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论丛(2016年第2辑 总第32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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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论丛(2016年第2辑 总第32辑)试读：

卷首语

土司研究

摘要：土司制度是最值得研究的政治制度之一，“因地制宜”的实施决定了它的多样性发展。元朝的“土流兼制”，明朝的“卫司分立”，清朝的“卫司合一”，清晰地表明了土司制度在承袭中的流变。最终经“改土归流”的革新，导致了以“政治制度”与“政治符号”相结合为特征的清代土司制度出现。这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土司制度发展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土司制度 流变发展 改土归流 政治符号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土司制度是最值得研究的政治制度之一。它肇始于蒙古族执政的元王朝，完善于汉族执政的明王朝，废止于满族执政的清王朝，是我国唯一一项最初由少数民族开始实施、仅适用于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最终又由少数民族宣布废止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历经由蒙、汉、满不同族别执掌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在长达数百年的实践中，因朝代的更替和主体民族的变换，也因统治民族主观意向和被统治民族客观差异，该制度的内涵发生过诸多变化，元明清三朝均有其不同的特点。尤为显著的是，经清王朝“改土归流”的革新，导致了以“政治制度”与“政治符号”相结合为特征的清代土司制度出现。一 流变中发展的元明清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发展，从文献记录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由“土官”到“土司”的流变过程。“土官”一词的应用，最早出现在宋代。《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丁酉，枢密院言，归明土官杨昌盟等乞依胡田所[2]请，存留渠阳军。”《容斋四笔》载：靖州之地“蛮酋自称曰官，[3]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幕，邦人称之曰土官”。《宋史·蛮夷传》也有元[4]祐二年（1087）“贯保、丰山、若水等砦皆罢戍，择授土官”的记载，可知至迟在北宋王朝的中后期，我国西南地区已经有了“土官”的设置。但宋代史籍中的“土官”记载，仅见于渠阳军（湖南靖州）等局部地域，其他之处多以“土人”、“土刺史”、“归正人”、“忠义人”等称呼见载。由此而推之，宋代并没有形成适用于全国统一的“土官制度”。故而“土司制度”自元代开始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较多学者的认同。1.“土流兼制、以流监土”的元代土司制度

元代的土官设置已较为普遍，《元文类》中有多处“土官”的记载：“（至元）二十三年，蒙乃土官长子殆昔，其邻境土官弗里皮之婿也”；“（大德）十一年，阿走土官日苴、火头抽首领落落军劫僰人夺官马以叛”，导致“纳楼茶甸土官禾希古”、“维摩州土官者欧芽者”及众多村落的火头响应；至治元年“云南行省定立州县，令刺秋[5]父刺陶作土官，充莨渠州知州”等。《土官底簿》所载云南土官百余家，身世大多追溯于元代，如“云南县主簿张兴，大理府赵州云南县僰人，前职品甸管民千户所世袭土官”，“下江嘴巡检司巡检何海，大理府邓川州浪穹县土人，系旧日土官”，“阿迷州知州普宁，和罗罗人，相继承袭阿迷州万户府土官”，“沾益州知州阿哥，前元[6]世袭曲靖宣慰使”，“姚州同知高义，僰人，系世职土官知州”等。《元史》中关于“土官”的记录，多处涉及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行省。明确记载了“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如下州。达[7]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土人为之”；“以其酋长赴胭，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8]总管府”的土官任用制度。还有宣慰使从二品、宣抚使正三品、安抚使正三品、招讨使正三品、诸路万户从三品、路总管从三品、知州从五品、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从五品、知县从七品等，土流不分全国[9]整齐的职官制度。亦有“土官有罪，罚而不废”，“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勋劳，及应升赏承袭”[10]的升迁奖惩制度；由土官执掌的“新添葛蛮安抚司”、“永顺保靖南渭三州安抚司”、“师壁洞安抚司”、“平缅宣抚司”、“忠孝军民安抚司”、“大奴勾管等洞长官司”、“羊母甲洞长官司”等行政建置，以及四川行省石耶洞、散毛洞、驴迟洞、新容米洞等34处洞、寨设置；湖广行省思印江等处、洪安等处、平头著可通达等处、溶江芝子平茶等处、沿河、祐溪、五寨铜人等处、铜人大小江等处、麦着土村、会溪施溶等处、腊惹洞等53处蛮夷官设置；播州军民安抚司之下沿河祐溪等处32洞寨蛮夷官；新添葛蛮安抚司之下南渭州、上桑直、[11]下桑直、保靖州等132处蛮夷官等，形成了以安抚司统辖各蛮夷官，蛮夷官统辖各“溪洞”的土官管理地方行政的政治制度。

元代安抚司→蛮夷官→洞寨等处土官的行政建制，是一种将民族与地域混合为一体的特殊行政区划管理模式。其特点是作为朝廷统治象征的安抚司，以军事震慑和政治招抚的双重手段，在归附“诸部蛮夷”的基础上，通过对蛮夷官的控制，侧重于“溪洞”群落单位的基层组织管理，疏略于“溪洞”群落所属人口的管理。在元代太宗、宪[12]宗、世祖的3朝4次籍民中，“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就是这种人口管理疏略的极好例证。这种有别常态的管理方式，导致了所谓的“诸部蛮夷”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的编户之民。由于对“诸部蛮夷”的人口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为防止溪洞蛮夷的反抗，军政一体的安抚司只能长期保留，从而使国家规范的行政建制无法正常设置。其结果，元代绝大多数安抚司的留存之地，成为规范的行政建制的空白之处，从而为蛮夷官最后发展成为土司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有关元代的文献中，并没有出现“土司”的称呼。这可能与元朝在各级行政机关中，普遍设置由蒙古人担任的达鲁花赤一职，事务处理由他们决断，不需土官开衙审理有关。没有衙门不属于“有司”，也就不会有“土司”。这一现象表明了元朝虽设置了土官，却并没有授予土官处理本民族事务之外的地域性行政事务权力，而是“土流兼制、以流监土”的地域性管理，这就构成了元代“土司制度”的特点。2.“卫司分立”的明代土司制度

明初“踵元故事”，土官成为朝廷职官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以“土官”作为职务指代范围极其宽泛，《明实录》《明会典》《土官底簿》等史籍；《徐霞客游记》《万历野获编》等杂记，以及湖广、四川、贵州、云南等相关行省的方志，均有对南北各地“土官”执掌的专门论述。其记载所对应的地区，不论是朝廷能有效地直接控制区，还是可控可弃的间接羁縻区，都普遍地涉及卫所土官、西番土官、西南夷土官等。甚至外国官吏在史籍中也可见到以“土官”相称的记载。如《明史·外国二》记曰：“时安南思郎州土官攻掠广西安平、思陵二[13]州。”以及安南占城莫氏与黎氏不合，相互构兵之史事。万历十九年之际，黎维潭势强，率军攻打莫茂洽，黎松“诱土人内应，袭杀茂[14]洽”。莫敬恭等“屯谅山、高平”等地，“令土官列状告当事”。明万历《云南通志》载有云南代管的外夷土官，有车里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宣慰使司、南甸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孟连长[15]官司、芒市长官司等，并对其征收赋税。显然，有明一代对“非我族类”的其他民族官吏，皆可称之为“土官”。

据《明实录》检索，最早关于“土司”的记载在嘉靖三年（1524）十月：

加镇远府推官杨载青俸二级，载青以土舍袭职，尝中贵州乡试。巡抚杨一渶请如武举袭荫之例加升一级，以为远人向学者之劝。吏部覆：土司额设定员，具各在任，难以加升，宜于本卫量加俸给。着为[16]例，报可。

由此记载可知，既然吏部以“土司额设定员，具各在任”回复，表明该制度在嘉靖之前已经成熟，嘉靖时期开始了由“土官”到“土司”的转变，其内涵应日臻完善。

明代“土司”的出现并非是全国性的普遍存在，而是具有地域性的典型体现。试就《明实录》中有关嘉靖朝“土司”的记载，摘录如下，予以分析。《明世宗实录》卷265，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丑：“两广总督尚书蔡经、总兵安远侯柳珣奏：宾州马平柳城诸傜僮首贼韦公返、韦扶矿为乱，守备程万全督兵捕之，无功。后因副使张瑶巡历柳州，遂私调土司杨留，带兵五百人袭贼，贼觉，杨留被执，卒多死。”《明世宗实录》卷315，嘉靖二十五年九月癸酉：“贵州官军任战者少，各土司目兵亦缘征戍频繁，纪律漫弛，幸得以军法，便宜行事，庶可整齐。……永、保、酉阳诸土司实环诸苗境外。正德以来，诸土司赴调，多借此苗为先锋，而土人且与苗为婚姻。故今日进剿诸苗，无所捕获，不得已而抚。则诸苗侍土司之庇，索求非分，或向或背，致使近苗之民畏苗而或为之用矣。今不重禁土司之党匿，不可以靖苗，宜令戴罪勉立后功。”《明世宗实录》卷371，嘉靖三十年三月丙申：“总督湖广川贵右都御史张岳，督集三省汉土兵，分哨剿苗。湖广分栗凹、狗脑等七寨，四川分吕蜗、普杓等八寨，贵州分鬼提、麦地等十五寨，约以去年九月三日三哨并进。至十一月终，贵苗三十寨俱破，共斩获六百余级……余寇得穿山漏网，入于土司地方者……臣严行永、保、酉阳各土司合兵攻剿，地方暂平。”《明世宗实录》卷372，嘉靖三十年四月庚午：“湖广永、保，四川酉阳各土司以养苗为利……仍削土司冠服，以彰朝廷威信……至于永、保、酉阳各土司彭明辅、彭荩臣、冉玄，俱褫其冠带，令戴罪自劾。”《明世宗实录》卷431，嘉靖三十五年正月癸亥：“福建倭寇流人浙江界与钱仓寇合，原任留守王伦督容美土司田九宵等兵，扼之于曹娥江，贼不得渡，还走。官军追及之于三江民舍，连战，斩首二百级，复追至黄家山，尽歼之。”《明世宗实录》卷439，嘉靖三十五年九月甲戌：“提督直浙军务尚书赵文华等奏上，八月中，梁庄平倭功次，共斩首一千二百余级，因言水陆诸寇相继荡平，皆上穹默佑，圣武布昭，非将帅之力能及此。兵部覆，请录永、保二土司彭荩臣、彭翼南、彭明辅、彭守忠等及文武将吏功，仍祭告郊庙社稷，以明德意。”《明世宗实录》卷462，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丁酉：“巡抚福建佥都御史王询言：福建自被兵以来，设参将二人，一哨于海，一防于陆。然水陆之任，分而利害，异南北之势，悬而首尾分，各无信地，互相观望。臣按闽中之势，福宁北路之要害也，寇自台温来者必犯之，诏安南路之要害也，寇自广湖来者必犯之……请更设参将一人，以署都指挥佥事曾清充之，部领哨船，选募精锐五百人往来闽安、镇东、福清并海之间，与主客兵互相应援。其本省原调广西向武州土兵，日久思归，宜从其便。而于湖广桑植、麻寮二土司各调兵二千人代之。兵部覆奏，报可。”《明世宗实录》卷469，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壬戌：“总督湖广川贵侍郎王崇上，去年八月中剿平叛苗功次……叛苗纵兵剽掠，执石耶洞土官杨仁妻冉氏以归。寻发兵攻邑梅、平茶土司。”《明世宗实录》卷513，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丙午：“初，播州土司原属四川统辖征税，而其地多在贵州之境。嘉靖初诏改属贵州思石兵备矣。已而夷情以为不便，二省守臣各异议。有诏下总督罗崇奎勘处。至是，用崇奎议，仍以播州隶四川，分属川东守巡，重夔兵备三道，而贵州思石兵备道照旧兼制播、酉、平邑等土司，仍改给敕书，重事权以弹压之。”《明世宗实录》卷553，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癸未：“巡按贵州御史郜光先条议地方事宜：一、苗夷犷捍，作梗衢路，宜令土司、酋长，所部境界略仿中土保甲之法，互相觉察。”《明世宗实录》卷563，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庚辰：“严禁水西土司毋乘瞭助逆，自干国法。”

按以上记载逐步展开归纳，所涉及的土司在湖广行省有永顺军民宣慰使司、保靖军民宣慰使司、播州宣慰司、容美宣抚司、桑植安抚司，以及由麻寮长官司转设具有羁縻性质的麻寮千户所；四川行省有酉阳宣抚司、平茶洞长官司、邑梅洞长官司；贵州行省有水西宣慰司等，均属西南各行省。所涉及的防苗、平叛、抗倭等事件，均具有可动摇明统治根基的重大影响。事件发生地是东南浙江、福建等行省，而起到扭转战局作用的，则是征调于贵州、湖广、四川、广西等地土司兵的到来。如果再将“土司”称呼也恰恰出现于嘉靖朝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感觉到“土司”的出现与这些重大事件应有着一定的联系。明王朝依靠这些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对内镇压“苗蛮之叛”，对外抗击“倭寇之乱”，应该赋予其较一般土官更大的权力。因权力所授的不同，有别于“土官”的“土司”一词也就应运而生。在上述所摘史料里，同一条中有“向武州土兵……桑植、麻寮二土司兵”、“石耶洞土官……邑梅、平茶土司”这样明显以示区别的记载，即可作明证。而清初顺治五年，皇帝所颁敕书中有这样的阐述：“自尔土司归诚向化，故历代授官，管束本地土官人等……特以先例，命[17]尔世袭，照旧管束土官土军土民，并各该家口人等”，这也指出了“历代授官”的土司，能“管束土官土军土民”，更证明了“土司”权势高于“土官”。

从“土官”到“土司”的转变，不仅仅是名称的简单变化，而是这一政治制度内涵的升华。这种升华是一种因循渐进的过程，并与土官衙门的设立有着实质性的关联。明初永乐朝即有“遂命开设衙门，[18]抚绥土人”的记录。其后，洪熙年间、宣德年间、正统年间、景泰年间、天顺年间的《明实录》中，多处出现“土官衙门”的用法。“土官衙门”是指土官的官署，也就是土官的办公之处，代表着土官政权。土官衙门的出现，意味着土官可开署理事，不仅要处理本民族事务，还可以处理本地区事务，显示了明代土司制度的逐步健全。

明代允许开设“土官衙门”并非仅仅是为了增加土官权限，也是为了加强对其约束。《明世宗实录》卷182云：“土夷族类，狼子野心，[19]争官仇杀，乃其常习。虽系建立衙门，比之腹里，自是不同。”表露出了明朝建立“土官衙门”，“比之腹里，自是不同”的动机之一是为了让土夷能“改其常习”。土官衙门的设立，自然会导致土官称呼由“官”而“司”的变化。“司”的本义为统治、主管、职掌、处理、操作等，引申为衙署、办公地之意。土官有了衙署，理应在司理事。没开设衙门之前称为“土官”，开设衙门后即为“土司”了。这犹如元明清三代主管检察刑法的肃政廉访使司被称为“臬司”；明代主管一省军事事务的都指挥使司被称为“都司”；明清时期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的布政使司被称“藩司”一样，主管本地事务的“土官衙门”被称为“土司”也是顺理成章的。有了“土司”之称，《明实录》中那有点拗口的“土官衙门”逐渐减少，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后不见其记载，也是顺其自然的。正因为“土司”是因“土官衙门”而来，后人所谓的“土司”才具有多种指向：既是指担任“土官”职务的人；也是指朝廷的官职；还是指土官的衙署。衙署设立使制度更为健全，“土司制度”的内涵得以完善。

明代土司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司卫分立”，即虽然同为少数民族地区，但却因地域不同而分设土司和羁縻卫所予以治理。《明史》曰：

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20]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

强调的是“西南夷来归者”设立土司，所设职务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对于羁縻卫所，则曰：

羁縻卫所，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21]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

强调的是“边外归附者”设立羁縻卫所，所设职务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两者的建制名称及职官系列截然不同。《明史·土司列传》所载仅有湖广土司、四川土司、云南土司、贵州土司、广西土司等专章，均属于西南地区。而西北地区则是“西北诸部，[22]在明初服属，授以指挥等官，设卫给诰印”。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明王朝西南设土司、西北设羁縻卫所战略布局上的地域区别。

不论西南土司或西北羁縻卫所，明王朝启用的大多是本地“土官”。西南地区，“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湖南永顺、保靖二宣慰所部，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狼兵，四川酉阳、石砫秦氏、冉氏诸司，宣力最多。末年，边事急，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为长策，其[23]利害亦恒相半云”。这与嘉靖朝征调这些行省的土司抗倭、平叛、防苗诸事件是相吻合的。西北地区，“西鄙来降者，辄授以职，[24]使率其部落以卫边塞”。“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25]遇有警，调他卫军往戍，谓之客兵”。这与明朝在西北地区广设卫所未见土司的事例也是相吻合的。西北地区虽不见土司建制，但史籍中却有大量的土官记载：巩昌卫土官汪寿，庄浪卫土官鲁失加，西宁卫指挥佥事尕尔只失结，以及世袭副千户祁贡哥星吉、南木哥。授予百户、镇抚、总旗等军职的土官更多，如帖木录、癿铁木、尕力癿、[26]哈剌反、失剌、沙蜜、薛都尔、韩宝等。显然，不论西北或西南，明朝统治者对边疆诸民族的怀柔政策，都是借助于熟悉本地方社会、风俗、语言、宗教的土官来执行，因地制宜的设立土司与卫所。“卫司分立”是明朝对元朝以土官治理本族地方行政管理的发展，是明代土司制度的一个特征。3.“卫司合一”的清代土司制度

清王朝迁都北京之后，消灭南明、大顺、大西政权，进而统一全国，完成朝代更替是其主要目的。因而在清朝初年，即制定了对边疆各族进行招抚的政策，“因仍旧俗，官其酋长，俾之世守，用示羁縻，[27]要皆封建之规，实殊牧令之治”。顺治五年规定：

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28]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

在统一全国的进程中，清廷不时警戒各领军统帅“加意抚恤，以[29]称朝廷柔远至意”。

顺治十一年（1654），清世祖敕谕镇守广西，声援楚粤的靖南王[30]耿继茂，曰：“朕念斯民，久困兵火，安全抚绥，尤为要图。”顺治十五年三月，清军为追剿大西军余部，洪承畴等三路大军进入贵州，顺治帝诏谕诸将领曰：

今念贵州等处民苗杂处，当先加意抚绥，安辑民心。尔等率领大军经过府、州、县及土司、蛮峒等处地方，当严行约束官兵，凡良民、苗蛮财物及一草一木，勿得擅取。惟务宣布仁恩，使彼乐于归附。傥官民人等不遵纪律，仍行抢掠者，即加处治，以示惩戒。尔等所领汉兵，一并严行禁饬。其未辟地方，须多发告示，遍行晓谕。尔等受兹[31]敕旨，当恪遵奉行，勿致扰害地方，以副朕除暴巡民至意。

同年十二月，顺治帝再次敕谕信郡王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平西王平西大将军吴三桂、固山额真征南将军赵布泰等人，曰：

朕以南服未定，特命王等率大军进讨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处地方。所有土司等官及所统军民人等，皆朕远徼臣庶，自寇乱以来，久罹汤火，殊可悯念，今大兵所至，有归顺者，俱加意安抚，令其得所，秋毫无所犯。仍严饬兵丁，勿令掠夺，其中有能效力建功者，不靳高爵厚禄，以示鼓劝，王等即刊刻榜文，遍行传谕，使土司等众，[32]知朕轸恤遐陬臣民至意。

在清军的招降下，各土司纷纷归附。贵州贵阳府程番、大谷龙、平伐、羊场、底寨等二十余长官司，安顺府顶营、沙营等长官司，盘江等土巡检，草塘司、雍水司等土县丞，重安司土吏目等；都匀府邦水、平定等长官司，独山土同知等；镇远府土同知、土通判、土推官，偏桥长官司及左、右副长官等；思南府沿河祐溪长官司及副长官等，安化、印江两县的土县丞、土巡检，务川县土百户等；以及思州府、铜仁府、黎平府的大大小小数十个长官司，均在“清顺治十五年，归[33]附，仍准世袭”。

十二月，清军进入云南后，顺治帝再次谕示云南各将：“云南远徼重地，久遭寇乱，民罹水火，朕心不忍。故特遣大军，用行吊伐。[34]今新经平定，必文武各官同心料理，始能休养残黎，辑宁疆圉。”云南府罗次、禄丰两县的土巡检；大理府云南县土县丞、土主簿，浪穹县土典史，老窝、六库等地土千总，漕涧土把总，邓川土知州等；临安府思陀乡、何邦乡、慢车乡等地土舍，宁州土州判、嶍峨县土主簿；楚雄府镇南州土州同、土州判，以及姚安、澂江、广南、顺宁、[35]缅宁、曲靖等府厅的众多土官，均在顺治十六年前后归附。

为了争取西南各土司的支持，清王朝秉承因俗而治的理念，在中原地区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于少数民族地区则变通实行。如顺治二年六月初五日，多尔衮下令刚刚占领南京的多铎：“各处文武官员，[36]尽命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顺治皇帝亦谕示礼部：“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氓，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37]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然而，清军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这一严厉的“剃发令”并没有完全执行。顺治四年，宁南大将军阿尔津、恭顺王孔有德等，率兵进入湖广辰州招抚诸土司。保靖宣慰司彭朝柱“差舍把彭伦、邱尚仁等备册籍赴营投诚。诏赐龙牌嘉之，[38]领职如故。有男不披剃、女不改妆等谕”。顺治十五年，王弘祚在《滇南十义疏》中，建议“除汉人士庶衣帽、剃发遵照本朝制度外，其土司各从其俗，俟地方大定，然后晓以大义，徐令恪遵新制，庶土[39]司畏威怀德，自凛然恭奉同伦同轨之式矣”。这一建议虽有违“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的圣谕，但亦得以准行。甚至在《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凡湖南所属未薙发之苗人，与民人结[40]亲，俱照民俗，以礼婚配”。即使改土归流以后，湘黔边地“惟[41]寨长剃发，其余皆裹头堆髻去胡须”。“卫司合一”是清朝土司制度的重要特点。不论明人的《土官底簿》或清人的《明史·土司传》，西北地区均未列入土司，《明实录》中有关这一地区的记载也不见有土司。表明了明王朝并不认为西北地区为土司区，西南土司与西北羁縻卫所是有区别的，司卫分立。但进入清朝之后，西北地区出现了土司称呼。顺治五年，皇帝颁给西宁卫指挥同知李天俞的敕书中有：“自尔土司归诚向化，故历代授官，管束本地土官人等……特以先例，命尔世袭，照旧管束土官土军土民，[42]并各该家口人等。”明朝羁縻卫所的职官可凭战功晋级，如土官祁秉忠初袭指挥同知职，因战功升任参将、副总兵、总兵等职；土官李英初袭指挥佥事职，因战功升指挥同知、指挥使、都指挥佥事、都指挥同知、左都督等职，勋位至会宁伯；管军所镇抚李南哥因功节次升卫镇抚、指挥佥事，成为东伯府李氏的始祖。但进入清代之后，改卫所战功升职制度为土司世袭制度。西祁土司、陈土司世袭卫指挥使；东李、西李、东祁、阿、赵土司世袭指挥同知；汪、纳、吉、冶、甘、朱、剌土司世袭指挥佥事；上韩、下韩世袭千户；辛、小李土司世袭百户等，至清朝终结均未有升降变化。《清史稿》在《明史》所记的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土司区之外，另加一甘肃土司，并明确曰：

甘肃，明时属于陕西。西番诸卫、河州、洮州、岷州、番族土官，明史归西域传，不入土司传。实则指挥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43]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卫司合一”使清代土司急剧增加，检索《明实录》，有2327条关于“土官”的记载，但有关“土司”的记录仅有228条。有意思的是，在嘉靖三年出现了“土司”一词之后，《明实录》中“土官”的记录仍多达400余条，超过了《明实录》中“土司”记录的总和。检索《清实录》，有3596条“土司”记载，但仅有406条“土官”记录，其结果与《明实录》所载截然相反。明清两朝不同的《实录》，似乎仅仅是不同封建王朝的文人们对皇帝琐碎日常事务的如实记载。但一经比较，却能从另一角度看出了不同的王朝在土司制度设计上的不同理念。

从元朝的“土流兼制”，经明朝的“卫司分立”，到清朝的“卫司合一”，清晰地表明了土司制度在承袭中的发展与流变。二 改土归流：清代对土司制度的革新

一般认为，雍正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廷决心废除土司制度的宣示，就清廷的初衷意愿来说，也未尝不是如此。但在“改土归流”的实施中，因地域及民族的复杂多变，并没有进行到底，仅是一次未毕其功的革命而导致的革新。土司未被彻底废除，制度却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1.顺治、康熙朝的小规模改土归流

在清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出于地方政权稳定之需，小规模的改土归流实际已陆续进行，尤其以贵州省为甚。贵州黎平府辖下的赤溪湳洞司杨鸣鸾、分管三郎司杨世勋等，在清军进入贵州之时均得承袭。[44]但在康熙二十年（1681），两司同时“改土归流”。石阡府苗民长[45]官司于“康熙四十三年，改土归流”。都匀府凯里司杨氏土司，[46]“康熙四十五年，以土酋大恶案内改土归流，入清平县”。而影响最大的事件，则是从顺治朝延续至康熙朝对水西、马乃、乌撒土司的改土归流。

顺治十五年，贵州马乃土司龙吉兆等“收养亡命，私造军器，奸民文元、胡世昌、况荣还等俱党附之。遥结李定国为声援，纠合鼠场营龙吉佐、楼下营龙吉祥歃血盟。掠广西泗城州土寨，安南卫之阿计、[47]屯水桥、麻衣冲、下三阿、白屯等寨等处”。云贵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招谕不服。同一时期，水西土司安坤也因曾派人带路引导洪承畴所率清军进入贵州，但久久得不到清廷的叙功而怨气积压，于是以其叔父安如鼎为总统，联合另一土司罗大顺，约定攻取云南。南明政权总兵皮熊乘机煽诱其间，遣人各处散给南明札付，收买人心。贵州总督杨茂勋奏报曰：“水西地方沃野千里，地广兵强，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于黔则腹心之蛊毒也。失今不讨，养痈必大。”[48]促使清廷坚定了武力平叛改土归流的决心。乌撒土司与水西土司境土相连，土司安重圣是水西土司安坤的外甥，水西土司反叛之时，安重圣即联合自己的妻兄郎岱土司陇安藩暗中相助。安坤兵败后，陇安藩即联合安坤余部起兵，杀安顺府经历袁绩、毕节经历秦文等，直犯关岭、永宁、大定、威宁等地。清廷以“水西土司安坤，马乃土司龙吉兆，乌撒土司安重圣等，阳顺阴逆，中怀叵测”。令吴三桂“悉[49]心筹画，相机歼剿”。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分路进讨，至康熙四[50]年，叛乱各土司才最终克平，“改设四府”。鉴于水西宣慰司在顺治年间引路之功，康熙皇帝也曾想网开一面，于康熙二十一年谕大学士曰：“吴三桂未叛时，征讨水西，曾灭土司安坤，其妻禄氏奔于乌蒙，后生子安世宗。朕观平越、黔西、威宁、大定四府原属苗蛮，以土司专辖，方为至便。大兵进取云南，禄氏曾前接济，著有勤劳，仍复设宣慰使，令世宗承袭。”水西宣慰司曾一度复立，但仍不得善终，康熙四十年，“总督王继文以土司安世宗为吏民之害，仍请停袭，地[51]方归流官管辖”。

云南因在清朝初年由吴三桂治理，经营多年，土司相对贵州而言多安于本分，较重大的改土归流在清初并不多见，但较小的改土归流仍有多起。云南县土知县杨玉蕴于顺治十六年归附，仍授土知县世职。但在康熙六年，云南县改设流官，杨玉蕴之子杨岳被改为县丞，虽为世职，但实际上已无权限，实为改土归流。顺治十七年，宁州土知州禄昌贤被降为州同，极为不满，遂与首梅道人等谋反，王弄山长官司副长官王禄也加入其列。康熙四年，在清军的征讨下，禄昌贤“以叛伏诛”，“（王）禄自焚死，以其地属开化府”。受禄昌贤、王禄叛乱的影响，教化三部长官司副长官龙升（张长寿），“附王禄叛，诛之，以其地为开化府，设流官”。嶍峨县土知县禄益，“与禄昌贤等叛，改流”。该县土主簿王扬祖，也因“与禄昌贤等叛，伏诛，职除”。蒙自县目把李辅舜之孙李世藩、李世屏“附宁州禄昌贤叛，总兵阎镇破之。世藩遁，追斩之。世屏出降，免死，充大理军”。此外，瓦渣乡长官司钱觉耀“通王禄叛，官兵擒斩之”。溪处长官司副长官[52]恩忠“附禄昌贤叛，伏诛”。但两长官司后人仍得以土舍世袭。

湖广行省界于中原与西南蛮夷区之间，是进入西南地区通道的起点，具有桥头堡地位。清朝于此仅有康熙末年的一次小规模改土归流。原设于苗疆腹地之处有五寨、筸子坪两个长官司，均属保靖宣慰司管辖。五寨长官司下辖宋沱、乌引、芦荻、杜望、白崖五洞，筸子坪长官司羁縻四十八苗寨，是明清两朝管控苗疆最前沿据点。康熙三十九年，清王朝为加强防控苗疆兵力，将镇筸参将升格为总兵，沅州镇移驻镇筸。但镇筸参将原来设立时就驻扎在五寨长官司司治之处，设立镇筸镇后，与拥有独立土兵且具有一定自治权的五寨长官司同城，形成两个军事指挥中心，显然不利于统一调度。因而在“康熙四十六年，巡抚赵申乔以不法奏请裁革，不准袭替。而钱粮、学校，俱归通判经

[53]理”。废掉了两长官司，移辰沅靖道驻此，添设通判，吏目各一员，为凤凰厅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康熙四十八年，改辰州通判驻地为凤凰厅。2.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及进程

从清初“改土归流”的规模和对象来看，除了有明显反叛行为的，如贵州水西土司外，清王朝对于各大土司并没有改流的迹象。但是，“三藩之乱”时西南地区土司的深度卷入，使清廷痛感“三藩之乱，重啖土司兵为助，及叛藩戡定，余威震于殊俗。至雍正初，而有[54]改土归流之议”。一个“重啖”即清楚地表明，清王朝并没有忘记土司们曾对南明政权的支持。叛乱平息之后，清王朝必然要对土司们进行清算，要对土司制度的作用重新审视，“而有改土归流之议”。

更为重要的是，当封建王朝的统治已然稳固之后，拥有自己独立武装，还有一块“王土”之外自治领地及所属土兵、土民的土司，对于臻于完善的“大一统”封建专制王朝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了。土司制度成为“大一统”国家建构的主要障碍。顺治及康熙朝时期，清朝国势未稳，不得已而采用“招抚”之策，一再容忍土司们在清初期的反抗。然而，在康熙二十年平定了“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二年统一了台湾；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经康熙皇帝的三次亲征，消灭了噶尔丹势力，控制了天山南北，稳固了北方边境后。中央集权得以大大加强，一统江山已然牢固。解决西南地区土司割据一方的问题，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康、雍、乾时期强盛的国力，保证了雍正及后继者“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土司制度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命运。

雍正四年春，巡抚云南兼总督鄂尔泰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认为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鄂尔泰提出云南、贵州的治边策略：

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傸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向导弹压。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铲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

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55]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

此奏深得雍正赞赏，“知鄂尔泰才必能办寇，即诏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六年，复铸三省总督印，令鄂尔泰兼制广[56]西。于是自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

改土归流在滇川黔边首先开始。“四年夏，先革东川土目，即进图乌蒙。时乌蒙土府禄万锺、镇雄土府陇庆侯皆年少，兵权皆握于其叔禄鼎坤、陇联星。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屯东川，招降禄鼎坤。惟禄万锺制于汉奸，约镇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鲁甸。鄂尔泰遣游击哈元生败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构乌蒙，连破关隘，贼遂走镇雄，鄂尔泰复招降陇联星，而禄鼎坤亦以兵三千攻镇雄之胁，两酋皆遁四川。于是两土府旬日平，以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又设镇于乌蒙，控制三

[57]属”。其后，四川雷波土司、阿卢土司及建昌、凉山各夷倮先后改土归流，“自小金沙江外，沙马、雷波、吞都、黄郎诸土司地直抵[58]建昌，袤千余里，皆置营汛，形联势控”。云南沾益土知州、镇沅土知府、者乐甸长官司、威远土州、广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孟养、茶山土夷等先后纳土，“惟（澜沧）江外归车里土司，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移元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59]兵，以扼蒙、缅、老挝门户”。

贵州改土归流自广顺州长寨开始，因“苗力挠抗”而最为惨烈。史载“焚其七寨”，“尽歼首从，勒缴弓弩四千三百余，毒矢三万余，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60]八寨”。其后，都匀、八寨、大小丹江、清江、都江、黎平、古州等地土司，在清军强攻之下，均纳入版籍归于内地。“乃议黎平府设古州镇，而都匀府之八寨、丹江，镇远府之清水江，设协营，增兵[61]数千，为古州外卫。后复改清江协为镇，与古州分辖”。

湖广行省的土司，以容美、永顺、保靖、桑植等宣慰司为首，兵多地广，能征善战，明朝时就以抗倭、平叛、援辽而声名显赫。且土司大多传承十数代，历史悠久。如彭氏土司自后晋天福五年确定其疆域以来，经两宋、元、明数朝不衰，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执掌着保靖、永顺两大宣慰司和众多长官司及土州，势大根深，改土归流并非易事。清朝在此改土归流极为谨慎，择机而为。

雍正五年七月初九日，署理湖广总督傅敏上疏曰：“湖南桑植、保靖二土司肆虐一方，汉土苗民均受荼毒，土人不时拥入内地，迫切呼号，皆愿改土归流……查桑植司向国栋世济凶恶，杀虏苗民，久已众叛亲离，改流甚易。惟界连容美司，又缔婚姻，虽容美司田旻如慑服天成，万无敢于助恶之理，然其人桀骜狙诈，或以物伤其类之故，阳为不闻，阴行煽惑，邻近土苗生事阻挠多亦未可定……保靖司彭御彬贪淫凶暴，罪恶贯盈，邻近土司无不离心，近因谋官夺印一案，经[62]臣兰泰题参革职，现在提审，改流尤易。”七月初九日，傅敏再上“改土归流奏疏”，详细汇报了对湘黔边区改土归流的军事部署：“臣等伏查彝陵乃诸土司前路，九溪乃诸土司后路，臣等着量密饬彝陵镇总兵官整饬营兵伍预备。但事关重大，乃仰请皇上密谕杜森敬谨办理，就近镇压。至其后路，议调衡州副将周一德暂署九溪协事，整顿兵马，以备不虞，并澧州、永定两营听其节制，严饬防范，则诸土司皆不敢动，而容美无所施其技矣。但桑植地方必须另设同知一员，驻扎弹压土苗，清理狱讼……再委谙悉苗情参游一员，俟布置已备，毕令该丞会同该将，统领官兵三百名，直入其地，抚绥宁辑，分守汛兵，立时可定……今已新设保靖同知，应令该丞刘自唐会同守备一员，带兵三[63]百名镇抚，分汛亦可立定，即驻扎该地。”而《朱批谕旨》所载湖南辰沅永靖道王柔的奏章，所拟部署的军事兵力更为强大：“臣拟于各省附近边土地方，如川属重庆、黔江县界应备兵二千名，湖北之恩施县应备兵二千名，湖南之九溪应备兵二千名，黔属之正大营应备兵二千名，皆于外面驻扎，遥张声势。至中路应用之兵则断需三千，由辰州永顺而直入龙山，以抵十八小土司之境，在各司人寡势弱，官兵[64]所至必俯伏听命。”如此周密的军事部署，保证了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

雍正五年八月十四日，雍正皇帝颁布了改土归流谕旨：

桑植土司向国栋、保靖土司彭御彬暴虐不仁，动辄杀戮且骨肉相残，土民如在水火，朕闻之深加悯恻。既有被害男妇纷纷来归，情愿编入版籍，以免残害，若拒而不纳，则结怨之土民必至无遗类矣。朕抚有四海，内地苗疆皆朕版图，汉土民人皆朕赤子，若一夫不获，当仅朕怀，况数千土民，安忍置之度外。今俯顺舆情，俱准改土归流，设官经辑弹压。其应当审理之旧案，着该督抚一并审结，俱带兵入内，官弁等须仰体朕心，不得杀戮无辜，并晓谕平日奉法之土司，仍各安居乐业，不必疑惧。其土司向被桑植、保靖土司残虐者，着加意抚恤，去其苛政，务使出水火而登衽席，以副朕除暴安民之意。如有助恶党羽，即予剪除。倘归诚向化，皆从宽释。其向国栋、彭御彬应安插何省，不令失所之处，着该督抚酌量定议，以广朕法外之仁。仍将此晓[65]谕附近土民，咸使悉知朕意。

改土归流以“去其苛政”、“除暴安民”之名义“晓谕附近土民”，广造声势，舆论先行。

雍正五年十二月，雍正再颁上谕：

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划，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此朕念边地穷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乐安全，并非以烟瘴荒陋之区，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开拓疆宇，增益版图，而为此举也。今幸承平日久，国家声教远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剿抚兼施，所在土司俱已望风归向，并未重烦兵力，而愿为内属者，数省皆然。自此土司所属之夷民，即我内地之编氓；土司所辖之头目，即我内地之黎献。民胞物与，一视同仁，所当加意抚绥安辑，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后可副朕怀也。但地方辽阔，文官武弁，需员甚多，其间未必尽属贤良之辈。且恐官弁等之意，以为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内附，已脱从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属无伤，此等意见，则万万不可。着该督抚提镇等，严切晓谕，不妨至再至三，且须时时留心访察，稍觉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时调换，并严禁兵丁胥役之生事滋扰，务俾政事清明，地方宁谧，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倘有不遵朕旨，丝毫苛索于土民地方者，着该土司立即参劾，重治其罪，即系平日保举之人，亦不可为之容隐。果能据实纠参，朕必宥其失察之愆，嘉其公忠之谊。该督抚[66]提镇等可共体朕心，各尽怀保边民之道。

这次上谕，已远远不同八月上谕中雍正皇帝所言的改土归流是“土民如在水火，朕闻之深加悯恻”，需“俯顺舆情”而为，透露出了“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开拓疆宇，增益版图，而为此举也”的改土归流目的，湖广行省改土归流随之展开。

在强大的兵力威慑之下，湖广各土司无奈地交出其权。永顺宣慰司彭肇槐“献图输诚，愿附内地”，被迁徙至江西，其地改设为永顺县、龙山县、古丈坪厅；保靖宣慰司彭御彬“因不识时务”，流放于辽阳，其地改设保靖县、花垣县；桑植宣慰司向国栋“因暴参革”，流放于河南，其地改设为桑植县，并划一部分归慈利县；酉阳宣慰司冉广烜徙浙江，其地改设为酉阳厅、秀山县；容美宣慰司田旻如虽已自缢身亡，但他的妻妾子女、父母兄弟还是一并押解陕西，其心腹下属则解交广东极边地方安插。其地改设为鹤峰厅、五峰县。施南宣抚司、忠建宣抚司、东乡五路安抚司、唐崖长官司等大小十八土司悉数改土归流，成为施南府下辖来凤、宣恩、咸丰等县。其结果，湖广行省土司无一留存。3.雍正时期“改土归流”的结果

土司制度是为治理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而设计的，它“不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制度，而是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原有部落传统势力的基础上，将其酋长委以具有相应的职务和一定品级的官位，纳入国家统一的职官系列，授予一定的自治权力，‘因俗而治’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管理制度。其职官名称、官员任免、管理方式、权力界定、辖地范围等均受中央王朝限定。相对于各少数民族原有的各具特色、各行其是，具有部落传统性质的政治制度而言，土司制度具有全国相[67]对统一的名称整齐性、官职系列性及政务规范性”。土司制度的[68]核心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臣服中央王朝的前提下，允许本地蛮夷酋长拥有一定的武装，自治管理其传统领地，自行处置其所属蛮民的行政事务。因此，具有的“立蛮酋、掌蛮兵、领蛮地、治蛮民”四要素，构成土司制度的基本特征。但“改土归流”后的土司制度，则使本土自治性“四要素”基本无存。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主要集中在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大批土司因此而废除。李世愉先生《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一书，对雍正时期改流土司曾做一统计：湖广改流土司109家、四川改流土司69家、云南改流土司17家、贵州改流土司15家、广西改流[69]土司10家，共计改流土司220家。但声势浩大的“改土归流”并非为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仅仅是对与所谓的“腹里”之地有直接疆域关联、对清王朝统治构成一定威胁的土司予以取缔。从湖广、四川两省改流土司高居前两位即可看明白，清人当时也洞察其实质是“此因土[70]之事，非改土归流之事”。虽如此，这次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的政治制度改革，却导致土司制度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三 制度与符号交集的清代土司制度形成

在清王朝“改土归流”之初，鄂尔泰审时度势提出了“（澜沧）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设想。经“改土归流”后，如以制度内涵而言，这一设想大致完成。如以土司设置而言，这一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除湖广行省外，土司制度在西南各省实际上仍然存在，但却变得复杂化，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土司：其一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有官职、领地、属民的世袭土司；其二是改土归流后失去官职、领地、属民，但变相保留“公职”，授予了其他官职，实为流官僚属的“土司”；其三是新设置的“照流官案例。如有事故，开缺题补，[71]与他土司不同”的土司。其一应是政治制度的延续；其二是土司已经没有了“制度”，仅是作为政治符号而出现；其三则介于“制度”与“符号”之间。政治制度与政治符号的结合，构成了清代土司制度的特点。1.政治制度的保留

改土归流并没有完全以流官代替土司，相当一部分土司建置仍然保留下来，《清史稿·土司一》载：四川省有邛部、沙马二有宣抚使；木坪、明正、巴底、巴旺、德尔格忒有五宣慰司；长宁、沃日等有二十一安抚使；静州、陇木等有二十九长官司。云南省有车里一宣慰使；耿马、陇川、干厓、南甸、孟连有五宣抚使；遮放、盏达有二副宣抚使；路江、芒市、猛卯有三安抚使；纳楼、亏容甸、十二关有三副长官司；蒙化、景东、孟定、永宁有四土府；富州、湾旬、镇康、北胜有四土州。贵州省有中曹、白纳等六十二个长官司；广西省有忠州、[72]忻城等二十六个土州；迁隆峒、永定、永顺有三个长官司等，均没有改土归流。《圣武记》亦载：“凡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抚使三，安抚使二十有一，长官司二十有六，又副长官司一；云南宣慰使一，宣抚使四，副宣抚使二，安抚使三，副长官司三，土府四，土州四；贵州长官司六十有二，副长官司三；广西土州二十有六，土县四，长官司三；其四川、青海之间，别有土司数十，别隶西藏达赖剌麻者，不在此数。凡宣慰、宣抚、安抚、安乃长官等司之承袭隶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袭隶吏部。凡土司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谷[73]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这些未改土归流的土司建制，保留了传统的土司制度，使之得以延续。《清史稿》载：“雍正七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四州巴塘、里塘等处请授宣抚司三员、安抚司九员、长官司十二员，给与印信号纸。副土官四员、千户三员、百户二十四员，给以职衔，以分职守。内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无世代头目承袭，请照流官案例。如有事故，开[74]缺题补，与他土司不同。”经议政王大臣等议复后，予以实行。《清实录》亦载：“四川巴塘、里塘等处，请授宣抚司三员、安抚司九员，长官司十二员，给与印信、号纸。副土官四员，千户三员、百[75]户二十四员，给以职衔。”在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的同时，还出现了新设土司建置的状况，表明了作为满族所建立的清王朝，为集中精力治理中原“腹里”人数远比自己多的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虽有“改土归流”之举，但继续借用西南地区其他民族的传统势力，加强对边疆边区民族地区的管理，仍是其治国的基本理念之一。2.建制改置中对土司权力的剥夺

清王朝在“改土归流”剥夺土司世袭权力之时，除以武力直接解除外，还使用建制改置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逐一剥夺了土司的权限。（1）改土设厅“厅”是清代特有的行政区划，分为散厅和直隶厅两类。散厅隶属于府，与县同级。直隶厅则隶属于省、布政司或道，与府和直隶州[76]同级。《清会典》曰：“凡抚民同知直隶于布政司者为直隶厅。”清初，作为地方官制的“散厅”与“直隶厅”原本不是独立的行政机构。厅的长官称为同知、通判，原来是知府的副手，“府佐贰，为同知、通判，所管，或理事，或理饷、督粮、监税，或清军，或总捕，或驿或茶，或营田，或水利，或巡边抚彝、抚番、抚瑶、抚黎”[77]。因分工的专业性，他们常常被知府临时派遣到某地专事办理具体事务，被称作“听事”，《集韵》曰：“古者治官处谓之‘听（聽）事’，后语省，直曰‘听’，故加广”，被简称为“廳（厅）”。久而久之，随着这种类似出差性质机构的不可撤销性日显重要，终于具有了独立的职能，形成为正式的行政机构，变成了所谓的“定制厅”。

散厅在清初开疆拓土之际即有出现，康熙年间多有设置。尤其是在雍正改土归流之前后，更于原土司之地普遍设置。而直隶厅的出现则要晚于厅。根据《清朝文献通考》所载，散厅的五分之三以上是康熙或雍正年间被设置，少数在乾隆年间设置的厅也是乾隆年间早期的事。与此相反的是，直隶厅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乾隆年间设立的，没有在康熙年间设置直隶厅的记载。《清史稿》虽有“雍正三年，改威远[78]州为直隶厅”，“雍正十三年，析黔江、彭水二县置黔彭直隶厅”[79]的记载，但直隶厅在雍正年间设置并没有形成定制。《清实录》中首次出现直隶厅记载，是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庚戌。吏部议覆：经略大学士公傅恒奏称：‘云南外连夷疆，地方辽阔，从前欲藉大员弹压，设郡至二十三府之多。今诸夷向化，缅酋归诚，原设冗繁，应如所请……广南府止有同城之宝宁县，不成郡，改直隶厅同知。宝宁县同城应裁，改设照磨一员，以资佐理。又永北、蒙化、景东三府，无属邑，不成郡，但地方辽阔距府窎远，归并他郡，一切征输审解未便。将永北、蒙化、景东三府均改直隶厅同知。’”[80]永北、蒙化、景东三地均为土府，《清史稿》记载：“今土司之未[81]改流者……土府四：曰蒙化，曰景东、白孟定，曰永宁”，三府当时均属于未改土归流之列。“将永北、蒙化、景东三府均改直隶厅同知”。以“直隶厅同知”取代原土知府之职，由主官变为副贰，无疑是变相的改土归流了。此为设厅以土司为副贰，借以剥其权力之举措。

设置直隶厅时为了不至于引起土司的警觉与反对，还有以流官为副贰的举措。即厅设立后原土司建置并没改流，依然存在。也就是说，直隶厅的设置没有彻底破坏原有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而是在现存的土司管理机制上，增设了同知或通判，形成两套职官和行政管理体制。这两套职官和管理机制并不完全平行，但也不完全分离。[82]规定“抚民同知，虽非知府可比，然亦有管理地方之责”。具有掌印、治民、控土司、理刑案等责，成为事实上的主官，导致了土司大权旁落。其实就是在原来单一的少数民族社会里，以加派“流官”的形式，让内地社会制度进入，使清朝的国家权力真正深入到边疆民族地区。从这种实质性的管理方式来看，直隶厅的设置，即是先以双重管理结构来管理民族地区的行政事务，不动声色地剥夺了土司的权力。（2）增设同知

在土司之中先设立同知，以分土司权力，伺条件成熟之后再行改土归流，是清王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时最常用的一种办法。因是在土司身边安插副职，较之平行的设厅分权更为直接。湖广行省在改土归流之前普遍使用这种方式，以分土司之权。雍正五年，清廷以处理桑植、容美土司劫杀为由，设保靖宣慰司同知一员；随后又裁桑植宣慰司土经历一名，由石门知县铁显祖任桑植司同知；永顺也直接设同知一员，经历一员。在宣慰司设立同知、经历的作用，署理湖广总督傅敏的“改土归流奏疏”，作了极为明白的描述：“桑植地方必须另设同知一员，驻扎弹压土苗，清理狱讼……再委谙悉苗情参游一员，俟布置已备，毕令该丞会同该将，统领官兵三百名，直入其地，抚绥宁[83]辑，分守汛兵，立时可定。”云南的改土归流也如此，云南中甸、维西改土归流时，移鹤庆府通判驻维西，“建城设兵，旧头目七，给土千总衔三、土把总衔四，分治其地，而受约束于通判”。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云贵总督爱必达等奏准，将中甸同知、维西通判改[84]隶丽江府管辖。乾隆二十二年，以楚雄州同知改作中甸抚夷同知到任，立中甸厅，下辖大中甸、小中甸、江边、泥西、格咱等地。照旧设置土职，共计有土守备2名、土千总5名、土把总16名，“如遇缺[85]出，由同知、守备照绿营例”拔补，“非同世袭”。大小土司均丧失了原有的世袭权。（3）改土设屯

所谓“土屯”是相对绿营制的“汉屯”而言，原是为汉番分治、安置“降番”而设立的。改土归流时按这一制度，将土司领地收归朝廷所有，再以寨为基本单位设立土屯，由原土司、头人、土舍、土目等，按绿营官制，担任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等职。原土民则成为屯兵，屯兵以上职务统称为土弁。土地按照土屯弁兵的等级高低予以分配，土屯弁兵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禁止买卖，都应交纳粮赋。土屯是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垂直管理，直接经营、具有军垦性质的政治制度。

乾隆十七年，四川杂谷脑（今四川理县）安抚司苍旺，侵掠邻近土司，为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等所攻灭。清廷采纳岳钟琪等的奏请，将原苍旺所属部分地区改土设屯，“将该处头人拔补屯弁，管[86]领番民，挑补屯练，承垦地亩，按地纳粮”。共设杂谷脑、干堡寨、上孟董、下孟董、九子寨五屯。各屯有屯守备、屯千总、屯把总、屯外委等职，均无世袭，有缺额则补。五屯共有屯练3000名，属军屯性质，统归新设置的杂谷厅维州协管辖。史载：“杂谷百姓自改作[87]屯练以来，各安生理，土司不敢欺凌。”

乾隆四十一年，清廷平定大、小金川之后，分别设立了勒乌围、美诺两厅及美诺、勒乌围、马尔邦、噶喇依、大扳昭、底木达、章谷等7屯。两厅各设同知一员；七屯各设粮务一员及各屯守备、千总等职。厅、屯各职均酌情选拔原旧头人、酋长等担任，额设屯兵4000名。乾隆四十四年，清廷在大、小金川撤厅减兵，两厅之中裁勒乌围，仅剩美诺厅；七屯并为五屯并相应改名为懋功（原美诺地）、抚边（原大扳昭、底木达两地）、章谷、崇化（原马尔邦、噶喇依两地）、绥靖（原勒乌围地）。前三屯在小金川，后两屯在大金川，屯兵额减为3000名。这些“改土归屯”的原土司属地称为番屯。除此之外，清王朝在大、小金川还设有兵屯、民屯。兵屯即以平叛时的军队屯田留守，但考虑到屯兵分为不带眷属的“单兵”和带眷属的“眷兵”两种，兵屯地的人数远超3000人。民屯即招募远近人民来此设屯开垦。不论何种形式的屯田。每户均授予田地30亩，单兵则为十五亩，每户每年都要上纳科粮。科粮交纳数因地域而不一，并非统一

[88]额度。改土设屯为清廷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改作屯兵，令其耕作自食，不必官为给饷养赡，仍移设同知一员驻辖之。久则渐与编氓[89]无异，自可永除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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