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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萌萌 等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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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集2:人与命运

萌萌集2:人与命运试读:

代序

爱与死——读乔·卡·欧茨的同名小说

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读《月亮和六便士》

人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对人生及其命运的思索与回答——论《培尔·金特》的结构的开放性

错位——读易卜生的《罗斯莫庄》

命运——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伪善——论历史的和心理的辩证转化

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在易卜生评价上的差异

性格悲剧·崇高·人——读《哈姆雷特》的札记

《哈姆雷特》的结构和性格悲剧

代序

生命有多么奇妙,在哪一个瞬间,它能使你骤然落入时间的断裂处,于是整个喧嚣的世界退隐了,消失了,周围是如地心般地炽热、混沌,只有心的跳动展示着生命的活力。但它仿佛不再被时间所羁绊,也不再为时间所负载,你能感受的,只是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力。你在莫名的躁动和挤压中全身心地体验着难以言说的孤独,体验着由孤独油然而生的使整个生命都紧张地聆听般的期待。

期待无中生有,期待获得一种表达,期待在一次探入深渊的冒险中去发现自然和人的奥秘,期待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辐射为一个新的世界。——引自拙著《升腾与坠落》

在现实生活中,神秘并不隐藏在背景中:“恰恰相反!它直瞪瞪地看着你。正因为它显而易见,我们才视而不见。日常生活才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如果世界被剥夺了精神意义,正如许多现代作家似乎都认为的那样,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呢?……”——欧茨:《卡夫卡的天堂》爱与死——读乔·卡·欧茨的同名小说

一个中年男人回到故乡,看望他那年已老迈、行将就木的父亲,意外地遇见了年轻时的恋人。他们一起待了几个钟头。那早已在井然有序的平静生活中死寂的往事,似乎又复活了起来。

他不久便离去了,却再也不能安宁。

他忍不住给她写信、寄钱,一次又一次,怀着被讹诈的恐惧和莫名的期待等她的回信。

而她只是开始给他回过两三封简短的信,就杳无音信了。

第二年,他借口看望父亲,又一次回到故乡。一下飞机就直奔她的住处。才知道那在暮色中闪亮着温暖灯光的房子,早在头一年就换了主人。

她走了。不声不响地离去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甚至连父亲死时也没有回去。

就是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故事,一个许多人在人生中都可能经历到的故事,被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赋予了“爱与死”的主题。

1

没有议论和评述,没有着意开掘的境界,一句话,没有对为什么的任何追问和回答,一个平凡的事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地呈现着。

这个男人叫马歇尔。他年轻时或许有过爱的冲动,或许偶然地走进过一种他不熟悉的、不属于他的生活,但早已遗忘了。

他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已九年,有了三个孩子。他的妻子弗朗和他同属于上层阶级——“他们注定会在一起的,他们那片世界是由各种名字组成起来的古怪而又令人愉快的关系网”。那原本就是属于他的世界、他的生活。他和妻子在其间像朋友或伴侣那样怡然相处。

但是当他沿着故乡的街道信步走到那个小邮局,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背影跳入他的视线时,他陡然感到了紧张,仿佛他早就在等待着什么出现,这等待的感觉在几分钟中,显得是这样地漫长。直到证实了真是她——他年轻时的恋人辛西娅,马歇尔才松了一口气。

震动他的,是爱吗?是过去的死灭的爱,是将来的未知的爱,抑或就是此时、当下被激活的爱的渴望?

能真实地爱是一种美。

马歇尔的生活中没有这么纯净的美,即使在回忆和想象中也没有。

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的生活闪耀过真正的爱,闪耀过结晶般的、一尘不染的美呢?

生活沾满了世俗的污秽。

在马歇尔,是他的无穷无尽的应酬,在公司,在社交场合,在家里。外在关系裹挟着他的时间、精力,他随波逐流就是了。天堂或地狱都是不复存在的,他早已不再有真实的内心体验。

在辛西娅——

辛西娅是真实的。她曾是一个妓女,真实地袒露自己的贫穷,袒露自己的失望,甚至袒露自己的丑恶。她的衣服是廉价的、不整洁的,她的双眼那样地带着冷淡的、不满的、阴郁的色彩;她的唇边有某种残酷的东西;她几乎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她有着爱的渴望。至少这爱的渴望是真实的。这被爱的渴望所激起的回忆和想象是真实的。真实使沾满污秽的生活在远离单纯时获得一个单纯的支点。

单纯是一种状态。原始人或许是单纯的,孩子或许是单纯的,当一个人无可挽回地走入社会,无可挽回地成熟了起来,无论他(她)的经历是简单还是复杂,社会给他(她)打下的印记、留下的各种观念,都使他(她)无可挽回地失却了单纯。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但人却可以在最复杂的经历中保留内心追求的真实。这真实使人获得单纯的支点,从而可能由此变得纯洁起来。

当重逢的马歇尔执意地走进辛西娅的寓所后,辛西娅向马歇尔要钱……她要用一个近乎残酷的真实来抹掉或唤醒马歇尔心中爱的回忆。连马歇尔都想到了——“她是在用这种方式糟蹋他,糟蹋自己,以便唤起他们相爱的往事”。他拿出不少现钞,傻笑着递给她,她接过钱,也开始微笑起来:“是的,你是给了钱的,否则我干嘛当时要打搅你呢?”马歇尔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辛西娅的这个举动中掩藏着怎样的死灰复燃的生命的激情,那是她青春梦想的回光返照。

她爱马歇尔,马歇尔对她也曾有过爱的冲动。这十五年前的一段短短的往事,在漫长的人生中几乎只是一瞬间。她记得一切,甚至每一个细节。他却遗忘了一切。不仅遗忘了,而且回忆是被埋葬在那样一个死寂之地,以致每一点复活都仿佛是在同死神搏斗。换一个角度看,他的每一点爱的回忆都被笼罩在死的黑影下。

或许更接近真实的说法应该是,马歇尔的爱,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死亡中诞生过。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常态的、死水一般的生活中活着。这是一种沉沦。纯粹的、没有任何期待和冒险的沉沦本身就是活着的死亡。而连在回忆和想象中都失去自由的沉沦,就更是一种活着的死亡了。

马歇尔就是这样活着的。但他曾有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生活的空间中去扭转一个方向,即使达不到在的冒险,也可能在一次具体的冒险行动中去寻找人生新的跨度。

2

他和她的邂逅相识,带着极大的偶然性。

他是从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大房子里走出来的(“他的妻也可以回顾起这类房子”)。那是他的父辈甚至祖父辈一直居住着的住宅,是马歇尔家族生活的空间中心。那住宅对于他意味着地位、财富。

一位德国当代哲学家说:“居住是与任何别的活动不同的一种活动,它是人的一种规定性,人在这种规定性中实现出他的真正的本质。如果人要是不无依无靠地被时间之流冲走的话,那么他就需要一个固定的居住地方。”(O.F.鲍勒诺夫:《生活空间》)鲍勒诺夫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就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谈这种人的规定性,即把人的住宅作为人的生活空间的一个参照系。这里的人,已从人与人的具体关系中抽象出来。但实际上,人总是具体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因而,在将住宅这样一类概念作为具体的哲学范畴提出来时,它们的具体性,使每一点之引申和展开都离不开对事实即对“生活世界”的还原,从而离不开对具体时空中纵横联系的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它们往往是一种进入或覆盖角度,本然地带着自身的丰富性,同时也带着自身的限制。

当马歇尔诞生在那座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大房子里时,他一生的主要方向已被规定了。这房子作为他的生活的空间中心自然地引申出他的生活道路。但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动,作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将带来生活方向的偏离乃至扭转,带来整个生活道路的改变。

与辛西娅的邂逅,没能触动马歇尔的生存背景。

十五年前在那个酒吧间里,一个同伴把辛西娅介绍给他,他询问了她的姓名、电话号码,不几天就开始给她打电话,然后第一次走进了她住的那所很旧的、难看的大房子。他好奇地打听她的一切,好奇地关注她的生活,同她一起到她朋友的一所公寓房里去幽会……那是不属于他的生活,不属于他的房子。当时年轻的尚未真正走进生活的他,还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正是这种不意识,使他曾有过真实的情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爱过她的。

这爱是做着幻梦的青年男女间自然的心灵契合。在青年男女还没有走进社会这个编织着各种关系的大网时,他们都曾有过自然的心态,仿佛是没有被污染过的纯净的梦幻本身。这种伴随着梦幻的爱,往往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即便是真实的情感也因美丽得飘浮而变得不真实。因为一代一代人的意识,就像一代一代人的生活,可能断裂,也可能衔接。

马歇尔是平庸的。那情感对于他,全然是一份不堪忍受的负担。他很快就走上了他正常的生活轨道。在熟悉了的、得心应手的生活空间,他用不着去打开新的道路,开拓新的世界,连一席让心灵自由飞翔和喘息的隐秘之地都是多余的。

正是在这样的生活轨道上,他结识了弗朗;在这样的生活轨道上,他平步登上堪萨斯城公司的经理的位置;在这样的生活轨道上,他打桥牌,参加晚宴和各种社交活动……一切都是那样自然、顺理成章。如果没有意外导致方向的偏离乃至扭转,他将在这早已被规定的、他的家族所熟悉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但他毕竟被爱的闪电照亮过。但他毕竟有着生命的冲动。辛西娅的再次出现,使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种冒险的尝试,朦朦胧胧地在他心里蠕动着,他再不能安宁了。他不可能懂得“生存的最大成就和最大乐趣是:冒险地活着”(尼采:《快乐的科学》),但他第一次感知到,冒险的念头已使他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样子。

他在旧式房子里和父亲一起消磨时间,他父亲奇怪地、一而再地咂着嘴巴,使他五脏六腑都翻腾了。他给妻子挂电话,一次又一次,他觉得她的声音显得那么遥远,仿佛是一堵模模糊糊的墙,把妻子的声音淹没了,甚至,只要轻轻放下话筒,他一生与她的关系兴许就会一刀两断。当那位同他的父亲一直住在一起的姑母切肉时,在他眼前闪动的,是她的湿漉漉的带血迹的手指、淡红色的细嫩嫩的肉和闪闪的刀光,他被吓得惊恐不安,直想逃脱。而他的家,既不能给他安全感,也不能使他惊恐的灵魂获得宁静。在那个与弗朗通电话时的感觉出现以后,在他心中隐藏了另一个女人以后,他的住宅不再是和家庭等同的。

因而,谈住宅不能不谈家庭。住宅不等于家庭。

一个没有住宅保证的家庭总会缺少踏实和安全感,仿佛使人无依无靠地飘浮在时间之流中。所以,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一定的住宅形式。但只有用真实的爱支撑起来的家庭才能保证住宅的神圣,使住宅真正成为人的生存的内部空间,从而使人能从纷扰的喧嚣中拔出身来以恢复自身,从这里走向外部空间,走向世界。

与辛西娅的重逢,留下了一个一辈子不能忘却的记忆:当他十五年后再度走进辛西娅的房间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冲破了什么东西,解放了,飘浮了起来,不能自已。那一刻,他曾那样认真地环视辛西娅的房间,他要记住它。于是,他的宽大舒适的住宅成为了生疏的即不再是可依靠的所在。

辛西娅的房间突然变得比一切更重要。他真的记住它了。在冒险的冲动和恐怖的抑制中,他不断地回忆起那个房间。在无数个刹那间,他真想重新回到那间房去,变成过去的那个他。而理智告诉他,变成原来的他不在于时空的流逝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有些可怕的知识使他不敢那么做了。

那一步如果切实地迈出去,将整个地扭转他的生活方向。

他终于还是以看望父亲为理由再度去到故乡。在意识的表层,他是要去阻止辛西娅对他的讹诈,他一天也不能忍耐了,他要去谈一谈,道道别,索回信件;在意识的深层,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驱使着他。他一下飞机就乘出租车直奔辛西娅的寓所。他双手发抖,心惊胆战,手心湿漉漉的,通身都汗湿了,一会儿向前猛冲,一会儿又迟疑不前,灵魂和肉体竟像脱节了一般。他的肉体保护着站在他后面的那些人——他的父亲、弗朗和孩子们,他的朋友,那个代表着他的利益的社会;他的灵魂却要不顾一切地走进那个房间。

房门敲开了。一个陌生小姑娘守在门槛上,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辛西娅早已离去了,一切都因她的离去而告终。他最终还是没能真的走进她的房间。

他又回到了他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空间中。一切意识中的价值标准或许都没有任何变动,但有一个感觉会顽强地活在他的心里,伴随他,直到死神降临。那感觉使他原来宽阔的、畅通无阻的、明亮的天地变得狭小,充满阻塞、碰撞,变得阴冷而晦暗无光。

3

人的遭遇是神秘的。无数的因素推动着人的思维、感觉和行动。谁能说清,在现实给定性的向度上,具体的、个别的人和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欧茨懂得这神秘。她曾在《卡夫卡的天堂》一文中借卡夫卡的话描述神秘:“在现实生活中,神秘并不隐藏在背景中:‘恰恰相反!它直瞪瞪地看着你。正因为它显而易见,我们才视而不见。日常生活才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如果世界被剥夺了精神意义,正如许多现代作家似乎都认为的那样,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呢?物质吗?可是,‘物质’,或‘物质’一词含有的意义,其神秘性实在不亚于精神……”

人的回忆,这种既属于精神又属于物质的现象,是更为神秘的。人不断地累积着记忆,也不断地遗忘;谁又能说清,回忆,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为契机,怎样地发生。

但唯其有遗忘,回忆才是可珍贵的,甚至才是可能的。遗忘像死亡一样更新着人的生存。人会遗忘许多的人和事,人不能不遗忘许多的人和事,为着不把历史变成负担。遗忘是人的生存本能,如同更新是人的生存本能一样。所以有人说:人生没有遗忘是活不下去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只能死一次,却会遗忘无数次。遗忘因此成为人先行入死的象征。

还有另外一种遗忘。它不是真的消失,而是一种潜抑即更深的存在。真正的回忆正是在这种遗忘中生长起来的。这种遗忘或者是一种强制性造成的,和禁忌相联系,即和生存的恐惧相联系,用恐惧的否定形式表达着复活记忆的欲望;或者是用表层的不动声色覆盖着深层的激情,说不定在哪一个瞬间,回忆就会打断表层的时间锁链,在常态生活的断裂处涌流出来。

如果说,一切具有神秘性的东西都是找不到概括的——这是一个自柏拉图以来就提出了的问题,那么回忆就是这样一个找不到概括的东西。

从古到今,人们曾怎样地用力求概括的语言描述回忆,一次又一次,用描述去接近它的真实。

自尼采说回忆是对潜隐着的生命力的激情的召唤,狄尔泰把回忆置放到想象的根基上,回忆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也成为一个哲学范畴,只是它跳出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所设定的理念的圈子。

而欧茨在这里,却让读者惊心动魄地直面一个事实的还原。看回忆如何绝望地在遗忘的泥潭中挣扎,成为一个生命攸关的事件。

马歇尔遗忘了他和辛西娅相爱的一切事实。自从他真的踏进社会以来,十五年的时间,就像链条一样,一环扣一环地延续着,成为生活的常态。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中断它。而辛西娅,早已遥远地消失在链条的那一头。

一个真正的回忆,意味着常态生活的断裂,意味着临近深渊的边缘状态。

因而,即使十五年后在故乡的小邮局与辛西娅再次相遇,马歇尔依然长时间地无法进入真实的回忆。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强制性遗忘,几乎像他的守护神一样,那样顽强地阻拦他进入回忆,为着让他保持在常态生活中的自尊自持。

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但当他送辛西娅走到她寓所门口、站在她身旁时,却突然被一个“事实”紧紧抓住:“他靠近这个女人站着,在他一生中还没有跟什么人站得这么近。”只要辛西娅一开口,马歇尔马上明白她说的一切都是实话。马歇尔的回忆是一点点地由辛西娅启开的。同时,一种厌恶与愤怒之情随着这复苏的回忆在马歇尔的内心翻腾。这是一种与强制性遗忘一样属于自我防卫的意识。它作为对象性的情绪显然是一种自我欺瞒。

马歇尔打定主意不再去看辛西娅,他回到了他的家,他的社交圈子,但只过了一个多星期寻常的日子,他就不再能按捺自己给辛西娅写信的冲动。他开始一封接一封地写,信中有炫耀,有灵感,有对事实的追寻,而他通常除了打电话是不给什么人写信的。他还不时地给她钱或支票,附在信里,为着得到她的回信。辛西娅只给他回过两三封信,除了一次礼节性的回复,两封信都是陈述一件事……他期待辛西娅的信,当收到辛西娅的信的时候,他的心剧烈地跳动,好似他真的在恋爱。然而辛西娅的信除了带给他“变成过去的那个他”的冲动,同时还带给了他被讹诈的恐惧。他感到自己已在整个国土上被辛西娅所控制。他因此不停地给辛西娅送东西,从昂贵的商店寄衣服,将支票附在简短的信中。他甚至盼望父亲死,好以此为理由再回到故乡去,他每个星期都给父亲挂一次电话。

他想斩断回忆。

或者完全相反地,他是梦想着把回忆变成眼前的事实。

十五年前,和辛西娅邂逅,在爱的冲动中发生性关系,那时的他,对属于他的正常生活尚没有经历。正常的生活不仅有吸引力,而且有道德、理性支持着。于是,超我的伦理与自我的现实性(可行性)结成同盟,不仅使他很快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上,而且造成强迫性遗忘。

十五年来,正常的生活经历过了。它的平庸,实际上是对性——创造力、生命力、活力的压抑,造成性无能、萎缩,只要有任何一点冲击,都可能引起人内心的不安、脱节。这些酿成的潜在的叛逆因素,是在遗忘中可唤起回忆的内在冲动。

马歇尔有回忆的需要,恰恰是对正常生活、对现实的反感。或者换一个角度说,马歇尔不可抑制地试图回忆十五年前的事情,恰恰是因为他内心中有一种现实的冲动和需要。

他不仅恐惧,而且是前所未有地恐惧着。并不是真的恐惧讹诈,而是内心有了复活的冲动——要去接触辛西娅。这个动因是本能,这每一个本能的冲动却又都掩盖在冲动可能造成的后果下,而被超我恐吓、阻止。它占住了意识,于是就有了厌恶、愤怒,感到被讹诈、不安全,引起各种道德防范。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有了那潜抑着的、本能的、想不顾一切去追随辛西娅的欲望。所以,恐惧无非是用否定的形式表达着追求的欲望罢了。

马歇尔觉得已难以控制自己的行动,连走路也不正常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起步,冲到人行道上,撞伤什么人。他发现自己在内心里已成了一个病人,他正从一个长梦中醒来。或许应该说,是回忆使马歇尔第一次获得了生命的激情。虽然这激情被灵魂和肉体撕裂着,咬扯着,扭曲着,成为一种盲目力量的冲撞。

不管怎么样,常态的沉沦生活毕竟是出现了裂口,马歇尔由此落入一种真实的内心体验中。只是在这种体验中,时间才在回溯下沉积为一种可触摸的、实在的东西。它一方面挤压着马歇尔,使他无可逃遁;一方面为马歇尔启示着新的空间,那是由心灵的空间蕴含着的外部空间。

毫无疑问,人的生存性就是时间性,然而如果没有时间的中断,人就无法体验时间,就像没有生命的边缘状态人无法体验生命一样;而回忆,正是一种时间的中断。

人们是那么容易沉湎于生活的常态,在日常的、沉沦的生活中随时间流去,在时间中却没有时间意识。更具体地说,自然时间总是均匀流逝的,当人们只是生活在自然时间中,即使有过去、现在、将来的抽象时间概念,也仍然不可能真实地体验到时间。只有常态生活的断裂,文明累积起来的包裹着人的层层外在的社会关系在断裂中脱落,内心的时间节奏和外在的时间节奏骤然脱节,人真实地直面自己,在回忆、想象、期待中逗留于自己心灵的空间、时间,才挣脱过去的因循惯性、将来的虚幻性和现在的遮蔽性的常态,进入当下、此时、瞬息。

因而当下,亦即此时、瞬息,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即不是那种以现实性的刻度为标志的时间概念,否则,它就消失在时间的链条中了,成为当下(此时、瞬息)的遮蔽。它也不只是流动、返回,即不只是凝结过去和未来的那一点,因为仅仅是时间的线性的回复仍然达不到当下的敞开。

当下(此时、瞬息)直接关联着人的存在的直接性和人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是深层心理时间的注入,是生命整体的涌现、直呈,因而是一种时间的空间化。它凝结着时间亦即生命的回溯与超越、扩展与深化,是心理时间和历史时间的直接转换,是创造即新的东西的生成。

回忆正是在这里获得了它的形而上的意义。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只有从当下的角度亦即从时间的空间化的角度去理解回忆,回忆对于人的生存才是有意义的。

对于马歇尔来说,常态生活出现裂口,曾带给他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即打开他从未直面过的心灵的空间,这心灵的空间连接着走向世界的新的道路。可惜,这可能性还远不是现实性。马歇尔终归没能走出去。爱的回忆终归没能走出死亡的黑影。

4

遗忘真像一个正在干涸的泥潭,它每缩小一点,都更深地固守着它的中心地带。正是在那里,死亡把爱的回忆深深地拖住。

马歇尔不记得辛西娅的母亲死了——十五年前当他和辛西娅在一起时就死了。重逢后马歇尔的第一句话便陷入了事实的混乱。尽管辛西娅反复地提示,他自己也不断地试图回到这个话题并拼命想弄清事实的真相,却仍然什么也回忆不起来。有一会儿,他似乎终于想起了辛西娅母亲的样子,想起了他和她撞见时争吵的细节。实际上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他以为是他回忆起来了的东西,只是被他的现实的意识制造出来的假象。这假象基于一个真实的缘由:辛西娅的母亲反对辛西娅同他来往。

直到分手后收到辛西娅的那两封信。那两封信不仅揭示了他遗忘的事实,而且实际上揭示了他之所以遗忘的原因。无论是事实本身,还是原因,都使他胆战心惊。在头一封信中,辛西娅谈到她的母亲。信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这一段话:“你们彼此憎恨,而彼此又非常好奇。……在她死的那天,你听到了关于她的情况,径直走进她的卧房,虽然在几个小时之前,这个可怜的女人还在那个床上。你们俩不算真正见面,就是除了那一次,而你们从来也没有谈过话。”马歇尔仍然什么都想不起来,尤其是她“母亲的卧房”!关于卧房,自从同辛西娅重逢,辛西娅已多次提到卧房,而他却怎么也记不得了。他写信要辛西娅再谈一些情况,尤其问到她的母亲的卧房。辛西娅回了最后一封信。辛西娅告诉他——那天,她的母亲得暴病死了,脸可怕极了,眼睛凸出。晚上他去了。他要照应她,问她母亲死的情形。然后他安慰她,坚持要在她的母亲死去的床上睡觉。他俩一起睡觉的时候,他又反复地问她:她的母亲的眼睛像什么,是什么样子……这时,马歇尔才真的“回忆”起了十五年前的一切。死亡竟像一个黑洞吞蚀了他的记忆。

记忆是在死亡中失去的,也只能在对死亡的正视中重新得到。被记忆深深掩埋了的辛西娅母亲的死及其卧房,实际上是一个显现着的直观的象征。它表达了一个咒语般的事实:在死亡中,爱才是真实的。或者说,爱只有克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才能证实自己的真实性。在这里,死亡分明是人的生存不能抹去的深阔背景,亦即,爱消失于死亡,也凸现于死亡。年轻的马歇尔,在十五年前的那一瞬间,是被什么样的激情所支配,用一个闪念、一个越出常轨的惊人的举动,接近了这自生自灭的奥秘!

人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更具体地说,人是靠性欲所包孕的爱走出各种原始的自然关系,确定人的关系,并在这种人的关系中成其为人的。厄洛斯(Eros)作为对合一的欲望因此成为人的最基本的情结。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讲述的那个关于爱的本质的美丽故事,是用寓言的形式将这深藏的情结昭示于人。

因而爱的回忆是不应该遗忘的。人固守着对爱的回忆,就像固守着生命的源头。无论走多么久、多么远,它都在夜的寒冷中温暖着你。人可以在黑暗中行走,哪怕走得艰难,却不能没有温暖。温暖永远是比光亮更基本的需要。毋宁说,温暖即是在冥冥之中发光的。柏拉图用关于“洞穴”的寓言,描绘照明的过程和获得哲学眼光的过程,喻示人必须从智力的黑暗进入智力的光明,即使在这一过程中,温暖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逐渐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转向光源的过程,那么只要有了温暖,就可能在理解中转向光源,转向太阳。没有温暖的光,是虚假的、外在的,温暖才直接和生命相联系。

我们因而可以说,爱即生命。

这个爱,是性爱。它不是指性快感,指本来意义上的生殖和种的繁衍,它还蕴含着人的生存的最原始、最深层的欲望——一种形而上的欲望。它应该是以对生命整体的追逐作为自己的原动力和永恒的目的的。这既是人类的命运,也是个体的命运。它因而包含着死,是生死的同一。死由此成为生命的根,维系着生命的沿革,生死的纠缠即生死同时也因此成为人与生俱来的命运。这一认识使自我调节乃至自我调节造成的超越、升华变成人的内在机制,变成生命自身的需要。

但还有直接腐蚀着、毁坏着生命的死。这是一种死——活之间的不死不活的状况,即活着的死亡——只是在理解了整部作品以后,在紧紧地追踪了被掩埋在记忆最深处的辛西娅母亲的死及其卧房的象征意义之后,“爱与死”的隐喻意义,才在最初的、凝聚的感觉的弥散中,具体地浮现了出来。于是整部小说,作者娓娓叙述的一个平淡的故事,竟成为一个扩大了的“语境”;而一个非精心设计的小说结构,一个仿佛就是截取的日常生活本身的小说结构,竟成为一个暗示的体系——即在“寻常事物的联系网”中建立起“蕴含的潜在范围”,它好似一层滤纸或一把筛子,不仅选择,而且还强调基本主体的新的方面(参阅保罗·利科:《隐喻与解释学的中心问题》)。

马歇尔从来就没有真实地爱过。属于他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随波逐流的生活,是在整个物质文明上建立起来的理智、平静、合乎道德、充满秩序的正常生活。这种生活的表面具有纯精神的特征,以致使人失去活力,也包括失去性欲,失去生命的冲动形式。他和他的妻子弗朗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他们的爱是朋友或伴侣之间的爱,一点情欲支配的东西……也没有。”

相反,只是在妓女这一赤裸裸的性对象中,成熟的马歇尔,才保留着一点残缺的对生命冲动的感受和记忆。

纯粹的、赤裸裸的性——是死。

没有它而纯粹的精神——也是死。

这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爱。

对马歇尔或人类来说,“辛西娅——弗朗”,这两种极而言之的情况,都是死的迹象。要不死,只有爱——即保留性,而又去掉性的直接性,或者把性提高到精神,或者让精神携带着生命整体的原始冲动和创造的激情。

性爱其实就是还原到自然,它因而是“人”的死去。这是一种在瞬间达到的还原。它的短暂如同用一口气去划破平静的水面。在那一刻,文明的矫饰一点点死去,观念一点点死去,除了道德、理性的正常观念,还包括病态、变态即所谓性解放等人为的观念。这个死直接包孕着生的可能性,就像自然包孕着人的诞生的可能性一样。它由此成为打破不死不活的状况的契机。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抓住这契机,都能还原到自然从而在真实的爱中获得新生的。

马歇尔的爱,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死亡中诞生过。这个死亡,不是爱即生命的背景,而是直接腐蚀着、毁坏着生命的活着的死亡。

爱原本是性的生殖力量,它是足以同作为性的否定力量的死亡相抗衡的。它应该能使爱的回忆从死亡的黑影中走出来,可惜,马歇尔从来没有把他和辛西娅的关系提高到精神。十五年前的激情,纯然是青春的幻梦;十五年后再度出现的激情,仅只是被文明的常态窒息、但不曾死灭的性爱的冲动。于是一个被强制唤醒的回忆,同被阉割了的爱一样,已失去它本然的意义。

辛西娅真实地爱过。贫穷使她沦为妓女,但贫穷并不能开脱她沦为妓女从而变成性欲的纯粹形式的事实。这事实至少表明她是自甘沉沦的,表明她曾随波逐流在另一种不死不活的状况中。直到她用一次真实的爱超出这不死不活的状况。

当十五年后她与马歇尔重逢时,她清楚地记得十五年前的邂逅,她能说出所有的细节,说出他们一起经历的一切。面对马歇尔的遗忘,她说:“我对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时期我是爱你的,这一时期同我前前后后所经历的事都很不一样。我回顾起来,记得一清二楚。奇怪的是你记不得。”她努力想去唤醒马歇尔的回忆,终于发现这个努力毫无意义,马歇尔要求于她的与其他男人要求于她的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她的爱的回忆是虚幻的。

因而除了真的消失,除了强制性遗忘,还应该有第三种遗忘,即用美丽的想象的光圈把事实变得虚幻从而将事实遗忘掉。辛西娅对十五年前事实的回忆其实正是这一种遗忘。十五年来,她和马歇尔曾相爱的美丽的想象真实地支撑着她,是她的沉沦的生活、她的不死不活的状况的生之希望。而现在希望死去了。她拒绝接受马歇尔的一切馈赠,拒绝迎着马歇尔生命本能的冲动再度投入马歇尔的怀抱,用这拒绝证明她曾拥有的爱是真实的,同时也用这拒绝证明她有勇气正视过去的希望的死去。她的离去,是她再生的希望的升起。

爱的回忆是不会被遗忘的。有过爱的辛西娅去哪儿了呢?当马歇尔终于还是消失于沉沦的现实、消失于活着的死亡时,他毕竟给了读者一个在遗忘的泥潭中挣扎过、沉浮过的回忆的眼光。读者不得不顺着这眼光去寻找辛西娅。于是整部小说都退隐到了黑暗里,只有一点温暖的光亮遥远地闪烁着。

欧茨这位以“心理现实主义”而闻名于世界的女作家,就像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一样,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平凡的奥秘:我是谁?她们问,我能相信什么?1987年6月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读《月亮和六便士》《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长篇小说,写于1919年。它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为素材酿造而成。作品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在40岁的时候,离弃了伦敦的妻子,只身来到巴黎,与一位曾救过他性命的画家的妻子勃朗什同居,又因苦于画的探索而离弃了勃朗什,导致勃朗什的自杀。最后,他远离欧洲,流落到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与一个土著女人爱塔生活在一起,直到得麻风病死于画室。死后,爱塔按照遗嘱将思特里克兰德同他的画室一起焚毁。爱塔所以能善终,据思特里克兰德说,“她是这样一个女人,给了女人能给的一切而又不打搅我画画。”

女人理应如此吗?

两年来我被一个问题折磨着: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在关于《月亮和六便士》其实是关于“爱——个性——天才”的讨论中,不能没有一个女人的感觉与思索。

在纯粹的男人角度里,即使是最独特的见解,也往往笼罩着社会规定意识的阴影。它沉迷于美妙升华的瞬间,却把日常的、沉沦的现实变成空无。

于是女人消失着,成为追求美的抽象手段。

于是男人拥有的永远只是爱的单相思。

人们怎么会对这阴影视而不见?它遮蔽着人的生存基础的断裂这一可怕的真实。

我恐惧,迷惘。

我被我的恐惧和迷惘紧逼着站在这个问题前,仿佛倾听自己遥远而悠长的回声。

时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终于发现,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能是什么。我的整个心智、情感都在这绝望面前如腾空而下的飞瀑一样溅成一片雾状的泡沫,在五彩的霓虹中,弥散。

我真想沉默。

但我面前,站着你们;我的身旁,无数的女人已经走过或正在走过;而我的背后,是有如我的命运一样鼓动着翅膀的想象,它抚慰或抽打我,驱逐我无目的地走去……

那被层层文明矫饰包裹起来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不是我。

在伦敦的思特里克兰德夫妇的生活,几乎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是一种井然有序的幸福。在这种幸福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样自如而志得意满地编织着自己平庸的幻象:靠请作家、艺术家吃饭而跻身于文学艺术光彩四溢的舞台上。直到有一天,思特里克兰德——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社会成员,一个诚实的经纪人,一个克尽职责的丈夫和父亲——突然出走了,她才想起一个从不曾想过的问题:以后怎么活下去?她已习惯了靠男人生活,正如从小靠父母生活一样。而用爱情这浪漫的字眼将依赖性和实用性装饰起来,对于她这样一类女人几乎是一种社会化的本能。甚至当她向别人诉说自己被抛弃的不幸时,人们也很难分清她的眼泪有多少是在涌流着爱,有多少是在挥洒对利益损失的考虑和怕别人议论的虚荣。而正是后者,使她们拥有的那一份情感也被投掷上了一层不真挚的暗影。

思特里克兰德没作任何解释地离开了她,如同随手脱下一件不合身的外衣。对于作者的责问,他的平静的回答要多坦然就有多坦然: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

己呢?为什么阿美不重新嫁人呢?她年纪并不老,也还有吸引人的

地方。我还可以推荐一下:她是个贤妻。如果她想同我离婚,我

完全可以制造她需要的借口。

就像童年当画家的梦想,一旦在一个包孕着的闪念中出现,就不能不冲破一切束缚地成为现实一样,孩子般直白的真理,在这里是丝毫也不为老于世故的道德观念所约束的。

但阿美,你能真挚地直面这坦诚吗?即或是你的宽容,你到老以一个“伟大天才的未亡人”自居的矜持,都如同你那闪亮在客厅里的可爱笑容一样,终归也只是在一片紧跟风尚的光怪陆离的颜色中炫耀着一个文明人的教养罢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至死也不懂什么是真实。她很快淡忘了她曾不得不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艰难日子。她比那些喧嚣着被夸大了的苦难的女人更彻底的地方在于:不仅相信依赖男人生活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虔诚地认为只有依靠别人养活自己才是规矩的行为。于是自我欺瞒招之即来,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那样轻而易举地在记忆的显示板上被抹去了。她轻松地对她当年经历的见证人作者“我”说:“当年我开那家打字所主要也是为了觉得好玩,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她不厌其烦地向来访者介绍思特里克兰德的情况,用极其温柔的语气,“尽管她没有说一句不真实的话,却充分暗示了她同自己丈夫的关系非常融睦,从来没有任何嫌隙”。用她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伟大天才的未亡人,这该是一种义务吧。”

但这是何等惊人的恣意剥夺死人宁静的义务!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唯一武器是那个曾把她和思特里克兰德公开联系在一起的家庭。

人世间是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对方不是唯一的,只是某种外在原因造成的结果。这外在原因是强制性的,或是政治、宗教、金钱、地位,或是本能的一时冲动,甚或就是一种放弃。在这种组合中,人们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共同的生活可能培植出一定的、不同程度的情感,但绝不是爱的情感。人们默认着这种命运,过去不曾、将来也不准备企求更多的东西。这是家庭和爱情分裂的单一状态。

还有这样的结合,一个男人和女人相爱,将爱构成生命,构成美、快乐和幸福。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但还不够,情感还要求把这自在自为的世界扩大到所有的社会面上,在这所有的社会面上都只看到你和我的影子。于是爱情变成社会化的形态,被家庭规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结合方式,一种扩大了的、稳固的结合方式。但正是这种扩散性的状况,打破了核心的自在状态,使家庭成为爱情自设的陷阱。

无论在第一种情况还是在第二种情况,或者是在两种情况交织的更为复杂的情况中,“家庭”都往往成为悖论:

一方面是由内向外的扩展,

一方面是自外而内的侵蚀;

一方面是在扩展中巩固,

一方面是在巩固中毒化、窒息。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最典型的侵蚀形式。

她在社会上并不需要丈夫的影子,她需要的就是社会喧嚣的声名。她的肆无忌惮说明她从未担心情感在由内向外的扩展中被毒化,因为本来就无所谓爱的前提。

思特里克兰德的出走正是把对象连同家庭当作社会一样地抛弃。没有任何内在的牵扯,他因而平静、坦然。但这只是单方面对于思特里克兰德来说才是这样。

对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来说,青春、红颜、肉体作为自然性差异是一笔“一次性”交付的、永久的定金,从此再用不着付任何代价。因为它们即使不能一劳永逸地拴住一个男人的心,那崇尚文明的社会也会逼着这个男人作无限期的偿还。于是无论思特里克兰德能有幸躲避得怎样彻底,从巴黎一直躲到塔希提岛,他也没有能够斩断那无形的联系。作为社会化的存在,家庭原本就是文明矫饰在隐蔽中敞开的结果。它可能使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同时也使女人逃避面临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飘浮在生活的表层。既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从未准备直面一个人的真实存在,那她当然会用整个虚荣鼓动它的幡旗,或换取廉价的同情,或赢得无价的荣耀,是前者还是后者则具体视情况而定。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能像思特里克兰德那样,找到远离文明社会的一块原始的绿荫呢?于是即使思特里克兰德在历经苦难之后能幸运地在那原始的风尚中摆脱家庭的有形枷锁,而一旦作为一个文明人重新出现在文明社会的记忆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就不会让他安宁。与他的同类一样,他归根结底得承担家庭,承担他从被抛入社会的那一刻起就得背负起的外在的既定前提,正如人不能进入真空去追求自由一样。

那在纯粹的被动中散发着原始的单一气息的爱塔,不是我。

在塔希提岛,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家庭、爱情的思特里克兰德找到了他宁静的归宿——爱塔。或者换句话说,思特里克兰德那骚动不安的灵魂终于在爱塔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憩息的躯壳。

思特里克兰德曾那样地渴望洁净,渴望一种灵魂把肉体甩脱掉的感觉、一种精神脱离形体的感觉。在那一刹那,他好像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美,“美”在想象中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抚摸得到的实体。但他却不得不拖着满脚的污泥,甚至常常不得不全身躺在烂泥塘里翻滚——他能躲避家庭、爱情,无论是名义上的,或是事实上的,却不能躲避自己肉体的冲动着的欲望。他需要女人。正是这种摆脱不掉的需要才使他对洁净的渴望变得疯狂。

而现在,爱塔站在他的面前。她是从塔希提岛弥漫着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以及椰子树、榕树、火焰花、鳄梨花香的醉人的神奇诱惑中走出来的。她是女人。但更是有形的原始的氛围,是一片野性的稚拙的大自然,那样地牵动着他童年的梦想。

在这环境里,精神和肉体是浑然一体的,呈现着宇宙未分的原初的混沌。既然一草一木都忽闪着灵性的光辉,人的美的形体怎么会不空灵而透明呢?

思特里克兰德不再感受到精神和肉体分裂的痛苦。仿佛他已回到大自然的隐秘里,被这隐秘所震慑,他的整个精神和肉体都驱使他做一件事,就是不停地画画,把这孕育着无法预知的未来的隐秘表达出来。

爱塔不是模特儿,如果勃朗什曾是的话。

爱塔是引导他走进这大自然隐秘的本然的象征。

即或他终身做着一个单纯而原始的童稚和野朴的梦;即或他曾像一个长途跋涉的香客,寻找着一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庙宇,却始终怀着不渝的信念;当他骤然踏上这块蛮荒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时,惊喜若狂的他,依然不能完全丢掉四五十年历史给他的文明的眼光。因为他可以跨出空间的界限,从一个空间飘洋过海到另一个空间,却不能把漫长的时间一笔勾销。他需要真正进入这块土地。爱塔,这倾慕文化的土著女人正站在入口处。似乎唯有她引导,他才能真正脚踏实地地向前走去。

他几乎是不停地画。画爱塔,画他们的儿子,画那毫无牵挂地到他们那儿落户的小伙子,画那满脸皱纹、皮包骨头的老太婆和她的孙女,画所有这些人组成的神圣家庭,画环绕着这家庭的生得密密匝匝、开着绚烂花朵的巴豆和那结满金黄果实的椰子林,画芒果树,画那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草木……直到把住房画成壁画——活着,伴随他;死了,也随之而去——从此一个追求着的梦想被永恒地涂抹在了生存和死亡的背景上。在每一个逝去的瞬间,它逼视着你飘忽而来,又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遁入你的心底。那是宇宙初创时的图景,是既崇高又冷漠,既美丽又残忍的大自然本身,是无限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一句话,是一个浸透着痛苦意识的“自我”把握到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

与其说爱塔是女人,不如说她是被创造着的艺术,她因思特里克兰德想象的注入而被高扬。但爱塔毕竟是女人。在这里,女人和艺术惊人地合而为一其实是一种稀有的现象:这女人附着于南太平洋的原始孤岛;这艺术从一开始就包孕在一个“原始性”的追求里,注定了,只能在那块土地上成形、结胎。于是命运牵引着思特里克兰德,从伦敦到巴黎、马赛,然后向东,迎着水天苍茫一色的荒凉大海,一直驶入一片辉耀着原始单纯的炫目色彩之中。

爱塔是一个女人,一个尚未真正被文明侵蚀的女人。和男人结合在一起在她几乎是一件完全自然的事。她给思特里克兰德干活、做饭、养孩子,虽然谈不上任何理解,却可以不厌其烦地看他画画,为他购买绘画用品。她从不打扰他,却为他做了他要求于她的一切。

在思特里克兰德看来,从此精神不再为肉欲所累,也用不着再担心身体在烂泥塘里翻滚。比起巴黎那些粗野、低贱、俗不可耐的女人,那些性感毕露、卖弄风情的、畜类般的女人,爱塔那半裸的褐色身体在人与人的单一关系中,是洁净的;而比起阿美那一类工于心计的女人,她的无知又是那样的单纯——虽然这无意识的洁净和单纯是如此脆弱,一旦离开它的尚未被污染的土壤,很快就会被巨大的文明所吞蚀而沾满世俗的污秽。

作为男人和女人,他们或许是吻合的。

在神话的笼罩下,不意识的个体存在,在那一个瞬间从无选择中产生了朦胧的选择,从此有了吻合的感觉。吻合造成冲突,造成对抗,造成在对象的结合中的我和你——男人和女人的意识。

在思特里克兰德面前,爱塔是一个纯粹被动的给予者——一个是主动地要,一个是被动地给,这被动地给也是一种需要,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原始的、在冲突和对抗中吻合的关系,赤裸裸的、没有掺杂任何观念意识却孕育着复杂的心理差异的关系。

在文明的发展史上,无论男女的两性关系怎么变化,只要不是社会物化了的,就一定深藏着这原始结合形式的种子。文化气质的渗透,不是它的萎缩,不是背离原始性的单纯的社会化趋向的发展,而是一种转化着的现时历史的生命时间的注入。

在生命感觉的全面吻合中——

男人说:你整个是为我的精神而存在,你是我的精神的载体,精神可以自由地出入,融合,或抽身而去。

于是女人无言地迎上,连同精神一起升腾。

那展示着女人特有心理时空感觉所带来的迷人悲剧性的勃朗什,不是我。

思特里克兰德离开伦敦,离开和他共同生活了十七年、生了两个孩子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时,是平静的、坦然的;而当他被陌生感驱使,流落辗转,历经艰辛,终于寻到了塔希提岛,寻到了爱塔之后,一种真正深刻的宁静感,几乎是像原始丛林幽深的静谧悄无声息地升腾、弥漫,直到整个笼罩住了他的永不安宁的魂灵。前者是出于对传统文明和社会规范无需用强烈情感表达的蔑视,后者则源于对艺术追求的神圣的、近乎宗教情绪的执着,他自信而自持,习惯地以沉默、以嘲讽或虔诚的笑容来补充他简短的话语。但有一次,他却失去了这种惯有的自信和自持。那就是他和勃朗什邂逅、分手,勃朗什饮草酸自杀以后,他给作者“我”讲这件事,讲他为什么要招惹勃朗什·施特略夫……他的语气竟奇特地表示出他当时强烈的欲望,这欲望似乎使他惊惶不安,甚至可以说非常恐怖。他迫不及待地用他的惊叹的语调、他的面部表情、他的手势,将一些平凡、陈腐的词句串联起来,为自己作各种辩解。他毫不在意地自顾自地说,以致作者惊叹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么多的话:为什么我要内疚?施特略夫为我服务,那是为了满足他心灵

的需要。勃朗什离开他,是因为女人可以原谅男人对她的伤害,

却永远不能原谅男人对她作出的牺牲,她不能忍受比自己更弱的

男人的恩赐。勃朗什讨厌我,害怕我,因为她需要我。她不仅需

要我强有力的身体,也需要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冒险。这种冒险是

从她的软弱和依赖中产生出来的。她想用爱情来囚禁我,就像藤

蔓缠绕着大树一样,让她受尽侮辱的心找到多余的偿还。她要我

相信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爱情,而对那些她理解不了的抽象的东

西,对我为之奋斗的精神和理想视之如仇寇,因为那不属于她。

这种爱情是一种疾病。我只需要情欲。女人只是我发泄情欲的工

具。事情一过,我会感到出奇的纯净、轻盈,仿佛灵魂甩脱了肉

体的桎梏,昂首于星汉之际,伸手就可触摸着我日夜追慕的没有

任何矫饰的美。可怜的朋友,生命并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它远离

自己的目的。也不,目的也无非是追求着的梦幻本身。凡是我得

到了的,能够得到的,我都不需要或不再需要了。这一切我早就

警告过勃朗什。勃朗什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我抛弃了她,而是因为

她太傻,因为她精神不健全,因为她除了爱情就从来没有真实地1

生活过。

我不知道这辩解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不真实的,也不知道这“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在思特里克兰德感觉的定向伸展中是如何地搅在一起而变成一番振振有词、无懈可击的道理,但我记住了那随着一阵上撞的怒火冲出口的话:“去她妈的,我需要她”;我记住了他其实是像逃脱一个危险一样逃脱勃朗什的惧怕心理。

生活中有这样的一刹那,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偶然相遇,因对方引起恐惧、紧张,但它牵动的复杂心理往往掩盖在各种外在原因之下,甚至这种恐惧、紧张本身就转移成了其他情绪,于是它往往随着这一刹那的过去而过去了,连痕迹都不会留下。

正是这一刹那,整个地改变了勃朗什的命运。

如果不是因为思特里克兰德生了重病,如果不是因为施特略夫崇拜天才而非要把思特里克兰德接到家里不可,这一刹那在勃朗什的记忆里只是对思特里克兰德鄙视自己丈夫的由衷的反感。而此时,这昔日夏尔丹笔下的沉静、温柔的可爱主妇,面对施特略夫的请求一下子愤怒得脸色惨白、浑身颤抖、惊惧不安的样子,透露着内心清晰地浮现出的恐惧、紧张,几乎是要发疯。

她拒绝了施特略夫的请求。施特略夫说:“但是他会死的。”

她回答的声音冷漠而遥远:“让他死去吧。”

思特里克兰德没有死。她却死了。轮到思特里克兰德来表达他的近在咫尺的冷漠了:“勃朗什·施特略夫活着也好,死了也好,难道你(人们)真的那么关心吗?”

思特里克兰德的感觉紧紧地追踪着勃朗什的感觉。在人类细微情感的瞬息万变和体验上,一个天才的男人也是赶不上一个敏感的女人的。他的恐惧、紧张和这恐惧、紧张掩盖着的真实需要,一刹那就在意识筑起的全部防线中消隐得不知去向。

他将他的需要归结为纯粹的情欲。他忘记了,在巴黎是怎么也可以找到一个泄欲的工具的。他不是曾断然拒绝过一个对他倾心相与的年轻妓女吗?

他为了把勃朗什划为他的太太那样的女人而极尽攻击之能事,他怨恨她用整个生命作的奉献,却想都没想到,这种可以视作弱点的完整是他的太太从来不曾有过的:“为了我,世界上任何事情她都愿意做,只有一件事除外:不来打搅我。”

在思特里克兰德一生的经历中,这是一次和女人的真正的对抗。

在纯粹的原始性的肉体关系中,纯粹的自然性差异无所谓对抗。爱塔是一种非纯粹状态的例外。在文明条件下,男女的两性关系被纳入一定的社会规范里得到协调。思特里克兰德和他太太的关系是一种典型、一种普遍形式,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的对抗是原始性渗透文化气质的丰富展开,它是肉体和精神在拒斥中的全面吻合,是纯个别性的,只存在于社会化阴影褪去的临界线上。天然地把握这临界线几乎是富有灵性的女人独特的生命表现。

勃朗什曾那样地充满恐惧——因恐惧而恐惧,因说不清的复杂而恐惧。那震慑她的一瞥究竟传递给了她什么?

思特里克兰德那极度削瘦的脸、那皮包骨头却蕴藏着一股无比的力量的身体、那大而有力的双手,决不仅仅给人性感。勃朗什的恐惧也不单是和性相联系,仿佛汽成为水滴凝结在一点上,包含着性又不只是性;带着很多的东西——不仅带着经历、身世,而且带着当下感觉的全部丰富性。

思特里克兰德真的不懂得这一点么?有时候促成一个男人和女人结合的,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的力量。除了服饰、相貌、金钱、地位这所有外在的、显然可置换的条件可以忽略之外,甚至思想、意志、能力和心智、情感、理解这所有内在的素质也都退隐到背景上,什么理由都成为多余。它就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在现在、此时、当下的直观的默契,这就是命运,是冥冥中操纵着我们的力量。

勃朗什曾是怎样地用歇斯底里的疯狂来拒绝这命运。因为需要,也因为这现在、此时、当下的经验的事实超出了她一生的理解。那一生是苦难的,那苦难曾使她直面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给了她超出一般女人的明晰的理性、深挚的情感和善于忍耐的能力。那颗因施特略夫的泛滥的怜悯和抚爱而紧缩的心怎么能在瞬息的感受中一下子勃发出这样的冲动?而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她就不得不走下去,从精神、肉体混纯不分的感觉一直走向高深莫测的精神世界,去经历一次灵魂的生死冒险。

勃朗什是凝聚起整个生命去爱的。或者换句话说,她的整个的生命时间和生存空间都投注在了对思特里克兰德的爱中。爱因封闭而完满,这几乎是女人特有的心理时空感觉。不属于爱的时间是不存在的,不属于爱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心理时间成为生命的唯一的绝对的尺度,使日常的、沉沦的生活透射着内在的空灵,使瞬间在社会意识的淡化中成为精神性的存在。这种女人的骚动不安,一方面是内聚的、被动的,一方面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迅速更迭的心理闪念中,蕴含着巨大的破坏性。这是女人心中爱和恨、生和死两极相逢的情结,是女人的、深藏着大自然奥秘的惊心动魄的真实。

没有这真实,男人的真实总是被阉割了的。但是多少男人敢于整个地唤起这真实从而在灵魂的生死冒险中去追逐人的完整?

思特里克兰德是不需要这完整的。他早已把他的生命时间一次性地支付给了追求“原始性”的艺术,支付给了那人性中燃烧着、蔓延着的天才的表现力——“用单纯的色彩、光和影的神秘暗示奏出魔术式的音乐,去攫取人的心灵的深层战栗”。是的,这本身已经是近乎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了。因了这,他牺牲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女人——那命中注定了可能给他揭示人的真谛的另一半。他甚至没有时间去体味和她分离时所感受到的艰难的内在撕扯,那分明是一种连带着精神性东西的血肉模糊的断裂。他也没有来得及去比较这生离死别留给他的瑟瑟发抖的感觉和几年前断然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轻松有何等的不同。

但勃朗什并没有像泪珠儿一样地消失。天才又怎么样呢?如果人的历史不仅仅是天才超越的历史,如果时间的地平线终归只能从平凡的生活现实中升起,那么勃朗什用她的震慑理性的毁灭留下的,就不单纯是一个有如大自然般粗野的、自生自灭的奥秘,而且也是人的哲学的活生生的反思对象。这是勃朗什的完整得令人心碎的美所拥有的悲剧性本质。

那无数作为爱和美的化身而存在的女人,不是我。

多少世纪了,将女人看作爱和美的化身是对女人的最大的尊重。这几乎是文明炫耀着的果实。

你们是对的:

是有思特里克兰德这一类艺术家,他们可以撇开爱的中介,把性欲和美感截然分开,直接触摸美,实现性本能向美的升华,他们不需要设置一个爱的对象,更不会把她作为审美对象来观照,他们的审美对象是他们自己天才创造的;

也是有不同于思特里克兰德的另一类艺术家,非有爱的对象不能萌发创造的冲动,善于把爱的对象和自己内心对美的追求混为一体,使性本能直接诉诸爱的形式,使自身和对象同时升华为美,爱这个中间环节似乎成了目的本身,爱就是美。

如果说前一类艺术家往往沉溺于原始性的冲动的话,那么后一类艺术家则容易醉心于文化的熏陶,在浪漫主义的升华中落入理性的矫饰。在前者,女人是纯粹的性的对象;在后者,女人不过是一个追求美的抽象手段。因而无论在前者还是后者那里,也都是没有爱情的地位的。把它高扬为目的,不过是使它成为艺术的心造的幻影,戴着爱情光环的勃朗什早已在卓越的鉴赏家施特略夫那里体验过了。

女人不是追求美的抽象手段。艺术家,甚至政治家、实业家们从事事业,这事业不是干枯的根茎,因而期望花蕾的点缀与装扮,使它具有丰富的意义和驱动得本能的欲望。这时那些秉赋极高的女人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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