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旅宁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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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试读：
题识
余欲纂《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光阴荏苒，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逾四周年。追怀2006年秋谒先生于西安城南住所，复承教诲，一别遂不获再见。先生平生志事，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云。先生治学，肇始于民国晚期，充实于建国之十七年及“文革”十年，光辉于新时期，故分四卷，缕述始末。先生论著大都已结集出版，早年文编《茭蒲青果集》及《谈艺录》已交出版社，惟有旧体诗集《梦圆集》、版刻碑拓题跋、论学信札尚待刊行。故未能一一撮举。仅著目录系年附后。尚希知者纠其谬误缺失，所深望焉。
拙稿撰写过程中，承童教宁师母、黄寿成师兄暨学长贾二强、辛德勇、郭绍林、张治江、赵望秦、宋平生、毛双民、黄利平、李向群、龚祖培、庄剑、王其祎、周晓薇、陆三强、郭天祥、吴德翔、刘范弟、郝润华、马雪芹、段晓春、多洛肯、刘影、董运来及祝总斌、周勋初、安平秋、曾枣庄、刘琳、孙晓林、刘九生、杨成凯、唐刚卯、缪元朗、杜泽逊、刘玉才、吴鸥、任士英、王元林、张耕华、李乔、扬之水、徐立、章景怀、张玮、吴受琚、顾潮、孙晓修、吕姮、杨同甫、陈丽菲、宋艳萍、江澄波、完颜绍元、顾青、俞国林、李天飞诸先生惠予指教帮助，谨致谢意！受业曹旅宁谨识2012年12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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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卷一1925-1948年〇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年） 先生一岁
是年十月十四日（阴历八月廿七日），先生出生于江苏常州。名永年。1945年后，曾用茭蒲青果室、永宁室、广记盦、茭青文苑、龙池精舍、心太平盦、树新义室等自榜书斋。
先生祖父黄太公，江阴西乡黄家坍（为长江中的沙洲）人，太平天国后发迹，拥有田地三千亩，育有三子，此公极其节俭，坐火车只(1)肯乘末等车，先生出生前已逝世。先生云：据抗战时他在乡下所见清末修《黄氏宗谱》，始迁祖某某是在明代初年从江西迁来的农民，(2)实际上是逃荒逃到了长江江边当时还荒僻的地方以谋生。
先生父黄钺，黄太公第三子，析产得良田八百亩。一夜赌输二百亩。能读《三国志》。抗战爆发后，投身抗日地方武装，后为奸人所害。
先生母亲程华，常州人，出身望族，与吕思勉先生母程氏太夫人同族，为程氏太夫人之侄孙女。生子一人。后终身执教小学，1956年冬病逝。
先生语及常州人文荟萃对其的影响：“我原籍江阴，江阴在清代本为常州府所属八县之一，而我从小又生长在常州城里，因此有时也颇以常州人自居。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由于常州在清代出过不少名人，经学和词学都出过转移一时风气的常州派，古文也有和桐城派分庭抗礼的阳湖派（旧阳湖和武进两县治都在常州府城里），龚自珍且有《常州高材篇》之作，高攀常州似乎要神气一些。同时，小时候已知道常州在西晋时曾是毗陵郡，而江阴的前身暨阳县又是从无锡、毗陵两县分析出来的，因而对唐代毗陵刺史独孤及的《毗陵集》就不无(3)乡土之情，很想买一部以为寒斋藏书的光荣。”
先生生长于常州城里，曾以“茭浦青果室”榜其书斋，是因为先生家居常州青果巷，后门又是茭浦巷的缘故。旧时常州城内双桂坊书肆林立，天宁寺为常州著名古刹，先生旧诗中有句云：“记否儿时寒食节，天宁寺畔是吾乡”；“访书寻旧梦，双桂坊曾游。叹息流光(4)速，转头五十秋。”〇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年） 先生二岁〇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 先生三岁〇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年） 先生四岁〇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年） 先生五岁
上幼稚园。〇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年） 先生六岁
上小学一年级。〇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 先生七岁
先生家居上海市郊的引翔镇。〇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 先生八岁〇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年） 先生九岁〇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年） 先生十岁
先生为引翔镇引溪小学五年级学生，随母在商务印书馆河南路门市部购《小学生文库》（第一集）中的《人类的故事》中译本。〇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年） 先生十一岁〇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年） 先生十二岁〇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 先生十三岁
上初中二年级。抗战爆发，随父母逃难到江阴农村，读了半部《孟子》。〇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 先生十四岁
常州沦陷，先生在常州读中学。
先生云：“逃到家乡农村，在一个江心沙洲上。后来到常州城里安定下来。东洋鬼子一占领是杀人放火的，但也不能天天杀人放火，他们自己也搜刮民脂民膏，要吃饭，就平定下来。我就回来念书，当然那些学校都是在东洋鬼子控制之下，但是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说汉奸话。接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唯一不同的是，加了一门日语。日语老师是中国人，到日本留过学，他要我们知己知彼，反对日本也要了解日本，所以我学日语倒是认认真真学的。学校是东洋鬼子统治的，但是实际上东洋鬼子也管不了。这些老师从现在的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我自己还是用功看书的。”先生后来云“懂得几个‘卡纳’”，(5)就是指学过日语这件事。先生也学过英文。
先生云：“我开始接触学问，是1938年冬天在沦陷区常州城里地(6)摊上买到吕诚之（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
先生初中中学读书期间数学成绩绝佳，曾纠正几何课本上一道例题的错误。先生对美术课亦有兴趣，现在所能找到的美术课画作成绩(7)多为A+。〇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 先生十五岁
先生开始购藏版刻书籍。先生自述：“抗战爆发，逃难到江阴利港镇读了半年《孟子》和几篇古文，对古书开始有兴趣。不久沦陷的常州城区秩序稍微平定，我曾约了同镇的一位中学生进城买点古书过瘾，其中一部会文堂影印的胡克家仿宋本《文选》字体很好看，使我开始注意版本的好丑。所以我买书最初是先着眼于内容，同时兼讲版本；进而先讲版本，但也要看内容行不行。结果是经史子集四部都有一点，和专收某一类的做法不太一样。”
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同一书名、同一刻本、同一纸张、而尚有印本先后、纸张宽狭诸分别，价值即随之差异。”黄寿成《父亲黄永年的书缘》：“他一生好书，在上初中时就开始买书藏书，到上大学时他的藏书已具规模，记得父亲的老同学、济南大学的徐志刚教授就曾对我说：‘你父亲的藏书是我们同学中最多的，我曾经到过你们常州的老家，在那里看到你父亲的藏书，真多啊！我回到学校就和同学说：永年的藏书真多，他将来一定能做大学问！’说起藏书，父亲曾说：‘藏书不仅是一件高雅的兴趣爱好，而且其中妙趣丛生。’的确有些事情的发生真是奇妙。父亲在《藏书家》第6辑《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中提到了当时还买了会文堂影印的清人胡克家仿宋刻本《文选》，而这部《文选》以后发生的故事确实令人惊奇。父亲说，买到这部书后的一天，他一边读书，一边用毛笔写着什么，突然祖母在家中所养的那只大黄猫用爪子一打父亲手中的毛笔，在这部《文选》的书根上留下了一个毛笔的墨印。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蒙冤被打成右派后这部《文选》被卖出，过了二十多年这部《文选》却奇迹般地出现在北京琉璃厂的书店里，因为这部书也不是什么善本，父亲看到后只是随口说了句：‘这部《文选》原来是我少年所藏，有毛笔的墨印为证。’孰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此书后来被教育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得知购得，并送给了父亲，此书失而复得。父亲回到西安家中即拿出这部书津津乐道地说起这部书的故事，指着那个大黄猫所打出的毛笔印子给我看，并告诉我那只大黄猫名叫永虎，是祖母所起，与他排名。”
按：黄先生的收藏还包括碑刻拓片，经济条件允许时喜好藏名牌手表和金笔。笔者与黄寿成2011年8月在先生遗物中发现了一袋先生收藏的各种币值的旧版人民币，品相完好。〇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 先生十六岁〇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 先生十七岁
夏天，买到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〇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 先生十八岁
先生云：“就读于敌伪管辖所不及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即青云中学，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听了他讲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又经吕先生介绍购读了《古史辨》，认识了《古史辨》第七册的编著者童丕绳（书业）先生并成为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又成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按理讲我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研究先秦，1946年上复旦大学开始发表的学术文字如《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以及与徐中舒先生商榷‘委蛇’是虎抑蛇等便都是考先秦的事物。”
童书业《知非简谱》：“道过常州，寓念劬中学学生蒋克钧家，识承名世、黄永年。”先生自述：“见面是在另一位念劬中学的学生常州人蒋克钧家里。在座的还有一位是比我大几岁的承名世，常州三河口人，自学成名的山水画家。我们三人都是第一次见面，名世兄和童先生谈得多些，因为童先生也是山水画的能手，而且都喜欢明代沈石田、唐六如一路。记得他们这次合作画了好几幅，其中有一幅就是仿沈石田的《庐山高》。我虽爱看画，但不会作画。在古史上也正处在准备入门的阶段，提不出什么新问题、新见解向童先生请教。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这位史学家的不修边幅。他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得多，当时只有三十四岁，但头发之乱、衣服之烂且脏实在使我感到惊奇。后来才知道，这主要还不是抗战期间生活穷困所致，而是因为把全副心力用在学问上，无暇顾及穿衣、理发这类题外之事。”吕思勉赠黄永年联
从上海开明书店邮购《古史辨》第七册，刮目细读，从而接受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
先生云：从吕思勉先生受国文、本国史、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8)四门课，通读《四库提要》及《通鉴纪事本末》。
本年敌伪实业印书馆擅自印行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考证》一书收入了关于《水浒传》并后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和《镜花缘》等十余部明清白话章回小说的十七篇考证或研究文章。该书考定了一些作品的作者，并初步勾勒了他们的情况，理出了一些作品成书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对一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也作了大体说来算是比较客观和翔实的解说。先生云：后来他对古典小说研究发生兴趣与读到这本书不无关系(9)。〇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年） 先生十九岁〇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 先生二十岁
先生在常州买到由周越然、纪果庵、周作人、谢刚主、陈乃乾、谢兴尧所著《蠹鱼编》，民国三十二年上海《古今》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谈买书掌故的书。其中写谢刚主讲他民国十九年奉北平图书馆之命到江浙访书的《三吴回忆录》，先生从这里知道了不少藏书掌故(10)。黄永年诗稿手迹
先生考入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历史系。
先生在南京与青云中学老同学张寿平过从密切。经张介绍认识了(11)主持文学院的龙榆生先生，又在龙宅客厅见到了吕贞白先生。
先生在南京宝文堂以影印本价格购得徐钧（字晓霞）旧藏原本《金石苑》，并以丛书本价格购得杨继振（字幼云）批校本《两汉金石记》。龙榆生《题黄永年藏两汉金石记》：
苏斋此学古无俦，想见银灯细校雠。珍本流传谁护惜，吴门戈与贵池刘。
摩挲合遣有涯生，回首承平一怆情。犹喜汉唐文物在，宵深疑听忽雷鸣。
按：“吴门戈”指书上钤有戈襄、戈载的印记，“贵池刘”则此书复自杨氏归于刘世珩玉海堂，而刘乃安徽贵池人，所藏尤以唐人乐器大小双忽雷著称。
先生买到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的周越然《书书书》及新民印书馆初版的周作人《书房一角》。先生后来购藏鲁九皋《山木居士集》四大册旧抄本，就是周越然载于是书的旧藏。先生搜求郝懿行《尔雅义疏》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删节本则缘起于《书房一角》(12)。
先生从郭则豫先生学习篆刻。郭则豫先生时任教于中央大学南京部分中文系。先生曰：“到二十岁遇见郭则豫先生才真开始入门，郭先生字组南，号枫谷，所刻追踪黄牧甫，是一位真正的篆刻家，与时(13)下某些以斯道自诩者不可同日而语。”〇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年） 先生二十一岁
本年八月八日，日本投降。
先生有《乙酉七月感榆生师事敬遵去冬师为题景旧钞幸存录原韵成二绝句（七月五日）》：
朝露南都亦自倾，低徊夜气恨难平。梅村心事草堂泪，何处龙吟风雨声。
谈艺欢时意早倾，弱冠知遇说生平。深恩惭愧空余泪，常郡风流久息声。《龙榆生年谱》七月二十四日龙先生致张寿平函欲散书：“现拟将箧中藏书售去，以免他时化为劫灰。惟生平性命所托，亦颇多可爱之本，思得其人而授之。念足下与永年皆爱书成癖者，可否相约偕来，各就所爱分去，半卖半送。书得其主，我亦心安。异时相见有缘，犹(14)可向君家借读耳。”黄先生藏书中多忍寒故籍渊源于此。《龙榆生年谱》七月：“先生命门人黄永年在南京助先生整理图(15)书资料及稿件、信札等，时先生欲离宁赴庐山。”
先生有《乙酉七月赴南都专谒榆师盘桓旬日而返深宵话别握手谆谆授张叔未旧藏唐子产庙碑残石砚属为保存怀昔彊村太夫子授砚之图拟诸今日虽意境迥异而情致攸同师门知遇曷胜感焉因谨次某公题彊村授砚图原韵成兹一绝词意拙劣聊抒深情而已（七月二十六日）》：
深宵慰藉转无言，片石千秋气尚温。一样当年彊村老，更余兵气变川原。
闻君身价起龙门，送砚传薪义足尊。他日词章定流派，渊源应自溯彊村。
先生有《论诗杂作（十一月十日）》：
诗老渔阳振晚明，江河万古未易轻。试观绝句真州出，门户别开教后生。王士祯
清代经师劣韵语，任公此语吾不然。常郡自有渊如老，佳句应同仲则传。孙星衍（双行自注云：梁任公语见所著《清代学术思想概论》）
黄先生《王士祯跋藏〈左氏传说〉及其他》：“这里再谈我和王士祯诗的因缘，这已是抗战第二年整六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很偶然地得到一册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王士祯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整本的旧诗。所以就对这讲神韵说的王士祯诗有了特殊的兴趣。在初中二年级时买了部后印的金荣笺注本，甚至星期天都带上去校园阅读，接着是搜求久负盛名的林佶写刻本王诗《精华录》，还先后买过王撰《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和惠栋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以及王氏的《带经堂集》。”因此，黄先生对王氏的著作读得很熟。2011年9月25日夜，辛德勇学长在广州与笔者晤谈云：先生于《渔阳山人精华录》所收诸诗几能成诵。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回忆其1994至1997年间在参与编辑《四库存目丛书》期间，一次在邮电疗养院陪先生早餐，先生问泽逊里籍，泽逊奉答滕县，先生谓明人李流芳有诗“谷城山水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银”，后王渔洋过滕县，忆及李诗，而不知为何花，亦有句云“不见花开白似银”，当时先生神情如微醉之态，似临其境。此据杜泽逊2011年8月13日收到黄寿成所赠、笔者整理的《黄永年文史五讲》后，致中华书局编辑李天飞信札中所述。
先生有感遇诗：
山河忧患始重光，敢教将军气不扬。健卒纷纷满大宅，贤良衮衮闹城厢。未闻遗孑靡周土，惟道诸公来蜀方。野老沉吟忆旧事，湘师今又克洪杨。
先生有《闻忍寒师事（十一月十二日）》：
师门恩谊百年誓，耿耿此心岂有私。赐砚摩挲生气在，卫厂仿佛南都遗。翻成顺案应侧目，惟将泪声酬所知。海内梦梦直道尽，银铛鸣当宵深时。
先生有《校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毕率赋一绝（十一月十九日）》：
黎丘一出世挲摩，漫说惺吾眩技多。洗净匡庐真面后，双云毕竟尽虚讹。
此诗有自注：“《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赫烜日久，伪迹遂多，此传王世贞所跋藏宋拓本（有景印行世）实系翻刻（此事叶鞠裳已先我言之，见其日记中），后附杨惺吾跋，疑即杨氏所伪，彼固作伪老手也。然叶鞠裳所得本末楚厚追刻字尚未泐，因夸为北宋拓者（叶氏得云麾碑事散见日记中，方药雨《校碑随笔》亦言有楚厚追刻为宋拓即本叶说）。余近于常城市上亦见同样一本，纸墨甚旧，乃假归与原石新拓细勘，则此所谓楚厚追刻北宋拓者竟亦一翻本也。案叶氏藏宋拓云麾李秀、李思训二碑，刻双云阁印，后自知李秀碑为黎丘所眩，今则知其李思训碑亦为翻本，而双云尽属虚矣。此楚厚追刻伪本与原石新拓异同，余已悉心校出，暇当别撰一《宋拓云麾二伪本考》耳。”
先生有《读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竟题语（十一月二十二日）》：
碑版搜成语石业，奇编写广藏书诗。儒生面目依然在，度陇归来真堪师。
此书广见闻，先生购书及拓片多受此书影响。先生碑刻拓片收藏自1956年随校迁西安后日富，关中为唐碑志渊薮，由于地缘关系，北朝隋唐石刻拓本不断被先生收藏。且多写有鉴赏题跋并发掘其史事。其精美有逾其版刻题跋。但数量究竟有多少？已发表者寥寥，目前不好估计。笔者曾在先生遗物中发现陕西金石收藏家阎秉之转给黄先生的一封长安县委宣传部就长安县所发现一唐墓志形制、内容的答复油印信函，时间大概在七十年代初期。先生还藏有昭仁寺碑的一组局部缩小照片，是当地长武县东街照相馆拍来出售营利的。先生还藏有印有《碑林全集》字样袋中的一组孟邦雄拓片的照片并题跋。先生八十年代初从罗继祖手得罗振玉旧藏熹平石经残石未分售前集拓本，上有马衡马叔平长跋，此石后分归于右任、文素松收藏，后归西安碑林及上海博物馆。1976年春谢国桢与罗振玉嫡孙罗继祖在北京会面，欲求其家藏《熹平石经残石集拓》，而罗以箧中止一册未能与，可见其名贵程度。罗继祖与童书业有往还，童曾赠《南画研究》油印本与罗；罗则写有十点意见，见罗著《枫窗脞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
先生与苏州中学业师周侯于多有唱和。
先生有《和周师侯于自叹一首即用原韵》：
当年知遇定前因，一见先生气始伸。他日诂经记弟子，游塘许列旧传薪。(16)
先生此年与中大旧同学徐志刚多有唱和。
先生有《和志刚二十日来书所附七绝殆所谓欲哭无泪欲笑无声者非耶（六月二十五日）》：
往事心胸余眼波，荆榛未剪待如何。空觉江南暑气满，谁知血泪意偏多。
先生有《乙酉初凉世局丕变入京谒榆师寓竺桥师志刚弟处刚弟示以痛饮且消家国恨一语盖初闻捷音后口占者也沉吟久之百感交集代为写成望江南一首关怀身世情不能已矣（九月八日）》：
江南梦，天外捷音惊。痛饮且消家国恨，八年回首苦辛盈。犹有杜鹃声。
先生有《入京寓志刚弟处敬观其堂上来书真不觉泪之盈眶也至情感人者深矣因为赋此》：
游子梦，南北关河驰。尺素万金烽火重，丁宁阿母泪痕慈。此意惟儿知。
先生有《乙酉初凉入京寓志刚弟处志刚弟示口占痛饮且消一语为之成望江南未必工也归后无聊安静思得此商量只涌旧乡心以偶之因复赋此未知有当于刚之情否（九月十三日）》：
烽烟息，犹道鹃啼深。痛饮且消家国恨，商量只涌旧乡心。何日到平阴。
先生有《志刚弟寄此前半首来乃旧历五月中作欲用入上庠北大楼小祈祷堂景事以抒离情而讫未成者因为拟后半首足成之结句二语尚或有当予志刚之情否（九月二十三日）》：
闹罢蝉声五月天，风光已了旧时缘。笑谭己舍空追忆，欢娱申年总梦缠。北大楼高孤朗月，耶稣堂小断琴键。离情不数数辛苦，北望乡关闻杜鹃。
先生有《风雨中秋后同往年甲申乙酉三百年前同此伤心朗月难圆人亦如之余欲趋沪上自苦居大不易遥念京中故人多历艰屯万感交集莫此为甚心绪至紊转得镇静因吟此律寄志刚弟并秋萍大姊愿各相念奋勉云尔（九月二十六日）》：
月到中秋犹去年，阴霾风雨问钧天。快心词可何时吐，怨苦语今谁为怜。东瞩沪滨信难至，西念京国意缠绵。关怀姊弟寄斯语，万感交中志转坚。
先生有《志刚弟京中来书谓中秋夜与秋萍姊共度于小粉桥庭中月色清绝梧叶交映夜阑始返今忽忽又阅月矣余一赴沪上铩羽而归里居寂寞追念此情代赋斯绝（十月廿四日）》：
河山转眼几凋零，小聚因缘等梗萍。凉月夜阑流碧水，梧桐影落旧园庭。
创痍明月照依稀，北望关山何日归。鲁地风尘今更恶，渐寒弟妹愁无衣。
先生有《廿一夜梦与志刚秋萍同作（梦中共拟五题余先成此绝而寤默诵数过记此四句后入梦则秋萍五绝皆成授余未及审视旋觉矣此四句从荷叶已无而来绎其意首句当指忍师次句似指志刚末句则言时令耳是耶非耶何为而梦此真不可得而知矣十一月二十二日）》：
草木已凋霜雪后，鹧鸪又作争座辞。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枫黄秋老时。
先生个人此时亦有情感变幻之事。
先生有《世局丕变绮梦遂消家居多暇卧忆与珝君四年旧事填此小词下阕抒写近日心情此中辛苦真非他人得知也（九月十二日）》：
记得当年绮事娇，依稀应为问灵猫。春花阑屋心田语，夜月浸桥细柳要。经反复，转萧寥。兴亡更教识空泡。不因八载升沉梦，儿女浓情怎由消。
先生又有：
儿时旧地堪重寻，草木无情霜雪侵。易主楼台犹仿佛，归来不觉旧情深。
关河兵火未曾稀，深锁平阴消息微。收拾十年游子梦，谁知仍负三春晖。
青梅竹马一沉吟，愧未腰缠十万金。覆雨翻云人间惯，未许泪滴旧情深。
满腔哀怨诉谁知，怅对江南涕泪时。空忆竺桥灯下后，榴花照眼难咏诗。
先生又有《偶赋秋景（九月三十日）》：
更无人处为凭阑，好看江南山色残。极目平芜少雁影，秋光惟与夕阳寒。
在常州家中自学，通读从吕思勉先生处借来的三让睦记本《太平广记》。〇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年） 先生二十二岁
本年，先生往上海博物馆谋职，因只有高中文凭，只能担任助理员，遭先生拒绝。
先生自述：本来我不想读大学，大学有些东西不见得高明。原来有人给我介绍工作，很抱歉，只有高中文凭，不行。高中文凭只能当助理员，去助理谁呢？老子不干！后来去读大学，本来想读北大。结果没有去……当时已经打内战了，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不放心。我想读光华大学，因为吕思勉先生在那里当系主任，光华大学是私立学校，贵得不得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考复旦大学呢？我说复旦算什么。以前我妈妈她们讲到复旦大学是非常鄙视的，因为复旦大学抗战前是私立学校，说它是野鸡大学。光华的学费很贵，我妈妈借了点钱，东拼西凑。人家跟我说，复旦大学现在是国立大学，不收学费。我一听，这还不错，所以读了复旦大学。
本年，先生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国文试卷题目叫《孔子与墨(17)子》，中文系主任陈子展给先生的卷子打了100分。陈子展曾说他生平曾给入学国文试卷打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100分其一为黄永年，98分则杨廷福也。(18)
选修丰县蒋天枢所开“大一国文”。
先生有《看雨忆旧（六月十日）》：
榴花着雨万顷泉，忘却江南五月天。犹忆忍寒庐曾往，推窗山晓满城烟。《顾颉刚日记》九月十三号星期五（八月十八）：“丕绳偕黄永年、常厘卿来。”
先生自述回忆在1946年第一次晋谒顾颉刚的情景时说：“我这时已通读过《太平广记》，曾用《广记》的材料纠正博物馆根据罗振玉旧说认明器中有角兽为魌头的错误，很想进而用《广记》来对两《唐书》作校注，那天便向顾先生报告了这个想法。事后丕绳先生说：‘顾先生对你印象颇好，说《太平广记》是部大书，能通读就很不容易。’”《顾颉刚日记》十月五号星期六（九月十一）：“晤宽正、丕绳、大沂、名世、黄永年等。”
十月六号星期日（九月十二）：“丕绳偕黄永年来”；“应童丕绳邀，到大舞台看白玉艳演《李十娘》、《青石山》及《斩经堂》、《夜战马超》。晤承名世父子及丕绳、永年。”
冬，先生在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购得陈寅恪先生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先生《我和唐史研究》说：光读古籍，不接受“五四”以来史学界的新成果，仍有成为乾嘉学派末流以至冬烘学究的危险，因此也得在这方面花功夫。记得上大学时，曾用一两个月时间到图书馆把当时较有声誉的学术期刊如《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辅仁学志》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全部浏览一遍，就是为此目的。
先生曾云：“研究唐代文史的兴趣也在这时产生了，引导者即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1946年冬天在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买到的，同时还买到寅恪先生的另一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过当时看不懂，看懂且引起兴趣的是这册《述论稿》。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那样看热闹的；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几十年后我从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里看到这样的话：‘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想，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吗？这种科学方法把我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我至今仍深深地感谢。“但当初我还没有直接接触唐代政治史，而是先从文化领域下手，这又有个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毕业、到其时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混了半年回常州自学后，曾从吕诚之师处借来《太平广记》通读。《广记》中多数是唐人的杂记小说，使我能利用来解决一些唐代文化上的问题，首先是‘魌头’问题。‘魌头’者，据《大唐六典》、《唐会要》等本是‘方相’一类的东西，《太平广记》记载‘方相’变怪之事甚多，从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荆编扎成形在送葬时开路驱邪的，并非埋进墓里的明器，‘魌头’自亦如此。因此其时博物馆里把唐三彩中怪兽状的明器按照罗振玉所说标为‘魌头’，显然是错误的。1946年冬天我写了文章在上海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上发表，很快博物馆就去掉‘魌头’的标签改标为‘镇墓兽’。由此我还写了(19)一系列考证明器的文字。”
先生始作明器的研究论文，包括：《明器称谓考》、《方相的流变》、《魌头与方相》、《论木明器在古明器中的地位》、《战国汉唐明器中的木俑（上）》、《战国汉唐明器中的木俑（下）》、《汉唐明器中的木马》、《论唐代明器中的瓦质明器》、《唐代的十二神——文物随笔》、《“十二支神像”补考》、《时傩中的十二兽》、《唐代的玩偶——新妇子》、《宋代的明器制度》、《元明的明器制度》、《近代的明器制度》、《玉俑》、《评古明器图录》。
我国第二部明器专书的作者，时任厦门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读到上述讨论明器的文章，通过上海市立博物馆致函先生，一是同意先生将“魌头”应正名为“方相”的见解，二是索取《文物周刊》第10期上那一篇（按：《方相的流变》）。从信中的口气他不知道先生只(20)是个大学一年级生。先生回了信，寄了那篇文章的剪报。
十一月，顾颉刚至复旦大学授“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商周史”课。先生云：“我听课就在此时。顾先生并不擅长讲课，喜欢写黑板，可惜不久即忙于别的事情没有能再来。我这辈子听顾先生讲课就这一(21)回，记得只有两次，大约四节课。”
十二月，先生开始为顾颉刚先生写作历史读物《中国通史》，至1948年4月，先后成书六章。〇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 先生二十三岁
先生本年与顾颉刚往来密切。《顾颉刚日记》一月十一号星期六（十二月二十）：“丕绳告我，黄永年语彼，近日周予同在复旦讲堂上大骂我，谓我‘邪说横行’，此真怪事，我何邪说耶？总之，我加入上海学术界便是罪，使海派惴惴不安者，我之过也。惟念当《古史辨》初出，予同亦颇捧场，何前恭而后倨耶？无他，以前无利害关系而今则相迫相摩耳！我之树敌，皆由此来，孟真如此，煨莲如此，晓峰如此，赞虞如此，宾四如此，正不必责予同矣。予是以决绝去复旦，使彼辈得高枕而卧也。”《顾颉刚日记》二月十六号星期日（十二月廿六）：“写静秋、毛以亨、叶维清、颐萱、黄永年、高瑞兰信。”
八月九号星期六（六月廿三）：“诗铭偕黄永年来，留饭。”
十二月十三号星期六（十一月初二）：“写伯庸、舜钦、庆棠、永年信。”《顾廷龙日记》二月二十日记由顾颉刚先生介绍先生赴合众图书馆看书。
沈津《由黄永年先生而想起的》：“我知道，黄先生对我的老师顾廷龙先生、潘景郑先生是很尊重的。我曾在顾师的日记中见到关于黄先生的四条记载，最早是1947年2月20日，顾颉刚先生介绍年仅22岁的黄先生去合众图书馆参观，其时，黄已是复旦史地系的二年级学生。而后来的三次都是在1952年的1、2月份，也是去合众看书、还书。”
本年四月，先生有《春游杭州》：
平生梦不到钱塘，谁意清明正客杭。记否儿时寒食节，天宁寺畔是吾乡。
麦饭冬青事已灰（双圈），临安无复梦粱哀（双圈）。谁知旧物湖山恨，又自文澜阁下来。
韬光照眼峰如画（双圈），柳浪惊舟水似珠（双圈）。客里清明才小住，不知身又过南湖（双圈）。
按：这句子中的双圈是蒋天枢先生加的，还加了个批语：“诗意潇洒，学绝句当于唐人风格中求之。”
上半年，童书业为丁山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代课，讲“中国沿革地(22)理”课。这是先生第一次正式听童书业讲课。
下半年，先生为研究明器，曾由常州写信至南京金陵大学求购《长沙古物闻见记》。七月四日先生致函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敬启者：鄙人治明器之学，前于上海市博物馆友人处得知贵所刊有《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书（商承祚先生著，廿八年十月木刊本两册，刊贵所汇刊甲种中），备刊木明器制度甚详，渴欲一读，未知贵所此书尚有印本出售否？售价若干？如蒙示知，即当照汇请购一部也。又贵所所刊《金陵学报》复员后未知续有刊出否？乞将有关文史之卷数、期号及售价一并示之，俾乃购买为感！此致贵刊执事先生大鉴 黄永年顿首 七月四日。附邮盼复，赐示请寄“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
先生后以二万四千元购得一部，当时一万实为1939年时一元，大概还打了对折。该书有“成都杨泽写镌”字样及牌记“廿八年十月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印行”与版权页；书后所列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丛刊书目。同时先生还先后购求《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及《金陵学
(23)报》。
八月十七日，先生撰写《汉樊敏碑与唐樊兴碑》谓：“任乃强君撰《樊敏碑考略》一文，刊《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吴稚晖先生八十大庆纪念专号》，于其形制位置碑文拓本，考论备详。然文中有大谬者在，即述康有为之论此碑是也。”指出任乃强先生误引康有为论唐《樊兴碑》文字为论汉巴郡太守《樊敏碑》文字，因两碑均有樊府君之称。强调征引文献需要查对原书。这是先生撰写碑版文字，从事碑刻学研究之始。
先生在上海结识曹道衡，并应邀到其家观书。
曹道衡生于1928年，苏州人，出生在上海一个七代业医的中医世家。清末民初苏州著名的经学家、著有《礼经校释》的曹元弼为其叔曾祖，顾廷龙为其姨夫，潘景郑为其舅父，抗战胜利后考入无锡国专沪校。1947年后童书业执教该校，曹道衡为其弟子。后考入北京大学，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〇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年） 先生二十四岁
先生云：“在一九四八年年初，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钦《教坊记》和五代何光远《鉴诫录》，我则利用更早的《广记》所引刘宋时刘义庆《幽明录》和刘敬叔《异苑》等文字，并认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文章发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弃，由其夫人代笔作覆，还附赠刚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我又据以重读《白氏长庆集》，写了几条先生《笺证》所未涉及的札记——《汉皇与明皇》、《骊宫》、《行幸骊山季节》发表，其时已当解放前夕。”
按：陈寅恪先生有两篇构思十分精妙的文章。一篇是《桃花源记旁证》，一篇是《狐臭与胡臭》，堪称以小见大的典型。但无独有偶地受到两位被誉为“教外别传”的后学的修正，而且这两位后学都曾受教于吕思勉先生、又都推进了陈寅恪先生的学说，比那些一味推崇的凡是派成就要大得多。这在学术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关于前者，唐长孺先生撰写了《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至于《狐臭与胡臭》一文虽然篇幅不长，陈先生生前却十分看重。据卞僧慧先生撰文回忆，“陈寅恪晚年搜集旧著时，力有不及，或托诸友生。如《狐臭与胡臭》一文，曾刊在清华中文系一刊物上。1964年秋，周一良因事来穗，陈以搜寻此文相托。当时清华图书馆毕树棠先生，从二十年代即专司本馆中外杂志之管理，竟遍觅不得。此文刊出值卢沟变起前夕，曾否入藏，毕先生已难追忆。周先生转而他求，最后从出版时在系中任教之余冠英先生处得之。今收入《寒柳堂集》中”。而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就在上海《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日副刊）上发表过《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一文，对陈先生“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的见解提出了修正，认为“颇疑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相称，藉寓鄙弃于其中”。其后先生将剪报寄陈先生，陈先生让夫人代笔答复，并寄赠《长恨歌笺证》抽印本。《顾颉刚日记》三月卅一号星期三（二月廿一）：“到博物馆，晤丕绳、永年、大沂等。”
四月廿五号星期日（三月十七）：“丕绳、永年来。”
四月廿七号星期二（三月十九）：“黄永年来。”
十二月十九号星期日（十一月十九）：“丕绳、诗铭、永年来。”
八月，先生为研究古代明器制度，在上海修文堂购得罗振玉《古明器图录》，但这部中国第一部明器著作并不能令他满意。十八日先生特别撰写《评〈古明器图录〉》一文，略曰：
通常对古器物图录的批评，第一要审查所著录器物的真伪，其次再批评图版印刷的优劣。关于第一点，这部《图录》倒不生问题的，因为当罗氏收购明器时，明器本身尚未成为值钱的东西，自然也不会有伪器的产生；所以《图录》中所著录的一百六十一品，可信其件件为真，决无问题。至于图版，这《古明器图录》四卷，全据原物以照相珂罗版印刷，初印本印得极精美。
所以我们对它的批评，只需着眼于著录器物的命名与分类方面；换句话说，也就只集中于全书开头区区二页的“目录”上面。
任何古器物命名的通例，不外乎二种：一种是尽可能依据文献上旧有的名称而命名，我国旧时著录古器物便常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简便而不易发生重大的错误。还有一种是利用科学方法将古器物加以分类然后逐一赋予新定的名称；这种方法较前一种自然来得进步，不过非对考古学有相当修养的人不易下手。罗氏这《图录》编印于民国五年，时代相当早，当然不能苛求他采用科学的命名方法。不过依据文献上旧有的名称而命名，所谓“名从主人”的原则，罗氏至少应该知道的。何况他自己在《图录序》中也说：“估乃亟请明器之目，适案头有《唐会要》，检示之。”《唐会要》是见有明器名称最多的文献，可见依据文献上旧有名称而命名，罗氏也不是不能的。然而请看一看卷首的“目录”，那就全不是这回事了。（一）“目录”中对于人形明器通常给予“俑”的名称。其实以“俑”称人形明器，似乎仅通行于古代。而后世文献中通行的名称，却当叫做“偶人”。（二）“目录”中有“乐伎”的名称，其实在文献上当叫做“音声队”。（三）“目录”中有“十二月神”的名称，其实在文献上当叫做“十二时”。现在罗氏放弃文献中固有的名称而不用，却要杜撰一个相类似而且并不高明的新名词，如“乐伎”、“十二月神”之类，我真不明了罗氏究竟有什么用意，难道罗氏编印《图录》时，连《唐会要》、《宋史》之类的普通书还不完备吗？
然而这些名词虽出杜撰，究竟与原意还相去不远，在这《图录》中，竟还有误用了文献中的旧名词，而发生张冠李戴的笑话，这便是“魌头”的问题。“魌头”本是与“方相”同类而相似的东西，在出丧时作先驱之用的，与之相类的“魌头”，自然不能例外。它们根本便不是明器，和《图录》中所著录的瓦质明器，可说风马牛不相及。不知罗氏凭了什么理由，竟会把这三件东西，一并加上“魌头”的名称？这不能不说是罗氏读书的粗心，治学的武断！
至于文献上本来不见固定名称的东西，在编印《图录》时，自然只能临时给它拟一个名称。不过拟名称时也得有个一定的标准；必需遵照着一定的标准，所拟的名称方能合乎科学的条理，而不致淆乱读者的心目。请看这“目录”吧！其中有些标明着时代，是用时代为命名的标准了；可是又有些没有把时代标出。其中有些人形明器标明着性别，是又用性别为命名的标准了；可是又有些没有把性别标出。其中有些人形明器标明着身份，是又用身份为命名的标准了；可是又有些没有把身份标出。其实这几种标准何妨同时合用；只是不应该应用这个标准时便忘了那个标准，以致造成了命名不统一的现象。
批评完了，最后还有几句话：罗氏这部《古明器图录》，平心而论，究竟还不失为研究明器的先驱。所谓粗心草率，不学武断，也正是一般玩古董者的通病。无如后起的学者，震于罗氏的大名；罗氏一言一语，都成为他们的金科玉律。于是《古明器图录》成为明器学的经典。而三十年来的明器学遂无寸进（例如罗氏随便误拟的一个“魌头”的名称，竟会承用了三十年而不变）。可见我国一部分的学术界是如何迷恋着权威！可见权威在我国是如何容易地支配了一部分的学(24)术界！
八月三十日，先生撰写《叶昌炽所藏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辨伪》使用了清儒的校碑读碑之法，铁证如山，挑战清末民初的金石大家、《语石》著者叶昌炽的权威。其文略曰：
叶氏藏的这本拓本我没有见过，不过在叶氏的《缘督庐日记钞》中，提及《李思训碑》的地方很多；关于他自己收藏的这本拓本的来历和内容，记述得尤其详细。……原物虽没有见，与原物同样的拓本，却被我亲眼看到了。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三十四年十一月里，我在某旧书店里见到一册旧拓的李思训碑（剪裱本，半叶四行，每行七字。原共十九叶半，现已缺失“之虽然以楚兵致讨……急于长雄缓于□□”一叶共二十八字。全册已破敝，无题跋藏印。面叶题“云麾将军碑”、“拓手甚古的系旧刻”数字，书法不工，当是妄人所题），借归细读之下，便决定它是与叶氏所藏宋拓出于同一石刻的拓本，因为：（一）碑末同样有“刺史李邕文并书，楚厚追刻”几个字（所不同的，只是在“刺史”上比叶藏少去了“魏州”二字，这是别有缘故，后面另有讨论）。（二）“并序”、“窦氏夫人”六字同样完好（参看《日记钞》戊申二月廿二日）。（三）每行同样溢出二字至六七字不等（参看己酉正月十二日）。（四）“刑器为典”之“器”字，同样缺去。（五）“以望气之法谛视之”，同样“精神，纸墨古矣，而不能甚古，视他宋元拓尚有一间之未达”。这本旧拓，当时因为价贵，未曾购下。不过我曾用它和新拓真本仔细对勘一遍（并且用一册已残的稍旧拓真本，和《历代碑帖大观》中的影印宋拓伪本，在旁参校。影印宋拓虽是伪本，但实根据旧拓真本而翻刻，所以增出的字非出伪造，仍可用以参校），写成一篇校记，共计校出这本旧拓和新拓真本的异同六十条（按：先生限于篇幅，只征引了关键的几条）。
从这几条上面，我们便可得到一个最后的结论：我所见到的这本拓本和叶氏的所谓宋拓本是从同一种石刻上下来拓本，而都是翻刻的伪本。至于这种伪本在翻刻的时候，大概是以一种剪裱的旧拓为根据。在这旧拓每行所多出的字外，再伪造了许多字，来冒充比通常旧拓还要早的古拓。不过因为作伪，手段并不高明，所以在裱装时需要剜去实在不成的或错误的若干字，来蒙蔽收藏家。至于这种伪本翻刻伪造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清代中叶；因为叶本与我所见一本的拓本都不很古旧，同时在叶氏以前，也没有人提到过它的缘故。
先生发表《论宋版书优劣》，指出并非凡宋版书均为校勘精良的善本。这是先生关于版本学的早期文字之一。后来被先生概括为“宋(25)代小学生书包里都是宋版书”。
先生又发表《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题识》一文，考证“程婉俊”及“蘅塘退士”事迹。其文曰：
本刊五十二期载刘永溍先生《元曲三百首》一文，有云：“《元曲三百首》，任中敏（讷）所编，十九年民智书局印行。三十二年卢冀野（前）重订，三十四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卢氏有序述改订原由，谓：“往在南都，中敏有《元曲三百首》之辑，盖踵蘅塘退士之于唐诗（民智本郦衡三〔承铨〕序称‘吾乡女子程婉俊’，当必有据），彊村翁之于宋词而为者。……”
案《元曲三百首》任本、卢本，余均未之见，安敢置论。兹所欲议者，乃《唐诗三百首》编者蘅塘退士究为何人之问题也。寻上所引之文，知郦衡三先生以程婉俊即蘅塘退士，卢冀野先生亦信之。复据卢序，当必有据之语，知郦序亦未明述其言之所本。然则此说之信否，本成问题。今以寒斋所藏宝物证之，其虚妄立见矣。
夫婉俊者，诚有其人，乃咸丰时一女子。然其姓为“陈”而非“程”；其于《唐诗三百首》，乃为之“补注”，而非其编选者也。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一书，寒斋宝藏有之，乃民国廿八年旧历新岁，以洋三角得于武进旧书铺者也。书凡八卷，毛边纸原刻初印，分订两册。板式窄小，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方体字，无直栏，单鱼尾，鱼尾上记书名，下题卷数及“五古”等字样，更下题叶数。扉叶题“咸丰丙辰春镌，上元伯英女史陈婉俊辑，唐诗三百首补注，灿花阁藏板”。首为“蘅塘退士原序”。次载“道光二十四年嘉平月石甫老人姚莹”序，及“咸丰六年孟春月上浣桐城李世芬镜绿氏”序。世芬即婉俊之夫，莹则婉俊之外祖也。又次为目录、凡例。卷首题“唐诗三百首补注卷几，上元女史伯英婉俊辑，同怀妹仲奎星垣，夫妹令仪李永娴同参”。书末附“同怀弟唐侯陈晋蕃谨跋”，及“女霞洲仙咏校字”七字。以此昭然之实物，证郦氏之空言。知郦氏所云，实属传之讹传，而卢氏为过信矣。
至蘅塘退士之究为何人，今日殆已难知。惟据原选卷首所冠“唐诗三百首题辞”，作“乾隆癸未春日蘅塘退士题”（据光绪庚辰孟春钱道生堂重刊本，补注本“题辞”无此十一字）。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其人殆当时一知诗者；以为此俗选，故隐其名而但题“蘅塘退士”之别号耳。观其旁批，多主假托忠爱之旨，与张惠言《词选》之取径相似（惟惠言乾隆二十六年始生，知与蘅塘非一人）。惜其书传本虽多，而初刻难求；以余历年留意请求，竟未一见闻；与《古文观止》原刊之罕秘，如出一辙。不然，取初刻以摩挲推寻，其选者之主名，或较易求也。至世又有《唐诗初选》者，余昔曾买得原刻，旋赠友人。忆其书为道咸时人据蘅塘原选，改以诗人时代先后为次而成者；而其不知蘅塘之为谁，与陈氏补注同。又忆昔年见杂文一则于某报章，言蘅塘退士实为沈德潜云云（沈氏生康熙十二年，卒乾隆三十四年）。惜未存录，已难考稽，想亦传闻臆说而已。
(1) 黄永年采访录：“我是江阴人，从小在常州长大。常州比较大，原来是一个府。我家在农村，属于江阴。我老家也可以讲两句，这在我讲课时也讲过。中国过去是封建地主，不是领主，欧洲过去是封建领主，是世袭的，中国的封建地主是经常变的。我出世的时候，祖父已经归天了。据说，他在太平天国时是没有财富的，只有一头牛，他牵着牛逃走，也不参加革命。太平天国平定以后，他变成3000亩的大地主。有种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我祖父是‘鲨鱼精’转世，他是经营江边的沙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挖到了太平军留下的金银财宝，这个也有可能。”李怀宇《做学问不赶时髦，写文章要补空白》，《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24日。
(2) 黄永年《也谈家谱》，原刊《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1年9月10日。
(3) 先生熟知乡里掌故。如他在常州青云中学读书时就买到乾隆时经学家金榜、嘉庆时阳湖派古文作家李兆洛以宋本校读过的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再如建国初在苏州买到丁祖荫旧藏屈轶校字的《毗陵集》。黄先生《旧书琐记》，《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中华书局2007年，第122-123页。
(4) 承常州刘海粟美术馆馆长叶鹏飞先生2010年10月见告，常州茭浦巷中有盛宣怀故宅，至今仍然存留。
(5) 先生1980年自述：“中学、大学里学过英语，日语，当时能查字典看浅近文字，后因用不上，已荒弃多年，精通的只有古汉语。”
(6)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十六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执教中学并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作丰富，以《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最为著名，已结集为《吕思勉文集》行世。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吕思勉先生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今文经学大家，不相信《春秋左传》及《古本竹书纪年》。”
(7) 2008年初，编者访学西安，承童教宁师母告知，先生自小学直至大学的语文、数学等各科课本及作业本至今都保存完好，笔者后来寓目的美术作业即其中一部分。先生晚年注意保存自己的手稿，投稿都以复印件代之。2006年编者过访先生，见到书架上放着高高一摞旧牛皮纸大信袋，问及先生，先生答曰，他本人极其吝啬，总觉得人家寄来的信袋丢了可惜，留下来会有用，过几天找人清理云云。其实，我估计其中有可能都装着先生手稿。此外，1987年编者撰写硕士论文时，曾向先生借阅《“泾师之变”发微》的手稿参考，用圆珠笔写在横格稿纸上，也是装在牛皮纸文件袋中。
(8) 吕思勉讲、黄永年记《吕思勉文史四讲》，中华书局2008年3月。
(9) 先生《关于〈二郎搜山图〉》，《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1995年。此前，先生在课堂上也谈及此事。
(10) 此书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先生的书架上。董运来学长访谈：黄先生的版本学由鉴定、考据、见闻等组成。《蠹鱼编》给先生的益处在于广见闻。
(11) 张寿平，号缦庵，1925年生，江苏无锡人。少年从万载龙沐勋、虞山钱仲联二先生习词章，1946年至台湾，任政治大学文学院教授凡二十年。曾两度受聘赴西德，先后任法兰克福大学、维茨堡大学客座教授。1968年自欧洲返台，任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退休后至香港，迭任树仁学院、远东学院文史研究所教授。张先生精于文史之学，能诗善画，雅好收藏，与黄先生同美。可见此一时期除投身政治、抛头颅洒热血者外，尚有一批以民族文化薪火传继者自居的年青人。
(12) 《书书书》初版原本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先生书架上。
(13) 郭则豫（1900-1952），福建福州人，画与印俱似北京名家寿玺，偶作山水，楚楚有致，有《枫谷语印》行世。马国权《近代印人传》有传，文末有云：“曩年，余有幸获交枫谷先生挚友潘兰成、陈兼与两老，并得闻其旧事，且惠印拓。又荷郭先生印弟子黄永年教授致函，提供资料，因略加裁缀，命笔成此。”
(14) 龙榆生（1902-1968），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号忍寒公。早年师事陈衍，又为朱祖谋私淑弟子，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1933年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任主编。并编印《彊村遗书》。1940年出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并在南京创办词学刊物《同声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其专著有《东坡乐府笺》、《唐宋名家词论》、《唐宋名家词选》，开明书店出版。后将其合编为《词学论丛》（第一集）。另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词曲概论》、《唐宋词格律》等。其自作词，有《风雨龙吟室词》、《忍寒庐词》，词风颇近苏、辛。龙榆生的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
(15) 黄先生藏有遐庵李后主去世一千年纪事词墨迹。遐庵词依墨迹移录如下：“沉埋金剑成何事，花月供鼾睡。秋坟恨血漫呼天，愁谱《念家山破》已千年。银河咫尺风兼雨，未抵人间苦。一般弹泪唱新词（秦少游词“弹泪唱新词”），犹胜仓黄辞庙奏歌时。鹤亭丈见示李后主去世一千年纪事词依韵奉和一首，遐庵。”遐庵是叶恭绰的号，出身岭南世家，祖父叶衍兰，著名词人，曾任袁世凯的交通总长，创办交通银行及交通大学，从政之余雅好收藏，有《遐庵清秘录》行世。检张晖君撰《龙榆生先生年谱》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丁丑七夕）条：“叶遐庵召集冒广生、易大厂、夏承焘及先生（龙榆生）等为李后主做千年忌日，皆有词。”当是此词，遐庵据说与李后主同月同日生，颇富奇缘。叶词手迹原当由龙榆生先生保存，后传给黄永年先生收藏。先生视若拱璧，张之于壁有年。除了书法赏析的用意外，显然还有别的寄托。
(16) 徐志刚，1930年出生，山东泰安人，抗战时曾入中央大学南京部分读书，加入中共地下党，后返回山东，在泰山一带活动。曾经参加过济南战役，抓捕过惯匪山东禹城“燕子李三”；现为济南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是古典文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以及诗词韵律学。除教学外，还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以及研究。徐志刚还著有《诗词韵律》、《论语通译》、《论语精选综译》（译成日语、英语）。另外，徐志刚还肩负着济南大学的外语教学任务。
(17) 陈子展（1898-1990），中国文学史家、杂文家。原名炳文、坛堃，以字行，湖南长沙人。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结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与毛泽东过从。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通缉，避居上海。1932年主编《读书生活》。1933年起任复旦大学等校教授。30年代曾发表大量杂文、诗歌和文艺评论，后长期从事《诗经》、《楚辞》研究。著有《孔子与戏剧》、《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
(18) 蒋天枢（1906-1988），字秉南，早字若才，江苏丰县人，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梁启超学习文史。1929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曾任东北大学教授。1943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后转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全谢山先生年谱》、《楚辞论文集》、《论学杂著》、《楚辞校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惜梦室主人自订年谱》。
(19) 黄先生当年所购买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先生的书架上，还包着牛皮纸书皮，这在先生的平装书中是很少见的，表达了先生的爱惜之情。先生书架上还有中华书局1937年版的刊登有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的《语言与文学》以及燕京哈佛学社初印本《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此外先生书架上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及童书业先生的著作也搜集得非常完备。
(20) 郑德坤（1907-2001），祖籍厦门，燕京大学硕士（1931）、哈佛大学博士（1941），历任厦门大学、华西大学、剑桥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明器》为其代表作之一。《中国明器》（郑德坤与沈维钧合著《燕京学报专刊》第一册，1933年版），载《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8-612页。其中有云：“唐代明器中还有许多空想的动物，最显著的是魌头，就是历史博物院标为镇墓兽的。……《唐会要》或称之为方相。”《郑德坤古史论集选》书第525页。
(21) 黄先生《回忆先师顾颉刚先生》，《学林漫录》第十五辑，第64-75页，中华书局2000年11月。
(22) 此据童书业《知非年谱》。但据黄先生回忆，童先生是为去浙大上课的谭其骧先生代课。
(23) 王勇志《黄永年先生之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小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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