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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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如何选择(谷臻小简·AI导读版)试读：
民主，中国如何选择郑永年 著本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音频技术由讯飞有声提供下面由谷臻小简为您带来1万字本书干货版权信息民主，中国如何选择
郑永年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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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目 录1.（ 一）当代民主之危机2.（ 二）非西方民主之可能3.（ 三）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可能重塑意识形态（一）当代民主之危机
在那些还没有成为民主的社会，人们仍然在努力争取民主，历史似乎在沿着“历史的终结”的道路前行。不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经很难是“历史的终结”。
在非民主社会，民主化的确在摧毁着原来的各种政体，但民主化也同样在摧毁着原来建立起来的民主秩序，而民主能摧毁原来的秩序，却很难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不仅新兴民主社会如此，西方发达民主社会也经常如此。
街头政治成为这些民主政治的共通点。
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中央集权是现代所有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
人类的社会政治秩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传统社会地方化了的政治秩序，到神权政治，到帝国，到基于主权国家概念之上的君主贵族，精英民主，再到现代大众民主。
实际上，民主政治秩序并非各种革命所创造的抽象概念的产物。
如果说民主是精英之间的竞争，精英共识可以说是民主的前提条件。一人一票、社交媒体等都在改变着传统的精英民主局面，而接近实现真正的大众民主。对21世纪的民主政治，人们需要回答一些根本性问题：越来越多的新因素在瓦解着传统民主秩序，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呢？这种新秩序会不会继续是民主呢？西方民主的危机：冷漠与激进化并存
民主需要政治参与，也就是说民主需要民众一定程度的政治热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民主还继续在扩张，或者说民主仍然是非西方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或价值，从而出现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泛民主主义。
第一个威胁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拟民主”，也就是说，非西方社会的新兴民主中，“非自由主义民主”越来越多，威胁着西方真正的民主。第二，西方民主更面临来自权威主义的政治威胁。中国之于西方民主的威胁在于，中国模式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另一种选择。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人为推动的过程，其中西方政府的推动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够迅速在非西方世界扩散，同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所拥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分不开。一旦西方民主的“输出国”缺少输出能力，不仅输出过程没有了动力，连现存的非西方民主也会出现问题。
不难发现，不管什么样的因素，都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即西方民主内部的问题、非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和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与扩散过程的问题。
对西方学者对当代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所做的分析，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评估，但如果从这三个层面来讨论民主问题，的确可以促进和深化我们对21世纪民主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
第一个是针对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民主的危机，到底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还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
第一，民主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并不是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现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至少两者的民主处于不同的阶段。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实际上，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
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这些国家尽管表面上也存在着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这些都仅仅停留在纸面。
近年来，街头政治成为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最常见的政治现象。
有人称亚洲的街头运动为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实际上街头运动不仅发生在那些还没有民主化或者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发生在早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如菲律宾。当然，西方也有街头政治，但主要政党组织街头政治的情况实在很少见。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亚洲很多社会还没有民主化或民主政治不成熟。但西方的民主如何发展过来？一旦超越议会这个制度形式，政党政治很容易演变成为街头政治再次，亚洲国家和地区从一开始就一步到位实现了大众民主。
西方的民主路径是“先富而后民主”的渐进过程，亚洲很多国家往往是普选权一步到位的“穷而民主”的激进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就实现了民主。
从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不仅没有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严重的制约。
西方近代国家制度建设，大都在精英民主时期就完成了，很多国家制度甚至在精英民主之前的贵族专制时期就已经建立。
西方的民主化是国家制度的民主化，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制度基础之上的，是制度的延伸。
当人们说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时候，应当意识到，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部分，民主制度不能替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
但这种情况在亚洲很多社会都不存在。今天的亚洲，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大多数社会人民的权利意识已经高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各个社会如何建设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政治。如何跳出这个陷阱，会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成为亚洲社会最大的政治挑战。
在历史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现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在殖民统治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宗主国关心的仅仅是自身利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政治形式（即公开的政治斗争）。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为了反对而反对，已经成为亚洲民主的最主要特点。亚洲的问题在于限制时要把握的度，不难观察到，亚洲民主往往体现为没有人负责的政治治理结构。
民主走向反民主，也表现在民主化之后原来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的消失。
民主造成了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商业投资环境的恶化。除了极少数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人之外，大多数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也是对经济状况不满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幻想着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已。激进政治：以东欧为鉴
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再次面临政治的激进化。
各种激进政治运动诉求不一，运动形式也不一样，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有自上而下的专制方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
尽管激进政治花样繁多，但对其组织者来说，本质几乎是一致的——都起始于组织者对现实的不满，从而构想一个政治或者社会乌托邦，并且相信通过动员同样抱有不满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运动方式，可以把乌托邦转型成为现实。
激进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会有激进政治，可以说它是政治生活的内在部分。
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激进政治运动，既包括被称为“左”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包括被视为“右”的“民主化”。今天的激进政治的后果要到未来才能知道，但看看过去激进政治的结局，或许会得到很多启发，因为历史上的激进政治都有类似的结局。
知识分子的“知识”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社会的发展进程并非“知识”所能控制和影响，激进政治的结局往往和知识分子所构想的相反。
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像花瓶中的花，被供奉在国家政治的顶端，供人们欣赏和崇拜，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国家政治除了形式的变化，其他一切如常。
尽管激进政治带来了民主化，但国家仍然充斥着贪婪、腐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
革命前东欧的政治形式受制于共产主义政治（苏联），而革命后的政治形式则受制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么关注地缘政治利益远远多于东欧的民主，要么已经力不从心。亚洲正在经历着激进政治。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同形式的激进政治具有同样的乌托邦性质。
这里不可能对亚洲的激进政治进行全面的讨论，但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情况，不难看出激进政治的乌托邦性质。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实行怎样的政治形式，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政治，因为种种因素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社会抗议运动实际上牵涉到资本、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没有任何“集权”政治形式的情况下，城市纷纷兴起，而商人则是这些城市的主体。三次革命谁来限制资本？
同样，这次革命的根源还是资本。在社会、政府和资本这三者中间，资本永远最有力量追求其自由。政府能对资本怎样呢？资本、福利（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是欧美国家治理危机的根源，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但政府又能对资本怎样呢？
这些国家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本进行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也带来很多问题，例如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人权等等。矛盾在于，资本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条件来发展经济，但民主往往走向反面，驱逐资本。
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由资本引起的，但是，社会运动的反政府性质，更使得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尽管社会问题的根源仍然是资本和社会的关系，但民主（化）所造就的政府越来越弱，很难再扮演重要角色，促成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妥协。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一旦被弱化，必然被资本所挟持，社会也完全被资本主导，从“一人一票”演变成为“一元一票”。
在亚洲一些地区，传统社会的革命非常简单，就是“改朝换代”，换了皇帝，革命就结束了，生活就回归正常。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向亚洲国家输出革命（例如“颜色革命”），而亚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在苦苦抵御着这种革命。理想主义者想通过革命实现其理想，而理想的实现毫无止境，因为没有任何指标可以衡量理想和价值的实现。
首先，这个群体在革命之后很容易演变成为功利主义者的敌人。
对一些群体来说，革命或者不革命，带来的变化并不大，甚至根本没有变化，革命对他们而言是换汤不换药。那些在革命过程中被革命者惩罚的人，则往往变成“英雄”或者“烈士”。
同样，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理想或革命理念，也在积极寻找契机，地方性抗争刚好为这些政治理想者和革命家提供了机会。乌克兰处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两大力量之间，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大国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间，包围着乌克兰的这两大阵营，也从来没有真正考量过乌克兰的利益；
几乎所有大国的国际行为的原则都是自身利益，而非他国主权。
不过，国际政治更是中小国家的悲剧历史。
尽管历史充满了大国政治悲剧，但处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大国政治悲剧必然蔓延到中小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逃避这种悲剧。乌克兰的处境可以说是中小国家的国际政治悲剧。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的存在，也对其他没有联盟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因此，那些受美国联盟影响的国家也会倾向于去组建新的联盟，以对抗美国为主导的联盟。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经典著作《永久和平论》，是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依据。在康德看来，在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国之后，世界就会变得和平。
要所有国家都实现民主共和，或许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即使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共和国，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
这种内外需求的一致性，使得西方国家可以在非西方国家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政治力量。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干预方式多种多样。西方国家本身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执政党是“亲美”和“亲西方”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会支持执政党来镇压反对派。
当然，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不仅西方民主国家在做，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也在做。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干预，与政体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而和国际政治的权力逻辑有关联。
冷战时期的苏联直接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今天的俄罗斯也仍然在继续干预其周边国家的事务，“乌克兰悲剧”就是典型的例子。今天的俄罗斯本身也是这样，每当选举来临，西方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影响俄罗斯政治，尤其是通过对反对派的支持。
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世界传播，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和西方一样的制度特征，包括选举、三权分立、多党制、媒体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但在非西方社会，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贫穷国家。这些地区最后是否会步入西方那样的民主社会，还需要观察，但这些地方毕竟已经通过非西方模式，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和民主秩序
欧洲是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地，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和组织形式，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当代，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自称为民族国家，即便实质上不是。欧洲传统民主政治的变迁表现为和平;
所有这些变迁，或多或少都和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缘政治，以及随地缘政治利益而扩张的“民主政治”有关。
如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西方式民主政治是随着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而扩张到非西方世界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民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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