做到了不动心，依照这样计算，他大约做了二十几年的工夫。从孟母带他三迁，长大成人后，他一直走圣贤之路，起码花了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做到不动心的境界。后世的理学家们，大部分都只注意孟子这里所谓“不动心”的工夫和“不动心”的境界。

不过我们要了解一点，公孙丑是问孟子，如果你做了齐国的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功成名遂的时候，你动心不动心？这好比我们如果访问美国总统卡特（当时的美国总统），问他由花生农夫而当选美国总统，动不动心？卡特是美国人，他一定说：“我很高兴，非常兴奋，当然动心啊！”这也是西方人可爱之处。如果问到中国人，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多半是说些谦虚的话，才算是有涵养，所以最多是说“没有什么！”“诚惶诚恐，勉为其难”等门面话而已。罗近溪的不动心案例

由于孟子与公孙丑的对话提到“不动心”的问题，自秦汉以后，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体系中，谈修养，讲事功，或多或少都受到孟子所谓“不动心”这句话的影响。尤其是宋明以来，以儒家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们大多数更是如此。其实，自汉魏以后的道家和佛家，也受到这句话很大的影响。因为佛道两家的修养方法，所谓讲究修持、注重修为工夫的内涵，基本上和孟子讲的“不动心”异曲同工。

道家学说宗主老子的“为无为”，乃至于一变而成为道教的以“清静无为”为宗旨，原则上当然都要建立在“不动心”的基础上，那是毫无问题的。等而下之，例如后世道家的神仙丹道派谈修为、修养，所谓“攒聚五行”、“还丹九转”的方法，都是先锻炼好精气神，做好筑基的工夫。而筑基工夫的大原则，还是以“不动心”为主。丹道家所谓“开口神气散，意动火工寒”，便是描述动心的作用。

现在再来看看理学家们“不动心”的学问与修养。由宋代兴起理学开始，经过百年，其间的学者大儒很多，讲心性修养的微言妙论也太多了，我们只是“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换言之，也只找一个“不动心”最明显的例子来说，所以便采用《明儒学案》中罗近溪的一段。

罗先生是王学的后起之秀，也可以说是王阳明门下杰出的大儒。所谓王阳明的姚江心学，有两位特出的人物，一位是王龙溪，一位便是罗近溪。不过，到了罗近溪的时代，王学已近末流，同时明朝的政权历史也将近尾声。一般认为，王学到了末流已近于禅，好像不能算是正规的儒家理学。其实，这是门户之争、派系之见的论调，亦是以真儒自我标榜的攻讦之说，也就是正学与伪学、真儒与伪儒在思想意见上争斗的丑陋相，事出题外，就不多作讨论了。

在这里，我们只说罗近溪一生中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都在做“不动心”的工夫。《明儒学案》摘录他经历的一段话说：又尝过临清，剧病恍惚，见老人语之曰：“君自有生以来，触而气每不动，倦而目辄不瞑，扰攘而意自不分，梦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则予之心得，岂病乎？”老人曰：“人之心体出自天常，随物感通，原无定执。君以夙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结习。不悟天体渐失，岂惟心病，而身亦随之矣。”先生惊起，叩首流汗如雨，从此执念渐消，血脉循轨。

这一段话，记录罗近溪中年做学问、讲修养，极力克念制欲，朝“不动心”的方向去做，结果弄得一身是病，身体僵化。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说，他患了神经麻痹症，全身僵硬，麻木不仁。经过一位高明之士的指点，他惊出一身大汗，病就好了。这是黄梨洲先生编《明儒学案》上的简录。

我在另一书上所看到的是，他在似梦非梦中听了那个老先生的话后，这一惊，汗出如雨，湿透重衾，从此病就好了。所谓“湿透重衾”，就是说出汗太多，湿透了被褥。但是这位梦中指点他的高人却不肯留名，罗近溪再三问他，他只说是泰山丈人而已。因此这也成为同时代的学者攻击罗近溪的借口。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一类什么丈人、什么先生等称呼，不是道家仙家的代号，便是在家学佛者的别称。罗近溪的一生，接近佛道两家的奇人异士很多，这些都可作为忌妒他、攻讦他是伪学的证据。千古学者们的猜忌、相轻相攻，有时比起一般没知识的人们因利害而互相攻击还要可怕。看通看穿了的人，及早拔足抽手，以免落进漩涡而不能自拔。

我们引用罗近溪的例子，可以看出他的修行弄得心身皆病。一般人的许多病痛，都与心理作用有密切的关系，要讲究养生的人必须了解这一点。这里举出罗近溪的目的，是希望不要把孟子“不动心”这一句话，再像罗近溪一样，弄错了方向。

再说，即如佛道两家讲修养工夫的人，也是一样需要注意。一般人标榜“无念”的观念，大多都是根据《六祖坛经》上断章取义而来，以讹传讹，误己误人。其实，六祖对自己所谓“无念”一词，作过更深一层的解释，所谓“无者，无妄想；念者，念真如”，并不是说要做到如木头石块一样的什么心都不动。

还有更好的例子，在《六祖坛经》上记载一则公案。当时，北方有一位卧轮禅师，专门注重对境无心的不动心修持，当然他也有相当功力心得了。所以他作了一首偈子说：卧轮有伎俩　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长

这首偈子，由北方传到了曹溪南华寺。六祖听到了，深怕一般学人弄错了方向，他不能不开口了，因此就说我也有一首偈子：慧能没伎俩　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　菩提恁么长

在六祖这首偈语里，很明白地告诉大家，对境可以生心，但必须在纷杂的思虑中始终不离无思无虑的奥妙，那就不妨碍道业了。至于透过千思万虑如何去认识无思无虑的道体，则是慧悟的关键所在了。

所以自六祖以下的唐宋禅师们，很多都强调处在流俗鄙事之间，日用应酬、鸦鸣鹊噪，无一而非道场，并非如木石一般的“不动心”才算是修道。动心与不动心

那么，孟子回答公孙丑问的“不动心”，究竟道理何在呢？很简单，孟子的答复，是指在心理行为上要坚定意志而不动摇的“不动心”，他并不是说在心性修养上要做到什么无思无虑的境界。如果硬把孟子这里的“不动心”和克念制欲的工夫牵扯在一起，孟子有知，恐怕未必同意。不信的话，你只要再细读原文，连贯全章的道理来精读，就会明白了。

说到人生的学问修养，在行为哲学上的“不动心”，让我先说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笑话，就是苏东坡与佛印禅师的故事。苏东坡喜欢参禅学佛，也经常作嬉笑怒骂的文学作品。他在参禅的工夫上，自认已经做到不动心的境界。有一天，他写了一首诗：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他派人把诗送到金山寺给他好朋友佛印禅师。佛印看了，在他的原诗上批了“放屁”两个字，退了回去。苏东坡一看，马上亲自过江来看佛印，问有什么不对。佛印就笑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为什么“一屁过江来”呢？事实上，这一则笑话是后人编的。这些句子绝对不像苏东坡的文笔，不过，倒蛮有道理的。

那么，什么叫八风呢？那是佛学的名词，所谓“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便是人世间八大现象的外境之风。什么是“利”？包括了功名富贵、升官发财，一切事业成就，万事如意都叫利；相反一面，便是“衰”，一切倒霉。“誉”，是包括了一切的好名声，万事顺遂，人人称赞；相反的，便是毁，遭遇别人的攻击。“称”和“讥”，本来和毁誉差不多，但有差别，毁誉的范围大，称讥的成分小而浅。“苦”与“乐”是相对的两面，人生随时随地被苦痛和快乐所左右。一个人如果修养到对世间的八风都无动于衷，那是多么的困难！当然，心里麻木和白痴不在此例。

我们再随便举出一些留名史册、类似于孟子所说“不动心”的故事。

晋末的权臣桓温，有一次先埋伏了杀手武士，遍请朝廷政要们吃饭，目的是要谋杀太傅谢安与王坦之。王坦之吓得不得了，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色不变、意态自若地说：晋朝的存亡，就决定在你我这一趟的赴宴，你跟我去吧！王坦之在宴会上一直带着恐怖的神色，举止颠倒，极不自在。可是谢安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而且更有一种不在乎与不可侵犯的神气。他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桓温，再看看埋伏在幕后的武士们说：你今天请客，是多么风雅的事，为什么把这一批应该放在战场上的武士藏在幕后，拿着那些不好看的俗物（武器）呢？桓温被他的气度所慑服，反而觉得不好意思，马上命令撤退卫士，也终止了杀谢、王的阴谋。

后来当后秦王苻坚统兵百万南攻东晋的时候，晋朝举国上下都害怕至极。谢安不动声色，还和侄子谢玄驾车出去郊游野餐，玩到夜里方才回家，处理作战布置的命令，然后慢慢地说，差不多没问题了。事实上，东晋所有可以作战的部队只有八万多人。而苻坚号称步骑兵百万，认为投鞭足以断流，这固然也是心理战术的夸张宣传，但的确不是东晋的兵力可以对付的。结果苻坚反被谢玄的精锐部队打垮了，苻坚本人还被射伤，从此一蹶不振。东晋俘虏了几万人，掳获的物资很多，单是军用交通的牛马驴骡驼等便有十万头。

大胜利的捷报到达，谢安正和客人下棋，看了报告，一声不响，仍然慢慢地下了一子。客人忍不住相问，他则意态如常地说：小儿们在前方已破掉了苻坚，打了大胜仗了。这是何等的修养，何等的镇定！不过，棋下完了，客人走了，他兴奋地一跃而起，禁不住内心的高兴，一脚跨过门槛，把脚上穿的屐齿（木拖板的前跟）也弄断了。

在历史的记载上，一方面描写谢安学问修养的镇定风度，但另一方面又附笔描写他背地里折断屐齿的洋相。是真不动心吗？还是强作镇定呢？不过，无论属于哪一种，身处其境，能如谢安的表现，也确非一般常人所能做到。就如在桓温那一次宴会上的谈笑风生，也是拿性命做赌注啊！所以在处事上，他的确是做到了“不动心”的修养了。

此外，讲帝王的“不动心”，就是尧舜禹三代的禅让了。圣贤的“不动心”，如周公旦辅成王，所谓“恐惧流言”的史迹；孔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风格；大臣如司马光、吕蒙正等人的作为。至于一般知识分子士君子们，有柳下惠、管宁等，还有岳飞、文天祥的人格，也都是“不动心”的好榜样。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历史人物与故事，也是孟子所提出“不动心”的佐证。历史上的资料相当相当多，暂时就此打住。

再说相反的动心的一面，如汉高祖功成名遂归故乡，自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之后，愿归故乡江东，让人看看他的威风；以及前面所讲苻坚的大言炎炎，自称“投鞭断流”时的山大王作风；明末清初洪承畴、吴三桂的屈膝投降，等等。历史上这类动心的资料，也是数不清、讲不完的。

自唐宋以后，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哲学修养的中心，每个时代几乎都在讨论不动心的问题，而且有所争执。所以我们上面也举出明代做“不动心”工夫的名儒罗近溪，让大家知道孟子以后儒家对于“不动心”及其有关哲学所持的观念以及所做的工夫，同时也可由此稍稍窥见儒家“不动心”学术上的一鳞半爪。至于佛家和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不动心，谈得太远了，在《孟子》本题之下，我们不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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