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止庵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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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地册子(增订版)试读：
增订版序
记得当年《插花地册子》面世后，有书评云，对嗜好读书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我很感谢论者此番揄扬，但也知晓所言太过夸张；而且话说回来，我的本意并不是在开书目上。实话实说我也没有这个本事。书目只能显示——或暴露——开列者的水平，当然附庸风雅者除外。真有资格开书目的，读书必须足够多，足够广，而且自具标准，又无所偏私，更不能先入为主。我读书则如这书中所述，在范围和次序上都有很大欠缺，迄今难以弥补。所记下的只是一己多年间胡乱读书所留下的零散印象，别人愿意参考亦无不可，但若视为一份推荐书目则难免误人子弟了。——顺便讲一句，我另外的几本书也有被误读之虞：《神拳考》不是讲述历史，《惜别》不是私人回忆录，《周作人传》不是“传记文学”。
我曾说，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这话讲了将近二十年了，之后这段时间仍然如此。关于读书我写过不少东西，但很少谈到读书的好处，特别是对我自己的好处。这里不妨总括地说一下。回顾平生，我在文、史、哲方面的一点知识，从学校教育中获益甚少，更多的还是自己东一本书西一本书读来的。说来未必一定是相关学科的书，也包括各种闲书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在内。以此为基础，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看法，以及养成一应兴趣、爱好、品位等。将我具体的人生经验及见识与书上所讲的相对照，有如得到良师益友的点拨，人生不复暗自摸索，书也不白读了。假如当初我不读这些书，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我才是现在这样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而《插花地册子》所记录的就是这一过程。
当然，具体说起这码事儿来并没有那么简单。村上春树在《无比芜杂的心情》中写道：“书这东西，根据年龄或阅读环境的不同，评价一般会微妙地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推移中，我们或许可以读出自己精神的成长与变化来。就是说，将精神定点置于外部，测算这定点与自己的距离变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自己的所在之地。这也是坚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之一。”对我来说，有的书的好处当下就感受到了，有的书的好处却要过很久才能领会，有的书的意义仅仅在于引导我去读相关的、比它更为重要的书，也有的书昔曾视若珍宝，今却弃如敝履。此亦如与人来往，有的一度密切，继而疏远，乃至陌如路人；有的则属交友不慎，后来幡然悔悟。不破不立，读书不违此理。
某地曾举办一项名为“三十年三十本书”的活动，要求报出曾影响过自己的书单，我亦在被征集者之列，在附言中强调说，影响了“我们”的书，不一定影响了“我”。就我个人而言，多少年来读书有个基本目的，就是想让“我”与“我们”在一定程度和方向上区分开来。“我们”爱读的书，说来我读得很少。在思想方面，我不想受到“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或者说我不想受到“我们”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之为一种自我教育，正是对于规范化和同质化的反动。人与人之间无非大同小异，但正是这点小异，决定了是“我”而不是“他”，尤其不是“我们”。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解释一下当初何以要起这个书名。“插花地”就是“飞地”，查《现代汉语词典》，飞地，“①指位居甲省（县）而行政上隶属于乙省（县）的土地。②指甲国境内的隶属乙国的领土。”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其意庶几近于所谓“异己”。
将读书作为一种自我教育，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当年假如不进行这种自我教育，恐怕就谈不上真正受到教育了。以后的人情况容或有所变化，但这一环节大概也不能够完全欠缺。虽然具体内容是不可能照样复制的，前面说到，影响别人的书未必能影响我，同样，影响我的书也未必能影响别人。所以书目还得自己来拟，书也还得自己来读。然而即如前面所云，别人愿意参考亦无不可。这也就是我不揣冒昧，将这本谫陋的小书再度交付出版的缘由。二○一五年十一月八日
原序
我应承下这个题目，整整拖了一年不曾动笔。实在是写起来很不容易。原因有二，其一是要写自己的事情。我一向认为世间什么都可以谈谈，惟独自己的事情除外，因为容易搞得“像煞有介事”。记得有一回和朋友谈起，文艺复兴的流弊之一就是人们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而几百年来欧洲以至世界上的乱子多由此而生。看清楚这一点，大概可以引为鉴戒，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觉得这未免可笑，也很可怜。再说读者多半是不相识的，凭什么不先请教一句想听与否，就把你那点儿鸡毛蒜皮的事情说个喋喋不休呢。天下事怕的是自己饶有兴致，而别人索然无味。话说到此，似乎牵扯到意义了，殊不知这是最难确定的，把有意义的看成无意义，因而不说，倒还无所谓，顶多只是遗漏，而古往今来遗漏的事情多了，最终一起归于寂灭而已；麻烦的是把无意义的看成有意义，岂不成了一桩笑话了。废话说了许多，终于还是要写，并不是自己又有新的想法，也不是一向视为无意义的忽然变废为宝了，道理其实只有一个：既然说过要写，那就写罢。只是有些太个人化的事情可以忽略不提，而且知道即便写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那就不妨换个态度，至少无须装腔作势了。好有一比是明知自家摊儿上只有萝卜白菜，就用不着像卖山珍海味似的起劲吆喝了。当然有会做买卖的，能把萝卜白菜吆喝出山珍海味的价儿来，可惜我没有这个本事，而且总归还是心虚，不如尽量藏拙为幸。
其二是要写童年的记忆。查《现代汉语词典》，“童年”是指“儿童时期，幼年”。这大概是说年龄，真要如此我可就写不出什么来了，因为我在那个岁数差不多没有记忆。有个办法是混水摸鱼，把后来的事情偷偷儿地移到前面去；但是我却不打算这么干，因为这颇有写小说的意思，那样的话倒不如另替主人公取个名字，索性胡编一气呢，兴许有点儿意思也未可知。这回照旧是实话实说，跟我十年来写文章的路数一样。但如果换个衡量的尺度，比如说经验，知识，或者思想，大概直到现在“童年”也还没有过去呢，这样似乎就可以打一点儿马虎眼了。此外，即使童年只是时间概念，记忆却是绵延一贯的，很难掐头去尾单单截取那么一段儿，而不牵扯到此后的想法和行事。也就是说，童年只是因，后边还有果（或者没有，好比一朵谎花，开过算是完事），我把这个因果关系写出来，大概和“童年记忆”的本义也不太离谱罢。说来这些都是找辙而已，可是人若不给自己找辙，又能干得成什么事情呢。反正勉强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些了。
话虽是这么说，赶到要动笔了，还是觉得有些为难。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说现在无论谁都是几岁上小学，几岁上中学，几岁上大学，恐怕难得有早慧者，更别提什么天才了。这话原本与自己无关，可是现在要写这篇东西，觉得似乎除了一笔流水账以外，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话说到这里忽然想到，从前写过《如逝如歌》，其实是一部自传。从一九八七年写起，到一九九三年才算完成，在此之前凡是自个儿觉得有点感触的东西大多写在里面了，倒不如拿这个来顶账呢。只是因为是诗的形式，又用了梦窗碧山一路笔法，未免有些晦涩，现在要写也只好给它写本事。但是人生经历讲起来也就是点到为止，话说多了反而没意思。末了想起从前写过一段话：“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是一件事的话。”那么就以这个为主来谈谈罢。虽然十年间以书为题目写过不少文章，该说的话其实也说了不少了，但那都是书评，未免略为严肃，至少书本子要找出来重看一遍，想清楚好坏究竟在哪里。这回则另辟门径，单单凭记忆说话，也就不妨随便些了。所以算是给那几本随笔集子写本事也行。虽然免不了有记错的地方，可是错误的记忆也是一种记忆。也不是凡记住的都写在这里，有些宁肯忘掉的，我当然就不写了。写的主要还是愿意保留的一点记忆罢。也可以说我写的是记忆在这些年里的沉积物或衍生物。可是还要声明一句，就是读书我也没怎么特别用过功，只不过别的方面乏善可陈，好像显得这像回事儿了。但是有一条线索在这里，也就由得我跑野马。现在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至于“正传”是否仍是“闲话”，抑或更“闲”了几分，那我就不管了。二○○○年八月九日
第一章 小时读书
七岁那年，我该上小学了，正赶“文化大革命”兴起，百事俱废，推迟了整整一年才入校。上学后没有语文课本，学的是一册《毛主席语录》，当时叫“红宝书”，可以管所有事情。老师每节课讲一两段，连带认字与领会里面的旨意。《语录》原本不是当教材编的，生字与语法现象并不循由简而繁的顺序出现，现在想来这种课一定颇不容易教，更不容易学。可是两方面似乎也都能够对付。而且此前我在幼儿园里已经认识一些字了。那时还搞“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要抄一段语录，次日交给老师，好久我才找着窍门，专挑字数少的，有一条最短，只有两个字：“多思。”抄得次数最多，以致几乎天天都是在“多思”。不记得过了多久才有了真正的课本，大概总是一年以后罢，可是课本并没有更多趣味，而我也就沿袭了从前学《语录》的习惯，依然是对付而已。这一直延续到高中毕业，我不再学习语文为止。当年除了《毛主席语录》，还有一册《毛主席诗词》，大概因为形式内容均非浅显，好像不曾当过课本讲授，但也是必须学习的。我读古人诗词，即是从《卜算子·咏梅》后面所附陆游的那首同题之作（“驿外断桥边”）开始，我也是由此第一次领略中国诗词之美。上中学后我背诵了许多唐人绝句，语文课上不爱听讲，便在课本的空白处默写，一学期下来，几乎都写满了。至于老师所讲的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可以说是不大用心去听的。期中、期末都是开卷考试，可以看课本，一抄就是，无须犯难。上大学学的是医科，没有中文课程，所以这方面受的教育，迄今仍然是空白。大学毕业后，有一次得知社科院要办函授课，讲些文学概论之类，我想不如也来补习一下，遂托那里的一位友人代为打听。谁知他反倒说，你没学过这个正是好事。我由此打消了重学中文的念头。顺便说一句，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公众的必读书，而我由打篇末的注释里学到不少历史方面的知识。我很早就对历史具有浓厚兴趣，尤其是中国历史，主要是想知道一些事情，但是这方面的读物一时很难找到。外公家有一本专门解释《毛选》成语典故的书，好像不是正规出版物，我也曾经反复翻看。
上面讲不喜欢上语文课，这里却也有区别，可以说我是对课本里的那些文章始终了无兴趣，尤其是每篇文章几乎一律分作三段，每段体现一层意思，末了还要总结出全篇的所谓中心思想，实在有点儿让人腻味，——这甚至影响到我多年以后写文章，故意不按这个路数来写；但是，因为受了十几年的中小学教育而认识了不少字，并且学到基本的语法知识，所以也不能说一点好处没有。只是有一样儿我简直不会，就是作文，这可能与我不爱学习课文也有关系。可是赶上要写作文我也不怕，因为父亲可以代笔。上中学以后，拢共只有一两篇作文出自自己之手。我从学校领来题目，跟父亲说几句好话，他一会儿就写成了，交给我时总说让我用自个儿的话重写一遍，其实他已模仿过我的语气，所以我只须抄录在本子上就行了。交给老师之后，父亲很关心得到什么说法。有一位韩姓老师，总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又圈又点，批上“好”或“很好”的字样，末了还会给予满意的评语。父亲看了很高兴。可是韩老师所给的分数，却总是“五减”，而不是满分的“五加”，这让父亲困惑不解。大概老师觉得满分就是到头了，从此他无须再教，我也无须再学，那怎么行呢。他哪里知道就中的底细。父亲赋闲在家，不能发表作品，但是毕竟手痒，所以，代我写作文也就成了一桩乐事。
说来很奇怪，父亲希望我取得好成绩，我也能够做到，每次考试完了，他问我考得怎样，我总说“还是那个分数”，也就是一百分；可是他却不大督促我好好学习。非但如此，甚至时而还会鼓动我逃学，为的是一家人好打麻将。当时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父亲看见商店里卖一种算术棋，每副两种颜色，各有一到九个数字，再就是加减乘除和等号，他买了两副，将一种数字涂成别的颜色，当做条饼万，加减乘除当做东西南北，等号当做中发白，就凑成了一副麻将，我们常常以此消遣。因为怕被邻居发现，窗户都用床单挡上，桌上铺着毛毯，可以不出声响。牌很小，字就更小，屋里只点一盏八瓦管灯，昏暗得很，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在每人的牌前放一条白纸，借助反光就能勉强看清牌上的数字符号了。只是多年不打，有关规则父母已经记不齐全。正好军事博物馆举办一个反走私成果展览，其中有副麻将牌，盒盖上印着一套规则，如对对和几番，十三幺几番，诸如此类，二哥和我就在周围转来转去，暗暗将其记在心中，回到家里写在纸上。打牌需要四个人，父母之外，姐姐、二哥那时在内蒙插队，一年里总有几个月回家“泡”着，大哥在黑龙江兵团，每年也会回来，如果他们不在，就需要我逃学凑数，这也好办，只须父亲写一张病假条，次日我带到学校就行了。而这正中我的下怀，说来除了中学最后一年外，学校给我留下的几乎都是不愉快的记忆，哪怕一天不去上课也好。
回到前面的话题，父亲代我写作文，一直到我参加高考。那时他在重庆，拟了几个题目写成文章，寄来让我记熟。我报考的是理科，语文一门只考一篇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正好父亲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内容与此有些接近，我便自己写了个头儿，三拐两拐引到父亲的意思上，接下去便大半默写他那一篇，结果半小时就交了卷子。我当时所在中学，“文革”前只设初中，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班主任姓陈，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每门考试都在考场外面守候。这回见我早早儿就出来了，还以为交了白卷呢，大为沮丧，我说没事，做完了。这位老师待我最好，至今不能忘怀。父亲最后替我代笔，是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有新生入校，校报让我写篇东西表示欢迎，我根本写不出这种应景文章，只好又回家求助于父亲，他照例一挥而就，其中引用李白的诗句“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让医学院的学生看了就觉得很新鲜。
我所受的中文教育，实在是乏善可陈，相比之下较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业余阅读方面。我所读的第一部书是《十万个为什么》。这书共有两套，先出的计八册，每册封面颜色不同；后来的修订本好像有十几册，略薄，都是黑色封面。我开始读时大概六岁，以后好几年间一直在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中只有数学与天文两部分还略有记忆。数学是因为其中有些故事非常有趣；天文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个门类。动物园西边有个天文馆，母亲曾带我去过几次，实在是儿时最难忘的一番经历。仰望着巨大的圆顶，四周忽然变得漆黑一片，人立刻兴奋起来，接着星星就陆续出现了，什么北斗星，北极星，牛郎，织女，大熊星座，小熊星座，等等。多少年来我一直向往当时情景。后来倒有两次看见了当年天文馆里模拟过的那个星空，一次是一九九六年，在法国大西洋边，独自在石堤上坐了很久；另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在印尼的巴厘岛，和一位同事接连几晚去沙滩，仰卧在躺椅上，四下里都是潮声。这时我真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早晨，街道主任来对母亲说，红卫兵就要来了，你们自己先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违禁之物。于是一家人忙成一团，撕碎照片，砸毁唱片，剁掉高跟鞋的后跟儿，扯烂旗袍连衣裙等等。检查父亲的藏书也是重头戏，但是谁都不知道除了马、恩、列、斯、毛，还有什么应该留下。母亲忽然想到鲁迅，于是大家赶紧从已经打算交给红卫兵抄走的一大堆书里翻找他的著作。那是一套一九四六年版的《鲁迅全集》。把外面的封套扯下，露出精装的红布面。手忙脚乱之际，遗漏了一册“补遗”，只留下正文二十卷和“补遗续编”。不知怎么我的两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几本小说却留下了，也许是母亲特意为我保留的读物罢。此外只有一套《瞿秋白文集》，共四卷，此前恰好被二哥小学的朱老师借走，过后还回，也成了漏网之鱼。家中别的藏书，都被同时来抄家的两批红卫兵拉走了。翻译家曹靖华住在我家对门，大概也有藏书一并抄走。反正整整装了一大卡车。以后父亲从黑龙江回来，求一位是街道干部的邻居打听书的下落，答复说早已在附近一所中学的操场上，与别处抄来的书一起放火烧掉了。然而多年之后，陆续有人在潘家园等处买到封面有父亲签名的书，扉页却盖着不同的中学图书馆的章，原来是被公家瓜分了。我这才明白父亲当年被骗了，而我一度也曾相信这个谎言。我那时还小，根本不了解家里都有什么藏书，父亲一再对我说其中有两套最珍贵，一是《六一诗话》之后的全部诗话，一是《尝试集》之后的全部新诗集，都是他多年精心收集而来，打算作为研究之用。
剩下的那几本书，就是我以后多年的读物。其中鲁迅与瞿秋白两套，不是小孩子能够读的，这里略过不谈。有一部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写得很热闹，但好像止此而已，别无意思。相比之下几本苏联小说倒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包括《卓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盖达尔选集》、《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和《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等。前两种是英雄故事，不算特别有趣。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所谓名著，可是连同《鲁迅全集》里同一作者的一部《毁灭》，我都是分几次好不容易才读完的，《毁灭》留待将来再说，《青年近卫军》只有袭击德军司令部那一段记得清楚，再就是有一位刘芭性格活泼，与众不同，我还由此得知俄国人名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刘芭又可以叫做刘勃卡之类。后来我在中学学过几年俄语，讲到这个内容时，不免会心一笑。我最喜欢的是《盖达尔选集》。我是不大相信个人记忆特别是童年记忆的，尤其不愿意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盖达尔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提及，虽然大家都喜欢“怀旧”，可是也没有他的份儿，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这位作家总不至于就这样被遗忘了罢。他的选集共有两卷，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少年鼓手的遭遇》、《学校》和《铁木尔和他的队伍》，都带有传奇色彩，而且又是少年儿童的真切感受，很是引人入胜，虽反复阅读亦不感厌倦。另外两本已经忘了作者姓名的小说，《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很有光亮，《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则色调略暗，都是写和平生活的，其中种种烦恼和快乐，是我的实在生活中所完全缺乏的。举一个例，《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写到训练小狗的方法，说狗并不认字，展示一个数字给它，便一声声叫下去，只须在合适时机悄悄打个榧子，遂即停止，大家便觉得狗会数数了。这类事情，岂是当年黯淡乏味的岁月里我所能够想象的呢。我那时候有点儿孤僻，找不到愿意和我一起玩的伙伴，于是，马列耶夫、瓦肖克和《学校》的主人公鲍里斯·戈利科夫就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了。而他们对于我的意义还不限于此。瓦肖克比马列耶夫年龄要大一些，经历也就有所不同，二者正可相互接续；再加上盖达尔笔下那些人物，他们可能比我自己更是真实的我也未可知，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替我制造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遗憾的是收有《铁木尔和他的队伍》的《盖达尔选集》下卷，后来不知怎么遗失了，从此铁木尔就给我留下了一个不辞而别的朋友的记忆。
这类书中另外一些则读得较晚，譬如马卡连柯的《教育诗》，那是我刚上初中时的重要读物，可是我已经不像对待上面提到的几种书那样，以一种仿同心理去读它了，只是想怎么不曾遇见像马卡连柯那么一位能够理解学生的好老师呢。他的《塔上旗》我得到更晚，简直不能卒读。《鲁迅全集》中也有几种儿童文学作品，比如《爱罗先珂童话集》、《小约翰》和《表》，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虽然不久前听朋友讲起《小约翰》乃是一部杰作，但是我当时的确没有看出来。中国人这方面的著作读的不多，主要是难得找到，当然原本写的也不多，只记得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等，好像都很乏味。此外我还读过几种民间故事，有一本是《苏州民间传说》，从家里某个角落找到，有个故事还记得：织工为皇帝做龙袍，临近完成，一时瞌睡，碰破膝盖，血滴在龙袍上，大家着急，因为犯了杀身之祸。有位年轻工人想起织朵花来盖住血迹。总算对付了过去，这人却因身心交瘁而死了。另一本是俄罗斯的，系从朋友处借来，后来我读《知堂回想录》，知道周作人在五十年代译过《俄罗斯民间故事》和《乌克兰民间故事》，如果我当年所读即是他的译作，那就是读他的书的开始了。寓言一类，小时候我只读过一部《克雷洛夫寓言》，也是七十年代初父亲带来的，特别有意思，如有一则讲一富翁出门远行，托一守财奴看管财产，说你尽管随便享用。回来发现分文未动，守财奴拿着钥匙饿死了。伊索寓言多数故事均富于生存智慧，虽然不一定就是篇末特意标举出来的那些教训，可惜与拉封丹寓言等，我都是很晚才读到的。我的小说教育，其实颇有欠缺之处。有些当时应该读到的书，如《鲁滨孙飘流记》、《格列佛游记》、《巨人传》、安徒生的童话和史蒂文生的小说等，都找不着，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到手时都很晚了，虽然一一读过，实话说已经没有太大兴趣。我常想，如果当年读了这些书，恐怕后来思想中幻想与浪漫的成分能够稍许增加罢。童话的一极是“野蛮”，另一极是“诗”；前者可以格林兄弟搜集的民间故事为代表，后者可以王尔德创作的《快乐王子》为代表。《安徒生童话全集》则介乎二者之间，亦不妨誉为集大成者。
说来很有意思，我起手读小人书即连环画，倒比读字书还要迟一些。当时有两类小人书，一类是绘画的，有的是成套的，如《水浒》、《岳传》，有的只是一册，像《东郭先生》；另一类是摄影的，像那些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等。我的兴趣多半还在文字上，画则看得不甚仔细。父亲是很爱看小人书的，午睡前常持一册在手，睡着了书就落在枕边，这个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曾经有机会“读”到一部“书”，这部“书”除我之外，只有二哥“读”过，就是父亲给我们讲的故事。父亲是讲故事的高手，听过的人现在有时还要提到。他最拿手的是《水浒》，尤其是林冲那一段，他曾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中篇；还有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和莫泊桑的《项链》；此外是五六十年代放映过的几部电影，如苏联的《雁南飞》、《士兵之歌》和《第四十一》，以及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和《一个国王在纽约》。父亲对卓别林晚年的作品似乎情有独钟。此外还有一部日本电影《约会》，他只看过好像登载在一种内部发行的杂志《摘译》上的剧本，可是赋予想象，讲得绘声绘色，仿佛他亲眼看过影片一样。父亲专门给二哥和我讲的叫“王二小的故事”，大概原本是河北怀来的民间传说，主人公是个土匪，打家掠舍，劫富济贫，父亲五十年代末下放到那里时听来的。但是我也怀疑其中多半还是他的创作，每天晚上现编现讲的。二哥和我躺在父亲两旁，听他接续讲下去。有时候我们都睡着了，他还没有讲完。发觉后并不曾生气，第二天说如果我们困了，告诉他一声就是了。可我们那时都小，常常还是没等告诉他已经睡着了。他就讲几句，问一声，叫我们答应一下。总之故事一直讲下去，也不知道总共有多长，最终还是没有讲完。几年后父亲将其中一个片断写成电影剧本，取名“回家”，当然也没有拍摄的机会，只拿给大家看看而已。受到墨西哥的电影《网》的影响，《回家》的对话也很少，一共只有五六十句，这是父亲的得意之笔。现在他和这剧本都不在了，二哥也离家出走多年，而“王二小的故事”除了一个题目，人物与情节我已不复记忆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来说书之外最重要的读物是地图。记得最早买到的还是某一国别或区域的地图，多半是“友好国家”或世界上的热点地区，譬如阿尔巴尼亚和印度支那，后来也有了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地图贴满墙上，我一下学就站到床上去看。我看地图不是为的查找什么，而是当做一本书来读。某条河流，某座山脉，某国与某国相邻，都引起我的关注。我当时所有的一点地理知识，多半是因此得到的。有的地图城市按人口多少有不同标识，我更觉得有趣，曾经奇怪怎么法国除巴黎外，便只有马赛、里昂两个较大城市，而英国和意大利此类城市便多得多，当时都是不解之谜。多年后我几次去欧洲，有些小城当初在地图上见过名字，别有一种亲切感。开始买地图可能还要早一些，较多则是一九六九年我家搬到西颂年胡同五十一号之后。房子只有小小一间，三面墙总共没有多大面积，贴不下几张地图，于是就把替换下来的糊了顶棚。然而房子很矮，站在床上也可以仰头去看。
地理之外我更有兴趣的是历史，前面已经约略提及，但是长期苦于找不到书读。后来我给在黑龙江的父亲写信，请求他给提供一些。想来父亲见我有志读书也很高兴，先后寄来十几本小册子，如《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之类，最主要的是厚厚一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反复阅读，简直爱不释手。这书行文相当口语化，最初觉得有些别扭，现在想来还真是不易。到了七十年代，开始陆续有书卖了。母亲带我到王府井书店，见到一部厚厚的甲骨文拓片的书在玻璃柜里摆着，好像是郭沫若所编，那个模样还约略记得。那次买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比父亲寄来的要详细得多。这书以后陆续出版，一共买过四册，大概没有出齐。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也是当时极少公开发售的书籍之一，我只记得他说李白生在碎叶，乃是后来为俄国所强占的地盘，再就是说杜甫是吃牛肉撑死的。他的一篇旧作《甲申三百年祭》，当时很有名，我好像也看过，但是忘了他说过什么了。以后父亲带回来一册荣孟源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我第一次读到当年人自己的记述。清楚记得其中义和团揭帖说“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可是后来我写那本关于义和团的书，查资料却是“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势萧然”，不知哪个版本准确。有一回去法国，走在巴黎街头，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前两句来，很感滑稽。参考资料里还有《景善日记》，我也看得仔细，后来知道是伪书，写书时未曾引用。另外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节选，上来就说：“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我常想这“高声大唱”实在太好玩了。
第二章 创作生涯
一九七二年四月，我和姐姐结伴去江南旅游。车票买到杭州，途中在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分别下车，各玩一天。每天每人的预算是一块钱。记得在无锡去了鼋头渚，那时还没见过海，觉得太湖好大的水，好大的浪，不免有些激动，打算留影一帧。可是拍照片就不再有吃午饭的钱，商量之后，还是留影要紧，于是饿了一顿。住的旅馆有十几人一间的，有几十人一间的，在上海的一晚则干脆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凑合了。到了杭州，住在母亲的老朋友周姨父家，吃住都好，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门，当时还在上小学，大概又是父亲写的假条派了用场罢。我的家境并不富裕，因为记得返京时带了一块钱，为在火车上吃饭之用，我舍不得花，一路饿着回来，父母去车站接我，见面便问身上带钱没带，遂将这一块钱交给他们了。这种情况下父亲却肯让我们出去旅游，这要算得他对子女特殊的教育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来是他自己信奉多年的人生哲学。
远行一趟，自然长了不少见识，但在我却另有一番重要意义，就是引导我开始了创作生涯。返京之后，生活如常，常常回想起在江南的见闻，希望记述一些下来。前面讲过我向来怕写作文，现在却自发地要创作了，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不然，我所抵触的乃是别人发下来的题目。这样一共写了将近十篇游记，父亲逐一修改，让我重新抄好，由他给订成小册子，并冠以总题目曰“春晨”。这原是他自己当年学习写作时的习惯，后来我看他在《关于我写诗》一文中说：“这一年我写了许多诗，自己珍爱地装订成了许多个本子。”此外还说：“现在我也常常劝告年轻的朋友，把自己的习作抄写成册。这是自己走过的脚印，常常看看只有好处。”我这最初的习作早已遗失，当然原本也没有保存的价值，因为写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幼稚了。不过回想起来倒有一点意思，即我学习写作居然是从游记起步，而后来我最不喜欢的便要数这种文体了，还曾写过《谈游记》一文约略申述这方面的意见。我在文学方面所排斥的，多半都是曾经热衷尝试的东西，正所谓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这至少可以说是有点经验教训在里面罢，不是人云亦云地跟着时尚跑的；至于经验教训总结得正确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年夏天，父亲在家闲居无事，起念要教授子女们学习写作。我们兄弟姐妹经常聚在院里的槐树下，听他侃侃而谈。主要讲怎么写小说，也曾讲到散文，但是好像没有人提出要学写诗。大哥和姐姐都曾记有笔记，可惜未能保存下来。我那时还小，只能算旁听生，可是若论习作，却要属我写得最多，大哥和姐姐大概各自只写过一两篇东西，二哥有一次也说要写小说，但是起了个头儿就停笔了。那时他们户口都在乡下，前途未卜，也难得集中心思；我却多少有点儿无忧无虑。我写了几个短篇，取材于学校生活，故事多半是父亲代为编就，无论主题还是人物设计，都遵循当时“三突出”之类正统观念。他还曾挑了两篇分别代投给《北京日报》和《北京文艺》，但是都被退了稿，有一次还收到手写的回信，指出问题所在，恰恰是没有做到“三突出”。可见父亲对这套所谓原则，并不能够真正领会。至于我就更别提了。
这里有段插话，即二哥和我有段时间曾经写着玩儿过，但这其实与所谓“创作生涯”无关，只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游戏。他年长我五岁，是我当时惟一的游戏伙伴。先是在棋子上贴些编造的人名，演习类似《东周列国志》的故事，不过国度和情节都出乎自己的幻想。后来觉得写下来更有意思，于是就你一段我一段地记在小本子上。二哥在乡下读过一部《荒江女侠》，回家来又借到《七侠五义》、《小五义》和《续小五义》等，特别投入，自己不免手痒，于是幻想国的故事写了一半就撂下了，又来写武侠小说，仍是由我来配合。开头大概是模仿《荒江女侠》，可这书我没读过，不知究竟，等轮到我写了，只好胡编起来。当时我很迷恋章回体的形式，也学着诌了几个对句。我家房子顶棚一角破了个窟窿，我们每轮流写一段，就爬上被垛把小本子藏到里面。有一次被父亲发现，他担心有违禁的内容，特地取下来检查一过，但并没有予以制止，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罢。其实我们自己也很谨慎，记得我给一个人物取名“徐汇青”，二哥接着写时，怕被人误认为“江青”，遂一一改为“徐洹青”了。拢共写了六七回的样子，不知怎么中止了，这些本子后来也丢掉了。但是以后赶上失眠的时候，我有个自我疗治的方法，就是编故事给自己听；这其实还是当年和二哥合编的幻想国故事的延续，虽然距离那时已经很久远了，就连二哥离家出走也整整二十二年了。这故事真长——或许是我想念二哥的一种方式罢。
再过一年，我开始学写长篇小说。仍是以学校生活为题材，人物和情节也是父亲给设计的，书名叫做“阳光下”。整整写了一年，用的是父亲从黑龙江带回来的稿纸，一页三百多字，总共将近有一千页。我从那时起养成个坏习惯，一张稿纸不能有任何涂改，写错字就团掉重写，结果扔得满屋都是纸团，记得有一次外祖母来，看到这情景，曾好心对我说你想好再写行么。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都写了些什么了，而且也不明白，既然是胡编乱造的，怎么会有那么多内容可写呢。我最后重看这稿子，是在十五年前，不免很是感慨，内容不必谈了，就连遣词造句也那么拙劣，真是把好端端的少年时光都糟蹋了，于是就把它给毁掉了。不过当初父亲却对我寄予厚望，专门给我写了一本《创作断想》，谈论小说的创作方法。这本书有六万来字，分主题、结构、人物、情节、语言、手法等章节，当然不免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其中对某些作品如《水浒》和鲁迅小说的分析，还是颇具独到之见的。
此后我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母亲在街道办的废品收购站当会计，一月挣二十六块钱，我便取材于她这段经历，写了北京一条小胡同里几家人的生活。她有一位同事，名叫杨嘉平，回民，是一位著名金石家的遗孀，她们都是落难在此，所以相当投缘。杨大妈病逝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我的《挽歌》中那句“还要为无名老妇写一行苦寒的诗”，就是纪念她的，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我开始写这小说是在一九七五年末，父亲要到重庆去，临走前帮助我编成故事提纲，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当时我最崇拜老舍，也想用北京口语来写城市底层生活，但是发现《骆驼祥子》里的许多说法，与现在已经颇为不同，不能照搬，还得靠自己在实在生活中体会。于是就留心胡同里老头老太太们平时的说话习惯，随时加以记录，然后用在自己的书里。我写作时经常给父亲写信请教技巧问题，父亲的回信每封都有七八千字，实际上是一批论文，探讨的问题较之《创作断想》更为深入。我写了大半年，只完成了计划的一半，有二十多万字。接着赶上唐山地震，家中别无损失，惟独我在逃难之际把记有故事梗概的本子给遗失了。此后母亲和我得到大哥的女朋友（即我后来的嫂子）的帮助，在她上班的工厂的抗震棚里住了一个月，这小说的写作也就中断了。
在此之前，我的一部分兴趣已经转向写诗了。这里要提到过士行，他本是我二哥的棋友，同时喜好文学，于是和我也有些来往。一九七六年春天，他说颐和园有株紫玉兰开花了，约我一起去观赏。看过之后，又往后山和西堤一走。颐和园最近十几年我没有去过，听说修复了苏州街，但我想这么一来，当年后山那种残缺之美也就无从领略了。西堤更不知弄成了什么样子，那时可是一湾浅水，几树衰柳，有些荒野情趣的。玩了一天之后，我们相约要写诗以为纪念。我已经读过一些诗，其中包括父亲的两本集子《故乡》和《初雪》，对他创体的八行诗很感兴趣，于是就用这种形式写了五首小诗，凑成一组。这是我学习写诗的开始，得到过士行不少鼓励，他该算得我这方面的第一个读者。顺便说一句，这时正是“四五”前后，可是我被写诗吸引住了，一共只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八行诗是押韵的，母亲特地为我抄过一部《诗韵新编》，整整抄满两个笔记本，我由此得到不少便利，“京韵十三辙”也就烂熟于心了。后来母亲还用毛笔给我抄过一遍《老子》，那时她练的是苏体字。
那年父亲本来是要回家来的，可是刚刚抵达武汉我伯母家，就听到唐山地震的消息，只得停留下来。我在抗震棚里的生活实在太苦，于是去武汉投奔父亲。我随身带了父亲谈小说的那些长信，他订为一册，题为“管见集”。《管见集》与《创作断想》以后一直留在父亲身边，一九九三年他罹患肝癌，姐姐和我去接他，在他的客厅里住了几个晚上。半夜我起来翻找父亲的稿件，看见了这两部稿子。我稍一犹豫，放回了原处，只带走了后来编为《沙鸥谈诗》的那些文章。于是它们的下落也就不可问了。在武汉我们不大谈论小说，兴趣都在诗上，这多半因为我的堂兄王亚非也在学诗。他在一个文具店当店员，已经写了好几年了。我在武汉住了一个多月，与他相处甚为投机。王亚非的文学观念与时代多少相左，记得曾经在给父亲的信中讲报刊上发表的都是“庙堂文学”，而为父亲大加批评云。他写过一组共计一百多首的诗，带些忧郁色彩，个别篇章则近乎阴暗。相比之下我写的却要明朗得多，可能尚且缺乏人生体验罢。说来我写诗不比写小说，始终未曾以正统观念自行约束，而单单是要表现一点美感而已。除了受父亲很大影响外，最喜欢的是王维和杜牧，写的正是那一路游山玩水之作。此外还有李后主和李清照，我有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王亚非替我借来《全宋词》，我从中抄出了全部《漱玉词》。两位的作品十九能够背诵。在武汉我们陪父亲到长江边和东湖等处游玩，都写了诗。此前父亲写诗都是秘不示人的；这次写的是山水诗，我也就有机会看到了。
十月，我随父亲溯江而上，历时五天，来到重庆。船到宜昌停泊一夜，父亲忽然牙痛难忍，我们上岸去找医院，好容易打听到一家，却不见一个人影儿，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老远才有一盏昏暗灯光，这番历险经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轮船沿途停靠码头，我们都要下来走走。当时去过的奉节、万县，不少景观现在都因修三峡大坝而淹没了，最可惜的是石宝寨只是遥望，未能登临，据说如今成了江中“盆景”，也就没有当年的险峻和奇绝了。在奉节爬上一坡梯坎，父亲向一个小孩儿问路，回答说“稀拽拽的”，父亲便向我赞叹四川方言何其丰富。说来他的情绪表达总很真诚，同时也总是有些戏剧性的。一路景色奇特，我们各自写诗三十多首，到重庆后，父亲专门抄成一册，他写了序，我写了跋，取名“二人集”。
在重庆一住三个多月，我每日里无事可做，除了在城里闲逛外，就是写诗了。一共写了三百多首。我住在新民街的姑妈家，那是一个贫民窟，邻居几乎家家都有犯罪前科，很多人卖血换钱，为的只是买件衣服。重庆供应又特别匮乏，每月发一大张纸，上列各种数字，分别是糖票、肉票、肥皂票、火柴票??，某一数字并不专门对应某物，月月都有变化，在商店门口现行公布，稍不留神就会错过，所以一到月初大家都挤在那里抄录。最令人向往的事情便是能有肉吃了，我们去造访亲戚朋友，一顿便把一家人整整一个月的供应给吃掉了。也有集市，但是贵得惊人，最好是用粮票交换，大概三十斤粮票可以换一只母鸡，而一斤粮票值七毛钱，地方粮票比全国粮票贵一些。有一次和父亲去赶集，有人用一个小孩换了七十斤粮票，回家路上我忽然发现父亲在流泪。天气渐渐冷了，常看见几乎赤身裸体的乞丐蜷缩在小吃店熄了火的灶坑里取暖过夜，满身污黑的样子令我震惊。我在北京的生活虽然也不宽裕，但毕竟不大知晓世事，此番在重庆算是看到了人生真正的一面。然而这对我的影响或许还在多年以后罢。在重庆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认识了廖若影，以后我对古诗略有心得，很多得益于他的指教。
我在重庆写的诗内容杂乱，其间逢着“四人帮”就缚，大家都去街上欢呼，父亲和我为此各写了不少诗，也曾抄录一册，仍是他写序，我写跋，题为“十月集”。父亲这两篇序各有三千字左右，分别题为“风景诗断想”和“政治诗断想”，其实是两篇论文，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我把自己在重庆写的诗订成一册，取名“山城集”，送给他看，他把修改时的感想写成一篇《改诗断想》，也算是序言，这篇还在，我给编进《沙鸥谈诗》里了。这可以看作是父亲对我的一番嘱咐，只可惜我写诗太匆忙，又不用心修改，未免辜负他的期望，就连他亲手订的这几个册子也都不见了。
离开重庆后我又去成都，在那里和在火车上都写了些诗。回到北京已是这年年底。此后仍然断断续续地写诗，也曾与过士行互相唱和，但主要兴趣已转回到那部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上。重看一遍旧稿，觉得一无是处，于是连故事都重新编过，一切从头开始。小说原本没有题目，现在取名“枫叶胡同”。那会儿我很醉心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玛卡尔家族》那种多卷本长篇小说，尤其是人物穿插互见，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自己不揣冒昧地也想学着写，就把这部小说算作其中第一部，当然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妄想，我哪儿有那么多见识与生活可写呢。但从这时起，我总算开始独立自主地写小说了，虽然写出来的东西是与过去一样的糟。其间我去过一趟保定，又起念要把关于小说的一些想法写成文章，这在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大概写了两万多字，就中断了。《枫叶胡同》写到一多半，传来了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只好先把这件事情停下来，集中精力准备考试。说实话我对高考并不抱太大希望，一来没有经验，二来以当时的家庭背景，考上也不相信会被录取。所以考完四门功课，从次日起就又接着写我的小说。一个多月后收到了北京医学院（后来改名北京医科大学，再后来又并入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入学要到次年三月。我利用这段时间把小说写完，分上下两卷，一共有三十多万字。这小说后来曾由父亲交给他的一位当编辑的朋友看过，却只是说我替其中一个人物写的十几首诗很不错。我知道这次写作又失败了。
上大学之后，功课很忙，除了偶尔写几首诗，差不多算是与文学暂时告别了。一九七九年春夏之际，父亲恢复工作，路过北京去哈尔滨。有些报刊向他约稿，他附带寄些我的诗去。放暑假时，我去探望父亲。就在那个月里，我有两首小诗被广东的《作品》刊发了，一首叫“怀老舍先生”，那时他还是我崇拜的偶像；一首叫“给一位诗人”，那诗人即是艾青，我曾随父亲去看他，后来写了首诗寄去，他没回复，但是后来我看到一本《艾青传》，抄录这首诗的全文，却说是“一个孩子”写的。第一次发表作品毕竟令人高兴，我用稿费买了一枝钢笔送给父亲，上面请人刻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一行小字。这是因为我听父亲讲过，当年他第一次拿到稿费，给我祖母买了一副手套。说来此前七年间我总共写了一百万字，在自己从来未与“发表”联系在一起，这都是因为父亲的支持与鼓励。当时所署的笔名“方晴”也是他给起的——“方”是因为我的小名叫“方方”，“晴”大概寓指当时的政治气候罢。我却不很喜欢，觉得有点文弱，但是后来我自己起的“止庵”其实也不好，只是作品发表多了没法改了。我倒想什么时候出个“止庵集”，径署本名，也就顺理成章改过来了。我在哈尔滨见着不少文艺界的名人，如艾青、萧军、秦牧、王朝闻等，但是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得到当地一位小说家屈兴岐的帮助，到伊春和五营去了一趟。这也是当年父亲写《初雪》时去过的地方。我还记得在屈家吃的现采的黄蘑馅的饺子，还有午餐肉罐头不用起子打开，而是用斧子一劈两半。伊春不知怎的让我联想到盖达尔在《学校》开头描写的教堂钟声四起的“我们的小城”，现在也许完全变样了罢。此行去的原始森林和汤旺河都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回到哈尔滨后，写了一组诗。诗虽然已经写了几年，但到这时我觉得稍微有点像样儿了。其中有一首《黄昏》，迄今我也还喜欢。在哈尔滨父亲有空就给我讲诗，多年后我把一部分笔记整理成《谈诗三题》，编入《沙鸥谈诗》，也算是一番纪念罢。
以后我陆续写了一些诗，陆续发表了出来。两年之间大约发表了一百多首。其中有一个小组诗《朋友》，还得了南京《青春》杂志的奖。这是描写诗人江河的。写到这里又要附带插一笔，略述一下我与几位“朦胧诗人”的交往。一九八○年王亚非来北京，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北岛、江河、杨炼、顾城和舒婷等人，也把我介绍给其中几位。北岛和舒婷没见过，顾城只在江河处有一面之缘，再就是一同去买过一两次书，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他有名的《这一代人》已经发表，说句老实话有点儿浅薄，因为“黑夜”与“光明”未必能够分得那么清楚。舒婷的《致橡树》就更是如此。还是北岛深刻些，将他的《一切》和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加以比较就看出高下之分了。我后来产生种种怀疑意识，北岛大约是启发者之一。的确很少有人这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来往较多的是江河和杨炼，而江河更为熟悉一些，他住的宫门口横二条离我在羊肉胡同的大学宿舍不远，所以时常去拜访他，到现在仍然是很要好的朋友。“朦胧诗人”那时大多还处于光明时期，作品其实相当正面。“朦胧诗”对我没有产生影响，这时我写的都是八行诗，很拘谨，尤其是总要事先设定一个情景，这种约束不打破，诗很难写得自由自在。一九八一年春天我又到重庆、成都、武汉和江南一带游玩，共得诗二百余首，都是八行诗。父亲曾说八行诗中他尝试过各种分节排列形式，有二、二、二、二，四、四，二、四、二，一、三、一、三，八行不分节等，这时我又给添上三、二、三这一种。此类形式探索并非无益，目的是实现最佳表现方式和最大可能性，即如父亲所说：“由于情绪及素材组合的不同，在八行的排列上也应该变化。”（《从八行诗到“新体”》）但是八行诗这一形式到此也算写得烂熟，不复觉得有什么意思，于是就停笔不写了。
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我家出了一件大事：二哥突然离家出走了。他留下一部《中国围棋史》的稿子。以后为谋出版，我重新改过一遍，原稿有十万多字，大约删减了三分之一，行文也变得较为通俗，题目更为“中国围棋史话”，于一九八七年二月面世。署的他为自己起的笔名“见闻”，表明仍是他的著作。八十年代初我写了几本日记，差不多都是读小说的感想。后来把稍成片段的抄成一个小册子，题为“一念之差”，约有五万字。这稿子拿给一位小说作者看，退了回来，说是太过杂乱。这话未必没道理，说来我对小说的意见，要到多年以后我已不大看小说时才算稍稍完整一些。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些小说。先是中篇小说《四合院》，五万多字，表现“文革”起始一个月中我家的遭遇，完全是写实的，寄给父亲，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我不很同意，就放下了。一九八二年，和姐姐合写了一部小说《结束或开始》，寄给一家杂志，回信说可以刊用，不过要压缩一半篇幅才行，我觉得未免过分，也就没有发表出来。这小说取材于姐姐的经历，她写了一稿，我写的二稿有十七万字。
我自己写的一个中篇和十多个短篇倒是都发表了。我一直没有兴致重看过去的东西，回想起来，其中几篇运用北京方言的，是老舍影响最后的遗留，写得相当肤浅；几篇写个人感情的，内容也很空虚，不过有一篇《世上的盐》（发表时被编辑改名为“失味”），是写发生在北戴河海边的一段爱情体验的，文字倒是很美。中篇小说《喜剧作家》写在一九八五年，是较为用心之作，这小说本来有个标准的通俗小说框架，我却写成现代派作品了，五万多字都是人物的意识流。承蒙蝌蚪的推荐得以刊用，但是有所删节，有一大段运用罗伯–格里耶《快镜集》那种过细描摹“物”的笔法，写时颇有些得意，却被删得只剩下几句了。我喜欢读作者态度克制的小说，一九八六年自己也写了一篇《墨西哥城之夜》，篇幅很短，字面之外的余意较多。我还写了一篇《走向》，受莫里亚克影响较大，在我的作品中是最有诗意和激情的，原计划写很长，但只完成了开头一部分就停笔了，时隔多年，我已忘了情节接下来如何进展了。此后我大量读周作人的作品，随即对小说这种形式有所怀疑，主要是感到描写这种方法总归难得自然。我读小说，觉得英国的绅士作家一派如格林、毛姆等倒还舒服些，而更合乎我的理想的是日本的井伏鳟二，他的小说很少有情节因素，已经接近于随笔了。一九八七年写的《姐儿俩》，便是我由小说转向随笔的一个标志，极少描写而多用叙述，但是不大被编辑所接受，几经波折，才由父亲介绍发表出来，可是不知怎的把结尾一小段给删掉了，主人公也就没有了收梢。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小说，为此曾写一封长信给父亲，日记里略作摘抄，末尾有几句总括的话：“我有几点爱好，这几年一直坚持着，一是不介入，所谓平和原是基于此的；一是相信细节的力量；一是质朴，这既是对语言也是对结构的要求；一是情节与人物命运有种向着某个方向进展而不可挽回的趋势。这些都只是爱好，没有什么理论依据。”我写小说的经历也就到此为止。当然设想也还有不少，曾经打算以大学生活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后来又编过一个复仇故事，都记有大量的札记，可是到底没有写出来，也就不必多说了。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在苏州呆了一个月，给母亲写了两封长信，各有一万来字，后来整理为一组游记，取名“姑苏一走”。游记本无足道，但文字与此前确有不同，开始变得朴素，也略带涩味了。
江河在八十年代中写了《太阳和他的反光》和一些爱情诗，曾经把初稿寄给我看，《反光》亮色很重，或者说过于向上，像我始终喜欢不起来的贝多芬；他那些爱情诗却很优美深沉，对我颇有启发。从前在报上看过一则征婚启事，有两句云：“右耳听力微损，但不影响轻声交谈。”我很感动，觉得有种近乎绝望的柔情。江河这批诗作，也给我类似感觉。他也是给过我很多影响的人。一九八六年夏天以后我们有一年多没有来往，正是在这期间蝌蚪自杀了。我和她也是好友，有一回还谈论过自杀的话题，所以她的死对我震动很大，甚至有种负疚之感。以后江河去到海外，我们继续通信，通电话。说来这对夫妇是我常常怀念的朋友，我曾分别为他们写过《记旅愁》和《蝌蚪纪念》的文章。一九八五年初，我认识了父亲的朋友沙蕾，他是一个老现代派，而且更为纯粹。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听了他的劝告，父亲和我以后分别改变了诗风。沙蕾死后，我的悼念之作《诗人之死》，就写法而言与以往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一九八七年四月，我一趟趟地到沙窝的传染病院探视一位病人，每次都要穿过整个北京城。坐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想起写诗多年，一直没有像点样子的东西，不如用心写一篇罢。这样就写了《骊歌》。我的确有告别之意，首先是与自己的文学生涯告别。这组诗颇具自传色彩，写完之后意犹未尽，于是决定把它算做一个更大的组诗的一部分。九月我又写了《月札》，较之《骊歌》更具些现代性，但是观念都被粉碎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写了《日札》，却是转到了相反的方向，更追求意境，如果另取一个题目，可以叫做“古意”。其间到郑州玩过一趟，戴大洪陪我去了开封、洛阳，看到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那时污染不多，面部还很干净，我为其如此正大端庄所震撼，曾打算写一首长诗纳入组诗，可惜没有完成。后来想定整个作品共包括四部分，但末尾一组却迟迟写不出来，其间无论我还是世界都有太多的变故。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挽歌》。我在公司上班，那几天里神情恍惚，完全沉浸在诗意之中了，这在我写诗的生涯中还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挽歌》形式与前三组稍有不同，由短章变为长篇，也许该得如此，所谓“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写完《挽歌》，关于我自己，关于这世界，似乎也无须再以诗或别的文学形式说什么了。当时最喜欢的是贾岛和李贺，他们的韵味在整个作品中明显表现出来。可能还有圣–琼·佩斯和埃利蒂斯的痕迹。但是换种眼光，也许受到卡夫卡的影响更深一些罢。的确相当长时间我都有个错误的想法，即认为只是世界上的某一部分不行；到了很晚才明白，这世界整个不行了。我为组诗起个总的名字，叫做“如逝如歌”。找了两句现成话作题词，说明这个题目的出处，一是《论语》里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是《诗经》里的“啸歌伤怀，念彼硕人”。这样好像我有个“硕人”要予以歌咏似的，真人老实讲还不曾找到，或许是一个臆想的影子罢。
我的所谓“创作生涯”说来就是这样，实在乏善可陈，顶多算做一份失败的记录。前后二十年工夫，写了这许多字数，如果勉强要说有何收益，那么也就是一点，即一管笔因而比较听使唤了，如果打算描述什么不至于太过犯难。更多的好处还是在相反的一方面：无论小说，还是诗，虽然没写出什么玩意儿来，总算是对文学这件事情大致有所了解，也就是知道其特色所在，——既然是特色就不是普遍性的。所以后来弄非文学的东西，譬如现在所写的随笔之类，便不一定非得要往文学上靠拢，那种把文章写得像是小说或诗的样子，我觉得大可不必。而遇见有人以“才情”要求随笔，就觉得有些好笑，心想不如去读诗罢。我有一句话叫“诗文有别”，其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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