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毛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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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说试读：
如此独特
2003年，我坐在大学教室里写完《母亲》一文，泣不成声。彼时，母亲离开我已经两年多。那是唯一一篇写给母亲的文章，此后再也不愿触碰。几个月前，当我整理书稿，重读这篇文章，已经没有了眼泪，甚至也没有太多的伤感。
时间如此可怕，它会帮你稀释幸福，也会替你抹去伤痛，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雕刻成现在的样子。当然，雕刻我们的不只是时间，还有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23岁那年，我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从那时起，便笃定要当作家，一位严肃作家，一位有大气象的作家。
时至今日，我并没有实现梦想，虽然又写了两部长篇，但并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高度。现在，我已不再痴迷于这个目标。因为时代在变，文学已经边缘化。无论个体如何努力，读者远离文学阅读的现状都无法改变，至少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改变的希望。
写作，终归是要给人看的，终归是要与读者完成共鸣，才有意义。为了追赶读者，我开始在网上写一些杂文。情感、职场、时评以及杂七杂八的生活感悟，既无定位，也无专长。但这些佛系无常的小文章，似乎更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它们为我积攒起了一批忠实读者，赢得了一点虚名。
2017年，我的微信公众号上接连出现了两篇爆款文章，全网阅读量过亿。没能成为家喻户晓的严肃作家，倒成了颇有争议的网红。朋友们打趣说：这个时代，不是不让你成功，它只是想让你以它的方式成功。
有点名气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商业价值的裹挟，我只好顺流而下，继续在网上码字。但内心里，还是会有抵触，觉得这些文章重技轻道，有商业运营的成分，它们是廉价的一次性消费品，写了也就写了，散了也就散了。
去年，在编辑的劝说下，我开始整理散布于网络各处的小文章，准备将它们结集出版。整理的过程，惊喜伴随着羞愧。每找到一篇好文章，就暗自庆幸：哇，我曾经还这么有才！每找到一篇烂文章，又羞愧难当：我怎么说过这么幼稚的话？
修改这些文章，是一个“去网络化”的过程。那些不雅词汇、情绪表达被剔除之后，这些文字竟也溜光水滑，温润可人。从50多万字里挑出这44篇文章，就像从游击队里整编出一支敢死队，它们经过时间的洗礼，依旧生机勃勃，依旧值得一读。整理完书稿，我暗自感慨：这些文字，配得上一页纸！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写的是我老家的人和事，可以看作是我的出处；第二部分是我的生活随笔，可以看作是我的成长；第三部分是一些时评，可以看作是我的世界观。
当我对这些文章做完分类，突然意识到：它竟是如此的独特，简直就是一首秦腔、摇滚和网络音乐组成的混搭交响曲。它记录了我在某一时刻最真实的情感，也见证了我这些年的成长与蜕变，几乎可以看作是我的一张精神名片。
这本书的大多数文章，是在读者的鼓励和催促下完成的，在此表示感谢。因为你们的赞美与批评，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因为人世间的所有相遇，我成为现在的自己。在我的长篇小说里，你们能看到一个由我构建的虚拟世界；在这本书里，你们看到的是一个由现实世界锤炼出来的我。2019年3月11日于北京CHAPTER 1故乡是种病世间再无美味
在北京这些年，每年都回陕西老家，每次回去都会有些失落，因为村庄日渐荒芜，很多人渐行渐远，童年记忆里那个生机勃勃的乐园再也不见了。可是，无论它如何凋敝，每过一段时间，总是想回去看看。
思念像水库，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积蓄，直到有一天，你不得不回去一趟，把思念宣泄出去。回家的细节，大都淡忘了。只有2011年年底的那次回家，因为写过一篇文章，所以记得特别清晰。
那次，坐飞机到咸阳，再开车回商洛。秦岭山中刚下了场大雪，路上结了冰。因为怕父亲担心，走之前没告诉他。父亲还是从姐姐那里得知我要回来，在门前小路上候了一下午。黄昏时分，我把车开进院子，他转身对乡邻们说：“天黑了才回来，也不知道早点走！”
说的是埋怨的话，却是乐不可支的腔调。刚坐下，父亲就端上来一大碗羊肉泡馍，我一口气连汤带水吃了。父亲说，其实，他几天前就知道我要回来。昨天，他骑摩托车去四十里外的集上买了羊肉，给我做羊肉泡馍。
那次回家，本打算在家住几天，后来临时有事，只住了一宿就要返京。父亲说：“不是说好了在家再住两天吗？”
我说：“临时有事，必须回去。”
父亲说：“那你走吧！”
父亲的话里带着哭腔，一路上，无限酸楚，好几次打算掉转车头，回家再住一宿。可是，再住一宿，也还是要走……汽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我想象着六十岁的父亲在这山路上骑摩托车的样子。
父亲是个厨师。年轻时修铁路，人家安排他做饭，从此，便无师自通成了厨师。铁路修完了，他又去供销社当临时工，还是做饭；熬了十几年，终于成了正式工，不用再做饭了，供销社却倒闭了。
下岗后父亲开过饭店，出门打过工，都是靠着做饭的手艺养家糊口。虽不是科班出身，却能把简单的饭菜做到极致。
一碗泡馍，在父亲那里要十几道工序。汤一定要用羊骨来熬，不放盐不放料，只把羊骨中的膻味和香味熬出来。羊肉要前一天煮好，放在冰箱里冷冻，吃的时候肉更紧实。最关键的是馍，泡馍馆里大多用死面（未发酵）锅盔做泡馍，耐煮却没有面香。父亲烙锅盔用的是半发面（未完全发酵），烙出来的锅盔在羊汤里煮不烂，吃到嘴里又不至于太硬。
一切食材备好，先舀两大勺羊汤，烧到沸腾。先放肉，再放馍，然后是黄花菜、木耳、粉丝等配料，出锅前，舀一小勺油泼辣子顺着锅边一抹，红彤彤的羊油在锅里瞬间散开，香味四溢。盛到碗里，再撒上几叶香菜，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泡馍就算完成了。
无数次，我站在父亲身边看他做泡馍，无数次被那一碗泡馍滋润得打出饱嗝。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泡馍在陕西，陕西最好的泡馍在洛南，洛南最好的泡馍在我家里。
陕西人都爱吃泡馍，但我很少在泡馍馆里吃。因为在我心里，饭店里的羊肉泡馍都是赝品，只有父亲做的泡馍才是最正宗的。
父亲不只是会做羊肉泡馍，大到上得了酒桌的红烧肉，小到家常必备的胡辣汤，每一样都可以把我的胃唤醒。有一年夏天，父亲来京。我想吃他做的油包子（用玉米面、猪油和苜蓿做馅），父亲去菜市场转了一圈，没有买到苜蓿。他说：“北京买不到苜蓿，等你下次回家，我给你做。”
这一等，再也没能吃到父亲做的油包子。
2013年5月2日，父亲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那一天，我在长春出差。听到消息，脑子一片空白。几天前，我还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癌症家庭的艰难抉择》，看完后，躺在沙发上唏嘘不已，不承想厄运这么快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推了工作，立刻往机场赶。在出租车上就开始找熟人，联系医院。一周后，父亲在西安做了切除手术，两个月后病灶转移到肝上，然后开始化疗。化疗控制不住就做射频，射频不行，再用靶向药物。
2014年7月，犹豫再三，带着父亲在北京做了肝切除手术，术后半月又出现胆管梗阻，医生说病灶又转移到胆管上了，放了支架，退了烧。回老家休养两个月，又是高烧不退，再去西安做导流手术，没出院就开始腹胀，医生确认为肝腹水，已无法医治。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我还在极力劝父亲去医院，我不愿意他等死。后来，又把父亲拉到县医院，希望医生能帮他抽出腹腔积水，减轻病痛。医生做完检查，告诉我肝已经坏死。抽积水也是白折腾，这才彻底绝望了。
父亲说：“回家吧。这样活着，还不如让我早点走。”
我答应父亲：“回家。”
2015年1月12日，秦岭山中飘雪，从县城开车拉父亲回家。车开得很慢，我知道父亲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我希望能慢一点，让他再看看这熟悉的风景。
回家后，父亲日渐消瘦，很快就滴水不进，嘴巴和舌苔已脱水起痂。他看着我，似乎有什么要交代，但似乎已无力交代。最后的几天，在止痛药的作用下，父亲逐渐失去意识，迷迷糊糊熬了几天，撒手去了。
过去的一年里，我从未如此疲惫，也从未如此清醒，死神像影子一样跟在我身后，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扑将过来，只知道它会越来越近。从西安到北京，再到商州，奔波于各大医院，大小手术做了十多次，拍的片子足足有三十斤重。
我曾在医生节去给医生送花，希望他能给父亲多说几句宽慰的话；也曾给护士长送去红包，希望她能早一点给父亲安排床位；我曾向每一位医生、护士无比真诚地说“谢谢”……
脸色、拒绝、疲惫，都不曾感到委屈，即便是遇到把药开错，让父亲加倍服用化疗药物的医生，我也没有火气。我接受现状，无力声讨。我知道，没有什么比给父亲治病更重要。
每次从医院出来，都要找个地方歇一会，抽支烟。告诉自己：这一切都值得，我应该有足够的耐力，应该为今天能为父亲所做的这一切而欣慰。
十四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只是个上高中的孩子。母亲卧床不起的六年，是父亲伺候了她六年。我希望把在母亲身上留下的遗憾，在父亲身上补回来。可是，我愿做一切，却留不住他。
医生说，手术是唯一可能根治的方法，做手术有20%的可能生存五年。现在想来，如果父亲不做肝切除手术，也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至少可以少受些折磨。可是，人生没有如果，面对死亡，只能选择一条路去尝试。
父亲临终前，我想跟他说：也许是我错了，希望他能理解我，原谅我。终归是没能说出口。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当死神走近，谁能理智到不去放手一搏？不去追求那20%的渺茫希望？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没哭。直到遗体告别的那一刻，泪水奔涌而出，才放声痛哭。那一刻，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我在父亲怀里蹦跳着，用巴掌在他身上胡乱抽打，他一直微笑着，抱着我。
那是我关于父亲的最早记忆：那一年我五岁，想要一个儿童车，三十块钱，父亲当时的工资只有三十八块钱。他没给我买，任由我把他打了一条街。
父亲去世后，我写了两副挽联。一副是：“慈父无严训，儿女有长情。”父子一场，我打过父亲，父亲没打过我，他没给过我什么严苛的训诫，甚至连一个难看的脸色都不曾给我，他一直微笑着。
写给父亲的另一副挽联，上联是“惯用锅碗瓢盆烹仁爱付儿女”，下联是“尝尽酸甜苦辣树德望传梓里”。家里人看了挽联，觉得不妥。他们说父亲是供销社的正式工，不是个厨师，我这样写有损父亲生平。
我知道在农村人眼里，男人围着锅台转会被人看不起。但我不愿意刻意拔高父亲，他是个普通工人，一生主要靠做饭养家，于国家于社会也确实没做出过什么丰功伟绩。像大多数平凡的父亲一样，父亲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养育了三个儿女，并且言传身教，把一些最朴素的做人品质传授给我们。
他一生朴实，我相信他愿意我用最朴实的词语去总结他的人生。
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天，姐姐在台阶上洗脸，找不到香皂，问了一句：“爸，香皂放哪了？”没人应答，我装作没听见，眼泪夺眶而出。
1月23日晚，飞机在北京落地，打开手机，拨通父亲的手机，想给他报个平安。电话拨通的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这个电话永远无法接通了，他永远不会再问我身在何处，是否平安。秦岭山中，永远不会有人在路边站一下午，殷殷地等我回家；这世上，永远不会再有一碗羊肉泡馍唤醒我的记忆……
父亲走了，真的走了。从此，故乡只剩记忆，人间再无美味。我和姐姐爱吵架“你如果不是我姐，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你说话。”
这是我对大姐说过的最狠的话。我一直搞不明白，同一个妈，怎么会生出正负极来。有一次，和大姐吵架，吵到想骂娘，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我有两个姐姐，二姐和我秉性相似，有什么事总能达成共识。大姐也能和我达成共识，只是她总玩两面派：表面上听我的，背地里却按自己的想法行事。
归结起来，我和大姐的冲突主要集中在金钱观上。在大姐眼里，我的大手大脚到了作孽的地步；在我眼里，大姐的抠抠唆唆也接近鸡贼状态。
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们：过日子要开源节流。我记住了开源，大姐记住了节流。我和二姐背地里这样说大姐坏话：她去菜市场买根葱，人家都不愿意卖给她，因为她砍价能把卖菜的人砍哭。
2008年，我组织亲友团来北京旅游，把大家带到长城脚下，我去售票处买票。大姐说：“少买一张票，我在山下看看就行。”
我说：“来都来了，干吗不爬？”
大姐说：“长城有啥好爬的，咱老家到处都是山，天天爬。”
我说：“咱老家那山能跟长城比吗？人家这长城上有好多砖，垒得很整齐，咱老家的山到处都是破石头，乱七八糟的。”
无论我怎么劝，大姐就是不同意爬长城。我没理她，买了票塞给她。结果，她爬得比谁都高。
我说：“你腰不好，爬两步就行了，用不着爬那么高。”
大姐说：“票都买了，不爬就亏啦！”
她在上面爬山，我在下面苦笑，我知道她不是不想看长城，只不过是心疼钱罢了。
2016年，外甥女中考成绩不理想，没考上重点高中。我在西安给孩子找了一所民办高中。学费是贵点，但管理严，老师也还负责。一年下来，孩子的学习进步很明显。
上了一年，大姐突然跟我说：“孩子不在西安念了，要回老家上普通中学。”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成器的孩子到哪都能成器，用不着上这种贵族学校。”
我说：“好不容易成绩有进步，不能瞎折腾。孩子不能转学，学费我来出。”
大姐说：“我不花你的钱，我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
我说：“你知道北京的父母为了孩子上个好学校，有多努力吗？人家每天跑几十里地送孩子，可以买几十万一平米的学区房。你倒好，有人愿意出学费，你还不乐意，你那点面子比孩子的前途还重要？”
我一通教育，完全没用。大姐还是那句话：“你说的那是人家有钱人，我就是要让孩子回老家上学，我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
我被气炸了。我说：“你爱穿啥鞋穿啥鞋，反正你没权利毁了孩子的前途。”
大姐回了我一句：“我的孩子我说了算。”
我直接以扔手机的方式挂了电话。晚上，开始反思：是不是我说话太粗暴？那好吧，我换种方式沟通。又发短信给她，苦口婆心地告诉她，孩子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她弟弟的工资有多高，等等。
最后大姐终于松口，回了我一句：“那行吧，听你的！”
第二天把孩子的学费打过去，我才反应过来：“我这钱花得真难呀，差一点人家就不给我机会了！”
前些天，大姐来北京小住，我说：“我想吃酸菜，你给我做点吧。”大姐满口答应，然后去超市买菜。我在家等了一个小时不见回来，怕她迷路，出门去寻。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姐正在超市菜摊上剥菜叶子。我说：“你干吗呢？不嫌丢人呀？”
大姐说：“有啥丢人的，我又不是偷菜。”
原来，大姐到了超市，没有直接去买菜，而是和卖菜的人拉起了家常，竟然认了老乡。还很快和老乡达成了一项协议：大姐帮人家剥菜叶子，剥下来的菜叶子不要钱，拿回来给我做酸菜。
这项协议从商业上讲，是双赢的。做酸菜确实只能用最外层的菜叶，因为外层的菜叶适合做酸菜。而超市为了让菜的卖相好看一些，也确实需要有人帮他们把外面的叶子剥下来。所以，大姐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但在我看来，这事却很奇葩。
我说：“这大头菜也不贵，你用得着这么鸡贼吗？赶紧回家，太丢人了！”
大姐说：“也没人认识我，丢什么人？”
我一时无语。
我母亲曾说过：钱是靠挣的，不是靠省的。我是这句话的拥护者和践行者，花钱的时候，总是告诉自己：省也省不出个马云来，先花了再说，以后再慢慢挣！
基于这样的消费理念，我一直在花明天的钱，我认为钱是为人服务的。大姐的观念正好相反，她认为人是为钱服务的。为了节约，她愿意把剩下的饭都吃下去；为了省钱，她宁愿坐一夜的硬座来北京，还跟我说，她喜欢坐夜车，能看风景。
在对待钱的问题上，我和大姐是正负两极，搭在一起立马短路。这么多年，她试图教育我勤俭持家，我试图说服她及时行乐。都是徒劳，谁也说服不了谁。一见面寒暄几句，很快就开始吵架。
虽然如此，但每过几个月，还是希望大姐能来北京小住，因为她做的一手好菜，能满足我对美食的所有要求。
父亲是厨师，把我们姐弟三人的嘴巴都惯刁了。一碗简单的油泼面，油重了不行，油轻了也不行；面窄了不行，宽了也不行；没有辣椒不行，没有青菜也不行……在吃饭的问题上，我们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2014年父亲去世后，再也没人能懂我这些臭毛病，只有大姐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可以唤醒我的味觉记忆。每次大姐来京，我都会食量翻倍。她做完饭，坐在一旁看我狼吞虎咽，那是我们姐弟俩最温暖的画面。等我吃完，差不多又该吵架了。
这些年，大姐在老家开店，卖点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每次回去，我都不愿在她店里待，因为不愿听她和顾客讨价还价。
顾客说：“这个盘子一块五卖不？”
大姐说：“不行，最低一块八。”
顾客说：“一块六，一块六让我拿十个。”
大姐还是坚持一块八，顾客扭头就走，大姐又笑着脸，把人拉回来：“来来来，一块六就一块六，你拿吧！”
在陕西老家，大姐就是这样一毛钱一毛钱往兜里赚。虽然见面就吵架，但在一定程度上，她还是改变了我的消费观念。有时候，出去和人吃饭，一顿饭好几千。我就会想，这些钱我姐要卖多少只碗才能赚回来？买件衣服，我也会想，如果不穿这件衣服，姐姐就可以免去几个月的辛劳。
对大姐而言，省钱已经成为一种本能。遇到事情，她的第一反应是如何省钱，至于会不会因此受累，会不会没面子，都是次要的。这种本能源于生活，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不一样。挨揍记忆
最早的挨揍记忆是在小学三年级。
学校就是村头的几间土房，老师办公室的窗户没有玻璃，用纸糊的。窗户外面有一根电线杆，课间休息，实在没什么娱乐项目，我们就比试砸电线杆。
在地上画一条线，随手捡块石头，站直，瞄准，扔出去，看谁能击中电线杆。由于发育较晚，臂力有限，我专拣那种比较轻的石片扔。
某天，石片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穿越老师的窗户，准确地击中老师额头。同学们瞬间就作鸟兽散了，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上，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教数学的王老师咆哮着跑出来，一个飞腿，我应声倒地。王老师觉得还不解气，又抓住我衣领，像提小鸡一样把我提起来，发力外推，我再次倒地。
老师说了什么，我已经忘了，但老师揍我的动作还依稀记得。挨完揍，上课铃也响了。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屁颠屁颠回教室了。
我的挨揍记录大部分是在小学阶段书写的，老师们的功夫千奇百怪，不成体系，难分门派。女老师用手指戳我太阳穴，是点石成金；男老师把我耳朵旋转360度，是耳提面命。这些招式我都淡忘了，记忆最深的还是齐老师的无影腿。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表现出了极大的运动热忱。活泼好动，尤喜球类。让人丧气的是我们的体育课一周只有一次，内容是在操场上跑圈，或是扔手榴弹。那种木头做的手榴弹，扔出去捡回来，周而复始，毫无乐趣。
学校有只蔫巴巴的篮球，藏在齐老师床下。每天吃完饭，我们站在教室门口晒太阳，心里惦记着老师床下的那只篮球。都想玩，可没人敢去拿，他们说：“要拿你去拿，反正我玩不玩无所谓。”
现在想来真是有趣，那么点小人儿就懂得欲擒故纵。同学们都能经受住考验，只有我扛不住。大义凛然地走向老师的卧室，身后是同学们敬佩的目光。
那天，我钻到老师床下，刚把篮球抱到怀里，就听到外面有人喊：“齐老师回来啦！”
我吓得差点尿裤子，是躲在床下，还是在老师回来之前抱着篮球逃出去？犹豫之中，齐老师已经踢中屁股，我一头撞在墙上。然后灰溜溜地从床下爬出来，跑了。
齐老师站在门口大声呵斥：“这帮小兔崽子，就知道玩！”
从小学到初中，挨揍无数，但大都和学习无关，唯一一次因为学习挨揍，还是地理老师自摆乌龙。
地理课上，老师发完作业，就开始用课本挨个抽打我们的脑袋。一道很简单的填空题80%的学生都做错了，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道题的内容是：亚洲和北美洲的分界线是_海峡。我们写的是“白令海峡”，老师认为是“白岭海峡”。
揍完人，老师余怒未消，还在喋喋不休。我弱弱地站起来，拿着课本对老师说：“老师你看，书上写的是‘白令’，不是‘白岭’。”
老师拿着课本看了一遍，脸由红变白，又拿出自己的教科书看了又看。好的老师敢于正视自己的乌龙，我的地理老师就是如此。他向我们道歉，说是自己记错了。可是，我们挨过的揍是没法还回来了。
对于那些揍过我的老师，我一直心存感激。他们教我识字说话，也陪我走过了艰苦而快乐的童年，他们扬起的巴掌并没有给我造成心灵创伤，倒是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看电影
多数人都有看动画片的记忆，我至今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动画片。其实，看电视的喜好跟吃饭的口味一样，都是儿时养成的。
在秦岭山中长大，因为贫穷落后，我的童年记忆更接近于70后一代。大多数80后在家看动画片的时候，我还在走街串村看电影。电影大都是战争题材，从没看过动画片电影，所以，关于动画片的记忆是空白的。
儿时看电影分两种：一种是免费的包场电影，另一种是卖票的收费电影。包场电影一般由过红白喜事的主家出钱放映，过事情的当天下午，放映员会骑着自行车，带着两个正方形的铁皮箱子哐哐当当进村。
铁皮箱子上用红色油漆写着片名，字迹斑驳得已经看不清了，我们只要能认出一个字便可以猜出片名。因为这些老电影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遍。
电影在一个空旷的场院里播放，没风的日子就在地上插两根杆子扯开幕布。有风的时候就找一面白墙做银幕。场院上没有座位，人们也不按高低个站立。个高的看全屏，个矮的看半屏，孩子们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麦秆堆是最佳位置，视线极佳，坐卧皆宜，那是大孩子们的私家领地，我这样身材矮小的跟屁虫只能另谋出路。
树枝丫也是不错的位置。好处是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坏处是遇到不好看的片子会睡着，有从树上掉下来的风险。如果树枝丫也被别人占没了，就只能四处搬石头、找砖头，看谁垫得高。
去邻村看电影，近则两三里，远则十几里。看完电影，三五成群往回走。路上永远都在争论两个话题：电影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到底谁的武功高？
除了免费的包场电影，寒暑假里，也会有收费的电影来放映。看这种电影比较麻烦，不仅要解决地理位置的问题，还要面临如何进场的麻烦。
门票两毛钱，孩子们是断然不会花钱买票的。翻院墙是我们进场的基本套路，大孩子一个冲刺就能登上墙头，小孩子只能群策群力，搭人梯、掏墙洞。我看过很多惨烈的场面：骑在墙头上下不来的，从墙头上摔下来崴了脚的，被放映员从墙上拽下来用皮带抽的……形形色色，教训惨痛。
我个矮胆小，不敢干这种有风险的事。好在我有背景，能走点后门—我们村只有我姨娘家有院墙，收费电影只能在姨娘家院子里放映。
太阳下山，放映员开始清场。清场之前我会钻到床下躲起来，一直躲到夜幕降临，电影开始了再爬出来。有一次因为躲在床下时间太长，实在无聊就吃起了炒黄豆。咯嘣咯嘣的声音被放映员听到，他把我从床下揪了出来，整得姨娘很没面子。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往床下躲了，改躲衣柜了。没过多久，还是被发现了。后来，表哥帮我找了一个绝对安全的藏身地—面缸。
他把家里装粮食的一口大瓮腾空，让我蹲在里面，然后盖上盖。这种办法帮我躲过了多次巡查，也让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地道战》和《开国大典》。
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邻居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有了电视，首先要干的事情就是找信号。大人们背着电视，我们拿着天线，爬上山头，接上电，调好频道。大人们坐在电视边上看着，我们端着天线在山头上小心移动。
电视里一有画面，大人们就命令我们站着别动。好不容易看到画面了，却没有声音；声音出来了，画面又不清晰。又过了一年，村委会在山上安装了一个能接收信号的装置，我们才看到了有声有像的电视。
电视是每天晚上6点半开台，我们6点就搬着小凳子去占地方，先看几十分钟“雪花”。突然，一个圆球飞进屏幕，伴随着激昂的音乐，《新闻联播》就开始了：领导人去了哪哪哪，哪里又发射了火箭，哪里的农民又增收了……大概就是这些事，我们看不懂也不关心，只盼着8点钟的电视剧快点来。《星星知我心》《乱世香港》《红楼梦》……这些大人们看的电视剧，剧情太复杂，场面太温暾。虽然一知半解，云山雾罩，我还是一集不落地看完了。
最美好的电视剧记忆是《射雕英雄传》。郭靖仰面拉弓的画面激起了我惩恶扬善的英雄豪情。黄蓉小嘴一嘟，撩起了我对异性的审美意识。当然，最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个最牵肠挂肚的问题：黄蓉她妈到底还能不能活过来？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影视记忆，虽然没有动画片，但记忆还算饱满。那贫穷落后的大山里，永远都不缺童趣和诗意。女儿出生记“臭屁唐”，爸爸再也想不出一个更亲昵的名字来唤你了。你出生之前，爸爸就开始给你想名字，憋了仨月，只想出个姓。你那研究生学历的妈妈着急了，眼看孩子就要呱呱坠地，不能没个名字呀。于是乎，你妈妈亲自出马了！
有一天，她拿着个名字来找我报批。我一看：“张筱唐”。眼前一亮，“筱”字不俗，“唐”字有范儿，就它了！
我问你妈妈：“此名如何解释？”
她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还是爸爸文采好。我说：“用一副对联来解释这个名字吧。上联是：生于京城却有小竹之气。下联是：根在三秦必承大唐之风。横批：张家闺秀。”
听完我的解释，你妈妈连忙握着我的手说：“知己呀！知己！”
臭屁唐，这便是你名字的由来。
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正在写小说，写得十分艰难。眼看你就要出生了，还未完稿。你妈妈下了最后通牒：“必须在六一儿童节之前写完你那破小说，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迎接张筱唐的活动中来。”于是，爸爸不得不在6月1日草草完稿。
爸爸的小说出版后，读者反映收尾太潦草。我只能自认江郎才尽，却不敢归责于你。
那天晚上10点多，我们正准备睡觉，你妈妈突感腹部疼痛，爸爸急得团团转，好在有你姥姥在。她老人家见多识广，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指挥我们收拾行李，驱车赶往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你妈妈进了产房，我和你姥姥在外面待命。产房的门紧闭着，只留一条窄窄的缝。我和姥姥轮流站在门口探望，心急如焚。爸爸着急了就下楼抽支烟，又怕医生叫我的名字，错过了你出生的重要时刻。所以，只是抽两口就赶快回去。就这样熬着，一直熬到凌晨5点多，门终于开了，医生叫我进去安慰你妈妈。
在我眼里，你妈妈很坚强，对她我不是很担心。我进去后，才知道妈妈已经被你打败了。她大汗淋漓，脸色苍白。过去的六个小时一直在剧烈的疼痛中辗转反侧。
你妈妈疼痛难忍，躺不下，站不起。一会咬住被褥，一会咬住我的胳膊。她让我去找医生，请求剖腹产。我给医生说了，被臭骂了一顿。医生说：“我接生的孩子比你见过的都多，你爱人肯定可以顺产。”
在医生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我一点也不生气。又颠颠地跑回来劝你妈妈：“医生说可以顺产的，你再忍忍，再忍忍。”话没说完，你妈妈就咬了我一口。
上午7点25分，一声啼哭响彻产房。几分钟后，医生推着小车来到门口，喊了一句：“谁是张筱唐的家长？”
我一个箭步冲上去，你睁着一双大眼盯着我看，可怜巴巴，似曾相识的样子。那一瞬间，爸爸浑身发软，像一团棉花。我动了动你的小手，你眨了眨眼睛。我想抱你，被护士拒绝了。
你姥姥说你长得太像爸爸了，简直一模一样。说实话，爸爸没看出来，但你躺在小床上，攥紧小手，盯着我看的那一幕，爸爸永远都记得。
二十年后，也可能是十五六年后，会有小男孩对你说，他看你第一眼的时候如何如何。臭屁唐，请相信爸爸，没有哪个男人会像爸爸看到你的第一眼那样：清澈而柔软，如冰川瞬间融化，又像奔腾的河流那样强劲有力。你让爸爸在经历了三十年人生疲倦之后又满血复活：生活原来如此的美好！“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对爸爸而言，唯有你，天天都只如初见。无论你将来美或者丑，乖或者不乖，爸爸永远都想见你，见你的感觉，永远都停留在你出生的那个清晨。
你被护士抱走后，爸爸躲在医院的楼道里发短信、打电话，向你爷爷、你姑姑，还有爸爸的朋友们报喜。等大家都恭喜完了，爸爸回到车里，眼泪哗一下就出来了。
多少年都不曾哭过，那一天爸爸泪如泉涌，为你，也为你奶奶。你出生了，爸爸最想报喜的人是你奶奶。可是，你奶奶已经去世十一年了，我的短信发不到她那里，爸爸止不住地流泪，希望她能知道。如果她在天有灵，应该会和爸爸一样高兴，一样激动。
臭屁唐，你出生的那天，北京城确有润雨临城，祥云罩日。中午前后，我开车回家，给你和妈妈煲鸡汤，行驶在八达岭高速上，天蓝蓝，云白白，城东还有彩虹高挂。爸爸来北京五年，那一天我看到了最美的北京城。
三天后，爸爸把你从医院接回家。一路上，爸爸开车很慢，不敢随意鸣笛，不敢随意变线，不再为别人开车加塞而生气。因为爸爸知道，我的人生因你而改变。未来的日子里，你是我的宝，你是我的天。陕西男人都是半成品
陌生人见面，大都会问：“你是哪里人？”这是一个安全的社交话题，只是问一下籍贯，既不涉及个人隐私，又能通过籍贯对对方的性格有个预判。“你是哪里人？”
当内蒙古人亮出籍贯时，对方会说内蒙古人豪爽。当山东人亮出籍贯时，对方会说山东人好客。当我们陕西人亮出籍贯时，对方大都会“哦”的一声，再无下文。
并非我们陕西人口碑不好，只是大多数外地人不知道该如何定义陕西人。也有刻意示好者，不尴不尬地说一句：“陕西人好呀，陕西人有文化！”
看似在赞美，但这种赞美总让人有些别扭。尤其是在当下，别人说你有文化，怎么听都像是在骂人。事实上，外地人也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义陕西人。因为我们陕西人实在是太复杂！
陕西地域，东西狭窄，南北绵长。北抵内蒙古，南接川楚。五大地形：山地、丘陵、高原、平原、盆地。我们陕西占齐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陕西是五种地貌孕育多种陕西人。
丰富的地貌，造就了陕西人性格特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说我们陕西人老实吧，你会发现也有很多圆滑的；说我们安于现状吧，又会发现很多躁动不安的；说我们吃苦耐劳吧，又会发现有很多游手好闲的。莫衷一是，不可定义。
复杂归复杂，但你认真总结，还是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陕西男人多愣娃。
我去别的地方见朋友，他们会握手、拥抱，显得极热情。我回陕西见兄弟，他们很少握手，拥抱更是不存在。他们就站在那里看着我，等我走到跟前了，冷冷地扔一句：“你狗日的回来了！”
一句话能把你扔到冰窖里。只有土生土长的陕西人，才能从这话里听出一丝热情和温暖。
每次回西安，同学请我吃饭，问一句：“喝酒不？”
我说不喝。
他们就说：“能喝酒喝酒，不能喝酒坐边上吃菜。”
陕西男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总能让我想起十三朝皇帝的口头禅：有事说事，没事退朝。
我曾把一位南方姑娘介绍给陕西老乡，两人第一次吃饭，我也在场。三人落座，饭菜上齐。陕西老乡拾起一个馒头递给姑娘说：“给（四声），吃馍！”
声如洪钟，形似雕木。南方姑娘哆哆嗦嗦地接过馒头，差点吓哭。饭后，南方姑娘对我说：“你们陕西男人都这么吓人吗？吃馍就吃馍，干吗那么大声？你看他那口气，就好像我不吃这个馍，他就要拿馒头砸死我似的。”
陕西男人的直愣，不只是表现在说话的语气上，还表现在日常用词上。一个地道的陕西男人，一生中使用率最高的词语是“锤子”。这个词在陕西男人嘴里，就好比山东男人打保皇时手里拿着的大小王，可以带任何牌。
问：“你吃了没？”答：“吃个锤子！”
问：“今年赚了多少钱？”答：“赚个锤子！”
问：“你爱我吗？”答：“爱个锤子！”“锤子”一词，在陕西男人嘴里，简直是无处不在，随处可插。“锤子”一出口，陕西男人又愣又硬的直男形象立马就树立起来了。
陕西男人的直愣，还体现在那些流传甚广的歌词里。比如“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乍一听都是废话，但仔细想想还都是真理。直愣愣地扔出来，你连抬杠的机会都没有。
除了直愣，陕西男人还比较土。你去东三省，满大街都是大金链子小手表，腋下再来一个小皮包。不管洋不洋气，至少说明人家知道打扮自己。到了陕西，你会发现男人们穿得非常随意，跟闹着玩似的。
每次看《白鹿原》，我都会盯着陈忠实老先生的肖像看很久。他双手背在身后，褐色的衬衣扎在一条宽大的黑色西裤里。说句不敬的话：这身装扮确实有点土。但对我来说，却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因为我们大多数陕西男人都是这样穿的。
陕西男人的土是写在脸上的。逛商场时，我曾试过一些比较时尚的衣服，都不合适，因为我那张酷似兵马俑的沧桑脸，实在是配不上新潮的衣服。
陕西男人的土，不是不懂时尚，而是我们觉得生活不需要时尚。不是没钱打扮，而是我们觉得钱不应该用来打扮男人，它应该用来打扮女人。
除了愣和土，陕西男人还有一个特点：倔。
认死理，钻牛角。凡事都要分出个是非曲直，遇人喜欢分出个善恶忠奸。上大学时，我带着女友去和高中同学吃饭，三个年轻人在饭桌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
聊着聊着就出了问题。在“要不要抵制日货”的问题上，我同学和我女友意见相左，两人越吵越凶，几乎要大打出手。
我劝同学：“你少说两句，别跟女人一般见识！”
他不依不饶：“女人怎么了？女人也要抵制日货。”
总体说来，陕西男人的性格，像陕西的地貌一样多样而复杂。粗砺豪放又敏感细腻，喜欢交友又不爱抱团，不善言辞又好胜爱辩。
当下社会，女人对男人有着诸多要求，她们要求男人出门是战狼，在家是绵羊，说得了情话，买得起大房。按照现代女性对男人的多重要求，陕西男人是不合格的，我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优秀男人的半成品。
有的男人是为事业而生的，有的男人是为天下而生的，只有陕西男人是为女人而生的，因为每一个陕西男人，都需要一个懂他的女人来调教、研磨。
陕西男人，像钢筋混凝土，看着冰冷，摸着生硬，但内有筋骨，外有棱角，若能做成房屋，必能防寒保暖。在陕西，女人被称为“掌柜的”，因为男人们天生浪荡爱自由，只有遇到一个拿着钥匙的掌柜的，才能打开男人这把锁。
有了女人，陕西男人能成为打江山的君王；没有女人，陕西男人只能是河边玩沙沙的愣娃。地下诗人
在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散文。文字克制、干净，富有生活气息。在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文字里，我嗅到了一丝故乡的味道。随着阅读的深入，感觉作者离我越来越近。他在文章里提到的很多地名，我小时候常听村里人提起；他谈到小时候提着火盆去上学，我也有类似经历。
我迫不及待地拉到文末，看到了作者介绍：陈年喜，生于1970年，陕西省丹凤县人。
我们确实是同乡，虽是两个县，但只隔着一座山，有一条乡道相通。很久，不曾为遇见一个人而欣喜。这份欣喜不是因为遇见一位诗人，也不是因为遇见一位同乡，而是因为，遇见了入地三尺的同类。
我们彼此知晓对方的成长史，并可以用文字来咀嚼它。在这之前，我以为只有我，可以用文字来描述那深山里的苦难。“金矿”“死亡”“修庙”“大雪”……这些在我童年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字眼，已经远去，逐渐淡忘，却在陈年喜的文字里越发清晰，成为越刻越深的生命印记。
看完他的文章，去网上搜他的诗歌，看到了那首在网上流传最广的《炸裂志》。几个小时后，联系到陈年喜，和他在微信上交流。我说：“很多人读过你的诗，也许只有我，下过你工作过的矿井。”
2003年，我上大二。为了供我读书，父亲卖了家里的房子，去秦岭山里给矿工做饭。暑假，我去看父亲，他带我下了矿井。
那是我第一次下矿井，也是唯一一次。在这之前，我无数次听乡亲们提起它。矿井下，灯光昏黄。四周全是突出来的石头，碰到哪里，都会破皮。洞子很低，需要弯着腰走。有些地方，用几根木头支撑着摇摇欲坠的石头。我走了一百多米，就退出来了。实在是太恐怖，几根木头如何撑得起头上的巨石？
我只是去参观，看一眼就退出来了，但陈年喜却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了十五年。他的诗歌里经常会提到生命、死亡，这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他生活中的日常。
因为有很多相同的经历，所以，他诗歌里的每一句话，我都能掂清分量。他说：“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写这首诗的前一天，他得到了母亲患癌的消息，但他不能回去，他需要在矿井下继续工作，来赚钱给母亲看病。了解这些背景，才能懂得他诗歌里所说的“炸药三吨”是怎样的况味。
在同一座山里长大，我们的人生有太多的相似。2014年，父亲去世。在那生离死别的痛苦中，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父亲是病死的，不是穷死的。
陈年喜是70后，他少年时，诗歌正兴，所以他中了诗歌的“毒”；我是80后，我少年时，小说最浓，所以我中了小说的“毒”。他想做个诗人，我想做个小说家，但我们都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因为人生像一块布，我们只用了很小的一角来缝制欢喜，剩下的，都裁成了生活的抹布。
幸运的是，我通过高考，从秦岭山里跳了出来。读书，上学，北漂，一点点挣脱经济的囚牢。而他，一直在新疆、甘肃、河南、青海打工，在深山里漂泊，在险象环生的矿井下讨生活，直到耳朵失聪，无法再做一名爆破工。
今天，我们依旧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陈年喜现在在贵州一个风景区做文案，写企业报道稿；我在北京做自媒体，写企业软文。我说：“上帝给了我们写诗的灵气，我们却用它写下了满墙标语。”
他说：“你还好，能写小说，还能赚点版税。我只能写诗歌，连出版都困难。”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是莫名地悲伤！几年前，湖北诗人余秀华凭借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声名鹊起，她的诗里有种歇斯底里的力量，但现实生活中，她却是个弱者。身体有残疾，生活很困难。
几年后，陈年喜凭借《炸裂志》被人们熟知，他的生活同样艰难。诗人的名字每次出现在公众视线里，都伴随着生存的尴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懂了他们的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惊诧于美与苦的强烈反差，才对他们投下潦草一瞥。
那天晚上，在微博上找到陈年喜的微信，已过凌晨，他还没睡，我们一口气聊了三个小时。我们都愿意在微信上用文字交流，在文字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点点剥开生活，用文人的语言去谈论生活。如果在电话里，也许只能用乡音送去一声生硬的问候。
聊天中，了解到陈年喜的一些近况：2015年，因为身体原因，他结束了十五年的爆破工生涯。这一年，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在网上看到陈年喜的《炸裂志》，将其收录在《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里，这是陈年喜的诗第一次印刷在纸上。
2016年，吴晓波团队邀请陈年喜拍摄纪录片《我的诗篇》。11月，他跟随电影宣发团队去了美国，在耶鲁、纽约等八所大学做了诗歌交流。
这些经历，是黑暗生活里的一道亮光，让陈年喜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但他的现实生活并未有太多改变。在北京忙碌一年之后，他去了贵州，在一个风景区谋到一份文案工作，月薪四千。
他说，孩子在上高中，母亲和妻子在陕西老家，身体都不好。他想离家近点，但老家找不到这么高工资的工作。
我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他说，目前还好，不需要帮助。
那天晚上，聊天结束，我继续翻看他的诗歌：“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
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二十多年前，陈年喜在新婚之夜，为妻子写下了这首情诗。在他那些悲怆、压抑的诗篇里，这可能是最轻松最浪漫的一首。这首诗让我想起老家的女子。她们的青春太短，只在婚前的短短数年，能散发出迷人的青春气息。婚后，就要投身到艰难的生活中去，辛苦的劳作让她们很快就褪去了青春的光彩。
和大多数农村女子相比，陈年喜的妻子无疑是幸运的。虽然她在深山里日复一日地劳作，像所有农村女人一样容颜易逝。但是，她有一位诗人丈夫，能为她写下如此浪漫的诗篇，也是值了！母 亲
2000年9月，我正读高三。那天中午，二姐来学校找我，怯怯地说：“妈想让你回去一趟。”我心一沉，突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上学期间，母亲从不让我请假。这次要我回去，怕是有什么不好的事。
我去买了母亲最爱吃的肉夹馍，又买了一袋梨，急匆匆地赶回家看母亲。汽车在山上摇晃了三个小时，终于到家。推开门，母亲躺在床上，一条薄被掩着干瘦的身体。“我娃回来啦，快叫你姐给你做饭。”母亲还是那句话，只是声音已经十分微弱。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母亲安详地躺着，头发有些蓬乱，呼吸短促，肚子里咕咕作响。
母亲看着我，我看着她，过了一会，她说：“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话没说完，泪水就顺着眼角往外涌，我跟着母亲一起哭。其他人都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怕大家都哭，母亲会更难受。
母亲说，肚子里像火烧一样痛。她得的是肺结核，肚子里一直作响，我估计是腹水了。她让我给她捶背，我不敢使劲，怕捶疼她。
又过了一会儿，母亲不哭了，开始和我说话，我没意识到这是她最后的话。母亲说：“妈对不住你！你两个姐姐都交代过手了，光景靠她们自己奔。你还小，妈什么都没给你留下，还有一堆烂账。不过，你也十八九了，男子汉，啥事都要顶住，好好把书念出来，光景总会好的，妈对不住你……”
母亲说不下去，哽咽着。我不住地摇头，她又开始流泪，气又喘得急促。姐姐喊我过去吃饭，我吃不下，母亲一直摆手让我去。我坐在厨房里抹眼泪，过了几分钟，母亲开始大声叫喊。我赶忙跑过去，母亲拉着我说：“让妈走吧，妈受不了了……”
我把母亲搂在怀里，她盯着我看。大夫给母亲打了半支杜冷丁，她很快就睡着了。这一睡，再也没有醒来。母亲就这样走了，再也不呻吟了，再也不喝药了，再也不用怕咳嗽声吵着我们，再也不用怕花了钱，没钱给我娶媳妇。
肉夹馍里还散着热气，买回来的梨还没有拆袋，可是，母亲再也不能吃我给她买的东西了。我后悔没给她说一点言语，后悔没来得及给她准备寿衣。
我攥着母亲的手，失声痛哭。姐姐说：“不要握妈的手了，过一会手就拳不住了。”我的手被姐姐拽开……
母亲安睡在用木板支起的灵床上，盖一条薄被。入殓那天，我把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偷偷塞到她袖筒里。我知道她为人大方，身上少不了零花钱。我知道，母亲真的走了，永远回不来了。纵有一天我腰缠万贯，她也吃不上一点，喝不上一点了。
家里没钱，时间也仓促，我们只给母亲修了一个简单的墓。接连几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去墓地送灯，在母亲坟前打一堆火，守几个小时，怕她冷，怕她孤单。
夜深了，我拿一摞火纸，从山坡上下来，在每一关坟前烧纸磕头，求他们照顾母亲。
农村人穷，家家都拮据，没什么大灾大难，一家人和和气气过日子就算幸福。母亲总想光景过得比别人强，可到头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日子过得磕磕绊绊，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临终前还满腹遗憾。
母亲在娘家做女的时候，兄弟姊妹多，前边一个大哥，下边还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母亲说，外公把她当男娃使唤，重活都是她和大舅扛着，上坡拽猪草，回来摘点果子也要留给弟妹们吃，晚上躺在床上饿得睡不着，就舀一勺凉水喝下去。
外公在一个黄昏背回来一袋米，让全家人吃了顿饱饭。第二天，母亲就被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见到一个有些呆滞的男人，母亲才知道自己被卖了。她不认命，跑了几天几夜，脚底掉了一层皮，又跑回来了。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父亲。
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一点微薄的工资养活着我们一家五口。母亲在家种地，拉扯着我们姐弟三个。后来，母亲让父亲从山外拉些米面粮油回来代卖，家里渐渐宽裕。
父亲在供销社工作，认识一些人，母亲靠着那点关系，在家里做起了收购木耳的生意。刚开始，赚了一点钱，后来赔得一点不剩。紧接着父亲就下岗了，要债的人踏破门槛。
父亲经常责怪母亲心野炸了肺，母亲一句话不说，拉东家还西家，说尽好话，看遍脸色。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重的一笔。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我上初中。家里还清了外债，母亲该直起腰过几天好日子了，却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一病就是六年，一直到她去世。
在与病魔的纠缠中，伴着呻吟咳嗽声，母亲走完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六年，也是最痛苦的六年。其间，有一次治愈，母亲让我们摔了药罐，又开始为儿女操劳。
母亲跟父亲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咱们再好好干几年，供应孩子上大学，说不准咱还能到城里去享几天福！”母亲渴望着幸福，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总把压力压在自己身上，给父亲鼓气，为儿女操劳。
母亲患病的第二年，二姐出嫁了。按农村的风俗，结婚前男方要给女方拿一笔彩礼，但姐夫家里很穷，母亲什么也没要，还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给二姐做了一套家具，在当时很长脸面。
交代完两个姐姐的婚事，母亲的病又复发了。一天吃五六次西药，喝三大碗中药，打一两次针。病却不见好，人一天比一天瘦。
药把母亲的胃闹坏了。她开始吃不下饭，见药就恶心。我和父亲还是督促着她按时吃药。偶尔，母亲会趁我们不注意，把倒出来的药又倒回瓶里。我发现了，就批评她：要对自己负责，只有好好吃药才能康复。
她说：“是妈不好，妈一定好好吃药。”
到现在，我吃几片西药就觉得难受，才理解母亲为了活着，为了把儿女交代过手承受了多少痛苦，在死亡线上做了多少挣扎。
后来，有人埋怨大夫不该给母亲打杜冷丁，说不打那针，母亲还可以多活几天，可我知道，母亲多活几天就多痛苦几天。我不忍心看她皱着眉头喝下大碗的中药，不忍心看她打针时浑身打颤，不忍心看她喝完药、打过针之后，长久地躺在床上，泪水从眼角慢慢滑落……
1997年，我中考，以零点五分之差未考上重点高中，很多比我成绩低的同学，托关系进了重点高中。父亲批评我学习不努力，我顶了一句：“人家比我分数低，不是照样进了重点高中？”
父亲不言语，母亲却哭了，当天就下床，去找在外地干事的亲戚帮忙，到处送礼，可我终归还是没能走进重点中学。
第二年，我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考进重点高中，母亲高兴地说：“老子有用怎么了？！我儿子能行，不求人也能上重点高中。”
母亲偎在床上给我做鞋垫，绣出许多花来。家里一来人，母亲就说：“娃要到县里上学了！”那言语中的自豪或许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998年夏天，也就是我考进重点高中的那个暑假，母亲病情恶化。父亲带她到市里去看病，我在家看门。其间，我和父亲换了一次班，我去医院照顾母亲，父亲在家看门。
那是我第一次去商州，母亲见了我，病像是轻了许多，要我陪她逛街。我扶着母亲，走了很远的路。在商场里，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报时器，那是母亲最后一次给我买东西。
逛完商场回医院的路上，母亲说累了，我让她坐在银行门前的台阶上歇息，我去给她买雪糕。走到商店门口，才发现口袋里只有两毛钱。
我对商店老板说：“叔叔，我只有两毛钱，能给我一支雪糕吗？我明天再给你送三毛钱来。”“没钱还想吃好的？两毛钱就吃冰棍吧！”
我买了一根冰棍朝回走，快到银行门口时，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正对着母亲叫嚷：“银行门口不能坐，快走！”
我在马路中间停了一会儿，看母亲蹒跚地走开，再过去。
母亲说：“地板上有些凉。”
我说：“那边没雪糕了，就买了冰棍。”
她说：“冰棍好，雪糕化得太快。”
一根冰棍，我让母亲吃，她让我先吃。咬一口不行，再咬一口，直到剩了三分之一，她才肯吃。
病房里有个大娘是癌症晚期，她对母亲说：“你多幸福呀！有你娃在身边，我怕是到死也见不到我娃了，他去广州打工，大半年了也没个音信。”
那天晚上，母亲给我十块钱，让我去买一斤水饺。买回来后，母亲把水饺分成三份。我的最多，她的最少，中间一份让我给那个大娘端去。大娘比母亲胃口好，吃饺子一口一个，母亲看了就笑。
晚上，病房里的人都睡了，我和母亲坐在阳台上拉家常，又说起病房里的那个大娘。母亲说：“你爸每次给我端饺子，我吃她看，她一看，我就难过得吃不下。她家日子比咱还难，儿子不在，老伴卖了粮食给她看病，她是癌症晚期，怕是到死也吃不上她儿子给她端的水饺了，咱少吃点，让她多吃点！”
第四天晚上，大娘突然大喊大叫，折腾了几个小时，走了。几天后，父亲来到医院，说老母猪难产，产了一个猪崽就死了，一分钱也没卖到。父亲建议把房子卖了，继续给母亲看病。
母亲一听说要卖房子，就着急：“你胡说啥呀！家里欠了那么多账，再把房卖了，万一将来孩子考不上学，就害他一辈子。我现在没事了，先回去吧，给娃准备钱上学要紧。”
我不想让母亲出院，但我知道家里没钱，能借的都借了。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了商州。此后，母亲一直在家里打针吃药，没再去医院接受系统治疗，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在县城读高中的三年，家里从没苦过我。父亲照顾着母亲，再做点小生意。每次不等我钱花完，就给我送来。我每月回家一次，母亲药吃多了，身上各个关节都疼。我每次回去就坐在母亲身边，给她捶捶背，揉揉脚。
2000年5月11日，母亲的四十八岁生日，我正开始高三的第一轮复习。以前母亲过生日，都不曾在意，这个生日，似乎有些预感。我心想，母亲的生日怕是不多了。就请了假，买了个蛋糕回去给母亲过生日。
蛋糕切开，母亲说她不爱吃甜食，让我们吃。
大姐说：“妈，你尝点吧，你娃大老远拿回来了。”
母亲用小叉子叉了一小块，说：“那就尝一点吧，也省得活了一辈子，连个蛋糕也没吃过。”一家人顿时都不言语。
我说：“妈，我明年还等你送我上大学呢。”
她笑着说：“只要我娃争气，能考上大学，我就是只剩一把骨头，也要送你去上大学。”
话虽如此，可她还是没能战胜病魔，没能送我去上大学。卧病在床的六年里，母亲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治疗断断续续，营养也没跟上。临终前的几个月，母亲瘦得皮包骨头，睡在硬板床上硌得疼。她让父亲给她买个床垫。父亲总说买，可赚点钱攥在手里，还没捂热就被讨债的要走了。
我上高三那年，父亲带了八百块钱去给我报名，准备三百块钱交学费，剩下的钱给母亲买个床垫。哪想到学费涨了，交完学费，只剩下二百块钱，连最差的床垫也买不到。
父亲揣着二百块钱回去了，这一走，竟使我们没能满足母亲最后一点要求。母亲去世后，我托同学从市里买了一套保暖内衣，入殓时，放在母亲身边。这是我给她买的第一件衣服，也是最后一件。
母亲是农村妇女。一生短暂，一生劳累。未闻四书五经，不懂琴棋书画，却用言传身教，给了我最好的家庭教育。
母亲去世一年后，我去上大学，有邻居拿了四百块钱给我，说是母亲去世前，他孩子生病住院借不到钱，母亲曾借给他二百块钱，现在他孩子病好了，要加倍还我。
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笔钱，也是一笔精神财富。母亲走了，在她平淡的人生中，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辉煌的成绩。悄悄地来，承受了很多苦难之后，又带着遗憾悄然离去。
我深爱着母亲，爱她的善良淳朴，爱她的平凡无声，爱她在困难中的坚强，爱她在贫困时依然周济他人。
我不相信人死了会上天堂、下地狱，也不相信母亲会变作一颗星星。苍茫的宇宙里，我再也没机会与母亲相遇，但她一直都在我心里。2003年4月写于烟台从金刚到菩萨
我的童年里，有一项重要的夜生活：跟着父亲去村委会开会。昏暗的灯光下，乡亲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最后在村长的呵斥下散会。记忆中，听到的最多的词是 “乡统筹”“村提留”“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等等。一个懵懂少年理解不了国家大事，不明白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税。但开会时的那种压抑氛围，我一直记得。
记忆最深的一项税负叫勤工俭学。虽说是项任务，但对我们这群孩子来说，却是极快乐的事。可以停课一周，老师带着我们上山挖药、砍柴。再由老师帮我们统一销售，完成这项税收。如果干得好，交完勤工俭学的税费，还能赚几块钱，买糖吃。
现在，这些税收都取消了。每次回乡，听乡亲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低保户该如何分配？要不要搬到镇上去住？一口人能补贴多少钱？
2013年，父亲查出直肠癌。我很崩溃，父亲倒挺乐观，他宽慰我说：“别担心，我死不了的。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了，还有医保。咱们不会在钱的问题上作难。医学也发达了，应该能治得好。”
随后的一年里，我带着父亲奔波于西安和北京各大医院，前前后后做了十多次手术，父亲受尽磨难，我身心俱疲。2014年7月，做完最后一次大手术，送他回老家休养，我们在门口小路上散步。
我说：“爸，你要有信心。等你看好了病，我带你出去转转。外面好看的地方多着呢！”
父亲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好好治疗。现在的日子好过了，我还不想死，遭再大的罪也不想死。”
那天傍晚，陪父亲在水泥路上走了很久，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年轻时的生活：那时候，村里没有路，父亲去镇上卖木材，只能挑着东西顺着河道走。来回六十多里地，他要走整整一天。那时候，有很多税要缴，农民一年到头都喘不过气。
说了很多“想当年”。最后，父亲感慨了一句：你看现在这路修得多平展，谁能想到水泥路能铺到咱家门口？
2014年冬月，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父亲还是走了。但那个傍晚，父亲在山间小路上和我说过的话，我一直都记得。一定程度上，父亲的那句感慨，矫正了我的三观。
父亲去世之后的这些年，我的文章里少了一些戾气，多了一些温和，少了一些针砭时弊，多了一些正能量。有读者说：“张先生，你的文笔没有前几年犀利了！”我说：“社会在变，我也应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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