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之路：一个南方小镇的口述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晓丽,胡百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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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之路：一个南方小镇的口述历史试读：

在20世纪最后20几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场以改革开放来带动的经济社会大变革，由上而下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大地上全面推开。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实现中国梦征程上的奇迹。

长安镇正是这样一个奇迹。作为中国南疆一个普通边陲小镇的东莞市长安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全镇人民找准定位，紧跟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奇迹般地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蜕变成为一颗繁荣富裕的南国明珠，成为我国小城镇建设的示范和标杆，谱写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与时俱进的新的壮丽史诗。2015年，长安镇实现生产总值400.5亿，工业总产值1303.6亿，生产总值增速、工业总产值总量均为东莞市第一。

进入21世纪，当我们回望上世纪最后一页，在长安的发展轨迹上，浸润着一滴滴辛勤的汗水、站立着一个个鲜活的英雄，是他们，用信念、智慧和勤劳改变了家乡这片土地。他们的奋斗历程成为我们后来者追寻历史、振奋精神、继续开拓的原动力。

回溯30年乃至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程，苦难与辉煌一直伴随着我们前行的步伐，随着历史的远去，有些印象和记忆会随着时间而模糊，凝结在长安镇人民心中的许多苦难与辉煌的印记正在随时间而消逝，如果我们不再去进行抢救性的发掘，我们的下一代就不知道长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就不知道老一辈长安人为了建设美好富裕的家乡是怎样呕心沥血地务实苦干、无私奉献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建设者们为长安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他们的故事和经验，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和感悟，同样也是长安镇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沉甸甸的《长安之路：一个南方小镇的口述历史》时，过去的年代、曾经的岁月仿佛一幕幕画面生动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不要让时间使我们的记忆风化，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我们向着两个“100年”进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长安之路：一个南方小镇的口述历史》将成为我们长安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强大催化剂，激励着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与时俱进。历史、现实、未来不仅是传承的，更是相通的。今天，处在经济社会双转型时期的长安镇，面临着再一次实现高水平崛起的关键机遇期，镇委、镇政府审时度势，科学谋划，明确了建设“现代制造名城，湾区创新都市”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打造“湾区经济的试验区、莞深对接的桥头堡、东莞西南组团的科技创新高地”的发展定位；制定了“一改两区三提升”发展战略：一改就是全面深化各项改革工作；两区就是打造科技商务区和人文生活区；三提升就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落实，强力突破，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全面实施优质发展，积极规划建设智慧长安，着力抓好新型城镇化工作，加快推进长安新区开发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不断提高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努力再造新优势、实现新腾飞。我们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客观规律性。当长安发展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长安人都应该自觉地承担起这份历史的责任，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何绍田何绍田（中共长安镇镇委书记、镇人大主席，长安新区党工委书记）2016年1月于长安序二现代性的谱系与长安之路

大多数长安人不会关心“现代性”这个学术概念，而这完全不妨碍他们成为现代性奇观和神话的创造者。他们的勇气、智慧和德性乃是现代性观念在一个中国小镇上活生生的书写和激荡。从有关改革开放及其得失进退的宏大叙事，到每一个长安人精微琐细的生活图景，思想界喧嚷数十年的现代性观念和实践在长安可以找到令人震惊的典范，或者说具有原型叙事意义的标准注解。在这个意义上，长安配得上东西方思想界加诸现代性的几乎所有赞誉，当然也无可避免地承受现代性的“通病”之痛。现代性本身就是不断克服病痛、走向超越的一种观念、价值、计划、制度、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它许诺了重生、革新和进步。

现代性最为人熟知的观念是理性和进步。在西方孕育现代性观念的启蒙时代（17—18世纪），人的理性得到重视和强调——摆脱神权及其主导的意识形态禁锢，摆脱君权及其施加的专制统治，发现、运用人自身的理智和主体性。康德说，启蒙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1]的理智！”一旦“天命”与“人事”相分离，原本听天由命的人得以开启心智和获取主体地位，自然强烈渴望免除饥饿、免除恐惧，亦即在进步中争取权利和自由。这种思想史式的表述，换作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长安平头百姓的话来讲，就是既要衣食足又要得开心。长安人至今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喜欢使用“开心”一词，而开心就是把心打开。“如果没有人的觉醒和个体人格的确立，现代性注定是[2]虚幻的允诺。”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后发性和外源性特征。后发性是指中国晚于西方开启现代性进程，外源性是指这一进程最初是由西方强加的，中国大抵处于被动状态。总体而观，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20世纪的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浩劫阻遏了赶超的步伐，并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二战后几乎普泛全球的繁荣和增长。及至1978年，中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主题的大讨论，说到底就是要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和恐怖，让全社会从疯狂回归理性，承认、尊重和释放人的欲望、权力和创造性。在理性和进步的召唤下，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重启现代性进程，主动拥抱西方合理的智慧、经验和制度，主动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链再造。

当整个国家伸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时候，特区深圳和近在咫尺的东莞市长安镇就处在掌心，它们最快、最灵活、最有力地抓取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心智大开，睁眼看世界，对财富的渴望和进步的意志驱动了长安人的双腿。他们奋力向上，一往直前，谱写了后来描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诸多影视剧、纪录片、小说、专题报道和政论文章的原型故事。当年主旋律的歌曲唱着“明天会更好”，30年后长安镇的宣传片补述说，那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他们首先脱掉泥腿裤，把世代耕种的田地建成工厂，再穿上皮鞋，到深圳的闸口向港商、台商、美商以及所有可能投资的人招手。这双脚这双手，世代艰辛劳作，竟赚不足温饱和尊严。在这之前二三十年间，长安的男丁们还凭着双脚双手偷渡逃往对岸——灯红酒绿的香港。长安的五点梅水库挤满了练习游泳的男孩子，他们时刻准备着游向一水之隔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前哨。偷渡之旅九死一生，却是家家户户最大的指望。夜半时分，哪家响起鞭炮，便是昭告邻人自家儿兄偷渡成功。至今，长安本地人三万，在港长安籍人亦三万。

偷渡客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劳动必有所得，而且动辄在身体上、心灵上被打倒的大恐惧不复存在。从个体层面看，现代性所倡扬的主体性价值，其实就是让人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长安所提供的历史叙事表明，个体也许不只是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主体觉醒且崛起，社会引擎才能发动，并且持续运转。

当外商停下脚步，决定在这个98平方公里的小镇安营扎寨的时候，长安人立即把往昔的农田、鱼塘变成了世界工厂。以世界的眼光看，在迅猛发展的中国犹跑在最前面的长安，经济建设的速度和画面有如电影大片里的快镜头。当镜头转入新世纪，全世界可以看到这个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小镇，每年生产总值过百亿，直至今日超过400亿，工业总产值高达1300多亿，经济总量可敌中国北方数县乃至地级市。走在长安，到处是高楼广厦，多家五星级酒店点缀其间，显现着这块富庶之地的实力和吸引力。一个人可能并不了解长安，而如果他为人父母，却不太可能不知道芭比娃娃。美泰玩具厂是最早落户长安的外资企业之一，它和很多后来者一样，把长安他们首先脱掉泥腿裤，把世代耕种的田地建成工厂，再穿上皮鞋，到深圳的闸口向港商、台商、美商以及所有可能投资的人招手。这双脚这双手，世代艰辛劳作，竟赚不足温饱和尊严。在这之前二三十年间，长安的男丁们还凭着双脚双手偷渡逃往对岸——灯红酒绿的香港。长安的五点梅水库挤满了练习游泳的男孩子，他们时刻准备着游向一水之隔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前哨。偷渡之旅九死一生，却是家家户户最大的指望。夜半时分，哪家响起鞭炮，便是昭告邻人自家儿兄偷渡成功。至今，长安本地人三万，在港长安籍人亦三万。

偷渡客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劳动必有所得，而且动辄在身体上、心灵上被打倒的大恐惧不复存在。从个体层面看，现代性所倡扬的主体性价值，其实就是让人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长安所提供的历史叙事表明，个体也许不只是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主体觉醒且崛起，社会引擎才能发动，并且持续运转。

当外商停下脚步，决定在这个98平方公里的小镇安营扎寨的时候，长安人立即把往昔的农田、鱼塘变成了世界工厂。以世界的眼光看，在迅猛发展的中国犹跑在最前面的长安，经济建设的速度和画面有如电影大片里的快镜头。当镜头转入新世纪，全世界可以看到这个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小镇，每年生产总值过百亿，直至今日超过400亿，工业总产值高达1300多亿，经济总量可敌中国北方数县乃至地级市。走在长安，到处是高楼广厦，多家五星级酒店点缀其间，显现着这块富庶之地的实力和吸引力。一个人可能并不了解长安，而如果他为人父母，却不太可能不知道芭比娃娃。美泰玩具厂是最早落户长安的外资企业之一，它和很多后来者一样，把长安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一直托举到世界制造业的最前沿。尤其是因为有五金模具和电子信息两大产业，长安堪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晴雨表。

这种“当惊世界殊”的变化，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被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尽管世界大国文化、国情分殊甚巨，但大国崛起及其现代性进程却呈现出一些普遍趋势，譬如观念上的理性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上的城市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组织上的科层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等。长安以一个镇的体量在这六个方面皆有所尝试和跨越，尤其在前三个领域最为卓越。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主流意识形态审慎地采纳了“现代化”一词来表征现代性的实现过程，而实现手段则操作化为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方面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试图为现代性的其他关键范畴——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法制文明、道德理想、精神信念的革新和发展争取更多时间，或者说等待更成熟的时机。显然，这是一项实用主义的战略设计：经济优先，发展是硬道理，而后水到渠成或主动出击，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均衡进步、对等繁荣。

作为中国的参照，美国正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奠定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所谓“有用即真理”，实用主义所主张的重事功、近实际的伦理观，往往在利益关系凸显、社会经济生活活跃时期成为最富现实关切意义的价值规范。中国文化亦蕴含着深厚的实用性传统，“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3]。长安人大抵不会把自己的务实、进取抽象地表达为哪门子实用主义哲学，而若是把哲学理解为对人生和社会切要问题的思考、改善和解决，那么他们的确在恰如其分地践行着与历史机遇相称的伟大哲学。“伟大”一词自然不可滥用，而用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长安人身上则是合宜的。国门乍开，百废待兴，机遇的洪流一泻而入，而条条框框依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改革者稍有不慎便会跌入激流，勇士在一念间就可能倒下成为“烈士”。在长安，改革者以巨大的勇气开路搭桥，在招商引资、土地开发、城镇建设、劳动政策、社会管理诸领域先行先试，允许试错，错了就改，改不了就绕道而行。这种实用主义的行动指南，在今日看来带有强烈的创业期的豪放和草莽气质，有些行动飘忽于合情、合理与合法之间，有些甚至是明显出格脱轨的。譬如，当年的镇领导班子抗拒不得违建楼堂馆所的指令，悄悄建起了长安酒店——外商来谈判，不可能住在坑洼遍布、蚊虫和鸣的民房或窝棚里。这种抗拒，或可颂之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或可斥之为胆大妄为、违法乱纪，端的要看政治气候和历史大势。事实上，长安承受的政治和舆论风险远不止于此。在霓虹闪烁、工厂林立之初，有考察团惊呼长安复辟了资本主义，此事在今日已成笑谈，无人深味当年改革者面对批判时的内心忧惧。如是而言，长安创业史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有时勇气比智慧更重要。“现代性贵在创新，无创新也就没有了现代性。现代性与创新性总是联系在一[4]起的，政治的现代性也是如此。”这种试错、创新的勇气，在中央层面被肯定为“摸着石头过河”，“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历史地看，包括长安在内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当年其实代表了整个国家在试错、创新、拥抱世界和走向现代，这一代人也因之伟大。我们固然可以回过头来挑剔创业一代的知识储备、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但是他们的勇气、雄心和行动力永远值得称扬，他们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更进一步，他们之中几乎没人精通外语，却架设了通往世界的桥梁；几乎没人拿到专业技术学位，却引来了全球先进的五金模具、电子信息等产业；几乎没人受过系统的城市规划训练，却建设了至今无须伤筋动骨施加改造的现代城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成为族群的象征和集体记忆，譬如老书记李毓全，每一个忆及当年峥嵘岁月的长安人都会提到他的勇气、才干、奉献精神和英雄主义。以人文地理视角看，他和那一代人的胸襟、气量也许与长安背山面海的灵毓环境相关，东风吹来之际，春暖花开。那一代人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地工作，一切都是公家的，唯有踏破了的铁鞋是自己的。理想的火花一如莲花山古寺的香火。

在人的主体性、追求财富的欲望、创业的激情被全面点燃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就会再次发力，它要求通过程序设计、制度安排和契约精神来约束欲望的烈火。《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认为，“中国和[5]中国人的竞争优势在于，他们愿意为任何需求和结果而调整自己”。这既呼应了前述之实用主义哲学，也暗示了中国社会程序、制度理性的匮乏。毫无疑问，如果制度建设追不上发展的速度，那么一切发展成果都是危脆的；如果市场经济不是法制经济，那么市场必将成为权贵的狩猎场；如果企业、NGO和公民缺少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的合理程序和畅通渠道，那么社会生活要么变成极度压抑、残酷的丛林，要么沦为尖锐对抗、纷乱失序的喧哗场域。一言以蔽之，如果社会进步未能筑基于制度理性，那么它所描绘的所有蓝图都不过是沙滩上的容颜。

纵然“新篇章”、“新辉煌”、“新高潮”、“新局面”和“新台阶”的喜报纷至沓来，发展的成就却可能越来越难以支付和冲抵制度理性缺席所带来的社会成本。长安跑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自然对此有最早的警醒。在1990年代中后期，当李满堂、高北伦等新一代领导班子从李毓全那一代接过改革的火炬，他们不得不因应时势之变，把挥向投资者的双手抽回一只，来抓好程序、制度和契约建设。如是，他们才能构建外商越来越看重的制度环境，才能巩固发展的成果，才能维护珠三角明珠的美誉，才能约束那些朝着管理的漏洞和制度的缝隙伸手的人。实际上，制度理性乃是实用主义发展哲学的保健医。倘若弃之不顾，所谓务实、进取和追求实用就会沦为极端的利己和投机主义：每一个体都拼命伸张私利，却无视对他人和整体的破坏，造成发展中严重的负外部性；政策和规制的出台往往难以预料，人们无法做出长远预判，只能抓取眼前利益，必然加剧投机的盛行。

一点也不意外，制度建设者遇到了重重阻力。他们一声令下，可以改善全镇的防洪、供电和交通系统，可以把一条河流变成暗河，并在上面铺就一条美丽的长青街。然而，他们很难把创业初期纵横驰骋的野马拴在长青街栉比鳞次的水杉和木棉树上。值得赞叹的是，这一代人大抵秉承了上一代人的理想情怀和攻坚克难精神，他们从宏大到精微地设计了各种管理规章、程序和制度，努力让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他们赢得了很多理解和支持，但是还需要更大的理解和支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补足制度理性，远非一个镇、一个市所能独立担当。一如当初背靠国家而在改革开放中率先起跑，长安、东莞、广东的制度创新最后要依靠国家意义上的顶层设计。

历史也许并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押韵或者惊人地相似。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疯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亦经历了艰难的制度建设和制度理性普泛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从中央到各州政府再到社区组织，从行业联盟到大财团再到中小企业，从教会到大学再到公民自治机构，皆致力于提升管理水平、加强制度建设、促进程序正义和培育契约精神。这般努力，就是为了构建权利和义务并彰的社会系统，造就有良知的精英和积极的公民，以收敛镀金时代、西进运动和垄断浪潮下的贪婪、投机和原罪，把财富积累期的野马拴在国会山下的林荫大道上。“人们总体上同意，改革的最大敌人不是垄断者，进步的最大障碍也不是落后，现实的立场应该是以更高的智慧和更好[6]的制度促成更大的进步。”现代性抱持着强烈的秩序情结，以此来应对自身发展中的复杂性。当袁德和、梁荣业等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代领导班子于新世纪初登场的时候，他们继承了前人的发展成果，也遭遇了更加复杂的发展格局：持续做大做强经济——市场理性，持续加强和优化制度环境——制度理性，开启社会管理的新局面——秩序理性。秩序可以软、硬二分。从硬的方面看，高峰期近百万外来工涌入长安，他们为长安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也给当地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他们朴实、坚定、吃得了大苦，内心澎湃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在同乡的带领下来到梦想之地。一些人飞黄腾达，很多人有所成就，大多数人过着平凡的外来工生活，另有一些人则滑入社会边缘，引发了严重的治安问题和恶性事件。新一代外来工的权利意识已然觉醒，他们要求更高的薪资和福利，政府必须对他们的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做出切实的回应和改善。同时，企业主与打工仔、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同籍的外地人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撞开始全面显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性事件一度频发。

实际上，这也正是现代性危机的通病。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与共善或曰公共福祉相配套。缺少普惠、公共的善，就必然导致多样的恶。在工业化早期，“工资换劳力”的简单交易被视为天经地义，及至劳动者的欲望和权力意识与工业化、城市化一同膨胀，新兴的工业重镇就必须消化劳动者安身立命的全部成本。客观而论，东莞和长安在这方面也堪称先行者，“积分入户”、“积分入学”等制度得到了公正的执行。这其实为外来工、底层劳动者开辟了一条虽然狭窄却尚可指望的通路，他们借此融入城市，实现社会位阶的向上流动。当然，路要越走越宽才好。否则，本地人很难看懂一个外来工透过五星级酒店的橱窗眺望红男绿女的神情和心情。如果有一天，他们走在锦绣路、长青街上而宛若归乡，他们就会心神安宁朗阔。

这又需要创业者拿出逢山开路的勇气，所不同的是当初横下一条心打开国门，今日则应向自己出手，打开可能板结的利益之门。和谐的社会秩序必以公平正义为根基，不然两极分化和相对的剥夺感将导致全部社会关系时时遍在的紧张。在1900年代，美国为了克服现代性进程中的经济垄断、阶层分化、利益板结、贪污腐败及其导致的激烈社会对抗，举国发起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旨在促进公平正义、重新整合社会、实现整体性进步。这场运动的初衷看起来并不那么高尚，它缘起于罗斯福、卡内基、洛克菲勒等社会精英或曰既得利益者的一[7]种强烈危机感：“要么一起上升，要么一起沉沦。”换言之，如果大众不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成果，那么危机就会压倒发展，所谓既得利益亦将难以为继甚或化为乌有。正是国家政府推动既得利益者率先成为改革者，以公平正义重塑社会关系，才使得美国成功化解了20世纪早期的社会危机，避免了官方的炮火与民间的怒火灾难性的相遇。

言及公平正义，就碰触了软秩序问题。所谓软秩序，即人民在内心深处对现行秩序及其未来图景的认同程度。以现代性的标准术语来讲，真正的认同生发于价值理性——道德、审美、信仰层面的接受和信任。马克斯·韦伯把现代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重视市场、程序、制度、契约、秩序、科技、效率和功利，后者倡扬道德、审美和信仰等精神价值和终极追求。进一步而言，工具理性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要素和手段，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在物质上实现富民强国和社会进步；价值理性则指向精神建设，强调不但要发展而且要美好，过有德性、有灵韵、有信仰的生活。

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认同的源泉，一是善用工具理性而增益物质财富，二是善用价值理性而增益精神财富，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终极性的。如是而观，包括GDP在内的工具理性的成果只是合法性和认同的来源之一，是物化的、外在的和当下的；而价值理性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和创造则维系着灵性、内在和恒常的认同。从欧美国家的教训看，启蒙的一个“意外”后果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价值理性衰落凋敝，在进步中失去信仰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魔咒：一方面是信息、知识和财富迅猛膨胀，另一方面是道德理想颓败、精神信仰坍塌、生活和文化趣味庸俗化。有人将此般物质和精神的起伏生灭概括为“形势大好，人心大坏”，虽然偏颇却发人深省。仍以美国为参照，在前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美国社会的价值危机蔓延为各个阶层、大多数人的切身体验：找不到自己，也难以认同他人；过去不可追，现实不堪忍，未来幻灭无常；在精神世界，弱者孤独无助，强者亦有其贫乏；所有人都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传统的生活路线和生活价值遭到颠覆，本地人和外地人、身体和精神都在背井离乡。在1900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即后来的世博会）上，美国展出了打字机等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德国展出了辉煌的古典哲学著作和艺术品，法国除展示工业成就外，还集中呈现了公益和慈善领域的杰出成就。比照之下，“美国馆在其古典的虚假外表下面透露出来的是商业气[8]息”，美国不过是精神空洞还“竭力要赢得别人尊重的暴发户”。为此，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在国家哲学层面、中产阶级和公民组织在道德理想层面、基督教在精神信仰层面发起了革新运动，以改变物质埋葬精神、工具理性湮没价值理性的困境。

长安并非总是先知先觉，却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价值危机有切肤之痛和迫近之需。显然，倘若找不到一个心灵上的着落，一个可以安放自我的精神家园，富裕起来的本地人极易精神怠惰、意志消沉，乃至耽湎陋习、玩物丧志，“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同样，倘若没有道德、审美和信仰的灯火照亮前行之路，百十万外来工的所谓梦想，一不小心就会变质为赤裸裸的发财的欲望，“除了钱什么也不要”。先富者不仁不美，外来者无底线无信仰，长安梦断，不堪设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袁德和、梁荣业始，加上之后陈福坤这一届领导班子，腾挪出抓钱、抓城建、抓制度、抓秩序的手，开始抓文化。

于是，长安建设了全国镇一级最好的图书馆、美术馆、影像中心，兴办了闻名遐迩的文化讲堂、艺术节，发起了书法、摄影等多样的文化社团和创作平台，恢复了粤剧、舞狮等文化传统，赢得了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一些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奖项。如是文化建设，外显为器物和活动，实则点滴入道，凝聚为集体记忆、信念之库和价值理性。

不难看出，在价值理性的培育中，长安是以文化艺术——审美之维切入的，而道德教化、信仰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在当今时代，“教化”、“建设”乃是公共协商和公共参与的结果，不再是政府对公民、精英对大众的单向灌输和强行施加。长安、东莞和广东更可再开风气之先，于十八大着力强调的协商民主、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有更大作为。这一期待并非虚妄，而是由来有自。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改革开放，广东在一个多世纪的中华民族斗争史、复兴史中皆是领风气之先者。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久不见消退，产业格局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调整。新任镇委书记尹景辉有实干家兼理论家的气质，放眼珠三角未来三十年，构想了信息化、全球化语境下的长安大战略，未期经年而和镇长罗军文分别转任邻镇虎门和东莞市财政局。尹景辉的继任者杨晓棠教育局长出身，有经济史研究背景，和镇长李海文共同面临着大变革时代长安如何发展这一命题。这又是一代接力者，在他们走马上任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正酣，美国宣告“页岩气革命”成功——全球能源格局即将发生巨变，美国掀起再工业化浪潮，制造业重返北美；在国内，“中国梦”浸润人心，官民对话、民商对话、阶层对话、族群对话、人与环境的对话正在重构社会发展模式，广东产业转型和升级迫在眉睫。

按照现代性进程的一般趋向，杨晓棠的继任者何绍田、李海文这一代及其后来者有可能被历史赋予如下重任：阶段性地成为现代性谱系的完整书写者。所谓谱系，大抵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一般路线图，或者说任务清单。如前所述，现代性谋求发展和进步，核心路径是并行的工具理性之路和价值理性之路，两条路径彼此影响、相互建构，并且各有自己的任务清单。新一代要清醒、务实地守住制造业优势，全面扩充骨干产业，同时攻守结合地面向全球市场——拓展外资经济而又必须让本土和民营经济显著胜出，此为市场理性；进一步加强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商业和社会契约体系建设，此为程序、制度和契约理性；通过自我培育和对外交流合作，弥合镇一级高级人才储备和重大科技创新之局限，此为科技理性；加强协商民主和公共参与体系建设、信息化与官民对话体系建设，此为秩序理性；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推动文化建设道器融合，实现多元文化惠及民众，倡扬道德理性和美好生活，与时俱进地涵化精神信仰和核心价值体系。历史将见证新一代正在和已经做出的成绩。我们必须重提理想。杜威往昔的一个论断，大抵可以充作今日勉励的宣言：“今天，我们在理想之事上是虚弱的，因为智识已然与抱负分道扬镳……当哲学能够与变革之力相称，能够让日常生活的意义清晰且一贯地彰显，科学与情感[9]将彼此渗透，实践与想象将相互拥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一项口述历史研究成果，本书涵盖的时间跨度为1978—2013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今日的长安镇已奔向新的历史方位了。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所长）2016年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注释

[1]［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王一川：《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载《河北学刊》，2005（5）。

[3]胡适：《实验主义》，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1919年4月15日）。

[4]刘化军：《论政治的现代性》，载《天府新论》，2（5）。

[5]转引自许知远：《时代的稻草人》，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胡百精：《对话与改革：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公共传播与社会共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6）。

[7]Theodore Roosevelt,Progressive Principles,New York:ProgressiveNational Service,1913,p.310.

[8]［美］丹尼尔·T·罗杰斯著，吴万伟译：《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John 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Boston:Beacon Press,1957,p.164.第一部分觉醒与崛起

从传统走向现代，是既往一二百年间全人类共同的命运选择。东西方文明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谱写现代转型的律动，并以浩荡之势汇入全球化雄浑的交响。此中，人的解放和自由成为各国现代化开篇的主旋律。1978年，改革开放重启了19世纪中后期以降的中国现代转型之路。现代化浪潮汹涌奔腾，广东省东莞小镇长安率先启蒙和崛起，于大河破冰之际立上潮头。庙堂之上的思想解放，长安人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香港和西方的映照与召唤，上下、中西发生了既宏大又精微的激荡，在三十多年间创造了梦幻般的经济奇迹。

对长安而言，梦幻并非一个夸饰的修辞。这个只有98平方公里的小镇，今日居住着3万多本地人、70余万外地人，2015年创造的生产总值超过400亿，数家五星级酒店的堂皇如京沪，高尔夫球场依山近寺，图书馆占地超过一些“211”大学，长青街上的年轻人修剪着香港刚刚流行的发式。世界上最先进的五金机械和电子产品、最潮的时装和饰品、最华丽的生活风尚，往往第一时间在这个小镇出现，长安可能是它们的产地或源头。每一个40岁以上的长安人都承认，他们在童年光景“即使想破胆也想不出”这番从贫穷到富足、从破败到壮盛、从边缘到中心的繁荣之路。宛如一场灿烂的梦，太明亮，太辉煌，让人难以置信，幸好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和脚步声。计划经济

1978年，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分田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时，东莞长安公社霄边生产大队的干部蔡柱球依然在为社员们吃不饱肚子一筹莫展。在长期政治挂帅的运动式生产中，曾经的鱼米之乡长安，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既吃不上鱼，也吃不上米。白米饭变成了稀米汤，“一吹三层浪，一喝九条沟”。最困难的时候，轧过糖的甘蔗渣子捡回来，磨成粉煮着吃；芭蕉根上的茎块里有淀粉，砍下来，也可充饥。

和蔡柱球同样发愁的还有上角大队队长王润棠，根据多年的种田经验，他曾试图耍点花样让人们摆脱饥饿：村民收完早稻之后再种一季马铃薯，在村里的小鱼塘养点鱼，家家户户再养些鸡鸭，除了自己吃，还能再拿去卖钱……没多久，王润棠就被扣上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帽子，受到了批判——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以粮为纲”的方针，而且公然追求个人利益，简直是走“资产阶级道路”。

在那个时代，为了让私欲彻底灭绝，个人利益如同洪水猛兽被严防死守，每个人都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我、战胜利己主义。而在社会生产中，一切必须服从国家的安排。人们相信，当国家的经济机构被设计成一台使所有人遵照计划指令工作的大机器，那么剥削之恶、贫富对立和阶级仇恨将不复存在。富足、平等和美好的世界将在领袖的精致设计中迅速降临。

在农村，每一个农民每天干什么都要严格按计划行事，甚至可以完全不顾气候时令，“与天斗”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快乐。乌沙生产大队曾接受过这样的指令，某年2月6日前必须将所有的水灌到田里去——而这项工作在当时既不现实也毫无意义。瞎指挥和乱折腾的一个重要效果是驯服人性。当年流行的比喻是“螺丝钉”，人只有嵌入社会运转的大机器才被承认有价值，而个体则要承受饥饿和恐惧。

除了不顾现实条件的盲动，对经济规律的无知和忽视也是常态。长安自古盛产水草，这种作物在香港等地广受欢迎，卖一亩水草的价钱远远高于一亩水稻。但是，在“以粮为纲”的号召下，所有劳力必须集中收水稻。一些村的大队只好“阳奉阴违”，在田里插满红旗和标语，高声喇叭时时提醒人们抓紧生产，暗地里却抽调青壮劳力去种水草，只留下老弱和妇女在田里收水稻应付检查。

严细的计划指令与经济运行规律的矛盾日趋突出。经济运行客观要求一系列比例关系——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工业和农业等，各种比例关系又形成瞬时变化的动态体系。若要国家经济机器准确无误地运作，就必须掌握这一动态体系每一参数的瞬时变化，而苏联在1960年代就遭遇了计划经济的严厉教训。1964年，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曾说，全苏联的人民都投入到编制计划的工作中去，到[1]1980年才能变成1964年的计划。如此僵死庞大的计划管理体制带来的必然是盲动，而平均分配的“大锅饭”更是让人的内在激励荡然无存。注释

[1]参见杨继绳：《邓小平时代》，2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亡命香港

在饥饿与桎梏的双重压迫下，许多人只好将逃离视为希望。六七十年代，广东竟有数十万人逃往香港。长安公社的李有枝就是逃港大军的一员。1962年，夜以继日艰辛劳作却吃不饱饭的李有枝和伙伴们决定离开。他动身的时候正赶上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大放关”——刻意放逃港者一马，通过水道游到了香港。为了躲避香港警察和狼狗的追寻，李有枝藏匿在一座山上，忍饥挨饿三四天后，被一名好心的“太平绅士”收留。

对长安人来说，逃港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在长安的老相册里，有一张五点梅水库人头攒动的老照片：当时所有青年只要有时间就去苦练游泳，时刻准备着逃往香港。哪家哪户有人成功逃离，就会放鞭炮庆祝，“如同好日子已经开始了”。然而，并非所有逃港者都如李有枝一般幸运，被海浪吞噬、离开后杳无音信、生死两茫茫者大有人在。不仅如此，一旦逃港未遂被抓回来，就会被认定为“叛国”，要挨批斗、进劳教所，还会没收家里的牲畜或者值钱家当。按照厦岗村党支部书记麦凯全的回忆：“逃港对村民的诱惑太大了。当时本地村民很多在香港那边有亲戚，他们会寄一些油、衣服、糖果、饼干回来，因为香港和长安两地的物质差距太大，特别是吃的方面，所以引诱了很多人逃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见证了数百位村民想方设法逃往香港的老书记就出生在香港。日本侵华时，他们举家迁回长安，麦凯全说自己“对香港的生活从未留恋过”。

陈灿亮从1975年接手治保主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抓“逃港分子”，然后让他们的家人拿钱赎人。有些家庭本就一贫如洗，只好把家里最值钱的自行车送过来。陈灿亮内心十分不忍，却也无可奈何，头上毕竟顶着“政治任务”的帽子。晚上，他组织全大队的民兵四处巡逻，给每个治保委员分配任务，按人头管辖，谁管的人跑了就要追究责任；白天则是挨家挨户做工作，宣传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工人，或者拿那些遇难的例子教育村民。陈灿亮很失望，他的这些方法似乎从未奏效，就连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逃去了香港。

背后是政策的高压和民兵的围堵，前方是香港警察的荷枪实弹和湍急莫测的河水，逃走的人仍是一波接一波。1978年12月，东莞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群体性逃港事件，其中长安公社一下跑了4600多人，几乎是全部劳力的一半。

逃离，既因为贫穷，也因为向往自由。那些成功逃港者只能寄居工棚，做被剥削的“猪仔”，起初孤苦伶仃、一无所有，但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劳力支配的自由，可以凭本事许诺自己一个未来。当赚到的钱粮都是自己的——而不是上交给抽象的“公家”，并且不再由于说错一句话、做错一点小事就被批斗，免除饥饿和恐惧的自由像烈火一样燃烧。思想解放

在逃港者的身后，祖国大地回春。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打破坚冰的第一锤。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一度激起了极大的反弹和争议。直到邓小平旗帜鲜明表达对这篇文章的支持，实践的真理观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广泛讨论，最终获得了欢呼和拥护。“真理标准”大讨论结束了教条主义崇拜，实事求是重新成为指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国策，“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时代宣告终结。邓小平说：“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1]主义？”

时代主题亦因之轮转，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改革的大幕自上而下徐徐开启，“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2]方式”。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报纸上连篇累牍，虽然不可能迅即转化为直抵长安人生活的公共政策和行动方案，却让人们感受到了春风迎面。一些先进分子发现，很多事情“卡得没那么严了”，于是便试探性地伸出触角，如果没有被明令禁止，就大胆地再进一步。

当中央发起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农民正惦记着分田。在1978年底的逃港潮里，2600多人的霄边大队一下子跑走了五六百人，而且都是村里最精壮的劳力。及至农忙时节，秧苗插不上，熟了的稻子烂在地里无人收拾。“分田到户”的想法在蔡柱球的心里日益茁壮。

每一段历史都是严肃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分散在不同社会角落的先锋分子，因为对所处时代的心智和需求有敏锐的共感和发现，便从四维朝着同一个方向奔来。他们起初的轨迹是任意和偶然的，经历冒进和反复，轮廓和脉络才逐渐清朗起来。就像尘沙中的铁屑，当时代生成激荡的磁场，那些先锋的理想和欲望便在混杂、纷乱中齐刷刷地站立和绽放。他们会有各自的创造，相聚后更有共襄的盛举和奇迹。虚弱、虚伪和虚无自然也伴随着，与那些光彩的痕迹一并成为历史，等待后来者描画、重述和想象。

蔡柱球想分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远在安徽的小岗村，一批农民已经斗胆把地分了，推行联产承包。1980年2月20日，在反复的争论、动员中，蔡柱球带领霄边大队把6000亩集体土地按人头分了下去。当年8月，霄边的早稻获得了大丰收，实践告诉了人们何为真理。第二年，时任长安公社党委书记的孙耀全决定，霄边的经验要在全社推广。第三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正式明确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杨继绳：《邓小平时代》，14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新启蒙

作为“后革命”和“前市场”的间隙，政治语言对1980年代的命名是“新时期”，而在社会思潮和国家意识上，思想界则称之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启蒙”。在西方的映照下，人们穿越1950—1970年代“政治优越性”的幻象，发现中国竟然置身于现代世界的边缘，官方率先承认“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除‘球籍’”。崇高的革命理想在神坛上黯淡，对个人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获得了合法性。藩篱既除，人们欢喜踊跃，准备大干一场。“人必须站在一个特殊的舞台上，在特殊的时间、空间条件下才能做出一点特殊的事情，”时任深圳大学大众传播系主任钟文回忆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说，“那是一个创造的年代，在深圳这一块土地上，大多数人都很有活力，比较有开创精神……走在路上表情都是喜气洋洋的，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有很多机会、很多事情可干。”深圳距离长安不过数十里，是往昔长安人逃港的必经之路。

政治开明为创造一个新时代做好了铺垫，人们挣脱各种锁链，让常识重归常识，而不再被视为异端。这场解放其实是从思想和经济两个领域起步的：最大的常识就是人首先要吃饱饭、有尊严、自我解放、张扬生命。当然，最早复苏的是个体利益，直接点说就是发财致富的欲望。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成为长安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最高共识。

初开国门，想象中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高质量生活极大地刺激了国人，也让最初的启蒙呈现前所未有的“态度同一”，即对西方现代化的追崇与模仿。在思想上，知识分子们小心避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将西方的资本主义表述为[1]一种中性的、可以通过一系列技术参数加以量化的现代性指标。西方的科学精神得到推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被高度认可，“个人权利”、“工具理性”等西方思想以现代化的名义被照单全收。

彼时，长安和全国的所有小镇一样，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低得可怜，但这并不妨碍如下社会背景渗透到他们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1980年代中前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迅猛崛起，颂扬人道主义和人性之美的外国文学名著风行于市；美学热、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卢卡契与“异化”热，当然还有邓丽君热、喇叭裤热纷至沓来；人道主义、民主自由、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潮在个体和社会层面实现了同构。《中国青年》杂志的“潘晓来信”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人生观问题大讨论，“主体性范畴”、“价值哲学”成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流行词，“人生价值”则普泛为社会话题和日常语言。

在这些社会思潮的洗礼下，长安人以其可贵的务实精神，把“改革开放”四个字直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招商引资”。注释

[1]参见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1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招商引资

一直以来，国家实行“统购统销”，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民身上积累工业建设资金，铸犁为剑。农民亦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无工不富，搞农业虽吃饱了肚子但依然贫穷。于是，无论霄边的蔡柱球还是上角的王润棠都开始将目光转向了非农产业。毗邻香港，招商引资成为改革开放的捷径。

长安人早对“腐朽的香港”生活心向往之，只是迫于非常时期的政治压力而“谈港色变”。当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日本工人家里称赞富裕的生活，在日产汽车工厂感慨“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的时候，长安人开始敏锐地捕捉到变化的气息。而在与长安仅一箭之遥的深圳，每逢企业开张就传来震天动地的鞭炮声，更让长安人深感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当时已离乡逃港近20年的李有枝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还能再回到长安。每次想家，他就跑到深圳河远远眺望。直到1980年代中期，时任长安党委书记的李毓全捎来口信：别怕，只管回来。有了政府的许诺，李有枝回到了长安，并用在香港攒下的钱买了辆二手车，送给了长安镇。那是长安镇第一辆面包车。此后，李有枝逐渐开始了他在长安的事业，还当上了香港长安同乡会的会长。

在李有枝之前，已有不少旧日逃港的长安人接到家乡的邀请，希望他们重归故土投资办厂。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一文中记录一大批小工厂在广东悄悄地、大面积兴起的历史画面：他们的创办人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据东莞官员估计，[1]与香港签订的合同中，有50%是与原来的东莞居民签订的”。当时，广东省的报纸上仍不时出现打击偷渡客的新闻，傅高义敏锐地指出：“显然，广州的省政府与它下属的县级政府在对待偷渡客的问题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

而不久之后，像陈灿亮这样的主抓逃港的干部，摇身一变，成为迎接“偷渡客”回乡投资的招商干部。注释

[1]转引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4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工业区

1982年，长安第一个工业区开始动工，地址选在了一片乱葬岗。副区长（当时长安由人民公社转为长安区）蔡孔华领着政府工作人员孙厚发去平坟整地。孙厚发不愿意，硬着头皮在推土机前挂了一串鞭炮，不停念叨：“阿公阿婆，不是我要推你们的，我是替蔡副区长顶包的。”

蔡柱球这时已当上霄边村的支部书记，他也意识到，要引金凤凰，得先有梧桐树。他开始一遍遍地做工作，把分到农民手里的田重新征了回来，希望建成一个工业区。他成功了，可是地有了，钱从哪里来？绞尽脑汁的蔡柱球想到了村民集资。“利益均沾”、“风险共担”这样的市场经济话语显然超出了那个年代长安人的理解范围，但他们凭着直觉和发展的冲动，凑齐了350万元，买下了人生的“原始股”。

在长安最西端的上角村，支部书记王润棠带领村民建起了三栋厂房，可惜一直无人问津。上角因为远离镇中心区，又不在公路边上，进村的路晴时黄土漫天，雨时泥泞难行，上角一直被称为“死角”。王润棠意识到，上角要发展，村里有出路村民才有“出路”。然而，修一条连接107国道，宽32米的六车道水泥大道，这在当时不啻一件异想天开的事。2000万元的巨额投资更让刚吃饱饭的村民疑虑重重。历史眷顾长安人，他们总是能够把务实和进取，或者说实干和冒险幸运地平衡起来，这条路终于建成通车。上角由多年的“死角”变成了“旺角”。

为了招商引资，长安的干部们每天就蹲守在深圳罗湖关口，只要见到香港模样的人就上去搭话。一等一天，天天如此。而每一个项目一旦上马，所有的人便奋不顾身，夜以继日，豪情一搏。当真是峥嵘岁月稠。在回忆这段起跑的日子时，当年的长安干部们，眼里有光有泪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当然，这样的转变对长期被小农意识包裹和被计划经济体制捆绑的国人来说，冲击是巨大的。纵使一些经济学家亦难免感慨，这一切在理智上合乎规律，在情感上却难以接受。曾有媒体报道，经历过抗战的老战士来到深圳后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这可是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你们却拱手给了别人。”“别人”正是深圳和长安努力“拉拢”来的外商。

对长安人来说，理论和争议是抽象的，发展刻不容缓。如果一定要争取什么的话，那么只争朝夕。本章包含人物：

蔡柱球 孙耀全 王润棠 李有枝 陈灿亮 麦凯全 莫妹仔1.1九代不扶犁的理想——访孙耀全、蔡柱球

孙耀全，1947年出生，曾任长安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后调任虎门，先后任镇长、党委书记。

蔡柱球，1946年出生，长安霄边人。曾任霄边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营长、霄边支部书记。

改革开放后，孙耀全、蔡柱球都亲眼目睹了长安人的大逃港，他们是最早一批在长安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的党员干部，为长安人的现代化改造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并在之后的几十年，带领着乡亲们苦苦奋斗，完成“农民变市民”的身份转换，实现了长安人“九代不扶犁”的梦想。一、日月艰辛，却填不饱肚子

蔡柱球小时候，霄边在长安镇是个大村，两千多口人，万余亩地，其中水地四千多亩、旱地两千多亩，还有山林三千多亩。霄边也是个有五六百年历史的老村，蔡柱球的祖祖辈辈多少年、多少代，就在这[1]片土地过日月，繁衍，生息。

很久以来，村子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叫“九代不扶犁”，意思[2]是说，谁家若是发达了，自发达这代人起，以下九代人都可以不种田。这话引申开来是说，他的后人们都可以跳出农门，过富足日月。蔡柱球也听过这个传说：好像是大明朝的某一年，村子里死了个人，按当地习俗，死者的家人便请了个风水先生给死者挑选墓地，傍着竹蔗垅山，风水先生在坡地上停住脚，说：此处风水极好，其后人可九代不扶犁。于是，死者葬于此。果真，其后人发达，不仅不再躬耕垅亩，还出过两代朝中大员。于是，村里人便把风水先生看过的这片地称作“九代不扶犁”，再后来，“九代不扶犁”便成了村里人发达脱农，过上好日月的伟大梦想。

蔡柱球的童年像当时中国农村的同龄孩子一样，从能荷得起锄头起，便要随父辈耕田，他熟悉家乡旱地里的地瓜、花生、甘蔗和水田里的稻谷，他喜欢看花生的籽种破土出芽，喜欢听稻谷拔节的沙沙声，这些哺育他长大和养活全村人的庄稼地就是他儿时的世界。他也试图遵循祖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父辈一样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可长大成人后真的靠荷锄使镰帮衬父母时，他手中的锄头却比儿时重了许多，叹道：农民活得太难！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那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饥荒中，霄边村人也没少挨饿。村里人敞开肚皮随便吃的共产主义大食堂里，先是白米饭变成了稀米汤，很快，稀米汤也熬不出来了。饥饿中的各家各户又重开灶火。可生产队分下的口粮填不饱一家人的肚皮，轧过糖的甘蔗渣子捡回来，磨成粉渣，煮来吃；芭蕉根上的茎块里有淀粉，砍下来，也可充饥。这是那个年代风里雨里、披星戴月地从播种干到收割的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常态生活。背景链接1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主要指农村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的组织和生产形式，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人民公社在1958年至1984年普遍存在，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解体，被乡或镇取代。

人民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决定着农民的衣食住行。每一个农民被编入一个小组，一定数量的小组编成生产队，生产队之上为大队，大队之上是人民公社，相当于今天镇或乡的规模。当时，国家每年都为每个公社下达生产任务指标，公社将指标逐层下达。农民所有的生产所得由国家计划及统一收购，农民所需的商品则由国家分配。在此过程中，所有的生产过程不由农民个人决定，而由集体支配并记工分，农民所得由工分决定。由于所得不直接与付出成正比，于是出现了所谓“平均主义”的风气，被形象化地称为“吃大锅饭”。（参考维基百科“人民公社”词条）

于是，霄边生产大队里胆大的社员担起“投敌叛国”的罪名，往香港跑，目的不为发财，只为找条生路。往香港跑，是偷渡，风险大：大海波涌浪翻，喜怒无常，两边警察的枪口寒气逼人。这会使逃港人心底发凉，可他们还是要跳进大海，游向香港，人要是用命来做赌注，那他的生存环境一定突破了他活着的底线，半死不活地活，不如用命一搏，也许海的那岸能让人吃上白米饭！蔡柱球从没认为逃港的父老乡亲要“投敌叛国”，他们只想活命！那段日子，青年蔡柱球常常问自己：难道这忍饥挨饿、半死不活，就是咱新社会农民该过的日子？

1965年，新中国经济走出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但蔡柱球家里已经没有能力让他读完初中，只能回家种田的道路使他产生了走出霄边，长长见识的渴望。可他是农村户口，按当时户籍政策，农民是不能随便进城的，要么继续苦读，上中专或者上大学，毕业了就会有个国家职工或国家干部的身份，能进城，能有份儿不再务农、“旱涝保收”的工作；要么当兵，天南地北地闯闯，也能长见识，有个好前途。两条路对他来说，后者更可行，家里穷苦，没那么多闲钱再供他读书破万卷！当兵，好办，他出身好，政治合格，只要身体没毛病，当兵吃粮，天经地义！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年，蔡柱球参加了征兵体检，偏偏验出沙眼，没能如愿。但第二年征兵时，他又报名了，这次他如愿以偿，当上了人民解放军战士。在以后的几年里，社会虽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风雨飘摇，可军队没乱，解放军这座大熔炉不仅练就了他坚韧、顽强、不怕牺牲和不屈不挠这些中国军人传统的优秀品质，还使他体察了中国社会这个大熔炉。

1971年，在部队吃了几年饱饭的蔡柱球退伍回乡，生产队里竟和他当兵走时相差无几，乡亲们住的还是多少年没翻修过的茅草房；走的还是坎坷的泥泞村道；穿的衣裳补丁摞补丁，走时才从饥饿中缓解过来的老弱妇孺，脸上又重染菜色。

那时，“农业学大寨”气盛，农村奉行“以粮为纲”的农业基本政策。长安人少地多，四万多亩土地全部种植着水稻。人们日未出而作，日落而归，往往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全部的粮食却要交由国家进行统购统分，100斤粮食9.8元收购。最终有多少粮食可以归自家要经支部党委讨论，党委讨论后还要县委批准。1975年，只有27岁的孙耀全升任长安公社党委书记。当时，“长安公社公粮、余粮、三超粮负担非常重，平均每一年每一户要负担超过1000斤粮食”，面对这样的状况，孙耀全既无奈又心焦。背景链接2 “农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寨”是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1963年提出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是当时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而大寨人却凭着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相应的“大寨精神”被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轰轰烈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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