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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玉梅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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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丰富金融形态

金融:丰富金融形态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票号汇兑

票号最能体现晋商的经济活动。票号是近代银行产生之前的重要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曾经起重要作用。事实上,票号就是晋商发明的金融货币。

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

晋商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山西票号产生的背景

票号是山西商人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又叫“票庄”或“汇兑庄”。因晋商所创办经营,所以也叫“山西票号”。山西票号是当时国内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是善于抓住商机的山西商人的独特创举。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源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以及镖局运现的风险。

当然,富于开拓精神的晋商,本身也需要更为灵活的资金链。正是这些背景,催生了票号这一撬动整个金融体系的行业的诞生。

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山西票号诞生的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

我国的封建社会经济,至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这种发展延续至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时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至万历年间,由于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

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银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后来清政府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

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的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当时的用钱是买卖时付给中间人的报酬,可见用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调节供需矛盾的性质。

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清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账局”,又称“账庄”。账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

雍正时期,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期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一半以上都是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

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所以晋商最早设立账局在太原、纷州、库伦。比如张家口的祥发永账局,就是山西商人王庭荣经营。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在几十年间先后开设钱铺数百家。除了北京以外,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

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

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为例,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

靠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已不安全。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为晋商提供了便利,使运输成本降低,也较之前更加安全,各商号间的资金周转更为畅通。拓展阅读票号出现以前,商人靠镖局运现时有被盗匪骚扰的事件。如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史、乔两家深受其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戴奎惩治其人。在搏斗中,戴奎以绝招制住“流矢儿”腋下“夹窝穴”,使他一下蹲在地上,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两目发怔,面无人色,回到家没出7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

票号的兴盛与衰落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我国古代对银行的命名,则是按其业务特征和历史习惯,分别称它们为钱铺、账局和票号。

票号产生以后,经历了一个兴盛至衰落的过程。自从山西第一家票号开办以后,票号呈遍地开花之势。随着客观环境的种种影响,最终使盛极一时的票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山西票号一整套管理方法和业务经营模式,仍影响着我国现代的金融业,其成功的经营之道和衰败的历史教训,至今仍为现代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借鉴。

在清代嘉庆时期以前是书信不通的落后时代,聪明的浙江宁波商人,看到了当时工商业和出外经商做工人的通信需求,以及书信不通成为经济发展和人们交往的严重障碍,于嘉庆年间创办了我国的民信局。随后,信局业务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

民信局结束了我国数千年以来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又为工商业沟通信息提供了方便,无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在客观上提供了传递书信和为汇款者传递会票的条件,票号应运而生成为可能。

民信局的兴起,加上当时国内国际在贸易方面的各种因素,使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山西商人深深感到运现的艰难和危险。

也就在这样的时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拨兑业务,继而把西裕成改组为“日升昌”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揭开了我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

日升昌作为山西票号的第一家,自从山西票号产生后,发展十分迅速,1820年至1852年,就初步形成了票号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发展的格局,分号涉及全国近30个工商业重镇。

把银行推向全国,大大改变了账局只在北方少数城镇设庄的不平衡现象,基本形成全国范围融通资本的局面,山西商人声誉空前。

此外,票号还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分号,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国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

由于几家大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票号这一金融形态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就汇兑业务而言,票号提供的服务也是多样化的,包括先收款再汇出的顺汇、先汇出再收款的逆汇、票据贴现、对期汇票、分期付款汇票等。

票号继承工商会票的经验,开始经营票汇,接着就经营信汇,而且信汇往往又与存放款相结合,既搞顺汇,又搞逆汇。对于远期票汇,还搞“认利预兑”的贴现业务。这一切表明,票号对汇兑方式和贴现业务都作出了贡献,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

从清同治时期开始,经营票号的城镇比以前增加了。随着我国电报事业的发展,票号开始经营电报汇兑。至此,我国票汇、信汇、电汇3种汇兑方式,在票号经营过程中已发展完善。

在这个阶段,票号资本和存款都有很大增加,使它融通资本的能力扩大,除工商业放款外,各地钱庄成了它扶助的重要对象,钱庄之盛,盛于票号放款。比如外商在沪银行,给钱庄的放款,每岁不止数百万。于是,国内的商贾也开始通过商号进行放款。

票号的极盛,表现为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大增,盈利空前绝后。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业产生危机,多家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晋商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账数十万。

20世纪初,以生产和出口豆油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之后,又发生了上海的橡皮股票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欠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信用危机。清朝廷成立的国家银行,也成为票号强大的竞争对手。户部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

对银行业而言,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主要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利润就多。因为金融利润大多归于户部银行,所以,票号经营业务所赚利润日益减少。清朝廷开办起银行后,从朝廷至地方都抢夺票号的汇兑生意,这更使山西票号雪上加霜。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了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放款难以收回,存款人人提取。后来各省使用纸币,汇款兑现困难。种种原因,使盛极一时的票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山西20多家票号中,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4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10多家票号都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倒闭。

此后,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4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是山西票号放弃了改革发展的机遇。进入20世纪后,山西票号的资本比起官办银行成了沧海一粟,而当时官办银行资本在400万两至500万两,外国银行的资本就更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票号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革,组建银行,与时俱进。但一些老票号的经理和股东却很守旧,盲目乐观,视票号固若金汤,大加反对,致使改革计划流产。拓展阅读一天,平遥西大街日升昌总号接待了一个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伙计一看汇票,数额为1.2万两,开具者是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时间在1868年。在了解实情后,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当时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万两白银后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30多年后,老太太发现了这张日升昌汇票,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日升昌总号。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钱庄银号

钱庄是我国早期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后来在银钱兑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信贷活动的机构。

主要从事中外贸易的资金划拨、通融,为洋货内销和土产外输提供信用支持。

钱庄适应当时的商业要求,对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更有其重要贡献。

钱庄的产生与消亡

我国历史上货币多样,有铁钱、铜钱、银钱和纸币等,名称也极为繁复。于是,一种专门的货币兑换机构出现了,这就是钱庄。不同区域的名称不同,也根据规模的不同有其他称谓,如银号、钱店等。钱庄是银行的雏形主要评定银两成色,将银换成铜钱或将块银换成碎银,以满足商品交换和日常生活的需要。钱庄曾经与外国银行和本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后来被现代银行所取代。

明英宗期间,流通了270多年的明王朝官方货币大明宝钞贬值,朝廷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此后几朝,由于私钱庞杂,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

在此情况下,出现了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桌”。

1529年,私贩铜钱者更多,明朝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

1577年,明代理财大臣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法定钱铺允许由市镇中殷实富户开设,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

明代末年,钱铺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理放款,提供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就是现在的汇票,也成为钱铺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

至清代道光年间,钱铺始称“钱庄”,也有的称为“银号”。其实,钱庄与银号实为一类。大抵在长江一带名为钱庄,在北方各省及广州、香港多呼为银号。习惯上,华北、东北各地多称银号,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各地,则钱庄、银号两种名称都有。

在兰州不论规模大小均称为银号,其又分为3种:门市银号,经营银钱兑换,收入贴水;驻庄银号,系外地钱庄派驻单位,所营存放汇业务均通过当地银号进行;普通银号,经营存放汇兑换业务,当地基本队伍。

广州钱业分为3类:银号,以放款为主;西号,以汇兑和存储官款为主;“五家头”或“六家头”,以开炉倾销银锭为主,相当于银炉。由于长期经营习惯,各地还有许多名称和做法。

明代建成的钱庄,在清代继续发展。清代以银两为主,兼用制钱,清代晚期加上银元、铜元和纸币,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五大类货币之间及其本身就有多种成色、版别、折价、鉴定、公估、兑换行情及地区差价等的计算行用。

因此,在清朝初期期间,钱庄业务越加活跃,除包揽兑换外,还大做存放汇和保管保证等业务,并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成为该期的主要金融机构,操纵兑换和银行大权。

从钱铺发展至钱庄,开始的时候,许多钱庄并非单纯进行银钱兑换,往往兼营其他行业。

以上海钱庄为例,在外商华商之间,以庄票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纽带,庄票如同现金,是早期外国银行唯一认可的中国票据。

钱庄与商家关系密切,通过存、放、汇、发行庄票和兑换业务,对商家融通资金,调剂头寸,清算账务,使其得以灵活周转,持续营运,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密切。所以,上海钱庄已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朝末期,钱庄汇划业务迅速展开,深入内地。如上海钱庄就同武汉、镇扬、宁绍等地钱庄建立业务联络网,有联号、代理关系等,通过这些地区向内地进一步渗透。

口岸钱庄在外国银行洋行的操纵下,以资金支持内地的钱庄,根据合约办理汇划,每年进出高达数千万两,有力地控制着内地金融,并为外商对华收购倾销原料商品充当买办。

钱庄还经营生金银买卖,鉴定金银、银元和各种金属货币的成色、重量和真假,并核定其价格。

有些资本雄厚的钱庄还附设或控制银炉、银楼、金店、铸造和买卖金银器饰。钱庄不仅利用其左右兑换的特殊地位,长期操纵银两银元市价,还进行证券、公债、花纱布等活动。

后来,在沿海地区,特别在五口通商地,钱庄、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一度成三足鼎立之势。随着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所取代,钱庄在银两、银元和兑换业务上的好处所剩无几。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钱庄逐渐淡出了金融领域。拓展阅读相传,清朝末年青岛曾发生过一桩钱庄诈骗案。说有一个姓王的男子,在刻字铺刻了一个裕大号以及该号经理的图章,伪造了一张3.7万元的汇票,顺利将钱提走。当钱庄发现汇票是伪造的时候,已经过去10多天。当钱庄报警之后,警方经勘查,发现在中山路的义聚合有客户存入3.6万元的巨款,而且户主并非商贾,于是进行调查,很快就将王姓男子抓捕归案。这个钱庄诈骗案就真相大白了。

钱庄的运作方式

钱庄与银行的相同点是都属于金融机构,不同点是,钱庄是我国古代历史的金融象征,规模较少,势力薄弱。银行是后来从国外传入的,并逐渐取代了钱庄,而成为新时期的金融力量。

钱庄一方面收受存款,受人信用;一方面则放出款项,授人信用,以取得利息。

各地钱庄的放款对象多是以商人为主,不是普通人家。因此,在放款形式上,钱庄顺应我国商人的传统习惯和心理,一直以信用放款为主。

钱庄的信用放款类型有活期和定期两种。值得注意的是,钱庄对定期放款期限通常规定为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非随意的,而是为了适应商业资金需求的季节变化。因为当时出口贸易商及加工出口行业需要多收购土特产,其短期资金需求的状况,自然随着农副产品上市的季节性之分而有规律性的变化。

信用放款的风险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有的地方钱业为了进一步减少被客户欠账的风险,制订了成文的行规进行自我保护。这是钱业与收取抵押品为借贷保证的典当业在经营原则上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钱业引以为自豪之处。

正如某钱庄的一份行规所说的:

钱店一业,百行推尊,自宜去华崇实,取昭诚信。钱业以“诚信”、“信用”为立业原则,意味着一方面钱庄依靠自身笃守信用进行各种营业活动,另一方面要求来往客户也得信守信用,二者缺一不可。从历史上看,钱庄薄利多收的经营原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握放款取息与存款付息之差;二是把握货币兑换的差价。钱庄用于放款的资金长期依靠的是所吸收的存款。存款是要付给利息的。所以,存款与放款的利息差价,是钱庄传统的重要业务收益来源。

如在武汉,钱庄的存款利息都按同业拆借市场的日拆计算,放款利息则按日拆加1.2角,折合月息3.75‰。因此,所收存款如果能全部放出,也只能得到月息3.75‰的收益。

如果只放出存款的60%,则放款等于无利可图。然而,事实上钱庄的利润相当优厚,一家资本总额三四万的钱庄,一年获净利一两万元不足为奇。这样,按投资资本额计算,其年利润率常在50%以上。

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净利润率,主要是靠精打细算,薄利多收,而其窍门就在于要尽可能地把存款安全地贷放出去。这在汉口钱庄的行话中叫作“内空外通”。“内空”意为把本庄的自有资金和吸引的存款尽量贷放出去,以不浪费头寸;“外通”意为要设法吸引存款,增加资金来源,当金融市场银根紧张或本庄头寸不足时,能及时疏通资金渠道,补足头寸。

做到“内空外通”,就能在保证存款兑付信誉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让资金不断地周转,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留滞钱庄内的时间。

为了充分利用哪怕是短暂闲置的资金,上海钱业内部还产生“存放同业”的特殊放款方式。

上海财力较大的钱庄在每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左右收回对工商业往来户的放款之后,除酌留现款准备之外,常将多余款项放与其他钱庄过年取息,惯例以15天或20天为期,最多不超过一个月。这也是尽量利用放款取利的一种经营方法。

正因为钱庄在运用资金方面讲求灵活和周转迅速,所以与现代银行相比,他们虽然是“小本经营”,其放款营业额却常常可以超出成本的几十倍,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

把握货币兑换的差价,最终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利润。多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是钱庄的传统业务,其兑换差价就是利润的来源。这项业务直至后来货币改革,废“两”改“元”,方才停止。

钱庄的银钱兑换业务是近代银两制度严重缺陷的必然产物。明清时期以来白银虽然逐渐成为货币本位,但是它长期是以称量货币的自然形态进入流通的,没有全国统一的制度,使用起来十分复杂。

至清代,银两总称元宝银,有4类形制,一是元宝;二是中锭;三是小锭;四是碎银,即零星银屑。

尽管银两的种类大致有4种,但各地所铸各种宝银的重量和成色实际上各行其是,因而各地的银两又有自己的名称。

制钱是朝廷铸造的有一定形制和面值规定的铜钱,直至清朝末期才停止铸造。各地官府铸造的制钱的种类和价值也多有不同,由此又产生了各种银两与制钱的兑换需求。

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明清时期以来市面上已有大量的各种外国银元在流通。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洋行和银行开设的增多,洋钱流入更多,如墨西哥铸造的“鹰洋”等。由此又产生了我国银两、制钱与外国银元之间的兑换需求。

不难想象,如此种类和名目繁多、成色不一的银两、银元和制钱,在流通中要换算使用该有多大的麻烦。而钱庄的业务,就是进行这些货币的兑换,是应社会需要产生的金融服务。

早期钱庄的货币兑换主要是银两和制钱之间的兑换,一般统称为银钱兑换。

鸦片战争之后,内地的钱庄仍主要从事银钱兑换,而沿海地区的钱庄则转为主要是应激增的中外贸易需求而进行的本国银两与外国银元之间的兑换,一般称为银元兑换。

洋厘和银拆是钱庄的两个独特经营方式,作为操纵金融行市的手段,对钱庄发展起重要作用。

洋厘是以银两表示的银元市价。银元俗称洋钱或洋钿,银元一枚合库平银7.2钱或漕平银7.3钱,以此为市价基础,随行市涨落至厘位止,故称之为“洋厘”或“厘价”。以银两为计算标准拆借的利率叫银拆,以银元计算的叫洋拆。钱业中有时统称银拆或拆息。这是钱庄同业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由钱庄同业公会或钱行、钱业公会操纵。洋厘指银元折合银两的每日市价。如果纯粹以含银的比价换算的话,普通每一银元含银7.3钱,即意味着按每两银价的73%就可兑换一银元。

然而事实上,正如其他货币兑换比价一样,银元与银两的实际兑换率必须根据金融市场对银元的供求情况而定。把握市场对银元的供求情况,利用好洋厘的季节性波动,就可以从中获利。

由于短期商业资金需求甚大,尽管洋厘号称毫、厘之利,钱庄的赢利仍甚为可观。

后来,钱庄的流动资金来源有了重大变化,增加了山西票号的定期存款和向外商银行的拆票。拆票是钱庄同业间互相借贷的一种短期借款,期限一般为两天,由此可见其灵活性。拓展阅读上海的九八规元很有些来历。1856年,上海商界一律改用规元为记账单位,1857年在沪外外商也采用规元为计算标准。后来西班牙本洋来源断绝,市价上涨,几同上海规元的价值相等。于是,1933年将货币单位废“两”为“元”。当时规定,将上海的二七宝银使用时称“九八”升值:比如二七宝银重52两,加升水2.75两,合纹银54.75两,再行九八升算,即除以0.98,则合规元55.826两。“九八规元”之称,即由此而来。

上海钱庄称雄江南

在明代,随着江浙地区的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江浙地区成为钱业的中心,上海是龙头。清朝廷开放海禁后,允许“开海贸易”、商船商运,于是国内南北商船往来频繁。清代的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不仅是南北洋航运的中心,也是连接海运和内河航运的枢纽。

上海开埠以后,其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钱庄便因资金融通需要的迫切而发达起来,并且迅速称雄江南。

钱庄在上海起源很早。相传乾隆帝时期,有个绍兴商人在上海南市开设炭栈,常常把栈中的闲置资金用作银钱兑换,还放款给邻近的店铺与北洋船帮,获利甚丰。

后来,他把副业当成正业,专营兑换放款业务,成为上海钱庄业的鼻祖。

随着工商业的逐渐发展,上海钱庄家数日多。各钱庄为轮值承办祭业,已有钱业公所的设置。

清代乾隆年间,上海有钱庄17家,在公所活动中名列前茅的有石源隆、三泰源、正和庄、长元庄、凌太源等,当是资本最多、牌子最老的几家钱庄。

清朝廷对于金融机构的管理,仅限于北京一隅。故上海钱庄的设立,并不需要向衙门申请注册,只需将资金额及营业范围开明,东家、掌柜署印,请同业中人作保,经钱业公所开会决议同意即可开业。当时钱庄的规模都比较小,主要业务是兑换货币。

一些拥有巨资的富绅,见钱庄利益稳厚,竞相投资。钱庄业务也随商业的繁荣而扩展,除兑换货币外,又增加存款、放款、开发庄票。当时市面热闹的南市与北市,钱庄极多,尤以南市为众。

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上海钱庄业曾经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上海钱庄的种类十分复杂。大而言之,则有汇划庄、挑打庄、零兑庄3类。

汇划庄是钱业公会的会员庄,系上海钱业中势力最雄厚的钱庄,资本较多,营业范围也较广,开出的庄票信用甚好,流通普遍。这类钱庄加入汇划总会,一切票据收解都可用公单在汇划总会互相抵轧汇划。一般所称的上海钱庄,指的就是汇划庄。

业务与汇划庄相仿而资本较少、没有资格参加汇划总会的钱庄,称为挑打庄。挑打庄的一应票据收解需委托汇划庄代办。

零兑庄又称门市钱庄,主要业务只是零星兑换,这是各类钱庄中最小的一种。

上海钱庄因投资者和经理的籍贯不同,形成钱庄中地区性帮别,上海有绍兴帮、宁波帮、苏州帮、松江帮、浙江南浔帮、镇扬帮等9个帮别。其中宁波帮和绍兴帮势力最大,简称宁绍帮。

据浙绍公所永锡堂正殿碑记载,乾隆初上海钱业、炭业、豆业商人曾合办浙绍公所,是一种较大的钱庄。浙绍公所的董事大都是钱庄巨东或著名钱业经理商,是钱业界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这是旅沪绍兴帮钱商强大实力的反映。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我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我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汇兑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我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我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我国商品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

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天至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

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买办制度。

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责任。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

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

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清德宗末年,有某丝栈亏本50多万两倒闭,涉及40家钱庄。当时恰逢年尾,银根一紧,市面骤起恐慌,不少商家因周转不灵而关门。于是钱庄放出之款不易收回,竟有半数钱庄被迫停业清理。

接着,又发生贴票风潮。当时有个协和钱庄,首创贴票办法,以高利吸收存款。凡以现金98元存入者,付给庄票一纸,半月后即以该票往收现金百元,这叫“贴票”。

一般家庭主妇向钱庄贴票的甚多。有人见此法吸收存款甚易,纷纷开设贴票钱庄,在石路、宝善街等处,开设至七八十家之多。

开始信用尚好,后因仿行日多,利息日高,贴票额也日钜,终于发生到期不能如数兑现的情况。于是,市民持票挤兑,凡是经营贴票业务的钱庄,几乎全部倾覆。

其余钱庄因提款关系被拖累倒闭的也为数不少。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宣统帝在位期间,橡皮股票风潮又席卷钱庄业。

后来,橡皮股票风潮余波尚未平息,人心不定,商业凋零,上海的钱庄业终于式微了。之后,钱庄虽还有过短暂的发展,但随着银行的兴起,钱庄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地位已无足轻重了。拓展阅读据说,在清朝末期钱庄兴盛之时,很多外国商人也到我国坑蒙拐骗偷。相传当时就有个外国冒险家在上海创设橡皮股票公司,发行股票,并在报上大登广告,吹嘘未来世界橡皮用途无限。上海商民受其蒙蔽,竞相购买。在此人的连番宣传下,很多钱庄也以为这项股票远胜现金,于是争先收贮。谁想那个冒险家巨款到手后便溜之大吉,股票价格随之一落千丈,视同废纸。自此以后,上海的许多钱庄因此停闭倒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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