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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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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专题史话试读：

五谷史话

一、五谷是什么

亲爱的读者，你分得清五谷吗？

五谷的意思是指五种谷。比《论语》更古的书如《诗经》、《书经》等里面，只有“百谷”，没有说“五谷”的。从百谷到五谷，是不是粮食作物的种类减少了呢？不是的。当初人们往往把一种作物的几种不同品种一个个起上一个专名，这样列举起来就多了。而且“百”字在这里不过是用来指多的意思，也并不是真有一百种。五谷这一名词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分类概念，同时反映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有五种。

五谷这一名词在当初创造的时候，究竟指的是什么，没有留下记载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朝人写的。汉人和汉以后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即大豆）；另一种说法是麻（指大麻）、黍、稷、麦、菽。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只是一种有稻而没有麻，另一种有麻而没有稻。麻子虽然可以供食用，但是主要是用它的纤维来织布。谷指的是粮食，前一种说法没有把麻包括在五谷里面，比较合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稻是南方作物，北方栽培的有限，所以五谷中有麻而没有稻，也有可能。《史记·天官书》“凡候岁美恶”（预测年岁丰歉）下面所说的作物，就是麦、稷、黍、菽、麻五种，属于后一种说法。大概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汉人和汉以后的人对五谷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把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看、共有稻、黍、稷、麦、菽、麻六种主要作物。战国时代的名著《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作品）里有四篇专门谈论农业的文章，其中《审时》篇谈论栽种禾、黍、稻、麻、菽、麦的得时失时的利弊。禾就是稷。这六种作物和上面所说的六种完全相同。《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说到的作物，也是这六种。

很明显，稻、黍、稷、麦、菽、麻就是当时的主要作物。所谓五谷，就是指这些作物，或者指这六种作物中的五种。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的概念在不断演变着，现在所谓五谷，实际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

二、五谷的起源

上面所说的六种作物，我国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栽培了。

当人类还没有栽培作物的时候，依靠渔猎和采集野生植物的块根、嫩茎叶、种子、果实等生活。他们贮藏一些食物，以备采集不到的时候吃，干燥的禾本科谷粒最容易保存。抛散在住所附近的谷粒发出了幼芽，长出了他们需要的植物。人们逐渐地观察到这些植物怎样生长起来，久而久之，就自己动手来播种。这样就创始了农业。

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有八九千年，这时人们已能制作较为精致的石头工具），当初栽培的作物，就是这些五谷。

稷（谷子）本是我国原产。常见的狗尾草是它的野生种，我国到处有。山西万泉县（今万荣县）荆村、西安半坡村、河南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先后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粟粒和粟壳，说明我国在开始农耕时就栽培谷子。

黍也是原产于我国。1931年，在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了黍穗和黍壳，距今已有六七千年，说明黍在我国也是在原始农业时代就已栽培的作物。

麦是大麦、小麦的总称，但也往往把小麦简称为麦。关于大麦和小麦的原产地，有多种说法。我国最古的文献里只是通称为麦，后来出现大麦这一名词，直到西汉后期《氾胜之书》里才有小麦这一名词。因此，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中国西汉前期以前古书里的麦完全是指大麦，张骞通西域（公元前二世纪）后才从西方传入小麦。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1955年在安徽亳（bó勃）县钓鱼台的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初期到公元前770年）遗址中就发现了很多的小麦种粒，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栽培小麦了。

稻也是我国原产，广东、广西、云南、台湾等省区有稻的野生种。最近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相。

当数量的稻粒和稻草，距今大约已七千年。另外，早于河姆渡发掘的，有江苏无锡锡山公园、吴县草鞋山，浙江杭州水田畈（fàn，贩）、吴兴钱山漾，安徽肥东大陈墩，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武昌洪山放鹰台，江西清江营盘里，福建福清东张，广东曲江石峡马坝，以及河南洛阳西高崖等三十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稻谷（或米）、稻壳、稻草等，品种有籼有粳，地区分布很广。说明我国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远在四五千年到六七千年以前，就已发展到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而且在北方也已有稻的种植。

大豆本是我国特产，野生大豆在我国南北方都有分布。现在世界各国栽培的大豆都是从我国直接间接传去的。俄、英、德、法等西文中的大豆名词，都是菽字的音译。大豆在地下不易保存下来，现在虽然还没有发现同粟、稻等同样早的地下大豆出土，但是可以肯定新石器时代已有栽培。

我国古代所谓麻，一般是指大麻说的。大麻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纤维作物兼食用作物。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有麻布的编织纹，而且有纺缍、纺轮、骨针和梭等出土。郑州大河村出土的种子，最象大麻子，距今约已六七千年。在南方，浙江吴兴县钱山漾出土的麻织物，经鉴定是苎麻布，距今约四五千年。这说明麻纤维已经广泛地被我们的祖先所利用，在新石器时代，北方已经栽培大麻，南方也可能已栽培苎麻。

三、古代五谷相互间的比重

在上面所说的六种作物中，最重要的是谷子。

在我国商代的文字甲骨文里，谷子称为禾，象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这就是稷的原始字形。甲骨文的年字，写作，在禾字下面多了一些须根，象谷子连根拔起的形状。连根拔起表示收获，用禾的一次收获代表一年，这表明谷子是商代的首要作物。

周代拿稷来代表谷神，和社神（即土神）合称社稷，并且用社稷作为国家的代名词。农官也称为后稷，而且周族自己说他们的始祖弃曾做过后稷，甚至直接称他们的始祖为后稷。春秋时代鲁国禾麦受灾，就感到粮食恐慌，请求齐国卖给它。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谈到其他重要作物收获的时候，说“尝麦”、“尝黍”、“尝稻”、“尝麻”，唯独不说“尝谷”而说“尝新”，含有新谷接旧谷的意思。这些现象也说明谷子是周代的首要作物，特别是“尝新”的说法，反映谷子在当时全国粮食供应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禾原是谷子的专名，到了人们需要表示概括的概念时，由于谷子是当时的首要作物，就用“禾”来概括其他粮食作物如黍、稻等，于是逐渐由专名演变为共名。粟原指谷子的籽粒，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用作粮食的通称。另一方面，谷原是各种谷类的总名，战国末年已经有用谷子作为粟的专名的，至今北方仍称粟为谷子。这种现象的发生，只有因为谷子是当时占绝对优势的首要粮食作物，才能由专名转化为共名；反过来，用作共名时，说到粟或谷，主要又是指当地的首要粮食作物谷子的籽粒。在古代北方，黍和麦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比不上谷子所占的绝对优势。

在古代的农书里，《吕氏春秋·审时》所说六种作物，禾排在第一位。在《氾胜之书》中，禾最重要。在《齐民要术》（六世纪）中，谷也排在最先，而且《种谷》篇讲得最详尽，篇幅也最多。

所有这一切，明显地说明，从远古到南北朝，谷子在我国栽培的作物中一直占着首要地位。

黍在甲骨文中出现的次数特别多，而且商代的统治阶级是饮酒有名的，出土的酒器也很多，酒用黍酿造，可见黍在商代极为重要。《诗经》中时常黍稷连称，也反映黍的重要性。不过《诗经》中说到黍的，地区都在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山西，只有一处是例外。显然可以看出黍的种植偏于较北的高寒地区（黍的生长期较短，适于高寒地区，现在仍是西北、东北北部和内蒙栽培较多，黄河以南就极少）。黍的单位面积产量不及谷子，作为日常饭食，也不如小米好吃。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生长季节较长，种黍就不如种谷子了。总之，黍在古代虽然曾经是重要作物，或者在某些地区非常重要，但就全国来说，它的重要性一直远不如谷子。战国时代的书里面，已经看不到黍稷连称，而是常常菽粟连称了。这就反映出黍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又比以前下降了。

麦和黍相反，在甲骨文和《诗经》里，麦的出现次数远比黍少。春秋以后，麦的重要性已渐渐地超过黍。《春秋》这部书里已记载了禾和麦的灾，而没有提到黍的灾。《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强调劝民种麦，到时不种要治罪。汉武帝时也曾劝种冬麦。《氾胜之书》特别重视麦，而且说明当时麦的栽培技术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对黍则谈得很有限。麦有两种吃法：麦饭和面食。麦饭在汉代有些地区是一种常吃的食物。古代把各种面食通称为饼，按照当时的解释，麦粉叫做面，用水合面叫做饼。战国初年的书里已经有做饼的记载。秦代有卖饼的小商人。大概从战国到汉代，在北方，麦的栽培已相当普遍，和谷子或大豆轮栽；在粮食中间，它的重要性次于谷子而和大豆相上下，或者还超过大豆。

大豆在《诗经》里出现的次数，不及黍和麦，而多于麻和稻。上面所说战国时代的书里常常菽粟连称，而不见黍稷连称，也说明大豆的重要性在增加。从这一时期的文献里，可以看出菽和粟是人民的主要粮食，豆饭和豆叶汤尤其是一般穷人经常吃的东西。在河南西部，大豆甚至成为主粮。《氾胜之书》里说：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氾氏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五亩大豆，以防荒年。汉代文献里有指出麦和谷子或大豆轮载的，可能大豆的播种面积确实不小。大概在战国到汉代这一段时期里，大豆在粮食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后世。

大麻子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把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代还有吃麻粥的。但是麻在谷类中最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纤维。古代以丝麻或桑麻并称，那时中原没有棉花，苎麻的生产只限于南方，北方的布几乎全是用大麻织成的。《氾胜之书》有种枲（xǐ喜）法（枲即大麻的雄株），《齐民要术·种麻》篇，都是专对栽培纤维用的大麻说的。

稻在南方，很早就是首要作物。《史记·货殖列传》里说：长江中下游的人们“吃的是大米饭，喝的是鱼汤”。可见这里自古以来是鱼米之乡。稻在北方也很受重视，一向稻粱并称，粱是好粟，人们把稻米看做珍贵的粮食。周代的文献反映出，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都有稻的栽培，而且西周时关中已用水灌溉稻田。西汉时长安郊外一定有大片的稻田，因为据历史记载，汉武帝初做皇帝时，正在青年，夜里时常偷偷地带着人马出去打猎，把稻田踏坏了。西汉后期氾胜之在关中做农官，在他的农学名著《氾胜之书》里谈到用控制水流的办法来调节稻田的水温，可见二千年前北方水稻的栽培技术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西汉末贾让的《治河策》指出，灌溉放淤可以改良盐碱地，把原来种谷子和麦的地改种水稻，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倍到十倍。西汉兴修了很多水利灌溉工程，很可能稻田也跟着有所发展。继西汉之后，东汉到晋朝初年，对于稻的栽培更加重视。据历史文献记载，西起甘肃，东到山东，以及河南、江苏、安徽的淮北淮南部分，自战国以来就有不少地区兴修水利，增广稻田，到两晋又有发展。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曹魏屯田，曾经大力发展水稻。但是话说回来，这些种稻地区，在整个北方的广大田野上，不过是很小的部分。稻在南方虽是首要作物，但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南方比较落后，人口也少，所以就当时全国粮食生产情况来说，稻的总产量远不及谷子，至少在西汉以前还赶不上麦和大豆。

四、古今粮食种类及其比重的变化

我们现在还往往通称粮食为五谷，但是我国现在栽培的粮食作物种类及其相互间的比重，已经和古代大不相同了。

根据1979年的统计，我国稻谷、小麦、薯类、杂粮和大豆的产量，它们在这五类作物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稻谷占总产量的43.3%，小麦占18.9%，薯类占8.6%，杂粮占26.6%，大豆占2.2%。薯类主要是甘薯。杂粮以玉米的产量居首位，其次是高粱、谷子，再次是大麦、黍等等。

谷子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现在已退居很次要的地位。黍在古代也曾相当重要，现在更在谷子之下。就全国来说，谷子和黍现在都已不是主要粮食作物了。小麦的重要性，在上古远在谷子之下，现在倒远在谷子之上，仅次于稻谷，而高居第二位。变化最突出的是稻谷。稻在先秦的重要性远不及谷子。现在已高居第一位，它的总产量比小麦和薯类的总和还多60.4%。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讲。

上面稻谷、小麦、薯类、杂粮和大豆五类作物的比重，历年是有变动的，例如稻谷，1977年的比重，占五类总产量的45.2%，1952年最低，占41.8%；小麦1979年占18.9%，1952年最低，占11.1%。但五类作物的比重无论怎样变动，有的增高些，有的减低些，都没有改变稻谷第一、小麦基本上第二这个粮食作物构成的局面。稻谷和小麦实在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我国现在全国的人口和粮食总产量比古代多得多了，谷物的播种面积大大地扩大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因此，谷子在全国粮食中的比重虽然已退居下位，但是从总产量的绝对数字来讲，可能比它在古代占着首位时的总产量还要多些。

大豆现在除了作为副食品外，已不再用来做饭吃了。但是它作为食油和工业原料，却日益重要。不但国内有迫切需要，而且还成为我国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大麻子在古代是供食用的，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现在早已不作食用，退居很次要的地位。前面说过，古代北方的布几乎完全是大麻织品。自从棉花在宋末从福建、广东推广到长江流域，元代又向北发展，到了明代，黄河流域也成为重要产棉区，这时，麻布基本上为棉布所代替，大麻作为织布原料也不很重要了。

五、水稻发展的历史

稻的发展，是和南方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

前面说过，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南方比较落后。《禹贡》把南方的土地排在最末等。《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低湿，男子的寿命不长。《汉书·景十三王传》说：长沙是低湿的穷地方。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来看，华北大平原及关中是当时人口最密的地方，江南人口很稀。例如豫州（今河南省的一部分）的面积大约只占全国的2%，而人口倒有755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一共设了108个县；豫章郡（今江西全省）面积比豫州大一倍，但是只有35万多人，18个县。这就极其明显地反映出当时长江以南的经济情况，远不及黄河流域。那时各地区人口的多少，是和当地的粮食产量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尽管稻是南方的主要作物，但是总产量远不及北方主要作物谷子的总产量多。

东汉时，南方的人口逐渐增加，东汉末年，由于连年的战争，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受到很大的破坏，中原人民大量逃入长江流域。西晋覆灭后，北方相当长时期内局面混乱，以后又有更多的中原人民向南迁移。这些南来的移民，不但增加了南方的人力，同时带来了北方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这对于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但是南方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作物栽培方法和北方有许多区别。稻对生长条件和栽培技术的要求较高。首先，水稻需要田面有适量的水，南方虽然雨量比较多，还是需要讲求水利，以便灌溉。由于南方多丘陵地，斜坡不能蓄水；又有不少低洼地，容易被水淹没，这就给南方的土地利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尽管春秋战国到秦汉的长时期内，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那样发达，而南方还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的发展比不上中原地区。

南方广大地区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斗争中，逐渐懂得了怎样改良土地，不断地兴修水利，平整田面，在坡地做起梯田（开始于汉朝），在洼地做起圩田（最迟也开始于晋朝）。因为这些工程十分艰巨，起初不会做得很好，收效不大，所以进展很慢。但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在困难面前停止不前，经过祖祖辈辈的劳动创造，积累经验，终于改变了南方农田的面貌，使它适合于水稻的栽培。同时，水稻的栽培技术也在不断改进，例如采用移栽秧苗的办法（二世纪时），用苕（tiáo条）子作水稻田的绿肥（三世纪时），运用烤田技术（六世纪时，这些都是就最早的记载说的）等等，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大地扩大了，单位面积产量也随着耕作技术的进步而得到了提高。加上水稻本是高产作物，因此粮食的产量跟着增加得较快。这样就逐步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到了隋唐统一全国以后，南方的经济更加发展。唐朝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就是和南北广大地区雄厚的农业基础分不开的。

但是在唐朝前期，全国的经济重心仍然在北方。天宝元年（742年）的人口统计，北方五道共有3042万多人，南方五道只有2036万多人，大约是三与二之比，北方的人口仍然多于南方。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直到五代十国，北方因长期战争，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南方则比较安定。中唐以后的水利建设，也偏重在南方，当时太湖流域已开始出现有规则的河网化。五代时，吴越国在太湖流域兴修水利，尤其有突出的成绩。因此，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方推移的迹象，到北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就肯定地移转到南方了。唐朝把全国分为十道，南北各五道。宋朝把全国分为十八路，北方五路，南方十三路，这就明显地反映出南方的经济繁荣超过北方。宋元丰三年（1080年）的人口统计在北宋北方有956万多人，南方有2368万多人，大约是二与五之比，北方的人口还不及南方的一半。人口的增加，不但增加了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同时也是当地生产发展的结果。在南方的农业生产中，水稻的大量增产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唐宋时代的粮食统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到北宋时，稻的总产量已经上升到全国粮食作物的第一位。

金末元初，北方的社会经济又受到极其惨重的破坏，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南方经济的优势。明朝初年，北方的经济逐步恢复，但南方又向前发展。清代也继续着这一趋势。宋代就有“苏常熟，天下足”和“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代又有“湖广熟，天下足”（湖广即今湖南、湖北两省）的说法。明代宋应星在他著的《天工开物》（1637年）一书中说：“现在全国的粮食，稻占十分之七，大小麦、谷子、黍等共占十分之三。”这一个估计，对水稻的比重来说虽然有些偏高，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稻已高居粮食作物的首位了。

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中，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以致水利失修，灾荒连年，稻的栽培受到阻碍与破坏，虽然它的比重仍居粮食作物的主导地位，但产量很少。解放以后，农业生产很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1年稻的产量已经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以后又逐年增加，到1979年，已比1949年增加了2.95倍。这种飞跃的发展，完全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充分发展和提高祖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的结果。

由于水利建设的普遍兴建，双季稻的推广，近年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以及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我国稻的产量正在迅速继续地增长。

六、小麦发展的历史

南方原先很少种麦，汉以后才逐渐向南推广。《晋书·五行志》说：“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吴郡（今江苏）、吴兴（今浙江湖州）、东阳（今浙江东阳）无麦禾（这里的禾是指稻说的），大饥。”可见四世纪初，麦在江浙一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在此以后，又陆续得到推广，主要是出于农民自己的传播，有时王朝政府或地方官也曾督促推广。南宋初年，北方人大批地迁移到长江中下游和福建、广东等省。北方人习惯于吃麦，麦的需要量突然增加，因而麦价大涨，刺激了麦的生产。因此，麦的栽培迅速扩大开来。南宋庄季裕在他写的《鸡肋编》（十二世纪前期）中说：“此时一眼看去，连片的麦田，已经不亚于淮北。”这就是说，已经不亚于北方了。

麦和稻的生长季节不同，只要安排得好，就可以在秋季收稻以后种麦，夏季收麦以后插秧，同一块田一年可以两熟。麦的推广并不妨碍稻的栽培面积。大概南方种麦后，很早就摸索出一套稻麦两熟制的经验。北宋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1084年）就说：“吴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割麦后种稻，一年两熟，稻有早晚。”后来南宋陈旉（fū肤）《农书》（1149年）和王祯《农书》（1313年）所说的也是稻麦两熟制。而且根据王祯《农书》的记载，南方对于种麦，已有相当技术水平，单位面积产量也比较高，并不比北方差。

小麦不但向南方推广，同时北方也在发展。元以前就有这样的农谚：“收麦如救火”。在生产工具方面，唐代已使用麦钐（shàn扇，一种长形的镰刀），到元朝初年，又有了新的改进，创造了用麦笼、麦钐、麦绰（一种竹篾编成的抄麦器，形状象簸箕而稍大，它的一边装有钐刃，当挥刃割麦穗时，麦穗自然落到绰里）结合成为一整套的快速收麦器。它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麦笼安装在下面有四个小轮的木架子上，用绳系在腰部拖着走。割麦人用钐割麦穗，麦穗跟着落向绰里去，随手把绰里的麦往后倒到笼里，笼装满了以后就拉到打麦场上。据王祯《农书》的记载：“一天可以收割十亩，比南方用镰刀割，要快十倍。”如果不是种麦很多，是不会创造出这种快速收麦器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到了南宋，全国小麦总产量可能已经接近谷子，或者超过谷子而居粮食作物的第二位。

据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的估计来推算，当时小麦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5%多一点。这虽是一个粗略的估算，但已明白地可以看出，小麦在明代粮食作物中仅次于稻而居第二位。

从历史上看，我国小麦栽培也是不断发展的。解放后发展更快，发展速度超过其他各种粮食作物。拿1979年的总产量和1949年的比较，1979年是1949年的4.54倍。

七、玉米的传入和推广

玉米原来叫玉蜀黍，各地俗名很多，有番麦、玉麦、玉黍、包谷、包芦、捧子、珍珠米等名称；还有叫做六谷（也写作稑谷或鹿谷）的，意思是说五谷之外的又一种谷。

玉米原产美洲。有人根据元贾铭的《饮食须知》（1367年前后）中谈到玉蜀黍，而且元代尚食局（元朝宫廷里一个管理皇帝膳食的专门机构）有御麦面，以为我国元代已有玉米。这种说法未必正确。所谓御麦面，不过是专制皇帝御用的上好麦面。《饮食须知》中谈到玉蜀黍的部分很可能是后人加入的，恐不可靠。玉米很早就是美洲本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很多关于玉米的故事，还在地下发掘出远古玉米的籽粒，以及用大量黄金、陶土和玉米穗做成的玉米神像。而在其他各国的历史上，直到十五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有有关玉米的记载或任何迹象。所以可以这样说。玉米是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才传到旧大陆各国的。

玉米怎样传入中国，西方的学者有不同的推测。有人以为玉米是由阿剌伯人从西班牙带到麦加，由麦加传到中亚细亚而入中国西北部，或者从麦加传到回教印度而入中国西南部，然后从西北部或西南部向东传播到各省。这种推测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引用的较早的中国文献，一般限于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有的也只是引用到田艺蘅的《留青日扎》（1573年）。实际上我国各省府县志中保存着丰富的有关玉米的记载。

根据各省通志和府县志的记载，玉米最早传到我国的是广西，时间是1531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不到四十年。到明代末年（1643年为止），它已经传播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十省。还有浙江、福建两省，虽则明代方志中没有记载，但有其他文献证明在明代已经栽培玉米。清初五十多年间，到十七世纪末（即康熙三十九年）为止，方志中记载玉米的比明代多了辽宁、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1701年以后，记载玉米的方志更多，到1718年为止，又增加了台湾、贵州两省。单就有记载的来说，从1531到1718年的不到二百年的时期内，玉米在我国已经传遍二十省。

让我们把各省最早的文献记载，按照年代先后来观察一下：广西1531年，河南1544年，江苏1559年，甘肃1560年，云南1563年，浙江1573年，福建1577年，广东1579年，山东1590年，陕西1597年，河北1622年，湖北1669年，山西1672年，江西1673年，辽宁1682年，湖南1684年，四川1686年，台湾1717年，贵州1718年。上述年代次序，并不能代表实际引种的先后，因为方志和其他文献记载，常有漏载和晚载的。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广西的记载早于甘肃或云南三十年左右，早于陕西六十多年，早于四川一个半世纪以上，早于贵州差不多两个世纪，另外，江苏也早于甘肃和云南，浙江、福建、广东都早于陕西，四川、贵州二十来年以至一个世纪以上，这就很难想象玉米先由陆路传到我国西南部或西北部，然后再向东传播的。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于1496年就到爪哇，1516年就来到中国，同时中国人那时侨居南洋群岛的已不少，玉米由海路先传入我国沿海和近海各省是很可能的。

玉米和甘薯都是源出美洲，传入我国后一二百年都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但是它们在传播过程中有一种显然不同的现象。关于甘薯的传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而关于玉米的就没有。甘薯一开始就吸引著名的农学家徐光启的特别注意，大力鼓吹，在他的《农政全书》里详细地论述了栽培甘薯的方法；而对于玉米，仅仅在高粱条下附注说：“盖亦从他方得种”，一点也没有谈到栽培方法和它的重要性。方志中关于玉米的记载虽然多，一般都很简单，大都只是提到了物产中有玉米，或者记叙了一些玉米的异名、性状等，关于推广情况及其重要性的记述也只有少数几条。总之，玉米没有受到知识分子对甘薯那样的重视。尽管如此，玉米却在默默无闻中早就传入中国，比甘薯早了半个世纪，而且玉米在明末已推广到十二省，而甘薯只有四省。

这个现象反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主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试种和扩大生产。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一旦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产作物，就很快地吸收利用。例如安徽《霍山县志》（乾隆41年，1776年）说：“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又如河北《遵化县志》（光绪12年，1886年）记载嘉庆年间（1796—1820年）有人从山西带了几粒玉米种子来到遵化，开始也只是种在菜园里，可到了光绪年间（1875—1908年）就成为全县普遍栽培的大田作物了。可见发展的迅速。我国本来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农业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引种以后能够结合作物特性和当地条件，很快地掌握并提高栽培技术，并且培育出适合于当地的许多品种，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食用方法。玉米的迅速发展，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现在全国各省区都有栽培，产量远远超过谷子，往往仅次于小麦，而居粮食作物的第三位。

八、甘薯的引种和推广

谷类一般是指禾本科的粮食作物，如稻、麦、谷子、黍、玉米和高粱等。五谷中的豆和麻，虽不是禾本科，也还是用它的籽粒当粮食。甘薯的食用部分是肥大的块根，这一点和谷类绝然不同。但甘薯已是现在我国主要粮食之一，谈五谷时不能不谈到它。

甘薯原来写作甘藷。原产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才传播到其他各国。所以最初传入中国时称为番薯。后来不知哪一个或哪些人开始称它为甘藷，因而和东汉杨孚《异物志》和《南方草木状》（旧说西晋嵇含撰，疑为后人伪托）所说的甘藷混淆起来了；其实那是山药一类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甘薯。现在所说的甘薯是专指番薯说的，又有红薯、红苕、山芋、地瓜等名称。

甘薯的传入我国，据现在所知，最早是广东东莞县人陈益。《陈氏族谱》记载，陈益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去安南，万历十年（1582年）夏设法带着薯种回东莞，在家乡试种成功。以后很快向各地传播。

万历初年，福建长乐县人陈振龙到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看到甘薯，想把它传入祖国以代粮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用重价买得几尺薯藤回国（吕宋不准薯种出国）。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甘薯的许多好处，并在自家屋后隙地中试栽成功。金学曾于是叫各县如法栽种推广。第二年遇到荒年，栽培甘薯的地方，减轻了灾荒的威胁。后来经纶的孙子以桂把它传入浙江鄞（yín银）县。又由以桂的儿子世元传入山东胶州，胶州比较冷，不容易种活，还每年从福建补运薯种，并传授藏种方法。世元又叫他的长子云、次子燮传种到河南朱仙镇和黄河以北的一些县，三子树传种到北京齐化门外、通州一带。世元并著有《金薯传习录》。后来有人在福州建立“先薯祠”来纪念金学曾、陈振龙、经纶、世元等。但是也有人说是先从吕宋传入泉州或漳州，然后向北推广到莆田、福清、长乐的，说法不一。当时福建人侨居吕宋的很多，传入当不止一次，也不止一路。传入后发展很快，明朝末年福建成为最著名的甘薯产区，在泉州每斤不值一文钱，个论贫富都能吃到。

广东也是迅速发展甘薯栽培的省份，在明朝末年已和福建并称。传入途径也不止一路，其中有自福建漳州（邻近广东）传来的，也有从交趾传来的。据载，当时交趾严禁薯种传出，守关的将官私自放医生林怀兰过关传出薯种，而自己投水自杀。后人建立番薯林公庙来纪念林怀兰和那个放他的关将。

江浙的引种开始于明朝末年。徐光启曾作《甘藷疏》大力鼓吹，并多次从福建引种到松江、上海。到清朝初年，江浙已有大量生产。

其他各省，没有看到明代栽培甘薯的记载。我们查看了清代乾隆以前的方志，各省最早的记载如下：（1）台湾1717年，（2）四川1733年，（3）云南1735年，（4）广西1736年，（5）江西1736年，（6）湖北1740年，（7）河南1743年，（8）湖南1746年，（9）陕西1749年，（10）贵州1752年，（11）山东1752年，（12）河北1758年，（13）安徽1768年。此外，山西、甘肃两省尚未看到记载。这些记载未必能代表实际的先后次序，因为常有漏载、晚载。根据有记载的来说，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四省在明代已有栽培，其他关内各省、除山西、甘肃二省外，都在清初的一百余年间，亦即1768年以前，先后引种甘薯。大体说来，台湾、广西、江西可能引种稍早；安徽、湖南紧接在江西、广西之后；云南、四川、贵州、湖北也不晚，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或者稍晚，但相差不会太久。传入和推广的途径是错综复杂的。以后仍在继续发展。甘薯先后在不少地区发展成为主粮之一，所以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

甘薯是单位面积产量特别高的粮食作物，亩产几千斤很普通。而且它的适应性很强，能耐旱、耐瘠、耐风雨，病虫害也较少，收成比较有把握，适宜于山地、坡地和新垦地栽培，不和稻麦争地。这一些优点，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去发展它的栽培。

这种发展不是轻易得来的。不少传说中曾谈到某些外国不准薯种出国，我们先人则想方设法的引入国内。这些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古代交通不便，从外国引种确实有一定困难的。若不是热爱祖国，关心生产，和善于接受新事物，是不会千方百计地把薯种传入国内的。传入后并不自私，有的还尽力鼓吹推广。试想推广得如此快，范围又如此大，需要多少薯种？同时还需要结合适宜于当地的栽培技术。这显然是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得来的。甘薯在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传播、驯化和摸索出一套适宜于各该地区的栽培技术，并先后在各地培育出许多品种，更需要付出长期的和艰辛的劳动。

此外，甘薯还有许多的用途，既可用来酿酒、熬糖，又可以做成粉丝等各种食品。由于甘薯块根包含很多水分，容易腐烂，各地就创造出各种保藏的方法，如晒干成甘薯片、甘薯丝或粒子，晒干磨粉或去渣制成净粉，以及井窖贮藏鲜薯等。所有这些，突出地表现出我国农民的勤劳和无穷智慧。

解放以来，甘薯栽培的发展也很快，它的产量，多年仅次于玉米而居全国粮食产量的第四位。

九、高粱和其他粮食作物

高粱也叫蜀黍，现在北方俗称秫秫，在古农书里也有写作蜀秫或秫黍的。其实蜀黍、秫秫、蜀秫、秫黍、在北方人读起来，发音是相同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名词的不同写法。从现在可以查到的书来看，高粱这一名词最早见于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说是俗名。蜀黍这一名词较古，最早见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三世纪）。在此以前的古书里没有提到过。后来见于唐陆德明的《尔雅音义》（七世纪前期），但《唐本草》（七世纪唐朝政府颁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典）和唐人诗里仍没有提到。宋人诗里才提到蜀黍。元代的农书里才谈到蜀黍的栽培法。从文献记载来看，似乎到宋元时代才广泛地栽培，到了金末元初，在北方已经相当重要。

但是从地下发掘来看，解放以来在不少地方发掘出古代高粱实物的遗存。如在江苏新沂县三里墩西周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的高粱秆和高粱叶，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时赵国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的高粱粒两堆，辽宁辽阳县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的高粱一小堆，陕西西安市郊西汉建筑遗址中发现了土墙上印有高粱秆扎成的排架的痕迹等。这些都说明高粱在我国也是古老的作物之一，而且地区分布很广，北至辽宁，西至陕西，东至江苏，都有它的实物遗存。解放前还在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高粱种粒，距今已有六、七千年。如果上述实物的鉴定准确，那时代就要上推到遥远的原始农业时期，高粱和谷子、黍、稻等一样，都是我国原有的古老作物。

奇怪的是为什么西晋以前的古书中没有提到高粱和蜀黍，甚至在《唐本草》和唐人诗中还是见不到呢？难道说古代另有名称？三国魏张揖写的《广雅》（三世纪）中的荻粱、木稷，真的是高粱？曹操曾用辽东赤粱煮粥吃，这赤粱也就是高粱吗？即使这些都是高粱，也只是汉以后才出现的，那末汉以前为什么还是见不到呢？难道古书中很早提到的“粱”，真的就是高粱吗？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现在高粱在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是主粮，在全国粮食中次于稻、小麦、玉米、甘薯，和谷子不相上下而互有消长。但是高粱不及玉米产量高，不如小米好吃，近年来有减少的趋势。（二）马铃薯马铃薯又名洋芋（或作阳芋），在山西俗称山药蛋，广东叫做荷兰薯或爪哇薯，原产南美洲。有人在1650年在台湾看见马铃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记载见于福建《松溪县志》（1700年），其次为湖北《房县志》（1788年）。可能最先是从南洋群岛传入我国，后来还有从别路传入的，例如有人说，“洋芋出俄罗斯”。但是它没有象甘薯那样得到广泛推广。现在主要产区是西北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北部。（三）燕麦燕麦原产东欧及西亚。我国很早就有栽培。《尔雅》里所说的雀麦，就是燕麦。一般所称的莜麦，亦作油麦，就是普通燕麦中的裸燕麦（另有皮燕麦）。燕麦在我国栽培不很多。我国主要产区为北方的牧区和半牧区。内蒙北部、甘肃、青海等省区的播种面积较多。（四）荞麦荞麦原产黑龙江至贝加尔湖一带。我国晋以前的书中没有记载，最先见于《齐民要术》的《杂说》中。但《杂说》不是贾思勰（xié协）的原文，可能贾氏还不知道荞麦。此外，最先见于唐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七世纪）。较后的唐人诗中就一再提到了。但据考古发掘，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掘出东汉前期或中期的荞麦实物。荞麦至迟在汉代就已传入中国，到唐代已有推广，到了宋元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南北各地都有栽培，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主粮之一。现在主要产区是东北和黄河下游各省。（五）豌豆豌豆原产地中海沿岸。有人以为《尔雅》所说“戎叔谓之荏菽”是指胡豆，也就是豌豆。荏菽见《诗经》，实在是大豆。豌豆这一名词最先见于张揖《广雅》（三世纪），又名豍（bēi卑）豆。豍豆在东汉崔豍《四民月令》（二世纪）中已有记载，可以证明至迟在汉代就已传入我国。元代农书中强调豌豆收获多，一岁之中成熟最早，近城市的还可以摘豆角卖，鼓励多种；并说山西人用豌豆掺上少量的麦混合磨成面，可作饼饵，不问凶年丰年，都可食用，实在是救济饥荒的宝贝。现在全国各省区都有栽培。（六）蚕豆蚕豆原产里海以南和非洲北部。我国明代以来的书中相传：蚕豆是张骞通西域时传入中国的。这完全是后人的推测，没有根据，古书中往往是豌豆和蚕豆的名称不一致，随俗而异，如王祯《农书》中所说的蚕豆，实际上是豌豆，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蚕豆（至今还有称豌豆为蚕豆的）。确指蚕豆的记载，最先见于北宋宋祁的《益部方物略记》（1057年），叫做“佛豆”。现在四川仍称为胡豆，发音和佛豆极相象。蚕豆这一名词，最先见于南宋杨万里（1124—1206年）的诗序中。从我国的一些古书记载来看，这种作物可能在宋初或宋以前不久传入我国，最先栽培于西南川、滇一带，元明之间才广泛推广到长江下游各省。现在主要产区为南方水稻区。（七）绿豆绿豆原产我国。这一名词最先见于《齐民要术》（534年前后），当时已广泛用作绿肥作物。可能在秦以前已有栽培，秦以前到汉代的书中提到的小豆，就包括了绿豆。元王祯《农书》也是把绿豆当作小豆的一种。有人说绿豆原产印度；但是印度古代的文字梵文中并没有绿豆这个名词，印度栽培绿豆并不早于中国。元明两代的书中说，南北都有绿豆，北方最多，用途很广，可作豆粥、豆饭、豆酒，可以炒食，磨粉作面食，做粉丝、粉皮、豆芽菜等。现在也是北方种的较多，在有些地区（如在河南西部）和玉米间作，成为当地主粮之一，长江流域也种有相当数量。

后记

万国鼎先生的《五谷史话》出版于1962年，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中有些内容如当时粮食作物的统计数字等已不适用，有酌加修订的必要。可惜万先生于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年不幸逝世，这次再版，只好由我承担了这个修订工作。

农业史上的问题，特别是先秦的有关文献，现在学术界（主要是农史界）是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的。例如万先生认为稷是谷子，粱是好粟，谷子是古代的首要作物等，有他长期的立论根据，现在也有不少人同意他的见解。我修订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保留万先生原来的论点不变，一是尊重原作，二是学术上的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能强求统一，只能留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至于文字方面，除个别必须改动的以外，一律不改；有关玉米、甘薯最早见于哪一省的记述，也一仍其旧。我只是在统计数字、近年考古发掘的资料以及某些明显缺失的地方，加以必要的修订和补充。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指正。缪启愉一九八二年六月于南京

蚕业史话

一、我国蚕桑生产历史悠久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就称我国为“塞里斯”，意即“丝国”。罗马的大奴隶主们把我国运去的丝绸视为无上珍品，可是直到五世纪，他们还不s知道丝是从蚕儿嘴里吐出来的呢。

据古代传说，我国养蚕、缫丝、织绸是黄帝的妻子嫘（léi雷）祖发明的，也是她首先向人民传播的。但是我们知道，从养蚕、缫丝到织成绢帛，中间要经过许多程序，象这样复杂的生产过程，哪能由一两个人独创得出来！它必然是聚集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积累了多少代的实践经验才形成的。古代的种种传说，都不过表明蚕桑生产在我国很早很早就已开始罢了。

192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过一个被刀子切过的蚕茧。解放以后，又在山东益都等地的殷代奴隶主的坟墓中，发掘到一些玉饰，其中有一种是玉蚕，形态逼真。殷代黄河流域的奴隶主，把玉石雕凿成蚕形，作为自己的饰物，这就说明蚕儿已是当时人们非常熟悉的了。考古工作者还在河南殷墟一座奴隶主的坟墓中，发掘到一些由于粘附于铜器、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这些残片可确证殷代黄河流域已利用蚕丝织成有花纹的绸绢。

长江流域又是如何呢？考古工作者曾在江苏吴江县的梅堰发掘到印有蚕纹的黑陶，又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绢片、丝带、丝线等。据考证，这些都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遗物。可见，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也很早就开始养蚕织绸了。

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在一片甲骨上还刻有“用三头牛祭蚕神”的内容。当时如果不养蚕，哪用得着祭祀蚕神呢？

所以，根据出土的实物和甲骨文的记载，都说明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早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就都已养蚕，并利用蚕丝织绸了。

不过在人们知道养蚕之前，可以推想，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利用野蚕所结的茧子。野蚕在树林里自生自灭，由于自然情况的变化，每年野茧的产量很不稳定，有的年头能采收得很多；有的年头要找几个可能都不很容易。我们的祖先为了使野蚕能够避免雨、雹、鸟、兽、虫、鼠等的伤害，保证收获，才把它取回家来饲养。于是野蚕就逐渐被驯化成为家蚕。驯化后的家蚕，吐丝量增加了，丝的品质也提高了，但蚕儿抗御自然不良环境的能力却减弱了。

二、周代黄河流域的蚕业

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所以我们先来谈谈这一地区的蚕业历史。《诗经》是西周到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总集。从《诗经》中可以看到黄河中下游各地都有用蚕桑丝织为题材的诗篇。例如《豳（bīn宾）风·七月》中有一段：春日载阳，春天里好太阳，有鸣仓庚。黄莺儿在歌唱。女执懿筐，姑娘们拿起高筐筐，遵彼微行，走在小路上，爰求柔桑。去采肥嫩的桑。

这是描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暮春季节，农村姑娘们为采桑养蚕而忙碌的诗句。

又如《大雅·瞻印》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妇女们既不担负劳役，怎能不从事蚕织？”可见当时养蚕缫织是妇女的主要工作。

再如《卫风·氓》中的一段：氓之蚩蚩，那个笑咪咪的汉子，抱布贸丝。抱着麻布来换生丝。匪来贸丝，哪里是真的来换丝，来即我谋。悄悄儿求我成好事。

这首诗告诉我们，远在周代，生丝和丝织品已在市场上物物交换。

西周到春秋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既然歌咏蚕桑缫织，说明当时蚕桑缫织确已比较普遍了。

在黄河中下游各地中，又以山东的蚕桑业最为发达。山东在周代是齐、鲁两国的封地，所以我们现在还把“齐”、“鲁”两字作为山东的简称。古代有不少齐、鲁的故事同蚕桑有关。《谷粱》中记载：齐国桓公十四年：“王后亲蚕，以共祭服。”所谓“王后亲蚕”，就是在育蚕的季节里，王后率领一批贵妇们，用一定的仪式去喂一下蚕儿。这是宫廷中举行的一种典礼，其目的，无非表示统治者对蚕桑生产的重视。以后历代王朝也常玩这一套，史书中不乏记载，而以《谷粱》的这条记载为最早。桓公是齐国的国君。《谷粱》中特别记上“王后亲蚕”这一笔，说明齐国统治者很重视蚕桑。

管仲是齐国的相。据《管子》的记载，管仲曾建议：百姓中有熟悉蚕桑技术，能防治蚕病的人，政府应该采纳他们的意见，并给予黄金和粮食等实物奖赏，而且予以免除兵役的优待。管仲如此重视蚕病防治，反映蚕桑已是齐国很重要的生产事业。《左传》里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国的公子重耳，由于家庭纠纷，长期流亡国外，后来逃到齐国。齐桓公待他很好，还把自己同族的一个女子姜氏嫁给了他。这样一来，重耳再也不作积极打算，只想长期呆在齐国过安乐日子了。可是跟随重耳一道从晋国逃来的人，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有一天，他们在桑林中密谋如何促使重耳早日返回晋国。这时，姜氏的女奴正在桑树上采收桑叶，重耳随从们的密谋全被她听到了。女奴回家后便把此事告诉了姜氏。谁知姜氏也不赞成丈夫无所作为，为了防止泄密，她竟把女奴杀了，并设法帮助重耳离开了齐国。重耳便是后来晋国的国君晋文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齐国大贵族家中栽有大片桑林，栽桑养蚕是奴隶们的一项重要生产劳动。

古书中还有不少齐、鲁两国同蚕桑有关的故事，据此可以推测，春秋战国时代山东的蚕业相当发达。

三、黄河流域蚕业的盛衰演变

秦汉时代，山东仍是全国蚕桑业最发达的地方。秦朝宫廷中所用的丝织品，便是山东东阿一带所产的“阿缟”；汉朝也在山东临淄设有“服官”，管理织造供宫廷中消费的丝织品。

西汉时期的缫织技术已相当进步。前几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大批西汉前期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织制得已相当精美。当时丝织品的产量也很大。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东巡海上，封禅泰山，在华北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一路上用于赏赐臣僚的绢帛便有百万匹。当时政府用赋税的方式从民间征收的绢帛达五百万匹。据估计，那时候要织五百万匹绢，至少须用鲜茧四十万担。西汉时代丝织品的精美和产量的丰富，固然反映当时缫织手工业的水平，但也间接反映了当时蚕桑生产的发展情况。

东汉的蚕桑业又比西汉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从简书和帛书的消长上可以看出。简书就是写在竹、木简上的字书；帛书就是写在绢帛上的字书。商殷时代，全是简书；春秋战国时代绢帛生产较多，才有帛书。汉朝简书和帛书并行，不过西汉简书多于帛书，到东汉后期，帛书大大超过了简书。可见东汉的绢帛生产比西汉多得多，说明东汉的蚕桑生产比西汉更发达了。

总之，秦汉两朝四、五百年间，我国蚕桑生产有很大发展，而最发达的是在黄河下游的山东一带地方。

东汉末黄巾大起义，从这时起一直到晋朝统一全国，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我国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黄、淮流域各地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曹操在《蒿（hāo）里行》中描写黄河流域战乱后荒凉景象时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下，怎么谈得上蚕桑生产呢！

晋朝统一全国后不久，我国又再度陷于分裂战乱的局面。晋朝皇室逃到长江以南建立偏安政权。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历史上称为“南北朝”。

从汉末开始，每当战乱，北方经常有大批人口逃到江南避难。南北朝初期，逃来的人数更多，估计当在百万以上。北方人口锐减，北方的蚕业生产衰落下去了。

可是这时期北方的桑林还是很茂密的。每当战乱的年头，田园荒芜，北方老百姓都积贮大量桑椹（shèn甚，桑树结的果实）备荒。兴平年间（194—195年），曹操有一次带着一千多人马，行军路过新郑，缺乏军粮。新郑的地方官杨沛知道后，立即命令百姓进献积贮的乾桑椹，解决了曹操的困难。三国时代，袁绍、刘备等的军队，也都曾吃过桑椹。南北朝时，几次大饥荒，黄河流域很多地方的百姓都是依靠桑椹活命的。

要收贮大量桑椹，就必须有大片桑林。黄河流域在大饥荒时，百姓和军队赖桑椹活命，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桑林一定很普遍，而且茂密。固然当时北方的桑树并不都是用来养蚕的，但是既有大片桑树，在战乱过去以后，只要逃亡的人回来了，劳动力增加了，恢复养蚕就不很困难。所以北方每遇战乱，蚕业衰落下去；战乱结束，蚕业又渐渐恢复过来。

618年，南北朝分裂割据局面结束，唐朝统一全国。

唐朝前期十分强盛，唐玄宗开元年间（714—741年），唐朝经济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根据唐朝的《元和郡县志》上注明开元年间贡赋丝绵和丝织品的州府，画了一幅“唐代贡赋丝绵和丝织品州府分布图”，从这幅图上可以看出，黄河流域贡赋丝绵和丝织品的州府比长江流域普遍。大诗人杜甫在回忆开元年间的丰饶景象时也曾写道：“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可见南北朝时黄河流域衰落下去的丝蚕业，在唐朝统一全国后又得到了恢复。不仅如此，而且当时黄河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也还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下面我们介绍两个故事。

东晋时，有个著名的书法家，名叫王羲之。他写过一篇《兰亭集序》，字迹遒（qiú求）劲秀逸，是王羲之作品中最好的一幅，他自己也十分喜爱。羲之死后，这幅《兰亭集序》便成为王家的传家宝。一直到他的做和尚的七世孙智永，二百几十年间，世代相传。智永无后，临死时便把这幅真迹传给弟子辩才和尚。辩才也擅长书法，因而对这幅真迹更是特别珍爱，把它装在匣子里，挂在卧室的梁间，不肯轻易示人。

唐太宗李世民喜欢搜求历代名家书帖，听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在辩才和尚处，就几次以进宫作道场为名，宣召辩才到长安，追问这一宝贵文物的下落。但辩才总是推托说：真迹辗转流传，又经丧乱，不知所在。最后唐太宗命监察御史肖翼设法侦访。

辩才是越州山阴县（今浙江绍兴）欣永寺的和尚。肖翼奉命后就到越州，装扮成一个潦倒的山东书生模样，走进寺里，遇到辩才。辩才问：“施主从那里来？”肖翼回答说：“弟子是北方人，带着些蚕种来卖，便道到寺里来玩。”两人交谈一阵以后，便渐渐熟识起来。肖翼又利用各种机会同辩才和尚接近，终于侦知了《兰亭集序》真迹珍藏的地方。有一天，趁辩才外出，肖翼偷偷地进入辩才卧室，把真迹窃取到手。

这个故事本身同蚕桑并无关系。但肖翼到越州时，乔装成山东潦倒的书生，又说“带着些蚕种来卖”，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说明：唐初一定常有山东人带着蚕种到浙江一带出售，当时山东的蚕种一定比浙江本地的蚕种优良。我们知道，蚕种的优劣同养蚕技术有关。近代江浙的蚕种常常运销其他各省，也正是因为江浙的育蚕技术比其他各省进步。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唐初有个叫薛兼训的人，任江东节度使。因为越州人不善缫织，薛兼训就从军队中召募了一些单身汉，发给很多钱，密令他们回北方去选择善于缫织的妇女结婚，一年中娶得数百人，回到越州。据说越州的缫织技术从此迅速提高，所产的绫纱妙称江左。这个故事采自《国史补》一书。《国史补》的作者李肇（zhào赵），在唐大中年间曾任浙江台州刺史，距薛兼训在江东，还不到百年。因此这个故事不会完全没有根据，至少“越州人不善缫织”，当时浙江的缫织技术不及北方，应该是事实。

四、长江流域蚕业的发展

我们说唐朝浙江的蚕桑缫织技术不及北方，这不等于说当时浙江的蚕桑缫织还很落后。不，到唐朝，长江流域包括浙江在内，蚕桑缫织技术已有相当基础，只是比起北方某些地方来，还略逊一筹而已。这里，我们再来谈谈长江流域丝蚕业发展的历史。《吕氏春秋》和《史记》两部古书都记载有吴国王僚九年（公元前518年），吴楚两国因为边境女子争桑引起一场战争的故事。在这次战争中，吴公子光占领了楚国的居巢（今安徽巢县）和钟离（今安徽凤阳）。吴楚两国都在长江中下游。吴、楚边境女子争桑，当然是为了养蚕。吴楚战后不久，建都在今浙江绍兴的越国也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方针中，也有“省赋敛，劝农桑”一条。后来终于强盛起来，灭了吴国。

上述两个故事都是春秋后期的事情，它告诉我们，春秋时代，栽桑养蚕已成为建国在长江中下游的吴、楚、越等国比较重要的经济事业。秦汉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继续被开发，蚕桑生产当然也继续发展着。

至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很早就有蚕丛氏在蜀中教民养蚕的传说，说明那里蚕业起源很早。成都平原所产的丝织品，秦汉时代就很有名。西汉文学家扬雄写的《蜀都赋》里赞美成都所产的蜀锦，“自造奇锦，紌（qiú求）、繏（xuǎn选）、（fěi匪）、（xù序）（都是蜀锦的名称），绵茧成衽（rèn任），阿（ē柔美）丽纤靡（mí迷，华丽）”。这种“阿丽纤靡”的蜀锦，行销全国，为各地人们所喜爱。

据说三国时，曹操有一次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铜雀台举行宴会。宴会时。他命近侍取出一件战袍，挂在垂杨树上，要到会的军官比赛射箭，谁射中的，这件战袍便奖给谁。比赛结果，中的的不止一人。他们互相争夺战袍，竟把它扯碎了。曹操笑着说：“你们不用抢了，我给诸位各赠锦一匹。”这件战袍就是“西川红锦”做的，每人赠得的一匹锦，又是“蜀锦”。由此可知，即使分裂割据的三国时代，成都平原所产的锦，仍为黄河流域的魏国人所珍视。

成都自古被称为“锦官城”，成都附近的一段岷江被称为“锦江”，看来都同这地区织锦业非常发达，所产的锦又非常精美有关。成都是蜀汉的都城，诸葛亮是蜀汉的丞相。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望于锦。”就是说蜀汉百姓穷困，国库空虚，现在同魏国作战，所需的军费，只有寄希望在锦上了。军事费用决不是一笔小数字。从这几句话可知，当时成都平原所产的锦不仅质优，数量也一定很多。所以晋朝的左思所作的《蜀都赋》中，就描写了成都地区“机杼（znù柱）之声彼此相闻”，织锦业非常繁荣热闹的情景。

锦是用蚕丝织成的。成都地区的织锦业如此兴盛，那末这一带的蚕桑生产的发达也就可以想见了。

隋唐之初，长江流域进一步被开发，蚕桑生产也进一步发展，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发展得更快。这里可以述说一下新、旧《唐书》里都记载的一个故事。

唐玄宗时有一个名叫韦坚的大臣，他是唐朝皇室的勋戚。天宝初年任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为了便于漕运，整理了长安附近的水道，并在长安城东九里的长乐坡，开凿“广运潭”，潭边建有“望春楼”。工程完成后，举行了一次类似现代的通航典礼，唐玄宗亲率在京的高级官员登楼观赏。为了博取皇帝欢心，韦坚预先准备了大批小船。船头分别挂上牌子，写上各个州郡的名称，船上又分别堆了各该州郡的著名特产。船工一律穿戴“大笠侈袖芒履”，并有少女在船上轻歌曼舞。在一片粉饰太平的丝竹声中，二、三百只小船缓缓从望春楼下鱼贯而过。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二、三百只小船中，“广陵郡”船上堆的是锦，“丹阳郡”船上堆的是“京口绫、衫缎”，“晋陵郡”船上堆的是“官端绫绣”，“吴郡”船上堆的是“方文绫”，“会稽郡”船上堆的是“罗、吴绫，绛纱”。会稽、广陵、丹阳、晋陵、吴郡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江苏的扬州、镇江、常州、苏州等地方。这五郡船上堆着各种丝织品，就充分表明，在唐朝前期，这些地方生产的丝织品虽不是国内最好的，但也已相当精美。丝织业同蚕桑生产息息相关，这些地方的蚕桑生产也一定相当繁荣了。

五、蚕业重心的南移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转折点。在这次战乱中，北方又遭受极严重的破坏，“荆棘丛生，豺狼嗥叫”，“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黄河中下游地区遭受的破坏如此惨烈，不用说必然严重地摧残了那里的丝蚕业。

安史之乱对长江流域没有什么破坏。这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继续发展着。唐朝后期，太湖流域已是江南最富庶的地方。唐末诗人陆龟蒙在诗中描写太湖边上农村景物有“高下兼良田，桑柘（zhè浙）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quán全，捕鱼用的竹器）”等诗句。处处堆着养蚕用的蚕箔，家家用渔筌捕鱼，这是太湖边上的鱼米之乡家家户户都经营捕鱼和蚕桑副业的写照。

唐亡以后，太湖地区是吴越国的疆域。吴越建都杭州，杭州有一座奉祀吴越国王钱镠（liú留）的“钱武肃王庙”，庙中有一块石碑，碑文中有“世方喋（dié迭）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两句话。这是说：唐亡后中原地区正在大动干戈，互相残杀；钱镠却闭关自守，注意发展丝蚕生产。钱镠所以特别重视蚕桑，还不是因为蚕桑缫织是太湖流域十分重要的生产事业，密切关系着吴越小朝廷的财政收入吗！

长江以南，尤其是太湖流域，长期以来，社会比较安定，自然条件又比较优越，那里的蚕桑业在唐朝中叶以后，已经赶上并超过黄河流域，成为全国蚕桑业最发达的地方。到宋朝就更为突出了。

北宋时期，北方的蚕桑业虽然也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已落后于江南。长江以北，包括整个黄淮流域及其以北地区，面积比长江以南地区大得多，可是它向北宋朝廷所缴纳的丝织品却反比长江以南地区少。而以现在的浙江全省和苏南大部分地方为范围的“两浙路”，只是全国二十几路中的一路，可是它所缴纳的丝织品，却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这就清楚地反映当时江南的蚕桑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

南宋建都杭州，太湖流域更成了统治阶级以及富商巨贾集中的地方。他们奢靡的消费，增加了市场上丝织品的销路，大大刺激了这一地区的蚕桑生产。从北方南逃过来的人口中，也有许多是劳动人民，他们更是江南地区发展蚕桑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南宋时江浙太湖地区农村中丝蚕业十分繁荣。南宋诗人范成大住在吴县的石湖镇上，在他的《田园杂兴》诗中，有好几首是以蚕桑缫织为题材的。“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

养蚕季节，农村中家家闭户，专心养蚕。邻里们没有闲暇往来探望，只有在朝暾（tùn吞，初升的太阳）初上，晨风拂面，晓露未干，奔向桑园采桑的路上，偶一相逢。蚕忙季节，蚕农们多么辛劳忙碌啊！“小妇连宵上绢机，大耆（qí其）催税急于飞。今年幸甚蚕桑熟，留得黄丝织夏衣。”

养蚕才完毕，农妇们又立即采收蚕茧，连夜缫丝，上机织绢。绢还在机上，官府的胥吏已如狼似虎，迫不及待地来催租索赋了。遇上收成好的年头，农妇们还可在缴纳租税之余，留一点儿黄丝织绢，给自己裁制一件夏衣；如果年成不好，缴纳租税还不够，千辛万苦几个月，最后落得一场空。

浙江吴兴县一本南宋时纂修的《吴兴志》上说：“湖丝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种田人没有饭吃，养蚕织绸人穿不上一件完整的衣服。在剥削社会里，世道是多么不公平啊！

宋元时代，太湖地区不仅生丝和丝织品的产量超过了北方，而且蚕桑技术也比北方先进。

蚕儿吃的是桑叶。桑叶是否肥美，密切影响丝茧的产量和质量。现在太湖地区所产的丝茧质地特别优良，看来是同这地区叶质肥美的湖桑有一定关系。“湖桑”，顾名思义，谅是太湖地区农民育成的桑种。宋代太湖地区的农民是否已经育成湖桑，我们不能肯定，但是北宋时桑树嫁接在浙江湖州已经十分流行。

桑树是异花授粉植物，用种子繁殖，容易改变它的优良性状；嫁接则是保存桑树优良性状的好办法。浙江农民采用嫁接繁殖桑树，所以桑树的优良性状，虽经一代代繁殖而历久不变。北方蚕农当时还没有运用这种先进的技术。

宋元时代北方养的都是三眠蚕，南方养的一般是四眠蚕。三眠蚕抗病能力比四眠蚕强，而且比四眠蚕容易饲养。但四眠蚕的丝茧比三眠蚕优良。长江流域的蚕农能够饲养丝茧质地较优但比较难养的四眠蚕，这也说明长江流域的养蚕技术比北方进步。

另外，生产技术进步的程度，往往从生产工具上表现出来。宋元时代，北方的蚕座构造基本上还同汉朝农书上记述的差不多。快要养蚕了，蚕农就在屋子里架起蚕座。蚕座的架法是这样的：先在屋里竖起四根柱子，柱子上架上一些叫做“蚕椽”的横木条，再在蚕椽上铺上一层用芦苇编织的蚕箔，蚕儿就养在蚕箔上。北方这种蚕座是固定在室内的，不能任意移动，蚕事结束后再把它拆除。长江流域的蚕座同北方不同，它是由竹制的蚕匾和竹木制的蚕架构成的，蚕匾放在蚕架上。蚕架和蚕匾可以随时移动，自然比北方那种固定的蚕座方便些。这种蚕座的构造同现在太湖地区蚕农沿用的差不多。

宋元时代，北方一般农家还沿用着古代的老办法：在蚕儿老熟以后，把蚕簇放在室外，让蚕儿在室外的簇上结茧，这种方法叫做“外簇”。这固然是因为北方春雨较少，可以外簇。但北方也并不是一点春雨都没有，如果蚕儿上簇后万一遇上春雨，就将影响蚕茧的质量。而且室外温度日夜变化较大，这对蚕儿结茧也是不利的。所以外簇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办法。南方蚕簇放在室内，蚕儿在室内的蚕簇上结茧，有利于提高蚕茧的产量和质量。

其他蚕桑工具，长江流域一般也比北方的齐全便巧，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六、棉花栽培面积的扩大和蚕业的消长

元朝的时候，我国农业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使我国蚕桑生产趋于萎缩，这就是棉花栽培面积的扩大。

在棉花传入以前，我国广大人民的衣被原料主要是蚕丝和麻葛。棉花传来以后，蚕丝和麻葛逐渐被棉花所替代，衣被原料起了划时代的变化。棉花之所以能够替代蚕丝，因为棉花的生产过程比蚕丝简单，单位面积产量也较高。另外，棉布比丝织品易于织制，质地也较坚牢，是远比丝织品大众化的衣被原料。

大概南宋后期，长江流域已开始种植棉花，起初只是少量的，以后栽培区域和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到元朝中叶，长江流域的棉花已比较普遍，并已扩展到黄河流域。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丝织品被棉布所取代，丝绵被棉花所取代，植棉对蚕桑业的排挤作用已明显起来。明代中叶前后，种植棉花的区域越来越广，被棉布、棉花所取代的丝织品和丝绵也越来越多，社会上对丝茧的需求大大减少，蚕桑生产也就逐渐趋于衰落。这时候，一般地区的农村中不再家家户户养蚕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蚕丝毕竟有它特有的优点。丝绵比棉花轻暖，丝织品比棉布纤柔美观。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海外贸易又逐渐扩大，社会上对蚕丝，尤其是品质较高的蚕丝仍有一定的需求。再加上浙西嘉、湖地区的蚕桑业，原来已有深厚的基础，能够生产优质的蚕丝和丝织品。因此当明朝中叶蚕桑生产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萎缩的时候，浙西嘉、湖一带的蚕桑丝织业仍能保持独特的繁荣局面，并且继续发展。

现在位于江浙两省交界处的盛泽镇，在明朝初年叫作“青草滩”，只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明朝中叶，这里的丝蚕业随着嘉、湖地区丝蚕业的繁荣而迅速发展起来，到明朝后期，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丝绸集散市场，远近的丝绸商都到这里来采购丝绸。明末一个名叫周灿的人曾以“盛泽”为题写了一首诗：“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人家勤织作，机杼彻黄昏。”

就是当时盛泽丝蚕业欣欣向荣的写照。嘉、湖地区的新塍（chéng程）、双林、南浔、菱湖等，现在都是很热闹的市镇。这些地方，原来也只是一些小村庄，明朝才发展成为市集而日益繁荣起来。它们的兴起，都同蚕桑丝织业有关。

同周灿差不多时代的郭子章，在他写的一篇《蚕论》中说：“现在各地蚕桑都很衰落了，我看到浙江湖州和四川阆（làng浪）州一片片高高低低的桑林，觉得各地的妇女都不及那儿妇女勤快。”难道各地妇女真的不及湖、阆两地的妇女勤快吗？不，这是因为明朝后期，只有浙西嘉、湖等少数地方蚕桑业继续繁荣，而全国其他各地的蚕桑生产都已衰落了。

到了清朝前期，嘉、湖地区的蚕桑生产更加兴盛了，大片农田都栽了桑树。农民重视栽桑养蚕不亚于栽培粮食作物。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多次坐船来江南游玩巡视，途中经过嘉兴、湖州等地时，看到运河两岸绿油油的桑林，一望无垠，都曾赋诗盛赞浙西蚕桑之盛。康熙帝甚至说：“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湖丝之盛，惟此一区。”

七、鸦片战争前后新蚕区的兴起

自从我国有对外贸易，丝绸便是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隋唐以前，我国外销的丝绸是经由陆路外运的。宋元时代，海上交通已比较兴盛，我国外销的丝绸渐改由海道出口。明代中叶以后，海上贸易更有所发展，外销丝绸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但是，清王朝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对湖丝和丝织品的出口，一再严加限制。乾隆还明令规定：洋商只准贩运次级的湖丝，数量上也有限额。至于上等湖丝和䌷（同“绸”）绫缎匹，则一律禁止外运。当时清政府规定，广州是我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而浙江的嘉、湖地区是唯一生产上等丝绸的地方。清政府既限制湖丝外运，不能满足洋商的要求，而广州距浙江又很远，于是洋商只得退求其次，就近采购珠江三角洲所产蚕丝。

珠江三角洲原先并不是不栽桑养蚕，只是丝茧产量不多，质量也差，用以织绸，光泽不好，又不坚实。所以华南蚕业过去一直不为人们重视，在国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

现在洋商在广州就近收购丝茧，这就刺激了珠江三角洲蚕桑业的发展。蚕农们从二、三月就开始养蚕，连续养七、八次，一直到深秋还养“寒造”。原来桑园不多，现在不能不扩大栽培。许多地势较低的地方，不适于种桑。珠江三角洲的劳动人民不受这些自然条件的限制，想方设法把农、副、渔业结合起来，以人定胜天的精神，开塘取泥，填高桑园基地，以利于桑树的栽培。开成的池塘用来养鱼，桑叶采下喂蚕，蚕粪倾入池塘喂鱼，而塘泥又是很好的农家肥。

栽桑养蚕既已成为珠江三角洲农民的重要副业，那里的蚕农便精心养蚕，通过实践，改进了原来的育蚕技术，提高了丝茧的产量和质量。到清末，珠江三角洲每年的蚕茧产量已仅次于浙江、江苏而超过四川，成为我国近代最重要的蚕区之一。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生产，虽然兴起很晚，但发展很快，在全国各蚕区中可算是“后起之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上海等地为商埠。从此，广州不再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外贸重心很快从广州转到上海。

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外国商人可以在我国自由倾销商品，也可以为所欲为地掠夺物资。湖丝的产地嘉、湖地区，距上海很近，洋商前往搜求湖丝，十分便利。这样就促使原来已经很发达的嘉兴、湖州的蚕业，更进一步繁荣，并且也使嘉、湖附近各县的蚕桑生产发展起来。

江苏的无锡，是我国近代最大的丝茧集散地，蚕桑生产也很发达，可是在清朝中叶，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那里只有少数农家栽桑养蚕。不过由于它靠近上海，而且同湖州中间只隔一片太湖，所以鸦片战争后，无锡很快就受丝茧外销刺激而开始大规模栽桑养蚕。无锡附近各县也继无锡之后发展蚕桑。日本为了同我国竞争，1877年曾派人到太湖地区考察，了解我国蚕桑业的情况。在他们考察后所写的报告上说：从苏州到无锡，沿途一望无际，都是繁茂的桑林，发展之快，使他们惊羡。可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一、二十年中，无锡一带蚕桑业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同时，浙江钱塘江两岸许多地方的蚕桑业也得到很快的发展，浙西的杭、嘉、湖地区就更不必说了。

原来蚕桑业最繁荣的只限于嘉兴和湖州，鸦片战争后，范围迅速扩大，把太湖流域的长江三角州和钱塘江两岸连成一片，构成我国近代蚕桑业最发达的“江浙蚕区”。

八、十九世纪末以后我国蚕业概况

十九世纪后期，蚕桑生产虽然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浙许多地方和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着，可是广大蚕农养蚕还是袭用千百年来的老方法，而当时法国和日本已把近代自然科学运用到养蚕上来，日本所产丝茧已优于我国。这时候，我国蚕业的改进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了。杭州知府林迪臣首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杭州创办“蚕学馆”，学习日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制造蚕种，改进我国的蚕业。它不仅是我国第一所蚕桑学校，也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学校。

随后，江苏，河北、山东、四川等省也在二十世纪初，先后开办蚕桑学堂，或在农业学堂中设立蚕桑科，以杭州蚕学馆的毕业生为教师。

在二十世纪初兴办的蚕桑教育事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女子蚕桑学堂”。在封建时代，女子被禁锢在深闺里，很少受教育的机会。可是农村中养蚕工作，通常都是妇女承担的，培养女子蚕业人才，到农村中去指导养蚕，推广改良的蚕桑技术，自比男子更为适宜。1904年杭州蚕学馆的毕业生在上海高昌庙开办的“女子蚕桑学堂”，便是适应社会需要、突破封建礼教建立起来的。它是我国最早的女子蚕桑学校，也是我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先驱。

除蚕桑学校以外，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装潢门面，聊资点缀，也设过一些蚕业改进机构。它们经费极少，兴废无常。但在这些学校和机构中工作的蚕桑教育和科技工作者，在广大蚕农的配合下，艰苦努力，从事蚕桑技术的改进，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其中最突出的是蚕种制造。

原来我国养蚕所用的蚕种，或者蚕农自己留种，或者向专门制造蚕种的人家——“土种业”者购买。农家或土种业者只是挑选茧粒较大，茧层较厚，外表看来比较健康的蚕蛾，雌雄交配后制成蚕种。这样，虽也有存优去劣的作用，但制成的蚕种，品种混杂，而且前代蚕儿的病毒可以通过蚕种传给后代。饲养的时候，如遇气候失调，或饲育上不很当心，便容易发生蚕病，影响蚕茧的产量和质量。

杭州蚕学馆最先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制造蚕种，这种蚕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改良蚕种”，以别于过去蚕农自留或向土种业者购买的“土种”。最初制造的改良蚕种是纯系蚕种。1924年浙江蚕桑学校首先较大量地制造“一代交杂种”，1927年江苏省又制成“人工孵化秋蚕种”，先后加以推广。这些蚕种的制成，都是我国近代制种技术上的重大改进。

江、浙太湖地区，由于采用了改良蚕种和改进了养蚕方法，每张蚕种，一般能产鲜茧二十五斤上下；缫丝一斤，约用鲜茧十斤。在此以前，每张相等量的土种，平均只产鲜茧十二斤；缫丝一斤需用鲜茧十六斤。每亩桑园平均产叶量，至抗战前夕，也由五百五十斤增至八百五十斤。

我们必须指出，改良蚕种所产的蚕茧，丝量多，茧质好，可以降低缫丝成本，提高丝绸质量，对丝茧厂商是十分有利的。但饲养改良蚕种成本较大，而丝茧厂商向蚕农收购改良蚕茧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茧价。所以蚕种的改良，主要受益者是丝茧厂商，而不是广大蚕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

正当我国蚕桑技术的改进在蚕桑生产上初见成效的时候，1927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恐慌。国际市场上蚕丝销路停滞，丝价惨跌，我国丝蚕生产受到强烈冲击。据调查：1930年秋，上海九十七家丝厂，停工的六十五家。丝厂停工，蚕茧没有出路，茧价随着下跌，蚕农栽桑养蚕大为亏蚀，我国百孔千疮的农村经济又进一步被推向崩溃的深渊。

1934年前后，世界经济恐慌渐渐过去，我国丝蚕业也稍稍复苏。可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七七事变”，我国蚕桑业最发达的太湖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相继沦陷。丝厂被破坏，蚕丝外销断绝，丝茧没有出路。在兵荒马乱之中，蚕农也无心养蚕。同时敌伪在沦陷区内又大肆搜刮粮食，粮荒严重；农村中燃料也相当紧张。广大蚕农为了维持生活，忍痛把桑树连根挖去，改种粮食。1932年，浙江全省有二百六七十万亩桑园，每年可产近两千万担桑叶；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全省桑园面积还不到一百万亩，约为1932年的三分之一。更由于桑园管理粗放和肥料不足等原因，1947年春期只产叶二百五十万担上下。总之抗战期间，我国蚕桑生产所遭受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又倒行逆施，发动内战，使全国人民再度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蚕桑生产也同其他各种经济事业一样更加趋于没落。1948年，浙江全省鲜茧收购量十三万担带零，1949年更降到九万担。而1936年全省收购鲜茧近六十五万担。也就是说，解放前一年的浙江全省鲜茧收购量只及抗战前一年的五分之一；解放那一年的鲜茧收购量还不到抗战前一年的七分之一。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同浙江相仿。

解放以后，我国奄奄一息的蚕桑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不与粮争地的原则下，开辟了很多新蚕区，扭转过去浙西、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少数地区蚕桑业畸形繁荣，而其他很多地方凋残冷落的局面。现在全国除青海、西藏外，其余各省、区都有了栽桑养蚕这门副业。解放以后，蚕桑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高产记录不断创新。现在每张蚕种产茧八、九十斤上下，每亩桑田产叶四、五千斤。这都是解放以前根本不能想象的。

九、从“野蚕结茧”说到人工放养柞蚕

前面介绍的是吃桑叶的桑蚕，下面再简单谈谈吃柞、槲（hú胡）等树叶的柞蚕。过去桑蚕都是在室内饲养的，所以又被称作“家蚕”；柞蚕栖息在野外的柞、槲等树上，所以又被称作“野蚕”。我国很早的古书上就提到野蚕。晋朝的《古今注》记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东莱郡东牟山（今山东蓬莱、掖县一带）有野蚕结茧，当地人采收到万余石，制成丝绵。因为古人把大批野蚕结茧看作是祥瑞的征兆，所以史书上常把它记载下来。一直到明朝初年，关于野蚕结茧的记载真可说“史不绝书”。

我国虽然很早就开始采收柞蚕所结的茧子加以利用，但直到明朝后期才创造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方法，使人工放养柞蚕成为山区农家的一项副业。创造这套方法的是山东半岛的农民。明末清初，山东益都有个叫孙廷铨（quán全）的人，写了一篇《山蚕说》，文章中说：“古人遇到野蚕结着大批茧子，便认为是祥瑞的事，现在东齐（胶东一带）山里，到处都放养着山蚕（即柞蚕）。”我们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知道，明末清初胶东一带放养柞蚕已经很普遍了。

后来，柞蚕种和放养方法又从胶东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其他地方。

辽宁的柞蚕是“闯关东”的山东农民带去的。山东农民闯关东，都是横渡渤海，在辽东半岛的盖平、岫岩、金、复等县登陆。所以东北最先放养柞蚕的是辽东半岛。明末清初，那里可能已经放养柞蚕了。后来再由辽东半岛向北扩展，遍及东北各地。

陕西的柞蚕，最早是山东诸城县人刘棨（qǐ起）介绍去的。他在康熙年间，即十七世纪后期任陕西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地方官时，曾从他家乡购买种茧到宁羌试养，并教民织绸，据说因此过去宁羌人称柞蚕丝织的绸为“刘公绸”。雍正三年（1725年），陕西兴平人杨双山，又从山东引进柞蚕到渭河南面的终南山麓放养。

河南和山东相邻，柞蚕放养方法的传入，比陕西一定更早些。

贵州是西南各省中柞蚕传入最早的省份。贵州从山东引进柞蚕的经过情形，古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乾隆四年（1739年），山东历城人陈玉壂（diàn殿）任贵州遵义知府。他看到遵义有许多柞树，可是当地人只把它砍了作柴烧。他想，如果仿照他家乡的办法，用来放养柞蚕，岂不更好？于是，第二年初春，他便派人回山东购买种茧，并且招募了一些熟悉柞蚕放养方法的农民，同来贵州。但是因为南方春季回暖较早，种茧还没有运到贵州，在途中就已羽化为蛾了。

陈玉壂接受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次年提早在冬天就派人回山东购买种茧，立春节前就运抵遵义。春期放养成功了，但秋期放养因气候关系，又告失败而断种。陈玉壂不得不再度派人到山东购种，并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最后终于放养成功。这时候，陈玉壂又从山东招募缫织工人来遵义，教会遵义人缫丝织绸。

柞蚕传到遵义不久，又从遵义传到安平（今贵州平坝县）和四川的綦（qí其）江等地方，后来綦江成为我国西南的重要丝市。道光八年（1828年），云南也从安平买回种茧和蚕具，在昆明的东郊放养。云南放养柞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除了桑蚕和柞蚕以外，我国劳动人民还曾放养过吃枫树叶的枫蚕，吃樗（chū初）树叶（即臭椿）的樗蚕等。这些蚕的经济价值不高，产量也极少，在蚕业生产中并无地位，我们就不多说了。

另外，还有一种吃蓖麻叶的蓖麻蚕，它是从国外引进的，到现在还不过三十年左右。这种蚕，原产印度。印度的劳动人民用蓖麻叶来喂它而利用其丝茧，所以称它蓖麻蚕。蓖麻在我国很普遍，蓖麻蚕又有它的特点。解放前，我国就曾数次引进试养，但都失败了。解放后，在党的英明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蚕农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很快就解决了饲养中的许多困难而试养成功。蓖麻蚕终于在我国安家落户了。

十、漫谈桑蚕饲育的外传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两国人民很早就亲密往来。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方法传到朝鲜，早在秦汉之前。

日本是近代蚕业最发达的国家。二十世纪最初的四、五十年，日本的蚕业曾凌驾我国之上。但日本在三世纪时才开始养蚕。

据日本史籍记载，公元三世纪时，有一个叫功满王的人，自称是秦始皇的第十一世孙，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东渡日本，并带去了蚕种，日本之有蚕业就从这时开始。功满王的儿子融通王，又在283年带着大批部属从百济迁居日本。他们在日本定居下来，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后来，日本的仁德天皇把这批从朝鲜来的中国人安置在各地，命他们养蚕织绸，供日本宫廷和贵族的消费。因为他们生产的丝绵绢帛品质优美，仁德天皇非常满意，便给这些流寓日本的“秦始皇的后裔”赐姓“秦公”。大约公元五世纪的后期，日本的雄略天皇任命一个名叫“秦公酒”的人，管理蚕桑生产。在秦公酒的管理下，蚕桑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根据这些记载，日本的蚕桑缫织最初是从朝鲜传去的。最初在日本从事蚕桑缫织的，主要都是从朝鲜流寓到日本的中国人。时间久了，日本人也养蚕缫丝织绸，并也完全掌握了蚕桑缫织的技术，蚕桑缫织成为日本劳动人民的一项重要副业。

其实，日本和我国一衣带水，中日两国人民常有往来。日本的蚕桑技术除从朝鲜传去外，也有直接从我国介绍过去的，史书上就有日本派人到我国来学习蚕桑缫织技术的记载。近代日本的蚕桑技术比我国进步，早在十九世纪末，杭州蚕学馆就曾聘请日本教师来华传授先进技术。二十世纪最初三、四十年中，我国又有不少人到日本去学习他们先进的栽桑养蚕方法。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各种文化技术都不断互相交流，栽桑养蚕也不例外。

我国蚕种和蚕桑技术的西传，比东传朝鲜和日本晚些。但我国的丝织品却很早就运销希腊和罗马。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qiān千）通西域，最远曾到达中亚细亚。我国古代丝绸的输出，大体上就是循着张骞通西域的道路，沿新疆昆仑山脉的北坡西行，穿越葱岭，经中亚细亚，再转运至希腊、罗马等国。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就把这条路线，称作“丝路”。蚕种和养蚕方法，也是先由我国内地传到新疆，再由新疆循着上面所说的“丝路”传到欧洲去的。

蚕种和养蚕方法什么时候由我国内地传到新疆，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只有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上有瞿萨旦那国引进桑种和蚕种的故事。据说瞿萨旦那国国王很希望自己国内能栽桑养蚕，曾向一个被称为“东国”的国家去要桑种和蚕种，遭到拒绝。东国国王为了防止蚕种偷运出境，还命令关卡对出境的人严密检查。这里所说的“东国”究竟指哪个国家，《大唐西域记》上没有说明。那时候，新疆境内分裂成许多小国，这个故事里所说的“东国”，可能是指位于瞿萨旦那国东面的另一个小国，也可能指的就是北魏。

瞿萨旦那国国王求不到桑种和蚕种，只好另想办法。他要求同东国通婚。东国国王为了结好邻邦，答应把王女嫁给他。瞿萨旦那国国王便嘱咐派去东国迎娶的一位妇人说：到东国后，密告王女，瞿萨旦那国没有蚕桑，请王女设法带些桑种和蚕种来。王女听丈夫的话，果然在离开东国之前，偷偷地把桑种和蚕种藏在帽子里。出境的时候，通过关卡，只有王女的帽子没有被检查，于是蚕种和桑种就被带出了东国。

瞿萨旦那国大概就是现在新疆的和阗一带地方。六、七十年前，英国人斯坦因在和阗发现一幅古代版画。版画中央画着一个盛装的贵妇人，头上戴着帽子。左右两旁各有一个侍女。左边的侍女用右手指着贵妇人的帽子。斯坦因认为画中的贵妇人就是帽中夹带桑种和蚕种的东国王女。

王女进入瞿萨旦那国境后，先在麻射地方停下来，等候国王择吉日迎接进宫。王女就把蚕种和桑种留在麻射。从此瞿萨旦那国才开始养蚕，后来瞿萨旦那在麻射修建庙宇，奉祀蚕神。

这一故事，大概是玄奘去印度时，路过和阗，根据和阗的传说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还说：“现在麻射那座蚕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

从上述的故事看来，我国内地的蚕桑生产技术早在隋唐之前，就已传到和阗。和阗正在“丝路”这条线上，是古代通往中亚细亚必经之地。据西方文献记述，古代中国丝织品循“丝路”运到中亚细亚，主要被波斯商人所垄断。罗马人购买中国的丝织品，必须经过波斯商人之手，他们从中谋取暴利。因此当时购买中国丝织品价钱很贵。

六世纪中叶，有两个印度僧人，一名芮思陀，一名孟克，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告诉罗马皇帝哲斯丁说：他们曾在赛林达居住多年，懂得养蚕方法。并且说：如果把蚕卵带到罗马来孵化饲养，罗马就可以产丝。哲斯丁听了十分高兴，要他们把蚕种和桑种带到罗马来，还答应将来成功以后，给他们重赏。六世纪五十年代，这二个僧人果真把蚕种和桑种带到君士坦丁堡，献给哲斯丁皇帝，罗马帝国从此开始栽桑养蚕。

七世纪时，养蚕事业又从波斯介绍到阿拉伯和埃及。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又把养蚕方法介绍到西班牙，十二世纪时又传到意大利，十五世纪时再由意大利传到法国。

至于柞蚕放养方法的外传则是近代的事情。世界上生产柞蚕的国家，除我国以外还有朝鲜、日本、苏联和印度。放养柞蚕方法传入朝鲜是在十九世纪后期，不久又传到日本。1927年，我国的柞蚕第一次传到苏联并试养成功。

现在世界上有四、五十个国家养蚕，它们最初饲养的家蚕蚕种和饲养的方法，很多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传去的。养蚕缫丝技术的创造发明，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项卓越贡献。

丝绸史话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丝的国家。远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精美的丝绸，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波斯、罗马等地，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和称赞。我国也因此被称为“东方丝国”。几千年来，美丽的中国丝绸，胜似天上的彩霞，地上的鲜花，为美化人们的生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发明蚕丝的故事

蚕丝是世界上最好的纺织原料之一，它丝支纤细，光洁柔软，耐磨耐拉，富有弹性，而且能够吸收人体排出的汗湿潮气。蚕丝能织成轻凉透明的薄纱，也能织成温厚柔软的丝绒；能织成华美的锦缎，也能织成素雅的绸绢。

说起蚕丝的来历，我们都知道它是从蚕儿的嘴里吐出来的。蚕，在远古的时候，原是一种野生的虫类。我们的祖先发现蚕茧打松以后，可以做成柔软温暖的丝棉，抽出的丝能织成美丽柔软的绢帛（bó勃，就是绸），于是就把蚕拿回家里，经过人工饲养，把原始野生的蚕驯化成家蚕。有些蚕还可以按照它们的发育期，把蚕子放养在山野间一些它们爱吃的树叶上，随它们自生自长，等待蚕熟结茧，把茧收回缫丝。这同现代放养柞（zuò作）蚕的方法很相象。我国古代仅放养的野蚕，就有五种之多。

蚕丝的发明对于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就编出许多美丽的传说。我国古代“蚕神献丝”和“嫘（lěi垒）祖养蚕”的传说，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下面我们就简单谈谈这个故事：

远古时代，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当时，有一个叫黄帝族的部落把另外一个部落九黎族打败了。为了庆祝胜利，黄帝族的首领黄帝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功会。当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庆祝胜利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美丽的姑娘，身上粘着一张马皮飘飘然自天而降。她手里捧着两束丝，一束颜色黄得象金子，一束颜色白得似银子，前来献给黄帝。这位献丝的姑娘，就是传说中的“蚕神”。黄帝见了这样稀罕的东西，大为称赏，就叫人把它织成绢子。织成的绢子又轻又软，好像天上的行云，溪中的流水，原有的麻布简直没法同它相比。黄帝的元妃嫘祖，就亲自养蚕，并把养蚕的方法教给人民。这个神话只是古代人们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主观上的幻想。其实从发现野蚕到把它驯化饲养，是我国古代广大劳动群众长期实践的结果，自然不是“蚕神”赋与的，也不能算作某一个人的功劳。自从家蚕开始饲养之后，蚕种孳生繁衍，愈来愈多，渐渐遍及我们祖先所居住的这块富饶的大地。采桑、养蚕、织帛，就成了我国古代劳动妇女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些保留着纺织品印痕的陶器，其中有一件陶碗的底部，保留着清楚的纱罗的印迹，这件陶碗现在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经发现过一个被刀子割切过的蚕茧。这说明黄河流域地区的确很早就有了蚕。

1958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吴兴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用竹筐盛着的丝绢的残片、人字纹细丝带和丝线等实物，经科学方法测定，它们是四千七百多年前遗留下来的文物。另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刻有蚕纹装饰的骨器。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黑色陶器上，发现了蚕纹的装饰。由此可见，我国长江流域也已在很早就开始养蚕了。

二、一门古老的工艺

到了商朝（约前16世纪——约前11世纪），我国的蚕桑生产和丝织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考古工作者在商朝贵族的墓葬中，常常发现玉蚕和金蚕。商朝铜器的装饰花纹中，也有蚕的形象。商朝的甲骨文中还有蚕、桑、丝、帛等字。

丝织品不仅成为统治者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还成为他们死后的殉葬品。考古工作者在洛阳等地商朝贵族的墓葬中，就曾发现了不少腐烂的丝织遗痕。在河南安阳还发现了商朝一个埋葬马车的车马坑。马车是当时大贵族的殉葬品之一，一般埋在坟墓的前面。这些殉葬的马车上面，覆盖着朱红色的布帛，由于年代久远，布帛已经腐烂，但它留在土中的残迹，还看得十分清楚。

随着丝绸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生产技术也有了进步，发明了织花技术。这对人类的物质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贡献。织花的丝绸也是在河南安阳一个商朝贵族的墓葬中发现的。这块织着回形几何花纹的绢子，包在一个铜钺（yuè月）上面。这种铜钺是死者生前用来作礼器的，死后用织花绢子包起来放入墓内作殉葬品，后来绢子腐烂，就在铜钺上留下了花绢腐蚀的残痕。

此外，在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一把商代遗存下来的玉戈，这把玉戈也残留着几种丝织品的残迹。其中有一处保留着清晰的雷纹绮的残痕。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创造丝绸的劳动大众，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劳动人民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便杀戮或出卖，据周代（约前11世纪—前770年）舀鼎的铭文记载，用一束丝一匹马，就可以交换五个奴隶，说明奴隶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是非常残酷的。（2）精细的分工

商周时期，我国已经有了官府专营的丝织手工业，它和民间的丝织业同时发展着。官府为了便于管理手工业生产，设置了号称“百工”的各级官吏。在丝绸生产方面，周朝政府设立了“典丝”官，专门负责丝织品的质量检验以及原料储存和发放等事务。另外还设立了“筐人”和“（huāng荒）人”，负责煮练丝帛；设立了“染人”，负责丝帛及其他纺织品的染色；设立了“画”和“缋”（huì绘，就是画花纹），负责丝帛和其他纺织品的画花绣花等装饰加工；设立了“典妇功”，管理纺织生产。因为当时从事纺织生产的，主要是妇女，所以把纺织劳动称为“妇功”。

那时候，王室四时八节的礼服和各种仪仗旌（jīng京）旗，帷幕巾布等等的织造，也都有专官管理。这些东西大都用丝绸来制作，足见周朝官府工场的丝绸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丝绸生产的专业分工，也是很细致的。

当时，除了官府专营的丝织业之外，民营的丝织业也十分发达。政府设有“载师”官，负责管理民间的丝织业生产。我国西周到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不少诗篇描绘了妇女们养蚕织帛的劳动情景。比如《豳（bīn宾）风·七月》的第二、三两章，就有好几段是叙述养蚕织帛的景况的：春日載阳，有鸣仓庚。女执懿（yì益）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qiāng腔），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jué决），八月載绩。載玄載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译文）春天里好太阳，黄莺儿叫得忙。姑娘们拿起高筐筐，走在小路上，去采鲜嫩的桑叶。三月里修桑条，拿起砍柴刀，太长的枝儿都砍掉，拉着嫩枝儿绑绑牢。七月里伯劳鸟叫得欢，八月里绩布更要忙。染出丝来有黑也有黄，朱红色儿更漂亮，得给那阔少做衣裳。（3）“织锦”的出现“织锦”是一种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品，这种华贵的丝织品在西周已经出现了。《诗经》里，就有不少地方提到“锦”的名称，例如：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角枕粲兮，锦衾烂兮。锦衣狐裘。衣锦褧（jiǒng冏，麻衣）衣，裳锦褧裳。彩绸亮啊花线明啊，织成贝纹锦。《小雅·巷伯》漂亮的牛角枕啊，闪光的花锦被。《唐风·葛生》锦衣狐皮袍子。《秦风·终南》锦衣外面罩麻衣，锦裳外面罩麻裳。《郑风·丰》《诗经》里有“锦”字的诗句还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引述，仅从上面所引的一些诗句里，就可知道锦的用途已经很广泛，人们用它来做上衣、下裳和被面等。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宝鸡茹家庄发掘了两座西周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出土了的文物中有一些玉蚕和丝织品的印痕。丝织品的印痕有些附在铜器上，有的附在尸骨下面淤积的泥土中。这些丝织品有的是三、四层堆叠着，可见在埋进去的时候，数量是相当多的。编者曾对这些丝织品的标本进行分析，认定品种有绢，经锦，和用“辫子股”针法绣成图案的刺绣，绣针针脚整齐，技术很纯熟，朱红色的地子和石黄色的绣线，色彩至今仍鲜丽如新。经锦是用两组以上的不同色的经丝，直接在织机上织出花纹，以一色作地纹，另一色作花纹。经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丝绸织花技术的重大发展。这种经锦在辽宁省朝阳县西周墓和山东省临缁东周墓出土的丝织品中，也曾经发现过。（4）丝织生产遍九州

春秋、战国（前475—前221年）时代，人们开始使用铁制工具进行生产，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丝织品的生产也更加普遍。据史书记载，当时九州中的大部分州，如兖、青、徐、扬、荆、豫等州，都能够生产丝织品了。其中，兖州蚕桑很盛，出产“织文”一种织着彩色花纹的丝织品。青州出产檿（yǎn演）丝（野蚕丝）。徐州产玄纤、缟（gǎo稿），玄纤是黑色的细绸子，缟是一种未经染色的薄绸。《战国策》里有这样一句话：“强弩（有臂的弓）之末，力不能入鲁（今山东）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强弩虽然能够射穿坚硬的铠甲，但是到了力将尽的时候，就连很薄的鲁缟也射不透了。扬州出产织贝，织贝大概就是贝锦一类的东西，花纹和花贝壳上的条纹很相似，所以称为“织贝”或“贝锦”。荆州出产玄、纁（xūn勋）、玑组，玄是黑色，纁是用茜（qiàn欠）草多次浸染而成的红色；玑组就是穿珠子用的丝带。豫州出产纤、纩（kuàng矿），纤是细绸子，纩是丝绵。

丝织品生产日益扩大，它的用途也越来越多。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间互相拜访、集会结盟等重大政治活动，必须用丝绸和美玉等物作为礼品。比如，当时作为礼品的六种美玉当中，璧玉必须配上帛，琮玉必须配上锦。《战国策》记载说：楚庄王有爱马，用锦给它做衣服。

诸侯们死后，丝织品是很重要的殉葬物，甚至棺材的内壁都要用丝绸装裱。在长沙战国时代楚墓中发现的殉葬品中，就有织花丝带（皮包上的带子），彩画加绣的丝绵被，两色提花的织锦，各色花绮、绢、纱罗、刺绣等丝织品。棺木四面内壁上裱糊着绣有精美的龙凤花纹的丝绸。棺木上面覆盖着帛画。1958年在长沙左家塘第44号战国楚墓出土的丝绸，品种更为突出，光说经锦就有六种不同的花色，花纹多数是几何纹，其中有一件褐地色小方格花纹的锦，经丝密度达每厘米140根，纬丝密度每厘米60根，每个小方格宽不过0.2厘米，小方格中心还嵌织着凸出的中心花。那是专门用一组特殊的“挂经”织成的，这组“挂经”只是在织中心花时同纬丝交织，在其余的地方它是浮挂在织锦的背面的，所以称为“特殊挂经”。这种“挂经”同纬丝交织的次数比普通的经丝少得多，它所承受的张力比普通的经丝也就少得多，如果不把“挂经”和普通经丝分别卷在两个送经速度不同的经轴上，织物表面就不能保持平整。由此可见，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使用多经轴的织机了。此外还有一件在深棕色地上织对龙对凤，并且加朱红地几何纹条子的经锦。这件经锦的花纹采用了自然形的形象，这在织造技术上也是重大的发展（因为过去只织制形象规则的几何纹），而且朱红色的彩条是专门采用牵“彩条经线”的办法织出来的，这就为后来汉代的“多色彩条经锦”技术，奠定了基础。

1982年1月，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北江陵城西北21公里处发掘了一座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战国楚墓马山一号墓，这座墓是一棺一椁的小型土坑墓，但棺内放满了丝织品，有六条宽46、长179—190厘米的锦绣丝衾（被子），和尸体上包裹的十余件用各种丝织品制作的衣著，品种有绢、纱、罗、锦、绣、绦等。锦的花纹多是自然形的风格，其中有一件是由龙、凤、神兽及舞蹈人等七种题材组成的。刺绣的针法仍为辫子股绣法，但针工规整。有一件绣罗单衣，用红、黑、金黄等色丝线绣出两面对称的龙、凤、虎纹。虎身用红黑两色绣出交错的斑条，正反两面花纹都非常清晰，龙凤和虎的形象威武雄壮，有蟠跃奔腾的气势。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已经开始向国外交流，因此在国外也有所发现，例如在苏联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来自我国春秋时期的丝绸鞍褥面，上面绣着精美的凤鸟穿花纹样。

此外，丝绸还是一种很重要的商品。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资力十分雄厚的大商人中，有不少是做丝绸买卖的。例如战国时候的大商人白圭（guī规），就是靠做丝绸、粮食等生意发家致富的。

在丝绸贸易的刺激下，生产技术先进、土地肥沃的齐、鲁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我国丝绸生产的中心地区。这一带桑麻遍地，妇女们不仅会刺绣美丽的花纹，还能够织出很精致的丝绸。因此，人们誉称齐国“冠带衣履天下”。“齐纨鲁缟”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丝绸品种。（5）丝绸品种花样繁多

随着丝绸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绸品种也进一步多样化了。当时一些文献材料上提到的丝织品的名称就有帛、缦、绨、素、缟、纨、纱、縠、绉、纂、组、绮、绣、罗等十余种。这里还没有把前面已经说过的高级传统品种贝锦、织贝、织文……计算在内。可见我国古代丝织品种是多么丰富多彩。

帛、缦、绨都是没有花纹的普通丝织品，绨的质地较厚。缟、纨、纱、罗、都是细薄的丝织品。其中纱、罗的组织比一般的丝绸复杂，它的经丝是互相缠绕纠织的，表面有透明的纱眼。明清时期纱眼布满织物表明的叫做纱，纱眼每隔一段距离成行分布的，叫做罗。我国古代所谓的纱，指方孔纱而言，它的经丝并不缠绕，但间隔疏朗、留出孔眼，就是现代织物学上所讲的假纱罗组织，在我国古代则称作C或方孔纱。绮是斜纹起花平纹织地的丝织品。绫是以斜纹组织变化起花的丝织品。縠是表面起皱点的丝织品，因为表面的皱纹象粟粒状，所以叫做縠，其实就是绉。绉是利用两种撚（hián年）度不同的强撚丝交织而成，因它们发生不同的抽缩而起皱纹。机织纱、罗、縠、绉的出现，是我国丝织技术的巨大进步。纂、组是丝带子一类的织物。长沙出土战国时的丝带子，有的虽然只一厘米左右宽，但上面还织着精美的彩色几何花纹，也可说明那时丝织技术的进步。

三、“丝绸之路”

汉朝除了普遍发展的民间丝绸手工业外，官府也拥有规模巨大的丝织手工业，例如设在长安的“东织室”和“西织室”，设在陈留郡襄邑（今河南雅县）和齐郡临淄（今山东临淄）的“三服官”，都拥有织工各数千人，专门织制各种王室专用的精美丝绸。高级的品种除“织锦”以外，还有“冰纨”、“方孔纱”、“雾縠”……等等。东汉（25—220年）时，四川的“蜀锦”驰名全国。西汉（前206—8年）以来，丝绸除供上层社会大量消费外，还有一部分通过西域运到波斯、罗马等地。

公元前138年，汉朝杰出的外交家张骞（piān千）曾经出使西域。这以后，从内地去西域的陆路就更加畅通了。当时通往西域的大路有南北两条：南面的一条出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经鄯善（即古楼兰，在今新疆若羌）、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再向北到达疏勒（今新疆喀什）。由疏勒向西，就可以到大宛（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费尔干纳盆地）。北面的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今新疆吐鲁番）、龟兹（今新疆库车东）、到达大宛。南北两路在大宛会合，然后经布哈拉可到安息（即波斯，今伊朗）。从安息再往西可通往条支（今伊拉克）、大秦（即罗马帝国）。

当时，汉朝的丝绸多由南路运往西域，再由西域经波斯运到欧洲。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这条道路称为“丝绸之路”。以后“丝绸之路”的名称，就为全世界学术界所公认。

轻软光亮、华丽无比的中国丝绸，受到欧洲人的热烈赞美和欢迎，被当作至宝。他们把中国丝绸称为“大也勃儿”（意思是和真的一样），把中国称做“丝国”，对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憧（chōng充）憬。

据西方的史书记载，罗马的恺撒大帝（前100—前44年）有一次穿着中国绸袍去看戏，大臣们认为那是破天荒的豪华。此后，男人们穿绸的就慢慢多起来了。

随着丝绸的西传，中国的养蚕育丝和织绸技术，也慢慢地传到西方，而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化知识，也慢慢流传到中国来，在公元十二世纪中西陆路交通衰退以前，丝绸之路一直是中西文比科学技术交流、经济往来的友好之路。

四、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汉代丝绸

汉代的丝绸实物，在国内外的考古工作中多有发现，分布的地区也很广。国内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内蒙古自治区、湖南、湖北、山西、河北等地；国外如蒙古人民共和国诺因乌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乐浪遗址、苏联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左岸奥格纳哈特地区，以及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克赤地区，叙利亚沙漠中的帕米拉、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杜拉、欧罗巴斯……等地，都有出土。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葬里，曾发掘出大批西汉初期的丝织品，计衣著、鞋袜、手套等服饰四十余件，杂用织物二十种，还有整幅和不整幅的丝织物五十余件。丝织品种有：（一）绢：经丝密度粗的每厘米55根，中等的每厘米75根，细的每厘米达120根。纬丝密度一般比经丝略松一些。细的绢一般作绵袍、几巾、枕巾、夹袱等的边缘，或作手套、香囊等用。（二）方孔纱：这是一种质地轻薄、有方形纱孔的丝织品。其中有一件素纱衣，衣长128厘米，袖通长190厘米，重仅49克，还不到一市两。还有一块幅宽49厘米，长450厘米的纱料，重仅2.8克。汉代有一种“蝉翼纱”，同它很相近。这种薄纱在织制过程中从缫丝、牵经、络纬、穿综、插筘到投梭织纬，都需精工细作，工艺技巧很高。这种纱料，有的还经过印花，也有的是印花后再用毛笔填彩的。（三）花绮：这是在平纹地子上织出斜纹暗花的丝织品。其中有一些是织出带耳的菱形花纹的，这种花形同汉代的漆耳杯外形相似，故称为“怀纹绮”。这种绮质地细薄透明，仿佛是现代的玻璃纱。还有一些是在菱形几何骨架内填双鸟纹和四面对称形花纹的绮，质地稍厚，表面都绣有五彩云纹，用作香囊、竽律（乐器）袋、衾（qīn亲，被单）等。（四）菱纹罗：这是利用特殊的绞纱装置织成的高级丝织品，特点是花纹和地纹都露有绞纱纱孔，花地透明。这类品种在我国山西阳高，甘肃磨嘴子，西北沿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乐浪遗址，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诺因乌拉等地都有出土，说明当时使用是很普遍的。（五）起绒锦：这是一种多重经丝提花的丝织品，花纹由绒圈组成，有浮雕状的立体效果。如果把组成花纹的绒圈剪断，让绒圈的丝头散开，就相当于提花丝绒。因此，它就是提花丝绒的前身。

起绒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因乌拉汉匈奴墓和我国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以及湖北江陵汉墓中都曾发现。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起绒锦，有四种不同的花型，有的绒圈大小相等，有的绒圈大小相配，使花纹多一个起伏变化。这些起绒锦，主要用作衣服和衾的镶（xiāng乡）边，或者用来作香囊。（六）经锦：这是西周、战国以来的传统品种，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经锦，同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的经锦一脉相承，花纹题材除几何纹外，还有自然形象的兽纹和植物纹等。它是东汉丰富多采的经锦的光导。（七）绦（tāo滔）：是一种狭幅织有八分体书文字的丝带子，用来作手套和边锦。在丝织品上织八分体书文字的风尚，到东汉盛行一时，许多经锦，都织有表示吉祥的铭文。（八）组带：即织花丝带，用来捆扎东西。（九）其他的花纹装饰：包括1.毛笔彩绘；2.以墨线印花，然后填绘色彩；3.以金、银粉印花；4.用辫子股绣法绣成五彩云纹；5.在方孔纱上纳绣图案花纹等各类品种。色彩有朱红、绛、紫、墨绿、黄绿、深浅褐、深浅棕、中黄、深蓝、宝蓝、浅蓝、银灰、黑、白、金色、银色等等，反映出我国在西汉初期丝织、印染、刺绣技艺的高度成就。

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是西汉初轪（dài代）侯利仓夫人的墓葬。轪侯利仓的封禄不过七百户，而随葬的物品如此精美，数量如此众多，证明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无比奢侈，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剥削是无比残酷的。另一方面，这批宝贵的文物资料，却闪耀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光辉！

我国新疆是古代通往西域的必经之途，在古代“丝路”通过的地方，发现的丝织遗物特别多。从这些丝织品的不同织法以及它们的花纹风格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它们所属的朝代。汉代（主要是东汉）的重要丝织品种“经锦”，图案的变化极为丰富，其中最生动的，是那些以动物、云气等花纹为主题的图案。在这种类型的织锦中，各种动物的形象都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在作为主题花的动物纹样周围，穿插着流动自如的云气和山脉纹样，使整个构图显得更加丰满和严谨。在花纹的空隙里，还织着各种汉字的铭文，例如“万世如意”、“延年益寿宜子孙”、“子孙无亟”、“昌乐”、“长乐明光”等等。

东汉织锦的花纹，一般都是利用多种彩色的经丝织成的。经丝一般有三四组，每组经丝的色彩都不相同，其中有一组还采用分条换色的办法排成彩色条纹，以增加色彩的变化。遇到有花的地方，彩色的经丝就浮织在表面上，组成花纹。遇到没有花的地方，那些经丝就织在反面，使正面显露出地纹来。

这种织法，现在叫做“经丝牵彩条的重经织物”。使用经丝牵彩条的方法，能使纺织品不致过厚，而色彩可以增多，是一种符合经济、实用、美观原则的工艺设计。这种工艺设计从现代生产技术的角度来衡量，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

通过对汉代的提花纱罗、提花起绒锦和提花经锦等品种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我国至晚在西汉初期，就已经有了性能良好的提花机。这一事实，从文献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在古书《西京杂记》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西汉的大官僚霍光的妻子，有一次把二十五匹散花绫送给一个叫淳（chún纯）于衍的人。绫子出于巨鹿郡陈宝光家，织机有120个牵引线的镊（niè聂）。这种绫机可能就是一种用镊作为提花装置的提花织机了。

五、无比精美的唐代丝绸

唐代（618—907年），是我国丝织手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丝绸生产各个部门的分工更加精细，花式品种更加繁富，丝绸产区更加扩大，织造技术也大为提高。

唐朝的丝织业也和过去历朝一样，主要分为民营和官营两部分。这里，我们只谈谈官营的丝织业。唐朝官府经营的丝织生产，由织染署负责管理。织染署下面又设立了二十五个“作”，各有专门的分工。这二十五个“作”是织絍（织绸叫絍）之作十个：布、绢、（shī师，粗绸）、纱、绫、罗、锦、绮、、褐（粗布）。组绶（织有花纹的丝带）之作五个：组、绶、绦、绳、缨（帽子上的装饰物）。䌷（chóu绸，比较厚实的丝绸）线之作四个：䌷、线、弦（xián玄，用作琴弦）、网。练染之作六个：青、绛、黄、白、皂、紫。

从这许多“作”的名称，就可想见它们组织的庞大，分工的精专了。以上是直属中央的机构，在各地还有属于地方领导的织锦坊，等等。（2）名目繁多、花式新颖的贡赋丝绸

唐朝初年，把全国分为十个道，各道每年要向朝廷交纳一定数量的贡赋，丝织品是贡赋中很重要的一项。当时各道作为贡赋向朝廷交纳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花式新颖，例如，河南道仙、滑二州的方纹绫，豫州的鸡鶒（chǐ尺）绫、双丝绫，兖州的镜花绫，青州的仙文绫；河北道恒州的孔雀罗、春罗，定州的两窠䌷绫；山南道荆州的交梭縠子，阆（làng浪）州的重莲绫；江南道润州的方棊（qí棋）、水波绫，越州的吴绫；剑南道益、蜀二州的单丝罗，益州的高杼（zhù柱）衫段（缎），绵州的双（xún旬，一种用股线织成的丝织物），遂州的樗（chū初）蒲棱等等，都是花色绮丽的高级丝织品。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初丝织品的主要产区还是在北方。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遭到战火的摧残，而江南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战祸，破坏较少。这样，江南地区的丝织业迅速地发展起来。江南道越州的“缭绫”、宣州的“红线毯”都是名重一时的高级丝织品。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他所写的《缭绫》一首诗中，描写那皎洁精美的缭绫“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即花纹）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在另一首名叫《红线毯》的诗中，诗人用“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的诗句，来形容红线毯的松厚柔软。（3）精美的丝绸图案

前面在介绍唐朝各州贡赋的丝绸品种时，已经提到了许多新异的图案名目。但是，那些图案名目，只是当时流行的花式。此外还有不少特别精美的花式，是上层人物才能享受的精品。下面举几个例子：

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时，有个叫窦师伦的，在四川益州大行台任上，曾创制了不少丝绸花式，其中有对雉（zhì至，野鸡）、斗羊、翔凤、游麟等花样，一直流行了几百年。因窦师伦受封为“陵阳公”，人们就把那些花样称为“陵阳公样”。我们从新疆等地出土的唐代丝织品中，经常可以看见成对成双的动物花纹，形象很丰满。

唐朝文学家陆龟蒙在他所写《纪锦裙》一文中，叙述了他所见到的一条锦裙，锦裙上面织着二十只势如飞起的鹤，每只都是折着一条腿，口中衔着花枝。鹤的后面，还有一只耸肩舒毛的鹦鹉。鹤和鹦鹉的大小不一，中间间隔着五光十色的花卉（huì汇）。这类花纹在现在发现的唐代铜镜和漆器等工艺品上面，也常常看到。

唐朝韦端符写的《卫公故物记》中，提到一件紫色花绫袄子，袄上织着树林，树下有狻猊（suān—ní酸尼，狮子）、（chū出，虎一类的动物）、骆驼等动物在奔驰，还有猎人在骑马射猎。我国各地出土的唐代丝绸和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丝绸中，有一种“狩猎文锦”的花纹就织有这些形象。那骑射的人物，飞奔的走兽，飞翔的鸟，以及树木花草，都容纳在圆形的团花之中。在团花外面，还点缀着串珠形的图案，层次分明，组织紧凑。这一类构图通称为“联珠团窠纹”，是唐代流行的一种装饰形式。

唐代宗（763—779年在位）时，有一些丝绸品种被禁止织造，其中提到一种“独窠文绫四尺幅”的花样，照词意解释，这是一种直径长达四尺的大团花。一个大团花就能布满丝绸的整幅宽面，所以叫做“独窠文绫四尺幅”。日本正仓院保存的一幅唐代狮子舞锦，一只狮子在宝相花枝藤中漫舞，在每朵宝相花上面，都站立着载歌载舞的人物，有的打着长鼓，有的弹着琶琶，有的吹着笙笛。花纹的单位足足有三四尺长，整幅画面充满着一片欢腾热闹的景象，气魄真是宏伟极了！（4）精工细作的织造技术

唐朝的丝织品种很多，单以织锦来说，现在保存在日本正仓院的实物中，就有用染花经丝织成的“广东锦”；用很多小梭子根据花纹颜色的边界，分块盘织而成的“缀（zhuì坠）锦”；利用由深到浅的晕色牵成的彩条经丝，织成晕色花纹的“大繝（xián闲）锦”；利用彩色纬丝显花，并分段变换纬丝彩色的“纬锦”；利用经丝显露花纹的“经锦”，等等。这些丝织品种的实物，在我国西北古丝路经过的地方也都发现过。

其中广东锦就是现在流行的“印经织物”的前身。缀锦就是中国所说的“缂（kè克）丝”日本称它为缀锦。用经丝牵成晕色彩条的办法，在现在的纺织生产中也经常运用。经丝显花的经锦，是汉以来的传统方法。用纬丝显花，分段换色，要不断换梭投纬，织制时比较费事，但纬丝可以比经丝织得更密致。用纬丝显花，花纹就可以织得更加精细，色彩的变换也可以更加自由。因此，纬丝显花和分段变色的方法，在现代的丝织生产中仍然是主要的技艺。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证明，我国在唐朝初年，就已经生产纬锦这种品种了，故宫博物院保存着一件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31号墓出土的瑞花几何纹纬锦，这件锦是和高昌义和六年（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文书同时出土的，说明它最晚生产于公元619年。这件纬锦的花纹，也是初唐时期中原流行的典型式样，它是用一组蓝色的纬丝织出斜纹组织的地纹（三枚右向斜纹），另外用两组纬丝织出花纹。织花纹的两组纬丝中，有一组是白色的，专门用来织花纹的边缘部分；还有一组是分段换梭变色的，用来织花心部分，在标本上看到换梭的颜色有大红、湖绿二色。这件文物标本还保留着17.3厘米长的幅边，从幅边能清楚地看到纬丝回梭形成的圈扣，以及幅边的组织规律。

斜纹组织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已发明的织法，江苏吴县草鞋山属于新石器晚期青莲岗文化的遗址曾出土斜纹组织的葛布。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发现过斜纹织物的印痕。《易·系辞》有“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句子，就是用斜纹织法的纺织述语来解析卦象的。因为织机上用三片综或五片综交错提沉，都能织出斜纹变化的花纹。从商、周到西汉，用斜纹起花的纹绮更是屡见不鲜。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曾出土斜纹组织的“千金绦”。都证明斜纹织法是我国传统的技艺。但有些人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斜纹织法。以为中国斜纹织法的纬锦是公元七世纪末才从西方传来的。现在都已为我们考古发现的实物科学地证明它们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丝织品中，还有一件由两组不同色的经线和两组不同色的纬线互相交织成正反两面花纹相同的双面锦，正反两面的区别仅仅是花纹的颜色和地纹的颜色互相转换，即正面花纹的颜色，在反面恰恰就是地纹的颜色；而正面地纹的颜色，在反面恰恰就是花纹的颜色。这种双面锦的织法，就是现代“双层平纹变化组织”的织法，它的优点是正反两面都能使用，组织牢固，使用性能高。

唐代的印花丝绸，花色也很多，印花加工的方法，除腊染、夹板印花、木板压印等方法外，还有用镂花纸版刮色浆印花及画花等多种方法。

唐代的薄纱，也织得很好。当时的贵族妇女，肩上都披着一条“披帛”，大都是用薄纱作成的。另外还有一种用印花薄纱缝制的衣裙，也是当时贵族妇女们很喜爱的服饰。

六、宋代的织锦和缂丝

到了宋代（960—1279年），民间的蚕丝生产和织帛生产开始有了分工。农村妇女养蚕缫丝，却不一定自己织绸了，而是把蚕丝出卖给专门的“织帛之家”（即机户）去织绸。养蚕和织帛的分工，大大推进了丝绸纺织业的发展。

宋朝欧阳修在一首送客诗中写道：“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可见民间丝绸纺织业已在城市兴起。

宋朝民间机户和机坊生产的丝绸，数量非常大，政府每年都要向民间征购巨额丝绸，如绍兴元年（1131年），就在浙江、湖北征收䌷三十九万匹，川、广、湖南、两浙征绢二百七十三万匹。（1）具有写生风格的织锦

织锦是宋代丝织生产中一项主要的品种，它吸收了花鸟画中的写生风格，图案形式显得更加生动活泼，图案的题材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对后来的丝绸装饰艺术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成都是当时织锦的重要产地之一，北宋（960—1127年）时，成都转运司在那里设立锦院，专门生产上贡的“八答晕锦”、皇帝赏赐臣僚的“官诰锦”、“臣僚袄子锦”，以及为广西各少数民族喜爱的“广西锦”。“八答晕锦”用多边几何形作图案的骨架，在骨架中的主要部位填入写生风格的花纹，在其他次要部位辅以各式细巧的几何形小花。它是由几何图案和自然形图案结合在一起组成的景色花纹，适合室内铺陈和装裱锦匣、字画裱首等用。这种图案形式一直到清代（1644—1911年）仍然很流行。“臣僚袄子锦”是宋朝皇帝在每年的端午节和十月初一赏赐百官用的。其中有一种“灯笼”图案，据说是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时文彦博为了讨好仁宗的张贵妃而叫人设计的。灯笼图案象征“元宵灯节，君民同乐”，所以又称“天下乐锦”，这当然是欺骗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还有用南方翠色的羽毛捻成线，织出狮子纹样的织锦，称为“翠毛狮子锦”，也是皇帝赏赐大臣的贵重礼品。

到南宋（1127—1279年），成都织锦的花色更为繁复美观。当时茶马司锦院生产的细色锦，有青丝瑞草云鹤锦、青绿如意牡丹锦、真红穿花凤锦、真红宜男百花锦、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锦等二十多种名目。这些花式对明（1368—1644年）清时代的织锦艺术影响很大。南宋茶马司锦院还制作各式锦被，后来，成都的丝织被面也就成为全国著名的传统品种了。（2）缂丝

缂丝，又名克丝、尅丝和刻丝，我国唐代已有这种品种，宋代成为我国著名的丝织艺术品。缂丝是用许多特制的小梭子，穿引各色丝线，根据画稿花纹色彩的轮廓边界，一小块一小块盘织出来的。日本人把它叫作“缀锦”。运用这种织法，能织出无比精细的花纹来。但是很费工夫，大件的作品，往往要几年才能织成。辽时，北方地区就用来製作女衣和被面。但缂丝这一名称，却是宋朝才开始有的。北宋时，定州成为缂丝的主要产地，产品多供画院装裱名人书画。如今，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还可以看到北宋的缂丝织物“紫天鹿”、“紫汤荷花”、“紫鸾鹊谱”，等等。

南宋时，缂丝的产地扩大，江南的镇江、松江、苏州等地都产缂丝。著名的艺人如朱克柔、沈子蕃、吴煦（xù序）等，专门仿织赵昌、黄荃、崔白等名画家的书画，织得和原作一样。故宫博物院里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一部分作品。

缂丝技艺在明清时期更趋精湛，作品除欣赏性的书画外，还有龙袍、台毯、坐垫、香荷包、宫扇等物。

七、元代的“纳石矢”

纳石矢是织金锦中的一种，是元朝（1271—1368年）的重要丝织品种。我国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的贵族，差不多都喜欢织金锦做的服装。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发现了五代时辽国一个驸马的墓葬，里面就有很多精美的织金锦。

元朝统治者的官服以及帐幕等，多用织金锦缝制。为了满足统治者对织金锦的大量需要，当时在弘州（今河北阳原）和大都（今北京）等地，都设有专局制造。

元朝的织金锦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用片金法织成的，也就是在织造时，把一些切成长条的金箔夹织在丝线中。用这种方法织成的锦，金光夺目。另一类是用圆金法织成的，也就是用金箔捻成的金线同丝线交织而成。这种锦牢固耐用，但金色光泽比较暗淡。1970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郊盐湖南岸一号古墓出土的油绢袄子，就用织金锦作镶边，其中有片金的锦，也有捻金的锦。

八、明清时代丝织技术上的新成就

明清时期，民营的丝绸业大为发展，当时著名的丝绸产地有苏州、南京、杭州、嘉兴、潞安洲（今山西长治）、成都、广州、福州等地，织绸作坊雇佣的工人都达到几万人。这些地方出产的织绵、纱罗、丝绒、丝缎、潞绸、妆花等，畅销国内外。

明清时期，官府也设有规模巨大的丝织工场，著名的有“江南三织造”（即设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衙门），主要生产专供皇室使用的各式丝绸。但在全国整个丝绸生产的比重中，已退居次要地位了。

明清时期丝织技术方面有不少杰出的新成就，突出的品种有下面几种。（1）妆花“妆花”，就是多彩丝绸织花的专门术语。明朝的妆花品种，除锦缎外，还有很多织法复杂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丝绒、妆花改机、妆花云布等等。

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有个有名的大奸臣名叫严嵩（sōng松）。他卖官鬻（yù育）爵，贪污纳贿，干了许多坏事，后来终于被抄了家。明朝有一本《天水冰山录》，就是一份查抄严嵩家产的清单。这份清单分类列出被抄的全部物资，其中丝绸项下，单是妆花一类的品种就有妆花纱、妆花云纱、妆花补纱、妆花缎、织金妆花缎、妆花绢、织金妆花绢、妆花䌷、妆花潞䌷、妆花罗、织金妆花罗、妆花改机、妆花丝布、织金妆花丝布、妆花云布、妆花焦布、妆花锦等十七类。

妆花纱是在透明的纱底上，织出五彩加金的花纹，既淡雅，又富丽。北京定陵出土的妆花纱龙袍，肩上织着五彩加金的过肩云龙，前后下襟织着五彩加金的潮水云龙，袖口等处织着五彩加金的云龙，工丽异常。定陵还出土了各色成匹的妆花锦、妆花缎、妆花绸……等等。这些精美的高级丝绸，都是当时的劳动工匠创造智慧的结晶！

改机是弘治年间（1488—1505年）福建一个名叫林洪的丝织工人创造的。他把用五层丝织制的织品改成四层丝，织出比过去细薄实用的新品种，人们称做“改机”。

妆花丝布，是用麻、棉纱作地纬和经线、蚕丝作纹纬线交织而成的。它用纬丝显花，看起来花明地暗。丝布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特产，傣（dǎi逮）族、壮族、侗（dòng洞）族、土家族、瑶族的妇女们，都善于织制花色优美的丝布。明代还有一种丝、棉交织的棉锦，在明代经卷的封面中及贵州明代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均有发现。

妆花云布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特产，它是先把经丝绞染成花，然后织制的。织出的花纹似隐似现。这种富有诗意的丝绸，今天仍然是维吾尔族姑娘们心爱的衣料。现在我们在故宫博物院里，还可以看到清代各少数民族贡献给清朝统治者的丝布和云布。（2）彩织锦缎

清初，苏州手工丝织提花的技术，大为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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