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浙平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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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上

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上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上作者:周浙平排版:辛萌哒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10-01ISBN:9787203104582本书由北京千华驻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发现人类影像学田野记录瞬间的实践

这部影集是人类影像学的一次尝试。

在出现人类影像学这个专门术语前,摄影者在没有这个概念下的拍摄,无意间记录了人类学的材料,可以从19世纪80年代保存下的作品中证实。

清末,西方的摄影者开始涉足清朝的民族地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镜头,成为中国民族影像学的先河。

民国二三十年代伴随民族学的启动,一些年轻学者进入藏、彝、苗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虽然他们的考察更关注古文献的记载和考证,少有对普通民族同胞的访问,却也留下不少的叙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在田野考察中的影像记录。如庄学本先生先后在1935年、1941年、1948年办过三次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展。同时期进入藏区的拍摄者还有孙明经、蓝志贵等人。当然还不止这几人,还包括一些外国学者。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府实行民族自治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关注程度超过了人类学产生后的清朝、民国时期。其中政府组织拍摄的民族民俗纪录片,从1956年至1964年共有21部(121本),①这些影像资料是对世界人类学不可或缺的贡献,它的研究价值将在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不断挖掘。

①杨光海著:《民族影志田野集录》,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进入80年代,相关大学建立和恢复了人类学专业,至今,已出版了大量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专著,包括庄学本、孙明经等人的作①品重又展出并出版。可惜,作为人类影像学的进展乏善可陈。90年代初,法国成立国家人类学影像资料中心五六年后,派员来中国寻找合作,以为中国人类学资源丰富,应获得收益。我当时写了一部关于康巴地区藏族民俗的纪录片脚本,一些影视机构很有兴趣,却都因得不到主持者的理解,无法进行拍摄。朋友想把我介绍给法国学者,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我看了法国学者的合作意见书,他们的视野已经转移到城市人群,或者主体人群,已经不仅仅是民族学的角度。族群、社区概念大量引入人类学,甚至还有人类社会学等衍生术语。如此我主动放弃没有去见他们。尽管在新世纪,摄影有了普及式的发展,进入所谓读图时代,但作为可以命名人类影像学的作品依然鲜见。

①《庄学本相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定格西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作为人类影像学的作品,不同于新闻、纪实、人像等门类的摄影作品,我认为应在具备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考虑有人类影像学的价值:一、实地、实时、实名的纪录拍摄;二、人类特定族群、社区行为的相对完整的纪录拍摄;三、区别于(或有相连)其他学科的独立民俗纪录拍摄;四、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数量内的连续纪录拍摄。当然这些条件都是在人类学最基本的田野考察中才能实现。

这部影集共收录了我的五部作品。《窑洞窗口》记录的是北方黄土高原一个山区村落的农民行为;《市场谱代》记录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在市场中的行为;《和平使者》记录的是缅甸克伦族的一支,在割据状态下的行为;《村寨教堂》记录的是贵州以苗族为主的族群宗教生活行为;《无农之村》记录的是南方沿海同样是山区村落的农民行为。其中后三部作品并不完全符合前边列出的四个条件,个别条件缺失,仍可认为是人类学某个侧面相对完整的纪录。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算是人类影像学的作品?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用在人类影像学的现场改为田野纪录更为贴切。这里借用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一个概念,一个摄影师的拍摄行为规则,①即“发现决定性瞬间”,在瞬间的时间里认识到一个事实的意义。人类影像学田野纪录某个对象的衣食居生活、劳动生活、娱乐生活、宗教生活、婚姻生活、葬习生活等,即是将观察到的决定性瞬间定格,这个被固化的影像具有人类学的研究和观察意义。

被瞬间定格的影像是否具有人类学的意义由谁来决定?这个问题似乎不好回答,这还要回到布列松规则的延伸。布列松是摄影师,不是人类学者,他的作品呈现给我们的照片资料,罗伯特·德尔皮尔认为就是人类学资料,因为布列松纪录的画面是一种抓拍,而每一个抓②拍都是从时间连续体中提取出来的。这是某个历史时间连续发生的事件的纪录,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一个瞬间纪录的人的行为意义决定了照片是否具有人类学的意义。

①《珍藏布列松》,中国摄影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47页。

②《珍藏布列松》,中国摄影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13页。

这看上去是一个客观的标准,由照片显现的内容来决定。在抓住拍摄对象的瞬间行为之前,决定按下快门的却是拍摄者,在他的主观中认为在现场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或者相反,由于拍摄者的认知却遗漏了有价值的瞬间,成为无法挽回的损失。人类影像学的实践者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需要具备人类学的知识,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场合,尤其是在现场生活的族群、社区的人们,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人类学当中的主角,而是拍摄者赋予的。这就可以理解那个客观的标准,照片是否有人类学的意义却是主观造就的。

田野纪录的原则之一是拍摄者坚持观察者的身份,对拍摄对象不应存在丝毫的干涉,否则一份失真的纪录不但没有价值,还会带来误导他人的后果。所谓拍摄者的主观就是对观察到的客观事物的判断,可能造成断章取义的歧义,除了不可取的摆拍是有意造假之外,更危险的是拍摄者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存在偏差,形成亦真亦假的作品。

拍摄者理解拍摄对象的行为,也是完成目标的前提之一。如早期的西方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察时,采取了“每个人都将不符合自己习惯的事称为野蛮”(蒙田语)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并不理解原住民的习惯,而以己度人。当然还有是采取了阶梯式发展的机械模式思考,认为古老的、过去的就是野蛮落后的,新近的才是先进的。正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指出一位中国人类学者使用这种思考模式撰写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纳人》的错误时讲的:“远方照耀了①近处,近处也能照亮远方”。“远方”与“近处”的沟通在于理解。

影像拍摄除去必要的设备和技巧,如果使用摄影的术语就是采用平视的角度取景,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位进入取景框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族别地域,他们的行为在拍摄者眼中都是和你一样的人,都有合理的动机,都有被认可的行为方式。相反,你认为他们是和你不一样的人,就会出现先入为主的取舍,把纪录搞得支离破碎,成为片面、单一的纪录,成为一次毫无价值的拍摄。

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说出自己点滴的体会,供有兴趣者参考。

还要感谢帮助我完成《市场谱代》、《和平使者》、《无农之村》的丁宏广,正是在他的资助下才完成拍摄的。同样要感谢贵州省谢勤生先生的接待安排,提供了拍摄的机会。也要感谢计家窑村的田大虎和田四女,在近一年的拍摄中都是吃住在他们的窑洞里,温馨舒适,不能忘怀。

①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著:《我们都是食人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193页。第一部窑洞窗口拍摄时间:2008.3.1-2009.1.27拍摄地点:计家窑村绪说对贫困的诠释

我对贫困的第一次体验,是在1969年3月至1970年3月间,有一年时间。

此年3月10日,早饭后,接到通知,一名公安人员把我送回家。到家时,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公安人员对母亲讲,我在家只能待三天,做些准备要按时离京。他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母子相对,一时语塞,不知要说些什么,不知从哪儿说起。母亲终于开口:“你爸在党校学习班,回不来。”当时,平鲁县革命委员会已接受我到计家窑村插队落户。

3月11日,母亲带着我上街,先在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拍了一张母子合影,接着又买了一只绿色帆布箱用来装行李。在母亲的提议下,我们二人还在前门全聚德吃了一顿饭。一张照片、一顿饭,母亲的行动中似乎有诀别的含义。

12日,在家陪母亲一天,不知为什么,母子间也依然没找到话题,没有什么交流,只是相互守着。

13日,上午8点在北京站乘车,母亲怕母子分手情绪不能控制,就委托来北京办事的李敏叔叔送我。李敏叔叔1946年至1948年当过平鲁县长,后来南下,在云南工作,是母亲的战友,也是平鲁人。在车厢里李叔叔对我说:“去吧,了解了农民,才能了解中国。”还说:“如果待不下去,就到云南来找我。”

对于第一句话,我至今努力46年,还很难说对农民有十分的了解,依旧在思悟,多年中,我不仅用头脑思索,还用腿、用眼睛思索,跑遍了中国,寻觅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而对第二句话,住进计家窑村不用三天就明白了,农民的苦日子,我也能一起过下去,直到一年后被借到公社,不到半年时间,又去了县上,一年后,离开了平鲁。

同日,下午6点到了大同。在候车室坐了一夜,第二日上午9点又换车,下午一点到了朔县。

15日,又换乘长途车,长途车就是一辆卡车,人站在车厢里,扶着车帮,免得被颠倒。早6点发车,8点到平鲁县城井坪镇。

我大舅是贫宣队员,进驻县城商业部门,住在西街饭馆的后院,我自然就投宿在这里。下午捎话回村,第二天上午,树小赶了一匹骡子,近晌午到了井坪,他比我大两岁。午后,用骡子驮上行李,大舅、我和树小,三人上路。出了北坪就是山路,又是漫山积雪,深一脚,浅一脚,直到麻黑了,才到了村里。

老远听到了狗咬声,走近才看清,村坡上站着很多乡亲,都来看从北京来的我。

村里人称我是田德胜(二舅名)的外甥,时间久了又改称计家窑的外甥。

计家窑村,顾名思义,是计姓家的住所,以姓氏命名的村子占全县400余自然村的1/4弱。村人口传,计姓落户北山是在明代。蒙人退回边墙外后,朝廷施行屯军驻防,称老军营,1481年(明成化十七年)建平虏卫。清朝时领土扩充至蒙古,忌讳虏字,改名平鲁县。(计姓祖先奉皇命从太原府到此地屯驻,有碑为证,1967年碑毁无存)明时平鲁为边陲,居民全为军籍没有民籍,土地分屯田与赡军地、赏功地、免征地,七三开,没有什么自耕农、地主一说,到了清朝,朝廷对土地控制还要严些,1625年、1677年、1887年曾经三次丈量核查,六成以上依然是官田。

1911年辛亥革命,山西宣布独立,土地实行私有制,可以买卖、典当、租当、租赁,归个人所有,以土地多寡分,出现财主、富户、自耕农、佃户等。

1931年统计,财主富户占总户数的19.8%,人口占20.4%,拥有土地25万余亩,占全县总耕地的49.6%。自耕农户占37.4%,人口占37.2%。贫困户占42.8%,人口占42.6%。1948年实行“土改”,全县①土地人均分配,每人21亩。计家窑村“土改”时定了一户地主,人均不到这个数,约15亩。1956年计家窑属双碾乡的大队,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个人名下每人有2分自留地。自留地也有被收回的情况,如1958年“大跃进”,1967年“文化大革命”,后又被重新分配。

① 县域资料均引自《平鲁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史书载,1526年(明嘉靖五年)全县有5400户,人口21000人,士兵万余。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人口变化不大,为23700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口为42929人,增了近一倍。1969年时,全县人口又增了两倍,为121573人。计家窑有54户,246人。

计家窑村属山地丘陵,全年温差在15℃左右,最大时达34℃,无霜期只有110多天,土壤以灰褐土为主,海拔在1600米至1800米,降水量440毫米,主要作物是小日期杂粮,有莜麦、豌豆、马铃薯、糜黍、胡麻等,还有少数蚕豆、黑豆、扁豆、荞麦,每年要种几亩胡萝卜,为村民腌酸菜用。全村有两口井,一个麻河。麻河就是人工挖的蓄水池,直径约20米,靠下雨积水,给牲畜饮水,旱时井水少,人也饮用。全县有1/3的村子没有水井,要挖一种旱井,一二米深,用黏土涂抹井壁防止渗水,井口有一两条手指粗细的小水壕,天一下雨,雨水顺壕流入旱井,积攒使用,井口有个木盖,防止草屑、沙尘飘入,还要加个锁,也是防止小动物侵扰。我在小路庄村喝过这样的水,煮开的水盛在玻璃杯里,浑浊的程度不亚于橘子汁,不过颜色是土黄色。

计家窑村的粮食产量平均亩产不过七八十斤,合作化以来,人均分配在年300斤左右。我在2009年查档案时,见1981年全县“三干”会县革委主任的报告中讲:全县人均分配从合作化起计算,年不到①300斤,低于新中国成立前人均占有粮食。300斤毛粮加工成食用粮,不过210斤左右,人均每日可食用粮为0.57斤。即便是大人孩子拉平,1955年全县建立初级社、1956年全部过渡到高级社,直到1981年全县实行包产到户,中间26年,农民持有的口粮,是不足以温饱的。

我到计家窑的当晚,给我吃的第一顿饭是炒块垒,这是一种用莜麦面粉和少量水炒制而成的饭食。其他人没有吃,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已经吃过晚饭。

① 1980年县档案《田雨润在四干会上的报告》。

后来才知道,炒块垒太浪费面,村里人很少吃,这是招待客人才吃得上的,二舅家的其他人并没有吃。当晚我只吃了几口就放下,觉得不习惯,不易下咽。

就饭的有一小盆胡萝卜酸菜,这是每家必备的,长年食用的菜,除此外,没有任何其他蔬菜。我曾从北京专门买到一些大白菜籽,村里只种过一次就放弃了。原因是用大白菜腌酸菜不经吃,还要占用种胡萝卜的菜地。

我住二舅家,头两个月,因为我的口粮是按知青标准由公社粮站供应的,全年有528斤,买回来的全是玉米,自己磨成玉米面。二舅家孩子多,共有九个孩子,当年已有了八个,老三过继给大舅了,第九个孩子是1971年出生的。我的口粮帮助二舅家渡过了春荒,也只是支持到五六月份。夏天,我和一些青年到十里外的地方修公路,这是计家窑村第一次与县城接通的路,晌午我很累,懒得回村吃午饭,其他人给我捎,那是我第一次吃一种被称为“噎兰眼”的食物,“噎兰眼”是村里人起的诨号,形容这种豌豆面做的窝窝头,颜色接近黑色,吃到嘴里,越嚼越多,难以下咽。晚上,孩子们都睡了,二妗子就悄悄煮两个鸡蛋给我吃偏食,担心城里来的我吃不下这个苦,同时还把她的大儿子拍醒,把鸡蛋塞到被窝里,让大虎躲在被子里吃,免得被别的娃看见。

我母亲多次劝二舅不要生那么多孩子,生活不好,孩子多了怎么养活?二舅不这样认为。村里大部分与二舅年龄相仿的人,成家的一般都有五六个孩子。孩子多,有两个考虑:一是因为口粮全部由农业社集体分配,没有其他来源,分配时按人口平均分,多一个孩子多一份口粮,还有一份国家供应的布票,二是孩子长大就是劳力,工分分配基本也是按劳力平均分配,收入就比孩子少的多些。由于重男轻女,男孩多了,成年后,因付不起聘礼,就娶不上媳妇,光棍多,如四拿糕兄弟五人,直到80年代他才娶了一个从内蒙古来的姑娘做媳妇,姑娘给他生下一个男孩,就跑回去了,五拿糕两年前支付了5万元,才与一位四川女人成家。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我在计家窑的一年中,还吃到过一次肉。秋季庄稼成熟,吴家窑村的一个村民到计家窑地里偷庄稼,被发现,罚200斤豌豆给村上,村里用豌豆换回40斤猪肉,一驮沙果,几十斤麦子,村里还做了一槽豆腐,分给村里人过中秋。

二舅家分了九斤麦子、一斤肉、二斤豆腐、二十几粒沙果。全家人吃了一顿饺子。这事出了名,传到县上,一个副县长对我说:“听你舅舅说是你干的,我不相信。”“发现丢庄稼的还真是我。”我回他,九斤麦子能磨多少面,一人才吃上十几个饺子。这位副县长也无言可对。

我抽到公社工作后,还碰上过三件有关吃的事情。一次是公社开全社村支书会,有二三十个村支书到了,中午公社食堂供应一顿饭,每人要交半斤粮票,二角钱,与平时干部下乡吃派饭交的一样,大部分村支书都自带些粮食,由公社开证明到粮站卖了粮,才能交上粮票和钱,个别支书直接交了。吃饭时,我发现红娘墓村的支书不在了,就问公社贾会计,他告诉我,他去村里讨吃去了,每次开会都这样。他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还是个营级,因犯了错误回了村,当了支书,他的转业费也全搭上了,村里也没有起色,春天庄稼都种下了,他就开上介绍信,带着全村人去讨饭,到了大同被地委的人看到,硬是被劝回,他就用这种办法告诉人们,农民的日子无法过下去了。可又能怎样?

另一次,是侯港大队私分了胡麻油,支书被叫到公社谈话。公社郭书记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劝说这位支书把多分的油退回去。这位支书是个残废军人,脾气暴,大喊大叫,说:“农民多吃几两油怎么了,那也没有城里人供应的多,老子不退,你能把我咋了?”郭书记也毫无办法。

还有一次,是县武装部政委李发下乡要来双碾公社。公社书记犯了愁,公社食堂一点肉腥都没有,拿什么招待他呢?有人出主意:食品站养了一只狗,不如要来杀了吃,也不用花钱。公社就叫村里的郭五来把狗杀了。大师傅不会做,还是我试着炒了一盆狗肉,李发还觉得好吃。

而农民养猪、养羊、养鸡,却吃不起肉和蛋,是被贫困所累,猪、羊不得私自宰杀,要缴供销社收购,即使偶有农民把自养的猪杀了,退了毛的猪也要缴,县档案局至今还保存了一份记述双碾公社收购白①条猪的情况材料。村人卖猪、羊、鸡蛋所得的这几个钱,买必需的粗盐腌菜、煤油点灯、火柴生火等。

那时人都吃不饱,何况牲口,只吃糠、山药(马铃薯)皮、野菜的猪也养不肥,卖不了几个钱。连细盐都买不起。我住在二舅家,来串门的人多了,灯点的时间就长了,二妗子有时叨叨,自我来了煤油也用得多了。很多人家吃完晚饭就把灯吹了,黑着说会儿话,早早就睡了。村人更没有什么精神会餐,那些所谓好吃的食物他们从未见过,村人说,毛主席不过天天吃糕吧。黄米面糕是村人知道的最好食品了。

① 1959年县档案《县委关于公社杀猪情况内查报告》。

那时的计家窑不仅吃不饱,饭差,还有就是缺衣少穿。成年人,不论男女,多数人四季就一身衣服,冬季絮上棉花成棉衣,夏季掏出棉花成夹衣,直到穿烂为止。穿法叫空心棉袄,没有内衣、内裤,只有一件布做的褚腰,如城里人的背心,四季不离身,同样冬可以絮棉。寒冬时零下二三十度,成年人外穿羊皮袄,都是自家养羊剥皮,请皮匠鞣制而成,没有面子,称光板皮袄,上面带领的皮袄只有城里的干部才穿得起。鞋都是自家女人纳制,没有人可能买鞋来穿。我在村里时有四个青年到太原工厂做轮换工,他们穿的是城里买的鞋,其中一人穿上了皮鞋,村里人是第一次见。冬天,男人一般戴狗皮帽子抗寒,也有青年为了帅气,找机会就套狐子(狸),做顶狐皮帽子,二拿糕那时就戴了一顶。未婚女孩,到了夏季也有买几尺花布做汗衫的,极少。村里有一位公社干部家属有台缝纫机,缝一件衣服,付她一个工分就可以了。我来了后,二妗子常到麻河给我洗衣服,村里人都觉得奇怪,哪有那么多洗的?

男人们从不理发,头发长了用小刀剃。我好奇,也剃了一次,剃得头皮生疼,从此,我为了理发宁愿来回走60里路到县城,再也没有剃过。不洗脸、不刷牙、不洗澡,不是不卫生,也是贫困所致。我到城里工作后,一次在街上遇到树小赶车进城买炭,看到他双手结了一层黑痂,关节处弯曲可见一条条红缝,露出肉色,我说:“你也不洗洗,我带你去澡堂洗个澡吧!”他说不用,洗了冷。

中年以上的妇女,尤其是老人,喜欢一种黑绒布做的帽子,当地不好买,我回京时候给她们捎了很多顶。每顶要花去四五元。可见人们还是喜欢漂亮。

也有个别人还托我买过灯芯绒布,用灯芯绒做的衣裤就是最时髦的了。但有家室的人,是买不起的,一般是青年人的专利。

男人抽烟一般是当地种的小兰花,抽烟的人会在自留地种些,一个漂亮的烟锅是男人所爱,白铜锅,配上玉咀子,红荆条的烟杆儿,系一个羊皮烟袋,还有请铁匠打的挖钩。抽水烟的也多,烟具是用羊腿骨做的,一头用小口径子弹壳倒过来插入胫骨做烟锅,另一头安进一根细铜管当烟嘴儿,尤其是用比较肥的羊的羊腿做的,抽时间长了,羊枪磨得红亮。我也给村人从北京买过十几只玉烟嘴,那时只要几块钱就可以买一支。计家窑尽管很穷,但像买绒帽、玉烟嘴点缀生活乐趣的行为,人们有机会也不会放过。我对那里的贫困无能为力,却愿意在每次回京时去跑商店,满足他们这一点点的要求,乐此不疲。

计家窑村前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沟,村中有一条东西方向的沟与之交汇,呈丁字形,村民的窑洞就垒在沟口两侧的坡上,有窑洞的台地三四层,还有少数土窑洞,挖在靠西的后沟。村对面是山地。1969年前没有公路,出门就要爬山,或顺沟走。运输就靠骡、驴驮子,有了公路后队上买了辆皮车。

多数村民垒得窑都是三孔(间),左右两孔有火炕,中间的是过道兼放杂物,一般要放两三只大瓮,腌酸菜用,也可以放粮食。每铺炕连着一个灶,灶边放着一个风箱,手拉鼓风助火。生火柴主要是圪针枝(沙棘杆枝),专门在山上刨的,每家院子里都可以看到待风干的圪针枝,冬天也烧些煤炭。炕面上铺席子,条件好的人家铺苇席,差的铺玉米秆席,两者一张差二三元。进窑后,或者是客人,都要上炕,盘腿坐在炕上,没有桌椅,靠后窑放了一个掀盖的平柜,放杂物。有的人家还要画上墙围子,就在炕面的两侧,请油匠画,美化一下,画的题材是些花鸟,也有时兴的样板戏人物。

卧具有羊毛毡和被子。我在和尚璧村一户人家看到既没有席子,也没有被子,直接睡在炕上,盖烟道的石板被蹭磨得光亮,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1970年初,我和二拿糕赶着毛驴车去县城卖胡麻油,然后再买炭,住过一次车马店。在井坪的北街上,住一晚每人两角钱,可以拴牲口,自带粮食,店上的人在灶上当着客人的面做饭,表示没有欺瞒。我们带的是莜面和山药,因为是出公差,是从队上领的,那一晚我们每人吃了一斤面的蒸窝窝,还有几斤蒸山药,那是我吃的最多的一次,路上不好走,溜溜走了一天。客人要自带行李,店里不提供,我们没有带,只好睡光板,炕烧得很热,下面烙,上面冷,直到后半夜,炕冷些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我实在坚持不了了,跑到县委机关找熟人借宿了。旧城东门里也有一个车马店,我去是看一位前辈,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开小差回家了,后来落得在车马店给人喂牲口,他没有让我进店里,只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这个店是什么样子就不知道了。

在村里,得了病就是一件棘手的事。一般头疼脑热的小病,村人称“闹霍乱子”,把指尖刺破放出血,或拔火罐解决。公社有个卫生站,县上也有医院,但村人却很少走出门去诊治病患。富贵的小女儿发烧,邻村的赤脚医生被叫来帮助看,我也赶去了。这位李医生面对高烧束手无策,竟给三岁的孩子灌冷水,说可以降温。孩子转成肺炎,当夜就死了。村里人却也不怪那个医生,还说去世不久的奶奶把孩子招去了。一次一个19岁的后生闹肚子,痛得在炕上打滚,情况紧急,村里就用两头骡子,前后用两根木棍搭了一个担架,连夜送往县医院,第二天送病人的人回村,说人没了。县医院的大夫说是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但没有成功。

我第二次对贫困的体验,是自2008年3月1日始,至2009年2月初结束。

与第一次不同,上午8点从北京西客站出发,或乘长途客车,当天即可到达计家窑村。距离没变,时间缩短了,时间的弹性也使距离有了弹性,得益于新建的高速公路。与上一次离开,过去了38年,计家窑人依然贫困。

在完成这次田野拍摄后的半年多,我又返回去找二拿糕,向他了解1980年冬村里分田单干的细节。同时,我还了解到平鲁是省定点新农村模范示范区中的一个,要农民三分之一进城,三分之一搬到移民村,三分之一的地要退耕还林,计家窑也被划进去了。

至今,这项新农村的计划仍在执行中,双碾乡的一些村子已经全部搬空了,这些存在了四五百年的村子从此消失了,依赖这些土地生存的人们也永别了这些黄土。计家窑的人虽然也被迫放弃了农耕,再也收获不到一粒粮食,却仍有人倔犟,继续住在老窑里,这样的人家有二三十户。二舅家的九个孩子,有的搬到了井坪,有的搬到了外地,村里只留下二女、大虎、三虎三家,孩子们也走了。

我拍摄的这些照片竟然成了绝版,照片里记录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

自我在拍摄期间安兆龙去世,至今计四小、赵玉梅、黄三六、玉芬、计均、李秀兰、张裕、计明也先后离世。这本影集也算是为他们献上的祭奠。

自1981年5月始,村人春播下的种子,秋里收获就归了自己。种什么、卖什么,都由个人盘算,再没有什么人束缚他们,收入多少,剩下的要看粮食卖成什么价钱。养几只羊、几头猪、几只鸡也没有什么规定了,肯下苦,多种、多养自会多得。分田单干时,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没有变化,人均分得十亩,比“土改”时减少了三分之一。家家户户种地都使用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少数人还用机械,包括耕地、脱粒等。亩产量翻了一番,有的品种还多些。这样的收获量使得人们全部过上了温饱的生活,吃饱穿暖已不成为问题。

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己选的,在平鲁,郭家窑公社薛家窑大队是在1979年春天第一个这样干的村。到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农①村工作问题座谈纪要》,文件明确作出已经包产到户的要重新组织起来,一律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薛家窑的事被下乡的县领导发现了,遵照中央文件,县委常委们开会要制止这件事,一位地委领导表示允许薛家窑当年不要变。第二年上面的态度变了,下面也就止不住了。单干这个词源于合作化初期,指那些不愿入社的户为单干,依然坚持种“土改”时分给自己的地。计家窑的单干,是1980年9月中共中央②下达文件允许后的事。当年冬,村支部把地好赖搭配分成四组,抓阄决定,各组二次按人平均分给各户,牲口、农具也随地分了,按作价平分,以现金补实物差价。分到各户的土地直到2009年一直没有变动,除个别户,如四结磕长年坚持开荒,新增些地,各户人口增减土地不动。退耕还林,重新丈量土地,按包地数量,政府每年每亩补助160元,8年后按每亩90元补助,补助8年。除减少人口多的人家,大部分的家庭单靠补贴是不能维持生计的,只有一户仅靠补助可以维持。

①《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917页。

②《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925页。

在习俗方面,绝迹几十年的老例全部回潮,而且花销之多也超过往日。恰逢安兆龙去世,村里人说他是迄今村里最长寿的人,丧事办了三天,请了戏班子,纸匠搭棚,花费要上万元,幸好有四个女婿,平均分担。婚事花费就更多了,婚宴也是请专门的人操办,还要有车队迎送,婚服也是专门购买,有的女方还要求在井坪买房等,十几万至几十万不等。我去村子不几天,遇龙抬头节气,树小的弟弟天树还组织了一场踢秧歌表演。村里人玩耍踢秧歌在20世纪60年中期被县①上禁止,但村里人有时还玩一下。“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禁绝,现在又传给了下一代,孩子们也热衷于此。每年春节,全村人要依黄历看喜神的方向,在村外行集体礼拜,在外的人都要赶回来,祈祷新的一年人口、牲畜平安。

① 1963年县档案《中共朔县县委关于禁止公社、生产大队成立剧团的通知》。

单干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人口与土地矛盾增大。粮食产量增长有限,市场价格少增,维持温饱尚可,但生活费用不断上涨,什么都要花钱买,家家户户的迫切要求是增加现金收入,这就导致要找到种地之外的谋生之路。二舅家的孩子,有两个搞起了长途客运,有开小店的,尤其是第三代,都到井坪寻活路,在建筑工地开铲车的有几个。安兆龙的四女婿在井坪开了一个焊接铺子。当地是产煤区,跑运输的也多些。赵家兄弟摆摊擦鞋,计有去世后,三个儿子带着老母在朔城区拾荒,老大对我说,单干后最大的好处是自由了,想干什么干什么。

这次田野观察纪录的照片,选用了多数劳动场景,为的是反映农民的主要生活生产内容,为拍到每家每户的情形,每日需要走二三十里,上山下沟,一块地一块地去找,这些地离村最近的也有半里地,大部分要走出去几里地,远的有近十里。单干的农民不再像集体化时由队长吆喝着、监督着去劳动,都早早出了地或上了场。忙时全家人都要出动,大人、孩子一起干,虽然一些年轻人到井坪去找工作,留在村里的依然苦重。

距这本影像纪录的拍摄已过去7年,2015年10月又有机会再返计家窑村。得知照片中的主人计有、四结磕、李秀兰、赵玉梅、计均、张裕都先后离世。

计家窑村是第三批退耕的村子。全乡只有山角嘴、雄沟梁村两个村子,加上东水洼村的一户自主选择没有施行退耕还林。计家窑村2012年退耕的土地不再允许种植农作物,双碾乡政府2013年以每亩300元的价格将其中部分土地转租给私人牧场种上了苜蓿,余下的土地至今也没种树。村民觉得吃了亏,2014年又有部分重新种了庄稼。窑洞窗口2009.1.27 灰咀子 正月初二,全村人拜喜神。2009.1.27 柳树园 面朝东南拜喜神。2009.1.27 柳树园 祈愿人畜平安。2009.1.27 升小家院 成人指导,孩子们踢秧歌。2009.1.27 天树家西窑 张三(张斌强,16岁)。2009.1.27 天树家西窑 小二旦(计建平,12岁)。2009.1.27 天树家西窑 张三和伟小(李伟,16岁)。2009.1.27 天树家西窑 东东(田栋,16岁)。2009.1.27 天树家西窑 利斌(计志国,17岁)。2009.1.27 天树家院 军小(张斌,22岁)。2008.3.9 升小家院 龙抬头,天树(计德昌,55岁)扮赵云。

2008.3.9 升小家院 大虎(田维国,47岁)扮老汉。塞外的气候使当地人只种半年的地,剩下半年只干切草、喂牲口、放羊、拾柴等一些杂活。玩麻将、踢秧歌找些乐子,打发时光。踢秧歌是一代人一代人往下传,参与者大部分是男人,也有少数女人加入。2008.3.9 天树家西窑 四拿糕(计成斌,50岁)扮老娘。丑角。2008.3.10 下水头村 每年骡马会,买卖牲口的村里人也会赶来。2008.4.22 回村路 春天的雪。①2008.4.27 回村路 秀园(王秀英,60岁)和二厚家(杜二女,64岁)。

①“二厚家”,代指二厚的妻子,农村沿袭旧称“××的妻子”称“××家”。此后不再单独作注。2008.6.25 后窑沟口 升小(李文义,47岁)挑土垫圈。

2008.9.24 天树家院 从左至右:海牛(计海华,23岁)、天树、小三(赵金鱼,53岁)、三鬼(计成林,56岁)修脚。2008.5.11 灰咀子 上学。2008.6.29 四女家的山药窖 四女(田玉兰,43岁)取山药。2008.5.13 计金花家院 二仙花(赵生花,62岁) 切山药种。2008.5.13 二毛家山药窖 从左至右:二厚家、二毛(计成亮,64岁)、二女(马英,53岁)。2008.5.12 城吉地 四结磕(计四小,74岁)。2008.5.11 萝卜园 四小家(川籍,彝族),年龄、姓名不详。2008.5.11 灰咀子 黄侉子(黄春蓉,43岁,川籍)。2008.4.23 树小家院 树小(计世昌,62岁)。2008.4.13 大虎家院 根桃(李根桃 ,4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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