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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明)张谦德,(明)袁宏道,李霞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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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花谱 瓶史

瓶花谱 瓶史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瓶花谱瓶史作者:(明)张谦德,(明)袁宏道,李霞排版:JINAN ENPUTDATA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5-01ISBN:9787539992259本书由北京凤凰联动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瓶花谱序【原文】〔1〕〔2〕〔3〕

梦蝶斋徒曰: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解之者亿不〔4〕〔5〕〔6〕〔7〕得一。厥昔金润龆年述谱,余亦稚龄,作是数语。其〔8〕〔9〕〔10〕间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解者自有定评,不赘焉。乙未中秋前二日书。【注释】

〔1〕梦蝶斋徒:张谦德为自己取的别号。他原名谦德,十岁时改名为丑,故又称张丑,字广德,常署的别号有青父、青甫、清河牛郎,晚年号“米庵”,斋名有真晋斋、宝米轩等。“梦蝶斋徒”出自“庄生梦蝶”的典故,是张氏推崇老庄之道的表现。

〔2〕幽栖:幽僻的栖止之处,指避世隐居。苏轼《自笑》诗:“多谢中书君,伴我此幽栖。”

晚明时,政局动荡,科举之路亦不畅,江南文人多隐居不仕,以山人、幽客自诩,如陈继儒隐居小昆山,著有《岩栖幽事》。张谦德的父亲张应文也是终身未履仕途,平素以古器书画自娱。张谦德著此文时年纪尚轻,或许是受父亲影响,已然有隐居之志,故以隐士自喻。

〔3〕难解:指难以领悟。王逸《楚辞章句》中有“肝胆系结,难解释也”一句,指心结难以化解。“解”字亦多用于佛经中,指对于佛法真意的理解和证悟,佛经的开经偈中有“我今奉行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之句。

〔4〕厥昔:昔日、当初。“厥”在此处为代词,相当于“其”,为句首发语词,无实义。如《诗经·大雅·生民》中的开篇之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这里的“厥初”,通常译为“其初”“当初”。

〔5〕金润:明代书画家,字伯玉,又字静虚,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幼即嗜学,年十二能赋诗,正统年间乡贡,授兵部司务,为于谦所重,每与之咨议兵事,后擢升为南安知府。精通音律,工书画,书法类赵孟頫,山水法方从义,所画山水天真横溢,工整简淡,构图严谨,疏密有致。有《溪山真赏图》存世,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6〕龆年述谱:指金润在年幼时就能著述书籍。古时女孩七岁称髫年,男孩八岁称龆年,故以“龆年稚齿”泛指幼童时期,《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论》:“龆年稚齿,养器深宫,习趋拜之仪,受文句之学。”据说金润早年也曾编著《瓶花谱》,但此书已失传。

〔7〕稚龄:指稚齿年少时。唐王绩《游北山赋》:“忆昔过庭,童颜稚龄,何赏不极,何游不经。”张谦德作《瓶花谱》时年方十八岁,故自称稚龄,有自我嘉许之意。

〔8〕何去何从:去,去除;从,跟随。该去除什么,跟随什么?《楚辞·卜居》:“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原是形容心中惶惑、无所适从,现多指在重大问题上选择什么方向。

〔9〕不赘:不累赘、不多余。北宋胡安国《春秋传·隐公四年》:“《春秋》立义至精,词极简严而不赘也。”后用为书信结尾的套语,意谓不再多言。

〔10〕乙未:乙未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译文】

梦蝶斋徒说:避世隐居时的闲雅逸事,以瓶花之道的精髓最难领悟,谙熟此道的人寥寥无几。追溯往昔,金润在幼年时就能著述《瓶花谱》,我也是在稚齿年少时,写成这些文章。这其中谁对谁错,如何取舍,能领悟此道的人自然有公正评判,我不再多言了。写于乙未中秋节前两天。【延伸阅读】

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云:“瓶中插花,盆中养石,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晚明时,江南文化繁盛,雅士云集,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文人群体。幽人雅士常在精心营建的私家园林中雅集,宴饮游乐、诗词唱和。园林既美轮美奂、如诗如画,其居室布置、玩赏器物,自是非比寻常,须得品味不凡,清雅有致。这种刻意雕琢,是文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塑造的理想情境。于是,诸如《长物志》《遵生八笺》《考槃馀事》《瓶花谱》《瓶史》等种种书籍应运而生,为此种雅致生活提供相对权威的参考范例。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认为头戴礼帽、手拎一把雨伞代表绅士形象一样,处在江南繁华锦绣之地的文人,亦认为谙熟瓶花之道乃文士阶层的必备修养。〔明〕仇英 西园雅集图据传宋代文豪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在西园集会,时人画为《西园雅集图》,传为文坛盛事,后世常将此题材入画。明代仇英款的《西园雅集图》,描绘出文人理想中的幽居场景:居于山间林下,亭台精妙,有竹石花卉相伴,姬妾红袖添香,书童随侍左右,更兼高朋满座,雅士云集,可谓享尽人间之至乐。【名家杂论】

瓶花艺术,或许是源于东汉、魏晋时期的佛前供花,唐宋时以瓶插花已经颇为流行,而在晚明的江南园林中,追求博雅生活的文士阶层对于瓶花的推崇,无疑达到了极致。张谦德说“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可知瓶花对于幽人雅士的意义。幽栖林泉之间,岂能无花相伴?高士的案几之上,若不折几枝鲜花以供清赏,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故而晚明画家陈洪绶的人物图,但凡幽居高士,必然与瓶花为伴,或持莲,或赏菊,或折梅,乃至在硕大的花瓶中插一根遒劲的枯枝,亦是神来之笔。

故明代瓶花艺术的最大特点,即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钟爱。如果说瓶花魏晋时乃是佛前的供品,唐宋时是宫闱殿堂里的装饰,到了晚明,则是文士的雅尚,是幽居之伴、隐逸之侣。这一时期,文人对于脱俗生活的向往,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他们多半隐居于幽静的私家园林中,沉浸在自己所创造的理想世界里。据《林下盟》记载,当时文人“读义理书,学法帖子,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弈棋”,生活悠闲而精致,浑然不理俗务。

这里有一个大背景:明代中晚期,朝政日益腐败,国事日非,且边患严重,内外交困,官场中人饱受煎熬,故而江南的文化精英大都不以仕途为重,转而追寻一种寄情于艺的闲适生活。江南一带远离京城,并非政治中心,且风物美好,经济富足而生活闲雅,于是一众士人都能想得开,与其冒着风险追逐官场功名,不如清高自适,偃息林泉,追逐云月,过自己舒适安逸的小日子。

王世贞的故事或许能说明江南文人不热衷仕途的原因。太仓王氏家族,世代清贵,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官至兵部左侍郎,才干超群,却因得罪了当权的严嵩父子,在滦河战事失利后被打入大牢。王世贞与弟弟世懋至严府求情,“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严嵩假意宽慰,背地里却下狠手。1560年,一代儒将、“白首筹边,赤心报国”的王忬竟被斩首于西市,其状惨烈之极。王世贞兄弟二人相泣号恸,持丧而归,王世贞从此看淡仕途,在家乡构筑弇山园,占地七十余亩,亭台轩榭,极尽园亭林木之盛。作为江南文坛领袖,王世贞一生几经宦海沉浮,但精神却始终归于林泉之间。

有的人,即便未遭打击,亦不愿为官,如无锡人安绍芳。他的祖父安国建了一座园子,园中有水池,惜乎面积不大,有一年正逢无锡大旱,受灾的百姓很多,安国便开仓赈灾,附加条件是替他挖池子。于是灾民蜂拥而至,每天有近千人来吃饭,吃完饭就替安家干活,挖池子,人多力量大,不久便挖出了一片数百亩的大水域,烟波浩渺,景致盛极一时。安绍芳继承了家族造园的传统,他原本是进士出身,有前途,却毫不犹豫地辞官回乡,经营家族的园林。后来他姐夫秦耀官场失意,安绍芳心中窃喜,连忙怂恿秦耀回乡建园,秦耀于是也建了一座园子,就是如今的无锡寄畅园。可见幽栖隐居者中,奇葩众多,逸事亦不少。

传统文人要“文以言志”“文以载道”,晚明时代的文人却选择了远离官场,不受此旧观念束缚,而是以适志、自娱的方式,过一种寄情于物、闲适高雅的生活,自由地抒发个性和情感,风流自喜,洒脱自如。故而居室陈设、案头清供、文房器皿、园林建筑,皆成为文人关注的兴趣点。瓶花之受重视,亦在于此。

若论晚明江南的隐逸文士,张谦德无疑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是当时最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和著录家,其家族为昆山望族,书香浓郁,且有收藏之雅习,尤其精于书画收藏,张谦德在《清河书画表》自序中说,“一时家藏珍图法墨甲于中吴”。张氏家族所收藏的书画,有诸多传世珍品,如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二谢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赵孟頫的《三山秋爽图》、宋徽宗的《梅花鹃鹤图》……这样一份收藏目录,足可以媲美国家级博物馆。可见张家的家藏之丰硕,财力之雄厚,在文化圈中的人脉之广阔。〔明〕沈贞 竹炉山房图这幅《竹炉山房图》曾为清代内府藏品,画轴左上方有乾隆皇帝题画诗一首,现藏于辽宁博物馆。作者沈贞,生于建文二年(1400),是明代画坛巨匠沈周的伯父。沈贞于画轴右上方自题:“成化辛卯初夏,余游毗陵,过竹炉山房,得普照师□酌竹林深处,谈话间出素纸索画,余时薄醉,挑灯戏作此图以供清赏。南斋沈贞。”由沈贞自题可知,此画是其71岁时,为赠普照法师而作。画中山峦耸立,老树槎桠,山岩脚下,清溪湍流,杂树、山房、水榭错落其间。中景部分,苍翠之丛竹围绕着山房,房内一僧一俗正对坐闲谈,案几上放置着瓶花,门外一沙弥在竹林下正用竹炉烹茶,而溪畔则又有一人寻径而来……幽谷、清溪、雅人、香茗,此境颇得清幽之雅趣。

张家为官宦世家,张谦德的祖父张情,是嘉靖年间的进士,曾在南京兵部任职,叔祖张意也是科举出身,曾任工部主事,父亲张应文为监生,才华出众,然而屡试不第,遂弃科举,以古器书画自娱。张家与吴中一带的旧家世族关系密切,与文征明家族是姻亲,张应文则与王世贞是莫逆之交。故而张家不仅家学渊源,亦处在文化精英社交圈的辐射之中。

张谦德生于1577年,卒于1643年,是为崇祯十六年,第二年李自成便打进紫禁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因而张氏很幸运,未经历明朝覆亡的腥风血雨,在隐居中悠然度过了一生,平安终老。张谦德喜欢著书,这是继承了他父亲的专长。张应文博学闲雅,著作颇丰,著有《清秘藏》《罗钟斋兰谱》《彝斋艺菊谱》《罗钟斋集》《巢居稿》等。这对张谦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江南望族文化底蕴的积累,非一时之功,乃是数代人潜心治学的结果。正是基于书香望族的深厚积淀,张谦德才能在十八岁时作《瓶花谱》,将瓶花的妙处为读者一一道来。所谓“家学相传,前辉后光”,江南的人文渊薮,便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品瓶

明代中晚期,花艺繁盛,江南世家大族的宅院内,凡起居之所、宴客之堂、读书之处,莫不盛行以鲜花插瓶装饰。古人将花器称为花之金屋或精舍,花器要与所插鲜花精当匹配,完美相融,方有花艺的独到之美。【原文】〔1〕〔2〕

凡插贮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因乎时〔3〕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4〕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注释】

〔1〕插贮:指鲜花的插制、存放。

〔2〕磁:通“瓷”,此处指瓷器。

〔3〕堂厦:指房屋的正厅、堂屋,古人常作“华堂广厦”之语,形容建筑的华美轩敞。苏轼所作的《灵壁张氏园亭记》,其中有“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之句。

〔4〕神祠:祭神的祠堂。古代的神祠文化较为繁盛,各地都建有祭祀的庙宇、祠堂,世家大族也大都设有祭祀的家庙。【译文】

但凡插制鲜花,首先需要选择花瓶。春、冬两季用铜器,秋、夏两季用瓷器,这是依据时节变化而选择。厅堂广厦适宜用大尺寸的花瓶,书房适宜用小一些的花瓶,这是依据场所的不同而选择。花瓶的材质上,崇尚瓷器、铜器而鄙薄金器、银器,因为前者更显清雅。忌讳花瓶上有环耳,忌讳将花瓶成对摆放,因为那样让人联想到祭祀的神庙。瓶器的开口要小而底座要厚重,因为这样方能放置安稳,聚气不泄。【延伸阅读】“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堂供之花和日常居室插花大为不同。“堂供”是一种特殊的插花形式,通常是在春节、端午、中秋等重要节庆时,于华堂广厦之处所放置的瓶花,因具有象征性和礼仪功能,故而插花风格典雅隆重、富丽堂皇,花器自然也要用贵重大气的瓶器,方为相衬。

堂供的风俗在宋代已盛行,如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华春富贵图》,高大的瓷器花瓶中插着数枝硕大的牡丹,整体花形昂然向上,生机勃勃。元代的《丰登报喜图》和另一幅端午节庆插花,则为节庆时插花的经典之作。明、清两代,堂供更为流行,且花材使用繁多,构图丰富,呈现出富贵繁盛的景象。〔清〕郎世宁 聚瑞图【名家杂论】

明代中晚期,花艺繁盛,江南世家大族的宅院内,凡起居之所、宴客之堂、读书之处,莫不盛行以鲜花插瓶装饰,故而桃柳迎春、风荷并举、芙蓉金菊斗馨香,皆可为室内之景。而插花之要务,首先在于选择花器。古人将花器称为花之金屋或精舍,花器要与所插鲜花精当匹配,完美相融,方有花艺的独到之美。明代人对花器的选择极讲究,花器的材质、形态、尺寸、摆放方式,皆有细致要求。〔元〕管道昇 花卉管道昇,字仲姬,一字瑶姬,元代著名女书画家,嫁赵孟頫为妻,封吴兴郡夫人,世称管夫人,延祐四年(1317)封魏国夫人。此画题款为管道昇,真伪如何,有待考证。画中花材为梅花搭配茶花,花瓶下方放置佛手和灵芝,佛手寓意多子多福,灵芝寓意富贵吉祥。作为清供图,构图简洁,画风清丽,寓意吉祥,虽然此种构思颇为常见,花材搭配中规中矩,但于平淡中见雍容清贵,亦不失为佳作。

花器以质地而论,有铜、陶、瓷、金、银、竹、木等材质。明代士大夫阶层崇尚清雅之美,江南一带尤其如此,故而花瓶以瓷器、铜器为时尚,而忌讳用金器、银器。试想一枝粲然绽放的红梅,或一束暗香涌动的白菊,若插在铜瓶中,便有古雅厚重之内蕴;插在瓷瓶中,亦见轻灵高洁之意趣。若插在黄灿灿的金瓶里,便庸俗不堪,插在银瓶、锡瓶里,更是不伦不类,花与瓶两不相称。

瓷器一贯是插花的首选。单以瓷瓶的造型而言,有梅瓶、如意瓶、长颈瓶、葫芦瓶、双耳瓶等,但插花而论,适合插花的,应当是口小足厚、放置安稳的瓶器。这种择瓶的偏好,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瓷业中心景德镇,晚明时流行的青花筒瓶,便是适合插花的瓶器。筒瓶开口小,重心低,插花后放置安稳。“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在华堂之中,以大瓶来插花,多是插牡丹,显得华丽大气。居室中的插花,则以小巧灵动为旨意,如折取一束淡雅栀子花,或几枝馨香的桂花,插入瓶中,满室清芬,令人见之忘俗,居室的整体格调便显出高洁素雅。

以铜瓶插花,在崇尚“博古”的明代,极为常见,为文人所钟爱。晚明的画家陈洪绶喜画瓶花,尤其善画铜瓶插花的图景。铜瓶是陈洪绶最喜欢的绘画题材之一,他流下的传世名作包括《品茶图》《诗酒待琴图》《铜瓶白菊图》等。他喜用硕大的古铜瓶插荷花,如《品茶图》中,两位幽居高士,相对而坐,似为一主一客。蕉叶铺地,主人坐于其上,旁置茶炉壶具。客人坐一怪石上,以一方奇石为琴台,身旁还放置一硕大的古铜瓶,铜瓶中两株荷花开得正艳。此时,琴弦歇,茶正熟,两人手持茶盏,四目相视,正闻香品啜,耳边琴声犹在,身后瓶花菡萏清香。陈洪绶用富有韵味的古铜锈,将铜瓶的古铜质地表现得淋漓尽致,画中的铜瓶色泽厚重,线条坚实有力,一派古朴韵味,与幽居高士的气质融合为一体。

瓶花的摆放忌呆板、对称,因明代的瓶花艺术讲究天然性灵之美,如袁宏道所说:“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文人雅士尤其推崇此种自由式插花,在他们看来,瓶花或舒展灵动、或轻盈妩媚、或古雅厚重,都以天然意态为特色,不必追求齐整、对称的仪式感。若成对整齐摆放,那便不是幽居的高士所为,而更像是在家庙祠堂拜祭的迂腐老儒了。实际上,确实也只有祠堂才将花瓶成对摆放,显出庄严肃穆之状。对于秩序感的厌恶,几乎是隐逸者性格中的共性,他们若喜欢程式化、仪式感强的东西,便不会栖身林泉间,过逃避世俗的隐居生活。瓶花既然是幽居逸事之一,更需独抒性灵,不落俗套。〔明〕陈洪绶 品茶图画中两位高士,相对而坐,对饮品茶。主人以蕉叶铺地,手捧茶盏,坐于其上。客人坐一怪石上,身旁放置一硕大的古铜瓶,铜瓶中两株荷花开得正艳。【原文】〔1〕〔2〕

大都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极高者不可过一尺,得六七寸,四五寸瓶插贮,佳。若太小,则养花又不能久。【注释】

〔1〕大都:多数、多半。柳宗元《永州八记》:“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2〕一尺: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31.1厘米。【译文】

多数情况,选择花瓶的器型,宁可细瘦而不要过于丰满壮硕,宁可小一些而不要太大。花瓶最高不要超过一尺,用六七寸或四五寸的瓶器来插花最好。如果花瓶太小,则供养的鲜花存活时间不长。【延伸阅读】

花器尺寸,以瘦、小为佳,这依然是自由式插花的风格。

自由式插花讲究性灵,崇尚天然韵味,并不追求富丽堂皇,故以细小瓶插数枝花已然颇有乐趣,所谓“翠叶金花小胆瓶,轻拈微嗅不〔宋〕哥窑青釉弦纹瓶胜情”,便是此种光景。

以瓷器来看,出自宋代名窑的花瓶,大都尺寸较小,如哥窑、定窑的胆瓶、弦纹瓶,都属此类,瓶器细小而瘦,如纤弱的美人,只能插得数枝小花。这一类花器,可参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哥窑青釉弦纹瓶,高20.1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9.7厘米,细长颈,扁圆腹,腹部虽鼓而不显臃肿,整体具有纯朴、典雅的艺术效果,这正是张谦德理想中的花器。

而明清两代的花器,以瓷器而论,尺寸逐渐变大,器型也趋于丰满壮硕,如故宫博物院藏的明嘉靖青花花鸟纹梅瓶,高44厘米,另一款明嘉靖时的白地素三彩缠枝莲纹瓶,高63.4厘米,显然大大超过了张谦德设想的最高尺寸。〔明〕仇英 孔子圣迹图之为儿戏图这幅画中的花器,为蓝釉小瓶,放置于案几上,瓶中插了两枝带叶的紫色鸡冠花。【名家杂论】

张谦德对于花器尺寸的评论,可视为明代文人插花的典型言论。虽然“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堂供之花固然富丽堂皇,但文人研究插花,往往更重视后者,即居室、书斋中的小型插花。就书斋而言,张谦德认为“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高濂、屠隆等人,如屠隆说花瓶“其式以胆瓶、小方瓶为最”。但屠隆还补充了一句:“若养兰、蕙须用觚,牡丹则用蒲槌瓶方称。”选择花器的形制、尺寸,需要结合花材来考虑,比如牡丹就不适合插在细瘦的小胆瓶里。

也有人喜用高且壮的花瓶。比如自诩清高的陈洪绶,他画中的瓶花,其花器也不乏壮硕者,如《诗酒待琴图》,图中老仆抱着的花器,虽只露出上部,看起来却极为壮硕。而另一幅图中,侍者所抱的瓶花,花器亦有雄奇之美,绝非细瘦。

实际上张谦德所列的瓶器尺寸,大抵只适用于出自宋代名窑的花器,且梅瓶还不能包含在内。梅瓶虽然自宋代开始流行,但器型丰满肥硕,且颇为高大,并不符合细、瘦的审美标准。可知张氏家族平常取来插花的,大都是出自宋代哥窑、定窑之类的窑器珍品,他看着习惯了,便以为这是花器的标准尺寸。其实明代花器的尺寸,已然不同于宋代,以细、瘦为美的固然有之,以壮硕为美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梅瓶,在明嘉靖、万历时期,就已较前期明显增高,形体渐大,乃至一款嘉靖时的白地素三彩缠枝莲纹瓶,高有63.4厘米。而清代的花瓶,高大肥硕者比比皆是,如乾隆时的釉彩大瓶,有高达86厘米的。

张谦德对于花器尺寸的讲究,可知他在此事上的细致用心。最近这些年,常见网友揶揄某富二代公子“为娱乐圈操碎了心”,其实家族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后代确实不需为衣食发愁,闲来无事,兼又精力过剩,只能为闲事操心。晚明时的许多文人也属于“为××操碎了心”的类型,只不过他们的文化底蕴好,情趣高雅,就算操心,也都是雅事。如高濂说:“故余自闲日,遍考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细究心。”高濂闲来无事,一颗心都用在考证青铜古器、书画、古玩上,对这些闲事,用心之极,纤毫毕至。这显然也道出了张谦德的心声。〔明〕陈洪绶 诗酒待琴图

明朝国祚有二百七十六年,到明中期,江南一带已是极为富庶繁华,世家大族云集,故而富贵闲人极多。闲来无事,便好操心——若不为俗事操心,便为雅事操心;不为谋生操心,便为赏玩操心。张谦德父子,以及著《遵生八笺》的高濂、著《长物志》的文震亨,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并非富二代,乃是富了许多代,如此这般,才成就了高山仰止的名士风范。【原文】〔1〕

铜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2〕〔3〕〔4〕、曰罍,曰觚、曰壶〔5〕。古人原用贮酒,今取以插花,极似合宜。〔清〕釉彩大瓶【注释】

〔1〕铜器:指青铜器,原为商周时期的古器,明代用来插花的,多为宋以后的仿制品。

〔2〕尊:今作“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在当时被作为礼器和盛酒器,其形制为圈足,圆腹或方腹,长颈,敞口,口径较大。尊盛行于殷商至西周时,春秋后期已较为少见。

〔3〕罍:先秦时期的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诗经·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宋代以后,有仿古青铜罍传世。

〔4〕觚:青铜器,用于饮酒,也用作礼器,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觚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明代曾有大量仿制青铜觚。

〔5〕壶:指青铜壶,商周时期青铜器,西周时多为盛酒器。【译文】

可以用来插花的铜器,有尊、罍、觚、壶。古人原本用来盛酒,如今取来插花,好像很合适。【延伸阅读】

上古的青铜器为珍贵器物,历来为皇宫内府的秘藏。如罍,早在西汉时,就已成为王公贵胄们竞相争夺的藏品。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刘武是当时有名的古物收藏家,他的藏品中有一件罍,被视为至宝。刘武死前立下遗嘱:“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意思是千万不要把罍给外人。后来刘武的孙子刘襄继位,史称梁平王,他的王后得知府库中有一件罍,便向刘〔商〕龙虎铜尊襄索要。刘襄宠溺任王后,便不顾祖母的反对,强行将罍取出,送给王后。后有人将梁王与祖母争罍之事告于朝廷,汉武帝认为梁王极不孝,下令将梁国削去八座城池,并将其王后斩首于市。这件因罍而起的祸事,史称“梁王争罍”。

既然早在西汉时,罍、尊一类的青铜器就已经如此稀有,那么,明代人能随手拿来贮水插花的,多半是仿品。当然,用真的古器珍品来插花的,也不乏其人。晚明是一个奇葩迭出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文人幽客的种种逸事,往往超〔战国〕青铜罍乎后人的想象。【名家杂论】

青铜器在商周时代,为传国重器,其尊贵而崇高的地位,是其他器物所无法比拟的。而张谦德觉得青铜器可用来插花,插上花后,看来看去,还觉得颇为合适……可知晚明时代,传统礼制的一些观念,对于江南文人的约束,已经非常薄弱了。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明代大量仿制先秦的青铜器,仿制品的流行使昔日尊贵的器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文士也受用得起,乃至随手就取来插花。〔西周〕周颂壶

仿制先秦青铜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时,金石学兴起,名士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宫廷于是以内府所藏的青铜礼乐器加以仿照,以作为郊庙之用。宋徽宗尤好此道,常命良工巧匠仿制他新得到的古器。宣和年间,王黼奉徽宗之命编纂了《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宋代皇室所藏的青铜器之精华,后世的仿制者也因此有了参考的范本。明代延续了宋代的仿古之风,乃至仿制的规模更大。如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见当时郊坛宗庙和内府所陈设的铜器,造型太粗糙,非古代形制,于是很不满意,下诏要工部依照宋人《考工图》《博古图》等书所记载的商周器型来仿制。宣宗有如此雅兴,也因当时铜原料储备丰富,宣德三年(1428),暹罗国进供风磨铜数万斤,于是宫廷有足够的铜料来做铜器。这样第一批就做三千三百余件,质地优良,造型十分古朴雅致。后来宣宗又命追加,铸造的铜器总数达到一万多件,辗转流传至各地。由此,明代用铜器的风气日甚。宣德年间的礼部尚书吕震等人奉旨编撰了《宣德鼎彝谱》,记载了当时的铜器器型,嘉靖年间,此书得以在民间流传,清代被收录进《四库全书总目》。

宣德时的铜器铸造精湛,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最具代表性的是铜香炉,后世称“宣德炉”。《沈氏宣炉小志》中说:“明宣庙铜器甚精,制度亦雅,铸炉不规,规三代,鼎鬲多取宋瓷炉式仿之,其制以百折、彝炉、乳足、戟耳、鱼鳅蜒蚰诸耳、熏冠、象鼻、兽面、桔囊、香奁、花素、方圆鼎为上品。”〔明〕仇英 竹院品古图(局部)此画也是描述园林中鉴赏古玩的场景,文人雅士聚于竹庭之中,品评古玩字画,桌上摆满了鼎、觚、爵、壶等造型的青铜器,器型硕大,古锈斑驳,且纹饰夸张,可见作者的主观臆想,与实物并不相符。一尊青铜觚放置于低矮处,做花器,里面插着一枝色泽艳丽的红珊瑚。

若以仿制古器而言,明代的仿品,在形制与气韵上,与原器有颇大的差异。明代宫廷仿制品,多以宋人的书为摹本,而宋人所绘的图,本来就不严谨,故明代仿制品更为走形,有些仿品,外形虽相似,局部有创新,且纹饰变形十分严重,与商周时代迥异其趣。不过明代铜器亦有独特气韵,其价值亦值得肯定。

无论如何,作为插花的花器而言,即便是一件纹饰变形、走样的仿古铜器,也显得十分古雅厚重,韵味悠长。从如今存世的宋、明时期青铜器来看,大都做工精湛,造型典雅,沉稳大气,且能贮水,确实是插花之“神器”。故而张谦德几乎是颇为自得地说,古人用来盛酒的器物,如今我用来插花,看起来也非常合适嘛。【原文】〔1〕

古铜瓶、钵,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2〕〔3〕〔4〕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若水锈、传世古

〔5〕则尔。陶器入土千年亦然。【注释】

〔1〕钵:指一种洗涤或盛物的器具,形状像盆而较小,用来盛饭、菜、茶水等,常指僧人所用的食器。辛弃疾《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

〔2〕结实:花谢后结出果实。杜甫《述古三首》:“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白居易《三月三十日作》中,有“黄鸟渐无声,朱樱新结实”之句。

〔3〕水锈:青铜器长期沉在水中,表面结出的锈,称为水锈。

〔4〕传世古:青铜器出炉后没有沉入水底或埋入土中,因长期氧化致使表面结膜,谓之“传世古”。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传世古则不曾入水,惟流传人间,色紫褐而有朱砂班。”

〔5〕则尔:像这样、如此这般。《新唐书·隐逸列传》:“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译文】

古铜瓶、铜钵埋进地下的年月久远,深深浸入土气,用来养花,花朵色泽鲜艳明媚,如同在枝头绽放,花开早而凋谢晚,有的花凋谢后,就顺势在瓶中结出果实。像水锈、传世古这类古铜器,是这般状况。埋进土中长达千年的陶器,也是如此。【延伸阅读】

张谦德提及“水锈”“传世古”这样的专业术语,可知他在辨别古青铜器上颇有心得,这里有家学渊源。明代有一本专论古玩鉴赏的书《清秘藏》,是他父亲张应文所作,后经由他润色。此书体例仿效宋代的《洞天清禄集》,内容多沿用前人的旧论,但器玩的辨别和收藏记叙甚详。《清秘藏》一开篇,即论玉和古铜器的鉴赏,在书中,张应文评论古铜器的锈色,说:“特其论褐色以为非人间流传之色,乃出自高阜古冢,砖宫石室,燥地秘藏,无水土侵剥,尸气染惹,惟地气蒸润所成,亦不无一得之见。”这是极专业的鉴赏家之语,若非长期积累的收藏经验,实难以成文。可知张氏家族的藏品中,除了书画珍品之外,青铜器也该有不少。【名家杂论】

明代文士有鉴赏古器的风气,如杜堇所绘的《玩古图》,长桌上摆满了上古时的青铜器,两位文士正在专注地鉴赏。杜堇认为,若发挥“博古”精神,透过详究古物的形制名称,理解寻索古代礼乐制度,便可将看似逸乐的耳目之玩,提升成如同孔子所言“好古敏求”的积极作为。

用古董来插花的雅好,并非始于明代,宋代便如此。宋代君王爱花,宫廷中有簪花、贡花、插花的习俗,且十分讲究,规矩很多,非同小可。如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的南宋淳熙年间花朝节前后的赏花之事:“禁中赏花非一。先期后苑及修内司分任排办,凡诸苑亭榭花木,妆点一新,锦帘绡幕,飞梭绣球,以至裀褥设放,器玩盆窠,珍禽异物,各务奇丽。”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宫廷中赏花的排场依然是气象万千的。而赏花时所陈设的器物,莫不是奇珍异宝,寻常物事是断然拿不出手的。赏牡丹时,“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栏,护以彩色牡丹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黄、照殿红之类几千朵”。南宋宫廷中,春末赏牡丹、插牡丹的花器,以玉器、水晶、金器、官窑瓷器以及从西域来的稀有玻璃器皿为主,可谓金玉满堂、琳琅满目。端午时赏花,排场比赏牡丹稍减,然而花器依然十分贵重,如周密所言:“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这些贵重器物、珍宝古玩,平日由内府妥善收存,到赏花时节,却悉数取出,以作花器之用。〔明〕杜堇 玩古图画中,两位文士正专注地赏鉴长案上的鼎彝古物,反映了明代中晚期文人士大夫赏玩品鉴古器的风尚。作者在画上题曰:玩古乃常,博之志大。

张谦德所在的张氏家族,收藏的古董颇多,从地下出土的古铜瓶、铜钵,水锈坑的铜器,还有传世古等,种种藏品,皆能用来插花。他对此颇有心得,认为深埋土中的古铜器,浸润土气,用来养花,则花色鲜艳明媚,如同活在枝头一般。以千年古董来插花,只因其能令鲜花明艳滋润,此种雅好,乃真正的奢侈。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大概家中自来如此,他从小就见惯了。

此种雅好,一定是出身世家大族中的清贵之士,方能为之。普通的小家薄户,若有一二件古董,往往做家传之宝,妥善珍存;又或是商贾之人,贪爱财宝,要么以古董来攀比炫耀,要么极吝惜而秘不示人。望族中人对古董,则有一番平常心,闲暇时还能取出来作为赏花之清供,可谓既能占有,又善利用。可知高门巨族,经历数代的积淀,家族中人的闲雅生活,实非骤然暴富者所能匹及。【原文】〔1〕〔2〕

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3〕〔4〕〔5〕〔6〕〔7〕〔8〕〔9〕、汝、官、哥、定、龙泉、均州、章生〔10〕〔11〕〔12〕〔13〕、乌泥、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14〕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矣。【注释】

〔1〕窑器:指名窑出产的瓷器,多为传世珍品。南宋《百宝总珍集》称瓷器为窑,自南宋始,某类瓷器多称作某窑、某窑器。张应文的《清秘藏》中,有《论窑器》一节。

〔2〕厥后:其后,此后。唐玄宗李隆基《端午》诗:“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

〔3〕柴:柴窑,五代后周皇帝柴荣自创的瓷窑,制精色异,其釉色集古代青瓷釉色之大成,被列为诸窑之冠。

〔4〕汝:汝窑,宋代名窑,始于北宋晚期,因窑址在汝州境内(今河南省汝州市、宝丰县一带),故名为汝窑,以烧制青瓷闻名,有天青、豆青、粉青诸品。汝窑与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并称“宋代五大名窑”,且位列五大名窑之首,陶瓷史上有“汝窑为魁”之说。〔5〕官:官窑。在宋代瓷器中,官窑是专称,指北宋、南宋时,在京城汴京(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宋〕汝窑淡天青釉三足尊

〔6〕哥:哥窑,宋代名窑,该窑瓷器存世极少,且窑址不明,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此记载只作为哥窑窑址的假说之一。〔宋〕哥窑青釉鱼儿炉

〔7〕定:定窑,宋代名〔宋〕官窑粉青釉瓶窑,窑址在今保定市曲阳县涧滋村及东西燕村一带,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结于元代,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中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8〕龙泉:龙泉窑,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龙泉市而得名。龙泉窑开创于三国时,结束于清代,产瓷器的历史长达一千六百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

〔9〕均州:古代地名,金世宗时期,因阳翟(今禹州市)有钧台,所以后改称钧州。文中均州指钧州窑,简称钧窑。北宋官窑钧瓷规整对称,高雅大气,是北宋瓷艺最高工艺水平的体现。张应文撰的《清秘藏》中说:“钧州窑,红若臙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之釉无论深浅浓淡皆混然一律,元瓷之釉浓处有时或起条文,浅处有时仍见水浪。”〔10〕章生:指章窑。宋代龙〔宋〕定窑白釉刻花缠枝莲纹梅瓶泉有章姓兄弟制窑烧瓷,兄窑曰哥窑,弟窑曰章龙泉窑,简称章窑。明代陆深《春风堂随笔》:“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11〕乌泥:乌泥窑,亦称“建安窑”,宋代名窑,窑址在今福建建阳县水吉镇,以烧黑釉瓷闻名于世。〔12〕宣:指宣德窑,明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是明代官窑最盛时期,以青花最有名。〔13〕成:指成化窑,明宪宗成化年间的景德镇官窑,以青花与斗彩最负盛名。〔14〕以次见重:依次被珍重,〔宋〕钧窑月白出戟尊相当于“按珍贵程度排序”。以次,依次,按顺序排列;见重,看重。【译文】

古时没有瓷瓶,都用铜瓶。到唐代才开始崇尚窑器,自唐之后又出现了柴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龙泉窑、钧窑、章生窑、乌泥窑、宣德窑、成化窑等名窑,窑器的品种类别也有很多。崇尚古雅,莫过于用铜器;以窑器而论,则柴窑、汝窑最珍贵,然而世间已然绝迹。官窑、哥窑、宣德窑、定窑的窑器,可谓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窑、钧窑、章生窑、乌泥窑、成化窑等瓶器,其珍贵程度则如排列次序一样。【延伸阅读】

五代时柴窑之所以珍贵,在于“制精色异”,柴窑瓷发色由浅至深,从灰白淡蓝至浓郁的翠色,再至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且富于变化,“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做将来”,成为令后世称奇的千古奇珍。

柴窑瓷器现已失传,今人只能从古人的文字中感受其魅力。北宋欧阳修在《归田集》中写道:“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可见在北宋时,柴窑瓷器在民间就已十分罕见。

古文中说:“柴窑最贵,世不一见。”明宣德年间,吕震编写的《宣德鼎彝谱》记载:“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钧、定中并选二十九种。”据传,晚明时,严嵩父子曾假借皇帝之名,举全国之力,才搜罗数件柴窑瓷器。清代宫廷内府曾有收藏柴窑的记载,《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中,有四首咏柴窑器的诗:《咏柴窑碗》两首,《咏柴窑枕》《咏柴窑如意枕》各一首。【名家杂论】

古时雅士对于花器的讲究,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独明代如此,唐、宋皆然。花艺之道原本是清贵之人的雅兴,自然分外讲究。如研究古代花艺的台湾学者黄永川所言,花不仅要插得好,配得妙,而且讲求花器、配材及如何维持花命的技术与品赏方法。

瓷器是插花的主要器具,瓷器中又分为普通瓷器和名窑瓷器,而出自名窑的瓷器称为“窑器”。明代人对于瓷器等级的评定,大抵是以宋为尊,故而本节论窑器,列举的都是宋代名窑,本朝的瓷器,即便是宣德、成化官窑,也只能排到末位。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写道:“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窑器一贯是以哥窑、汝窑为珍贵,宣德窑受追捧已属意外,居然连永乐、成化的窑器,都售价骤增,在他看来,实在是怪事了。〔清〕黄士陵 博古花卉黄士陵是“黟山派”篆刻艺术创始人,善绘博古花卉。这四幅画,花材分别为:虞美人、南天竺、郁金香、菊花。郁金香来自欧洲,可见当时郁金香已引入中国。晚清的博古花卉图,与明代的瓶花图相比,显得呆板生硬,没有明代文人画的清新灵动。

张谦德和王世贞的见解一样,他的窑器排行榜中,宋代五大名窑是最受珍爱的。柴窑属于唐末五代,在窑器排行榜中虽位居首位,然而柴窑瓷器与秘色瓷一样,属于“神品”,只存在于传说中,世间难得一见,故而只有宋代五大名窑才是摸得着、够得到的真实藏品。

宋代五大名窑,指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其中又以汝窑为贵。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的推论:“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汝窑作为北宋皇室的御用珍品,其烧造工艺炉火纯青,后世难以匹敌。金灭北宋后,汝窑也随之消亡,其开窑时间前后只有二十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传世亦不多,在南宋时,汝窑瓷器已经非常稀有。故汝窑列五大名窑之首,既在于工艺精湛,也因存世数量稀少。

而花器本身便是清贵器物,是“雅玩”。簪花清供的器物,原本就是十分尊贵的。相反,碗、碟等实用生活器物的价值就低多了。如明代的高濂,把官窑、哥窑中的碗、碟、盆、罐之类皆归为中下品,因这些器物,和吃饭、喝酒等生活琐事相关,与雅玩生活相去甚远。明代项元汴所著的《历代名瓷图谱》,记载了汝窑焦叶雷文觚,被视为簪花佳器。他又提到一件钧窑的双凤小尊,说“此尊式雅,色佳,又为花器,当与汝、官、哥、定诸窑并驾齐驰矣”。钧窑在五大名窑中排名靠后,其窑器原本是难以与汝窑、官窑媲美的,但这件双凤小尊为插花之器,所以才能脱颖而出,得以与汝窑并驾齐驱。【原文】〔1〕〔2〕〔3〕

瓷器以各式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书室〔4〕〔5〕〔6〕〔7〕中妙品;次则小蓍草瓶、纸槌瓶、圆素瓶、鹅颈壁瓶,〔8〕〔9〕〔10〕〔11〕亦可供插花之用;余如暗花、茄袋、葫芦样、细口、

〔12〕〔13〕匾肚、瘦足药坛等瓶,俱不入清供。【注释】

〔1〕古壶:指明代以前的壶形瓷器。明代的瓷壶,尤其是执壶,其器型与现代的茶壶类似,专用于沏茶,不宜插花。

〔2〕胆瓶:因器型如悬胆而得名,直口,细长颈,为花器。胆瓶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是陶瓷花器中的经典器型。

〔3〕一枝瓶:可能是指一种开口小的花瓶,因瓶口小,插花少,故称“一枝瓶”。宋代时,书斋、闺阁内放置一枝瓶已颇为流行,多见于诗文中。明代陈继儒的《妮古录》中有“余于项玄度家,见官窑人面杯、哥窑一枝瓶”,可见宋代哥窑出产此种器型。〔宋〕哥窑胆瓶〔明〕宜兴窑天蓝釉鹅颈瓶

〔4〕蓍草瓶:指琮式瓶,器形似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琮一般呈筒状,内圆外方,在新石器时期是礼器。南宋时出现仿玉琮瓷器,以龙泉青釉或官窑釉罩于器身,置于书斋内用以插花。明代受道教文化的影响,瓶身多以八卦纹样装饰,有时用来放置占卜用的蓍草和竹签,因而琮式瓶也被称为“蓍草瓶”或“八卦瓶”。

〔5〕纸槌瓶:一种直颈花瓶,因形似制纸工具槌而得名。纸槌瓶的原型可能脱胎于伊斯兰玻璃器,因宋代流行的各式纸槌瓶,大部分可在流行于九至十二世纪间的玻璃制品中找到母型。

〔6〕圆素瓶:圆形素身花瓶。

〔7〕鹅颈壁瓶:壁瓶,又称轿〔宋〕龙泉窑青釉琮式瓶瓶,后壁为平板形,大多有穿孔,以便将其挂在墙壁或车轿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者认为此种器型为明万历时的创新器型。鹅颈壁瓶指一种曲颈的壁瓶。〔8〕暗花:制瓷工艺术语,指在瓷器坯体上用较细工具刻画花纹,上釉后形成清晰的暗花纹。明永乐时的甜白釉暗花瓷器颇负盛名。〔明〕釉里红芭蕉纹执壶〔9〕茄袋:俗称荷包,随身佩戴作饰件,备放零钱或什物用。明〔明〕红地黄彩缠枝莲纹葫芦瓶清时期流行佩戴茄袋,此处指器型为茄袋形的瓷器。〔10〕葫芦样:指形似葫芦的瓶器,为瓷器的传统器型。明嘉靖时,因嘉靖皇帝好黄老之道,此种器型尤为盛行。〔11〕细口:指细口瓶,瓶颈长而细,为明代瓷器的流行样式。〔12〕匾肚:指扁肚瓶,细长颈,扁圆腹,形如荸荠,故称荸荠扁瓶,为明清时流行的器型,如明代永宣盛世时期的绶带拖月瓶。〔13〕瘦足药坛:指放置中药的药罐、药缸等。明代的药坛多用瓷器,如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藏的明代葫芦形黑釉特大药坛。瘦足,指瓷器的底足部较瘦,如梅瓶以瘦底而闻名。张谦德认为花器的理想造型应当是“口欲小而足欲厚”,这样才能放置安稳。【译文】瓷器如各种式样的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是书房居室〔明〕青花花卉纹出戟花觚中绝妙陈设品;其次,则小蓍草瓶、纸槌瓶、圆素瓶、鹅颈壁瓶,也可以作为插花之用;其他如暗花、茄袋、葫芦式瓶、细口瓶、扁肚瓶、底足瘦的药坛之类,都不能作为书斋清供的瓶器。【延伸阅读】“清供”一词,在宋代开始流行起来,宋人常于案头放置供观赏的陈设品,如瓶花、时令水果、奇石、古玩、文房四宝等,为厅堂、书斋添情趣。清供有两层含义,一指清雅的供品,如松、竹、梅等花木,香火和清淡的食物;二是指古器、盆景等供玩赏的物品,如文房清供、书斋清供和案头清供。南宋时的林洪著有《山家清供》,虽然是讲饮食,却意在突出山居幽士的清雅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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