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身边人(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草色风烟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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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身边人(套装共2册)

皇帝身边人(套装共2册)试读:

皇帝身边人001:锦衣卫

作者:草色风眼排版:KingStar出版社:台海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11-15ISBN:9787516816103本书由重庆指文化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身穿蓝色罩甲、头戴朱漆勇字盔的锦衣卫力士与身穿盔甲、头戴凤翅盔的锦衣卫大汉将军(《出警图》局部)。·明神宗(右)与护卫他的一众锦衣卫(《出警图》局部)。·红地飞鱼纹纱单袍,斜襟立领款,孔府藏。·早期飞鱼的尾巴。·香色马麻飞鱼袍,贴里款,孔府藏。·飞鱼纹样(撷芳主人摹)。飞鱼纹据说是汉族传统中寓意吉祥的纹样之一。《山海经·海外西经》载:“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或曰龙鱼似狸一角,狸作鲤)。”因为它会飞,所以得名飞鱼。飞鱼是神兽,与华夏族上古的雷神有一定渊源。在明代,飞鱼的形象逐渐演变为龙头、四足、四爪、身如蟒、无翼、鱼尾,与蟒的区别关键在于尾巴部分。· 文华殿经筵,《徐显卿宦迹图》(故宫博物馆藏)。图中,皇帝与官员皆穿吉服,明神宗头戴乌纱翼善冠,身穿黄色龙纹云肩通袖膝襕袍,腰束玉带;徐显卿和其他官员都是乌纱帽、大红补子圆领;皇帝身侧戴三山帽者是近侍太监,官员身后穿盔甲者为锦衣卫大汉将军。· 锦衣卫官员和校尉(《出警图》局部)。· 锦衣卫大汉将军(《入跸图》局部)。· 金台捧敕,《徐显卿宦迹图》(故宫博物馆藏)。图中,黄幄内的是明神宗,戴乌纱翼善冠,穿黄色龙纹云肩通袖膝襕袍;御座之西为锦衣卫堂上官,穿大红狮子补直身;御座之东是三位内阁官;金台栏杆旁是锦衣卫大汉将军;御幄周围为司礼监太监。·传世南京锦衣卫指挥使朝服。由于此图为家族在祭祀场合用的画像,因此提高了官职品级,才会戴七梁冠(一品)。这是默认的潜规则,虽然实际上属于僭越行为,不过没人计较。·锦衣卫武官,身穿蟒纹曳撒。·传世南京锦衣卫指挥使常服。·锦衣卫武官,身着圆领蟒袍。·锦衣卫木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印面篆刻“锦衣卫印”,背面刻“成化十四年三法司置”。·五梁冠(正三品),孔府藏。锦衣卫指挥使就是正三品。·锦衣卫指挥使马顺的牙牌(首都博物馆藏)。·明代锦衣卫腰牌,象牙制。·孔府旧藏六十五代衍圣公朝笏。在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被当朝打死的事件中,大臣们的朝笏也出了不少力。·南京皇城校尉铜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豹房勇士铜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这面铜牌一面铸有一只豹子,上方横铸“豹字九百五十五号”;另一面铸有“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引子印象·锦衣卫

说到锦衣卫,十之八九的人都会自动联想到明朝的黑暗专制,以及明朝皇帝的昏庸与怠政。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背景,锦衣卫这一群体的出现才显得合情合理,不至于太过突兀。在人们眼中,这些鲜衣怒马的衣冠禽兽,从来都是朝廷的鹰犬,是皇帝用来监视、迫害臣民的爪牙,他们欠下的累累血债简直罄竹难书。

基于这样的认知,无恶不作的锦衣卫与权倾朝野的狗太监最终成为大众眼里的明朝特产。人们甚至据此认为,没有这些元素的明朝故事都是不完整且缺乏时代感的。因此,在许多涉及明代题材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里,都能看到这两大人群积极出没的身影。只不过他们照例充当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迫害忠良、屠戮无辜、监控民意、扑杀异己……皆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尤其在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江湖世界,他们更是常常被指给男女主角演对手戏,以凸显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价值观。

偌大的明朝,好歹也曾有过万国来朝的辉煌,相信可以拿来闲谝的东西很多,可为什么大家放着其他的不表,单表锦衣卫和狗太监呢?

有人会说:因为明朝的皇帝昏庸无能,任用锦衣卫和狗太监肆意妄为,荼毒百姓,致使民不聊生,这铁一般的事实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所以我们应当批判这种专制强权,以史为鉴,时时惕厉。

以史为鉴没有错,问题在于,你真的确信你所谓的印象是“铁一般的事实”吗?

印象这玩意儿其实挺可怕的,它的可怕往往体现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惯性上。这种惯性会形成一种毫无辨别力的盲从,且少有人去主动矫正;而被动的矫正则往往充斥着质疑的目光,矫正的结果自然也是因人而异。不过,肯质疑总比一味地偏听偏信强,毕竟有质疑才会去用心求证。也唯有用心求证,人们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得出相对客观的答案。

如是,我们不妨回到关于锦衣卫的话题,聊一聊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他们。

特务、屠夫、恶徒、恐怖组织……这是大多数文史资料和艺术作品中关于锦衣卫形象及其职能的描述,也是大部分人听到“锦衣卫”三个字时,最直接的反应。对文史稍有涉猎的人甚至可以列举出有关锦衣卫的若干故事与传说。例如,一官员在家宴请宾客,第二天就被朱元璋问及宴请的情况,并拿出还原宴会现场的图画给他看,吓得该官员汗出如浆;另一官员前一晚在第X房小妾的屋里过夜,结果次日就被朱元璋点破……类似的“恐怖”故事有许多许多,而且领衔主演大多都是朱元璋。且不论明太祖朱元璋是不是真的无聊到连床笫之事都乐得管,至少这些故事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想这锦衣卫无孔不入到了怎样的地步,明朝的广大群众连起码的隐私都荡然无存了!如此经年累月处于严密的监管之下,还能愉快地玩耍吗?

想到这些,听故事的人们不由得感慨:活在明朝真是太可怕了!明朝的皇帝真是太变态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此推理下去,事情竟隐隐有些违和?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让你终日处于这样的恐怖环境中,连洗个澡都可能被人曝光裸照,然后你上司动不动拿裸照要挟你做事,你能忍受多久?估计但凡是个正常人,恐怕连24小时都撑不到就该暴走了。暴走的原因很简单:毫无安全感。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连24小时都忍受不了的事情,明朝上上下下全体臣民居然默默忍受了近三百年,而且吃喝拉撒睡一样没落下,难道我们与明人不是一种生物、一种体质?还是我们的神经远不如明人坚韧?

照此一分析,我们不禁要疑惑,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锦衣卫无孔不入难道不是事实吗?锦衣卫残害忠良难道不是事实吗?锦衣卫恣意妄为、贪赃枉法、荼毒百姓,难道不是事实吗?

负责任地说,这些都是事实,白纸黑字放在那里,没人可以否认和分辩。但是,事物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情况。单以某一阶段或者某一案例来给一个事物下定论,就如同盲人摸象,容易以偏概全,有失偏颇。

事实上,锦衣卫从建立发展,到最后走向毁灭,与寻常事物的生灭并无二致。它诞生的初衷,并不是只带着满满恶意。刻意夸大其存在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情况(如明初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时期),特别是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属于一种有选择性地人为“黑化”。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若把锦衣卫比作一个人,你只盯着他的缺陷,放大他的错误,无视别的特质,并据此判定“他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仔细想想,是不是很主观、很感情用事呢?

有人估计马上就要反驳了:文献和史料中有记录锦衣卫良善的属性吗?明明满篇都是恶行好吗?就算有,肯定也不多,终归是恶比善多吧!

的确,在现有的大部分文献和史料中,锦衣卫的黑历史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远超他们做好人好事的记录。这使得从表面上看,锦衣卫的恶行多到难以计数,而善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家都说他不是好人,所以他肯定不是好人!”——这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惯性,尤其是在深具从众心理的中国,这样的观点是非常具有市场的。

因此,锦衣卫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印象里,成了黑暗的专制工具,是罪大恶极的产物,应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然而,对着锦衣卫喊打喊杀的人民群众,大多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被锦衣卫严密监控的大明朝,人身自由和起码的安全都无法保障,那么多有关锦衣卫的黑历史到底是如何留存下来的呢?

按照常理,明朝皇帝用这种极端手法监控民意,出发点肯定是针对威胁到自己统治的异己势力,至少也是为了减少对己不利的舆论。那么,他怎么会容忍自己的走狗锦衣卫被人这么肆意攻讦呢?他应该利用无孔不入的锦衣卫,不惜一切代价销毁这些文献,屠杀这些文献的记录者才对。这样一来,我们如今便不会看到有关锦衣卫作恶多端的大量记录,就算有,也绝对不会超过粉饰美化锦衣卫的篇幅。

值得玩味的是,留存下来的有关锦衣卫的黑历史不但量多到惊人,而且秉笔直书、毫无顾忌,整个没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

这就尴尬了:想用锦衣卫这只“忠犬”监控臣民,结果不但“忠犬”被吊打,连带着主人也被晒了尸体……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在天子头上动土!

答案是,官僚集团。

对,你没有看错,就是大明皇帝重点盯防的对象、锦衣卫的死对头——明朝的官僚们。其中战斗力最强且占据绝佳位置的,莫过于都察院的御史和记录天子言行的史官。前者但凡有理有据,就没有不敢监察弹劾的,皇帝也要让三分;后者手中握有笔杆,是秉笔直书还是曲笔揭秘,全看自身所处立场的需要。

什么需要?

皇权与相权(官僚集团)斗争的需要。

因此,明朝皇帝越是重用锦衣卫来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的回击越是激烈。皇帝毕竟是一国之君,尊严还得顾忌,那就只好拿他的“忠犬”锦衣卫开刀。表面上看,官僚集团与锦衣卫新仇旧怨不断,是源于锦衣卫逸出司法机关之外,逮捕刑讯大臣。实际上,官僚们的做法是打狗明示天下人:恶狗咬人,背后都是主人指使的哦!

舆论的矛头就此指向了皇帝。皇帝确实是锦衣卫逮捕刑讯大臣的主使,其针对的对象也并非都是洁身自好的忠贞之臣,可架不住权力斗争中“天下官僚是一家”的事实,得罪了一个,也就得罪了一群。为了给一只“忠犬”脱罪,主人亲自下场承受众怒,实在得不偿失。于是,在达成了预期的某种程度的平衡之后,主人选择把罪名都推给锦衣卫,牺牲“忠犬”,褒奖“清君侧”的忠良们,息事宁人。

皇帝与官僚集团握手言和了,脚下踩着锦衣卫的尸体。换言之,锦衣卫替皇帝背了黑锅,这一背就再没能卸下来,直到现在。

官僚集团掌握着记录历史的笔杆子,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自然不会对皇帝的走狗锦衣卫手下留情。因此,就算锦衣卫做了利国利民的事,也要看彼时的情形,再作褒贬。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锦衣卫看似无孔不入,却连自身的黑历史都没法销毁,同时也揭示了明朝的臣民为何能够忍受皇帝严密的监控长达近三百年。因为,严格来说,明朝的臣民根本就不存在“忍受”监控的问题。若说有人忍受锦衣卫的监控和伤害,大约也只有特定品阶的官员们。毕竟锦衣卫的“工作对象”很明确,设立的宗旨就是协助皇帝制衡相权,而不是鱼肉百姓。尽管到了晚明,锦衣卫的作为显得相当没有下限,连老百姓也成为针对的目标,但也仅仅限于那个时期而已。

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几百年,锦衣卫随着明朝的灭亡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皇权与相权之争也灰飞烟灭了,人们对其恶劣的印象似乎也该随之渐淡了。不料,老天爷这个编剧创作的剧情就是这么跌宕起伏,继覆灭了的明朝官僚集团之后,新的黑手又出现了。这双黑手狠狠地推了一把方才坐起身的锦衣卫,锦衣卫又躺尸了,而且死得比之前更难看。

这双黑手就是埋葬明朝的新兴政权——清朝。

说清朝是“黑手”,没有任何开地图炮的意思。历来编修史料,特别是前朝的历史,无不强调前朝晚期的黑暗与昏庸,用来体现和论证本朝取而代之的先进性和法统。不表现前朝的无能,怎能突出本朝的强大?

只是若将矛头直接指向前朝皇帝,多少显得不够雍容大度,也太过图穷匕见。因此,参考明朝官僚集团的做法,朝前朝皇帝的“忠犬”下手,拐弯抹角、指桑骂槐,似乎是个掩藏真实意图的不二之选。于是,在清代的文人笔记和官方编修的明史文献中,再一次大量“记录”了有关锦衣卫的负面文字,并全力歌颂被大明天子迫害的忠臣良相。

时人对比着明朝人遭遇的“非人”待遇,感叹着在没有锦衣卫的大清生活,似乎强上不少。

无独有偶,清亡之后的民国时代,在朝在野的人们,比照着明朝的锦衣卫和清朝的文字狱,觉得自己简直身处黄金时代。

从诞生之日起,锦衣卫的负面形象就一再地被刷新和加强,而每一次变化无一例外都对应着某些思潮和特殊目的。在这个过程中,锦衣卫从被公正地批判,逐渐变成了莫名其妙地躺着也中枪,最后成了人人都能踩上一脚的对象。如此一边倒的风评,从客观上造成了如今锦衣卫形象的严重失真和扭曲。为此,有学者专门做过数据统计,得出结论:当代关于锦衣卫的研究长达八十年之久,都保持着对锦衣卫全面否定、对明朝强烈谴责的判定。尽管最近的十余年里,关于锦衣卫的学术研究开始有一些松动,研究领域逐渐扩展,许多不同于传统全面否定的学术观点也开始出现,但都不足以撼动此前几百年形成的惯性。锦衣卫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的看法,依旧无奈地主导着非历史爱好者和普通民众的内心,也渗透到了影视剧和文学的创作中。于是,大量有关锦衣卫的研究资料和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不断涌现,几乎一边倒地将锦衣卫打入恶鬼行列。

正因为这样的主流见解,使得我们所知所见的,只剩下了印象里锦衣卫无恶不作、罪大恶极的模样,守护着一个极端专制、黑暗腐朽的大明帝国。而这个有失公允的扭曲印象,烙印在观者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着实阻碍着史学观点的突破,使得历史研究者们还原明朝真实面目的道路变得更加艰辛与困苦。

如此的恶性循环还在继续着,仅仅因为一个最初的印象。究竟要如何才能打破一个被恶意扭曲的印象,重塑客观公正的印象呢?

被强行糊住本来面目的锦衣卫就如同一个重症的病人,想要一剂见效、拨乱反正,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若一味强调他的好,忽视其做过的恶,也必然会落入被人诟病替其洗白的困境,走入另一个极端。探寻研讨历史应持中正态度。好在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同的声音,虽然时日尚浅,却到底是一个变化、一个希望。

社会环境在变化,人的认知水平也在变化,史学界出现的争鸣之声便是社会舆论环境开始变得宽容的表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着新文献和文物的不断面世,人们对锦衣卫有失偏颇的看法会有所改观,先入为主的印象也会因之而松动。希望到那时,人们提起锦衣卫,不再是一边倒的唾骂和仇恨,而是平和地仅仅将其视为一个职业有点特殊的普通的群体。

正所谓,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第一章来吧!万岁爷需要你!锦衣卫的由来与架构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五月的一天,一桩牵连多人的聚众谋反大案突然被踢爆。消息迅速传至京师(今江苏南京),引起了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重视。

此时距离朱元璋改元称帝已有近二十年,按理说,旧敌早已肃清,在他的治理下,即便还没达到国泰民安的程度,也不至于闹出聚众谋反这种通天的大案吧?然而,现实这个剧本的走向,就是这么让人措手不及。

这桩惊现的聚众谋反案发生在处州丽水县,由一个替人占卜的算命先生率先爆出。据他检举揭发,当地的大姓陈公望等五十七人聚众谋乱,欲行不轨。

若是王公大臣因政治利益分赃不均而图谋不轨,倒也不算新鲜事。可是,一个小县城的乡绅们冒着被满门抄斩的巨大风险,集体谋乱,这就蹊跷了。莫不是那里的地方官行为不端,官逼民反了?这才建国不到二十年,就有百姓造自己的反,这让标榜草根出身、深谙民间疾苦的朱元璋尴尬的同时有了危机感。他思虑再三,决定派遣锦衣卫千户周原带人前往案发地,缉拿涉案的一干人等,将他们尽数带回京师,以便好好彻查一番。

锦衣卫千户周原领命之后,马不停蹄地带着手下赶往案发地——处州丽水县。他与手下抵达丽水县后,抓捕行动尚未展开,就收到了丽水知县倪孟贤呈上的关于此案的详尽调查报告。

丽水知县倪孟贤给了周原一个更意外的回复:根据他微服私访调查的结果,可以认定丽水县治下并无谋反之事发生。

周原一头雾水:一个说五十七人聚众谋反,一个说谋反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如此自相矛盾,你们是拿堂堂大明天子和锦衣卫消遣吗?然而,倪孟贤十分肯定地声称,他得知朝廷派了锦衣卫来调查后,秘密召见县中父老询问,县中的父老都否认有谋反之事。兹事体大,他不敢轻易下结论,于是又暗访事发之地的民情,发现男耕女织如故,毫无异常。他以为,朝廷任命他为知县,是希望他安民于田里;如今,良善之人遭遇诬陷栽赃,他身为知县岂能坐视不理。故而,他特地将调查到的情况进行了整理,希望可以及时上报,以免生出冤狱。周原一时也辨不清真伪——如此谋反大案岂敢轻易下结论,于是照例派人将已经掌握的丽水县方面的情况,如实上报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看罢倪孟贤的汇报后,并未直接做出裁决,也没有派出刑部的官员去丽水县会同锦衣卫调查此案,而是指示周原,携县中父老四十人前来京师,他要亲自圣裁此事。很显然,他并不信任倪孟贤的说辞,甚至对刑部官员能否秉公断案也持怀疑态度。

朱元璋为什么不肯按照法定程序走,非得大费周章地亲自过问?

这是因为举报人社会地位低微,处于弱势群体,而其告发的人群却属于大姓富户。大姓富户在那个年代掌握着社会话语权,官吏子弟也多出自这些人家,故而在官场上,大姓富户总是会得到关系网的庇佑,或重罪轻判,或逃逸于国法之外。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再熟悉不过。在无法判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他宁愿亲自审问当事双方,给予缺乏话语权的举报人说话的机会,以防寒了民心,酿成冤假错案。在这一案件上,他表现出的慎重,与大家印象中猜忌、刻薄、残酷的形象大相径庭。

应皇帝的指示,四十个丽水县百姓跟随着锦衣卫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京师,旋即被召进宫中,当着朱元璋的面陈述实际情况。他们告诉朱元璋,那个举报人以替富户大姓占卜为生,只因他要求的好处没有得到,才恼羞成怒诬告陈公望等人聚众谋反。

得知真相的朱元璋长舒了一口气,随即下令将涉嫌诬告他人谋反的举报人移交刑部,由刑部按照《大明律》惩处。至于远道而来的“丽水老年团”,作证也很辛苦,不能委屈了他们。为此,朱元璋特地赏赐了他们一顿丰盛的大餐,然后逐一发放交通补贴,送他们返乡。

这似乎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诬告者偷鸡不成蚀把米,吃上了牢饭;知县倪孟贤的尽忠职守获得了肯定;而明太祖朱元璋也对自己设置锦衣卫的初衷更多了几分执着。

此时距离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不过四个年头,然而锦衣卫的规模比它的前身仪鸾司扩大了许多倍,其势力也已渗透到了大明帝国的方方面面。虽然它表面上只是干着替皇帝打理仪仗和护卫的工作,但实际上随着规模的迅速扩张,其职责和权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别看锦衣卫创立只有短短数年,其实那只是明面上的。在它还叫“仪鸾司”的时候,它的运行机制便已经相当完备,工作内容也不仅仅限于替皇帝守夜或是掌理仪仗、负责安保。作为皇帝身边的亲随,仪鸾司的官员选拔是相当讲究的,必须得是皇帝觉得十二分可靠的人,毕竟24小时贴身跟随,换谁也不想把性命交给别有用心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说,锦衣卫是仪鸾司的升级版,想要解读锦衣卫,就不能不先认识仪鸾司。

那么,仪鸾司是什么?又是何时所建的呢?

仪鸾司是官署名,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始建雏形,脱胎于同和院,掌卤簿仪仗。到了宋代,这一机构被归入卫尉寺管辖,有了正式名称“仪鸾司”,主要负责皇帝亲祠郊庙、出巡、宴享以及宫廷所用供帐,辖金银器皿帟幕什物库、香烛库和毡油床椅铁器杂物库。官署中设勾当官四人,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任。

在明代史料中,“仪鸾司”作为官署名首次出现,是在吴元年十二月辛酉。

吴元年,即公元1364年。这一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吴王,建立起自己的百官司属。此时,北方的蒙元政权尚存,时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从元末群雄混战中脱颖而出,于元至正二十三年战胜了西边的陈友谅,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虎视江南;随后,他又将与盘踞在苏州的枭雄张士诚展开决战。在如此喜人的形势下,他的称王大典自然举办得异常隆重。也正是在这次大典上,首次出现了仪鸾司官员的身影,并被史官记录在了《明实录·太祖实录》中。

由此可知,至少从朱元璋称吴王开始,锦衣卫的前身仪鸾司就已经常态化、公开化了。甚至于,在更早的群雄混战时期,朱元璋身边的贴身亲军,在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后,取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已然承担起了仪鸾司的实际职责,其后来变身为官署,只是顺理成章地拥有了一个合理合法的外衣而已。

不过,这个仪鸾司在洪武初期,一度被撤销了。为何会被撤销,史料语焉不详,也许是因为帝国新建机构需要调整和重组,也许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之后,时隔三年,仪鸾司再度被恢复,归入亲军都尉府。这个亲军都尉府脱胎于拱卫司,拱卫司一度改名为拱卫指挥使司,后来因为职责近似卫尉寺,便再次改名都尉司,最后才定名亲军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仪鸾司也归它管。

在拱卫司的名字被改来改去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隐约透露出了朱元璋的用意。拱卫司原为正七品,改成拱卫指挥使司后,秩正三品,而最终的亲军都尉府亦为正三品。从正七品几年之内迅速攀升到正三品,其整体地位的提升速度和皇帝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上级部门地位的提升,明洪武四年(1371年),仪鸾司的品级被正式定为正五品,设仪鸾司使一人、副使二人。自此,在明朝重要的朝会、大典、皇族婚丧等仪式上,都会有仪鸾司官员的身影。他们的参与被定为重要的礼仪章程,必须严格执行。

由于亲军都尉府人数众多,为了便于管理,朱元璋下令制作守卫金牌,用以验明身份,防止有人混入其中生乱。守卫金牌以铜为主体,表面涂金,高一尺,阔三寸,使用“仁、义、礼、智、信”为编号,以区别不同军士的身份地位与职守。金牌两面篆文,一面为“守卫”,一面为“随驾”。军士轮值时,必须佩带此牌;休沐之时,则须收起,严禁外借他人。后来锦衣卫所悬挂的腰牌,应该就是由守卫金牌演变而来,作用同样是甄别身份和方便管理。

仪鸾司的管理如此严格,挑选成员自然是慎之又慎,其成员通常从军中挑选,或是由仪鸾司官员亲自去民间招募。此外,仪鸾司成员的子弟也可以申请加入。当然,这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核。譬如对于体格的要求,通常参考的是挑选将军的标准,即“躯体丰伟有勇力者”。成员入选之后,根据品阶承担相应的工作,按照年资考核升迁。至于工作内容,很是繁杂,简单来说就是跟随皇帝参加朝会维持秩序,护卫皇帝的銮驾,披着铁甲、佩着弓矢、执着金瓜,列侍在皇帝左右。其中优秀者,被称为“天武将军”,余下的则被统称为“将军”。这一规则和标准也沿用到了明初锦衣卫的挑选上。

仪鸾司复立十一年后,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正式下达旨意,改仪鸾司为锦衣卫(全称为“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品级直接从正五品跳到了从三品。与此同时,锦衣卫作为独立的官署,确切地说是亲卫军,受皇帝直接掌控,下设御椅、扇手、擎盖、旙幢、斧钺、銮舆、驯马七司,秩皆正六品。两年之后,锦衣卫再一次被调整了品级,一跃成为正三品。同时,朱元璋还对锦衣卫的人员配置进行了详细规定:

锦衣卫指挥使:一人,正三品。

锦衣卫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

锦衣卫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

卫镇抚:二人,从五品。

千户:每千户所设一人,正五品。

副千户:每千户所设二人,从五品。

所镇抚:每千户所设二人,从六品。

百户:每百户所设一人,正六品。

这些人统一戴武冠,根据不同的级别被称为将军、力士、校尉。他们主要的职责是跟随皇帝临朝理政、接受百官朝贺,或是在举行国宴的时候维持秩序。通常情况下,锦衣卫指挥使都要随侍皇帝左右,其余当值的一班大约五百人,全数佩刀,随时听从皇帝的指令。不过,这五百人是值白班的,夜班通常只留白班十分之一的人承担保卫皇帝的工作。

以上说法出自王世贞的《锦衣志》。王世贞是明朝中后期人,关于锦衣卫建制的记述或许与明初的略有差异,但总体上应该还算是可靠的。

从表面上看,锦衣卫承担的工作似乎与之前的仪鸾司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职权延伸。然而,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的一则记录,揭示了锦衣卫的变化。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大规模地扩充了锦衣卫的人手。根据《明实录·太祖实录》的记述,此次从民间遴选招募了“力士者万四千二百余人”集中到应天府,这些人大多被划归锦衣卫,余下一小部分则归入了旗手卫。结合之前仪鸾司的扩充记录,本次扩充后,锦衣卫的人数可谓是成倍地增加了。

只是上朝、郊庙、宴群臣,带几个跟班也就罢了,弄个万余人给自己充仪仗,是不是有点太夸张?

其实,从本文开头的故事就可以看出来,万余人的锦衣卫并不只是用来充当仪仗的,更多是用来执行外派任务。

锦衣卫执行的外派任务种类繁杂,后文会专门来说。大体上,所有外派任务的宗旨,都围绕着一个点,那就是巩固皇权。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巩固皇权而设立的特殊机构并不少见,明朝的锦衣卫只是承上启下的其中一个而已。细数一数,两汉有“诏狱”,大唐有“丽景门”和“不良人”,五代之际有“侍卫司狱”,大宋朝一脉相承也设了个“皇城司狱”,更别说后来清朝的“尚虞备用处”(粘杆处)了……这一干机构,任哪一个都不是吃素的,但是锦衣卫似乎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

那么,明朝的锦衣卫,怎么就这么红?

相信这是许多人心底的疑问。

想要解开这个疑问,就不得不说一说,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最根本的用意。

目前流传下来的有关锦衣卫的研究专著,大致算得上是历朝特务机构研究中占比最多的了。之所以如此,只因锦衣卫在历史上留下的“罪证”最多;而它的“罪证”之所以得以大量留存,全是因为它在皇权与相权白热化的斗争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在这场长达近三百年的激烈的“拔河”比赛中,大明天子为了使自己能够胜出,打造了一把称手的利刃——锦衣卫。

凡事都有缘由,好端端的,朱元璋弄出个锦衣卫来,结果让自己背了“实行特务统治”的锅直到今天,他难道没有看到历史上那些前车之鉴吗?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草根出身,元末底层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他都经历过。在这个过程中,无良官吏的压榨手段与官僚集团的行事做派,他都了如指掌。因此,打心底里,他是不信任这些脑回路复杂、心思多变的读书人的,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来自自己人的线报。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显然无法亲自去聆听民情,那么派可靠之人替他收集消息,监控官员的不法行为,也算得上是合情合理。故而锦衣卫,乃至后来出现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也都是照着这种思路相继设立的。所以说,锦衣卫的设立初衷并不是后人臆测的那样阴暗、变态、见不得人。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明实录·太祖实录》中一个惩治官员不法行为的故事。

故事中,一个名叫薛原桂的士兵,状告自己的上司——广西都指挥使耿良任职期间有多项不法行为,请求朝廷介入进行调查。朝廷得知后,尚未转入法定程序进行调查,镇抚张原也站出来指控耿良的不法之事二十多件。一个地方都指挥使在远离天子视线的地方胡作非为,致使下属控告、民意沸腾,这桩案子立刻引起了朱元璋的关注。他指示锦衣卫直接讯问当事人耿良,核实两位举报人的指控内容,查明事情真相。锦衣卫果然没有令朱元璋失望,耿良的不法行为被一一核实,耿良本人对此供认不讳。见到调查结果的朱元璋对耿良的行为容忍度为零,下旨将其从广西都指挥使直接贬为了驯象卫指挥佥事。自以为天高皇帝远,在广西的地界上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结果却分分钟被皇帝给“盯梢”了,还成了钦定的案子,只能说,耿良太天真了。

不论是处州的丽水县,还是广西省,在当时都算不上是繁华地区,但消息却可在第一时间传入京师应天府,直接惊动朱元璋本人,可见这张信息网铺天盖地,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组成这张信息网的是什么?掌握这张信息网的又是谁呢?

答案显而易见,朱元璋把锦衣卫扩充到万余人之众,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带出门拉风吗?

锦衣卫队伍的不断扩充,与朱元璋对一线信息需求量的增加有着密切的关联。只有锦衣卫这张网铺到足够大,官民的不法行为才能被他牢牢地掌控在手中,这样他作为大明第一人的地位才会更加稳固。

为此,朱元璋对锦衣卫官员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且不近人情。有一次,一个名叫李志诚的锦衣卫镇抚即将随军出征。临行前,他上书请假,希望能抽空与妻子家的亲戚聚个会。他的申请被送到了朱元璋那里,朱元璋二话没说,直接免了他的职,让他一边待着去。

只不过跟领导申请探个亲、休个假,不准就不准吧,怎么就把前途无量的工作丢了呢?别说李志诚觉得委屈,相信换很多人都会觉得莫名其妙。

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朝廷对于武职人员申请跟伯叔兄弟聚会探亲,没有不答应的;但这与申请与妻族相聚是有差别的。你(李志诚)刚被委派从军征讨,还没能尽心竭力做事,就想着回家跟妻子的亲戚叙亲情。你难道不知道,身为一个将领,接受军令就该忘记一家之私,上了战场就该舍弃性命吗?这种时候还想着儿女私情?这是不忠于职守的表现!”

可见,当了锦衣卫,做了皇帝最信赖的身边人,眼里就不能再有自己的小家了,必须要做到“忘家”和“忘身”,方能称之为“忠”。

必须做到如此灭人欲境界的锦衣卫官员,奉命办差的时候,自然是不遗余力,把“快、准、狠”发挥到了极致。民间的一举一动,官员们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他们重点监察的对象。锦衣卫们布下的大网笼罩着大明帝国的疆域,海量的信息汇总到大网中央,由它的主人朱元璋来逐一进行判断、处理,并发出指令。很快,民间出现了官员们上朝每天都要跟家人生离死别的传说,朝野上下无不夹着尾巴埋头苦干,天知道自己身边是不是就有锦衣卫的眼线盯着。

朱元璋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天下人恪守本分,少生非分之想,让官员的不法行为得到监控,以保证帝国按照他希望的那样维持稳定的运行秩序。然而,凡事矫枉过正,往往都会引发不良的后果。

当所有人都谨小慎微,出错与犯法之事自然就会相应减少。如此一来,锦衣卫的工作效率在工作狂朱元璋眼里,不免下降许多。无功即是过。唯恐皇帝怪罪下来,自己要承担严重后果,锦衣卫只能加大监控和收集信息的力度。操之过急的结果,便是出现非法凌虐嫌疑人(或无辜之人)的情况,致使冤案丛生。

一时间,大明朝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整个社会的风向都不对了。

锦衣卫的非法凌虐行为,最终通过某个途径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无比震怒,这与他设立锦衣卫的初衷背离得太远太远,几乎是向着另一个极端飞驰而去。再这样下去,他就要成为那个令天下人“道路以目”的周厉王了。于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下令,公开焚毁锦衣卫的刑具,将锦衣卫所囚嫌疑人全部移交刑部审理,以示让一切回归到国家法治的正常状态。

如日中天,可以直接上达天听、不理国法、任意处置嫌疑人的锦衣卫,突然就失势了。

眼看着可以重新回到《大明律》治下,回归正常的秩序,似乎所有人都可以松一口气了。

如果历史照这样发展,锦衣卫与大明帝国的恩恩怨怨大约就此终止了。无奈,老天爷这个编剧实在是不堪寂寞。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销声匿迹六年的锦衣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手就捅出了一桩通天大案——凉国公蓝玉谋反。

凉国公蓝玉可谓战功赫赫的从龙之臣,作为已故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从朱元璋起兵反元之始,他就和常遇春为朱元璋征战沙场。在大明帝国的建立过程中,他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一个人,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说反就反了,图什么?

官方史料里显然是不敢对此妄加猜测的,但是《明实录·太祖实录》中的一句话,隐约透露了一点端倪:“胡陈之反,玉尝与其谋。”“胡”者,胡惟庸;“陈”者,陈宁。“胡陈之反”指的是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关于胡惟庸谋反一案,真相众说纷纭,有说是朱元璋设计的,旨在褫夺相权巩固自身;有说是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党争的结果。不论真相到底是什么,朱元璋集权的目的总归是达成了,与此相携的,是他大肆屠杀功臣的不尽骂名。

史料中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点明了蓝玉谋反的一个重要理由:他是胡惟庸和陈宁一党的,曾经参与谋反,早就有了反心。

吊诡的是,既然蓝玉掺和谋反,之前为何不处置他?对此,史书中没有给出答案,猜测应该是没有抓住实据。然而就算当年没有抓住实据,此次谋反案官方仍然据此判定这是蓝玉谋反的前提,这显然是在为后面罗列其不法举动找一个动机。

自恃功伐,专恣暴横,强占民田,捶逐御史,私藏战利品,强占元帝之妃,无人臣礼,不满皇帝的封赏……这些被公布在史册上的恶行,都在向后人昭示蓝玉其人就算不谋反,也是天人共愤,再宽厚的君主都无法容忍。因此,他谋反被诛,完全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关于蓝玉谋反的过程,《明实录·太祖实录》里披露得还是比较详尽的。

据说,蓝玉西征还朝,指望着加官晋爵,至少给他个太师做。不想,朱元璋论功行赏,只给了他一个太傅。蓝玉非常失望,毫不掩饰地发泄不满说:“我北征归来,就该给我太师之位了!你如今才给我太傅!”继而上书跟朱元璋就所封爵位讨价还价。对他的无礼行径,朱元璋早已忍无可忍,坚决驳回了他的诉求。蓝玉得知自己的要求被否决,还家之后便对亲信说:“皇上怀疑我了!”于是,他决定串联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辂、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诸武臣谋反。众人在蓝玉宅邸私下聚会之后,确定了收集士卒、聚集家奴、配发武器铠甲起兵叛乱的计划。然而,计划还未付诸实施,就已被锦衣卫指挥使蒋瓛(huán)报告到了朱元璋那里。

蓝玉谋反的动机是不是这么无厘头,真相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分析出的结果也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故事的末尾,其实才是事件的重点——揭发蓝玉谋反的举报人是锦衣卫指挥使蒋瓛。

这是《明实录》里明文记录的,首个由锦衣卫指挥使亲自揭发的大案。

蓝玉为谋反忙活了半天,结果还没等出家门,就被锦衣卫指挥使打包送到了朱元璋那里。事实证明,论搞情报的效率和经验,蓝玉根本不是朱元璋的对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朱元璋手下锦衣卫的情报网布得有多大,有多密。

又或者,史书为蓝玉开列的这些罪名本就出自锦衣卫之手,是锦衣卫奉命多年收集汇总的成果。至于最后一个预谋反叛的经过,不过是压垮蓝玉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如此想来,低调了六年的锦衣卫用这样的方式高调复出,其侦查和情报收集的能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其揣摩圣意的本事,也足以为朱元璋所倚重。也难怪大案、要案,朱元璋宁愿授命他们去办,也不肯交由刑部官员按章法办。

蓝玉的谋反被诛,进一步为朱元璋剪除了开国功臣尾大不掉的隐患,朱元璋手中的皇权握得更牢固了。锦衣卫直接促成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于朱元璋实现君主专制而言,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然而,从反向来看,朱元璋对官僚集团的不信任以及在权限上的遏制思路也暴露无遗。君臣之间的嫌隙就此产生了,官僚集团对锦衣卫千般的厌恶也随之跃然于青史之上。二者之间的斗争,陪伴着大明帝国继续前行,直至覆亡。

类似朱元璋这样的强人君主,精力旺盛,在政务上恨不能事必躬亲,有无官僚集团的协助,对他来说并无太大影响。奈何,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广袤的帝国疆域每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总有无法顾及的时候。久而久之,他对自己的耳目锦衣卫的依赖越发强烈。尽管在表面上,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扩展锦衣卫的职权,甚至对他们的约束格外严厉,多次表示不会重用锦衣卫,可是之后频频在《明实录·太祖实录》里活跃的锦衣卫身影,已然将他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

可惜,朱元璋的子孙未必都有他的魄力和过人的精力。朱元璋的继任者们,能力强的,尚可驾驭锦衣卫,平衡锦衣卫与朝野的利益关系,维持帝国的稳定;能力较弱的,要么难以对锦衣卫的不法行为进行有效制约,要么一味滥用姑息,致使整个国家陷入动乱。这也许是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之初,不曾引起他重视的一个点,而这个点后来却成为大明帝国政治生活的关键点,几度酿成大祸。

作为制约百官、监控帝国民情的工具,锦衣卫这台比洪水猛兽更令人畏惧的帝国机器,从根本上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倘若皇帝无能,无法对它进行节制,其引发的冲突就会成倍增长,招来的诟病与怨恨也会随之激增。这一切,都被载入时人所著的文字之中,流传至今。而这,便是锦衣卫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如此出名的原因。

据此,有人说,大明帝国覆灭的根源就是锦衣卫的设立。

这话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和夸大,一个王朝的兴灭从来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可你要说锦衣卫的设立与大明帝国的覆灭一丝关联都没有,那也不尽然。毕竟,它的设立影响了大明帝国近三百年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在许多重要的节点上,锦衣卫的存在或多或少充当了那只扑着翅膀搅动风云的蝴蝶。只不过于大明帝国的命运而言,他们有时是力挽狂澜的守卫者,有时是落井下石的破坏者。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锦衣卫也是如此,他们不过是这些事物中普通的一员。因而,它的设立究竟是好,抑或是不好,都须结合具体的事情及其导致的深远影响来下最终评判。第二章想应聘?这里排队!锦衣卫的选拔方式

随着网络文学的盛行,许多对锦衣卫和明史感兴趣的创作者,以极大的写作热情勾勒着那个时代的虚影。这中间绝大部分作品都旨在揭露和批判那段“黑历史”,内容多为江湖恩怨,儿女情长。武侠作为一个再通俗不过的题材,大都有它自己的套路。于是乎,许多作者按照武侠的套路去套锦衣卫,却不知距离真正的锦衣卫越来越远。

这么说,不是要否定锦衣卫的武力值,而是意在提醒诸位,锦衣卫中尽管有不少武林高手,但它并非江湖产物。类似“兄弟好身手,不如来我们锦衣卫吧!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样的台词,出现在锦衣卫身上的概率是相当低的。换言之,锦衣卫不是你想当就能当,想不干就能撂挑子的!它既然是一个政府组织机构,就有它的“脾气”。类似某特警从现代穿越到明朝,凭借高强的武艺当上锦衣卫高官的梗,纯粹只能当消遣娱乐一笑置之。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一个连正常户籍都没有的人,政治审查就过不了关,不被抓去官府拷问就算很走运了。

户籍,是所有创作穿越小说的作者最容易忽视的东西,但却是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时代都有一套户籍管理制度,它与人口、土地密切相关,从来都是国家最基础也最重要的监控数据。楚汉相争之际,正是因为萧何掌握了秦朝中央政府有关天下民生的档案,才能够在后来合理利用这些资源辅助刘邦战胜项羽,定鼎天下。而在这些档案中,户籍是至关重要的部分。

撇开其他时代不论,单说明代的户籍制度,倘若完全展开来说,足以写成一部专著。通过如此海量的信息,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大明帝国,没有户籍,你很可能寸步难行。找工作需要户籍,孩子念书和参加科举考试需要户籍,就连做生意不在户籍所在地,也要开具“暂住证”……更遑论去做锦衣卫了。

那么,做锦衣卫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在详细介绍锦衣卫入职所需的硬性条件之前,我们还得把明代的户籍制度大抵理一下,因为想要说清楚相关因果,确实没有捷径可言。

明朝建立之初,被战火蹂躏过的土地百废待兴,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了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既然要休养生息,那么恢复农耕自然是重中之重。鼓励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农民回归土地耕作,成为当时政府官员的主要工作任务。然而,前朝很多政策的后遗症,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变——商业社会蓬勃发展,使人们不再拘泥于农耕事业,百姓的流动性非常大。乱世方定,无论从国家安全稳定的大局出发,还是从国家的综合管理层面来说,尽快恢复秩序都是当务之急。

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国家统一后,户籍制度立刻就开始运转。

明代的户籍制度,最初采用传统的四民模式为基础。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这样划分的目的在于让大明的子民各守本业,以便杜绝游惰好闲的游民,稳定社会大环境。明代的户籍制度主要由“户帖”(户口本)和“黄册”(户籍)两大部分组成。前者由每家户主手执,后者则是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口版籍。黄册是户帖的汇总,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以地方州府县作为统计单位,并由地方汇总上交户部。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政府颁布了让天下人以“本等名色占籍”的法令,即以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来呈报户籍,以便国家分派差役(差事与徭役)。就此,有了军户、民户、匠户和灶户四个基础户籍。顾名思义,承担民差的为民户,当兵的就是军户,从事制造业和手工业的为匠户,承担煮盐工作的则称为灶户。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又相继增加了弓兵户、铺兵户、医户、儒户、商户、官户、先贤户、卫户等名色户籍,这些户籍都属于“良民”。有“良民”户籍,自然就有“贱民”和“弃民”户籍,譬如各王府的乐户、南京教坊司之类就属于“贱民”。至于“弃民”,通常指没有正常户籍的流浪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些户籍一旦被确定下来计入黄册,就不能随意变更和修改。也就是说,如果祖上是匠户,子子孙孙的户帖上都只能是匠户出身,哪怕到了明代中后期户籍制度有所松动,能改变的概率也很小。譬如,著名的改革家张居正就是军户出身,他的祖父是藩王的护卫,隶属于锦衣卫系统;主持嘉靖年间浙江抗倭军事工作的胡宗宪也是军户出身,他的祖先自明初就跟随明太祖朱元璋东征西讨,绩溪的胡氏算得上是世代锦衣卫,他的孙子胡焞后来也继承了锦衣卫武官之职。虽然这两人都做了高官显贵,成为封疆大吏,但依然无法改变他们世袭军户的身份。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这么规定,意在加强对社会与人口的管控,以此寄望大明帝国的百姓能够各司其职、各守本分,整个国家就按照这样的规则运行到天长地久。

可是,现实往往是对理想最好的嘲讽。

这一套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运行程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越发不能适应社会现实,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不过,这些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我们要关注的是在这名色繁杂的户籍中,能够参加锦衣卫选拔的有哪些?

很显然,“贱民”和“弃民”是被第一时间排除在外的;如此,剩下的便只有“良民”。根据《锦衣卫选簿》和《南京锦衣卫选簿》中显示的情况,“良民”籍出身的锦衣卫里,民户、军户和匠户出身的人占据了较大比例,其中军户出身的人数量最多。毕竟锦衣卫本身就是一个卫所,它在挑选人员的时候,自然也采用了卫所系统通用的选拔方式和标准。

这么一来,我们就有必要专门就明代卫所人员的来源做一个大致了解。

明代的军户是世袭的,采用的是“战时出征,闲时屯田”的方式运作。确切地说,军户的实际身份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常备军不同,而是预备役。有战事时,这些军户也不是直接征发送上战场,而是按照规定,通过选拔后全部集中到五军都督府报到,然后根据需要重新编组。这就意味着,帝国的军人们在出征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编入什么样的部队,由何人率领,自己的战友都是什么样的人;至于领军的将领,也是一样的。所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便是如此。

这样的设计,难道不会影响军队的军事行动,以及作战时全体指战员的配合默契吗?当然会!但是,比起将领与士卒知根知底打成一片,动辄兵变引发动乱,对君主而言,这样显然要安全得多。

这些军户通常由四类人员组成,即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从征,主要是指元末就投奔到朱元璋帐下的那一批军人。归附,指的是元朝归降的士卒,以及其他割据势力(如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中投降而来的军人。谪发比较好理解,就是俗称的“充军”,即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从事屯种或充实军伍的犯人。至于垛集,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征兵,从民户中按照一定比例抽丁充军。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四种兵源之中,以垛集这种形式参军的人在锦衣卫中占据的比例较小,与之近似的佥充,才是锦衣卫扩充兵员的一个重要形式。

所谓“佥充”,就是佥发民户充任锦衣卫、旗手卫校尉、力士以及府军前卫幼军等等。这点通过《锦衣卫选簿》和《南京锦衣卫选簿》中有大量佥充参军的世袭武官档案记录可以佐证。也就是说,锦衣卫可以根据需要,从民户中选拔人手,并将选中者由民户变为军户。故而,佥充这种形式,实际上提供了民户与军户变通的机会,许多有志于成为锦衣卫或从军的百姓借助这个途径改变了命运。在史料中,有大量的锦衣卫武官家族都是因为祖先佥充入卫、投笔从戎,才变成世袭军户的。

可以说,民户佥充和世袭军户入卫作为锦衣卫扩充的重要方式,在招募中占比最大。不过,普通的民户想要佥充入卫,首先自身要符合锦衣卫的招募条件,其次则需要契机。以洪武十二年(1379年)锦衣卫扩充为例:夏四月,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派遣仪鸾司典仗陈忠,前往浙江杭州诸府招募愿意加入锦衣卫的百姓,并承诺被招募的人家可以免除徭役。这个待遇在当时算是很优厚了,而且开列出的选人标准也很简单——“丁壮无疾病过犯者”。也就是说,健康、无犯罪记录的成年男丁都可以前来报名。待遇这么好,招募条件又不高,老百姓自然是趋之若鹜。一场“招聘会”下来,陈忠为朱元璋领回了一千三百四十七人。这个数量估计还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类似这样的条件和契机,这之后都比较鲜见,因为锦衣卫的招募条件越来越烦琐,对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光是膀大腰圆有把傻力气,没有后台,单纯想要通过佥充的方式入选,几乎是不大可能的。这一情况在晚明时期发生了改变,但当时锦衣卫在群众中的正面形象大打折扣,主动加入的人,想来也有限。良民不至,游手好闲的流氓恶霸自然趋利而来,锦衣卫的整体素质和道德水平因之逐渐沦丧,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这只是通过正常途径加入锦衣卫或卫所系统的方式。不过,相对于其他卫所,锦衣卫的人员构成情况更加复杂,也更能凸显特权色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锦衣卫自带的一些特殊职能使其职位常被皇帝用于封赐,比如安插达官、荫封功臣及其子弟、恩赏外戚等等。

我们就先从在锦衣卫中安插达官开始说起。

所谓“达官”,又作“鞑官”,指的是来降的周边部族的首领或将领。对他们进行带俸安插,目的是利用这些人通晓各部族或地区的语言民俗来搞外交,并对某些部族进行实际控制。根据现有资料记载,锦衣卫中安插达官的比例还是相当可观的,总计达到二百九十余人之多。安插达官的时间跨度,上自洪武年间,下至成化年间。

达官的来源包括蒙古诸部、辽东女真等。以《明实录·宣宗实录》中宣德六年(1431年)四月的条目为例。这年春天,迤北的失都等四十九人,携带各自的家眷亲属共计三百余口,南下进京,提出要留在京师为大明效力。按照流程和安插达官的成例,兵部和礼部得讯后,经过商议,将他们分成五个等级安插进锦衣卫中,并将方案呈报了明宣宗。明宣宗据此颁布旨意,封位列第一等的失都、哈答、阿匝丁、使臣失儿哈四人为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其他人员则依次封为锦衣卫指挥同知、锦衣卫正千户、锦衣卫百户和锦衣卫所镇抚,按月领薪俸,并赐予他们相应的冠带、金织袭衣、彩币、银钞、绢布、鞍马等。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明宣宗还对其中率先来投的两人和年幼的孩子们增加了赏赐,用以收揽人心。除此之外,明宣宗还特别叮嘱工部尚书吴中,让他给这些人建造住宅,配发生活所用的一应器物,可谓体贴备至。

明宣宗这样的姿态,传到各个部族和少数民族控制地区后,吸引了更多的人争相前来归附。如此一来,大明帝国的政权变得更加稳固,而且在对外战争中,他们的存在也令明军助力大增。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凭借这一恩荣为所欲为,实际上,明朝政府对达官这个群体始终保持着警惕,对他们的监视一刻也没有放松。毕竟,他们与其出身的部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生出谋反之心,对帝国的稳定威胁实在太大了。通过《锦衣卫选簿》中涉及天顺年间“曹石之变”的多名达官“被官军拿去,不知下落”的记载可以看出,大明朝廷很忌惮这些达官叛乱,宁可错杀也不敢轻易放过有嫌疑者。因此,在锦衣卫中安插达官,表面上是出于恩赏和收买人心,其实更深的用意,是为了监控地方部族。可见,想跑到京师加入锦衣卫过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锦衣卫中安插达官的目的性很强,同样的,把锦衣卫官职赏给自己的舅舅、表哥或是老丈人、小舅子等,也是皇帝对外戚势力的一种安置。

历朝历代,外戚始终是对皇权影响最大的势力之一。这之中,不仅有皇帝母族的施压和干预,还有皇帝妻族的推动与搅局,如果是往正确的方向引导,国家会因此兴盛,但若是往反向偏移,则会使国家陷入动乱与灾祸。汉武帝晚年,之所以立刘弗陵为继承人,而杀死他的母亲钩弋夫人,就是出于对“子弱母壮”的担忧。但即便如此,外戚干政的情况仍然相伴汉朝四百余年,造成了多次权力动荡。

明太祖在这点上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在后妃的挑选上,尽量避开贵族和世家子弟,选择民间的良家女子。因此,明代的后妃大多出自平民百姓家,而明代的外戚集团也始终没能形成足以扰乱朝政的强大势力,尽管也曾有过那么几个宠极一时的后妃,如明宪宗的万贵妃、明孝宗的张皇后、明神宗的郑贵妃等等。

虽然在实权方面,外戚集团无法获得太多的优待,但在养尊处优的地位上,还是需要体现出与寻常人等的差别。因此,锦衣卫这个名额不限、待遇从优的机构,无疑成为供养外戚人员、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好选择。哪怕是明神宗的郑贵妃,一度恩宠无以复加,却也不过是父兄子弟可以被编入锦衣卫为武官而已。

明朝对外戚尚且如此厚待,对宗室皇亲自然也不会有所亏欠。

有人要问,宗室皇亲不就是藩王子孙么?他们不是有世袭的封地么,为何还要入锦衣卫任职?

宗室皇亲除了外戚和藩王,还包含下降的公主一脉。明代的公主尽管下降出宫,但其子孙后代仍然带有皇族血脉,与官宦人家、平民百姓到底还是有所区别的。此外,一些藩王妃嫔的母家子弟,也往往因为婚姻关系可以享受获封锦衣卫武官的待遇。这些人与外戚子弟一样,拥有被授予锦衣卫官职的资格,合理合法地在锦衣卫中占有一席之地。

岳父、妻舅、外甥……这一大批皇亲国戚,不需要承担什么具体事务,却可以养尊处优,按时去锦衣卫领薪俸,确实令人羡慕,可这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翻看史料,选入宫中为妃嫔的女子很多,但能受到恩宠并为父兄及其家族谋到锦衣卫官职的,凤毛麟角。大多女子在宫中是虚度光阴,然而也有一部分人以自己的死亡,为家族换来了子弟可以任职锦衣卫的“荣耀”。

拿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家族子弟的金饭碗,这些女子居然如此有奉献牺牲精神?其实答案与奉献牺牲无关,而是跟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有关——殉葬。

是的,你没有看错,一个在明代之前已被废除很久的制度,在明代重新被搬上了历史舞台。

明太祖驾崩之后,本着事死如事生的原则,他后宫中未曾生育的许多妃嫔和宫人都被迫殉葬,跟随他到地下,继续侍奉君王左右。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为了抚恤殉葬宫人的族属,便将这些宫人的家人选入锦衣卫,晋升这些人为锦衣卫千户或百户,带俸世袭。时人管这些殉葬的宫人的家族为“太祖朝天女户”。待到“靖难”之后,明成祖朱棣上台,他相继废除了朱允炆在位时颁布的许多政策,也革除了朱允炆在位时升迁的官员,唯独这几家“太祖朝天女户”,他念及为朱元璋殉葬的情分,特别下了谕旨,全部调往孝陵卫领俸禄,但不许管事。此例一出,直到明英宗废黜殉葬这一制度,因殉葬而使族属获封锦衣卫官职的“潜规则”才算被打破。期间,因此而枉死的宫人到底有多少,如今已很难再说清楚。

难道被选入后宫,就没有折中的办法,在不得宠也不用送死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家人换来锦衣卫官职吗?

有两个方法:第一,做皇帝的奶娘或保姆;第二,成为女户。

我们先来说给皇帝做奶娘或保姆。“奶娘”是老百姓的叫法,在宫中则被称之为“乳母”,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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