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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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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死魔的面具

红死魔的面具试读:

1 红死魔的面具

话说“红死”在国内肆虐已久,像这般致命,这般可怕的瘟疫委实未曾有过。这病的具体表现和特征就是出血——一片殷红,令人发指。患者初时感到剧痛,突然一阵头昏眼花,于是全身毛孔大量出血丧命。只要患者的身上,特别是脸上一出现猩红色斑点就是染上这瘟疫的预兆,这时诸亲好友谁也不敢近身去救护他和慰问他。患者从得病到发病,一直到送命,还不消半小时工夫。

可是荣王爷倒照样欢欢喜喜,他胸有成竹,天不怕地不怕。当他领地里的老百姓死了一半的时候,他便从宫里武士和命妇中挑了一千名体壮心宽的伴当,把他们召到跟前,然后带了他们隐居到他统治下一座雉堞高筑的大寺院里去。这座寺院占地宽广,建筑宏伟,完全按照王爷那古怪而骄奢的口味兴建而成。寺院四周围着坚固的高墙。墙上安着铁门。这批门客进了寺院,便随带熔炉和大铁锤,把门闩全都焊上。他们横下心来,决不留开方便之门,哪怕今后在里头憋不住,一时绝望发狂,也无从出入。寺院里贮粮充足,有备无患,他们对什么瘟疫都不放在心上了。外界闹得如何,悉听自便。再说伤心也罢,挂虑也罢,都是庸人自扰。王爷早已安排好一切寻欢作乐的设备。有说笑逗乐的,有即兴表演的,有跳芭蕾舞的,有演奏乐曲的,有美女,还有醇酒。寺院里应有尽有,尽可以安享太平,寺院外却是“红死”猖獗。

在寺院里隐居了将近五六个月的工夫,这时外边正闹得天翻地覆,荣王爷却开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化装舞会,请这一千名伴当玩乐。

这场化装舞会啊,真个是穷奢极侈。这里且容我把举行舞会的场地介绍一下。一共有七间屋子,原是一套行宫。不过若在一般宫中,这种套间只要把折门向两边推开,推齐墙跟,眼前望出去就一片笔直,整个套间一览无遗。而这里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这位王爷就爱别出心裁,其余可想而知了。这些屋子造得极不整齐,一下子只能看到一个地方。每隔二三十步路的地方就有一个急转角,每个转角都可以看到新奇的景物。左右两面墙中间都开着又高又窄的哥特式窗子,窗外是一条围绕这套行宫的回廊。窗子都是彩色玻璃的,色彩个个不同,和打开的各间室内装饰主要色调一致。譬如说,东厢那间悬挂的装饰是蓝色的——窗子就蓝得晶莹。第二间屋子的装饰和帷幔都是紫红的,窗玻璃也照样是紫红的。第三间屋里一律是绿的,窗扉也是绿的。第四间的家具和映入的光线都是橙黄的。第五间全是白的,第六间全是紫罗兰色的。第七间从天花板到四壁壁脚都密密层层罩着黑丝绒帷幔,重重叠叠地拖到同色同料的地毯上。只有这一间的窗子,色彩同室内装饰不一致。这里的窗玻璃是猩红色的——红得像浓浓的血一般。在这七间屋子里,摆得满坑满谷,或悬空挂着的大批金碧辉煌的装饰品中,竟没有一盏灯,也没有一架烛台。在这一套屋子里,根本没有一点灯火,也没有一点烛光。可是在围绕这套屋子的回廊上,每扇窗子对面都搁着一只沉甸甸的大香炉,香炉里有个火钵,发出的光透过彩色玻璃,照得屋里通亮。因此呈现出五光十色,千奇百怪的景象。可是在西厢的黑屋里,火光透过血红的窗玻璃,照射到漆黑的帷幔上,却是无比阴森,凡是进屋的人,无不映得脸无人色,所以男男女女没有一个胆敢走进屋来。

在这间屋里,西墙前摆着一台巨大的乌木檀时钟。钟摆左右摆动,发出的声音又沉闷又呆滞又单调。每当长针在钟面走满一圈,临到报时之际,大钟的黄铜腔里就发出一下深沉的声音,既清澈又洪亮,非常悦耳,然而调子和点子又如此古怪,因此每过一小时,乐队里的乐师都不由得暂停演奏来倾听钟声;双双对对跳着华尔兹舞的也不得不停止旋转,正在寻欢作乐的红男绿女不免乱一阵子;这且不说,钟声还在一下下敲的时候,连放荡透顶的人都变得脸如死灰,上了年纪的和老成持重的都不由双手抚额,仿佛胡思乱想得出了神。但等钟声余音寂止,舞会上才顿时一片轻松的欢笑声;乐师个个面面相觑,哑然失笑,似乎借此为刚才那番神经过敏的愚蠢举止解嘲。大家还私相悄悄发誓,保证下回钟响再也不这样感情用事。不想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就过了六十分钟,也就是说过了三千六百秒钟,时钟又敲响了,这时又照旧出现一片混乱和震惊,引起大家沉思。但是,尽管如此,这场欢宴还是规模盛大,让大家玩得痛痛快快。王爷的口味毕竟古怪。他对色彩和效果别具慧眼。他对时兴的装饰一概不放在眼里。他的设想大胆热烈,他的概念闪耀着粗野的光彩。有人以为他疯了,他的门客却不以为然。不过要确定他没有疯,少不得要听到他说话,见到他的面,跟他接触过才行。

在举行这个盛大宴会之际,七间屋子里那些活动装饰大多是他亲手指点安排的。化装舞会的声光特色也是根据他的主导口味设计的。不消说得,一切都搞得奇形怪状。真是五光十色,变幻无穷,令人眼花缭乱,心荡神驰——差不多都是在《欧那尼》里看见过的场面。到处都是光怪陆离的形象,四肢和打扮都不伦不类的人。一切梦幻般的奇景,只有疯子头脑里才想得出这种花样。固然有不少东西美不胜收,但也有不少东西伤风败俗,有不少东西稀奇古怪,有的叫人看了害怕,还有许多叫人看了恶心。事实上,在这七间屋子里走来走去的人,无异一群梦中人。这些梦中人映照着各间屋子的色彩,不断扭曲着身子,竟惹得乐队如疯如狂,宛若奏出配合他们步子的回声。未几,那间黑屋里的乌檀木时钟又敲响了。于是,一时除了钟声之外,万籁俱寂,声息全无。这些梦景顿时凝住了。但等钟声余音消失——其实只有一眨眼的工夫而已——人群中便有一阵几乎强制抑制的轻微笑声,随着远去的钟声荡漾着。于是音乐又一下子响了起来,梦景重现,香炉上散射出来的光线,透过五颜六色的窗子照着憧憧人影正扭曲得更欢。但是,西厢那一间,那些参加化装舞会的还是没人敢去。夜色渐阑,从血红的窗玻璃中泻进一派红光;阴森森的帷幔那片乌黑,令人魂飞魄散;凡是站在阴森森的地毯上的人,一听到近头乌檀木时钟发出一阵闷郁的钟声,无不感到比在远头其他屋里纵情声色的人所听到的更肃穆、有力。

可是其他屋里都挤得满满的,充满活力的心脏正扑腾扑腾跳得起劲。狂欢方酣,不觉钟声当当,已入午夜。于是,正如上文所述,音乐顿时寂然,双双对对跳着华尔兹舞的也不再旋转;一切照旧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休止。但是,这回时钟要敲十二下,因此玩乐的人们陷入深思默想的时间更长了,脑子里转的念头也更多了。也许,正因如此,最后一下钟声的余音还未消失的时候,大家才有闲工夫察觉到来了一个从未引人注目过的蒙面人。大家顿时窃窃私议,来客的消息就此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宾客间一片唧唧喳喳,纷纷表示不满和惊讶,末了又表示恐惧、害怕和厌恶。

完全有理由可以这么说一句:在我笔下描绘的这么个无奇不有的大会里,寻常一般人的出现是决不会引起轩然大波来的。说实在的,这个通宵化装舞会未免放纵得过了头。王爷尽管花样层出不穷,但是大家议论着的这个人竟比王爷有过之无不及。就说那些极端放荡不羁的人吧,他们的心里也未尝没有动情的心弦。哪怕那些根本无动于衷的人,平素视生死大事为等闲,也难免有些事情不能等闲视之。看来全体宾客对这个陌生人的装束和举止都深表反感,因为它既没有丝毫妙趣,也没有半点礼仪可言。这个人身材瘦长,从头到脚裹着寿衣。一张面具做得和僵尸的脸容相差无几,就算凑近细细打量也很难看出这是假的。不过在这里疯狂作乐的人,对这里种种情形尽管心里不满,还是容忍得了。但是这个戏子太过分了,竟然扮成“红死魔”。他的罩袍上溅满了鲜血——宽阔的前额和五官都洒满恐怖的猩红点。

这个鬼怪动作缓慢而庄重,在跳华尔兹舞的宾客中走来走去,仿佛想继续把这个角色扮演得更加淋漓尽致似的。只见荣王爷两眼乍一看到这个鬼怪如此放肆,便不由浑身痉挛,直打哆嗦,看来不是吓着了就是心里厌恶;但转眼间就见他气得前额涨红。

他声嘶力竭地喝问身边的门客道,“哪个胆敢,哪个胆敢用这种该死的玩笑来侮辱我们啊?把他抓起来,剥开他的面具——我们倒要瞧瞧,明儿一早绑到城头上绞死的究竟是个什么人?”

荣王爷说这番话时正站在东厢一间蓝色的屋里。声音洪亮清澈,传遍了七间屋子,因为王爷生来鲁莽粗野,所以他一挥手,音乐当场寂然无声。

王爷站在蓝色一间屋里,身边跟着一帮脸色苍白的门客。开头,他说话时,这帮门客就向当时已在就近的不速之客稍稍逼近。谁知这个不速之客反而已不慌不忙、步子庄重地逼近王爷身边了。大伙儿看到来者如此狂妄,早已吓坏了,哪儿还有什么人胆敢伸出手去把他抓住啊?因此,这个不速之客竟然通行无阻地走到王爷面前,相距咫尺。这时,那一帮子跳舞的人都情不自禁地纷纷从屋子中间退避到墙跟前,他就趁此脚不停步地朝前走,步子还是像先前那样不同寻常,既稳重,又匀调,一步一步地走出蓝色的一间屋子,走到紫红色的一间,出了紫红色的一间又走进橙黄色的一间,由此又走进白色的一间,再由此走进紫罗兰色的一间,于是王爷才决定采取行动逮住他。可是,王爷刚才一时胆怯,这时竟恼羞成怒,气得发疯,匆匆忙忙一口气冲过六间屋子,大家都吓得要死,没一个敢跟着他。他高举一把出鞘的短剑,性急慌忙地逼近那步步后退的人,相距不过三四尺。这时那人已退到最后一间的尽头,猛一转身,面对追上来的王爷。只听得一声惨叫,那把短剑亮晃晃地落到乌黑的地毯上,霎时间荣王爷的尸体就仆倒在地毯上。那帮子玩乐的人见状才铤而走险,一哄而上,涌进黑色一间屋子里,那个瘦长的身躯正一动不动,直挺挺站在乌檀木时钟的暗处。他们便一下子抓住他。不防使猛劲一把抓住的竟只是一袭寿衣和一个僵尸面具,其中人影全无。这下个个都吓得张口结舌,无法形容。

到此大家都公认“红死魔”已经上门来了,他像宵小一样溜进来。寻欢作乐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血染满地的舞厅里,尸横狼藉,个个都是一副绝望的姿态。乌檀木时钟的生命也终于随着放荡生活的告终而结束了。香炉的火光也熄灭了。只有黑暗、衰败和“红死”一统天下。

2 毛格街血案

任凭海妖唱什么歌,任凭阿基里斯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饶是费解的谜,也总能猜破。

——托马斯·布朗爵士《骨灰冢》

所谓分析这种才智,其实是不大可靠的。我们对分析力的评价,只是根据其效果而已。大家知道,具有分析力的人,若是这方面得天独厚,总不禁感到这是其乐无穷的源泉。大力士喜欢炫耀自己的膂力,酷嗜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有分析力的人就喜欢解开任何疑难的脑力活动。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即使对琐碎小事,也感到津津有味。他偏爱猜谜解题,琢磨天书;凡是解开一项疑难,都无不显示出他的聪明程度,这在平庸之徒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他用分析方法的精髓取得的成就,的确有些全凭直觉的味道。

如果精通数学,这种解决疑难的才能或许格外高强,最好是精通那种高等数学,即所谓解析,称为解析似乎是最理想了,其实不然,只是因为它运用逆算法,才称为解析。可是计算本来并不等于分析。比方说,下象棋的,并不在分析上下工夫,只在计算上费心机。因此,一般以为下象棋有益身心的说法是不对的。我目前并没有在写论文,只不过在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前面,先写下一段杂乱无章的意见作为开场白而已;我要趁机声明一下,较高的思考能力用在看不出什么花样的跳棋上,比用在苦心推敲的象棋上,更显得见效,更显得有用。象棋这门玩意,各子都有各子的稀奇古怪走法,都有变化无常的妙用。象棋不过复杂罢了,却往往被人错当做深奥。下象棋务必聚精会神,如果稍有松懈,疏忽一步,势必损兵折将,败下阵来。象棋的走法,不仅五花八门,而且错综复杂,这种疏忽的可能性也就增多;十回倒有九回,赢家总是精神集中的棋手,不是比较聪明的棋手。相反的,跳棋这门游戏,走法死板,绝少变化,疏漏的可能性少得多,因此相形之下,也用不着全神贯注,双方棋手相遇,只要聪明一点的就包管不会输。说得比较具体一点,不妨假定有一局跳棋,大家只剩下四个王棋,当然没什么疏忽之虞了。这样,如果双方旗鼓相当的话,分明只有善于动脑筋,棋法步步推敲,才能取胜。有分析力的人碰到毫无对策的情况,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一番,这样常常能一眼看出惟一的招数,有时这招数实在简单得可笑;但诱使对方铸成错误、忙中失算,就凭这一招。

惠斯特牌戏素来以能养成所谓计算能力闻名,大家知道,凡是智力出众的人,显然沉湎此道,感到其乐无穷,而不愿下象棋,认为无聊。不用说,绝对找不出第二种同样性质的玩意需要这样大大发挥分析能力的。世上象棋下得出色的人,至多只是在象棋方面有专长罢了;可是精通惠斯特,就能在一切比较重大的钩心斗角的场合取胜。我说精通,就是说熟谙这门玩意,包括通晓一切取得合法优势的窍门。这种窍门不单是五花八门,也是多种多样,而且往往就在心灵深处,一般人根本无从了解。留神观察的,记忆力必定强;因之专心一意下象棋的人,玩起惠斯特准会非常出色;而且霍伊尔牌戏谱中的规则(根据纯粹的牌戏技巧制定的)通俗易懂。通常人们认为精于此道的,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过目不忘,二是根据“本本”行事。不过碰到规则范围里没有的情况,倒恰恰看得出具有分析力的人的牌技。他悄悄作了不少观察和推论。说不定他的牌友也在这么做;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必须掌握如何观察这门学问。玩牌的人决不是只顾自己打牌,也不是因为只求赢牌,就不分神推断局外的事。他打量搭档的脸色,仔细跟敌手的脸色一一比较。他估计每个人执牌的顺序,还根据分到王牌和大牌的人种种不同的眼色,算计一张张王牌和一张张大牌。一面打牌,一面鉴貌辨色,看人家是自信呢还是惊讶,是得意呢还是懊恼,从种种不同的表情中,收集思考的资料,根据对方把赢得的一墩牌收起来的神态,揣测赢了这墩牌的人能不能再赢一墩同花牌。根据对方摊牌的神情,认出人家是声东击西,掩人耳目。凡是对方随便提到一个字,脱口说出一句话,偶然掉下一张牌,不巧翻开一张牌,赶紧掩饰时那副焦急不安或漫不经心的神情;计算赢了几墩牌,这几墩牌的布局;人家是窘迫呢还是犹豫,是焦急呢还是惶恐——凡此种种,都逃不过他那类似直觉的观察,向他提供了情况真相的蛛丝马迹。打了两三圈牌,他就充分掌握各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了,从此以后,就胸有成竹,每副牌都打得准,仿佛同局各家手里的牌都摊在桌面上似的。

分析能力决不能跟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因为善于分析的人势必足智多谋,可是足智多谋的人往往格外不善分析。足智多谋通常从推定能力或归纳能力中表现出来,骨相学家把推定能力和归纳能力归诸于一种独立的器官,认为这是原始的能力,据我看来这是根本错误的;智力完全与白痴无异的人身上往往看得出这种原始能力,因此引起了心理学作者的普遍注意。足智多谋和分析能力之间的差别,固然比幻想和想象的差别还要大,不过两者的性质,显然非常相似。实际上不难看出,聪明人往往善于幻想,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必定爱好分析。

下面一段故事,读者看了多少可以当作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

一八××年,春夏期间,我寓居巴黎,在当地结识了一位名叫西·奥古斯特·杜宾的法国少爷。这位公子哥儿出身富贵——确实是名门子弟,不料命途多舛,就此沦为贫困,以致意志消沉,不思发奋图强,也无意重整家业。多亏债主留情,他才照旧承袭祖上一点薄产;靠此出息,他精打细算,好容易才维持温饱,倒也别无奢求。说真的,看书是他惟一的享受,何况在巴黎,要看书是再方便也没有了。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蒙玛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俩人凑巧都在找寻同一部珍贵的奇书,交往就此逐渐密切起来。一回生,两回熟。他推心置腹地把一段家史详详细细告诉我,我听得深感兴趣,法国人只要一谈起自己,总是把心里话兜底倒出的。我对他的博览群书也颇感惊讶。尤其是他那海阔天空、生动活跃的想象力,更感人肺腑。当时我正在巴黎寻求日夜探索的东西,不由觉得跟这么个人交往,对我来说,不啻无价之宝;我老老实实地对他吐露了这份心情。最后终于谈妥,我在巴黎盘桓期间,跟他住在一起;我的经济情况多少比他富裕,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市郊圣杰曼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这座房子地处偏僻,式样古怪,摇摇欲坠,相传是凶宅,荒废已久,我们对这种迷信并不深究,径自把屋子布置得正巧配合俩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

如果世人晓得我们在这地方的日常生活,准会把我们当做疯子——也许只是看做不害人的疯子。我们完全过着隐居生活,不接待任何来客。我对以前的朋友自然都严守秘密,并没把隐居的地点告诉他们;杜宾在巴黎一直默默无闻,也没人认识。我们就这样孤独地过着日子。

我的朋友为了深夜的魅力而偏爱深夜,这是他的一个怪癖,除此还能称做什么呢?我暗中也不由得染上这个怪癖,像染上他的其他种种怪癖一样;我狂放不羁地沉溺于他那突发的奇想中。夜神不会永远伴随我们;可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天刚破晓,我们就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统统关上,点上一对小蜡烛,加上浓烈的香料,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凭借这些微光,我们就沉湎在梦想里——看书,写字,谈心。等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光临,我们才臂挽臂地溜到大街小巷,或者继续日间的话题,或者到处游荡,走得老远老远,逛到深更半夜,在人烟稠密的城里,闪闪灯火和幢幢黑影中,寻求无穷的精神刺激,这种精神刺激只有凭默默观察才能领略得到。

尽管我早就从杜宾那丰富的想象力里看出他具有特殊的分析能力,可是在这种时候,我对他的分析能力还是不由得另眼相看,心悦诚服。看他模样仿佛也巴不得露一手玩玩——如果不全是卖弄的话——他毫不含糊地老实承认其中自有乐趣。他轻声嘻嘻笑着,对我吹嘘说,大多数人跟他比起来,都是玻璃心肝,一看就透,他对我的心思真是了若指掌,常常当场拿出这种惊人的根据,证明他说的一点不假。这时刻他的态度冷淡,茫然若失,眼神毫无表情;他的嗓子素来是洪亮的男高音,竟提到了最高音,要不是发音有条不紊,咬字一清二楚,听起来真当他在发火呢。眼看他这么副心情,我不由时常默想着有关双重的心的古老学说,心里不断玩味着兼具丰富想象力和解决能力的杜宾。

看了这一段,请别当我在详细讲述什么神秘故事,或者写什么传奇小说。我笔底描写的杜宾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激动心理,也可能是病态心理的结果。可是要说明他在这时期谈话的特征,最好还是举个例子。

有一夜,我们在皇宫附近一条又脏又长的街上闲逛。俩人明明都在想心事,谁都不发一言,少说也有十五分钟。冷不防,杜宾开口说了这么番话:“他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那倒不假,可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那还用说吗。”我不加思索地答道,我原来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所以开头根本就没注意杜宾竟会跟我这么出奇地不谋而合,一下就说中我的心思。转眼工夫我定了定神,才不由得大吃一惊。“杜宾,”我正色道,“这可把我弄糊涂了。不瞒你说,我真是不胜惊讶,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你怎会晓得我正在想……”说到这儿我住了口,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真知道我在想谁。“……想桑蒂伊,”他说,“干吗不往下说?你刚才心里不是在想,他个子矮小,不配演悲剧吗?”

这正是我刚才心里想着的一个问题。桑蒂伊原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皮匠,他成了个戏迷,曾经粉墨登场,演过克雷比荣悲剧中的泽克西斯一角,谁知卖力结果,反而博得一阵冷嘲热讽。“请你千万别卖关子,”我失声叫道,“说说你有什么神机妙算,才能看透我心眼里在想这件事。”老实说,我拼命掩盖,还是免不了流露出惊讶的神色。“看到卖水果的,你就不由想到这个修鞋的个子太矮,不配演泽克西斯和诸如此类的角色。”我朋友答道。“卖水果的!——这话可怪了——我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咱们刚才走到这条街上,不是有个人迎面向你闯来吗——大概是十五分钟以前的事吧。”

我这才想起来,刚才从西小街走到这条大街上,的确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着一大篓苹果,冷不防的,差点没把我撞倒;可是我实在弄不懂,这跟桑蒂伊有什么关系。

杜宾的脸上丝毫没有吹牛的神色。他说:“回头讲给你所,一讲你就会完全明白了,咱们先回顾一下我跟你说话那工夫,一直到碰到那卖水果的为止,你心里想些什么吧。你一连串思想活动中主要几个环节是这样的——桑蒂伊,猎户星座,尼古斯博士,伊壁鸠鲁,石头切割术,街上的石头,那个卖水果的。”

人们在生活中有时总不免要细细玩味自己的思路,怎会一下子想到这上面来的。细细玩味一下往往回味无穷;头一回尝试的人,眼看开头想起的事和最后想到的事之间竟然南辕北辙,毫不相干,难免感到惊讶。我听到杜宾刚才那番话,而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句句是真,心里那分惊讶甭提有多大了。他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要是没记错的话,咱们刚才走出西小街之前,一直在谈马。这是咱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拐进这条街,凑巧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着个大篓子,匆匆擦过咱们身边,那儿的人行道正在修理,堆了一堆石头,他把你撞到石头上。你踩到一块松落的石头,绊了一脚,脚腕子稍微扭了下,看模样你生了气,绷着个脸,嘴里嘀咕了几句,回头看看那块石头,就不声不响地走了。我对你这种举动并没特别留神;不过近来,我生活里总少不了观察。“你眼睛一直盯着地上——两眼冒火地朝人行道上的坑洼和车印看看,所以我知道你还在想着石头。等走到那条叫做拉玛丁的小胡同,你才流露出笑容。我看见你嘴唇掀了掀,就深信你嘀咕的是石头切割术,这个词儿,因为胡同里早就试铺上牢牢叠住的石块,这词儿用在这种铺路法上很别扭。我知道你暗自说着石头切割术这词儿,不会不联想到原子,因此就会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再说不久前咱们才讨论过这问题,我对你提起过,那位有名的希腊人一些含糊的猜测多么奇特,谁知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后世证实宇宙进化的星云学说不谋而合,我这一想,就觉得你势必会抬眼望望猎户星座的大星云,心里的确也巴不得你这么做。你真的抬眼看了;我这才拿准我对你的思路一步都没摸错。昨天《博物馆报》上发表了一篇恶意讽刺桑蒂伊的长篇宏论,在那篇文章里,作者用了可耻的冷言冷语,挖苦这个皮匠,说他穿上厚底戏靴,就改了姓名,还引了我们常提到的一句拉丁诗句。我说的就是这句——第一个字母不发原来的音。

我曾经告诉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从前写做猎户星宿;我跟你还挖苦过这种解释呢,我知道你不会忘掉。因此,你决不会不从猎户星座联想到桑蒂伊。看到你嘴边掠过的那种微笑,就知道你一定联想到了。你想到那倒霉的皮匠给开了刀。你一直伛着腰走着,可这会儿却看见你挺直了腰板。因此就拿准你想到了桑蒂伊个子矮小。这时我便打断你的思潮,说桑蒂伊那人实在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可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

不久以后,我们正翻着《论坛报》晚刊,看到下面一段新闻,不由给吸引住了。“离奇血案——今晨三时左右,圣罗克区居民突遭一阵凄厉尖叫惊醒好梦,看上去这阵声音是毛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楼传出来,据称这幢房子由列士巴奈太太和她女儿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独家居住。本来大家打算开门进去,谁知竟是白忙一阵,耽误了片刻,只得用铁锹撬开大门,于是八九个邻人便在两名警察陪同下,一齐进内。此时喊声已停;但正当大家奔上头一层楼梯头,又听得两三个人发火争吵的粗野声音从楼上传下来。奔上第二层楼梯头,这声音也哑了,一切寂然无声。大家便分头搜寻,赶紧逐间查看。搜到四楼一间大后房,只见房门反锁,便排门闯入,眼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在场者无不大惊失色,魂飞魄散。“房内凌乱不堪,家具全遭捣毁,散弃一地。房内仅有一个床架,床垫早已拖开,扔在当中地板上。有柄血污斑斑的剃刀搁在一张椅子上。壁炉上有两三大把花白的长头发,也溅满鲜血,仿佛是给连根拔起的。地板上找到四枚拿破仑,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两个钱袋,装了约莫四千枚金法郎。房内一角有只五斗橱,抽屉全都拉了开来,分明给搜劫过了,不过许多东西照旧放在里头。在床垫底下(不是床架下)找到一只小铁箱。铁箱开着,钥匙还插在门上。里面只有几封旧信,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房里连列士巴奈太太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壁炉里发现特别多的煤灰,大家便将烟囱搜查一下,说来可怕,竟拖出了女儿的尸体,原来给人倒栽葱从这个狭窄的烟囱管里硬塞上去一大截。尸体还没凉呢。仔细一看,只见身上有不少地方擦伤,无疑是硬塞进烟囱管时擦破了皮肉。脸部有不少严重的抓伤,喉部有深黑的瘀伤,还有深深的指甲印,看上去是给扼死的。“大家将整幢房子上上下下仔细搜遍,并没再发现什么,便走到屋后一个铺砖的小院子里,只见院子里扔着老太太的尸首,喉部完全给割断了,大家刚想扶起尸首,头便掉落。尸身和头部全给割得血肉模糊——尸身尤其惨不忍睹,简直不复人形。“本报认为,截至目前,这件令人发指的疑案依然毫无线索可言。”

第二天的报上又登载了这么一段详情报导:“毛格街惨剧——据悉与该项迷离扑朔、骇人听闻的事件有关人士,均经传讯。”(在法国,“事件”这个词儿还没有我们看来的含意那么轻率。)“然而,传讯结果,仍未为本案提供任何线索。兹将全部重要供词摘引如下。“宝兰·迪布尔,洗衣妇,供称认识死者母女已有三年,三年内,一直为她们洗衣服。老太太和女儿似乎很和睦,堪称母慈女孝。工钱给的不少。说不出她们的生活方式和来源。列太太大概靠算命为生。据说有积蓄。每次取送衣服,总不见屋里有人。肯定她们家不雇用人。看来整幢房子只有四楼摆着家具。“皮埃尔·莫罗,烟商,供称将近四年以来,列太太一贯向他零买烟草和鼻烟。生在这一带地方,一向住在当地。死者和她女儿在发现尸首的那幢房子里住了六年多。房子原来住着一个珠宝商,他将楼上房间分租给形形色色的人。房子原来是列士巴奈太太的产业。因房客如此糟蹋房屋,大为不满,便亲自搬进去住,不肯再出租。老太太稚气十足。六年以来,证人只见过她女儿五六回。母女完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据说有钱。听街坊说列士巴奈太太是算命的——但他不信。除了老太太和她女儿,就只有脚夫来过一两回,还有个大夫来过八九回,此外从没见过有谁进屋。“其他不少人,都是街坊,供词大致相仿。据云并无一人经常出入她们大门。不知列太太和她女儿有无亲友在世。房子正面的百叶窗难得打开。后面的百叶窗一向关着,只有四楼的大后房开着窗。房子倒是幢好房子——年代不算久。“伊西陀尔·米塞,警察,供称清晨三点光景,人家请他到那幢房子去,只见门前有二三十个人,正在设法推门进去。最后总算用刺刀撬开了门——不是用铁锹。不花什么力气就把门打开了,因为这是双扇门或折门,上下都没有门闩。喊声一阵阵传了出来,门一撬开,才突然哑寂。好像是什么人,说不定不止一个,不胜痛苦地哀叫——声音又响又长,不是又短又急。证人领头上楼。走到头一层楼梯口,就听得有两个人大声争吵的声音——一个粗声粗气,另一个尖声尖气——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他的话还听得清几个字。肯定不是女人的声音。听得清说的是真该死和活见鬼。尖声尖气的那个是外国人。不能肯定到底是男是女。听不清在说什么,不过想来是西班牙话。至于证人对室内情况和尸首惨状的供述与昨日本报所载相同。“亨利·迪伐尔,邻居,职业是银匠,供称随着头一批人进屋。所供与米塞大致相符。他们一闯进大门,马上再锁上门,不准闲人进来,尽管深更半夜,门外照样一下子就挤满了闲人。证人认为尖声尖气的那个是意大利人。肯定不是法国人。不敢说准是男人的声音。恐怕是女人的声音。证人不懂意大利话。听不清说的字眼,不过听腔调,相信说话的是个意大利人。认识列太太和她女儿。常跟她们母女谈话。肯定尖声尖气的声音根本不是死者的。“……奥丹海梅尔,饭店老板。这位证人自愿前来作证。不会说法国话,通过翻译受讯。原籍阿姆斯特丹。路过那屋子时,里面正在喊救。接连喊了好几分钟——大概有十分钟。声音又长又响——阴森可怕,凄厉万分。据称随着大家一起进屋。所供各点与上述证人供词相符,唯有一点不同。肯定尖声尖气的那个是男人——是法国人。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字眼。那声音又响又急——乱七八糟——说话时分明又气又怕。那声音刺耳——说是尖声尖气,还不如说是刺耳贴切。不能称做尖声尖气。粗声粗气的那人一再说着真该死、活见鬼这两句词儿,还说过一句天哪。“茹尔·米尼亚尔,银行家,德洛雷纳街米尼亚尔父子银行的老板。是老米尼亚尔。列士巴奈太太有些财产。八年前,某年春天,列太太在他银行里开了个户头。经常存些小笔款子。一直没取,临死前三天,才亲自将四千法郎款子全部提清。这笔钱付的是金币,由一个职员送上她家。“阿道夫·勒·本,米尼亚尔父子银行职员,供称那一天,正午光景,他拿了四千法郎的金币,装成两袋,陪同列士巴奈太太,送到她府上。大门一开,列小姐就出来,从他手里接过一袋金币,老太太便把另一袋接过手去。他鞠了个躬,就告辞了。当时不见街上有人。这是条小街——非常冷僻。“威廉·伯德,裁缝,供称随着大家一起进屋。是英国人。在巴黎住了两年。随着头一批人跑上楼。听见吵架的声音。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听得出几个字眼,可现在记不全了。清清楚楚地听见说真该死和天哪。那时刻还听见一阵声音,好像几个人在厮打——一种搔挖扭打的声音。尖声尖气的声音很响——比粗声粗气的响。肯定不是英国人的声音。听来是德国人的声音。大概是女人的声音。证人不懂德国话。“上述四名证人又经传讯,供称这伙人搜到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寝室时,只见房门反锁。一切都寂然无声——没听见呻吟,也没听见任何声音。闯进门一看,杳无一人。寝室前后窗子全都关着,而且里边拴得严严密密。前房和后房当中的房门也关着,但没锁上。通向过道的前房房门锁着,钥匙插在里头。四楼,屋子正面,过道尽头,有间小房间,房门半开半掩。里面堆满旧床、箱箧等杂物。这些东西都经过仔细搬移和搜查。这幢房子没一寸地方不经过细细搜查。所有烟囱也上上下下扫过。这幢房子有四层楼,上面还有顶楼(又称阁楼)。屋顶上有扇天窗,钉得严严密密——看上去多年没开过。从听到吵架声音到闯进房门,这段时间有多久,四个证人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三分钟,有的说五分钟。房门是花了不少力气才打开的。“阿丰索·迦西奥,殡仪馆老板,供称住在毛格街上。原籍西班牙。随着大家一起进屋。并没上楼。生来胆小,唯恐吓出毛病。听到吵架的声音。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听不清说什么。尖声尖气的那个是英国人——肯定没错。不懂英国话,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阿尔贝托·蒙塔尼,糖果店老板,供称随着头一批人上楼。听见那几种声音。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听得出几个字眼。说话的人听来是在劝告。听不清尖声尖气的那个说些什么话。说得又快又乱。认为是俄国人的声音。供述与一般相符。证人是意大利人。从未跟俄国人谈过话。“几名证人又经传讯,都一致证明四楼各个房间的烟囱都很窄小,容不下一个人出入。通烟囱用的是圆筒形的扫帚,就是扫烟囱人用的那种。用这种扫帚把房子里所有烟囱管全都上下通过。房子里没有后楼梯,大家上楼时,没人可以趁此溜下楼。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牢牢嵌在烟囱里,四五个人一齐使劲,才拖出来。“保罗·迪马,医生,供称拂晓光景,给请去验尸。当时两个尸体停放在发现列小姐尸体那间寝室里,横在床架的布棚子上。小姐的尸首瘀伤累累,擦伤地方甚多。这些现象足以说明死者其实是给硬塞进去的。喉部伤势严重。颏下还有深深几道抓伤印子,还有一连几块青痕,显然是指痕。死者脸部完全变了色,眼珠突出。舌头有一部分咬穿了。心窝上发现一大块瘀伤,分明是膝盖压的。据迪马先生认为,列士巴奈小姐显然被扼死,凶手人数不明。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右腿和右臂的骨头多少有点压碎。左胫骨碎得厉害,左肋骨也全是如此。尸首遍体都是严重瘀伤,完全变了色。不知这些伤痕从何而来。只有碰到一个力大无比的壮汉,猛力挥舞大木棒或粗铁棍,要不就是抡起一把椅子或任何又大又沉又钝的凶器,才会把人揍成这样。女人使用任何凶器,都不致打出这么重的伤来。证人看见死者时,已经身首异处,而且头颅碎得厉害。喉部分明为锋利凶器所割断——可能是剃刀。“亚历山大·艾蒂安,外科医生,和迪马医生一齐给请去验尸。所述与迪马先生供词及意见相符。“虽然还传讯了其他几个证人,但并未再获得重要线索。这件血案,就其种种细节而论,实在扑朔迷离,错综复杂,如果真是件凶杀案,这在巴黎还是空前未有的奇案呢。警察当局根本茫无头绪——这种案子实在千载难逢。本案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该报晚刊刊载消息道:圣罗克区依然人心惶惶,大为骚动——那幢房子又经仔细搜查,证人也都重新受到传讯,但毫无结果。补白中却提到阿道夫·勒·本已遭逮捕关押的消息——虽然除了该报已经详载过的事实之外,并无丝毫证据足以定罪。

杜宾对这案子的进展特别感到兴趣,尽管他什么话都没说,至少看来如此。勒·本入狱消息发表以后,他才问我对这件案子有什么看法。

我只能附和巴黎人的看法,认为这是件无头案。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找到凶手。“咱们可千万不能光凭一项传讯结果来看待什么破案法子。”杜宾道。“巴黎警察一向以聪明称道于世,其实不过狡猾罢了。他们办起案来,只有目前采用的这种方法。尽管夸口有一大套办法,可是经常用得驴唇不对马嘴,不由叫人想起茹尔丹先生要拿睡衣,以便更舒服地欣赏音乐。他们办案的成绩虽然经常有惊人之笔,可这多半是单靠卖力巴结。碰到这些长处起不了作用,计划就落了空。比方说,维多克善于推测,做起事来总是百折不挠。不过,思想没有受过熏陶,侦查时往往过于专心,反而一错再错。他看东西隔得太近,反而歪曲事物真相。说不定,有一两点他看得特别清楚,可是这样,势必看不清问题的全面。有种事就此显得非常奥妙。事实真相不会永远在井底。其实,我倒认为,真正比较重要的知识必定肤浅。事实真相并不在我们钻的牛角尖里,而是在抬眼就望得见的地方。这种错误的方式和根源,可以用观察天体来说明。你晃眼看下星星——只消斜眼瞟一瞟,将视网膜的外部对准星星,就可以把星星看得一清二楚,也可以对星光有个最正确的估计,视网膜的外部对微弱光亮的感光力比内部强,因此视线全部集中在星星上,星光反而随之微弱。视线全部集中在星星上,绝大部分星光实际上就照在眼睛上,可是斜眼一瞟的话,反而能看得更正确。过于认为奥妙,思想反而模糊不清;如果紧紧盯着苍穹,过于持久,过于集中,过于直接,那么连金星也会黯然无光。“说到这两条人命案,先深入调查一下,才可以拿出个主意。去私访一番,倒也开心,(我听了心想这字眼倒用得怪,但嘴里没说什么)此外,勒·本曾经替我效过劳,我可没忘情。咱们去亲眼看看现场。我认识警察厅长葛某某,他不会不放咱们进去。”

我们获得了许可,就马上到毛格街去。这条街在里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脏得不像样子。我们的寓所离这个区有老长一段路呢,所以赶到那儿,已经快近黄昏了。那幢房子倒一下子就找到了;因为还有不少人站在街对面,毫无目的,不胜好奇地怔怔抬头望着紧闭的百叶窗。这是幢普通的巴黎式房子,大门一边有个可以望的门房间,窗上有块活络玻璃,标明“门房”二字。还没进门,我们就先走到街尽头,拐进一条胡同,再拐个弯,走到那幢房子的后面——这其间,杜宾专心一意的把那房子和左右前后的街面都细细查勘一番,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我们折回原路,回到房子前面,按了门铃,出示证件,看守人员就放我们进去了。我们走上楼——走进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寝室,死者母女俩的尸首还停放在那儿。房里那份乱,照旧听其自然,丝毫未动。我看到的和《论坛报》记载的并没什么出入。杜宾把一切东西都仔细查过——连被害人的尸体都没放过。接着就走到别的房间里,后来又到院子里;有个警察从头到尾陪着我们。查到天黑,才离开现场。回家途中,我这位朋友顺便到一家日报馆里去了一会儿。

上文说到过,我这位朋友的怪念头真是无奇不有,而且我对这些怪念头一向听之任之——因为在英文里找不出恰当的同义词。当时他对我可绝口不提这件人命案子,他生性如此。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他才突然问我,在惨案现场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情况。

他口气里着重“特别”这个字眼,不知怎的,竟教我暗吃一惊。“没,没什么特别的,”我说道,“至少,跟报上看到的记载没什么两样。”“报上恐怕并没涉及本案那种惨绝人寰的恐怖性。”他答道,“不过,别去管那张报纸的无稽之谈吧。我看,这件疑案大家认为破不了,其理由倒应该看成容易破案——我说的是本案的特点中那种超越常规的性质。由于表面上找不到动机——不是杀人的动机——而是杀人手段这么毒辣的动机,警察局竟弄得一筹莫展。楼上只有被害的列士巴奈小姐,并没旁人,再说没有一条出路逃得过上楼那伙人的眼睛,这两件事跟明明听到了争吵声音,表面上看来完全矛盾,这点警察局也弄得莫名其妙。房里乱七八糟,死尸倒塞进烟囱里;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惨不忍睹;官府办案的碰到这些情形,加上刚才提到过的原因,以及种种不必多提的情形,他们吹嘘的聪明自然施展不出,无能为力。他们犯了个大错误,可这倒也寻常,他们把难得看见的事错当做奥妙透顶的事了。不过,如果要探求事实真相,只须打破常规,就可以摸索出一条道理来。像咱们目前进行的查访工作,与其问出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老实说,这件疑案,我一下子就能解决,或者说,已经解决了,我看做容易,警察看做破不了,这恰恰成为正比。”

我暗吃一惊,默不作声地盯着他。“我正在等着,”他望着房门,接下去说,“我正在等着一个人,这人也许不是这两件惨案的凶犯,可是跟这次行凶一定有几分关系。这些罪行中惨无人道的一节恐怕跟他丝毫无关。但愿这个推测不错,因为全部破案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了。我在这间房里,无时无刻不在盼望那人光临。不错,他或许不会来;可是多半会来。要是来了,就少不得把他留下。这是手枪;咱们两个都知道到时候怎么样使枪。”

我拿了手枪,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信不了自己的耳朵,杜宾却径自说下去,八成像在自言自语。我早就交代过了,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他那番话是对我说的;声音虽然不高,那副腔调却是一般用来跟老远的人说话的。眼睛光是茫然望着墙上。“大伙在楼梯上听到的吵架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的,这点完全由证人证实了,”他说道,“咱们可以放心,不必怀疑老太太是不是先害死女儿,事后再自杀。我说到这件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凶杀的方法;因为列士巴奈太太的力气不会那么大,要把她女儿的尸体塞在事后发现尸体的烟囱里,可绝对办不到;再说她自己遍体鳞伤,人家决不会认为她是自杀。因此,凶杀这件事是第三者干的;第三者的声音呢,也就是大家所听见的吵架声。我现在来谈谈证人的供词吧,不谈有关这些声音的全部供词,单谈那种供词中的特殊点。你看到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就说,证人一致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或者,照其中一人说是刺耳的声音,那就各有各的说法。“那是证据,”杜宾道,“可不是证据的特殊点。你没看出什么特殊的地方。但这里头有一点得注意。正如你所说,证人都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在这问题上意见都一致。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特殊点就来了,特殊点倒不在于意见不一致,而在于这些证人,无论是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一形容到那个声音,人人都说是外国人的声音。人人都肯定不是他们本国人的声音。没一个把这声音比作他通晓的任何国家的语言——恰恰相反,法国人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要是他懂西班牙话,就听得懂几个字眼。荷兰人硬说是法国人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供词里却说:不懂法国话,证人是通过翻译受讯的。英国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声音,但并不懂得德国话。西班牙人肯定这是英国人的声音,可是他完全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因为他一点英国话都不懂。意大利人却以为是俄国人的声音,但从未跟俄国人谈过话。此外,还有一个法国人跟头一个法国人说法又不同,他肯定那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可是,并不通晓那种语言,就像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根据说话腔调。瞧,当时那声音真是多么稀奇啊,看这种供词,能够证实那是哪种声音呢!——这种声调,连欧洲五大区域的公民都没听惯!你会说那大概是亚洲人的声音——是非洲人的声音吧。在巴黎,亚洲人可没几个,非洲人也数得清;不过,先不去否定这种推论,现在只提出三点,请你注意。一个证人说这声音与其说是尖声尖气,不如说是刺耳。还有两个证人说是又快又乱。没一个证人提到他听得出什么字——像什么字眼的声音。“我不知道,”杜宾接着说,“你听了我这番话,心里有什么谱;可是不瞒你说,就凭供词上谈到粗声粗气和尖声尖气的这一部分,便可以作出合理的推论,这种推论完全足以令人产生疑问。根据这个疑问顺藤摸瓜,就可以进一步调查这件疑案。我刚才说合理的推论,可我的意思并没全部表达出来。我原想说这种推论是惟一合适的推论,这种推论的惟一结果必然产生疑问。不过是什么疑问暂时还不说。只要你记住,我心里这个疑团完全有根有据,足以使我在搜查那间寝室时,对搜查方式和大致目标心里有个谱。“现在咱们就算到那间寝室去了吧。先找什么呢?凶手逃走的方法。咱们俩谁都不信不可思议的怪事,这是不消说的。列士巴奈太太母女俩不会给妖怪杀害。行凶的是个有血有肉的,逃走时也不能化为一缕轻烟。那么怎么逃的呢?幸亏这问题只有一种推论的方式,靠了这方式一定能得到个明确的判断。咱们把凶手可能采取的逃走方法,一一加以研究吧。大伙上楼的当儿,凶手明明就在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房里,至少可以说是在隔壁房里。因此只要在这两间房里找出口就行了。警察已经把四处地板、天花板和砖墙全都查看得一清二楚。没什么秘密出口逃得过他们的法眼。可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力,亲自查了一下。查过了,果然没有秘密出口。通过道的两扇房门全都锁得严严密密,钥匙也都插在里面。回头去看看烟囱吧。这些烟囱虽然都跟普通烟囱一样宽,离开炉边有八九英尺高,可是从头到尾连只大猫的身子都容不下。以上说的两个地方,既然都绝对不可能作为逃走的出路,那就只好从窗子着手了。打前房窗口逃走,那可逃不过街上一伙人的眼睛。因此,凶手一定是从后房窗口逃跑的。好了,既然得出了这么明显的结论,那么,作为推论的人,就不能因为看来不通而予以否定。咱们只有去证明这些看来不通的理由实际上是通的。“寝室里有两扇窗子。一扇窗子没给家具堵住,完全看得见。另一扇窗子的下半扇,给笨重的床架一头紧紧抵住,遮得看不见。没遮住的那扇窗子里面是紧紧拴住的。就是使尽浑身力气也休想拉得动。左面窗框上钻了个大钉眼,钉眼里钉着一枚挺结实的钉子,快钉到了头。再看看另一扇窗子,也有同样一枚钉子,同样钉着;哪怕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休想拉得起这扇窗。警察看了就完全相信出路不在这两个窗口上。因此,他们认为拔掉钉子,打开窗子是多此一举。“我进行的调查比较严格,这样做,理由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知道,凡是看来不通的事物,证明的结果实际上未必如此。“我就这样着手琢磨了——从结果推溯原因。凶手准是从这两扇窗子的一扇逃走的。就算这样,凶手出去了可没法再从里边拴上窗框,要知道大家看见的窗框就是拴着的——这事非常明显,警察才不在这方面追根究底。可是窗框是拴紧的。那么,一定能够自动拴上。这个结论绝对错不了。我走到那个没堵上的窗口,花了番手脚才拔去钉子,打算把窗框推上。不出我所料,果然是怎么推都推不上。我这才知道,准是暗装一道弹簧;我的想法证实了。就此相信不管这钉子的情况看来依然多么玄妙,我的前提至少是对的。仔细找了一下,马上就找出这个机关来了。我一按,心里对这个发现挺满意,就忍住了,没去推上窗框。“当下重新放好钉子,留神打量一通。一个人跳出这个窗子,窗子会重新关上,弹簧也会碰上;可是钉子不会重新钉好。这个结论很清楚,我的侦查范围就此缩小了。凶手一定从另一个窗子逃走。两个窗子的弹簧大概是相同的,假定这样的话,钉子上一定有个不同的地方,至少钉法上不同。踏上床架的棚子,我探出头,仔细朝床头后面另一个窗子端详一番。伸手到床头后面一摸,一下子就摸到弹簧,一按,果真不出所料,就跟那扇窗子一模一样。于是看看钉子。正跟另一枚钉子一样结实,而且分明是一样钉法,也快钉到了头。“你会说我给难住了;真这样想的话,一定是弄错了归纳法的道理。套句运动界的行话,我可是百发百中。线索始终没断过。任何一个环节都没脱掉。我已经追到这个秘密的底了;那个底就是钉子。我刚说,外表上看来,这钉子跟另一扇窗子上的钉子丝毫不差;尽管看起来这是真凭实据,可是眼看线索马上就要解开,比起来,这凭据根本毫无价值了。我说:这钉子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伸手一摸,手指头就箝出了钉头,外加二三分长的钉身。钉身的其他部分还在钉眼里,就是在那儿断掉的。断口是老的,因为边上全生了锈,分明是锤子捶断的,一捶就将钉头多少捶进下边窗框的顶上。当下我就把钉头重新放在刚才取出的缺口里,果然活像一枚钉子——一点缝都看不出。按了下弹簧,我轻轻把窗框推上几英寸;钉头还牢牢嵌在窗框的钉眼里,一齐推上去了。我关上窗,钉子又成了整整一枚了。“说到这儿,闷葫芦总算打破了。凶手是打床头上那扇窗口逃掉的。凶手一逃,窗就自动关上了,或者是凶手故意关上的也说不定,窗也就给弹簧拴上了;警察把弹簧的那股力错当做钉子的力——就此认为不必再追究了。“第二个问题要研究的就是逃下去的方式。这一点,我跟你绕着屋子兜了一圈,就胸有成竹了。隔开那扇窗子五英尺半左右的地方,有根避雷针。谁也没法从这根避雷针上够着窗口,别说是跳进窗里了。可是我看到四楼的百叶窗是特别的一种,巴黎的木匠师傅称做铁格窗——这种款式目前很少采用,在里昂和波尔多某些古老的府邸上,倒还时常看得见。样子像普通的门,是单扇,不是双扇,只是下半扇是格子窗,或者铸成镂空铁槛,这就可以给人当做绝妙的把手。列士巴奈太太家的百叶窗足足有三英尺半宽。咱们当时从房子后面望上去,看到两扇百叶窗全都半开半闭——就是说,百叶窗跟墙面恰正成个直角。警察大概也像我一样,查过那幢楼房的后面;要是检查过的话,不会不看这两扇铁格窗的宽度,但他们没看出窗子有这么宽,就算看到了,反正也没当做一回事。其实,他们既然深信这地方不能当做逃走的出路,自然在这儿检查得马马虎虎了。可是,我看清楚了,床头窗口那扇百叶窗如果完全推开到挨着墙,离开避雷针还不到两英尺呢。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只有身手异常矫捷,胆大包天,浑身使劲,才可能从避雷针爬进窗里。现在假定这扇百叶窗完全敞开,只有二英尺半的距离,强盗大可以紧紧抓住百叶窗上的铁格。然后松开避雷针,两脚牢牢顶住墙,大胆从上面纵身一跳,他就可以把百叶窗顺势一推关上了,如果假定当时开着窗,连他的人都可以趁势跳进屋里。“希望你特别记住一点,刚才说过,要干那么危险,那么困难的绝技,必须身手异常矫捷,才能马到成功。我的用意,首先就是让你知道,跳窗这件事可能办得到:——不过,其次,也是主要一点,请你记住,必须具有特别灵活的身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身手,才跳得成。“不消说,你会用上一句法律辙儿说把事实证明一下,我与其强调充分估计凶手跳窗必须具备的矫捷身手,倒不如低估一些的好。这在法律上也许用得上,在推论上却行不通。我最终目的只是搞清事实真相。眼前的用意,就是要你把我刚才说的联想一下:异常矫捷的身手和那种特别尖锐或者刺耳的喊声,乱七八糟的声音,那声音是哪国口音,可没有一个人说的相同,而且发些什么音也听不清。”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一下子似懂非懂的,隐约懂得了杜宾的意思。似乎快要领会了,却又无法理会,恰如有时候,人们心里快要回想起来,想到头来,偏偏又记不起一样。我朋友接着又大发宏论。“不说你也明白,”他说道,“我已经把话题从溜出去的方式扯到溜进来的方式了。我的用意无非提醒你,出去进来都用同一方式,都在同一地方。现在回过头来讲讲室内情况吧。看看这儿的现象吧。五斗橱的抽屉,据说给人搜劫过,可里头还有不少衣物。因此这种结论实在荒唐。这不过是个猜测——非常愚蠢的猜测——仅此而已。怎么知道抽屉里发现的这些东西不是完整无缺的呢?列士巴奈太太母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没看见有什么人来往——难得出门——用不着好多套替换衣服。抽屉里的这些衣物,至少是母女俩手头所有的最好衣物。要是有贼偷走什么的话,干吗不偷最好的——干吗不全偷走?一句话,干吗不拿四千法郎的金币,反而拿衣服添麻烦呢?金币没拿走。银行老板米尼亚尔先生说的那笔钱,几乎原封不动放在地板上两个袋子里。警察单凭一部分供词说把钱送到门口这一点,就对谋杀的动机,产生错误看法,希望你心里可别存这种看法。送去一笔款子,不到三天,收款人就遭谋杀,像这种巧合的事,人生中随时随地都碰得到,而且蹊跷何止十倍于此,可又何尝有人注意过呢。一般说来,巧合的事是思想家之流的绊脚石,凭他们那种学问,可不懂得或然性的理论——要知道人类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取得极为辉煌的成就应当归功于这种理论。在目前这件事上,要是金币丢了,那么三天前送款子的事,就不仅仅是巧合了。那一来,倒证实了关于动机的看法了。不过,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要假定这个暴行的动机是为了钱,那势必认为凶手是三心二意的白痴,竟然现成金币不拿,而且连原来的动机也忘了。“现在可别忘了我提请你注意的几点——特别的声音,异常矫捷的身手,以及那样惨无人道的离奇凶杀案竟然毫无动机——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凶杀的惨状吧。房里这个女人给人用手扼死,然后给人倒栽葱塞进烟囱里。普通凶手可不用这种杀人方式。尤其不用这种方法藏尸灭迹。照尸首给塞进烟囱的情况看来,你就会承认那里头有点离奇古怪——一般看来,人们决不会做出这种事,哪怕凶手是最最狠毒的人。你还想想看,把尸体硬塞进这么狭的洞里,几个人一齐使尽力气都拖不下来,那股子劲该有多猛呵!“好了,回过头再看看凶手使出那股神力的其他形迹吧。壁炉上有几大把花白的头发。这是连根拔起来的。你总也知道,哪怕从头上一把拔下二三十根头发,都得使出好大的力气。你我都看到那几把发丝,发根上还连皮带肉呢,真叫人看得心里发毛——由此可见那份力气大得要命,说不定一气儿拔得下五十万根头发呢。老太太不单喉管给割开,而且脑袋完全跟身体分了家——凶器不过是把剃刀罢了。我希望你对这些兽性般残酷的罪行也注意一下。至于列士巴奈太太身上的瘀伤,我暂且不说什么。迪马先生和他那位可敬的助手艾蒂安先生,全声明这些伤痕是钝器所伤;这两位先生在这方面说得很对。钝器明明就是院子里铺的石头,被害人就是从床头那扇窗里给扔下来的。这个看法现在看来尽管简单,警察却忽略了,忽略的原因正是他们忽略百叶窗的宽度一样——因为那两枚钉子的关系,他们的脑子就给堵死了,想不到窗子可能开过。“如果现在,除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之外,你再好好回顾一下室内凌乱异常的情况,就有利于咱们综合这几点:惊人的矫捷身手,超人的力气,残酷的兽性,毫无动机的惨杀,完全违反人道的恐怖行径,在不少国籍的人耳朵里,听来都像外国口音的声音,而且没有清楚明了的音节。请问你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听了我这番话,你心里有了什么谱?”

听到杜宾问我这话,我顿时浑身发毛,说道:“这是疯子干的勾当,是附近疗养院里逃出来的武疯干的。”

他答道:“你的看法倒也有些道理,但疯子即使神经病大大发作,声音跟楼梯上听到的那种怪声也根本不一样。疯子总有个国籍吧,尽管说的话前言不对后语,可是发音总首尾一贯吧。再说,疯子的毛发也不是像我现在手里捏着的这种。这一小撮毛,我是从列士巴奈太太捏紧的手指缝里拉出来的。你倒说说这是什么?”“杜宾!”我吓得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说道,“这毛真是非常少见——这不是人的毛发啊。”“我也没说是啊,”他道,“不过,在没肯定这点之前,我要你看看描在这张纸上的一小幅草图。这张画画的就是一部分供词所说的列士巴奈小姐喉部有深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印,另外,迪马先生和艾蒂安先生的供词里,却说是几块青痕,显然是指痕。“你就会看出,”我朋友接着说道,一边把那张纸摊在我们面前的桌上,“这张草图说明扼得多么有力,多牢。一点都看不出松过手。个个指头都保持原来狠狠嵌在肉里的样子,可能是扼到死者断气才放手的。你倒试试看,把手指头同时放在这几个指印上。”

我试了一下,可是不成。“这样试验可能不够好,”他说道。“纸头摊成了平面;可是人的脖子是圆筒形。这儿有根木柴,跟死者的脖子差不多粗细。把这张草图包在上面,再试试看。”

我照做了;可是这回显然比上回更加费劲。

我道:“这不是人手的指印。”

杜宾答道:“那就看看居维易的这节文章吧。”

这是一段有关东印度群岛的茶色大猩猩的详细解剖和一般描写。这种哺乳类动物,尽人皆知体格魁伟,力大无穷,灵活非凡,生性残酷,爱好模仿。我看了顿时明白这件恐怖透顶的血案是怎么回事了。

我看完那段文章,就说:“这上面关于猩猩爪子的描写,恰恰和这张草图上的一模一样。我看除了这儿提到的猩猩之外,没其他动物的指印跟你描下的那种一样。这撮茶色毛发也跟居维易说的那种野兽的毛发一样无异。不过我对这件恐怖疑案的细节还是不能了解。再说人家都听见有两个人吵架的声音,其中一个确实是法国人的声音。”“说得对;你总记得,那些证人几乎异口同声说这人说过一句话,说的是天哪。证人之一,糖果铺老板蒙塔尼说得好,他说这句话在当时的情形下,听来表示规劝和忠告。因此,我就将打破闷葫芦的希望寄托在这两个字上了。一个法国人知道这件血案。可能他跟这件血腥罪行丝毫没有关系,当然十之八九是这样。猩猩也许从他那儿逃走了。他也许追到寝室里来过;可是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法重新抓住猩猩。猩猩至今还没给抓住。我不再猜测下去了——我可没权利称做别的——因为这些猜测所依据的一点看法简直根据不足,连我自己心里都分不出是对是错,再说我也不敢妄想解释得别人听懂。那么咱们就把这称做猜测,就当猜测一样谈谈吧。如果这个法国人确实像我所假定的,跟这件惨案无关,那么昨天咱们回家时,半路上我到《世界报》报馆登的这段广告,就会把他招到咱们寓所里来,这份报纸是专为航运界办的,最受水手欢迎了。”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看到了下面一段广告:“招领——某日清晨(按即发生凶杀案当天早晨)在布伦林中,寻得婆罗洲种茶色巨型猩猩一头。据悉该猩猩系马耳他商船上一名水手所有,失主一经说明失物情况,核对无误,并偿付少许俘获费及留养费,当可领回。失主请驾临市郊圣杰曼区某某路某某号三楼洽取为荷。”“你怎么知道这人是个水手,”我问道,“还知道他是马耳他商船上的人?”“这我不知道,”杜宾道,“不敢肯定。可是,这儿有一小根缎带,看缎带的样子,油腻腻的那副脏相,可见这是水手系头发用的,水手不是喜欢梳长辫子吗。再说,这缎带上打的结除了水手,没什么人会打,而且只有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会打。我是从避雷针柱脚下捡来的。这不见得是死者的东西。我从这根缎带得出结论,认为这法国人是条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要是说到头来,推论得不对,那么我在报上登这么段广告,也没坏处。如果错了,他也只会当我看了某些表面现象搞错了,决不耐烦来盘问我。可要是对了,我就达到目的啦。这法国人虽然跟这件人命案子无关,却知道这件案子,他见了广告,势必再三犹疑,不敢就来认领猩猩。他心里会这样想:——我可没罪;我人穷;猩猩可值一大笔钱——对我这种处境的人来说,这确是件宝贝——何必庸人自扰,因担心出事而把猩猩白白送掉呢?猩猩就在眼前,一伸手就可抓到。这是在布伦林里找到的——离开惨案现场老远老远呢。怎会给人疑心这勾当是头凶兽干出来的呢?警察都束手无策——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就算他们追到了这头畜生,也无法证明我知道这件人命案子,也不会因为我知情,加我罪名啊。尤其是人家已经知道我了。登广告的指出我是这头野兽的原主。真不知他到底摸了我几分底。要是白白放弃值这么一大笔钱的宝贝,人家又知道是我的,岂不叫人对这头畜生起疑。要我引人注意,那可不行,要我引人注意那头畜生,也不行。我要去应这广告,领回猩猩,好生看管,等到事过境迁再说。”

这工夫,我们忽然听得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准备好手枪,”杜宾道,“不过没我的暗号,可别开枪,也别露馅儿。”

屋子大门原本开着,来人没按铃就走了进来,走上几级楼梯。谁知,这时竟踌躇不决了。不久听得他下了楼。杜宾赶紧奔到房门口,倒听得他上楼来了。他没再往回走,下定决心一步步走上来敲敲我们房门。“请进来。”杜宾说,声调又高兴又热情。

进来一个汉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水手——长得魁梧结实,孔武有力,一脸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给人印象不坏。他脸上给太阳晒得黝黑,倒有一大半给络腮胡子和八字胡须遮掉。手里拿着根粗粗的橡木棍,看上去身边倒没其他武器了。他笨手笨脚地鞠了个躬,用法国话跟我们道了“早安”,虽然有几分纳沙忒尔口音,但仍然听得出原籍是巴黎。“请坐,朋友,”杜宾道,“想必你是来领猩猩的吧。说实话,你有这头猩猩,真叫我眼红;这真是头出色的猩猩,不消说,非常值钱。你看有几岁了?”

水手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看他一副神情,就知道心里一大块石头落了地,接着他有恃无恐地答道:“我也说不出——至多四五岁罢了。在您这儿吗?”“不在;我们这儿可没关猩猩的设备。在附近迪布尔街的一家马房里。明儿早晨可以去领回。你当然是准备来认领的喽?”“那还用问,先生。”“我真舍不得。”杜宾道。“我并不想让您白白受累,先生,”水手说道,“我决不会昧了良心做事,我一定好好酬谢您——换句话说,只要合情合理,什么都行。”“好,”我朋友答道,“的确非常公平。让我想想看!——要什么呢?哦!说给你听听吧。我要的酬劳只有一点。就是请你尽量把毛格街这件人命案子全都告诉我。”

说到末尾,杜宾声调很低,而且很沉着。他就这样沉着地走到门口,锁上门,把钥匙收在口袋里。再从怀里掏出手枪,不慌不忙,放在桌上。

水手脸上顿时涨得血红,仿佛憋得透不过气来,一味在挣扎似的。他一骨碌跳起身,握紧木棍;但转眼又坐了下来,浑身直打哆嗦,脸色变得死白。他一言不发。我看了不由打心眼里同情他。“朋友,”杜宾对他客客气气地说,“犯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实在犯不着。我们对你并没安什么坏心眼。我拿君子的人格和法国人的人格向你担保,我们决不想害你。我完全知道你跟毛格街这件惨案没关系。可也不能否认,你跟这件案子多少有几分牵连。听了我刚才说过的话,你势必知道我在这件案子上,自有掌握材料的来路——你做梦也想不到。事情就是这么样。你并没犯什么罪,说真的,没有罪名。你原可以大着胆子抢一通,可你连抢劫这罪都没犯。你没什么好隐瞒的。没理由隐瞒。另一方面,就拿道义来讲吧,也应当把知道的一切都老实交代出来。眼前有个无辜的人,为了这罪名,关在牢里,只有你能说出谁是这件案子的凶手。”

水手听了杜宾说出这番话,才大大地定下心;只是原来那副肆无忌惮的神气一下子都没了。“老天保佑!”他匆匆缓了口气说道,“我就把这件事,尽我所知全告诉您吧;——不过我并不指望您信我一半话——要是指望您相信,才叫傻呢。怎么说我也是没罪的;万一我要因此偿命,也要全都说出来。”

他叙述的事情大体如下。不久前他航行到东印度群岛,跟一伙人在婆罗洲上岸,深入内地去游览。他跟个伙伴捉到了这头猩猩。伙伴死了,猩猩就落在他一个人手里了。归途中,猩猩野性难伏,害他费了不少劲,才终于带回巴黎,太平无事地关在家里,为了免得招惹街坊向他打听,徒生麻烦,他一直谨慎地把猩猩藏着,等到猩猩脚上给甲板木刺扎坏的伤口好了再说。目的就是想把猩猩卖掉。

那天晚上,或者不如说是出人命案的那天清晨,他跟几个水手玩了一通,回到家里,只见这头野兽待在他卧室里,原来它是从隔壁一间密室里破门闯进来的,原还以为把它关在密室里不怕它逃走呢。猩猩拿着把剃刀,满脸肥皂泡,坐在镜子前,打算刮脸,不用说,准是从前它打密室的钥匙洞里看到主人这么做过。眼看这么凶猛的一头巨兽,手里拿着这么危险的一把凶器,又使得这么熟练,他不由吓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是好。他一向用鞭子压服这头猛兽,哪怕野性大大发作时也压得住,这回他又用上了鞭子。猩猩一见鞭子,顿时跳出房门,奔下楼,真是不巧,有扇窗子正开着,它就跳出窗子,逃到街上去了。

法国水手大失所望地追了出去;这头猩猩,一手仍然捏着剃刀,不时停下脚来回头看看,对追赶的人挤眉弄眼,指手画脚,等到快给追上了,才又逃跑。这样追来追去追了老半天。这时快清晨三点钟了,街上一片死寂。逃到毛格街后面一条胡同里,猩猩看见列士巴奈太太家四楼寝室那扇开着的窗子里有灯火,不由得留了神。它奔到屋子跟前,一眼看见避雷针,就身手异常矫捷地顺杆爬了上去,百叶窗子正巧敞开,靠着墙,它一把抓住百叶窗,趁势纵身一跳,跳到床头上。这一套功夫不消一分钟就要完了。猩猩一闯进房里,百叶窗就又给踢开了。

这时,水手心里又喜又急。喜的是,这回大有希望把野兽重新抓住,因为它既然自投罗网,就不见得逃得出来,要么顺着避雷针爬下来,只要下来就可以截住。急的是,这畜生不定在屋里会干出些什么来,真是放心不下。这一想,他就照旧紧追不放。要爬上避雷针倒不难,尤其是个水手更不在话下;可是刚爬到齐窗口,窗子离开他还有一大截子路,就爬不进去了;至多只能探出头去看看房里的情形。这一看差点没把他魂吓掉,失手摔下来。就在这时,半夜里传来凄厉呼叫,惊醒了毛格街居民的好梦。列士巴奈太太母女,身穿睡衣,看来正在整理上文提到过的铁箱里的信件。这口铁箱原先就已推到房间当中,打开着,里头的东西全散在地上。被害人准是背对窗口坐着;从那头野兽闯进房里,到传出喊声这段时间看起来,她们大概没马上看见它。一定把百叶窗啪啪地响当做给风刮的呢。

水手朝里一看,只见这头巨兽早已揪住列士巴奈太太的头发(她刚梳过头,头发全披散开来),这时正模仿理发师,挥着剃刀,在她脸上乱刮。女儿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她早就昏倒了。这时,老太太的头发给揪了下来,她又喊又叫,拼命挣扎,猩猩原来大概没存恶意,这一来就勃然大怒,顿起杀心。猩猩那条铁臂使劲一挥,差点没把脑袋割下来。猩猩一见血,恰如火上加油,益发狠了。只见它咬牙切齿,两眼杀气腾腾,扑到那姑娘身上,伸出可怕的爪子,扼住脖子,扼得她咽了气才松手。这当儿,它眼睛骨碌碌地乱转,凑巧看到床头外边主人那副吓坏了的脸色,心里准没忘了催命鞭的滋味,顿时不再发火,反而害怕起来。自知难逃一打,就一味想掩盖犯下的血腥罪行,紧张不安地在房里跳来跳去;碰到什么家具,就一把掀翻砸烂,还拖开床垫。临了,先抓起小姐的尸体,塞在事后发现尸体的那烟囱里,再马上拉起老太太的尸体,从窗口一头扔下去。

猩猩拖着遍体鳞伤的尸首走到窗口,水手就吓得缩了回去,连爬都爬不动,只得顺势滑下去,赶紧马上回家——生怕这件惨案闹穿,害他受罪;惊恐之下,巴不得把这头猩猩的命运置之度外。大家在楼梯上听见的话,就是那法国人吓得失声叫出来的,当中还夹杂着那野兽神哭鬼号般的吱吱叫。

我没什么好再交代的了。猩猩一定是大家破门进去前,顺着避雷针逃出房的。它跳出窗口时准把窗子碰上了。后来,猩猩给失主亲自抓到,卖给植物园,得了一大笔钱。我们到警察厅长的官衙里报告了事实真相。杜宾另外穿插一些意见,勒·本才当场开释了。厅长大人尽管对我朋友有些好感,可是眼看疑案破获,掩饰不住心头羞惭,只好冷言冷语刺了一两句,聊以自慰,说什么不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让他说去吧,”杜宾认为犯不着搭腔,“让他发发宏论,他才安生。我把他将死,就称心了。话说回来,这件疑案他破不了,根本不像他想的那么是值得奇怪的事;因为老实说,我们这位朋友警察厅长尽管老奸巨猾,却欠缺深谋远虑。他有智无谋。只有头,没有身体,跟拉浮娜女神的像一样——顶多只有头和肩膀,像条鳘鱼。但到底不失是个机灵鬼。那套油滑手段特别叫我喜欢,他就是靠那套功夫以智囊闻名于世。我意思是说他只会否认事实,强词夺理。”

3 玛丽·罗热疑案

“毛格街血案续篇”

有一连串想象中的事同真实的事往往很相似。两者罕有完全巧合的情况。人们和事态形势通常都在改变这一连串想象中的事,这一改就显得事情并不十全十美,由此得出的推断也不十全十美。宗教改革就是如此:例如以路德教来取代新教。

——诺佛里斯:《精神学论》

凡是碰到巧合的事情,表面上看来离奇古怪,连一般有头脑的人都没法当做仅仅是巧合的事情,很少有人不是吓得糊里糊涂,毛骨悚然地对不可思议的事半信半疑起来,哪怕头脑最冷静的善于思索的人也是这样。我刚才说的这种半信半疑,根本没有思维的那份力量,所以只能说成是心情,这种心情往往抑制不住,除非参考机缘论,或者套句专门名词,就是或然率计算法。说起来,这种计算法完全是数学方法;因此我们就破例应用科学那种绝对准确性,去推测最难捉摸的事,没影没形的事。

按照时间前后来说,读者自会看出,我现在应约发表的这篇离奇案情,是一连串简直不可理解的巧合事情的主脉,其支脉或尾脉便是以前在纽约发生的玛丽·西西莉亚·罗吉丝血案。

一年前光景,我在一篇叫《毛格街血案》的文章里,尽力描写我朋友西·奥古斯特·杜宾爵士智力上一些非常惊人的特点,当时并没想到今后还会重新谈到这个题目。我的目的就是描写性格;铺叙了一连串荒唐事情,举例说明杜宾的个性,这个目的也就达到了。我原可以举些其他例子,但不必多引。不过,最近发生这些事情,过程惊人,叫我不由暗吃一惊,便又作进一步的描写。这些描写将带些抽茧剥煮的色彩。既然最近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我要是对多年的所见所闻,保持沉默,那真是太怪了。

列士巴奈太太母女惨死的案件一了,杜宾爵士顿时抛开那事,不予介意,他故态复萌,又喜怒无常地胡思乱想起来。我一下子也染上他的脾气,成天到晚,动不动就出神发愣;我们照旧住在市郊圣杰曼区那一套房间里,未来的事完全置之度外,只图安安静静地享个眼前福,将周围一片浑浑噩噩的世界,织成美梦。

可是这些美梦总是要给吵醒的。不难想象,我朋友当初在毛格街惨剧里扮演的角色,给巴黎警察厅的印象,并未磨灭。杜宾的大名在巴黎警察厅的探员看来早已家喻户晓。他用来破案的那种性质简单的推论,只讲给我一个人听过,警察厅长和其他人都从没听他讲过,无怪乎外界把这事当做奇迹一般,无怪乎杜宾爵士的分析能力给看做全凭直觉的事了。其实他只消老实的说破一下,向他打听的人个个都会消了这种偏见;可是他懒散成性,凡是碰到不再感兴趣的事,总是懒得多费口舌。就这样,他竟成为巴黎警察眼里的红人;警察厅请他参与侦查的案件也着实不少。其中最突出的一件,就是一个名叫玛丽·罗热的姑娘被害这件血案。

这件事情大约就发生在毛格街惨案发生的两年以后。玛丽是寡妇埃丝台尔·罗热的独生女儿,她的姓名跟苦命的“卖雪茄烟女郎”相仿,所以一提就引人注意。她幼年丧父,自从父亲故世后,直到本文作为题材的凶杀案发生前十八个月内,母女俩始终住在圣安德烈街;老太太在那儿开了家公寓,玛丽帮着料理一切。母女俩就这样过着日子,姑娘二十二岁那年,有个香水铺老板看中了她的绝色。那人在皇宫的地下商场中开着家铺子,顾客多半是横行那带街面的一批无法无天的光棍泼皮。勒·勃朗先生心里有数,雇了漂亮的玛丽在香水铺里站柜台,包管有利可图;经他重金礼聘,那姑娘竟然急急忙忙的一口应承了,只是老太太多少还有几分犹豫。

老板倒没料错,全亏这个活泼的女店员那份魅力,他的铺子顿时丑名四布。她做了一年光景,忽然店里不见她的人影,害得那班慕色之徒个个失魂落魄。勒·勃朗先生说不出她为什么不在,罗热太太急得心乱如麻,吓得毫无主意。报纸马上当做了题材,警察厅正想认真调查一下,谁知过了一个礼拜,有天早晨,玛丽又好端端的出现在香水铺原来那个柜台上,只是有点愁眉苦脸罢了。除了私交性质的问候之外,凡是打听消息的,当然都讨得个没趣。勒·勃朗先生照旧装作毫不知情。碰到人家问起,玛丽和老太太一概答称上礼拜她住在乡下一个亲戚家里。这样事情就逐渐冷了,大家也都忘怀了;说起这姑娘,装作想摆脱人家专门打听的那种岂有此理行为,不久索性跟香水铺老板辞了职,回到圣安德烈街她母亲家躲起来了。

回到家里,过了五个月,她又突然失踪了,害得朋友个个放心不下。一晃三天,还是毫无下落。到了第四天,竟发现她的尸首漂浮在塞纳河上,靠近圣安德烈街那一区的对岸,离开罗尔关附近那片荒僻区域不远的一个地方。

这事一看就明白是件谋杀案。这件谋杀案的惨无人道,死者的年轻美貌,尤其是她生前的丑名,事事都引得敏感的巴黎人大为兴头。真记不起还有哪件事能这么轰动一时,风靡全市的。好几个礼拜来,大家全都一味谈着这一富饶兴趣的话题,连当前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搁在一边。警察厅长特别卖力;全巴黎警察的力量当然也都发挥无遗。

尸首刚初发现,大家都以为凶手逃不了,因为事隔不久,就马上进行侦查了。谁知不到一个礼拜,反倒认为必须悬赏不可;就是当时,这笔赏格也只有一千法郎。同时,侦查工作也在大力进行,虽然并不是永远判断正确,不少人还受到传讯,就是问不出结果来;由于这件疑案一直找不到什么线索,人心就越来越骚动了。过了十天,警察便认为最好还是把原来的赏格加上一倍;又过了一个礼拜,还是毫无眉目,巴黎人对警察素有成见,这时便数度酿成严重的骚动,警察厅长终于一口气提出两万法郎的赏格,“赏给悔罪投案自首的凶手”,如果凶手查明不止一人,那么,“每一名自首的凶手都有赏”。在悬赏的公告上,宣称凡是出首密告同谋的凶犯,一概免予追究;官方公告张贴在哪里,哪里便附有市民委员会的非官方告示,说除了警察厅出的赏格,另外再赏一万法郎。这样,整笔赏格就等于三万法郎了。想想这姑娘低三下四的身份,再想想类似上文交代的那种凶杀案,在大城市里一向层出不穷,这笔赏格真可算特别优厚啦。

这下子大家都深信这件谋杀马上就会真相大白。但虽然有一两回,逮捕了几帮人,原以为案子就有分晓,谁知还是一无结果,那几帮嫌疑犯跟这案子根本毫无关系,只得将他们立即开释。尸首发现了三个礼拜,案子还无一点眉目,说来也怪,在这段工夫中,这件惑乱人心的事件,连一点风言风语都没传到我和杜宾的耳里。我们俩人正专心一意的埋首研究工作,有个把月没出过门,也没接见过客人,只是随便翻翻日报上的头条政治新闻罢了。这件谋杀案的消息还是警察厅长头一个亲自来告诉我们的呢。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两三点钟,他来探望我们,一直跟我们坐到深更半夜才走。他想尽各种办法,搜寻凶手,结果总是白费心机,不由气得半死。他怀着巴黎人特有的神气说,这事有关他的声望得失,甚至关系到他的名誉。老百姓都对他瞩目以待;只要这件疑案能渐见分晓,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他把杜宾的所谓机智捧上三十三天,扯完一番笑话,还着实豪爽地向杜宾直接提出个建议,至于这个建议究竟是什么,我觉得不便发表,好在这跟正文无关。

我朋友把那番恭维尽量奉还,对那个建议倒马上接受了,虽然这些好处完全是说过就算。这问题谈妥了,警察厅长顿时滔滔不绝地说明自己的见解,话里还带到有关证据的长篇宏论;这些证据我们连听都没听到过。他谈了不少,不消说,谈是谈得很博;随着黑夜恹恹地过去,我时时斗胆向他提意见。杜宾一动不动,坐在一向坐惯的那张扶手椅里,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在会客过程中,他始终戴着眼镜;我时时朝那副黑镜片下面溜上一眼,就知道他虽然悄悄偷睡,但一直睡得很甜,足足睡了七八个钟头,警察厅长才告辞。

第二天早晨,我在警察厅里搞到一份案情证据记录,并且还在各家报馆,把全部登载这件惨案确实消息的各种报纸配齐一份。剔除了查明不确的材料之外,全部报道如下:

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早晨九点钟光景,玛丽·罗热离开圣安德烈街母亲家。临走时,她通知一个名叫雅克·圣·厄斯塔什的,说要到特罗姆街姑妈家去玩一天,就通知他一个人。特罗姆街是条又短又狭,人口稠密的街道,离开塞纳河岸不远,从罗热太太开的那家公寓到那儿,最近一条路要走两英里左右。圣·厄斯塔什是玛丽心头默许的未来夫婿,就寄居在这公寓里,一天三餐也都包在那里。原来讲定天一黑,他就去接未婚妻,陪她回家。谁知,到了午后,竟下起瓢泼大雨来了;他心想她准会在姑妈家过夜,以前碰到这种情形,就是在外过夜的,因此他就觉得用不着去接她了。罗热太太是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七十岁了。天一黑,就听见她说,恐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玛丽了”;不过当时这句话并没引起注意。

星期一,查明这姑娘原来并没到特罗姆街去过;等到这一天过去,还是杳无音讯,才分头到城里城外几处地方找寻,可惜来不及了。她失踪后三天,还是下落不明。等到第四天,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一个名叫博韦的,和一个朋友,在圣安德烈街对面的塞纳河岸罗尔关附近打听玛丽的下落,听说几个渔夫发现河上漂着一具尸首,刚把尸首拖上岸来。博韦看到尸首,迟疑了一会,才认出那是香水女郎的尸首。他朋友倒干脆,一下就认出来了。

尸体满脸都是发黑的血迹,有些血是嘴里淌出来的。仅仅是淹死的人,嘴里都有白沫,她可没有。细胞组织并没变色。喉部有淤伤和指头的掐痕。两臂弯曲,搁在胸口,僵硬了。右手捏紧拳头,左手半捏半松。左腕上有两圈擦伤,分明是几根绳子,或者是一根绳子绕上两三道勒出来的。右腕一部分也有不少擦伤,整个背部也都是擦伤,肩胛骨伤势尤其严重。渔夫用绳子缚住尸首,才把尸首拖到岸上,但尸体上的擦伤没一处是拖出来的。脖子肿得厉害。看不出有什么创口,也没有殴打出来的淤伤。脖子上发现有根花边带子紧紧勒着,勒得简直看不见,完全陷在肉里,就在左耳下面打了个结。光是这根带子就足以致命。验尸证明,肯定死者失了身。据说她遭过奸污。尸首发现时,那副样子,朋友一看就不难认出来。

衣服不是撕得破破烂烂,就是弄得凌乱不堪。外衣上有条一英尺来宽的破布片,从裙边直撕到腰际,但并没给撕断。围腰绕了三圈,在背上打了个索结。紧贴着上衣的那件衣裳是细布的;这件布衣上给撕掉一条,有十八英寸宽,完全给撕下来了——撕得非常均匀,而且撕得非常小心。原来撕下的这条布,就绕在她脖子上,松松扎着,打了个死结。这块细布条和那条花边带子上,系着帽带;那顶无边女帽就连在帽带上。帽带上的结不像女人打的,倒是个活结,或者是水手的领结。

尸首一经认明,并没照例送到陈尸所,因为这道手续根本多余,只是在起尸不远的地方匆匆埋葬了。在博韦的尽力奔走下,这事就此给遮盖过去;过了几天,才激动了公愤。有份周刊终于把这事当做题材登了出来;才重新开棺验尸,可是除了上文提到的,什么都没验出来。不过,这回死者的衣服全交给她母亲和朋友验看,完全证实确是姑娘出门穿的那身。

这时,群情激动,与日俱增。有几个人被捕,后来又释放了。圣·厄斯塔什嫌疑特别重;开头他根本说不清玛丽离家那个星期天,自己究竟在哪里。可是,后来,他把一份口供书交给了葛××先生,令人满意地说明他当天每一个钟头的活动情况。日子一天天过去,案情仍无眉目,外面流传着千百个互相矛盾的谣言,新闻记者纷纷忙着出主意。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玛丽·罗热还在人间——塞纳河上发现的那具尸首是其他冤鬼的。最好还是把涉及这种意见的文章,摘几段给读者看看。这几段是从《星报》上直译出来的,一般说来,这张报办得大有魄力:“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早晨,罗热小姐声称要到特罗姆街去看姑妈,或者其他什么亲友,就此离开母亲家。从那时起,就没人证明看见过她。根本没半点影踪,也没丝毫消息。……至今,根本没人前来说明,那一天,她离开母亲家大门后见过她。……说起来,本报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二十二日星期日九点钟以后,她还活在人间,但有证据可以说,九点钟以前,她还活着。到了星期三,中午十二点钟,罗尔关岸边发现漂着一具女尸。即使假定玛丽·罗热离开母亲家不到三个钟头就给扔进河里,这就是说,发现尸首那时离她出门也只有三天工夫——恰恰三天工夫。如果她确实遭到谋杀的话,那么说凶犯下手这么迅速,杀完还能在半夜以前把尸体扔到河里,简直是荒唐。犯这种滔天罪行的人,宁可在黑夜下手,决不肯在白天行凶。……由此可见,如果河里发现的尸体真是玛丽·罗热的话,那么尸体在水里也只有两天半工夫,最多三天。历来经验证明,凡是淹死的人,或者遭到凶杀后马上给扔进河里的人,其尸体需要六天到十天,才会腐烂,然后浮上水面。就是用大炮轰尸首,至少也得浸个五六天工夫,才浮上来,如果听任自流,又会沉下去。那么请问这具浮尸究竟怎么会一反自然规律呢?……如果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在岸上一直放到星期二晚上,那么岸上总会找到凶手的一些踪迹。就算这具尸体是死了两天才扔下水去的,会不会这么快就浮上来,也是个疑问。再说,任何坏蛋若像这里假定的那样,干下了这种谋杀案,没在尸身缚着重物就抛进河里,未免难以教人相信,因为这种毁尸灭迹的办法到底不费什么事啊。”

写到这里,编辑又进行论辩说,这尸体浸在水里“决不止三天,至少也有十五天了”,因为尸体腐烂不堪,连博韦也好不容易才认出来。可是,博韦认明尸首这一点,竟全部遭到否定。我把这段文章再翻译下去:“那么,博韦先生根据什么理由,说他肯定这是玛丽·罗热的尸体呢?他扯开衣袖,说看到特征,就深信这是罗热的尸身。一般人都认为这些特征是疤瘌什么的。他揉了下胳膊,发现上面有汗毛——本报认为,这个一想便知道是丝毫不足为据的——就跟伸手到袖管里去总会摸到胳膊一样。博韦先生当天晚上并没回去,只是在星期三晚上七点钟,送个口信给罗热太太,说她女儿的事还在继续调查。就算罗热太太由于上了年纪,再加悲恸,不能过河去(那倒讲得通),那么,如果有人认为真是玛丽的尸体,就一定有人认为值得过河去参加调查。可是并没人过河去。圣安德烈街上的居民对这事既没说起什么,也没听到什么,连一幢房子里的房客都没听见一丝动静。玛丽的情人和未婚夫,圣·厄斯塔什先生,就寄住在她母亲的房子里,他供称到第二天早晨,博韦先生到他房里,谈起这事,才知未婚妻的尸体找到了。像这么一条重大新闻,真没想到大家居然如此冷淡。”

这家报纸就这样拼命制造一种印象,叫人认为玛丽的亲戚对这件事如此冷漠,跟这些亲戚相信尸首是她的那种看法,完全矛盾。文章言下之意便是——玛丽为了贞洁问题受到非难,就此离开巴黎,她的朋友明知其事,却佯作不知;眼见塞纳河上发现一具尸首,跟那姑娘有几分相像,他们便趁机制造空气,让外界相信她死了。不过《星报》未免又操之过急。原来事实上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根本没有态度冷漠这回事;老太太身体虚弱得很,心里又是非常激动,所以什么心意都不能尽到;圣·厄斯塔什听到这消息决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伤心得神经错乱,急得疯疯癫癫,博韦先生只好求个亲友照料他,并且不让他去参加开棺验尸。此外,《星报》上虽刊载尸首重葬的费用是公家出的,说死者家属一口谢绝人家致赠一穴墓茔的厚礼,说死者家属一个也没出席葬礼——虽然,就像我方才说的,《星报》用这一切来加强该报蓄意造成的印象,可是这一切竟完全查无实据。在下一期的《星报》里,就对博韦怀疑起来了。编辑说:“兹闻目前本案有所变化。据悉,某次,贝××太太在罗热太太家,博韦先生正要出去,对贝××太太说,有个警察要来,还说他没回来前,千万别对警察说什么,让他自己去对付。照眼前情况来看,一本细账都在博韦先生的肚子里。没博韦先生,连一步也休想动;因为一动就会对他不利。……不知什么缘故,他打定主意,认为除他之外,谁都不必插手管账,根据一般男亲戚的说法,他举止非常奇特,把他们都挤开了。仿佛非常不愿让亲戚去瞻望遗体。”

根据下面一段事实看来,加在博韦身上的嫌疑更像真有其事。那姑娘失踪前几天,有人上办公室去找他,他不在,只见门上钥匙孔里插着朵玫瑰花,附近挂着一块水牌,上面填着“玛丽”的名字。

就我们从各报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得到这么个印象,似乎玛丽遭到一帮无赖的毒手——她给拖到河对岸,受到糟蹋,然后被杀。不过,《商报》,这份素有舆论影响的报纸,却竭力驳斥这种普遍的看法。我把这篇专论摘一两段下来:“本报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侦查途径显属错误,竟至前往罗尔关调查。像这么一个年轻女人,认识的人何止千百,不见得走过四条马路,竟没一个人看见;任何人看见她一眼就忘不了,因为认识她的人,都对她感兴趣。她出去那时,街上正是行人如梭。……她走到罗尔关,或特罗姆街,竟没碰上十来个人认出她,那可讲不通;但没人出首证明在她母亲家门外看见过她,除了供词上说到她表示要出去之外,根本没有丝毫证据,足以证明她的确出了门。她的外衣给撕破了,绕在身上,打了结,由此可见尸体就像包裹一样给扛着走的。如果血案是在罗尔关发生的,那就用不着花这番手脚。发现尸体漂在罗尔关附近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尸体由此扔下水中。……那个薄命姑娘裙子上撕下一条二英尺长一英尺阔的布条,绕着后脑,扎在颏下,大概是防止她喊叫的。这是身边没有手绢的家伙干的事。”

可是,警察厅长来拜访我们前一两天,警察厅获得重要情报,这看来至少可以推翻《商报》那种论调的主要部分。两个男孩,德吕克太太的儿子,在罗尔关附近的林子里游荡,碰巧钻进一片密林子,林子里有三四块大石头,堆得像把有踏脚板的靠背椅。上面一块石头,有条白裙子;下面一块有条丝围巾。在这儿还找到一顶阳伞,一双手套,一条手绢。手绢上绣着“玛丽·罗热”的名字。四下的荆棘上,发现有衣服的碎片。地上踩平了,小树压断了,样样都证明这儿打过一场架。林子跟塞纳河之间的那堵篱笆,也发现给推倒了,地面上有重物一路拖过的痕迹。

有份叫《太阳报》的周刊,对这一发现,发表如下意见——这仅仅是巴黎各报意见的应声虫而已:“这一切东西在那儿显然至少放了三四个礼拜;在雨水的冲洗下,全霉得发硬,而且霉得都粘住了。东西的四周全长着草,有些连上面也长着草。阳伞的绸子虽然结实,但绸丝都烂成一堆了。伞顶折叠的部分,全都发了霉,烂了,伞一张就破。……给小树勾破的外衣上几块布条,大约有三英寸阔,六英寸长。一条是外衣的褶边,还是补过的呢;另外一条是裙子上的,倒不是裙摆。看上去全像撕成一条条的,挂在离地面一英尺高的荆棘上。……因此,这场令人发指的惨案的行凶地点无疑已经发现。”

紧接着这一发现,又有了新的证据。德吕克太太供称,她在罗尔关对面,塞纳河岸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客栈。四边没有一家人家——特别僻静。每逢星期天,城里一批恶棍经常划了小船过河,上那儿去游览。出事那个星期天,下午三点钟光景,有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陪着一个姑娘到客栈来。俩人在客栈里待了一会工夫。他们一出客栈,就顺着路,往附近密林子走去。德吕克太太对那姑娘穿的衣服留神看过,因为这件衣服像她一个过世的亲戚穿的。她还特别注意到一条围巾。这对青年男女刚走,就来了一帮泼皮,吵得翻天覆地,大吃大喝一通,竟然分文不付,接着就见他们顺着那对青年男女的道儿走去,天快黑了才回来,行色匆忙的过河回去。

那天傍晚,天刚黑不久,德吕克太太和大儿子,都听到客栈附近传来女人的喊声。喊声又急又响。德吕克太太不但认出树林里找到的那条丝围巾,还认出了尸首上那件衣服。有个公共马车的车夫,叫伐仑士的,如今也供称他在出事那个星期天,看见玛丽·罗热,陪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乘渡船到塞纳河对岸。伐仑士认识玛丽,决不会看错人。林子里找到的那些东西,经玛丽的亲属证明,件件都是她的。

根据杜宾的指示,我亲自从各报上搜集到的证据和材料中,就只有一点没交代了——但看来倒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原来,上文提到的衣物刚一发现,随即就在如今一致假定的凶案发生地点,找到了玛丽的未婚夫圣·厄斯塔什断了气的躯体,或者说差不多断了气的躯体。身旁有瓶标着“鸦片剂”的空药瓶。闻了他的气味,就知道是中毒。他没开口就死了。身上发现一封遗书,草草述说他对玛丽的爱情,以及自杀的打算。“用不着我说,你就知道这件事比毛格街血案还要复杂得多,”杜宾仔细看完我的摘记,说道,“两件案子在一个重要关键上有所不同。这虽是件惨无人道的罪案,但倒普通。这里头没有什么特别越出常规的地方。你会说,正因为这个道理,这件疑案应该看成不容易破案,可是,正因为这个道理,这件案子却给看成容易破案。因此他们开头才认为用不着悬赏。葛××手下那班喽一下子就可以明白这么件惨案大概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他们可以凭空幻想出一种方式——不少方式,一个动机——不少动机;正因为这许多方式和动机里,不见得没一个真的,所以他们才认为其中当然有一个必定是对的。可是必须附带说明,虽然大家抱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幻想,个个幻想都似乎讲得通,决不能当做容易破案,应当看成难于破案。我早就说过,如果要探求事实真相,只须靠打破常规,就可以摸索出一条道理来,我还说过,像这种案子的真正问题,倒不在于出了什么事,而在于出了什么从没见过的事。在调查列士巴奈太太那幢房子的过程中,葛××手下那批警察,就是看到那种异常现象,才泄了气,不知怎么办是好,对一个会动脑筋的聪明人来说,这种异常现象,倒是最最可靠的成功吉兆;可是在香水女郎这件案子里,碰来碰去都是普通寻常的情况,这个聪明人难免灰心绝望,警察老爷反倒看做这是马到成功的事。“在列士巴奈太太母女那件案子里,咱们一开头侦查,就肯定是件凶杀案。一下子就打消了自杀这种想法。这件案子呢,咱们也可以一开头就抛开自尽的一切假定。在罗尔关发现的这具尸体,是在这个情况下发现的,因此不容咱们在这一重要关键上伤脑筋。不过有人认为,发现的尸首不是玛丽·罗热,就是为了要凶手翻然悔悟,才跟警察厅长商议好悬了赏,只要凶手投案就行。咱们一向摸熟厅长大人的脾气。不宜过分相信他。如果先从发现的尸体着手调查,再去追查杀人犯的话,倒发现这不是玛丽的尸体,是别人的;换个办法,如果当做玛丽活在人间,着手调查,找到她竟没被害——这两种做法都吃力不讨好;因为跟咱们打交道的是葛××先生,因此,就算不是为了伸张正义,咱们为了自己起见,头一步也必须肯定,这尸首确是失踪的玛丽·罗热。“《星报》的论调对群众有过影响;而且这张报纸也自以为了不起,有一篇谈论这题目的文章,一开头就说,当今几家日报都谈到星期一版的《星报》上那篇毋庸置疑的文章。这份口气真大,对我来说,这篇文章除了作者那份热情之外,看不出什么毋容置疑的地方。可别忘了,一般说来,报纸的目的就在于耸人听闻——制造舆论——并不在于促进真相的大白。只有碰到后一目的看似跟前一目的相符,才追求后一目的。一张报纸要是人云亦云,不管这看法多么有根有据,在群众中可博不到好评。一个人只有发表与众不同的惊人之言,一般人才会认为他渊博。推论跟文学一样,立即受到普遍赞赏的就是惊人之笔。可是在推论和文学中,这种惊人之笔最不足道。“我的意思是说,《星报》上认为玛丽·罗热还在人间这种说法,与其说有什么事实成分,倒不如说是故作惊人之笔,还含着传奇剧的味道,因此《星报》才提出这个说法,读者才会大大欢迎。咱们研究研究这张报纸评论的要点吧;一方面得尽力避免跟报上发表的那种论调矛盾。“作者头一个目的就是表示,从玛丽失踪到找着浮尸这段时间太短,所以这不可能是玛丽的尸首。这一来,把这段时间距离缩小到最低范围,就立即成为推论者的目的了。为了急于达到这一目的,他一开头就来不及地作出单纯的假定。他说,如果她确实遭到谋杀的话,那么说凶犯下手这么迅速,杀了还能在半夜以前把尸体扔到河里,简直是荒唐。不用说,咱们马上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说那姑娘离开母亲家,不到五分钟就遭到谋杀,就是荒唐呢?为什么说血案在当天任何时间内都会发生,就是荒唐呢?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命案子啊。不过,要是这件血案发生在星期日上午九点到半夜十一点三刻这段时间里的任何时候,那就有充分时间在半夜以前把尸体扔到河里。那么说,这个假定就完全等于——血案根本不是在星期日发生的;如果容许《星报》这么假定,那就可以随它怎么假定了。那段文章开头一段说,……简直是荒唐等等云云。不管《星报》上怎么刊载,不妨想象作者脑子里真正存在着这种念头——如果这尸体确实遭到谋杀的话,那么说凶犯下手这么迅速,杀了还能在半夜以前把尸体扔到河里,简直是荒唐。我们认为,说这些话是荒唐的;照我们决心作出的假定,说尸体不是半夜以后扔进河里的,也是荒唐的。——这句句子其实是驴唇不对马嘴,但不像登载出来的那段文章那样颠三倒四。“如果我的目的,仅仅在于弄清是非,驳斥《星报》这一段论调,那干脆还是让它去来得太平,”杜宾接着道,“可是,咱们要了解的是事实真相,不是驳斥《星报》。那一句话原来就只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不过要紧的还是在字里行间找寻这些字句明明想要表达,而又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记者本想说,这件血案无论是星期日白天出的,还是黑夜出的,凶手不见得敢在半夜把尸首拖到河里。这个假定正是我抨击的一点。他们以为这件血案出在这么个地点,在这么个情形下,因此就少不得要把尸体拖到河里去。不过,这件人命案子可能就在河滨或者河上发生的;因此,不管白天黑夜,尸首随时都可以扔进水里,这种毁尸灭迹的办法最最明显,最最干脆。你回头就会明白,我这句话并不是说这事八成是这样,也不是说这事正符合我的看法。至今我并没想提到那件案子的事实。只想使你注意《星报》那篇文章一开头的片面性,提醒你一声,别相信《星报》那番意见的整个论调。“《星报》规定了这么个期限来配合先入之见,认为如果这是玛丽的尸体,泡在水里的时间不过片刻工夫罢了,接着就这么写:

历来经验证明,凡是淹死的人,或者遭到凶杀后马上给扔进河里的人,其尸体需要六天到十天,才会腐烂,然后浮上水面。就是用大炮轰尸首,至少也得浸个五六天工夫,才浮上来,如果听任自流,又会沉下去。“这番说法,巴黎各报都一致默认,只有《新闻报》例外。《新闻报》单就淹死者尸体这一段,尽力加以驳斥,举了五六个实例,说明被认为是淹死者的尸体,都无须《星报》强调的那些时间,就浮上来了。不过《新闻报》举出一些特殊例子反驳《星报》那一套说法,打算对此加以驳斥,这里头未免有点道理欠通。就算举出的例子不是五个,而是五十个,证明尸体在水里浸了两三天后就可以浮起来,照《星报》的规律来说,这规律本身没给驳倒之前,这五十个例子仍旧只给当做例外。《新闻报》并没否认这规律,仅仅强调例外而已。既然承认这规律,就等于承认《星报》的论调照样有理;因为这个论调只企图触及尸体会在三天之内浮到水面上的可能性问题;有了这层可能性,那么幼稚的引证出来的例子,非多得足以成立一条相反的规律,《星报》的论点才立不住脚。“你一下子就会明白,要么不驳,要驳就要尽力把这问题上的一切论点都提出来,驳倒那个规律才行;因此,咱们就得来看看这个规律的根据。说起来,一般人体比起塞纳河的水,既不轻,也不重;换句话说,人体的比重,在通常的情况下,大约等于人体在淡水里的排水量。骨架小肉多的胖子,往往比骨架大的瘦子要轻得多,一般女人也比男人轻得多;再说河水的比重,多少要受海潮涨落的影响。不过,先不谈潮水问题,人体哪怕在淡水里,也不大会自动沉下去。任何人,一掉进河里,几乎都能浮在水上,只要能维持水的比重和本身的比重平衡就行了——换句话说,只要听凭整个身子浸在水里,尽量不露在水面上就行了。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水里应当保持在陆上走路的人那种笔直的姿势,头完全向后仰着,浸在水里;单单让嘴巴和鼻孔露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可以毫不费事,也不费力地浮着了。不过,人体的重量和排水量显然要平衡得恰到好处,稍微一动就会引起人体过重,或是排水量过重。比如说,从水里伸出一条胳膊,就会失掉水的支持,增加身体的重量,整个头部就会沉下水去,相反的,偶然凭了极小一块木头的助力,倒可以冒出头来,朝四下看看了。说起来,一个毫无游泳经验的人,在水里挣扎,总不免举起胳膊,同时还尽力直挺着脖子。结果嘴巴和鼻孔就浸在水里了,在水底,拼命想吸气,肺里就吸进了水。胃里也吸进不少水,肺里和胃里原本装的是气体,现在装满了液体,重量就不同了,整个身体也就沉得多了。一般说来,重量不同,就可以使身体往下沉;不过骨架小,浮肉或脂肪特别多的人,却不会就此沉下去。这种人就是淹死了,还照旧漂着。“尸首假定沉在河底,一定要等到凭借什么助力,比重又轻于排水量,才会重新浮起来。尸体烂了,或是起了什么变化,才会浮上来。一烂就生气体,细胞组织和五脏六腑都胀满了,浑身就此浮肿,看起来实在吓人。在这种发胀的过程中,尸首的躯体就显着变大,但体量或体重并不相应变大,比重变得比排水量轻,立刻就能浮出水面。不过尸体的腐烂受无数情况的影响而变化——受无数媒介的影响,或者提前,或者延迟;比方说,气候冷热的影响,水里矿物质或纯度的影响,水的深浅的影响,水流湍急或停滞的影响,尸首体温的影响,死者生前害病不害病的影响。因此,咱们显然没法说准,尸首在哪个时刻一定会烂得浮上来。在某些情形下,不消一个钟头就会浮上水面;在某些情形下,说不定永远也不会浮上水面。注射一种化学针剂,动物的躯体就可以永远不烂;升汞就是一种。不过除了尸体腐烂之外,由于胃里菜蔬的酸性发酵作用,胃里可能产生大量气体,这倒是常有的情况,其他器官里也会由于其他原因产生大量气体,这样,也能促使尸体发胀,浮上水面。大炮开一炮,只是起震动作用。这样就会把尸体从陷身的淤土或烂泥里解脱开来,其实其他媒介早就准备好促使它浮上来了;或者也会把一部分腐烂的细胞组织那种黏附力轰掉,在气体的影响下,五脏六腑就此装满了气。“咱们把这个问题的全部道理弄清楚了,就不难用来试试《星报》那番说法是否对了。这张报纸说,历来经验证明,凡是淹死的人,或者遭到凶杀后马上给扔进河里的人,其尸体需要六天到十天,才会腐烂,然后浮上水面。就是用大炮轰尸首,至少也得浸个五六天工夫,才浮上来,如果听任自流,又会沉下去。“这样看来,整段文章必定是套前后矛盾、没条没理的废话。历来经验并没告诉咱们淹死者的尸体需要六天到十天的工夫,才能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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