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干春松,张晓芒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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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常识3(一本了解中国文化的微型百科，中国文化常识系列收官之作！)试读：
序言
从起源的时间看，中华文明并不是最久远的。然与其他主要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却更具有连续性和包容性，这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分析其原因，除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之外，中华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更为重要的依据。
从价值观的层面，中华文明主张仁爱，既肯定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也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视为人类所追求的境界。在政治理念上，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都特别重视民众的利益。儒家坚持民为贵，道家主张以百姓心为心，虽然对秩序建构的理解有所不同，但终极价值却都是将百姓视为政治的目标。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提倡诚信和互助、尊长爱幼，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哲学。在社会秩序的原理中，主张公道和正义，并以此作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因为将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追求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因为将他人看作是“同胞”，所以，天下一家，平等友爱，并设计了平等大同的社会理想。这些价值虽因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并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千百年来一直作为我们祖祖辈辈坚守的信念。这些价值也是建基于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比如倾向于从整体和局部的统一、客观和主观的结合等方式来看待事物，肯定现世的生活秩序，在信仰生活中充满了美德和伦理的光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有别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的一些特点，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运动和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军事和经济上一度失败的影响，导致国人对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在20世纪出现了全盘西化和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倾向。而白话文的普及和现代的教育体制也导致人们不再集中心力阅读儒家的经典和其他的传世作品，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隔膜。
进入21世纪以来，国人对于文化传统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因此，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国学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阅读传统经典提升文化品位，并以此修身养性。但是，国学的熏染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掌握一些中华文化的基本知识，是做到这些的第一步。因此，我们编写了这样一部以“常识”为名的中国文化简明读本。
本书从思想、制度、习俗、礼仪、文学、教育等方面介绍了对于了解中国文化所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内容，并以比较轻松和活泼的文字加以介绍，具有通俗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特征。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已故的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在生前就十分关心，后来又得到了楼宇烈先生、方克立先生和沙莲香教授的指导，保证了这部常识不会因为其通俗性而失去其准确性。本书由我和南开大学的张晓芒教授共同主编，因为术业有专攻，邀请了其他院校的许多教师共同撰写，我想大家都是本着让中华文化浸润每一个读者的内心世界的态度来做这项工作的，因此在撰写过程中尽心尽力，以求满足读者的需要。干春松于北京海淀万柳2016年9月一人物掌故战国四大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
战国时期有四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被称为“战国四大公子”，即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
楚国的春申君最初因为知识渊博、口才出众而为楚顷襄王赏识，被封为左徒。当时秦国强盛，不断进攻楚国，占领了不少地方。春申君见形势不妙，就出使秦国游说秦昭王，指出天下只有秦、楚两国最强，若秦、楚相争犹如二虎相斗，反而使别国得利。秦王认为有理，就撤回了军队。后来楚国太子到秦国作为人质，春申君随行，几年后用计使太子逃回了楚国，太子即位后对春申君十分信任，长达20余年。后春申君娶赵人李园之妹为妻。李园之妹有身孕后，被献给楚王，生子被立为太子。李园本为小人，得势后更加野心勃勃。春申君因为有实权，竟被李园派人刺死。
魏国的信陵君为人礼贤下士，不管对方地位尊卑，都以礼相交。不少名士都不远千里来投奔信陵君，如侯嬴、朱亥等都是足智多谋之士。齐楚两国相约攻魏，魏国向秦国求援，秦国果然发兵。但魏王因此就准备亲秦而伐韩。信陵君则指出秦乃虎狼之国，假如亲秦伐韩则魏国也会有危险。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料。秦国攻赵，赵魏唇齿相依，就向魏国求救。但魏王畏秦，不愿出兵。信陵君则窃取兵符，发兵救赵，客观上维护了魏国的利益。信陵君曾居赵国10年，秦国遂不敢进犯赵国而攻魏。后信陵君返回，统领五国之兵大破秦军，威震天下。但功高震主，魏王并不信任信陵君。他为了避祸，就日日沉迷于酒色之中，很快就逝世了。
齐国的孟尝君少年时即深谋远虑，名声远播。秦昭王听说他为贤士，使人求见却不得。后孟尝君不得已而入秦，秦王欲使他为相，遭拒绝后被强留。孟尝君依靠门客的“鸡鸣狗盗”之法脱身，封为齐相，因名高其主、权力过大而被废。这时孟尝君的门客出谋划策，“狡兔三窟”，终于使他恢复了地位。齐湣王十六年（前286），齐灭宋，又一次准备废除孟尝君。孟尝君只好来到魏国，担任魏相，并联合秦、赵、燕等国大破齐国，占领齐国多座城池。后来齐襄王立国，惧怕孟尝君，重新宠信他。孟尝君死后，他的后代们争抢地位，齐国和魏国乘虚而入，灭了他的九族。
平原君赵胜在赵国的诸公子中最喜宾客，门人有数千人。秦国攻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向魏国求援，获得救兵，但是救兵未至而邯郸危在旦夕。眼看就要城破国亡，平原君听从谋士的意见，尽散个人之家财，招募不惜性命的勇士3000人，将秦兵击退15公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不过在四公子当中平原君是才能较为平庸的一个。毛遂曾在他门下3年，如无“毛遂自荐”，他都不知其人有过人之才干，可见他不能识人。又，秦曾进攻韩的上党，上党守将无力抵御，就准备将城池献给赵国。赵王十分高兴，征询平原君的意见，平原君就积极主张接受。赵受韩地，结果惹怒了秦国，遭受了很大灾难。平原君服侍几代君主，后无疾而终。（范松义）八王之乱
西晋皇室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而连年作战，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
西晋初期，晋武帝封了27个同姓王，每个王都有自己的军队。他死后，继位的晋惠帝昏庸无能。他听说各地水灾，百姓没有饭吃，居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肉粥）？”这样的皇帝自然大权旁落。先是外戚杨骏掌握实权，然后晋惠帝夫人贾后于永平元年（291）召司马亮和司马玮带兵进洛阳，杀了杨骏。这时候司马亮想独揽朝政，就与司马玮产生了矛盾。贾后趁机让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又以擅杀大臣之罪除掉了司马玮。这以后贾后实际上就真正控制了朝纲。
由于太子不是贾后所生，贾后就趁他酒醉的时候，骗他写了一封逼晋惠帝退位的信，然后以此为据，废除了他。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都十分愤恨。永康元年（300），禁军将领司马伦见时机合适，就带兵杀进了宫中，杀了贾后。后来司马伦野心膨胀，竟软禁了晋惠帝，自己称帝。司马伦大封同党，就连侍从都当上了高官，朝中一片乌烟瘴气。由于官太多，官帽上用作装饰的貂尾不够用，只好用狗尾巴来凑数，这就是“狗尾续貂”的来历。第二年，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又联合起兵，攻打洛阳。司马伦战败，惠帝复位。司马冏因为功劳最大，成为首辅。后来司马乂与司马颙又杀了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第二年司马颖和司马颙以论功不平为借口，进攻洛阳，大战几个月，谁也难以取胜。此时司马越兵变，杀了司马乂，司马颖进占了洛阳，不过当年就被赶了出去。这种混乱局面直到司马越杀了司马颙与司马颖，毒死惠帝，拥立晋怀帝才告结束，前后持续了16年。（范松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中国古代的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容貌，被称做四大美女。
西施原名夷光，战国时期出生于今日的浙江诸暨苎萝村。因家住西村，所以叫做西施。当时吴越交兵，越国战败，连越王勾践都做了俘虏，在吴国做奴隶3年。勾践回国以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图谋报仇雪恨。为了越国的复兴，勾践采取了很多策略，其中之一就是范蠡所提出的美人计。他把美若天仙的西施献给了吴王夫差，夫差一见十分宠爱，从此沉迷于美色之中，将朝政抛到了九霄云外。吴国逐渐衰落，而越国趁机崛起，后来终于灭掉了吴国。据说吴被灭后，西施与范蠡泛舟五湖，不知所终。
西施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时南郡秭归（今湖北兴山县）人，被选入宫中作为宫女。当时北方的匈奴因为争夺权力而衰落，5个单于互相争战。其中呼韩邪单于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了，损失惨重，就决心与汉朝和好。后来呼韩邪朝见汉元帝，要求和亲。王昭君听说后，自告奋勇，积极响应。呼韩邪见昭君貌美如花，十分高兴，就带着她离开了长安。回到了匈奴之后，昭君积极把中原文化传给当地的人，获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从此汉与匈奴平安无事，有6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
貂蝉本是东汉时司徒王允的侍女。她貌美如仙，同时又特别善解人意。王允见朝政为奸臣董卓所操纵，整日愁眉不展。貂蝉见了，就表示愿为主人分忧。王允见董卓和他手下的猛将吕布都是好色之徒，于是定下连环计兼美人计。他先把貂蝉许给吕布，再把貂蝉献给董卓。吕布本已被貂蝉迷得神不守舍，现在见董卓将她抢去，十分恼怒。一日吕布偷偷进入董卓府第与貂蝉相会，被董卓撞见，二人关系从此破裂。后王允晓以大义，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貂蝉遂归吕布。
杨贵妃
杨贵妃是唐蒲州永乐（陕西华阴县）人，小字玉环，道号太真。她最初为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寿王的王妃。因为她通晓音律，能歌善舞，姿容美丽，唐玄宗一见倾心，就把她召入宫中。杨贵妃聪明过人，善于揣摩他人心意，所以深得唐玄宗的欢心。唐玄宗虽为一国之君，但对杨贵妃情真意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家的人从此飞黄腾达，她的哥哥杨国忠更是权倾朝野，使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匆匆逃离长安。到了马嵬驿的时候，大军再也不肯前进，都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唐玄宗无奈，只好将杨贵妃缢死，尸体埋在了大路旁。（范松义）中国古代的美男子
人们形容男子容貌俊美，常常会说：“美比宋玉，貌如潘安。”宋玉和潘安是古代两位著名的美男子。
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人。《昭明文选》中《登徒子好色赋》一文说宋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长得漂亮，口才又好。他邻居家有位少女，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竟然暗恋宋玉3年，可见他的魅力了。
潘安即西晋人潘岳，字安仁，小字檀奴。他长相帅气，又很有气质，深得时人的喜爱。潘岳年轻的时候经常坐车出去游玩，不少妙龄少女见了，竞相围观，还紧紧地跟着他，把水果丢进车子，一天下来常常满载而归。
除了宋玉和潘安，中国古代还有不少美男子，如子都、卫玠、嵇康、高长恭等。
子都，春秋时期郑国人，原名公孙阏，字子都。子都能征善战，为一名神射手，是郑国的重臣。《孟子·告子》篇说：“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可见子都的美是天下闻名的。
卫玠，西晋人。他从小就风神秀异，但是喜怒不形于色，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玉石雕像，所以人们都叫他“璧人”。他坐着车在洛阳的街道上走的时候，男女老少都一起出动，来欣赏卫玠，场面十分宏大。后来卫玠到了南京，人们听说后自然也是围观，由于人太多，卫玠举步维艰，他身子又弱，后来居然疲劳过度，驾鹤西去了。
嵇康，字叔夜，三国时魏国著名的诗人。嵇康不仅腹有才华，而且英气逼人，俊美潇洒。时人见了他，都感叹说仿佛如一棵古松，气度不凡。有一次他去山中采药，竟被人误认为神仙下凡。嵇康个性耿直，从不与人同流合污，最后导致了杀身之祸。
兰陵王，名高长恭，本是南北朝时东魏的大臣，后为北齐的一员猛将，为建立北齐立下了汗马功劳。高长恭虽杀人无数，但是面貌过于秀美，他觉得难以震慑敌人，所以打仗时就戴上面目凶恶的面具。救援洛阳时，他带兵杀到城下，但守军怕是敌人的计谋，于是高长恭取下面具，结果城上的兵卒看到后士气大振，最终取得了胜利。（范松义）民间四大爱情传奇：牛郎织女、孟姜女寻夫、梁祝化蝶、白蛇传
中国民间流传着许多爱情故事，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其中最著名的是“牛郎织女”、“孟姜女寻夫”、“梁祝化蝶”和“白蛇传”。
传说牛郎是一个放牛娃，一天，天上的织女偷偷下凡间沐浴，与牛郎相识，于是和牛郎成了亲。他们生了两个孩子，生活十分恩爱。但是王母娘娘知道后十分恼怒，就把织女强行带回了天上。牛郎想起老牛临死时说过披上它的皮可以上天，就背着孩子去追织女。眼看就要追上了，王母娘娘却用金簪画了一道银河，两人分开隔河相望，却无法相会。时间长了，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王母娘娘，就允许牛郎织女在每年七月初七的时候，踏着鹊桥相会，这也就是七夕节的来历。
孟姜女是秦朝时候的女子，她嫁给了范喜良，过着夫妻恩爱的生活。可是秦始皇要修万里长城，到处抓人做工，范喜良也被抓了去。过了一年又一年，别人都有信寄回来，范喜良却始终杳无音信。孟姜女于是决定千里寻夫。她跋山涉水，历尽艰难，终于到达了长城。孟姜女到处询问范喜良的下落，后来却得知他早已累死了，尸骨埋在了长城下面。孟姜女悲恸欲绝，放声大哭。她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只听轰隆一声，竟哭倒了长城。爱人已经死去，最后悲怨的孟姜女也投海而亡。“梁祝化蝶”说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动人故事。祝英台本是妙龄女郎，女扮男装，出外求学。在求学期间，祝英台深深爱上了同窗梁山伯，梁山伯却始终不知她是女子。后来英台接到家书，要立即返回，二人依依惜别。在送行的时候，英台多次暗示梁山伯自己为女性，表达爱慕之情，但梁山伯却始终懵懂，不能领悟。后来梁山伯从师母处得知真相，却为时已晚，英台已经被强行许配给别人。梁山伯悔恨交加，一病而亡。英台出嫁的时候，途中到梁山伯坟前祭祀，突然电闪雷鸣，坟头裂开，英台就跳进了里面。过了一会儿，一对彩蝶从中飞出，翩翩起舞，这就是二人的化身。由这个凄婉的传说编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经成为20世纪的经典了。
白蛇传的故事发生在南宋初年。杭州的许仙清明节时上坟，邂逅了由白蛇修炼而成的白素贞与由青蛇修炼而成的小青。许仙与白素贞两情相悦，结为夫妇，过着恩爱的生活。镇江金山寺住持法海知道后，决心除妖。他设计使白素贞露出了原形，又软禁了许仙。白素贞请来虾兵蟹将，水漫金山寺，但最终不敌法海，后来法海用金钵将白素贞压在西湖雷峰塔下。小青趁机逃走，潜心修炼法术，终于救出白素贞，两人共同升天。鲁迅曾写过一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提到了这个故事。（范松义）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的故事出自明代马中锡的寓言小说《中山狼传》。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简子到中山打猎时遇到了一只狼，赵简子拉弓搭箭，射中了它。狼负创而逃，赵简子穷追不舍。此时东郭先生赶着一头驮着书籍的驴子迎面而来。狼一见东郭先生，急忙跑到他跟前，哀求道：“请您救救我吧，日后我一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东郭先生是一个善良的人，平日连一只蚂蚁也不肯踩死，于是就答应了狼的要求。他取下装书的袋子，将书倒出来，然后将狼的四只脚捆在一起，勉勉强强地塞了进去。这时赵简子来到了东郭先生跟前，向他打听是否看到一头负伤的狼。东郭先生说：“什么也没看到。这里岔道这么多，狼大概是迷路了吧。”赵简子听了这话，掉转马头走了。
狼听到赵简子的人马都走远了，就说：“多谢先生救命之恩，现在请放我出来吧。”东郭先生打开袋子，将狼放了出来。狼直直脖子，伸伸腿，突然间凶相毕露，说：“刚才你救了我，可是现在我饿了，你好人做到底，让我吃了吧。”说着就张牙舞爪地向东郭先生扑去。东郭先生大惊失色，只好围着驴子与狼周旋。到了傍晚时分，东郭先生说：“咱们请三位长者来评评理，如果都说应该吃我，那就吃我吧。”于是他们一起去寻找长者。但此时行人稀少，他们就去问一棵老杏树。老杏树说：“我给主人结了20年的果实，现在老了，主人就要砍掉我。你对狼的恩情也不重，为什么不能吃？”去问老牛，却也是类似的回答。正在危险的时刻，来了一位拄着藜杖的老人，东郭先生急忙请他评理。老人问狼为什么要吃人，狼说：“他把我装在袋子里，分明是想闷死我。”老人说：“不知你说的是真是假。要是你让他再装一次，我亲眼看到，就可以让你吃了他。”狼高兴地答应了，就重新让东郭先生装进了袋子。老人见计谋成功，就用藜杖打死了这头凶残而又愚蠢的狼。“东郭先生”与西方的寓言故事《农夫与蛇》一样，都说明了对凶残的人是不能轻易怜悯的。（范松义）孔子的弟子有多少个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人。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是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据说孔子有弟子3000人，其中成为贤人的有72人。3000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孔子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直到晚年仍然没有停止，他的确有许多学生。
孔子30岁左右时就开始招收学生。第一批学生中有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他们主要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是当时的基础课程，能够陶冶学生情操，训练他们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基本技能。中年之后，孔子不仅招收来自齐国、鲁国的学生，还有来自楚、晋、秦、陈、吴各国的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到了晚年，孔子招收的学生有子游、子夏、曾参等人，这些学生都属于晚辈。此时他们主要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六经”。
在孔子的弟子中，孔子最为满意的是颜回、子路和子贡。颜回字子渊，也称颜渊。颜回生活非常艰难，但安贫乐道。《论语·雍也》中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又善于学习，能举一反三，在孔门中是很突出的。当颜回中年去世时，孔子曾拍着胸脯悲叹道：“天丧予，天丧予。”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老天要我的命呀！老天要我的命呀！”
孔子讲学图
子路，名仲由，也叫做季路。他脾气耿直，勇敢刚强，很有政治才干，同时对军事也很精通。子路做过卫国的大夫，颇有政绩，深得孔子的赞赏。子贡，名端木赐。子贡的特点，一是口才很好，二是长于理财。他家财很多，于是乘坐豪华的车子，带着财物游于列国之间，宣传孔子的思想。孔子去世后，他服丧6年，以表达哀思。
孔子的其他弟子也各有千秋，《论语·先进》中就评价说：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季路；擅长文学的有子游、子夏。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宰我“利口辩辞”，子贡“利口巧辞”。
后来宰我做了齐国都临淄大夫；子贡则受命孔子出使鲁国，从事外交活动，成绩斐然：“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范松义）智圣东方朔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西汉文学家。汉武帝时为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诙谐滑稽，言词敏捷，机智过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趣闻逸事颇多。
古人多迷信，汉武帝也如此。曾有人向汉武帝献上一瓶酒，说是喝了能长生不老。很明显，这是在欺骗皇帝，以谋取赏赐。东方朔知道这是无稽之谈，就偷偷地把这瓶酒喝光了。武帝得知东方朔把这么珍贵的酒给喝了，勃然大怒，下令要杀东方朔。死到临头，东方朔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镇定地对武帝说：“陛下，如果我所喝的真的是长生不老的酒，那么您杀我我也不会死；如果您把我杀死了，那么这酒根本就不能让人长生不老，则献酒的人就是在欺骗您，该死的是他啊。”这是一个两难推理，隐含着“或者您杀不死我，或者献酒的人在欺骗您”。武帝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赦免了东方朔。
一次，上林苑里有一只鹿被人误杀了。武帝见有人竟敢杀皇家园林的鹿，实在胆大妄为，非常生气，要把杀鹿的人处死。其实何至于此呢？但是其他大臣为了讨好皇上，都说此人该死，应当千刀万剐。这时候东方朔计上心头，上前说道：“陛下，这人确实该死，而且应该让他死三遍。第一，他杀了鹿，使得陛下因鹿杀人，这是一大罪。第二，他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重鹿轻人，有损您的威信，这是二大罪。第三，匈奴来侵犯的时候，我们本来可以用鹿去杀敌的。现在鹿死了，谁去抵抗敌人呢？”这么一说，武帝不禁笑了，也认识到自己这么做是会失去人心的，就收回了杀人的命令。《晏子春秋》中也记载有因烛邹负责看管的鸟死了而要被齐景公杀死，晏子为烛邹辩护的故事。这两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都采取了指东说西的方法，以谴责的姿态出现，虽一声声批在“罪人”身上，但其反语说理的话语锋芒却一声声刺在帝王心头。在“重鹿（鸟）轻人”与“重人轻鹿（鸟）”这一关系到国君声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被逼入死角的帝王当然不肯让自己声名狼藉。同时又由于批评者的批评委婉含蓄，帝王也自然乐得借坡下驴。
东方朔常常运用机智滑稽的言辞，来暗中对皇帝进谏。但因为他幽默诙谐的个性，汉武帝始终将他视为俳优，未能加以重用。（范松义）二十四孝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有不少孝子的故事，其中流传甚广的是“二十四孝”。
1.孝感动天。远古帝王舜年轻时，父亲、继母和异母之弟多次想害死他，但舜仍然对父母孝敬，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于是就有大象和小鸟帮他耕种，后来帝尧还把帝位让给了他。
2.戏彩娱亲。春秋楚国的老莱子为了让父母开心，70多岁时仍然穿着五色彩衣，拿着拨浪鼓戏耍，就像小孩一样。一次他跌了一跤，怕父母伤心，就躺在地上装哭，逗得父母很高兴。
3.鹿乳奉亲。周朝郯子的父母年老时想吃鹿乳，郯子就身披鹿皮，想混到鹿群中去取得鹿乳。不料猎人把他当做了真鹿，要用弓箭射杀他。他连忙解释，猎人才知是人，对他大加赞扬。
4.为亲负米。春秋鲁国人仲由，年轻时家贫，自己常吃野菜，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后来他做了大官，但是父母死了，他经常感叹：“现在我还想为父母亲去负米，却再不能了。”
5.啮指心痛。春秋鲁国人曾参少年时经常到山里去打柴。一天家里忽然有客人造访，母亲不知如何接待，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明白是母亲在召唤，便赶快回家招待客人。
6.芦衣顺母。春秋鲁国的闵损常受继母虐待。冬天继母的亲生子的棉衣里是棉花，而他的棉衣里是芦花。后来父亲发觉后要休掉妻子，闵损反而为继母求情，继母从此对他十分疼爱。
7.亲尝汤药。汉文帝身为一国之君，对母亲非常孝顺。一次母亲病重，汉文帝日夜守护，天天为母亲煎药。每次煎好后，他都要先尝一尝，觉得合适了才端给母亲。
8.拾葚供亲。汉代的蔡顺生活贫困，每日拾桑葚奉养母亲。一天遇到军士，问他为什么把红桑葚和黑桑葚分开装，他说黑桑葚让母亲吃，而红桑葚自己吃。军士们就送给他米和牛，让他孝敬母亲。
9.为母埋儿。晋代郭巨家道中落，但妻子生了一个男孩，郭巨怕养孩子影响供养母亲，准备将儿子埋掉。挖坑时，突然挖到一坛上天所赐的黄金，于是既可孝敬母亲，又可抚养儿子了。
10.卖身葬父。汉朝董永家贫，父亲去世后只好向地主借钱办丧事。后来他准备卖身去地主家干苦力，半路上遇到一位美女，于是董永就将她带到地主家帮忙。该女子勤劳能干，一个月就织了300尺布，还清了债务。原来她是天上的七仙女，被董永感动，特地下凡来帮助他的。
11.刻木事亲。东汉丁兰的父母逝世后，他用木头刻了双亲像，每次吃饭都要先供养木像，然后自己才吃，仿佛父母在世一样。一次邻居用杖打坏了木像，丁兰大怒，将他痛打一顿。后来官人来抓丁兰时，木像竟潸然泪下。
12.涌泉跃鲤。东汉姜诗之妻每日取婆婆爱喝的长江水，还常做婆婆爱吃的鱼。一次她回来晚了，姜诗怀疑她不孝顺而将她逐出家门。后误会澄清，姜诗将妻子请了回来，此时院中突然冒出了与长江水味道一样的泉水，以后每天还跳出两条鲤鱼。
13.怀橘遗亲。三国时陆绩6岁随父谒见袁术，袁术用橘子款待。陆绩悄悄在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走时掉了出来。袁术嘲笑他，陆绩则说：“这是要送给母亲的。”袁术对此十分赞赏。
14.扇枕温衾。东汉黄香9岁丧母，对父亲特别孝顺。夏天就为父亲扇凉枕席，冬天则为父亲暖热被褥，得到世人的好评。
15.行佣供母。东汉的江革背着母亲四处逃难，有时贼人要杀死他，江革以老母无人照顾哀求，贼人遂不忍下手。后来他做雇工供养母亲，而自己整日衣着破烂。皇帝听说后，就任他为孝廉。
16.闻雷泣墓。战国时魏国王裒的母亲生前惧怕雷声，他常在打雷时陪伴母亲。母亲去世后王裒特意把她安葬在幽静的山林中，打雷时还跑到坟墓前跪拜，低声说道：“母亲请不要怕，儿来陪您了。”
17.哭竹生笋。三国时孟宗的母亲得了重病，想吃竹笋煮羹。可是当时正是严冬，大雪纷飞，孟宗十分着急，就跑到竹林里痛哭。过了一会，他发现四周冰雪融化，草木变青，竟然长出了许多竹笋，原来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
18.卧冰求鲤。晋朝王祥的继母对他很坏，但是继母病时想吃鲤鱼，又恰逢冬天，他就脱掉衣服卧在冰上，这时冰忽然融化，跃出了两条鲤鱼。
19.扼虎救父。晋朝的杨香14岁那年随父亲下地干活，路上突然跳出了一只老虎，父亲被虎拽走了。杨香手无寸铁，但一心想着救父，就冲上去和老虎厮打，死死抓住了老虎的脖子。老虎受了惊吓逃跑，父子俩都逃过了一劫。
20.恣蚊饱血。晋朝时，吴猛家贫，买不起蚊帐。夏日蚊叮虫咬，父亲不能安睡，于是夜里吴猛就赤身坐在父亲床前，虽然蚊子将他咬得全身是包也不驱赶，生怕蚊子去咬父亲。
21.尝粪心忧。南齐黔娄任县令时忽然心惊流汗，怕家中有事，就急忙赶回去一看，原来他父亲病了。医生说尝病人的粪便即可知是吉是凶，甜则凶，苦则吉。黔娄就尝了尝父亲的粪便，发现是甜的，十分担忧。过了几天，父亲果然去世了。
22.乳姑不怠。唐代崔山南的曾祖母年高无齿，他祖母就每天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这样过了好几年，曾祖母的身体非常健康。后来崔山南对祖母也非常孝顺。
23.亲涤溺器。宋朝黄庭坚对母亲非常孝顺，每天都为母亲洗涤溺器。他身为高官，仆人很多，但他从不让他人代劳，而是坚持亲力而为。
24.弃官寻母。宋代的朱寿昌自幼母子分离，他当官后知道了母亲的下落，就弃官不做，去寻找母亲，后来终于母子团圆。（范松义）曹操的家宴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国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为一方霸主，经常在家里大摆宴席，款待文武，在这些宴会上也发生过一些有名的历史故事。
曹操曾建铜雀台，台成后摆庆功宴，文武济济一堂。曹操想看武官比试弓箭，就在垂杨枝上挂了一件锦袍，下面摆了一个箭垛，规定射中箭垛红心者得到锦袍，射不中则罚酒一杯。曹休先出，一箭正中红心，正欲取走锦袍，谁知文聘、曹洪、张郃也先后射中了红心。夏侯渊见此，跃马而出，一箭射去，正中四支箭的中心。后徐晃奔出，一箭射断柳条，大家齐声喝彩，徐晃则将锦袍披于身上。此时许褚不服，竟然上来强取，于是二人互相厮打，结果锦袍扯得粉碎。曹操见众将武艺高超，十分高兴，于是每人赏赐了一匹锦缎。“击鼓骂曹”的故事也发生在曹操的家宴上。三国时祢衡饱读诗书，才高八斗，但恃才傲物，十分狂放。曹操本想将让他效力，但他对曹操嗤之以鼻，对曹操手下的文武百官也是个个鄙夷不屑。曹操十分生气，想羞辱他，于是命他当鼓吏，在举行宴会时当众表演。祢衡便装而来，曹操又呵斥他不换新衣，祢衡遂将衣服全部脱下，赤身裸体，擂了一通鼓，大声斥骂曹操，然后才穿上了新衣。曹操反被他羞辱，怒火万丈，但又不愿落个杀害贤人的恶名，只好将他送出门去，后来借黄祖之手杀了祢衡。（范松义）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浙江平湖人。他早年在文化艺术领域有杰出的成就，后来出家为僧，被尊为中国律宗的一代宗师。
李叔同最初沉醉于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各个艺术门类。他曾与任伯年等人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同柳亚子共同创立了文美社，与吴昌硕在西泠印社互相切磋。李叔同曾留学日本，因国内水灾而两度演出《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等西方著名的戏剧，用门票收入来赈灾，显示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演话剧的滥觞。尤须一提的是，他在剧中饰演的都是女角。同时，他比较早地在中国传授西洋画，最早采用真人模特来作画。他创作的一些歌曲，如《送别》、《悲秋》、《祖国歌》，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培养后学，他的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后来在文化界都名噪一时。
1918年，李叔同39岁时，于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皈依了悟上人，法名演音，号弘一。他将一生的积蓄以及艺术品、衣物等全部送给了友人、学生，从此远离红尘。弘一法师持戒十分严格，对自己从不放松。他的雨伞用了30年，仍然不忍抛弃。生活起居都以佛法为准，每日只吃两顿，过午不食，所住的地方自然十分简陋。自清末以来，对佛门的清规戒律遵守得最为严格者，当首推弘一法师。弘一还潜心研究律学，广为弘扬佛法，以普度众生脱离苦海。
从风流潇洒的才子到青灯古卷的高僧，弘一法师的一生极富传奇性，颇耐后人咀嚼。（范松义）王国维：自杀的理由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国学大师，在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美学研究、哲学研究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然而在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竟然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震惊四海。王国维虽有遗书留世，其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但语焉不详，其家属又对此讳莫如深，所以对于其自杀的理由，80多年来人们多方猜测，提出了不少分析见解：
被人逼债说。内务府大臣绍英曾让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亲家罗振玉知道后，就假托代卖取走字画，后来以所得画款来抵偿王国维所欠他的债务。另外当时王国维的儿子已死，罗振玉让女儿在自己家里守节，要求王国维每年提供不菲的生活费。王国维债务缠身，难以解脱，遂投水自尽。
以身殉清说。王国维是清朝遗老，末代皇帝溥仪对他十分看重，王国维感激其知遇之恩，所以在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后以身殉国。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赞同此种观点。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因为王国维并不是一个愚忠之人。
心灵惊惧说。当时北伐军大举北上，北京的政治局势也是风云变幻。王国维生怕自己落入北伐军手里后会遭受羞辱；另外他视辫子为命，而当时谣传北伐军会杀掉留有辫子的人，所以王国维自杀。但这种说法与王国维平时的为人不合，也被一些学者所怀疑。
文化殉节说。陈寅恪认为，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定会感到十分痛苦。当时中国历经千年未有之巨变，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的人自有可能与之同归于尽。王国维之自杀也正是这个原因。
各种说法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王国维自杀的理由，但都难以成为公论。或许诸多意见综合起来，考虑到王国维内与外的方方面面，方能揭开这个谜底。（范松义）近代的名门世家
在近代中国，不少名门世家人才辈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梁济和梁漱溟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他40岁时应顺天府乡试中举，后来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清帝退位后，梁济也辞职归家。梁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被西方列强横加欺凌的时候，他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深感痛心，于是主张务实，认为一切学问必须有利于国家的振兴，不然即是无用。由此出发，他极端厌恶八股、科举，因此大力提倡维新。梁济曾和人创办报纸，曾经创作并上演了新戏《女子爱国》，也曾在监狱中创办职业学校，还努力解决贫苦儿童的教育问题。
梁漱溟，梁济子，原名焕鼎，字漱溟。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信奉过改良主义，也一度沉心于佛学，最后转向了儒学。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他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新儒家思想作了阐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漱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1946年曾参加国共两党的和谈。建国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后因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而受到批判。到20世纪的80年代，他仍然坚持著文和演讲，保持着学术青春。周氏三兄弟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一家兄弟而声名卓著者，莫过于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三人。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为新文学运动奠定了基础。《阿Q正传》深刻揭露了国民劣根性，也是不朽杰作。另外鲁迅还创作了大量的杂文、散文，组织了“未名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莽原》、《语丝》等文艺期刊，积极培养青年作者，潜心古典文学研究，对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有突出贡献。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
周作人，鲁迅的二弟，也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诗人、翻译家。他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于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既从事散文、新诗的创作，又进行理论研究，并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工作，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五四”后创作了大量清淡优雅的散文，后来更是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周作人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抗日时期在北平沦陷后出任伪职，为世人所讥。
周建人，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并不以文学成就著称，他是一位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思想研究专家，著有《动物学》、《植物学》、《进化与退化》、《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回忆录》等。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等职。梁启超和梁思成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文学家、学者。梁启超自幼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后拜康有为为师，受到很大影响。1895年，梁启超在北京参加会试时参与了“公车上书”，4年后又成为“戊戌变法”的主将，名留青史。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主张改革，反对革命，政治上趋于保守。在近代文学史、学术史上，梁启超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大力提倡文学革命运动，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也有杰出贡献。
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则是一位闻名中外的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是中国建筑史学科开创者，清华大学建筑系即是他所创立。梁思成生于日本，成年后到美国留学，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他曾主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鉴真纪念堂的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国旗最后修订也与他有密切的关系。梁思成致力于北京旧城的保护工作，经常奔走呼吁，然而在特定的年代里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北京旧城也遭受了相当程度的破坏。义宁陈氏
江西义宁的陈氏家族，自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衡恪、陈寅恪，祖孙三代皆成就斐然。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1895年他任湖南巡抚，到任后即大力改革，使湖南政坛的面貌焕然一新。陈宝箴很注重经济的发展。他批准成立了湖南矿务总局，有力促进了湖南工矿业的发展。同时，他也是湖南近代电信业的开山人物。另外，他还注意启发民智，授民以权，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字伯严。他官吏部主事，曾参加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则以遗老自居。陈三立诗名很大，他好用僻词拗句，自成一体，为“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陈三立生有三子，长子陈衡恪、次子陈隆恪、三子陈寅恪。
陈衡恪字师曾，在诗、文、书、画方面皆有很高的成就。绘画上他长于山水、花卉，速写漫画也十分精到，很能传神。书法则老辣雄浑，名噪一时。他又热心指导后辈，艺术大师齐白石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成就，其实与陈衡恪的指点不无关系。陈隆恪以诗著称，其诗风最酷肖其父，同时又自成一家。
陈寅恪则是一代学术大师。他学识极为渊博，曾6次出国留学，精通14种文字，对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尤以史学著称。因其父为诗人，他自然受到熏陶，旧体诗词也多有佳作。德清俞氏
浙江省德清县俞氏名人辈出，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于学术皆有精深造诣，可称文化世家。
俞樾，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他曾任翰林院编修，得到清咸丰皇帝的赏识，任河南学政。俞樾秉性刚正，因得罪上司而被革职，从此移居苏州，潜心学术。俞樾主要研究经学，也涉及子学、史学、训诂学，对戏曲、诗词、小说也很精通。他的学生中不乏名家，如吴昌硕、章太炎等都是各自领域内的杰出人物。
俞陛云是俞樾之孙，字阶青，号乐静居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俞陛云中探花，授编修。抗日战争期间拒不出任伪职，显示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继承了家学，长于书法，特别擅长诗词创作。
俞平伯是俞陛云之子，名铭衡，字平伯。从小受到熏陶，古文底子非常扎实。但新文学运动兴起的时候，他积极参加，创作了很多新诗，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散文，是现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俞平伯也是硕果累累。他的《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是词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至今仍为人所重。在《红楼梦》的研究上，他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视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湖南省双峰县人。中进士后，他于10年中连升10级，仕途通达。后来母亲去世，曾国藩返乡。当时清王朝正走向没落，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太平天国运动也风起云涌，于是他受命清廷组织了湘军，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一等勇毅侯。后来他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曾国藩不仅仅是政治家，还是有名的文学家、学者。他精于古文，是桐城派后期的领袖。曾国藩十分注重对晚辈的教育。长子曾纪泽，刻苦自励，通过自学精通英文，成为优秀的外交官。在与沙皇俄国的谈判中，他不卑不亢，取得了清末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胜利。次子曾纪鸿则对自然科学兴趣颇浓，在数学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除了曾国藩之子，他的孙辈曾宝荪、曾约农也是有名的教育家和学者。曾国藩的家族，至今出了名人200多人，实属难得。李鸿章和张爱玲
李鸿章，本名铜章，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他出身于耕读之家，后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他曾跟随曾国藩学习，研讨经世之学。后回乡招募士卒，组建淮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李鸿章因有功于清廷，被封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李鸿章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李鸿章是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他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企业，又组织北洋水师，增强军力，还创办新式学堂，派人留学欧美，这些都有不小的社会影响。但是，在外交上李鸿章软弱惧外，代表清廷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
张爱玲，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她原籍河北，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就读于香港，后回上海，以文为生。1943年，她发表小说处女作《沉香屑》，一举成名，然后《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名作也随之问世。1955年，张爱玲旅居美国。张爱玲的作品以她在上海、香港的生活为基础，题材较为狭窄，但是细腻动人，长于对人物内心的剖析，十分感人。她既对中国古典小说有所继承，又融合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技巧，从而独树一帜，对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坛和50年代后的港台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张爱玲周一良
周一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最初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然后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到美国留学，学习日本文学，并学习了梵文。归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以后调至北京大学。周一良学识渊博，精通多种外语。他对魏晋南北朝史有精深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两书新见迭出，严谨扎实，是史学著作中的经典。另外，他在敦煌学、佛教史、日本史、亚洲史领域也是权威人物。
周一良系出名门，其先辈多有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名人。曾祖周馥，字玉山。周馥出身寒微，为李鸿章所赏识，从此仕途通达。他追随李鸿章长达几十年，协助其进行洋务运动。周馥为清廷大员，最后官至两广总督。周馥之子周学熙最初进入仕途，曾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后来在袁世凯政府两任财政总长。袁氏妄图复辟，周学熙与其政见不同，被软禁。后来淡出政界，致力于民族实业，先后创办有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公司等企业，被称为北方实业巨头。长子周学海则喜读书，对医学颇感兴趣。他既能亲自给人看病，又有一定的理论修养，编撰有《周氏医学丛书》。周学海之子周叔弢为周一良之父，既是一名实业家，也是知名的藏书家。他大力搜求古籍、善本图书和金石文物，其藏书既多，版本又精，为人称道。钱基博和钱钟书
钱基博，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参军，任陆军十六师中校副官参谋。1938年被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聘为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他心念祖国，专门开设《孙子》一课，讲授兵法。钱基博于国学研究上创获甚多，出版有《经学通志》、《中国现代文学史》、《版本通义》、《文心雕龙校读记》等20余种书，可谓著作等身。
钱钟书
钱基博之子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现代著名作家、国学大师。他于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赴英法留学。归国后历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的小说《围城》名扬海内外，对知识分子的剖析鞭辟入里，是经典之作。钱钟书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世不二出。其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管锥篇》旁征博引，见解精辟，在海内外有重大的影响。其他学术著作如《七缀集》、《谈艺录》、《宋诗选注》也深为学界推重。钱钟书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治学方法，将多种学科知识熔为一炉，在学界独树一帜。（范松义）“怪人”沈有鼎
沈有鼎，字公武，出生于上海市，是我国著名逻辑学家，杰出的中国逻辑史家，我国数理逻辑研究的先驱。他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29~1931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1~1934年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弗赖堡大学；1934年回国，任西南联大哲学系讲师、教授及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45~1948年赴英国从事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沈有鼎在数理逻辑领域里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两个新的逻辑演算系统。沈有鼎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见解。在先秦名辩思想研究中，他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他在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文字的基础之上，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去研究《墨经》的逻辑学，挖掘出《墨经》中许多鲜为人知的逻辑思想。在哲学方面，他提出了中华民族性和哲学关系的新观点。他乐观地预言：“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哲学在中国将有空前的复兴，中国民族将从哲学的根基找到一个中心思想，足以扶植中国民族的更生。”正如贺麟当年评论，沈有鼎说出了“非卓有见地的人不敢说的话”。
汪子嵩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中写道，沈有鼎先生是联大的“怪人”之一：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几个扣子没有扣上，一边走路，一边微笑或喃喃自语。不管是教师和学生，只要向他提个问题，他就拉着你讨论不休。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经常可以看到沈有鼎出现在茶馆或小饭馆里，提着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着书和钱。我听人说，沈先生可以出钱请你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的课，只要他感兴趣，就会去旁听，有时还起来发问，甚至插嘴说，你讲错了，使得教授下不来台。沈有鼎是金岳霖的高足，有一次金岳霖讲到一本新出版的数理逻辑专著，沈有鼎站起来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金先生只是“唔”了一声，不以为忤。（潘宇单春梅）二思想智慧秦始皇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以前分的诸国改为郡县。博士淳于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建议依据古制，封子弟功臣以为枝辅。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建议，除秦国的史书、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百姓家收藏的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外，凡列国史记、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等均限期交出焚烧。禁止私人办学等。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
秦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为秦始皇寻觅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卢生，因难以再继续行骗，便以始皇贪于权势，以为之求仙药为由，相约逃亡。秦始皇闻讯大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黔首，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受株连的儒生达460余人，全被活埋于咸阳。焚书坑儒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单春梅）演连珠
连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别具特色的推论形式。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已经具有了连珠的痕迹。但连珠的形式始创于韩非，一般是“先列其纲而后著其解，谓之‘连珠’”。比如《韩非子》诸篇中的连珠，都是先列出总纲，即所谓的“经”；然后再逐条解析，列举例证，称之为“说”。在韩非的连珠中，“经”所表达的就是所要论证的论题，“说”所表达的就是论证“经”的论据。
如：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免除徭役的人多了），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结论）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结论）（《韩非子·备内》）
从形式上看，韩非的连珠似乎与传统逻辑中的连锁推理相似。在传统逻辑中，连锁推理是复合推理的省略形式，它只提出最后一个总的结论，而省略了其他各个小推论的结论。但仔细分析，尽管韩非的连珠也有省略小结论的步骤，但它的推导关系是建立在因果联系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与传统逻辑建立在类属（属种）关系基础上的连锁推理有本质的不同。
如：人有祸则心畏恐（心中不安），心畏恐则行端直（行为端正），行端直则思虑熟（考虑周全），思虑熟则得事理（把握规律）。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不走正道，动则背弃规律）。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韩非子·解老》）
韩非这种建立在事物因果联系基础之上的连珠，其错综穿插的推导，也是与传统逻辑的连锁推理的固定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这可从另一个连珠例子得到证明：
人有欲则计会（思虑）乱，计会乱则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径绝，事径绝则祸难生。（上为反推连珠）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上为正推连珠）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上为反推连珠）故曰：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结论）（《韩非子·解老》）
总之，韩非的连珠推论形式多样，视需要而定，不曾固守于一个固定模式。加之韩非的连珠推论是建立在因果联系之上，这些都是它有别于传统逻辑的连锁推理之处。
至西汉末年，扬雄吸收了韩非“连珠”的形式，使之与文学结合，并赋予了“连珠”之名。其形式一般有两段式与三段式。两段式只有两段，前一段为前提，后一段为结论。也有三段的，三段式又分几种情况，其一是“……何则……”，其二是“……是以……故……”。
对于连珠的特点，古人评价说：“所谓连珠者……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晋]傅玄：《连珠序》，《艺文类聚》五十七）“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南朝梁]沈约：《注制旨连珠表》，《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张晓芒）“譬”的类推论辩方法“譬”即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它是按照两种不同事物、现象在“类”属性或“类”事理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或相似性，以“假物取譬”、引喻察类的过程，通过论说者的由“所然”进到“未然”的认知形式，描述、说明、论证或反驳一种思想的是非曲直。这种方法的特质是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的，古人称之为“譬”。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早在西周时代“譬”就已开始运用，《易经》就以“取象比类”开了先河。《尚书》也有运用“譬”的事例，如《尚书·梓材》连用种地、建房、作器三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理做比喻，说明创业和守成的关系；《尚书·胤征》还以“玉石俱焚”比喻说明了官吏的过错“烈于猛火”。在我国最早的一部用文字记载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譬”的思维技巧更是比比皆是，并成为《诗经》赋、比、兴的三大艺术形式之一：“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汉]郑玄：《毛诗正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宋]朱熹：《诗集传》）；比、兴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兴中许多发端起兴之辞多含有比喻义。所以，后人往往将比、兴合称，“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文心雕龙·比兴》），倾诉诗人的情怀。
至以后，孔子以“能近取譬”使这种方法有了定名，“无譬则不能言”的惠施更以“夫说者，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给这种思维方法下了定义。而墨子、孟子、庄子、韩非等人在使用类推方法以论证自己的主张时，更是广譬博喻，充分利用了日常生活中的浅显道理与治国、治世中的深刻道理在某一属性或事理中的同一性或相似性，从而在由此及彼的推论中，成为类推论辩的好手。例如，墨子以类推论辩成功地“止楚攻宋”，孟子以类推论辩使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庄子则以“涸辙之鲋”的类推论辩揭穿了监河侯的丑恶嘴脸，等等。
由于类推论辩方法的关注点只是在于两个思维对象，或用来做“比”的事物与所要论证的事物之间有“举相似”的同一性，从而断定对于它们的思维取舍也即肯定或否定也应该相同。因此，类推方法的特点是：两类事物在某一性质上具有相似性或相同性；将抽象的思想形象化或具体化，是论辩的工具；在论辩的过程中，所要说明的事理对听者来说可能是还未清晰了解的认识，但对论辩者来说，则是已经清晰了解的认识。所以在论辩的过程中，论辩者只是用类推方法或通俗化地或形象化地阐述了一个抽象的道理，并未增加任何新的知识；使表达思想、进行说服说理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它的结论性质是对已知事物的事理之正误的说明，其结论是“应该如此”的价值命题，具有道义性。显然，类推论辩方法依据“类”事理上“同情”、“同理”的同一性，可以增强“说明”的力度，对于古人论辩各种政治伦理问题时“取辩于一物”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表明了现世应该怎样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伦理精神，从而以这种思维方法最好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理想诉求，熔铸了那个时代求真的态度与精神，以及求善、求治的振世精神和人文关怀。为此，现代文学家钱钟书还曾就“譬”的强调或联想了两类极不相同的事物之间的相同、相似之处评价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即愈新异，效果愈高。中国古人论譬，说不能‘以弹喻弹’,又说‘凡喻必以非类’,正是这个道理。”（钱钟书：《读“拉奥孔”》，《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也正是由于“譬”是一种言浅显喻深远的思维方法，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在谈说论辩中广泛运用的方法，并使之具有了中国的特色。这样的例子从古到今举不胜举，例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是运用“譬”的一篇极好的范文。（张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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