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的墨客:刘文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笑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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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的墨客:刘文典

逍遥的墨客:刘文典试读:

前言

横刀立马者,舍我其谁?出生于乱世之中的刘文典,一生波折、坎坷不断,在此等乱世走上一遭,无论经历怎样的战乱与贫苦,却都未曾变更风骨——狂。

他既是数一数二的学术牛人,也是一名走在民众前面、引领革命浪潮的革新战士,更是一位醉心于三尺讲台的教授,除了这些光环,他更是一个有优点、有缺陷的血肉之躯,与普通人一样,他也过着忧愁与喜乐的生活,一样经历着本就充满苦难的人生。

刘文典自幼饱读诗书,少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这也造就了他与同期学者迥然——用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古籍,以开拓之眼着于古世之书。他能在古籍、学术研究方面先他人一步,自是及早接受教育及留洋海外的经历所提供的助力。

刘文典之狂,更多地体现在治学之上,他敢自称“第二个庄子”并不是疯癫之言,潜山入寺,遍入他乡,名山大川,诗卷藏书皆在眼底,此等豪气与魄力,是人间少有的。

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诗人、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之一的陈寅恪,在为刘文典的著作所作的序中提道:“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这样的评价甚高,也足见刘文典确有其才,可当此褒奖。

一本《庄子补正》,融会古今,贯通学界,也让刘文典成为了北大、清华及其后西南联大的“名菜”。

性格及经历的共同作用,加之中西两种文化的交汇,让刘文典更早地体会到了民主与自由的重要性。年轻时代的刘文典,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抢救过伤员,参加过集会,甚至与死亡擦肩而过。在阴霾的政云下,他像一道刺眼的阳光洒在中华大地之上,让黑暗中多了些光芒和温暖。即便后来的他从革命一线退下,也从未真正地离开,出自他笔下的一篇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算是他参加革命的另一种方式,这也为中国革命注入又一剂强心药。“癫狂”的刘文典学识惊人,却不是圣人,其身自有糟粕。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亦有自己的兴趣嗜好。号称“二云居士”的他,对云腿和云烟之喜爱远胜于生活中的其他,这正是他的真实之处,他可以从高高的神坛走下,成为真性情的墨客。

痛失爱子,亲人死于轰炸,加之革命事业的踯躅不前,都迫使他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坏习惯,这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释怀。这般看来,他既是开朗明亮的,同时也是阴沉黯淡的。

刘文典的一生,是辉煌与落魄的矛盾体,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经历了最为难熬的时刻。一代狂士,在“批斗大潮”中被强词夺理的一群人驳得体无完肤,毫无还口之力,他的“爪”已不再有力,他的“牙”也不再尖锐,都顿时失去了战斗的力量。“整风运动”中的刘文典,被当成反面教材一次又一次站在台上接受批斗,心高气傲的他何曾受过如此大辱?可在坚硬如铁的现实面前,他的反抗毫无任何意义。或许,是上天嫉妒他,才让他的人生在末尾打了个旋涡,搅浑了年轻时的一切辉煌。一代民国风流人物,在黯淡与落寞中结束了自己的时代。

刘文典的一生,跌宕起伏,万分精彩,他批过鲁迅、骂过沈从文、斗过蒋中正……他不是古板的老学究,他是鲜活的,灵动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逍遥墨客。第一章少年壮思飞1.恰生不逢时

自古英雄出少年。乱世硝烟,迷途旧路,举凡有志之人,皆徜徉于幻梦之中,或狂舞、或不羁、或逍遥、或抒志,在他们的世界里,无所谓纸醉金迷、安稳度日。人生之于他们,是一连串的不可预知,而就在诸般莫可名状中,他们拓展着自己生命的旅程。

19世纪末的中国大地,有狼烟、有康宁;有争斗、有平静,在这亦真亦虚、亦幻亦实之中,有些人抉择了生命的颜色,那可能是鲜红如血、令人痛彻心扉的,可他们不曾退却,反倒迎着刺痛,睁开寻梦之眼,朝着阳光最灼人之处一路向前。

大时代背景下,生出来的若是有骨气者,则多与众不同。刘文典,却是这不同中的不同!

1889年12月,刘文典降生人世。他不是神话中的人,亦不是后辈们笔下虚幻的人物,所以他的出生似乎与后日他的“痴癫疯狂”毫不相容。他在平凡之家,平凡之日,平凡地降生了。刘文典,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

刘文典这样的不凡人物,幼时并没有经历什么大灾难,少了很多大家年少的困苦。那时刘文典的生活,可谓平淡如水,一切安然,似乎同“与众不同”这四字不太符合。

刘文典的祖父有些头脑,不甘于平庸,早年间在合肥做了点生意,开了一间布号。那时,天下不宁,能于乱世中平稳地经营起一间小店,足见刘氏血脉中的不平凡之处了。算得上殷实的家境,让刘文典这一代在无忧无虑之中稳当度日。只是,时代的不安让那时的每个家庭都无法安然地维持现状,刘家自然也不例外。

太平天国攻打安庆,百姓每日提心吊胆,刘文典的祖父也在担忧着自己的一大家子。为了让家中幼者避免灾祸,刘文典的祖父便想出办法,让刘文典的父亲刘南带着小辈去避难。他让刘南用布匹捆住刘文典及其他孩子,从城墙上吊下去,如此才让他们逃脱。

年幼的刘文典,经历的这些并没有阻碍他前行,他仍是睁大了眼睛,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这时的他,已表现出了爱读书的特点,幼年的“爱读”经历,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大家的基础。

待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安定的日子再度出现,刘南又带着刘文典等人返回了合肥,而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旧业,继续经营布号,以求在乱世中安稳度日。

历史,注定要踩着华夏大地上无数的平凡之家,看着慌乱的人们划过。当岁月使祖辈们弯下他们曾挺直的脊梁,年青的一代便用自己的方式去描绘属于自己的年光,刘文典这一代,看得到机遇,也逢得上危险。当然,年少的刘文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的童年正处于让人艳羡的时光里。

在那片斑驳的岁月里,很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刘文典却不属其中。很多人并没有因为困于衣食而忘却福荫子孙,刘文典的父亲刘南恰恰和他的祖父一样,是个有远见的人。

刘南继承了父辈基业后,一心为家,他共育有六子二女。其中,刘文典是刘南的填房妻子所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三个弟弟。刘南十分开明,不因刘文典系填房所生而心滋异样情愫,反倒更为喜爱这个天资过人的儿子。

刘南在刘文典年纪尚轻时,便请了私塾先生来教他,令其通晓世间大义、人情之理。或许,正是这般“早教”,使他先于他人领悟世间的道理,也让他日后有敢于挑战不义之行的举动。

年幼的刘文典,从书中、私塾先生的教授中,慢慢懂得了为国为民的道义,有了济世之心,有了情义之心。

刘南喜欢刘文典,儿子也的确争气,他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最优秀,这让刘南更重视对他的培养。有了私塾先生教授的知识基础,刘文典又有机会开始习得经书、古文。若说时代赋予了人的精神,那么刘文典出口成章、“半古半白”的惊世之语,相信与儿时的修习密不可分。

十二三岁时,刘文典对知识的热爱,对书籍的渴望更胜以往。周遭环境似乎已难让他抒情达意。刘南也看出儿子表现得越来越优秀,特意请了在当地的美国基督教会医院的院士,教他学习英文。

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刘文典对翘着舌头的发音,以及与中文不同的表达方式的语言着了迷。一天,院士下课走后,他一直在纠结着几个发音,都忘了吃饭,家人叫了几遍后才去,而在吃饭时他还在脑海里想着怎么发音,这可见刘文典的好学和执着。

学习中,刘文典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英文的听说读写,还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思维方式。这段经历,也造就了刘文典的与众不同。那时正值国乱,有幸识文断字就已不错,接触更多的新鲜知识更是难得,这使得刘文典眼界大开,眼光、胆识等都超越同辈。

刘南在忙于布号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儿子学业的关注。他时常问这个聪明的儿子英文习得怎么样,国文背得怎么样。刘南希望这个争气的儿子可以早早学成,帮自己一把,于乱世之中也不负父亲嘱托。

刘文典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他像海绵一样汲取着身边的养分,此时,他对外文的兴趣建立了起来。在日后的岁月里,刘文典又先后习得德、日、意等外语,成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掌握多国外语的大家。

生意人出身的刘南,指望着刘文典习得英文之后可以与洋人多做些“洋买卖”,出乎他料想的是,儿子不仅没有让他失望,还走上了一条开天辟地之路,被记录在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上,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灿若星辰。或许,这也是命中注定,注定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要有一个“狂人”出世,为华夏大地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文典,学贯中西,并对西方文学有着不一般的领悟,虽说这都是后话,但正是年幼时良好的基础才造就了他未来的成就。

年纪尚轻的刘文典,正是自此,有了在了解本土古典文化的同时,接触西洋文化的机会。此“中西交融”的现实,促使着他开始打开思想之门,容纳万千浮沉。2.破土春风劲

1906年,刘文典16岁,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此时的他由于出身世家,良好的教育便令其绽放出了与同辈不同的气质。是年,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芜湖安徽公学。进入这所学校的刘文典,开启了别样的人生之门。

人生往往如此,那些看似的顺其自然,其中都夹杂着必然。而在那必然之中,又会有太多的偶然,这偶然,就促成了一段崭新历史的开端。对于接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刘文典来说,他渴望新鲜血液注入自己的身体,从安徽公学的选择就能看出些端倪。刘文典入安徽公学,绝对可看成是其生命中最值得的经历,这段成长,宛若与阳光和水的接触,是他未来几十年的生存之根。

在安徽公学的日子,刘文典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近代科学知识和更多的中国古典文学,古今中外,无一不涉及。刘文典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也正是在这里奠定的。他既接受了现代科学的洗礼,又十分敬爱中国古典文学,“新”与“旧”两种思想在他体内碰撞,这在那个年代,怎一个“新”字了得?

说起刘文典在安徽公学的日子,就不得不提陈独秀——刘文典的“启蒙狂师”。1904年3月21日,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其第一期便在安徽芜湖问世。这份报纸的本意,旨在激励当时广大青年的革命斗志,令他们能投身于改变国民现状的大潮中,为中国革命添砖加瓦。

理念虽好,可当时当景,决定了这份报纸过于公开传递革命火种的举动是十分危险的。不少仁人志士献计献策,这热火的革命宣传也随之改变了途径: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离开杀戮,开办学校,以教育入手,从根本上改变青年的思想和定位。

顺理成章,安徽公学应运而生,它在当时的院校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也是当时第一代以革命为目的创办的学校。该学校的创办人是李光炯,名德膏,安徽枞阳人。学校创办之初,就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继等人为教员,用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师生。恰逢其时,刘文典进入安徽公学。

这所学校并不普通,从形式到理念皆称得上一个“新”字,在当时传统,甚至封建当道的时代,此校可谓开创革新之风。

安徽公学坐落于芜湖二街徽州小学附近的一条通往留春园的小巷——米捐巷。当时的校舍大多都由朝廷或巨贾出资建立,安徽公学却是租赁的。在没有足够经费的情况下,看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只能拿出自己的积蓄。

在这所租赁的学校内,陈独秀、刘师培在其中任教,居陋室却不改初心,这也是他们能够史册留名的原因之一。后人能看到的不仅仅是革命的结果,还有那一群可爱的、值得敬佩的人。显然,与这些思想开明之人、君子之士为伍,刘文典内心的“疯狂”因子迅速扩张着,也慢慢有了自己的思想。

在安徽公学学习的过程中,刘文典接触了很多当时在中国还很新奇的事。他当时学习的课程中,有一门是生物学。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这一理论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以神论、上帝论为主导的欧洲,终于在事实面前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开始研究,生物学也由此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20世纪初,各类生物学思想理论的提出,使得这一学科快速发展,生物学也在这时,被传教士、医生、学者带到了中国。

看着这门新鲜的学科,听着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刘文典坐不住了,甚至想马上钻到细胞中去看看。刘文典从中国古代思想中逃脱出来,面对新的一切,如鱼得水。虽说他是个国学家,但对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深恶痛绝。刘文典一生都在研究古籍,以科学的方法看待问题,而不是沉迷其中。

此时他不知道,每一种新鲜事物的提出都会遇到很长时间的质疑和刁难。生物学如此,他自己亦如此。只是那时他还不具备被质疑和刁难的本事。

刘文典老年时常回忆起在安徽公学的日子,他曾提到,少年时曾读过生物学,很是奇妙,虽然一直未深入研究过,可始终被生物学所吸引,这一切都源自16岁时的安徽公学经历。一次,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近世科学的恩惠,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我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

刘文典在被新事物吸引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他对于传统文学的喜爱依然强烈。安徽公学里有很多文学大家,在这些后来享誉文坛的人中,刘文典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既学习新知识,用来武装自己的大脑,又深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从中汲取养分。他不仅从广度上扩张自己,还从深度上提炼自己。很快,学校里这个好学的刘文典逐渐出了名,在这段时光里的积淀,也造就了他今后对古典文学的痴狂。

安徽公学的时光,对刘文典的影响的确很大、很深。在他的生命中,安徽公学的日子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安闲时光。这时的他还不用东躲西藏,不用劳心劳力。他可以安心学习,看着身边的智者,请教,研修,一同强大。

老年的刘文典怀念的,也许不仅是这段时日,还有那段日子里的自己——不被外界打扰,安然、轻松而又充满快乐。

同年,积极进取的刘文典加入了“同盟会”,踏上了一条追随民主革命的道路。

自古以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刘文典虽不算是真正的“大侠”,没有一入学便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伟大志向,但在日积月累下,在周围有志之士的影响下,随着人格逐渐形成、民族之心日益强烈,他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了,他的智慧亦渐渐展现。

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他义无反顾。也许,日后的刘文典有过失望,想着离开革命的浪潮,但此时此刻的他是壮志满怀的,信心十足的。而他日后以国学为本,将中华智慧输出,将西方新思想引入的举动,也可称谓是“大侠风范”了。3.报国岳王会“岳王会”的名字,来源于陈独秀等人对民族英雄岳飞的仰慕,是“精忠报国”的激励。他们希望自己报国的赤子之心也能如岳飞一样,更希冀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岳王会正式成立于1905年盛夏,是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在正式成立之前,岳王会有过一段波折的经历,刘文典也在这个团体中经历着潮起潮落。

1902年,在爱国学生中流传着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秘密条约一事。当时的陈独秀、柏文蔚等爱国志士蠢蠢欲动,他们不愿看到中国沦为异邦的殖民地,于是在安庆组织了很多秘密活动,这便是岳王会的雏形。

这些活动,多为反对清政府行为的“叛逆”活动,旨在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为,鼓励民众起义,文人义士更是有揭竿而起之势。其中,学生的“反清”演讲活动听众、讨论者极多。当时,刘文典也积极参加演说活动,台上台下也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1903年,爱国之举、反清之举愈演愈烈,“拒俄运动”声浪震天。在陈独秀等人的带领下,这批爱国学生的情绪高涨,甚至开始进行军事操练。可惜天不遂人愿,爱国学生在清政府的通缉下四处逃亡,无奈,该学生团体被迫解散了。

这日,刘文典参加了一次跟以往类似的爱国演说活动,正当他沉浸在满腔热血的演讲中时,有消息传来,说清政府将要派人来抓他们。众人闻听这个消息,纷纷逃难,但很多学生仍被抓住,也正因此,许多爱国团体就此解散。此后,他们采取了更谨慎的方式以示抗议,所举行的活动也更加隐秘。

这一系列事件,让原本懵懂、空有满腔热血的刘文典,变得更善于思考。他意识到,革命不是一只温和的宠物狗,任你安排,而是一只凶悍的豺狼,是会“咬人”的。革命的未来由革命人推力而成,“我们”就是革命人。

他思索着自己未来的道路,是该像父亲、祖父一样安心经营,做一个本分的生意人,还是像眼前这样,做一个爱国志士,用血肉身躯筑起新中国?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个刚刚成年的青年经受了巨大的心理波澜。离家在外,夜寒如水,他思考自己究竟要如何抉择。

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一个深知大义的读书人,怎能被这等迫害之事吓破胆?

不知望了多久月亮,他想起了幼时在私塾里的时光,想到了父亲的话,想到了读过的那些就义的故事,他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1904年,革命之火不仅在学生中燃烧,也烧向了更多人。此时,柏文蔚投身于安徽武备学堂,又一次组织起了同学会。总结上一次的经验和教训,加入自己的领悟,他开始细致考虑问题。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加入了中国革命的队伍,刘文典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同学会,在陈独秀和柏文蔚的悉心运作之下,很快发展壮大,安庆、南京等地,皆有其声名。而日后成为名人志士者,亦多在其中,如宋玉林、方刚、刘文典、金维系等人。

1905年,对陈独秀来说是革命之路上第一次跌倒,也是他第一次爬起来的一年,而对刘文典来说,则是与中国革命关系更近一步的一年。

这一切,都源于吴樾刺杀“五大臣”失败,陈独秀自己却落得差点英勇就义的结局。革命道路上失去了革命伙伴,陈独秀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正在前行的这条革命道路。流血,教会了他暗杀并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要走非常之道才行。

在思索中,陈独秀领悟到,“暗杀是第一谬误的方法,……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看不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暗杀,是无法完成富国强兵这一历史任务的。

事件发生后,陈独秀重新思考历史革命时,发现只有培养人才,传递一代又一代的革命之火,才是改变中国道路的要点,他遂将目光投放到了就读于安徽公学的刘文典身上。

当时的刘文典,在校园中就已崭露头角。无论是课堂上还是生活中,都表现出了开明、积极、进步的状态,对新思想的接受也优于他人。

吴樾离开后,《安徽俗话报》的发行也停止了,陈独秀开始一心操办岳王会的事务。在校期间,陈独秀常与柏文蔚一同探讨岳王会的诸多事务,刘文典也常参与其中。在这段时间里,岳王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反清组织,由芜湖发展到了安庆、南京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朝廷重地。

刘文典加入岳王会,可以说是一个必然。在岳王会组织中,他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浪潮。

1906年春,身在日本的同盟会安徽区主盟人吴旸谷,奉命归国招募新士。是时,他先回老家合肥募集同道者,转而,一道耀眼之光入其眼帘——岳王会。

随即,他在陈独秀、柏文蔚等革命志士的支持下,以一场“芜湖之行”,把革命火种广泛传递。刘文典,便是于此时加入同盟会的。此时此刻的他,不再彷徨,不再无措,他坚定自己的信念,无畏向前。这一时期,安徽公学中有80多人入会,声势浩大,壮怀激烈!

加入“岳王会”,是刘文典人生中第一次与革命走得如此之近,也是他第一次感到彷徨。4.他乡遇师友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几个人,他们在你身边影响着你,激励你。当你困苦之时,最先会想起他们,他们是我们人生中的指路明灯。知音难求,良师难觅。刘文典“疯狂”的一生之端,便始于恩师益友,是他们的精神,点燃了他心底那片躁动的荒原。

安徽公学毕业后,刘文典迫于国内形势不利,在家人的支持和资助下,于1909年赴日留学,进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

身在异乡,刘文典不忘胸中志向,只待学成归国,以报效祖国。留学期间,他也思念着祖国,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动态。同时,他在日本也积极寻找中国的爱国组织,参加各种爱国团体。就在他心急祖国的革命形势之时,遇见了一个对他一生都有深远影响之人——章太炎。

刘文典与章太炎在东京结识。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在中国国内时,反清热情高涨,愿学习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的精神,遂改名为章太炎。当时的章太炎从上海出狱回到东京,继续在日本宣扬反清思想,主张发扬“国粹”、“宗教”的演说,并备受推崇。

章太炎其人思想开放,早年从政,不满满清的异族统治,凡有反清之举,他必参与其中。同时其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和文学等诸多方面都造诣匪浅,后被尊称为“经学大师”。

章太炎曾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避难日本;回国后又因反清运动被清政府通缉,因此他于1902年再次流亡;1903年,他又因痛斥“载湉小丑”而坐牢,3年后出狱,被孙中山接至日本。此时的章太炎因执着的反清革命主张,在日本很有声望,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精英和有识之士都对其十分仰慕。

在东京,他开办的国学讲习会云集各方志士,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均被其吸引。他创办的讲习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他希望“用宗教发起信心”和“用国粹激动种性”,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感情和精神。

异国他乡,陌生之地,遇到国人扬威,这样的现实鼓舞着刘文典,为什么在国外都推行的中国改革,而在国内却寸步难行?刘文典仿佛看见了中国革命的曙光。因对章太炎学识和思想的推崇,他本人十分想与之交往。1910年,在友人的介绍之下,刘文典终于如愿,拜在章太炎门下,学习《庄子》、《说文解字》等。

刘文典之后成名于古文,其造诣皆由此。章太炎对于古文的研究不同于其他人,接触多方文化,陶冶其中的他对古文有自己的见解。他首先依靠扎实的基本功,再加入西方思想,使之自成一派,见解独到。刘文典自幼习诗书礼义,在少年时接触西方文化,与章太炎的经历十分相似,并都热爱中国革命之事。这样的经历,也更使其愿意接近章太炎,两人亦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刘文典的《回忆章太炎先生》,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初次见章太炎时的情形——“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穿着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做了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从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那时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师刘申叔(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先生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中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虽时隔久远,但刘文典的记忆从未模糊。想必他在写下这篇文章之时也一定是快乐的,隔空望着自己的良师益友,那张远去的面庞,他一定是高兴的,也必定对自己当初结识章太炎感到庆幸。

刘文典在日本时期,是他古文突飞猛进的一个阶段。刚开始,他跟从章太炎学习了《说文》、《庄子》,但由于年纪太小,并不能完全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以及研习章太炎对古籍的领悟,刘文典对古文的解读才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一天下午,章太炎正在给同学们讲授《庄子》内包含的佛学理论,就听外面有人用中文叫喊着什么,大家都伸出头去张望。原来,是一位同学买了一份报纸,上面正是中国武昌起义的新闻,众人都很激动,章太炎和刘文典也不例外,内心翻涌着。

章太炎得知祖国革命的消息后,便不再一心只谈国学了,他举办了很多聚会活动来倡导革命。后来,他和刘文典相继离开日本,也因申叔的事,往来慢慢变少,不过,距离相隔,刘文典对章太炎的感情却从未消退。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一直住在苏州,刘文典那时正在北京大学教书育人,地理差异,使其不能再像从前在日本时一样跟章太炎研究国学了。章太炎晚年时,逢人便提起刘文典这个学生,一来是因为他痛恨蒋介石,而刘文典也是如此;二来也是因两个人个性相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章太炎不顾战火纷飞,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北平。他要见张学良,劝张出兵讨伐溥仪。一到北京,他就找人叫来了刘文典,刘文典马上来到了章太炎所住的西城花园饭店。章太炎看到刘文典这个自己喜爱的学生,摸摸他的头,说:“叔雅,你真好。”之后大骂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章太炎与张学良见面时,毫无卑微客气之态,而是义正词严,就算在楼下的刘文典都能听到当时房内传来的争吵声。刘文典在回忆录里写道,“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朵里。”

之后,章太炎搬到了东城永康胡同,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刘文典,“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既告诫刘文典不要吸烟,又夸奖他对蒋介石的态度。

其实,章太炎对蒋介石的愤恨完全来源于后者对革命的态度——在关键问题上的不作为。此足见章太炎无个人恩怨,均国之仇的宽广胸怀。章太炎的一生,人格的伟岸和学问的高深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与袁世凯斗,与蒋介石争,都源于对国家的热爱。他不仅是一个人在斗争,在他办学讲课的过程中,也将这股正气之风播撒到了中国更广阔的大地上,他的熠熠星辉,直至今日仍激励着很多人。

刘文典与章太炎结伴共事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其后来留下的诸多文字中可看出他对自己这位启蒙老师的敬佩,他也身体力行着。

生逢烟火之时,成于混乱之际。对于常人而言,那段时间是留给生存的。可年少的刘文典,却在世人惆怅的岁月中积蓄着自己的能量。或许,他并不知未来的自己究竟要走哪条路,但现实告诉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份沉淀的力量,都是为了破茧成蝶的那天。他做出的选择,历史自有公道的评价;他结伴为伍的人,冥冥中也自有安排。5.运笔抒己怀

神州大地,烟云撩动。那个时代的动荡,决定了必有先进志士涌现人前,这先进,代表着思想、行为。思想豁达,则行为大气;行为端直,则思想开明。在那段特别的时期,就注定了会有特别之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一批文人用字讨伐,用文章战斗,他们是一群特别的人——虽手无兵器,却锋利十足。

刘文典即出生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遭遇的也不是平稳的世道,加之本身性情的非同一般,两者相互作用,催生了一代狂舞之士——一个剑拔弩张的武士。师承章太炎,让刘文典本性中的“癫狂”更有喷薄之口,有物可言。而他后来能被称为“狂士”,与章太炎也有着很大关系。

若说刘文典的“狂”只显在文章上、学说上、言辞上,或许有些片面。作为那一时代的仁人志士,面对中国的革命潮流,哪有退让?哪有避其锋芒?他将己身完全投入在革命之中。

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海外志士纷纷揭竿而起,归国,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次年,先进人士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率南京政府与腐旧的清廷对立而视。作为早期同盟会成员的刘文典,很快进入了《民立报》,担任编辑和翻译,为民主革命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那人才济济、革命党人云集的机关报中,刘文典有幸与宋教仁、张季鸾、吕志伊、范鸿先等人为伍,共同传递新思想、拓展新局面。也恰在此期间,他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

其实,刘文典与孙中山,早有渊源。自其于安徽公学就读之时,便逐渐接受了诸多新思想。而这新思想的传递者中,则属孙中山居首。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人,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是三民主义的倡导者,他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将中国国民推向更民主、更自由的历史中去。他也是中国革命的倡导者,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新崛起。

孙中山唤醒了中国的有志青年,带领他们投身革命,刘文典就是其中一位。刘文典很早就知道孙中山及其所做辉煌之事,对其万分敬佩,只是当时这种敬佩更多来自于报刊杂志,是通过文字了解,并未谋面。

此时他终于有机会见到孙中山,一睹这个一心救国救民之人的风采,内心自然兴奋不已。尔时,同盟会总部也在武昌起义后由东京迁回了上海。

可以想象,对于那些苦于寻觅未来出路的开明国人而言,《民立报》无异于“航海之灯”,且不论这方向正确与否,但在当时,这种指示也恰是迷茫中的国人亟须的。

成为同盟会一员的刘文典,一心想着尽自己的力量添砖加瓦,以自己之能扩展刊物的影响。那时,他的工作任务就是为新革命摇旗呐喊,为穷苦的百姓大众找到出路,为与他一样的莘莘学子觅得报国之法。

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身处其中的刘文典觉察到了身上的重任,颇感力不从心。的确,对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言,这样的工作确实太重。可他仍尽心尽力,不打退堂鼓。待孙中山到来,刘文典心生希望,斗志猛增。

孙中山赶赴上海建立《民立报》的编辑部,一来旨在感激一群幕后志士的卓著贡献——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能鼓吹之地位者,一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二来是为了尽早建立根据地,让革命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孙中山的鼓舞,对刘文典等人而言当属“火中加薪”,这种肯定,更让他们不惜一切地为革命鞠躬尽瘁。而孙中山应报刊中人之邀所写的“戮力同心”四字,令刘文典一干人的雄心更胜往昔,刹那间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

那个时代,是志士勇登、杀戮不减的时代;那段岁月,是热血者以心殉国、毫不畏惧的岁月。宋教仁、孙中山,此等革命之士,只为中华“四万万同胞”泼洒热血,他们不曾退却、不曾妥协。刘文典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他也在践行着中国的革命精神。

彼时的刘文典,思想已被孙中山等人的革命道义所填满,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编辑和翻译的工作之余,亦会以“刘天民”、“天民”等笔名纵论天下、大谈四宇和对国内政坛针砭时弊。他的文字豪放不羁,说理入木三分,他关心国家,关心百姓。渐渐地,他的文字成为了一种力量,成为了一种可让黎民刺穿枷锁的力量。

那时,《民立报》一出,竟有“万人空巷”的夸张之态,“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很快,这份报纸就成为地方革命党人的精神支柱。《民立报》是在清末民初,由一群爱国志士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在当时,各种阶级斗争的报纸琳琅满目,《民立报》名声甚大。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地区创办了《民立报》,宋教仁、范光启、刘文典等人皆在此任职。值得一提的是,《民立报》经众人商讨,特别设立了《民贼小传》的专栏。在这个栏目中,很多卖国贼的卑劣行径和政府的不作为都被揭露了出来,笔者还用事例公开提倡人民革命,建立新中国。于右任、宋教仁,更是以“扫心”“渔父”作为笔名,写出鞭策国人的文章。

在众位同僚的影响下,刘文典看到了革命的另一种形式。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化、教育对于革命的力量,文人也可用自己参与革命的方式改变历程。这作用,可能比直接流血牺牲更巨大。

刘文典,正是在这一时期更加深入革命,真正成为了一名革命人。他参加《民立报》的编撰工作,以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参与到国家命运的讨论当中。这一职位的转变,也为其本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使之与文字更亲近,更切身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

中国的革命炮火还在燃烧着,不曾减退。中国的百姓开始醒来,不再隐忍强权的欺辱,他们不再逆来顺受,开始意识到人是有权利的,他们拥有民族、民权和民生,他们要翻身农奴把歌唱,他们向往更自由更民主的生活。第二章笔耕从戎马1.仲甫凉风意

翻开刘文典的史料,追溯其革命之路时,总得先提到陈独秀。陈独秀倾心于政治,而其本人亦是不落窠臼,这份大志和独特性情,都对刘文典引力十足。只是,陈独秀带着文人的棱角参与政治,是总归不得幸事的,刘文典似乎看透了这一切,才未重蹈覆辙。

历史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但却不近情理。人不是神,面对选择难免会出错。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出错”的人,可后人仍不能抹去他的功绩。“一枝独秀开正艳,狷介狂傲众人羡。政治潦倒心失意,才华锋芒实难掩。”这也许是对陈独秀很公正的评价,世人对他政治上的评价更多,却忽略了他的为人。

陈独秀除了革命者的身份,还是一个不会钻空子的文人,他的傲骨,决定了他在文化上的造诣和政治上的不得志。相信刘文典在与陈独秀结交之时,也是被其人品和学识吸引,而非政治上的作为。

因陈独秀的“政治之缘”,刘文典对革命之事激情满怀。在与他交好的过程中,刘文典也从原来的一介书生变成了革命的参与者。虽然于1909年结束安徽公学课程之后,他便自费留学日本,与陈独秀也慢慢疏于往来了,可他矢志革命之心,却天地可照,而他身上那股“流狂”之气,也未曾忘却源头。

彼时,陈独秀革命之心日甚,这风头自然容不得他人之眼,慢慢地,他逐渐成为“反势力”打击和迫害的对象。二次革命之后,陈独秀紧随柏文蔚,起草了《安徽独立宣言》,告诉他人安徽这个地方的自由,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是年8月,名义上安徽已经宣布独立,但当时的安徽军师胡万泰与袁世凯早就往来已久。胡万泰当即反戈,帮助袁世凯对付柏文蔚,柏文蔚不得不离开安徽,陈独秀也是因这般牵连而从安庆转到了芜湖。

当时,芜湖驻军负责人为龚振鹏,他与陈独秀有些交情。两人结识于岳王会,曾是并肩战斗的兄弟。只是时至今日,时局混乱,这旧识交情,似乎怎么也抵不过私利和强权。

龚振鹏与柏文蔚不太对路,也许是在岳王会时就结下的嫌隙。故此当柏文蔚身居险地之际,他坐视不理,置若罔闻。陈独秀自然看不惯了,他身有文人的豪情气节,见了龚振鹏后,直接质问其“是何居心?”

龚振鹏见状,怒火顿起,你是何人,竟如此无礼,即叫了手下:“先绑起来,尽快枪决!”

陈独秀毫无畏惧,且直面斥责龚振鹏某些不耻之行,更义正词严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

这就是刘文典认识的那个陈独秀,铁骨铮铮!他不会因强权低下高贵的头颅。日后刘文典为陈独秀四处奔走,也是因文人的相互敬佩,更是对陈独秀人格的肯定。

志士仁人,自古都有一番刚烈之性,这也是后人为他们的胆识拍手称赞的原因。那时的陈独秀,大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风发意气。不过,他尚“命不该绝”,否则就太可惜了。就在龚振鹏欲动手之时,旅长张永正(与柏文蔚相识,并追随其,后为袁世凯所杀)带兵行兵谏,龚振鹏也未轻举妄动。虽及至此,可危险尚存,若没有搭救之人,恐怕陈独秀这时早就成了“烈士”。

是时,刘文典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编辑及英文翻译。因其时刻关心革命之事,很快便听闻陈独秀受难一事。他知道事关重大,稍有行差踏错,恩师即刻会身陷囹圄,甚至会丧命。他四处奔走,渴望迅速找到营救之策。

当夜,刘文典马上行动,找来了另两位好友——范鸿偃、张子刚,一同商议解救之法。讨论过后,三人决定请柏文蔚出山。刘文典马上写信给柏文蔚,叙述了事情发展的详情,嘱咐送信使者务必要把信亲手交给柏文蔚。

尔时,柏文蔚已逃至南京。收到来信后,思量再三,也知道此事重大,决不能让陈独秀这样优秀的革命同志就此殒命。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连夜坐船从南京来到陈独秀的所在地——芜湖。虽然危险,但也要一试。

按理说,柏文蔚与龚振鹏彼此早就有隙,互相看不顺眼,刘文典欲求柏文蔚出面讲情并不可取,但事关危机,也想不了许多了,柏文蔚也是硬着头皮上。加上两人曾是革命同路人,凭这一层关系,龚振鹏自不能不管不顾。

其实,龚振鹏也并没有杀陈独秀之心,只是当时陈独秀言辞激烈,让他下不来台,所以才出此下策。陈独秀刚一入狱,四方求救之声顿起,他也不想走在舆论的风口,更怕四处为敌,于是便做了个顺水人情,放了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这次被捕的原因,历史上众说纷纭,除与龚振鹏发生口角外,还有两种猜测:其一,传言龚振鹏与柏文蔚向来不和,可陈独秀却偏爱这位同道中人,因此迁怒陈独秀;其二,二次革命惹怒了袁世凯,他秘密下令追捕相关人士,陈独秀当然在其中,又正好被人发现,这才入了狱。不管事实到底是哪种,入狱倒是确有其事的。

而此次陈独秀能毫发无损地走出监牢,刘文典当真居功至伟。也因此渊源,刘文典在陈独秀的心中更有分量,他知道,如若没有刘文典此番东奔西走,四处求救,自己早就与其他革命者、与家人天人两隔了。因了这般原因,陈独秀对刘文典既有感恩之情,又有赞誉之意,两人的友谊也迅速升温,不再局限于师生,而是上升到革命情谊、一同成就伟业的伙伴上来了。

经过这次事件,陈独秀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他在上海潜心修学,编撰了《字义类例》一书。这是陈独秀当时第一本学术论著,内容主要是对汉字的解析。平安度过一年之后,他的身体和心理上都有了恢复,转而又变成了战士。

那时的陈独秀很窘迫,可谓身无分文,对于那段岁月,历史上对其形容多是,“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

平静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危险。不久之后,陈独秀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下一个难题,他也将再次背起行囊,漂洋过海,东渡日本。

从陈独秀的生平来看,这之后他再也没有到过安徽。

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在重庆去世。芜湖,成了他在安徽的最后一站,在离世前他也未曾回家乡看看。自1913年8月后,陈独秀再也没有踏入过安徽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也许是因牢狱之灾让他颇感蒙羞,也许是安徽这个故乡已不需要他了,他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此后的陈独秀,开始了四处奔走的生活,一生中先后四次入狱。

而刘文典呢?他自此时开启了自己正统的革命之路。其后追随孙中山,也是在与陈独秀“分手”的同时,内心滋生的冷却之意使然。但在这之前,他与陈独秀亦是建立了相当长且深厚的政治情谊,且因这份情谊,引航出了启迪国民之智的惊天巨浪。2.暗潮涌动时

从古至今,国内国外,每一段革命都有它的阴暗面,有人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有人借革命的机会大行投机主义之事;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身躯铸成长城,建立新的平等自由的国度,也就有人利用革命,排除异己。

刺杀,在每段历史中都存在,有人说这种行为是铲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但也有人说,这种行为不足以真正地改变历史,获得胜利。我们无法评价这种方法的好坏,能肯定的是,每种方法都自有它的道理。《民立报》办得有声有色,刘文典也自觉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满足自我抱负,救国救民的金光大道。然而,就在刘文典的革命之路走得越来越宽之际,阴暗角落的迫害行动也伺机而动了。

1913年3月的一个晚上,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与往常并无二致,可对另一些人而言,却黑暗无比。一个晚上,一名革命将领就此消殒,无数革命人几乎失去方向。

当晚,刘文典与平时一样,在居所中看书,思索。窗外夜色宁籁,悄无声息,他并没有感到什么异样,可这般静寂,却酝酿着一次危险的发生。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把刘文典浸入书海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不禁一阵茫然。他猜测着如此深夜,谁会登门?边想着边起身打开屋门。

面对眼前来者,刘文典正欲张口询问,话还未出口,只觉得肩头一阵剧痛,随即传来一阵震耳的枪响!

刘文典周遭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短短的一瞬间,他想到了很多,想到了自己并不长的人生。儿时的家出现在他眼前,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一一浮现,就像他还在家里一样,他又想到自己的那些同僚,那些慷慨激昂的日子……

很显然,这是一次“暗杀行动”,一切都来得那么让人措手不及。刘文典还未看清来者的面容,那人便已消失于浓浓夜色之中了。随即,万事归于平静,好似梦境一般,只留下怔怔的刘文典,以及他那血流如注的肩膀,证明刚刚发生的是现实。

幸好,刘文典伤势不重,经过医生处理,静养便可痊愈。局势如此混乱,完全出乎了刘文典的预料,他好好忖度一番后,觉得此事不可声扬,遂想息事宁人。

几日之后,各大报纸刊物便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字样。消息传来,令世人震惊。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凶手原本的暗杀对象是宋教仁,但是因为正值深夜之中,灯火不明,路不好找,凶手居然摸错了门,找错了人,把刘文典错当成宋教仁了。

辗转中,刘文典等人得知了宋教仁遇刺时候的情形。在宋教仁搭乘火车去往北京的途中,在火车站检票时,遇到了刺客。当宋教仁觉察到时,他用手摸着腰,并对周围的人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话音刚落,就见一黑衣男子快速跑开了。

当时同行的有于右任,看到宋教仁受伤,他十分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吩咐完,他马上去外面找了辆车,把宋教仁扶上车送往医院,另一方面继续安排着追捕凶犯一事。

此时的宋教仁还很清醒,他拉着于右任,对他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第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宋教仁的伤势很重,到达医院后,经医生查看,发现子弹含毒。医生经过多次开刀医治,期间宋教仁痛苦的呻吟声让闻者不忍。清醒时,他还对周围人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医生的抢救并没有让宋教仁转危为安,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看及此,黄兴在宋教仁耳边悲切地说:“遯初,我们会照料好的,你放心走吧。”宋教仁听到此,眼睛慢慢睁开了,头向他处动了动,眼中有泪光闪烁,他离开了。

宋教仁,生于1882年,卒于1913年,字遯初,号渔父,湖南常德人。他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与黄兴、孙中山,一同主持第一次的改组国民党,他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列。

刘文典获悉事情的原委后,顿生一身冷汗,一位爱国的革命者,就这样离开了世人。这也是刘文典与死亡第一次接触得如此之近,甚至在被“暗杀”时,恍惚间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宋教仁被暗杀的事实,惊醒了更多的革命志士,他们意识到,宋教仁留给他们的,不是畏惧前进,而是迎难而上。可叹的是,当“宋教仁事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时,中国这个有望,或正在突破束缚和枷锁的国度,却一步步地在燎原之火的“渐熄”中,裹足于封闭自我的旧旋涡中,前方的冰冷让人害怕和犹豫。

原本,宋教仁的死就已令国内诸多革命志士震惊不已,他们内心那颗曾被“黑暗势力”打压的心也瞬间雄心万丈。是时,有消息称:暗杀宋教仁者,为袁世凯的亲信。这无疑更让这些革命志士愤慨不已。

此前,“袁大总统”(袁世凯)有意拉拢宋教仁,希望其能担任政府总理。可宋教仁自辛亥革命成功后,积极组建新党,坚守自己的内阁政治,决心孤立袁世凯,如果猜测正确,那么这是他“惹祸上身”的理由。因而,当革命志士一众听闻此内幕,个个义愤填膺。

很快,刘文典等人对袁世凯口诛笔伐,一篇篇声讨檄文应运而生,他们在一篇题为《中华民国之特色》的评论文章里写道:“大总统为人所暗杀,此举世所曾见者,今以总统总理而暗杀人,此民国之特色者一。政党拥戴政雄,此世界所曾见者,今以政党而拥戴杀人犯,此民国之特色者二。”此文讽刺至极,对袁世凯之行径大加批判。这是刘文典等人在面临强权与死亡的威胁时的选择。

无独有偶,若说“宋教仁事件”是袁世凯由嫉妒生杀人之心,这是个在一般人眼中“有情可原”的事情,那么随之爆出的惊天丑闻,可当真使他在国人心中的唯一一丝依赖之意荡然无存。

1913年4月26日,继“宋教仁事件”之后不久,袁世凯行“卖国”之举:以盐税和海关税担保,向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这铁一般的事实,让人对袁世凯已无半点幻想。霎时,整个华夏大地为之震颤。

国之变革,仁人志士皆无运;家之重建,黎民百姓多枉然。自古及今,那些先行者多半充当历史车轮下的碾痕,可这般清晰的痕迹,却也为后来之众指引着、导向着,告诉他们无论怎样,都要选择前行。

刘文典,就是其中一条清晰可见的车辙。中年的刘文典,在看过世事沧桑后萌生了退出政坛的想法,但未退之前所有的政治作为,都是在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而做出的努力。3.革命复前行

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是一条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荆棘丛生,魑魅魍魉。革命之中,为民者,天下人人均可剖析之;为己者,世间何人皆未窥探之。

革命者,一颗心铺在光明之路,换来的不管是鲜血还是不解的谩骂,此心不改,心意不变。只是,这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岁月里,唯有惨遭涂炭的下场,实在悲惨至极。大抵,这是刘文典最终挥手政治的一个因素。从一个大的方面讲,这是他所做出的一个明智之举。很多人可能会骂他是胆小鬼,可在争当烈士之前,他首先是个“人”。

刘文典有妻有室,虽投身革命,是个战士,却不能忘了丈夫、父亲的责任。他接受的西方文化教育颇深,可并不能就此断了作为人的七情六欲,在面对未来的无力感面前,他也想过要逃脱这本不属于他的战场。只是,他还未离开,困境便适时出现。

宋教仁的惨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了革命志士的万丈豪情。彼时,身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闻得宋教仁惨遭暗杀,也顾不得其他,即刻回国,回到战争中,回到需要他的同僚和民众中去。思起曾经的斑斓岁月,自是一番忧郁的情绪。对孙中山来说,除了再行“天道”,已无他法。

1913年7月12日,袁世凯终于惹怒了各路革命者,讨袁总司令部随即在江西成立。时任江西都督李烈钧于湖口宣布独立,与袁世凯进行对峙。自此,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应时而生。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李烈钧的“大举义旗”,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等省市纷纷独立,誓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神州大地处处狼烟,革命者们,不论体系派系,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时之间,讨袁之声不绝于耳。

刘文典也积极参与到“二次革命”之中。他虽不能舞刀弄枪,没有“大丈夫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机会,可硬气的笔杆子也赋予了他热血之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除了继续用笔杆子撑腰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他在革命中担任起“运送伤员”的角色,只为出得一份力。

刘文典并没有因这一工作简单而轻视,照看起伤员格外用心。看着这些革命同僚死伤惨重,原本还是活蹦乱跳的人,可能在第二日就死去,此景,没让他心生恐惧,倒令其更加斗志昂扬。他相信孙中山的决定,相信“二次革命”是符合情形的战略。繁忙之余,他十分关注“二次革命”局势的发展。

其实,自宋教仁暗杀事件曝光后,袁世凯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当凶手在上海租界被抓捕后,通过各种搜查和论证,虽未有确凿的证据,可矛头都直指袁世凯,狡猾的他很快将罪行推到赵秉钧头上,后迫于舆论压力,将赵秉钧的总理之职撤掉,由段祺瑞代理。也许,这是“二次革命”最明显的成果了。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任命为第一任大总统,之后过河拆桥,以国会人员不足为由命其解散,他成为了寡头总统,并在一段时间后称帝。袁世凯的狼子野心终于暴露了出来,革命于他仅是一场权力的斗争,他眼里从来没有人民和民主。

革命,意之为“除旧布新”,可这不是革命的全部,而革命也从不是简单之举,不是澎湃的热血和激荡之情便可颠覆天地、扭转乾坤。

如此,“二次革命”因袁世凯的称帝及党内意见纷争,尚不及两个月的时间便宣告失败。幸而,袁世凯的野心昭然若揭,不久他的称帝计划也随之失败。可悲的是,这却开启了民国历史的不幸。自此,本该早早建立的民主国家制度被一场闹剧耽搁了。一个健全国家机制的时机被白白浪费,各系军阀争来斗去,百姓又深陷水深火热的困境之中。争斗不休的日子让百姓们厌倦,也让刘文典厌倦了。

文人的情怀,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总被赋予了很多的惆怅和难抒之志,似乎唯有如此,方显文人的骨质。不管刘文典如何投身革命,在政治上如何为新思想之落地殚精竭虑,他也仅是一个文人,一个善良的文人,难以在复杂的政治旋涡中与那些久居者斡旋。

革命之火的暂熄,并未压制蠢蠢欲动的革命种子。那种子,埋藏于每一个期盼迎来新世界的人士心中,慢慢生根、发芽、壮大。

只是,有些人并不希望这种子存在,比如袁世凯。“二次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可对袁世凯而言,绝非革命之举的终结。他希望看到自己“登基”的那天,并希望这天永存,而能保证这一果实的唯一方法,即是继续暗杀。

1913年,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以背景检察厅的名义开始通缉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作为革命者的刘文典,亦在通缉之列。面对眼前现实,他只得逃跑,携带家人躲进英租界。这时的刘文典,与未来骄狂的刘文典判若两人,也许正是这时的“怕”,才让日后的他更加恣意地“猖狂”。

见到过那个骄纵的刘文典的人,怎么会把他与眼下这个落魄的人联系在一起?那段时日,之于刘文典而言,可称为落难。逃到英租界的一家因走得匆忙,并没有带足够的钱财,也不知在租界里要住多久,工资也少得可怜。这可能也是刘文典第一次体会到没钱的滋味,从小衣食无忧的他方才看清了现实。

刘文典此后多次与钱财打交道,大多都是缺钱的角色。

在英租界的一间小房子里,刘文典一家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居然到了一家人每晚只能靠一床棉絮取暖的地步。生活实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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