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浙平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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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上试读：

这部影集是人类影像学的一次尝试。

在出现人类影像学这个专门术语前，摄影者在没有这个概念下的拍摄，无意间记录了人类学的材料，可以从19世纪80年代保存下的作品中证实。

清末，西方的摄影者开始涉足清朝的民族地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镜头，成为中国民族影像学的先河。

民国二三十年代伴随民族学的启动，一些年轻学者进入藏、彝、苗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虽然他们的考察更关注古文献的记载和考证，少有对普通民族同胞的访问，却也留下不少的叙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在田野考察中的影像记录。如庄学本先生先后在1935年、1941年、1948年办过三次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展。同时期进入藏区的拍摄者还有孙明经、蓝志贵等人。当然还不止这几人，还包括一些外国学者。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府实行民族自治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关注程度超过了人类学产生后的清朝、民国时期。其中政府组织拍摄的民族民俗纪录片，从1956年至1964年共有21部（121本），①这些影像资料是对世界人类学不可或缺的贡献，它的研究价值将在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不断挖掘。

①杨光海著：《民族影志田野集录》，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进入80年代，相关大学建立和恢复了人类学专业，至今，已出版了大量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专著，包括庄学本、孙明经等人的作①品重又展出并出版。可惜，作为人类影像学的进展乏善可陈。90年代初，法国成立国家人类学影像资料中心五六年后，派员来中国寻找合作，以为中国人类学资源丰富，应获得收益。我当时写了一部关于康巴地区藏族民俗的纪录片脚本，一些影视机构很有兴趣，却都因得不到主持者的理解，无法进行拍摄。朋友想把我介绍给法国学者，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我看了法国学者的合作意见书，他们的视野已经转移到城市人群，或者主体人群，已经不仅仅是民族学的角度。族群、社区概念大量引入人类学，甚至还有人类社会学等衍生术语。如此我主动放弃没有去见他们。尽管在新世纪，摄影有了普及式的发展，进入所谓读图时代，但作为可以命名人类影像学的作品依然鲜见。

①《庄学本相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定格西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作为人类影像学的作品，不同于新闻、纪实、人像等门类的摄影作品，我认为应在具备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考虑有人类影像学的价值：一、实地、实时、实名的纪录拍摄；二、人类特定族群、社区行为的相对完整的纪录拍摄；三、区别于（或有相连）其他学科的独立民俗纪录拍摄；四、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数量内的连续纪录拍摄。当然这些条件都是在人类学最基本的田野考察中才能实现。

这部影集共收录了我的五部作品。《窑洞窗口》记录的是北方黄土高原一个山区村落的农民行为；《市场谱代》记录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在市场中的行为；《和平使者》记录的是缅甸克伦族的一支，在割据状态下的行为；《村寨教堂》记录的是贵州以苗族为主的族群宗教生活行为；《无农之村》记录的是南方沿海同样是山区村落的农民行为。其中后三部作品并不完全符合前边列出的四个条件，个别条件缺失，仍可认为是人类学某个侧面相对完整的纪录。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算是人类影像学的作品？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用在人类影像学的现场改为田野纪录更为贴切。这里借用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一个概念，一个摄影师的拍摄行为规则，①即“发现决定性瞬间”，在瞬间的时间里认识到一个事实的意义。人类影像学田野纪录某个对象的衣食居生活、劳动生活、娱乐生活、宗教生活、婚姻生活、葬习生活等，即是将观察到的决定性瞬间定格，这个被固化的影像具有人类学的研究和观察意义。

被瞬间定格的影像是否具有人类学的意义由谁来决定？这个问题似乎不好回答，这还要回到布列松规则的延伸。布列松是摄影师，不是人类学者，他的作品呈现给我们的照片资料，罗伯特·德尔皮尔认为就是人类学资料，因为布列松纪录的画面是一种抓拍，而每一个抓②拍都是从时间连续体中提取出来的。这是某个历史时间连续发生的事件的纪录，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一个瞬间纪录的人的行为意义决定了照片是否具有人类学的意义。

①《珍藏布列松》，中国摄影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47页。

②《珍藏布列松》，中国摄影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13页。

这看上去是一个客观的标准，由照片显现的内容来决定。在抓住拍摄对象的瞬间行为之前，决定按下快门的却是拍摄者，在他的主观中认为在现场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或者相反，由于拍摄者的认知却遗漏了有价值的瞬间，成为无法挽回的损失。人类影像学的实践者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需要具备人类学的知识，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场合，尤其是在现场生活的族群、社区的人们，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人类学当中的主角，而是拍摄者赋予的。这就可以理解那个客观的标准，照片是否有人类学的意义却是主观造就的。

田野纪录的原则之一是拍摄者坚持观察者的身份，对拍摄对象不应存在丝毫的干涉，否则一份失真的纪录不但没有价值，还会带来误导他人的后果。所谓拍摄者的主观就是对观察到的客观事物的判断，可能造成断章取义的歧义，除了不可取的摆拍是有意造假之外，更危险的是拍摄者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存在偏差，形成亦真亦假的作品。

拍摄者理解拍摄对象的行为，也是完成目标的前提之一。如早期的西方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察时，采取了“每个人都将不符合自己习惯的事称为野蛮”（蒙田语）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并不理解原住民的习惯，而以己度人。当然还有是采取了阶梯式发展的机械模式思考，认为古老的、过去的就是野蛮落后的，新近的才是先进的。正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指出一位中国人类学者使用这种思考模式撰写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纳人》的错误时讲的：“远方照耀了①近处，近处也能照亮远方”。“远方”与“近处”的沟通在于理解。

影像拍摄除去必要的设备和技巧，如果使用摄影的术语就是采用平视的角度取景，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位进入取景框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族别地域，他们的行为在拍摄者眼中都是和你一样的人，都有合理的动机，都有被认可的行为方式。相反，你认为他们是和你不一样的人，就会出现先入为主的取舍，把纪录搞得支离破碎，成为片面、单一的纪录，成为一次毫无价值的拍摄。

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说出自己点滴的体会，供有兴趣者参考。

还要感谢帮助我完成《市场谱代》、《和平使者》、《无农之村》的丁宏广，正是在他的资助下才完成拍摄的。同样要感谢贵州省谢勤生先生的接待安排，提供了拍摄的机会。也要感谢计家窑村的田大虎和田四女，在近一年的拍摄中都是吃住在他们的窑洞里，温馨舒适，不能忘怀。

①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著：《我们都是食人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193页。第一部窑洞窗口拍摄时间：2008.3.1-2009.1.27拍摄地点：计家窑村绪说对贫困的诠释

我对贫困的第一次体验，是在1969年3月至1970年3月间，有一年时间。

此年3月10日，早饭后，接到通知，一名公安人员把我送回家。到家时，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公安人员对母亲讲，我在家只能待三天，做些准备要按时离京。他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母子相对，一时语塞，不知要说些什么，不知从哪儿说起。母亲终于开口：“你爸在党校学习班，回不来。”当时，平鲁县革命委员会已接受我到计家窑村插队落户。

3月11日，母亲带着我上街，先在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拍了一张母子合影，接着又买了一只绿色帆布箱用来装行李。在母亲的提议下，我们二人还在前门全聚德吃了一顿饭。一张照片、一顿饭，母亲的行动中似乎有诀别的含义。

12日，在家陪母亲一天，不知为什么，母子间也依然没找到话题，没有什么交流，只是相互守着。

13日，上午8点在北京站乘车，母亲怕母子分手情绪不能控制，就委托来北京办事的李敏叔叔送我。李敏叔叔1946年至1948年当过平鲁县长，后来南下，在云南工作，是母亲的战友，也是平鲁人。在车厢里李叔叔对我说：“去吧，了解了农民，才能了解中国。”还说：“如果待不下去，就到云南来找我。”

对于第一句话，我至今努力46年，还很难说对农民有十分的了解，依旧在思悟，多年中，我不仅用头脑思索，还用腿、用眼睛思索，跑遍了中国，寻觅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而对第二句话，住进计家窑村不用三天就明白了，农民的苦日子，我也能一起过下去，直到一年后被借到公社，不到半年时间，又去了县上，一年后，离开了平鲁。

同日，下午6点到了大同。在候车室坐了一夜，第二日上午9点又换车，下午一点到了朔县。

15日，又换乘长途车，长途车就是一辆卡车，人站在车厢里，扶着车帮，免得被颠倒。早6点发车，8点到平鲁县城井坪镇。

我大舅是贫宣队员，进驻县城商业部门，住在西街饭馆的后院，我自然就投宿在这里。下午捎话回村，第二天上午，树小赶了一匹骡子，近晌午到了井坪，他比我大两岁。午后，用骡子驮上行李，大舅、我和树小，三人上路。出了北坪就是山路，又是漫山积雪，深一脚，浅一脚，直到麻黑了，才到了村里。

老远听到了狗咬声，走近才看清，村坡上站着很多乡亲，都来看从北京来的我。

村里人称我是田德胜（二舅名）的外甥，时间久了又改称计家窑的外甥。

计家窑村，顾名思义，是计姓家的住所，以姓氏命名的村子占全县400余自然村的1/4弱。村人口传，计姓落户北山是在明代。蒙人退回边墙外后，朝廷施行屯军驻防，称老军营，1481年（明成化十七年）建平虏卫。清朝时领土扩充至蒙古，忌讳虏字，改名平鲁县。（计姓祖先奉皇命从太原府到此地屯驻，有碑为证，1967年碑毁无存）明时平鲁为边陲，居民全为军籍没有民籍，土地分屯田与赡军地、赏功地、免征地，七三开，没有什么自耕农、地主一说，到了清朝，朝廷对土地控制还要严些，1625年、1677年、1887年曾经三次丈量核查，六成以上依然是官田。

1911年辛亥革命，山西宣布独立，土地实行私有制，可以买卖、典当、租当、租赁，归个人所有，以土地多寡分，出现财主、富户、自耕农、佃户等。

1931年统计，财主富户占总户数的19.8%，人口占20.4%，拥有土地25万余亩，占全县总耕地的49.6%。自耕农户占37.4%，人口占37.2%。贫困户占42.8%，人口占42.6%。1948年实行“土改”，全县①土地人均分配，每人21亩。计家窑村“土改”时定了一户地主，人均不到这个数，约15亩。1956年计家窑属双碾乡的大队，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个人名下每人有2分自留地。自留地也有被收回的情况，如1958年“大跃进”，1967年“文化大革命”，后又被重新分配。

① 县域资料均引自《平鲁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史书载，1526年（明嘉靖五年）全县有5400户，人口21000人，士兵万余。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人口变化不大，为23700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口为42929人，增了近一倍。1969年时，全县人口又增了两倍，为121573人。计家窑有54户，246人。

计家窑村属山地丘陵，全年温差在15℃左右，最大时达34℃，无霜期只有110多天，土壤以灰褐土为主，海拔在1600米至1800米，降水量440毫米，主要作物是小日期杂粮，有莜麦、豌豆、马铃薯、糜黍、胡麻等，还有少数蚕豆、黑豆、扁豆、荞麦，每年要种几亩胡萝卜，为村民腌酸菜用。全村有两口井，一个麻河。麻河就是人工挖的蓄水池，直径约20米，靠下雨积水，给牲畜饮水，旱时井水少，人也饮用。全县有1/3的村子没有水井，要挖一种旱井，一二米深，用黏土涂抹井壁防止渗水，井口有一两条手指粗细的小水壕，天一下雨，雨水顺壕流入旱井，积攒使用，井口有个木盖，防止草屑、沙尘飘入，还要加个锁，也是防止小动物侵扰。我在小路庄村喝过这样的水，煮开的水盛在玻璃杯里，浑浊的程度不亚于橘子汁，不过颜色是土黄色。

计家窑村的粮食产量平均亩产不过七八十斤，合作化以来，人均分配在年300斤左右。我在2009年查档案时，见1981年全县“三干”会县革委主任的报告中讲：全县人均分配从合作化起计算，年不到①300斤，低于新中国成立前人均占有粮食。300斤毛粮加工成食用粮，不过210斤左右，人均每日可食用粮为0.57斤。即便是大人孩子拉平，1955年全县建立初级社、1956年全部过渡到高级社，直到1981年全县实行包产到户，中间26年，农民持有的口粮，是不足以温饱的。

我到计家窑的当晚，给我吃的第一顿饭是炒块垒，这是一种用莜麦面粉和少量水炒制而成的饭食。其他人没有吃，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已经吃过晚饭。

① 1980年县档案《田雨润在四干会上的报告》。

后来才知道，炒块垒太浪费面，村里人很少吃，这是招待客人才吃得上的，二舅家的其他人并没有吃。当晚我只吃了几口就放下，觉得不习惯，不易下咽。

就饭的有一小盆胡萝卜酸菜，这是每家必备的，长年食用的菜，除此外，没有任何其他蔬菜。我曾从北京专门买到一些大白菜籽，村里只种过一次就放弃了。原因是用大白菜腌酸菜不经吃，还要占用种胡萝卜的菜地。

我住二舅家，头两个月，因为我的口粮是按知青标准由公社粮站供应的，全年有528斤，买回来的全是玉米，自己磨成玉米面。二舅家孩子多，共有九个孩子，当年已有了八个，老三过继给大舅了，第九个孩子是1971年出生的。我的口粮帮助二舅家渡过了春荒，也只是支持到五六月份。夏天，我和一些青年到十里外的地方修公路，这是计家窑村第一次与县城接通的路，晌午我很累，懒得回村吃午饭，其他人给我捎，那是我第一次吃一种被称为“噎兰眼”的食物，“噎兰眼”是村里人起的诨号，形容这种豌豆面做的窝窝头，颜色接近黑色，吃到嘴里，越嚼越多，难以下咽。晚上，孩子们都睡了，二妗子就悄悄煮两个鸡蛋给我吃偏食，担心城里来的我吃不下这个苦，同时还把她的大儿子拍醒，把鸡蛋塞到被窝里，让大虎躲在被子里吃，免得被别的娃看见。

我母亲多次劝二舅不要生那么多孩子，生活不好，孩子多了怎么养活？二舅不这样认为。村里大部分与二舅年龄相仿的人，成家的一般都有五六个孩子。孩子多，有两个考虑：一是因为口粮全部由农业社集体分配，没有其他来源，分配时按人口平均分，多一个孩子多一份口粮，还有一份国家供应的布票，二是孩子长大就是劳力，工分分配基本也是按劳力平均分配，收入就比孩子少的多些。由于重男轻女，男孩多了，成年后，因付不起聘礼，就娶不上媳妇，光棍多，如四拿糕兄弟五人，直到80年代他才娶了一个从内蒙古来的姑娘做媳妇，姑娘给他生下一个男孩，就跑回去了，五拿糕两年前支付了5万元，才与一位四川女人成家。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我在计家窑的一年中，还吃到过一次肉。秋季庄稼成熟，吴家窑村的一个村民到计家窑地里偷庄稼，被发现，罚200斤豌豆给村上，村里用豌豆换回40斤猪肉，一驮沙果，几十斤麦子，村里还做了一槽豆腐，分给村里人过中秋。

二舅家分了九斤麦子、一斤肉、二斤豆腐、二十几粒沙果。全家人吃了一顿饺子。这事出了名，传到县上，一个副县长对我说：“听你舅舅说是你干的，我不相信。”“发现丢庄稼的还真是我。”我回他，九斤麦子能磨多少面，一人才吃上十几个饺子。这位副县长也无言可对。

我抽到公社工作后，还碰上过三件有关吃的事情。一次是公社开全社村支书会，有二三十个村支书到了，中午公社食堂供应一顿饭，每人要交半斤粮票，二角钱，与平时干部下乡吃派饭交的一样，大部分村支书都自带些粮食，由公社开证明到粮站卖了粮，才能交上粮票和钱，个别支书直接交了。吃饭时，我发现红娘墓村的支书不在了，就问公社贾会计，他告诉我，他去村里讨吃去了，每次开会都这样。他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还是个营级，因犯了错误回了村，当了支书，他的转业费也全搭上了，村里也没有起色，春天庄稼都种下了，他就开上介绍信，带着全村人去讨饭，到了大同被地委的人看到，硬是被劝回，他就用这种办法告诉人们，农民的日子无法过下去了。可又能怎样？

另一次，是侯港大队私分了胡麻油，支书被叫到公社谈话。公社郭书记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劝说这位支书把多分的油退回去。这位支书是个残废军人，脾气暴，大喊大叫，说：“农民多吃几两油怎么了，那也没有城里人供应的多，老子不退，你能把我咋了？”郭书记也毫无办法。

还有一次，是县武装部政委李发下乡要来双碾公社。公社书记犯了愁，公社食堂一点肉腥都没有，拿什么招待他呢？有人出主意：食品站养了一只狗，不如要来杀了吃，也不用花钱。公社就叫村里的郭五来把狗杀了。大师傅不会做，还是我试着炒了一盆狗肉，李发还觉得好吃。

而农民养猪、养羊、养鸡，却吃不起肉和蛋，是被贫困所累，猪、羊不得私自宰杀，要缴供销社收购，即使偶有农民把自养的猪杀了，退了毛的猪也要缴，县档案局至今还保存了一份记述双碾公社收购白①条猪的情况材料。村人卖猪、羊、鸡蛋所得的这几个钱，买必需的粗盐腌菜、煤油点灯、火柴生火等。

那时人都吃不饱，何况牲口，只吃糠、山药（马铃薯）皮、野菜的猪也养不肥，卖不了几个钱。连细盐都买不起。我住在二舅家，来串门的人多了，灯点的时间就长了，二妗子有时叨叨，自我来了煤油也用得多了。很多人家吃完晚饭就把灯吹了，黑着说会儿话，早早就睡了。村人更没有什么精神会餐，那些所谓好吃的食物他们从未见过，村人说，毛主席不过天天吃糕吧。黄米面糕是村人知道的最好食品了。

① 1959年县档案《县委关于公社杀猪情况内查报告》。

那时的计家窑不仅吃不饱，饭差，还有就是缺衣少穿。成年人，不论男女，多数人四季就一身衣服，冬季絮上棉花成棉衣，夏季掏出棉花成夹衣，直到穿烂为止。穿法叫空心棉袄，没有内衣、内裤，只有一件布做的褚腰，如城里人的背心，四季不离身，同样冬可以絮棉。寒冬时零下二三十度，成年人外穿羊皮袄，都是自家养羊剥皮，请皮匠鞣制而成，没有面子，称光板皮袄，上面带领的皮袄只有城里的干部才穿得起。鞋都是自家女人纳制，没有人可能买鞋来穿。我在村里时有四个青年到太原工厂做轮换工，他们穿的是城里买的鞋，其中一人穿上了皮鞋，村里人是第一次见。冬天，男人一般戴狗皮帽子抗寒，也有青年为了帅气，找机会就套狐子（狸），做顶狐皮帽子，二拿糕那时就戴了一顶。未婚女孩，到了夏季也有买几尺花布做汗衫的，极少。村里有一位公社干部家属有台缝纫机，缝一件衣服，付她一个工分就可以了。我来了后，二妗子常到麻河给我洗衣服，村里人都觉得奇怪，哪有那么多洗的？

男人们从不理发，头发长了用小刀剃。我好奇，也剃了一次，剃得头皮生疼，从此，我为了理发宁愿来回走60里路到县城，再也没有剃过。不洗脸、不刷牙、不洗澡，不是不卫生，也是贫困所致。我到城里工作后，一次在街上遇到树小赶车进城买炭，看到他双手结了一层黑痂，关节处弯曲可见一条条红缝，露出肉色，我说：“你也不洗洗，我带你去澡堂洗个澡吧！”他说不用，洗了冷。

中年以上的妇女，尤其是老人，喜欢一种黑绒布做的帽子，当地不好买，我回京时候给她们捎了很多顶。每顶要花去四五元。可见人们还是喜欢漂亮。

也有个别人还托我买过灯芯绒布，用灯芯绒做的衣裤就是最时髦的了。但有家室的人，是买不起的，一般是青年人的专利。

男人抽烟一般是当地种的小兰花，抽烟的人会在自留地种些，一个漂亮的烟锅是男人所爱，白铜锅，配上玉咀子，红荆条的烟杆儿，系一个羊皮烟袋，还有请铁匠打的挖钩。抽水烟的也多，烟具是用羊腿骨做的，一头用小口径子弹壳倒过来插入胫骨做烟锅，另一头安进一根细铜管当烟嘴儿，尤其是用比较肥的羊的羊腿做的，抽时间长了，羊枪磨得红亮。我也给村人从北京买过十几只玉烟嘴，那时只要几块钱就可以买一支。计家窑尽管很穷，但像买绒帽、玉烟嘴点缀生活乐趣的行为，人们有机会也不会放过。我对那里的贫困无能为力，却愿意在每次回京时去跑商店，满足他们这一点点的要求，乐此不疲。

计家窑村前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沟，村中有一条东西方向的沟与之交汇，呈丁字形，村民的窑洞就垒在沟口两侧的坡上，有窑洞的台地三四层，还有少数土窑洞，挖在靠西的后沟。村对面是山地。1969年前没有公路，出门就要爬山，或顺沟走。运输就靠骡、驴驮子，有了公路后队上买了辆皮车。

多数村民垒得窑都是三孔（间），左右两孔有火炕，中间的是过道兼放杂物，一般要放两三只大瓮，腌酸菜用，也可以放粮食。每铺炕连着一个灶，灶边放着一个风箱，手拉鼓风助火。生火柴主要是圪针枝（沙棘杆枝），专门在山上刨的，每家院子里都可以看到待风干的圪针枝，冬天也烧些煤炭。炕面上铺席子，条件好的人家铺苇席，差的铺玉米秆席，两者一张差二三元。进窑后，或者是客人，都要上炕，盘腿坐在炕上，没有桌椅，靠后窑放了一个掀盖的平柜，放杂物。有的人家还要画上墙围子，就在炕面的两侧，请油匠画，美化一下，画的题材是些花鸟，也有时兴的样板戏人物。

卧具有羊毛毡和被子。我在和尚璧村一户人家看到既没有席子，也没有被子，直接睡在炕上，盖烟道的石板被蹭磨得光亮，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1970年初，我和二拿糕赶着毛驴车去县城卖胡麻油，然后再买炭，住过一次车马店。在井坪的北街上，住一晚每人两角钱，可以拴牲口，自带粮食，店上的人在灶上当着客人的面做饭，表示没有欺瞒。我们带的是莜面和山药，因为是出公差，是从队上领的，那一晚我们每人吃了一斤面的蒸窝窝，还有几斤蒸山药，那是我吃的最多的一次，路上不好走，溜溜走了一天。客人要自带行李，店里不提供，我们没有带，只好睡光板，炕烧得很热，下面烙，上面冷，直到后半夜，炕冷些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我实在坚持不了了，跑到县委机关找熟人借宿了。旧城东门里也有一个车马店，我去是看一位前辈，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开小差回家了，后来落得在车马店给人喂牲口，他没有让我进店里，只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这个店是什么样子就不知道了。

在村里，得了病就是一件棘手的事。一般头疼脑热的小病，村人称“闹霍乱子”，把指尖刺破放出血，或拔火罐解决。公社有个卫生站，县上也有医院，但村人却很少走出门去诊治病患。富贵的小女儿发烧，邻村的赤脚医生被叫来帮助看，我也赶去了。这位李医生面对高烧束手无策，竟给三岁的孩子灌冷水，说可以降温。孩子转成肺炎，当夜就死了。村里人却也不怪那个医生，还说去世不久的奶奶把孩子招去了。一次一个19岁的后生闹肚子，痛得在炕上打滚，情况紧急，村里就用两头骡子，前后用两根木棍搭了一个担架，连夜送往县医院，第二天送病人的人回村，说人没了。县医院的大夫说是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但没有成功。

我第二次对贫困的体验，是自2008年3月1日始，至2009年2月初结束。

与第一次不同，上午8点从北京西客站出发，或乘长途客车，当天即可到达计家窑村。距离没变，时间缩短了，时间的弹性也使距离有了弹性，得益于新建的高速公路。与上一次离开，过去了38年，计家窑人依然贫困。

在完成这次田野拍摄后的半年多，我又返回去找二拿糕，向他了解1980年冬村里分田单干的细节。同时，我还了解到平鲁是省定点新农村模范示范区中的一个，要农民三分之一进城，三分之一搬到移民村，三分之一的地要退耕还林，计家窑也被划进去了。

至今，这项新农村的计划仍在执行中，双碾乡的一些村子已经全部搬空了，这些存在了四五百年的村子从此消失了，依赖这些土地生存的人们也永别了这些黄土。计家窑的人虽然也被迫放弃了农耕，再也收获不到一粒粮食，却仍有人倔犟，继续住在老窑里，这样的人家有二三十户。二舅家的九个孩子，有的搬到了井坪，有的搬到了外地，村里只留下二女、大虎、三虎三家，孩子们也走了。

我拍摄的这些照片竟然成了绝版，照片里记录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

自我在拍摄期间安兆龙去世，至今计四小、赵玉梅、黄三六、玉芬、计均、李秀兰、张裕、计明也先后离世。这本影集也算是为他们献上的祭奠。

自1981年5月始，村人春播下的种子，秋里收获就归了自己。种什么、卖什么，都由个人盘算，再没有什么人束缚他们，收入多少，剩下的要看粮食卖成什么价钱。养几只羊、几头猪、几只鸡也没有什么规定了，肯下苦，多种、多养自会多得。分田单干时，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没有变化，人均分得十亩，比“土改”时减少了三分之一。家家户户种地都使用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少数人还用机械，包括耕地、脱粒等。亩产量翻了一番，有的品种还多些。这样的收获量使得人们全部过上了温饱的生活，吃饱穿暖已不成为问题。

包产到户是农民自己选的，在平鲁，郭家窑公社薛家窑大队是在1979年春天第一个这样干的村。到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农①村工作问题座谈纪要》，文件明确作出已经包产到户的要重新组织起来，一律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薛家窑的事被下乡的县领导发现了，遵照中央文件，县委常委们开会要制止这件事，一位地委领导表示允许薛家窑当年不要变。第二年上面的态度变了，下面也就止不住了。单干这个词源于合作化初期，指那些不愿入社的户为单干，依然坚持种“土改”时分给自己的地。计家窑的单干，是1980年9月中共中央②下达文件允许后的事。当年冬，村支部把地好赖搭配分成四组，抓阄决定，各组二次按人平均分给各户，牲口、农具也随地分了，按作价平分，以现金补实物差价。分到各户的土地直到2009年一直没有变动，除个别户，如四结磕长年坚持开荒，新增些地，各户人口增减土地不动。退耕还林，重新丈量土地，按包地数量，政府每年每亩补助160元，8年后按每亩90元补助，补助8年。除减少人口多的人家，大部分的家庭单靠补贴是不能维持生计的，只有一户仅靠补助可以维持。

①《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917页。

②《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925页。

在习俗方面，绝迹几十年的老例全部回潮，而且花销之多也超过往日。恰逢安兆龙去世，村里人说他是迄今村里最长寿的人，丧事办了三天，请了戏班子，纸匠搭棚，花费要上万元，幸好有四个女婿，平均分担。婚事花费就更多了，婚宴也是请专门的人操办，还要有车队迎送，婚服也是专门购买，有的女方还要求在井坪买房等，十几万至几十万不等。我去村子不几天，遇龙抬头节气，树小的弟弟天树还组织了一场踢秧歌表演。村里人玩耍踢秧歌在20世纪60年中期被县①上禁止，但村里人有时还玩一下。“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禁绝，现在又传给了下一代，孩子们也热衷于此。每年春节，全村人要依黄历看喜神的方向，在村外行集体礼拜，在外的人都要赶回来，祈祷新的一年人口、牲畜平安。

① 1963年县档案《中共朔县县委关于禁止公社、生产大队成立剧团的通知》。

单干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人口与土地矛盾增大。粮食产量增长有限，市场价格少增，维持温饱尚可，但生活费用不断上涨，什么都要花钱买，家家户户的迫切要求是增加现金收入，这就导致要找到种地之外的谋生之路。二舅家的孩子，有两个搞起了长途客运，有开小店的，尤其是第三代，都到井坪寻活路，在建筑工地开铲车的有几个。安兆龙的四女婿在井坪开了一个焊接铺子。当地是产煤区，跑运输的也多些。赵家兄弟摆摊擦鞋，计有去世后，三个儿子带着老母在朔城区拾荒，老大对我说，单干后最大的好处是自由了，想干什么干什么。

这次田野观察纪录的照片，选用了多数劳动场景，为的是反映农民的主要生活生产内容，为拍到每家每户的情形，每日需要走二三十里，上山下沟，一块地一块地去找，这些地离村最近的也有半里地，大部分要走出去几里地，远的有近十里。单干的农民不再像集体化时由队长吆喝着、监督着去劳动，都早早出了地或上了场。忙时全家人都要出动，大人、孩子一起干，虽然一些年轻人到井坪去找工作，留在村里的依然苦重。

距这本影像纪录的拍摄已过去7年，2015年10月又有机会再返计家窑村。得知照片中的主人计有、四结磕、李秀兰、赵玉梅、计均、张裕都先后离世。

计家窑村是第三批退耕的村子。全乡只有山角嘴、雄沟梁村两个村子，加上东水洼村的一户自主选择没有施行退耕还林。计家窑村2012年退耕的土地不再允许种植农作物，双碾乡政府2013年以每亩300元的价格将其中部分土地转租给私人牧场种上了苜蓿，余下的土地至今也没种树。村民觉得吃了亏，2014年又有部分重新种了庄稼。窑洞窗口2009.1.27　灰咀子　正月初二，全村人拜喜神。2009.1.27　柳树园　面朝东南拜喜神。2009.1.27　柳树园　祈愿人畜平安。2009.1.27　升小家院　成人指导，孩子们踢秧歌。2009.1.27　天树家西窑　张三（张斌强，16岁）。2009.1.27　天树家西窑　小二旦（计建平，12岁）。2009.1.27　天树家西窑　张三和伟小（李伟，16岁）。2009.1.27　天树家西窑　东东（田栋，16岁）。2009.1.27　天树家西窑　利斌（计志国，17岁）。2009.1.27　天树家院　军小（张斌，22岁）。2008.3.9　升小家院　龙抬头，天树（计德昌，55岁）扮赵云。

2008.3.9　升小家院　大虎（田维国，47岁）扮老汉。塞外的气候使当地人只种半年的地，剩下半年只干切草、喂牲口、放羊、拾柴等一些杂活。玩麻将、踢秧歌找些乐子，打发时光。踢秧歌是一代人一代人往下传，参与者大部分是男人，也有少数女人加入。2008.3.9　天树家西窑　四拿糕（计成斌，50岁）扮老娘。丑角。2008.3.10　下水头村　每年骡马会，买卖牲口的村里人也会赶来。2008.4.22　回村路　春天的雪。①2008.4.27　回村路　秀园（王秀英，60岁）和二厚家（杜二女，64岁）。

①“二厚家”，代指二厚的妻子，农村沿袭旧称“××的妻子”称“××家”。此后不再单独作注。2008.6.25　后窑沟口　升小（李文义，47岁）挑土垫圈。

2008.9.24　天树家院　从左至右：海牛（计海华，23岁）、天树、小三（赵金鱼，53岁）、三鬼（计成林，56岁）修脚。2008.5.11　灰咀子　上学。2008.6.29　四女家的山药窖　四女（田玉兰，43岁）取山药。2008.5.13　计金花家院　二仙花（赵生花，62岁）　切山药种。2008.5.13　二毛家山药窖　从左至右：二厚家、二毛（计成亮，64岁）、二女（马英，53岁）。2008.5.12　城吉地　四结磕（计四小，74岁）。2008.5.11　萝卜园　四小家（川籍，彝族），年龄、姓名不详。2008.5.11　灰咀子　黄侉子（黄春蓉，43岁，川籍）。2008.4.23　树小家院　树小（计世昌，62岁）。2008.4.13　大虎家院　根桃（李根桃 ，4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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