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弘,吴元成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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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脉试读：
引子
我本书由何弘、吴元成合作完成，为了行文方便，总体以何弘为叙述人，无特别注明处，“我”即指何弘。和吴元成，都来自南阳。
南阳位于河南的西南部，相当于西藏在中国的位置；淅川位于南阳的西南部，相当于南阳在河南的位置。如果不是严重缺水的形势危及首都北京，恐怕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南水北调工程；如果不是南水北调工程，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丹江口水库——尽管自建成起它一直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三峡水库建成后库容、水域面积
超过了丹江口水库，但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至176.6米后，水域面积进一步增大，水域面积与三峡水库相当。。现在，即使大家已经知道南水北调最重要的中线工程要从丹江口水库引水到北京供应首都及沿线一些重要城市，但知道淅川的人仍然不多。多数人至今可能仍不知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渠首——就在淅川县一个叫陶岔的地方，丹江口水库差不多一半的水面也位于淅川县境内。
吴元成的老家在淅川县盛湾镇分水岭村。分水岭村就在丹江边上，到淅川县城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元成生于1961年，是家中的老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墓生子”，也叫“过得娃”，这是南阳一带对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孩子的称呼。1938年，元成的爷爷吴文魁大汗后喝了一瓢凉水，结果竟感染伤寒而去世。挺着大肚子的奶奶在族人的帮助下，将爷爷安葬在老家附近的南栈沟。不久，元成的父亲降生。20年后，1958年夏，元成的父亲感染上了和元成爷爷当年一样的病，久卧病床，瘦骨嶙峋，眼看不久于人世。那时，元成奶奶已在新中国成立初改嫁到埠口街赵家，而村里人人都在忙着大炼钢铁，无人照料元成生病的父亲。奶奶听说后，跑回分水岭，找人抬着儿子到埠口街求医，将养多日后，终于康复。当年9月，丹江口水库大坝在凤凰山、黄土岭开工，身体刚复原的元成父亲随着淅川民兵五师田川团，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六师、湖北天门县（今天门市）七师一起，组成右翼兵团，鏖战在丹江口右岸工地；均县师、郧县师、机械化师等在左岸、坝基处施工。10万大军住草棚毡房，吃粗茶淡饭，手持简单的工具，胸怀火热的斗志，要把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倡导的南水北调的构想变成现实。
1960年麦收时分，元成父亲和乡亲亲手修的大坝围起的水库将要蓄水淹掉自己的家。大批淅川库区群众要么支边青海，要么在丹江口修大坝，老家劳力不足，元成父亲和上万民工一起被抽调到尚未淹没的淅川县古镇李官桥一带割麦。奶奶操心儿子的婚事，趁机带着一个女孩子，从埠口街来和自己的儿子见面。这期间，因苏联撤走专家，以及大坝因赶进度出现质量问题，暂停施工，各县民工多数返乡。元成的父亲也返回分水岭，不久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元成。
元成说，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最早的记忆始于1966年。一天，父亲带着四五岁的元成过丹江，小划子走到清澈的江心时，父亲给他一枚硬币，让他扔进江里，以保平安。这是元成第一次去丹江岸边香严寺下寺附近的古镇埠口街。如今，老埠口街和香严寺下寺早已被丹江口水库淹没。当元成和父亲到达埠口古镇的时候，姑父和姑姑正在房坡上揭瓦，满脸满身灰土，他们在拆除自己的家园，要移民湖北。这年夏秋之间，元成的姑父彭德洲一家、1959年到青海省德令哈支边刚刚跑回来的大伯吴占定一家、大姨夫乔松山一家、六爷吴文禄一家，还有此时已离婚的奶奶，随着数万移民大军迁到了数百公里的湖北荆门县（今荆门市）、沙洋县、钟祥县（今钟祥市）。
后来，因连年天灾人祸，加上家中不断添丁增口，淅川老家分水岭生活困难，元成先后三次前往荆门，跟随奶奶生活。元成说，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腊月间。天不亮，分水岭还在沉睡中，父亲就把他叫醒，母亲帮他穿上小黑棉袄，在瑟瑟寒风中离开分水岭。先步行穿过八里沟，再坐小划子，再步行，赶往张营码头买票上汽船轮渡，傍晚抵达丹江口大坝附近的河南码头，再步行到丹江口火车站，坐上前往荆门的火车。这是元成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新奇得很。第二天到达荆门县后，又坐汽车，最后步行前往奶奶所在的移民点。父亲停留了一天后，把元成撇在那里，整整一年。奶奶后来告诉他，父亲去接他回淅川时，几乎认不出他了。当时他正在村后的大渠里玩水，身上泥糊糊的。
回来不久，奶奶从湖北荆门回来探亲，临走，又把元成带往荆门。大约半年，因为要上学，父亲又把他接了回来。小时候，因为两省来回跑，元成很顽皮，不好好读书，常逃学、打架，学习自然不好。本家二大（淅川人称父亲为大大，二大就是二叔）是民办教师，曾用课本敲打他：脑袋瓜是砖头瓦块砌的，还用石灰灌过缝。
当时
正好大伯回淅川，大约是因为械斗要返迁，想在当时还是邓县管辖的九重公社落户。回荆门时，顺道把他带走。大伯为了省钱，从荆门火车站下火车，不坐汽车，一直哄着让他步行。这次元成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然后，父亲在送大妹子爱菊去荆门小住的时候，把他接了回来，这才开始好好上学。
元成的奶奶有先见之明。1985年寒假，奶奶思乡心切，要正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元成接她回河南。她说，我跑了一辈子了，不想死在外面。元成接到她，老人家要去北京看毛主席纪念堂。她说，毛主席活着，我没见过，我现在要去见见。从毛主席纪念堂出来的时候，元成看到她掉泪了。除夕晚上，元成和奶奶坐火车返回河南，又转汽车回到淅川分水岭。之后几年间，奶奶身体开始变差，经常卧床不起。她指着屋后的一棵楸树说：娃子，给我看好了，我百年后，用这个给我做枋子。枋子是南阳方言，就是棺材。在奶奶还能跑得动的时候，自己侧歪着小脚登上门前的山坡，在最高处选了一个能安放一口棺材的石窝子，对元成的父亲说：把我埋到这儿，娘可不想回头叫丹江水淹住了。那时候，老人已经知道，丹江口大坝还要加高，要南水北调，还要搬迁。1994年，漂泊了一辈子、辛劳了一辈子的奶奶撒手人寰，就安葬在她自己生前选定的墓穴里。三年后，元成的父亲因患胃癌去世，埋在同一座山的半山腰里，那是他自己生前在石缝之间开垦的一小片荒地，离元成奶奶的坟墓不过数百米。
元成虽然有移民的生活经历，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元成的家在分水岭村的山坡上，房子位置较高，在搬迁高程以上，因此可以留在当地。但1968年秋，元成的父亲执意要把全家迁往荆门。家里粮食都卖了，家具也大多送人。就在这个时候，奶奶的弟弟，也就是元成的舅爷，从荆门探亲回来，到家就臭骂元成的父亲：“人家蛮子都在拿铡刀砍咱河南人，你还去？！”元成的舅爷会有这样的责骂，是因为随着1967年、1968年大批移民进入江汉平原，淅川移民与当地群众不断发生土地纠纷，生产生活矛盾不断升级，并在1968年8月1日集中爆发械斗。适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基层反应迟缓，应对失策，移民如惊弓之鸟，生产生活秩序遭到冲击。大批移民长途跋涉，涌入当时管辖荆门的荆州行署上访，要求返回淅川。械斗事件很快引起湖北、河南两省以及武汉军区和中央的重视，最终经过解放军进驻和两省及荆州、荆门干部做工作，将伤人性命者法办，移民情绪才得以平复。但事件余波不断，直接造成大批淅川移民返迁，或投亲靠友，或散居于丹江沿岸，以垦荒、打鱼为生，并逐步形成了无户口、无土地、无房产的“沿江村”。为遏制返迁潮，荆门县在车站、码头设卡堵截。没有返迁的移民也按照荆州与河南协商的办法，被分散安插到各个生产队，以便于管控，只有钟祥县柴湖镇是个例外，数万淅川移民集中安置。元成父亲选在这时移民，当然会遭到亲人的反对，这使他家最终还是生活在淅川。
元成从出生到当民办教师时候住的老房子，现在早已倒塌，只有四周的根基还在。元成说，他想把房子整整，退休了可以回去住。话虽如此，住在这座丹江边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方便。也许没人会想得到，住在这里最大的不便其实是用水。为保护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水质，库区沿岸3公里范围内不能住人。元成的家离江边有5公里。前些年，政府曾资助村民建水窖，收集雨水储存起来供平时生活所用，否则就要往返十来公里去江里挑水，这就是丹江岸边村民的生活用水方式。不知道在家里打开水龙头就能哗哗流出丹江水的中国北方城市居民看到这些会做何感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难点在移民。从根本上说，丹江口水库淹没的不只是一些房产田舍，那是这里的人民千百年生生不息绵延生存的家园。但库区水位的不断升高将把他们从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无情地连根拔起。没有移民的牺牲，就没有南水北调中线建设的成功。对丹江口水库建设中河南、湖北两省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12年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很多资料都有描述——当然，各有不同的角度。但作为切身经历者，元成和我在反映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仅宏观描述移民的过程远远不够，我们决意要一个个走近这些移民，听听他们对自身经历的描述，听听他们的心声，并把这些内容真实地传递出来，以真实地还原一段历史。
我出生于新野，新野在白河岸边。白河和丹江一样，汇入汉水，奔向长江。我小的时候，白河水量丰沛，清澈见底，两岸是洁白的沙滩。新野街上的茶馆，烧水泡茶一定要用白河水而不用井水，于是就有拉水的驴车不停地在白河和茶馆间往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白河上游用水渐多，新野段白河水量锐减，加之污染严重，白河水早已不能再饮用。当年，丹江口水库修建的时候，新野曾派出了大量劳力，原因之一就是水库建成后可修渠引水到新野以灌溉农田。为此，当然更为了首都北京，陶岔渠首修建时，新野同样派出了大量劳力，我的父亲和叔叔都曾参与其中。新野位于南襄盆地的底部，县虽不大，却有白河、唐河、湍河等8条河流过境，浅表地下水丰富。我小的时候，记得水井深不盈丈，不像大部分北方的水井，要用辘轳提水。在新野，挑水的人只需用扁担钩着水桶，一晃，水桶口朝下扣入水中，再提上来，即打出满满一桶水来。正因如此，新野历史上从未因发生严重旱灾而绝收过。可如今，农作物对水的需求早已降到了非常次要的地位，人自身的需求才最重要，新野如此，全国多数地区同样如此。于是，引丹灌区首先灌的不是庄稼而是人，丹江成了新野人饮用水的重要来源。事情的发展就是如此吊诡，现在，我新野家乡的亲人，生活在郑州的我和生活在北京的我侄女等人，虽然都是白河的儿女，饮用的却都是丹江水。
元成和我现在都生活在郑州，没想到离开家乡几十年后却日日喝着家乡水。当然，现在喝上丹江水的人在中国北方人数众多，足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影响之巨大。
关于这项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和通水之后，许多作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映。目前，对这项历时超过半个世纪的巨大工程以及伴随它而来的人类历史上有组织的最大移民工程，正反两方面的声音都渐渐静了下来。在中国北方这么多人喝上丹江水的时候，大家对这项工程的关注却少了起来。也许到此时，冷静地对这项工程进行深入认识和思考才是时候。如何深入认识南水北调工程，如何看待人类空前的大规模调水举措，需要对南水北调及与此相关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行深入探索和深刻思索，同时更应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对水与人类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考察。如此，才能对南水北调工程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基于此，我们期望结合个人的切身体验，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主体，以水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为参照，全面反映工程从设想到落实的整个过程。通过访谈实录和情景再现，深度展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艰巨而辉煌的建设历程，聚焦河南、湖北两省数县移民的迁徙和生存的情感记忆，用真实、客观而感人的文学实录命名这条全新的大运河，做到史料性、现实性、文学性的完美结合，是我们创作此书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当然，这个设想实现到何种程度，就有赖各位读后做出判断了。
认识南水北调，只把眼光盯在这个工程本身，或只考虑某个方面的问题，肯定会得出偏颇的结论。中国人总爱讲“让历史告诉未来”，那么，我们就从人类用水、治水的历史开始，从人类水文明的发展史开始，来认识南水北调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世纪工程吧。
水对文明的塑造
2014年5月，我和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的王守国、耿相新一起到北京参加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研讨会，其间谈起南水北调这个重大创作题材，他们两位希望我能找位作家好好写写，结果找来找去把我这个“媒人”给绕了进去。在谈论南水北调这个题材时，我们都感到，它不仅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工引水工程这么简单，当我们在人类水文明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来理解这个问题时，才会对此有深入的认识和发现。耿相新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流动的权力——水如何塑造文明？》
。这是英国一位学者的学术著作，主要探讨了水资源管理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我想，也许从这里开始，我们才会真正理解南水北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也包括其中存在的问题。
人是水做的
水是生命之源。至少对人类这样的碳基生命来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当然也就没有人类。因此，人与水的关系如同谱写在基因图谱中的原始歌谣，它无尽的吟唱伴随着我们的终生。认识生命，认识人类，就要从认识水开始，从认识人与水的关系开始。
尽管不断有不同的理论出现，但目前科学界一般认为，宇宙肇始于大约138亿年前的大爆炸。爆炸之初的宇宙，在极短时间内暴胀，形成了一些基本粒子。此后，宇宙继续膨胀，温度不断降低，电磁辐射的波长被拉长，相应光子能量也跟着减小。1万年后，物质密度追上辐射密度且超越它，从那时起，宇宙和它的动力学开始为物质所主导。大爆炸大约30万年后，中性原子开始形成，此时宇宙的主要成分为气态物质。这些气态物质在自引力的作用下凝聚成密度较高的气体云块，这就为恒星和恒星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地球所在的太阳系，大约于50亿年以前形成于一个原始星云中。星云的成分是气体和尘埃，尘埃是多种分子结合构成的颗粒，包括很多水和水冰分子，气体的主要成分是氢。星云的物质分布并不均匀，物质密集的地方引力大，吸引周围的物质不断向它汇聚。随着汇聚物质的增多，温度也逐渐升高，高到700万K的时候，热核反应被触发，4个氢原子聚变成为1个氦原子，并释放大量的光和热，形成一颗稳定的恒星。星云里的其他物质围绕着中心质量旋转，慢慢地凝聚起来，成为一个个小颗粒，这些小颗粒称为星子。星子有的是石块，有的是冰块。这些星子再进一步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行星，围绕中心的恒星旋转。我们的地球连同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大约在46亿年前形成。
早期的地球比现在要大，经过引力收缩之后开始变小。此后，在小行星、彗星等小天体的不断撞击和放射性元素衰变的过程中，地球温度升高，成为熔融的状态。在熔融状态下，地球里密度较大的物质，例如铁、镍、铜、金、银等金属就沉下去，沉到地球的中心。地球中心的铁核就是那时形成的。硅酸盐密度较小，漂在上面，它的外层冷却以后成为坚硬的地壳。
地球在形成后的最初3亿到4亿年里，由于太阳系里面还有许多小星子没有结合为行星，其中一部分会掉落到地球上，这就是小天体撞击。这些小天体主要是小行星和彗星，彗星主要是由水冰构成的，它的撞击给地球带来了大量的水。那时的地球地壳还很薄，小天体撞击时，有的地方就破了。地壳破裂，地壳底下熔融的岩浆就喷发出来。所以那时地球上火山喷发相当频繁。这些大量喷出的岩浆使原始地壳的厚度迅速增加，改变了原始地壳的成分和结构，奠定了地壳外层的岩石基础。火山喷发的时候，除了流出岩浆，还释放大量气体，其中60％以上是水蒸气。地球是由无数星子结合形成的，许多星子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的水粒，它们都包裹在地幔里面。地壳把地幔包起来，里面的很多水分，通过火山爆发释放到了地面。所以归根结底，地球上的水都来自天上，来自太空。
在地球演化早期，原始大气都逃逸了。随着物质的重新组合和分化，原先在地球内部的各种气体上升到地表成为新的大气层。同时，原本被包裹在地球内部的结晶水随火山喷发等汽化进入大气层，后来随着地表温度逐渐下降，气态水经过凝结，又通过降雨重新落到地面。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潮，很多作家都开始“魔幻”起来，经常一写就是宇宙洪荒，暴雨连下七七四十九天。这些作家在当时都是以大胆敢想而著称的，但在地球演化的尺度上，他们还是想象力不够，那时的雨可是一下就不知几百几千万年的，并最终在地面上形成水圈。生命也因此在地球上孕育、演化，最终进化出人类。
地球上的生命究竟来自太空还是在地球上产生的，目前科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因为科学家既在陨石、彗星上发现了构成生命的重要物质，包括水，还有氨基酸、乙醇、嘌呤、嘧啶等有机化合物，也发现早期火山喷发不断的地球具备形成有机物的条件。1935年，米勒实验证实，假设在生命起源之初大气层中只有氢气、氨气和水蒸气等，把这些气体放入模拟的大气层中并通电引爆后，能够产生氨基酸、糖类物质，氨基酸是合成蛋白质的基本单元，而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实验中，米勒用一个盛有水溶液的烧瓶代表原始的海洋，其上部球形空间里含有氢气、氨气、甲烷和水蒸气等“还原性大气”。米勒先给烧瓶加热，使水蒸气在管中循环，接着他通过两个电极放电产生电火花，模拟原始天空的闪电，以激发密封装置中的不同气体发生化学反应，而球形空间下部连通的冷凝管让反应后的产物和水蒸气冷却形成液体，又流回烧瓶的底部，即模拟降雨的过程。经过一周持续不断的实验和循环之后，米勒分析其化学成分发现，其中含有包括5种氨基酸和不同有机酸在内的各种新的有机化合物，同时还形成了氰氢酸，而氰氢酸可以合成腺嘌呤，腺嘌呤是组成核苷酸的基本单位。米勒实验表明，生命起源的第一步，从无机小分子物质形成有机小分子物质，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从有机小分子物质生成生物大分子物质的过程是在原始海洋中发生的，即氨基酸、核苷酸等有机小分子物质，经过长期积累，相互作用，在适当条件下，通过缩合作用或聚合作用形成了原始的蛋白质分子、多糖和核酸分子。蛋白质是组成生物体的主要的物质，多糖、糖类是组成很多细胞的骨架、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核酸是遗传物质。
从生物大分子物质组成多分子体系是形成生命的又一个重要环节。苏联学者奥巴林提出了团聚体假说，他通过实验表明，将蛋白质、多肽、核酸和多糖等放在合适的溶液中，它们能自动地浓缩聚集为分散的球状小滴，这些小滴就是团聚体。奥巴林等人认为，团聚体可以表现出合成、分解、生长、生殖等生命现象。例如，团聚体具有类似于膜那样的边界，其内部的化学特征显著地区别于外部的溶液环境。团聚体能从外部溶液中吸入某些分子作为反应物，还能在酶的催化作用下发生特定的生化反应，反应的产物也能从团聚体中释放出去。另外，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微球体和脂球体等其他的一些假说，以解释有机高分子物质形成多分子体系的过程。
有机多分子体系演变为原始生命，是生命起源过程中最复杂和最有决定意义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原始海洋中完成的。这个阶段，蛋白质和核酸两大主要成分相互作用，终于形成具有原始新陈代谢作用和能够进行繁殖的原始生命，以后，由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阶段进入生命出现之后的生物进化阶段。
地球上的生命大约是在40亿年前开始从无机物一步步演化而来的。从原始的单细胞生物形成开始，生命的演化长期都是在海洋中进行的。在海洋中，单细胞生物逐步分化出多细胞生物，到6亿年前的寒武纪，地球已进入有硬壳的无脊椎动物的鼎盛时代。而脊椎动物从低等到高等的发展，经历了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五个阶段。人类就是哺乳类动物进化的最高阶段。
俄国生物学家贝尔（Kal Ernst Baer）发现在不同纲脊椎动物的胚胎在发育过程中，胚胎发育初期很相似，从最低等的鱼类到最高等的人类，在发育初期都有鳃裂和尾，而到了发育晚期，除鱼外，其他动物和人的鳃裂都消失了，人的尾也消失了，这证明人和其他脊椎动物都来自用鳃呼吸的、有尾的水生动物。
生命的演化从一开始就离不开水，原始的生命就是在水中诞生并开始演化的。对于走上陆地的人类来说，水仍然是维持生命最重要的物质。人体中有60％~80％为水，成年人约在70％。人可以17天不进食，但48小时不进水就可能导致死亡。人体缺水占体重的2％时就会感到口渴，这是简单的人体需要水的调节方式。人体在咀嚼食物时需要水，消化食物时需要胃液、胆液、胰液、肠液；吸收运送营养时需要体液、血液；生育时需要生殖液、羊水；人体中废物排泄需要水，如大便、小便、出汗、流泪、呕吐……一句话，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和一切的生物，哪个不是水做的呢？
流动的权力
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中国，最有名的新石器彩陶文化当数仰韶文化。今天，很多人知道仰韶，知道彩陶，更多是因为仰韶彩陶坊这款酒。陶器刚被发明的时候，主要是用来盛水，是否装酒，不得而知。仰韶村在河南西部三门峡市渑池县，位于黄河中游。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最早就是在仰韶村发现的，因此被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迄今已发现有5000多处。仰韶文化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陶器，比如甑、灶、鼎、碗、杯、盆、罐、瓮及其他各种水器等日用陶器。仰韶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表面彩绘有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所以仰韶文化又被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村落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利于农耕、养殖，既不会轻易被水淹掉，又便于取水用于生活、生产。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用水方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在陶器发明前人类已经开始用骨器、石器、皮制或编制容器取水，但显然陶器更有利于水的储存和运输。所以，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和对水的利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如此，世界各地的文明同样如此。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圣地。这个地区还有个古老的名字：黎凡特。
黎凡特是一个地理概念,大致是指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包括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由于其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人类的先祖几次从非洲迁徙到欧亚大陆，都是以这里和阿拉伯半岛为跳板的，并在这里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
200万至150万年前，东非直立人就沿着尼罗河来到黎凡特，并从这里分散到欧亚大陆。这样的迁徙并非只有一次，也许在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出现。当然并非只是从非洲迁移到这里，也有些人是从其他地方进入欧亚大陆，从别处绕到黎凡特的。智人大约在45000年前来到黎凡特并在此永久居留下来。在14500年到13000年前，生活在黎凡特的人开始了“定居”生活。到大约10000年前，农耕村落开始出现。就目前考古所见，人类最早的农耕和城市聚落就是在黎凡特出现的。今天，小麦是世界上很多地区最重要的主食，而大麦、小麦等农作物都是最早在这里被培育出来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对于以狩猎和采摘为获取食物主要方式的先民来说，追踪猎物的足迹、寻找可食用的果实，过着流动的生活，渴了到河湖中喝些水就是，并不需要对水资源进行特别的管理。当然，即使在几百万年前，人类的先祖也早学会了用手、树叶、动物皮等工具取水饮用。如果有同伴受伤、生病等无法去喝水，他们或许会取水给同伴喝。无论如何，将水从水源地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居住地或其他地方，肯定很早就开始了。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人类开始定居下来，饮食和日常生活需要水，农业灌溉需要水，这就需要对水资源进行一定的管理。尽管人类最早的定居点一定是靠近水源的地方，但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必然需要以各种方式从水源地将水引至居住和灌溉的地方，这就需要以人工的方式干预水的自然流动和存在，于是水坝、水渠、水井开始出现并应用于生活和生产。黎凡特地区的考古发现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耶路撒冷东北大约20公里处，有一个著名的古城遗址，叫耶利哥。耶利哥是一处著名的前陶新石器时期人类聚落遗址，它的附近有处水源——“苏丹泉”。事实上，这里其他一些村落遗址也都在水源地附近，毕竟，离开水人类是无法生存的。如果离水源地距离远，“调水”“蓄水”就成为必需的事情。
迄今为止，在黎凡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坝在约旦南部与沙特阿拉伯交界处干燥的贾夫盆地。干燥使自然水源无法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他们必须以人工的方式引水、蓄水。在发现的距今至少7500年前的阿布-图雷哈谷地的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B段的小村落，考古学家发现了蓄水池和横跨河道的V字形水坝。在距此大约8公里的鲁维什德谷地，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类似的水坝。这是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开始人工控制水源、水流以服务于生活、生产的直接证据。仍然是在这个时期，水井也出现在黎凡特地区。在黎凡特最西边的塞浦路斯，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口水井。
黎凡特的有陶新石器时代，目前发现的最大遗址在约旦河北段，靠近叙利亚边界和雅穆克河的沙阿尔-哈哥兰。这处遗址发现有街道和院落，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水井，还有防止水土流失的护墙。水井的出现对人类的生存意义重大。就我个人的记忆，至少在我童年时期，中国的村子大约都是以水井为中心的。一眼水井维持了一村人的生活用水，并成为外出游子对家乡最深刻的记忆。乡井，乡井，故乡总是与水井联系在一起的。李白在著名的《静夜思》中写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此处的“床”，很多人理解为卧室中供人睡觉的“床”。如此这首诗就成为李白躺在床上对故乡的思念。这样理解当然也没问题，但多少有些牵强。实际上，此处的“床”更可能是指“井床”，即水井周围由井栏围起来的区域。《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三·淮南王篇》中就有“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的诗句。如此理解李白的这首诗就显得非常顺理成章，他在月夜下的水井边，抬头望见天上的明月，低头看到月光下的水井，勾起对故乡的思念。因为水井在中国的文化意象中通常代表故乡。乡村之外，昔日的城市也离不开水井。今天我们说到老城区，特别是北京，总会说到胡同。据说，“胡同”一词来源于元朝的蒙古语gudum，意思就是水井，在突厥语、满语中发音也差不多。可见水井与昔日的城市关系也非常密切，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水利工程的修建规模大幅度增加。在约旦和叙利亚交界处的爪瓦遗址，斯文·赫尔姆斯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把拉吉尔河引到城墙处池塘的水渠。这些水渠修建于公元前3600年前，引来的水被分别存放在十来个池塘中，除供人畜饮用外，还可以用于灌溉。在爪瓦城西南200公里处的巴杜拉，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城墙内建于青铜时代的蓄水池。在巴杜拉以北100公里的汉达丘克，发现了建于青铜时代早期的一座水库。再往北50公里，在基伯泽拉昆，发现有在岩石中开凿的向城里输水的地下通道。约旦峡谷西边的艾城和阿拉德城，发现有修建于城内的水库。在今天的以色列境内，默多基、哈佐尔和贝尔谢巴，也发现有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地下供水系统和水库。在整个青铜器和铁器时代，水利工程发展迅速，约旦峡谷东边的迪尔阿拉废丘有一座水坝和一个水渠系统，引附近扎尔卡谷地的水用于灌溉。
黎凡特地区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故事，很多被描述在了《圣经·旧约全书》里。《圣经·旧约全书》描述的不仅有大洪水，也有在沙漠中找井和泉的故事。在黎凡特，最有名的城市当然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去朝拜或一探究竟。为此，我特意买了本《耶路撒冷三千年》仔细阅读，对耶路撒冷早期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距今将近4000年前，一个定居点在基训泉附近发展起来，迦南居民在岩石中开凿隧道，将泉水引到城堡中的一个水池。由于水是通过地下通道被引进城堡中的，使得用水安全得到了保证。同时，迦南人还通过塔楼和厚墙保护基训泉，塔楼同时可能还充当神庙，歌颂基训泉的神圣。到公元前700年前后，耶路撒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希西家占领这里后，为保证城市被围困后的安全，派两组工匠在岩石中间开凿出一条500多米长的隧道，将城外的基训泉同大卫城下、圣殿山南部的西罗亚池连在一起。西罗亚水道是目前所知最早从两端同时开挖的地下隧道。希西家还在圣殿山北部的一个溪谷建坝，使毕士达的一个水池能为耶路撒冷提供更多的水。耶路撒冷作为圣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水利设施的修建显然在其早期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不同地区不同的民族，建设城市时都会考虑用水的问题。对于那些战争要塞，自然还要考虑城市被围时的用水安全问题。2015年9月，我和全国作协系统的文学院院长到贵州福泉参观，见证了古人水利设施的奇妙。明成化二年(1466)，平越卫指挥张能为解决城内用水困难，在石城另外开辟了一座小西门，将河流引入城中，称为“小西门水城”。到了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知府杨可陶、指挥奚同柱又在水城外增加了一个长约170米的外城，把河流的一段围进城来，以防止敌人断绝水源。外城的城墙与原先的古城墙连在一起，河水通过城墙脚下的孔道流进城中。外城中还建有一道水坝，横跨在河上，坝下设计了5个泄水孔，水量小的时候，河水从孔道中流过，洪水期间，河水就从坝上翻过。这样既可保证城中用水，又不会在发洪水时被淹，足见设计的科学。
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摇篮之一的黎凡特，今天仍旧动荡不安，紧挨着它的伊拉克也不消停，不时有恐怖袭击的爆炸声响起。而在人类文明史上，这里曾如此重要，因为人类的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就诞生在这里。
苏美尔文明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位于西边的阿拉伯半岛和东边的扎格罗斯山脉之间，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人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这片土地的称呼。两条河流均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山脉，底格里斯河在东边，流经土耳其和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在西边，流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大河流在巴士拉交汇成阿拉伯河，流入波斯湾。在苏美尔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即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这两条河流是交织在一起的，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形成各自的河道。两条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年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满足了发展农业的最低要求，而南部则达不到这一要求，发展农业必须依赖灌溉。尽管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村落最早出现的时间要晚于黎凡特，但也许正是因为对灌溉的依赖，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却早于黎凡特，也早于不依赖灌溉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率先发展出第一个文明。
就目前考古所见，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北部以及黎凡特，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的时候，几乎不存在文化差异。但到公元前3900年的时候，苏美尔进入了乌鲁克文化时期，聚落形式有了重要变化：城市群落出现并有了重要建筑和公共艺术，家庭生产也被集中生产和广泛的贸易网络取代。这种变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缘于灌溉和水道运输的广泛使用。苏美尔文明今天能被我们所了解，是因为在乌鲁克城时期他们即开始在泥板上刻写楔形文字，这些文字现在已被解读出来。乌鲁克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扩张，以及贸易系统的建立。这一切的基础，也许在于他们建设了一个庞大的运河网络。
早在公元前4000年中叶，两河流域就有了类似古埃及的图形文字。这种文字用芦管刻在泥板上，晒干后成为长久保存的文书。芦管刻成的笔画如同楔形，因此被称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后来为古代西亚各国所采用。在这一时期，口述和笔录的神话传说，成了宗教神话的衍生物，并为世界其他宗教的创立和立论奠定了基础。
苏美尔文明的最后阶段即大家熟知的“古巴比伦”时期。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巴比伦重要的文化贡献之一是留下了至今仍保存完整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它以楔形文字和人像浮雕刻在一个2.25米高的石柱上。《汉谟拉比法典》多个条文都与水的使用相关，其中第53条即关于田间堤堰怠于维护破裂后造成损失的惩罚措施。古巴比伦时期水还被用于战争，一块泥板记载了阿比舒引底格里斯河水到水渠并淹没田野阻挡敌人的故事。
关于水的管理与政治制度的问题，卡尔·A.魏特夫于1957年写的一本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的著作有过系统论述。他认为有计划地建设和维护灌溉系统，也许还应包括有计划地进行防洪，有赖于一套完整的政治和官僚体系。而罗伯特·亚当斯的调查结论则是，运河和灌溉网络的出现促进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无论如何，对水的控制与中央集权显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苏美尔文明是这样，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大约也是如此。
苏美尔文明是如此依赖灌溉，但上游降水的季节不均衡等因素，使下游的水渠、运河要么面临干旱断水的困扰，要么面临洪水的灾害。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修建了许多水库以便在水多的时候把水存起来，等干旱的时候好有水使用。直到今天，我们的大型水利工程遵循的仍然是这样的思路。
现在的伊拉克，除了不时响起的爆炸声之外，看到的多是一个个抽取地下石油的井架。在巴格达以南，更多是荒凉的黄褐色土地，靠运河灌溉的农田只是偶尔可见。事实上，苏美尔文明依靠远程调水发展起了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长期灌溉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土地的盐碱化。水被农作物吸收之后，盐分留在了土壤里。日积月累，土地的盐碱化就会不断加重。以前，通过过量的灌溉和排水系统的建立来冲走盐分，通过休耕使土地得到恢复。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土地的需求同时增加，使休耕难以持续做到。因此，对苏美尔文明而言，成也灌溉，败也灌溉。如果没有灌溉，苏美尔文明难以发展起来，但灌溉带来的盐碱化又成为苏美尔文明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苏美尔人用楔形文字写在泥板上的伟大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就记载了这样的情形：“让黑色的田野变成一片白色，广阔的平原积满了盐。”
古埃及文明与苏美尔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并称为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古埃及离距两河流域并不遥远，它是以尼罗河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没有尼罗河就不可能有古埃及文明。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下的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没有港湾的海岸。在这些自然屏障的怀抱中，古埃及人可以安全地栖息，没有蛮族入侵带来的恐惧与苦难。
尼罗河发源于赤道一带，主流叫白尼罗河，从乌干达流入苏丹，在喀土穆和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汇合，流入埃及。尼罗河全长6671公里，同亚洲的长江、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并称为世界四大河流。
尼罗河周期性的泛滥，在河两岸冲积出肥沃的平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环境相对封闭，古埃及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为止，共经历了31个王朝。其间虽然经历过内部动乱和短暂的外族入侵，但总的来说政治状况比较稳定。古埃及人体格壮大、肤色黝黑、头发黑而有光泽，与属于阿拉伯民族的现代埃及人有着较大的差别。
过去不少人认为古埃及农业的发展并不需要发展水利灌溉，而是依赖尼罗河自然的泛滥来对土地进行浇灌。在埃及境内，尼罗河每年6月开始涨水，7月至10月是泛滥期。洪水携带着大量腐殖质，滋养了两岸龟裂的农田。几个星期后，当洪水退去时，农田就留下了一层肥沃的淤泥，等于上了一次肥。11月进行播种，第二年的3月至4月收获。因此，古埃及人把一年分为三季：泛滥季、生长季和收割季。据希罗多德记载：“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田地上去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以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
尼罗河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每年的涨水基本是定时定量，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差别不是太大，从没有洪水滔天淹没一切的大灾。
古埃及这样的作物种植方式似乎并不需要发展灌溉，就可保证农业的发展。但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在古代埃及，法老对全国水利灌溉系统的控制是其控制国家经济最重要的方式。古埃及人口基本都聚集在狭长的尼罗河谷地，要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不对尼罗河进行治理和控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命脉全系于此。埃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降雨，洪水过后，池塘的积水会迅速干涸，土地逐渐干裂。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需要相应的灌溉。但单靠一家一户的力量，很难满足尼罗河两岸高处的灌溉需求。为此，必须有统一的组织力量，古埃及文明发展的原始推动力可能正来自灌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就目前所知，古埃及的水利灌溉活动始于前王朝（公元前4500—公元前3100）末期。出土于19世纪末的蝎王权标头，绘有蝎王手持锄头站在河岸（或水渠上）主持河渠奠基仪式的场面。前王朝时期，埃及出现的最早国家“帕斯特”，其象形文字就是一块被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分隔开的土地。从这些画面和文字看，那时埃及已经有了灌溉活动。进入法老时代后，随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全国范围内的灌溉网逐渐形成，这些布满全埃及的灌溉网络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之下。早在第一、第二王朝，就设专人对尼罗河水位进行观测和记录。水位的记录一方面可供国家制定水利措施做参考，另一方面也是为预算产量和厘定税额提供依据。在《巴勒莫石碑》铭文中关于对早王朝时期尼罗河每年泛滥高度的记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埃及历代统治者在夸耀自己功绩的时候，也总是把开凿水渠、整修堤坝放在重要地位。相传美尼斯受人称赞的一个功绩就是修建了一道堤坝，把孟菲斯和尼罗河隔开，当他“修堤而使这个地方成为干地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在那里建立了现在称为孟菲斯的一座城”
后来，埃及历朝统治者也都常以治水有方作为自己的重要政绩。
公元前2800年前后，埃及已经有了监造水坝的“灌溉部”。公元前2500年在开罗以南32公里的赫勒万附近，建起了长达106米、高出谷底约11.2米的卡拉法大坝。坝基上筑有两条大堤，有23.7米厚。这两条大堤围起了一个水库，在中国良渚的水利工程被发现以前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和水库。尼罗河两岸的田地，依灌渠被芦苇和淤泥筑成的狭长堤坝围成正方形，以存储河水，满足耕种的需要。
中王国第12王朝(公元前1991年—公元前1768年）的历代统治者曾征调大批劳力修复尼罗河灌溉系统，对法尤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兴建水利工程。法尤姆位于孟菲斯西南50公里，低于海平面45米，本是一片沼泽区，中间有一淡水湖，曾与尼罗河相连。后因尼罗河流域气候变化，干旱出现时，湖河联系被隔断，只有尼罗河暴涨时，泛滥的河水才能流入湖中。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是排干法尤姆湖周围的沼泽，环湖建起堤坝，并开辟渠道，使法尤姆湖与尼罗河相连，建水闸以调节尼罗河水量。这样，每当尼罗河泛滥季节，河水便顺着水渠流入法尤姆湖，而每当尼罗河水不足时，又可将洪水泄出。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从第12王朝开国君主阿美涅姆赫特一世(公元前1991年—公元前1962年)起，历经六代，至阿美涅姆赫特三世(公元前1842年—公元前1797年)统治时期才告完工。法尤姆地区系统的水利工程完工，改变了这里的自然环境，沼泽变为肥田沃土，扩大耕地面积达2500多公顷，当地的农作物一年可多收两成，增加了农业亩产量。随着法尤姆地区大片土地被开垦，这里的人口迅速增加，一座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卡呼恩拔地而起，一跃成为中王国时期埃及的一大经济中心。毫无疑问，这么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去组织、领导和指挥，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在古代埃及，这一工程的实施和成功，正是由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统筹安排实现的，而其最高管理者自然就是人神一体的专制君主——法老。
埃及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基本全部依赖尼罗河。而治理尼罗河，开挖沟渠建设水利工程，需要一个高度组织的社会。随着生活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集权的政府逐渐形成。古埃及由氏族公社向农村公社转变后，形成了由许多村社组织的“州”，希腊语读作“诺姆”。诺姆可能是国家的雏形，是奴隶制的城邦小国。古埃及的诺姆，可能是为适应水利灌溉和粮食集中储备的需要而建立的，其中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私有制的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奴隶出现及军事冲突加剧的结果。无论如何，埃及王权的强大无疑与尼罗河的治理需要统一的协调组织分不开。尼罗河在埃及境内有两三千公里长，如此漫长的水道和广大的区域，水利建设的统一协调单靠一个个“诺姆”及其松散的合作是不行的，于是埃及的中央集权开始加强，将由多个诺姆组织的“联邦”转化为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行政机构。法老于是成为古埃及拥有最大集权的最高统治者。古埃及国家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形成，可能与中国为治理黄河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在欧洲人心中，古希腊是其文化的重要源头。但是，古希腊并未被列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能理解。事实上，所谓的世界四大古文明，基本都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是原创的文明。相对而言，古希腊文明的出现要晚一些，即最早出现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也是受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其直接的文明输入地可能是黎凡特。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是在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非一种原创的文明。
公元前2000多年前，克里特岛进入青铜器时代，米诺斯文明发展出了人口近10万的城邦，建有巨大的宫殿。而克里特岛降水量小蒸发量大，又缺乏可用的河水和泉水等天然水源，因而水利工程建设对维持岛上这么多人的生存来说就十分必要。克里特岛夏季几乎没有降雨，冬季雨量则比较充沛。这就使岛上冬季时可能面临洪水的威胁，而夏季则无水可用。为解决这些问题，克里特人修建了石渠和赤陶管道。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水渠从马夫洛克里特斯的一处山泉引水进入宫殿；还有一条长达10公里的水渠则从阿卡尼斯把泉水送到克诺索斯。由于降雨季节分布的不均衡，克里特人需要在冬季把多余的水收集储存起来，以备夏天使用。在法伊斯托斯，广场倾斜的地面和连接着的圆坑被认为是用来收集雨水的。其他各处宫殿，也都存在这样的蓄水池。用水问题解决之后，对于宫殿和城邦来说，污水的排放也是现实的问题，为此，克里特人建立了先进的排水系统。甚至在公元前1800年米诺斯国王的宫殿克诺索斯，发现有一个两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面有一朝下倾斜的石板，通到一个坑里，坑则连着地板下的排水短沟。把水沿石板泼下去就可以进行冲刷。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抽水马桶。
米诺斯文明向欧洲大陆延伸，最终发展出迈锡尼文化。荷马史诗对迈锡尼文化有着大量记载，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对洗浴的反复描写。那里的考古也发现了大量浴盆、水罐等洗浴用品。事实上，洗浴在古希腊不只是清洁那么简单，更具有仪式和文化意义。在整个迈锡尼，都找到了灌溉和排水系统、蓄水池和卫生间、水坝和堤坝的考古证据。通过在岩石中开辟的水渠，地下泉水被引到雅典、梯林斯和迈锡尼的城堡。皮洛斯的水则通过一条1公里长的木制水渠从一眼泉水引来，再用赤陶管送到宫殿和作坊。
希腊肥沃的内陆盆地被群山环抱。多雨冬季的径流、喷涌的泉水和春天融化的雪水，从周围的山上集中流向盆地，很容易造成洪涝灾害。为此，迈锡尼人修建有大量的排水工程。他们还修建了多处堤坝和水坝以控制或疏导洪水。
迈锡尼的文化中心是伯罗奔尼撒人的阿尔戈斯平原，梯林斯是其中最大的聚落。梯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发源于东边山上的马内西河。洪水泛滥时，从山上奔涌而下的洪水会冲毁房屋和农田，带来严重灾害。为了防洪，迈锡尼人在河流进入平原的地方横跨河道修建了一座大型水坝，使河流改道，不再穿越市内。水坝建在三条溪流汇合之后不远的地方——正如丹江口大坝建在丹江和汉水交汇后不远的地方，长达100米，高有10米。被拦截的水流通过一条1.5公里长的人工河道引到梯林斯以南几公里处的另一条河床，水沿着这条河床流入大海，梯林斯因此免受洪涝之害。
迈锡尼文明终结几百年之后，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发展起来，成为希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已成为希腊实力最强、文化最先进的城邦。至今，卫城和帕台农神庙依然是希腊文明的象征。雅典的水文明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先进，其水利系统包括水井、蓄水池、沟渠和排水沟等，为不同用途提供不同用水：喷涌的泉水作为饮用水，不适合饮用的水放到蓄水池供洗浴之用，用过的水经仔细回收用以清洗地板、冲刷马桶、灌溉等。除泉水之外，雅典人还挖深水井，收集雨水存在地下蓄水池，以备干旱时使用。尽管是在2500多年前，这样的用水理念，如果能在今天中国北方的城市推广，用水量也会大大减少，南水北调的压力也会减轻不少。
萨摩斯岛靠近土耳其南部海岸，岛因萨摩斯城而得名。当然对于萨摩斯城这个名字，中国人大多也都非常陌生。但提到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知道的人就多了。萨摩斯城就是毕达哥拉斯的家乡，后来被改名为毕达哥利翁。萨摩斯与岛上最大的阿及亚迪斯泉间隔着300米高的卡斯特罗山，要解决城内用水问题，需要想办法将泉水引到城里。于是，公元前530年时萨摩斯的统治者波利克拉特斯让欧帕里诺斯挖一条穿过卡斯特罗山的隧道，将水引过来。于是一座古希腊最复杂的水利工程诞生了，至今令人叹为观止。这条隧道宽和高均为1.5米，长1036米，从山的海拔55米处穿过。隧道从两端同时开挖，北面隧道开始是笔直的，后来开始弯曲，大约是为了避开天然断裂层或裂缝；南面隧道保持直线，到一半的地方突然右转，与另一端挖过来的隧道相交。在交会处，两端挖过来的隧道高度差只有60厘米。古希腊人能在2500多年前建成这样的隧道，确实是数学和工程的奇迹。
水利工程的修建，极大促进了古希腊科学的发展。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就是由阿基米德完成的一项伟大发明。克特西比乌斯发明了水泵，开发和改进了水钟。这些都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贡献的发明。后来，包括希腊水利工程在内的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传播，中东、近东完成了希腊化的过程，希腊化王国在地中海沿岸遍地开花。
代希腊而起的是罗马帝国。古罗马人对水有一种特别的崇拜，拥有充足的水源是富裕的象征，也是权力的体现。因此古罗马人在征服一个地方之后，总会首先修建奢华的浴场。英国的巴斯就是一个例证。
当然不只是巴斯，实际上在包括欧洲、北非、小亚细亚和中东在内的古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古罗马人管理水资源的证据。古罗马人走到哪里，浴场、喷泉就会建到哪里，对水的崇拜和炫耀性使用让古罗马人对水的需求远超正常用量，单靠水井、蓄水池等远远不够。于是，古罗马人所到之处，都会有引水渠被修建起来。今天我们谈到南水北调时会感叹那么浩大的引水工程是否值得，看看古罗马人的作为，就会知道远程引水绝非今天中国人的创举。
2005年9月，我和河南省文学院的作家一起到意大利，在罗马市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残破却依然壮观的石质建筑，其中就有高高横跨街道的克劳迪娅引水渠。这些遗迹默默地诉说着古罗马的辉煌，当然还有他们对水的热爱。在罗马帝国鼎盛的时候，罗马城的居民达百万之众。这么多人要用水，而且是带有挥霍性地使用，当然需要庞大的水量。于是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罗马人花了600年的时间，建成了11条引水渠，克劳迪娅只是其中的一条。
实际上，罗马并不是一个缺水的城市，这里的地下水位很高，泉水充足，单靠水井就可以基本解决罗马城的用水需求。但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洗浴文化，而且使之变得更加奢侈化。对罗马的城市来说，拥有大而奢华的浴场，是一件特别引以为傲的事。这种文化导致对水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从公元前312年第一条引水渠——阿庇亚引水渠建成以来，罗马的引水渠不断被修建起来，以满足大浴场和其他方面的用水需求。
古罗马帝国征服的从北非到欧亚的那么多城市，并非都像罗马城那样有相对充足的水源，但他们对水的使用并不因此消减。所以，罗马城的引水渠比起北非、中东和欧洲其他地方，规模远不算大。在法国加尔河上，有一条横跨河流的罗马尼姆引水渠，高达50米，长达275米。尽管这种横跨天然河流的引水渡槽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水干渠上有很多，但想到古罗马的这些引水渠建于2000年前，多少还是让人感觉有些震惊。
公元216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组织9000名工人，花费5年的时间，建成了一个巨大的浴场。引水渠把水注入18个蓄水池，保证浴场用水源源不断。浴场中心的建筑中，有4个水池的冷水浴室、2个水池的温水浴室和7个水池的热水浴室。整个建筑雄伟壮观，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教堂。冷水浴室由巨大的灰色埃及大理石柱支撑着庞大的交叉穹顶，柱廊整齐地排列着，下面是一根根彩色的大理石柱基，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点缀着喷泉和雕塑。据说卡拉卡拉浴场每天可接待6000到8000名浴客。现在，卡拉卡拉浴场的残垣断壁依然耸立在罗马市，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以此推想古罗马的繁华。而实际上，此时的罗马已开始走向衰败。公元306年至337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决定放弃罗马，将首都迁到拜占庭。公元330年5月11日，由拜占庭更名的君士坦丁堡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并迅速发展起来，而罗马则更加衰败。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后来，日耳曼蛮族占领了罗马，罗马作为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一去不复返，君士坦丁堡则在此后近千年的时间里成为欧洲以至世界重要的中心城市。
君士坦丁堡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处在欧亚两洲的交界处。君士坦丁堡相对于罗马人来说，缺乏地下水源，泉水也距离较远，供水不稳。在哈德良执政的公元117年至138年间，这里建起了第一条引水渠，把20公里之外即今天贝尔格莱德森林地区山上的水送到君士坦丁堡的西北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堡成为首都之后，自然要修建大量喷泉和浴场，原有的供水量显然无法满足急剧增长的需求。于是，君士坦丁堡的供水必须依赖更远处的水源。结果，他们找到了斯特兰加·达格兰山区，即今天的色雷斯一带，那里有较为丰富的泉水和地下含水层。但这处水源的供水季节性明显，雨季水量充沛，旱季则水量有限甚至完全断绝。为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只是把水输送到君士坦丁堡，还需要把水储存起来以备旱季使用。储存水的目的除了解决旱季用水之外，另一重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君士坦丁堡在遭受围困水源被切断时的城内用水。
输送到君士坦丁堡的水源地在今天的维泽市附近。从维泽到君士坦丁堡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20公里。但引水渠曲曲折折地穿行在群山和峡谷中，渠长原来专家估计有242公里，后来经卫星和地面勘测，结合史料并对残存的钙质沉积物分析，确认引水渠实际长度竟有551公里之多。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引水渠要想从水源地自流到达目的地，必须绕开高地和低地，全程保持适当的落差。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同样是一条全程自流的引水渠，为了保持全程水头的落差，引水渠需要沿着一定的等高线修建，在山区就会曲折迂回，同时还需要低处架高，高处深挖。如果开车从北京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陶岔，全程距离大约是1049公里，这当然不是直线距离；而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不含天津输水干渠）的长度则为1276公里。
从维泽到君士坦丁堡的引水渠同罗马的大多数引水渠一样，是在地上挖出的沟槽中铺设石块建成的，为防止漏水渗水，管道内壁涂有灰泥，渠顶上加盖有石块。因为引水渠穿行山区，自然需要一些穿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