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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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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崛起：美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试读：

理解一个国家贫穷、停滞、衰落的原因也许比较浅易，但要研究和借鉴一个国家的发展崛起之路却并不简单。

刘戈作为一位学者，他认真梳理和思考了美国20世纪的经济史、商业史，用20万字的详尽素材和分析，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发展崛起之路的窗户。

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紧跟欧洲强国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又抢在欧洲强国之前，开启了电气时代，率先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到百年时间，美国已然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实力遥遥领先，把20世纪缔造成为“美国世纪”。

但是，“美国世纪”的道路并不平坦。引领世界经济的美国也遭遇了两次重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滞胀”。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对这两次经济重创必不陌生。但如何认识美国摆脱危机、走向强大的原因却看法各有不同。本书作者认为，走出“大萧条”、实现大繁荣，绝不仅仅表现为GDP恢复增长，而是表现在美国广泛、深刻、全面的结构性变革。危机背后变革的方向与力量，正是本书要深入挖掘的核心要点。通过对历史镜像的回放，寻找熟悉的脚本，以避免危机的重演。

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带给美国新的增长契机，从而推动钢铁、橡胶、石油、玻璃等上下游行业蓬勃发展。伴随着实体行业的蒸蒸日上，美国金融行业也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证券市场，此时给出了一张耀眼的成绩单：股票价格不断上涨，证券交易的成交量也随之大幅增加。

但在整个20年代的证券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内幕交易和骗局。公司高管利用其对公司内幕信息的了解，操纵本公司的股票，牺牲公司股票持有人的利益，甚至是损公肥私，大肆贪污公司钱财。许多银行、证券机构、信托公司和基金会与商界、政界名人勾结，散布谣言，联手操纵市场，哄抬股价。不少公共信托基金管理人也擅自动用基金参与证券投机。“大萧条”之前，少数垄断大企业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寡头攫取了高额利润，最富有的人群占国民收入的1/3。与此同时，广大劳动者日益相对贫困。1929年，约60%的美国家庭收入仅够维持生活，他们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尚不足24%。

同样是“大萧条”前夕，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狂热的投机活动。佛罗里达州位于美国东南端，地理位置优越，冬季气候温暖而湿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里迅速成为人们冬日度假胜地。许多美国人来到这里，迫不及待地购置房产。由于佛罗里达的地价一直远低于美国其他州，因此该州成为理想的投资地。随着需求的增加，佛罗里达的土地价格开始逐渐升值。尤其在1923—1926年间，佛罗里达的地价涨幅惊人。例如棕榈滩上的一块土地，1923年值80万美元，1924年达150万美元，1925年则高达400万美元。炒卖房地产的狂潮越来越汹涌。据统计，到1925年，迈阿密市居然出现了2000多家地产公司。当时该市仅有7.5万人口，其中竟有2.5万名地产经纪人，平均每三位居民中就有一位专做地产买卖。当时，地价每上升10%，炒家的利润几乎就会翻一倍。在那几年，人们心中的魔咒就是“今天不买，明天就买不到了”！在这种狂潮的催动下，一向保守冷静的银行界也纷纷加入炒房者行列。

科技发展处于低潮、出口贸易份额下降、实体经济“脱水缺血”……正是这一幅幅似曾相识的熟悉画面，让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美国上一百年经历的那些危机。看看美国如何在危机中为法律演进清障，让反垄断、反海外贿赂、反欺诈等相关法案真正为企业和民众服务；如何在危机中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让产业焕发新的生命力，让企业能够成功转型；如何在危机中推进制度的变革，让税收与民主的阳光和雨露能够惠泽每一位民众……而这些回望与总结，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最急需的借鉴与参考。

中美两个大国可深入比较研究的主题绝非20万字可涵盖。这本书用独特的视角，进行了一种对比的尝试。这种尝试，让我们能够跨越太平洋的地理距离以及一个世纪的时间鸿沟，将20世纪的美国和21世纪的中国置入平行画面。作者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到法律，从企业到个人，通过深入对比与分析，探讨中国转型与变革的可行路径，这是值得肯定的。至于本书中有些分析的立论和素材的选取，我并不能够全部认同。但我仍然愿意为此书作序，是因为任何探索性的工作都应该鼓励。前言从美国看中国“我们注意到，20世纪发生的所有的巨大经济成就、所取得的所有发展都具有同样的特征——伴随它们反复出现的是严重的危机和困难。”保罗·沃尔克在《纽约时报100年》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在1979年到1987年之间担任美联储主席长达8年之久。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回望被称为“美国世纪”的这一百年，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将20世纪100年美国的GDP增长率画一张图，看上去是一张波幅不断变窄的波浪图，20世纪前半段，这种波动显得尤为剧烈。

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都在谷底剧烈震荡。1932年，美国GDP比上一年又下跌了12.9%。在此之前，美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连续两年8.5%和6.4%的大幅下滑。这是20世纪美国经济跌幅最大的一年。

在“大萧条”之前的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轮自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最强劲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最耀眼的两大明星行业是房地产和汽车。

在纽约曼哈顿，摩天大楼不断互相赶超，世界第一高楼的纪录每隔几个月便被改写。曼哈顿的天际线不断发生着变化，连接曼哈顿和周边地区的大桥不断增多。农村和小城镇青年们不断地向北方工业城市聚集，进入工厂车间追寻他们的美国梦。来自北方的新富阶层则开始大规模南下，到温暖的佛罗里达海滨购置房产。城市新区不断扩张，人们蜂拥进入大城市，城市中心的公寓和简易住房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富人们则纷纷向郊区迁移，搬入豪华大宅。

通用汽车公司超越福特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汽车开始进入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家庭，从有钱人象征变成上班族的交通工具。底特律、芝加哥、匹兹堡等以汽车、钢铁、煤矿为支柱产业的城市成为最耀眼的新星。由于找到了广告这种收费模式，收音机制造带动的电子行业开始兴起，有声电影开始崭露头角，电影院数量开始大量增长。

在整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股票市场一涨再涨，使那些提醒人们注意风险的专家们像傻瓜一样遭人嘲笑。城里的人们纷纷投资股票，从汽车厂的工人到擦鞋的少年都在热烈地谈论着不断上涨的股市。炒股的人可以轻易获得十倍于本金的贷款用来炒股。这导致银行给企业的贷款不断减少，利率不断增高。

终于，在1929年的秋天，“柯立芝繁荣”伴随着股市暴跌，戛然而止。

1932年8月一名记者采访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问他：“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凯恩斯回答说：“有过，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恩斯夸大了美国所遭遇的这场危机。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加上市场的自然修复，美国从危机的泥潭中爬了出来，并且迎来了持续时间更久的繁荣。

1933年3月4日，星期六，新任总统罗斯福从胡佛手中接过了领导美国的权力。此时持续近4年的“大萧条”已经让美国——这个新崛起的世界头号工业国变得千疮百孔、风雨飘摇。

上任的第二天，星期天的晚上，罗斯福发布了作为总统的第一项政令：下令全美银行从周一，也就是3月6日开始停业4天。在4天之后的国会会议上，还没有来得及印刷发放到议员们手里的《紧急银行法》在只有一份草案时就高票获得通过，前后只用了38分钟。这项在保守派看来离经叛道的法案中赋予了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据法案，国会今后要无条件地通过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和今后将要采取的”一切措施。“百日新政”由此拉开序幕。

在之后的一百天中罗斯福利用国会授予的权力制定了一系列法案，完成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全面和深入的政府干预。一系列针对华尔街的改革法案接踵出炉：复兴金融公司被要求筹集资金重组银行，并发放更多的货币；金本位被废止；《联邦证券法》通过，发行股票被要求必须进行信息披露；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被要求分业经营；银行存款必须进行保险以确保其安全性……《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改革法案》、《农业信贷法案》、《征税法案》、《国家工业复兴法》等重要法规都被通过。

罗斯福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奠定了美国重新崛起的基础，也成为之后几十年美国政府干预和管理经济的基本体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再次遭遇转型危机的时候才有所调整。“大萧条”摧毁了此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累积起来的过剩产能，美国经济由此转型，从单纯的投资性增长模式转向消费和投资并重的增长模式。

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大繁荣之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陷入滞胀的泥潭。两三代人所熟悉的那种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代又一次遭遇危机。

由于美国经济的自身结构性矛盾和石油危机的雪上加霜，美国陷入了自“二战”之后的首次大规模衰退，更为棘手的是，这次经济衰退具有和以往经济危机完全不同的特征，被称为“滞胀”，也就是企业关门、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表面上看，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上涨是滞胀的直接原因，但深层的原因依然是在一次长时间的繁荣之后，经济转型压力的必然体现。1971年8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今后美国停止将外国人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从而单方面改变了长达25年之久的国际货币机制。由于通货膨胀大幅上升，贸易逆差严重，股市低迷，尼克松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尼克松的如意算盘是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缓解黄金储备的压力，同时能让美联储摆脱黄金的镣铐放开手脚解决经济衰退问题，实现高就业率和经济增长。同时，美元贬值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后来的事实说明，美元与黄金脱钩并没有成为振兴经济的灵丹妙药。美国在滞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1974年和1975年，美国GDP在“大萧条”之后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美国再一次陷入危机之中。

1977年，来自南方佐治亚州的花生商人兼业余木匠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击败在任总统福特成为美国新一届总统。他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上任，第一项举措就是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和降低联邦税收来缓解失业问题。结果失业率是降低了，但通货膨胀率猛增。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选民抛弃了看上去已经无计可施的“老实人”吉米·卡特，选择了来自好莱坞的前著名演员罗纳德·里根。里根对罗斯福留下的遗产进行了50年来最大的手术。信奉柯立芝的执政思路的里根，向萎靡不振的经济挥出了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降税、放松管制、解决通货膨胀的三板斧。与此同时，里根全力加入到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之中，巨额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和科技都产生了刺激作用。他在1989年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上任之初大幅度下降。

在之后的克林顿执政时代，萌发于里根时代的信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在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新经济引领下，美国经济实现了又一次转型，迎来了新一轮繁荣，达到了实力的顶峰。

在我试图用美国的危机和崛起之路对照中国现实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我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开始摇头。我知道，在他们看来，中美之间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人口数量、资源禀赋、地缘环境等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没有什么可比性。

我当然知道这种巨大的不同，但我更相信，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途径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凡通过市场化机制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都会遇到差不多的门槛或者瓶颈，并且用危机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各个国家承受的不同结果，则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在关键的时刻进行了正确的选择。回顾最近一个世纪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程，凡有幸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无不是经历了类似“打怪游戏”的过程，一关一关地闯，在面临危机甚至绝境的时候渡过难关。可以说，每一个成功的国家，无不是在危机中崛起的。

而美国过去100年的发展历程，所遇到的危机以及对危机的应对，对中国来说是最具参照价值的。20世纪被称作美国世纪，这是人口足够众多，经济体量足够庞大，国土面积足够辽阔的一个大国的崛起。过去的7000年，从美索不达米亚发源的西方文明中心不断西移，从希腊、罗马到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大英帝国，最终穿越大西洋落脚到美国。过去的100年，这个国家先是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后又成为处于全球支配地位的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成为秩序规则的制定者、潮流的引领者、价值观的输出者。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外部的威胁，而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积累。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巨大危机的应对后，美国似乎已经逐渐掌握了应对危机的规律，他们承认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甚至也不再在如何预防危机上浪费功夫和口舌。而是在每一次危机到来之后，都能心平气和地打开工具箱，并且在打开工具箱之后，知道使用哪些工具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顺序。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始终是一个不断处于外部威胁的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也进入了内在矛盾大于外在威胁的时代。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大经济体的奇迹，虽然也经历了一些困难，但由于经济总体结构发生问题而面临危机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中国在全球相对平稳的几十年时间内获得并抓住巨大的发展机遇，完成了工业化中期的各项任务，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社会管理水平都实现了迅猛的飞跃。

在过去的五千年，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东方文明中心，一路东移，从黄土高原转移到太平洋西岸，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落脚到同样孤悬在欧亚大陆之外的日本。但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之后，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东方文明中心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太平洋西岸。中国既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又是最正统的继承者，中国理应代表东亚文明成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潮流的引领者和价值观的输出者。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责任。

因此，除美国外，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和中国有可比性。

美国经济在过去的20世纪有两次巨大的转型，一次是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一次是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发展。中国现在的这次转型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的转型具有更高的相似度。

1929年，美国的城市化率为55%；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正好也是55%。当然光城市化率也不能够说明问题，还有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国际贸易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当下的中国经济中，如企业过高的税负和过多的政府管制。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更为棘手的问题，所经历的转型之痛也更加剧烈。

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给了我们如此丰富的参照样本，中国的体制优势和后发优势无疑会让我们对这些经验和教训具备更强的甄别和行动能力。

研究两次危机以及转型的过程我最深刻的体会是：正是对旧有体制不断的、持续的甚至是自我否定式的改革造就了现代美国的成功。从罗斯福开始，美国的经济政策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再被看作离经叛道的社会主义。面对危机，总统和政府出手的有效实用手段虽会在议会中受到反对党的激烈抨击，但这种抨击更多来自党派利益之争，而不再出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结束，虽然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政治波折，但在计划体制下一举完成了经济的全面整合和升级，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培育了大批的工程师和高文化素质人才，基本完成了中国的初期工业化。在70年代，政治动乱和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使中国进入危机模式，面临空前的压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又果断实行改革开放，放弃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至今，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对体制和观念的大胆突破和自我超越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次成功转型的实现，最关键的原因是回避了意识形态“姓资姓社”之争，为社会松绑，推出最有利于激活个人创造性、激发市场积极性的政策，这些改革举措正好与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的转移相遇，造就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成功，用35年的时间走完了其他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六十多年乃至上百年的中期工业化路程。

由于过快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凸显。产能的大量过剩、过度的收入差距、过大的地区和城乡差距、产业结构的失衡、企业和政府过于庞大的负债……实际上这些矛盾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门槛。哪个经济体发展得越快，其结构调整的强度也会越大，因此，中国遇到的必定是一次痛苦且长期的转型过程。

和以往不同的是，人们对经济周期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认识已经有了大的飞跃，除了个别深陷“经济学原教旨”的食古不化者，总是去追究亚当·斯密和凯恩斯谁对谁错的问题，在主流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那里，政府干预的多与少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有助于危机的缓解并促进转型的成功。

甚至将这种貌似学术之争的话题带到政策制定的评论和总结之中都显得是个笑话。其实，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不同，本质上也就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时期司马迁和桑弘羊不同的翻版。桑弘羊从元狩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开始，在汉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这些措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汉武帝实现其雄图大略打下了坚固的物质基础。而同时代的大思想家司马迁则完全反对桑弘羊搞的“计划经济”，乃至不给桑弘羊在《史记》中列传。他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把从亚当·斯密到新古典经济学派、新供给学派的理论覆盖了。

从司马迁到桑弘羊，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理论上，谁对谁错永远没有定论。而只有那些具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并且兑现了这种权力的人才配得上被评判对错。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桑弘羊是对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是对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是对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邓小平是对的。

在接下来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对政策的制定和推动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对过去发展机制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超越甚至否定。在政策和制度的无人区探索出应对之道，从这一点说，“摸着石头过河”永远没有错，“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也没有错。

在危机中崛起，不只是美国的过去，也必定是中国的未来。上篇“大萧条”与大转折

南北战争结束以来，好运一直眷顾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股市蒸蒸日上、房地产一片繁荣、国力不断增强，绝大多数美国人俨然已经把生产持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生活越来越好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新常态。

当欧洲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遍体鳞伤之时，美国经济正如火如荼，迎来了“柯立芝繁荣”。没有人料到，一场股灾，会把美国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胡佛做错了什么？罗斯福新政如何引领美国实现大转折？让我们将目光从20世纪的美国移到21世纪的中国，一睹中国股市的震荡对企业和个人的影响，以及美国走过的历程给中国的有益参考。第一章股灾带来“大萧条”7年牛市的终结

没有人料到，一场股灾，会把美国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

南北战争结束以来，上天一直眷顾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股市蒸蒸日上、房地产一片繁荣、国力不断增强，绝大多数美国人俨然把生产持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生活越来越好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新常态。

在20世纪早期，美国股市虽然经历过几次危机，但在虚惊一场之后，华尔街的大佬们总会及时出手，股市都在短期内恢复生机。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好日子一夜之间烟消云散，1929年深秋股市崩盘，随之而来的是贯穿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2015年9月，在德国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我看到了德国人对于希特勒上台和德国纳粹势力不断壮大的解释。他们用大量史料和文物含蓄地指出，美国对此也有责任——由于美国发生“大萧条”，胡佛政府在当时为拯救美国经济而出台的贸易保护法案，导致了本来已经走投无路的德国经济进一步下滑。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德国民众更乐于接受全面改造社会运行规则的极端思想，在这种情绪下，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在选举中获胜，这也是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主流看法。

1919年，巴黎和会重新划分了“一战”后的世界格局。作为英国财政部参加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当时名气还不大的凯恩斯竟不可思议地把屁股坐在了德国一方，在他看来，对德国过于苛刻的赔款要求将让世界自食其果。几个月之后，凯恩斯用一本书来推论，给德国太强的赔款压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本《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是凯恩斯以经济学家身份登场的第一本著作。

凯恩斯在书中指出：《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向德国人索取4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要这么多钱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反常的。德国人就是愿意付这笔钱，也不可能付得起，如果硬要索取这笔钱，将这笔债务强压在德国人头上，那么，就非常可能酿成一场因绝望而发生的革命。那样不仅会毁了德国，而且会毁了其他国家。这样做就像在掘现存经济制度的墙角，破坏世界的社会秩序。

历史验证了凯恩斯的超前预见性。美国的“大萧条”和胡佛的应对之策传导到欧洲，终于引发了“一场因绝望而发生的革命”——纳粹上台。

20世纪20年代末的这次“大萧条”，诞生于美国，迅速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堪称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最大的一次灾难。“萧条”（depression）这个词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亲自挑选的。之所以挑选这个词，是因为它听起来要比人们更喜欢使用的“危机”、“滑坡”、“崩溃”等词汇要温和一些。现在，“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已经成为一个特定词汇，用来定义发生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末并持续十年的经济大危机。

昨天，华尔街成了希望正在渐渐消失的大街，这里笼罩着出奇安静的忧虑和一种被麻痹催眠般的景象。男人和女人们拥挤在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其中甚至还有那些早已被清扫出局的人。到处是一小群、一小群的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以畏怯的语调谈论着日渐下跌的股价。他们正在参与金融史的创造。银行家和经纪人一致认为，这一代人以后不再会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对于大多数已经入市的股民来说，这越发令人畏怯，因为他们参与金融的经历仅限于牛市。

1929年10月30日的《纽约时报》这样记录了此前一天华尔街股市的最后崩盘。从上一个周四，即1929年10月24日开始，涨了7年的华尔街牛市走到了尽头。的确，那一代股民创造了金融史。到1932年，道琼斯工业指数下探到最低点41.22，比1929年10月的最高点381.17点下跌了89%。

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以及几乎全世界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这场股灾会带来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要命的”股市杠杆

股票交易虽然不是从华尔街开始，但华尔街却是让股票市场真正左右世界经济的地方。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也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而日新月异，并最终闯下了大祸。

让我们一起回到20世纪初的美国。

1901年来了，如同一百年后，中国人对21世纪的热切期待一样，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人更欢欣鼓舞地期盼着新世纪的到来。此时，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铁路横贯东西两岸，庄稼地里麦浪滚滚，高炉前钢花四溅。正可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大西洋海底光缆把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市场连接到了一起，华尔街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影响力上都已经摆脱了小兄弟的角色，和伦敦平起平坐。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为这个最新崛起国家繁荣的标志，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兼并重组在这里上演，无数的美国民众通过买卖股票获得了人生第一笔“财产性收入”。

灾难总是在最乐观的情绪中孕育的，一种美国人还不熟悉的股灾也在悄悄地向华尔街进发。

1901年5月10日，《纽约时报》的编辑用豆腐块大小的版面发表了一名实习记者获得的八卦消息：“纽约州特洛伊市5月9日讯——该市著名的啤酒酿造商小塞缪尔·波尔顿的尸体今天在一个热啤酒桶中被人发现，波尔顿先生不久前刚驾车旅行归来，并与朋友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大约中午时，有人在冒着热气的啤酒桶旁边发现了他的帽子，之后发现了他的尸体，人们在啤酒桶附近还发现了他的外套、手表和袖珍书。”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起自杀事件。如果没有下面这句话，这样的社会新闻是不大可能登上这家财经大报的版面的。这篇报道的最后一句是：“据说波尔顿先生近来在股票上损失惨重。”让波尔顿先生在自己心爱的啤酒桶中结束生命的原因是他在“北太平洋铁路”股票上的卖空行为。

故事的真正导演是华尔街大亨J·P·摩根和他的对手们。20世纪前20多年，美国的真正主宰是摩根。一个至今仍被华尔街津津乐道的段子是这样定义摩根的：老师问学生，是谁创造了世界，一个小男孩站起来回答说，上帝在公元前四千年创造了世界，但在公元1901年，世界被摩根先生重组了一回。

一幅广为流传的摩根先生的照片上，身体壮硕、留着八字胡的摩根坐在椅子上，目露凶光，手上持一把亮闪闪的匕首——其实，那是黑白照片上被过度曝光的椅子把手，但手握匕首，更符合老百姓对这个资本大亨的想象。

1900年12月12日，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家俱乐部里，80多位华尔街最有头有脸的大亨们欢聚一堂，畅想新世纪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卡耐基钢铁公司总裁施瓦布的激情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们。施瓦布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构想：美国钢铁业应该进行一次大合并，组建一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称霸世界钢铁市场。在晚宴结束的时候，摩根已经决定：这一票干定了。

很快，施瓦布在曼哈顿哈德孙河畔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促成了摩根和钢铁大王卡耐基划时代的一场球赛，球赛结束的时候，卡耐基以4.8亿美元的价格把他的公司卖给了摩根出面组织的钢铁辛迪加。新成立的公司叫作合众国钢铁公司，资本总额达到14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呢？把这个数字乘以6.5就是当时全美国制造业的总资本——91亿美元，想想把中国的“三桶油”、绝大部分钢铁企业以及大部分煤矿合成一家企业是什么样的情景吧！摩根组建的巨无霸企业超出了所有人想象的规模，甚至给把冒险当作习惯的华尔街带来了一些莫名的不安。

摩根“重组世界”以后，满怀一览众山小的豪情远赴欧洲休假。

在摩根休假的时候，一个叫哈里曼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真正对手是大佬摩根。哈里曼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老板。1901年，哈里曼在谋求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控制的一小段铁路时遭到了拒绝，他认为那段铁路会威胁到他所拥有的铁路的运营。于是，和很多有气魄的老板一样，哈里曼决定通过收购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来永久地解决这个问题。

与哈里曼合作的银行家是雅各布·谢弗，而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老板希尔是摩根银行的重要客户。雅各布·谢弗很快介入了这场股票争夺战，摩根银行岂能袖手旁观，两家铁路公司的战斗变成了两个财团的战争。

股票抢购战号角吹响。而在两大银行家介入之前，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已经上涨了一个月，投资者们按照以往的经验预测，股价不可能一直涨上去，很多人开始卖空，期待着可以从股票的下跌中得利。

对于中国普通股民来说，“卖空”还是个新鲜事。而在20世纪第一个年头，普通美国民众已经开始尝试这个危险的游戏。当投资者看空某只股票时，交一定数量的租金，就可以从经纪人（现在叫券商）那里借到股票卖出，等股票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再买进，只需要归还经纪人同等数量的股票，剩下的钱就是他的获利。比如你以每股10元的价格租借某只股票1万股，到规定的交割时间，股票跌到6元，你以6万元买进这只股票，就有了4万元的赚头。倒霉的是，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股价不降反升，那么他也必须交割——用自己的资金购买同等数量的股票归还给经纪人。

股市的杠杆就是这么来的！

空头们都在盼望股价下跌。但当他们意识到这是摩根和谢弗两个大佬的较量时，一切都太晚了。他们只能抛出自己手中的其他股票，然后以高价购买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来履行合约。

资本露出了它疯狂而血腥的面目，在刺刀见红的时刻，经济学中假想的“理性经济人”不存在了，为了争夺控股权，两大寡头不惜血本，疯狂地捕捉市场上剩余不多的每一只股票。一个经纪人为了将500股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运到纽约，甚至不惜专门雇了一列火车。一位刚从郊区返回的场内经纪人，冒失地承认自己有1万股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结果被剥了个精光。在最疯狂的5月9日，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从开盘的170美元一度涨到1000美元。

恐慌迅速蔓延。由于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的价格不断上涨，空头们不得不大量抛售其他公司的股票来高价购买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以履行合约。在巨大的卖压下，其他股票的价格出现雪崩。刚刚发行不久的合众国钢铁公司的股票短短几天内就从54.75美元直降到26美元。

1901年5月10日刊登那篇关于啤酒商自杀消息的《纽约时报》的头版，通栏标题是“弱市中的灾难与毁灭”，内容如下：

华尔街市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恐慌，无数财产付诸东流。这正是华尔街，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沐浴在阳光中的华尔街，昨晚收市时沉浸在沮丧之中，而远离这条街道的许多美国家庭也同样笼罩在这种沮丧的气氛中。这些家庭的成员因为涉足股市而损失惨重，几乎全美国的男女老少都经不起诱惑而掉入了投机的旋涡之中，他们以为可以凭借炒股一夜致富。《纽约时报》当天的这段描述在后来的每一次股灾的报道中都可以原封不动拿来使用，放在中国当下，只需要换一下地名和国名。

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当无辜者——投机者与投资者都算上——比华尔街以往任何时候遭受的损失都严重时，参战的各方才终于达成一致，决定指定计划，采取行动以缓和令人痛苦的局势。

摩根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可以果断地祭出“重组世界”的大手笔，也可以在关键的时候果断地妥协。远在欧洲的摩根授意他的手下和雅各布·谢弗签订了“紧急停战协定”。两家银行宣布不再购买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同时允许所有的空头以150美元的价格平仓，把很多人又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血战在一天之内戛然而止。可怜的啤酒商人，如果再犹豫一天，就可以坐在啤酒桶外继续喝自己的啤酒了。

接着摩根又添神来之笔，成立北方证券公司，把希尔和哈里曼撮合到一起，组成控制美国东西大动脉的超级铁路公司。这场短平快的股灾终于动摇了社会对金融大鳄的信任，接替遇刺的麦金利就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叔父）无法忍受摩根对这个国家经济的操控，在第二年开始酝酿反托拉斯法案。

但美国总统阻挡不了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放大贪婪的工具总是炒家们永远的最爱，有了杠杆，股灾总是不断出现，终于搞出了一个更大的灾难——“大萧条”。

1929年10月24日，纽交所股价暴跌，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历史数据显示，截至1929年3月，美国证券公司提供给小投资者的日常贷款金额相当于股市市值的2/3以上，市场上总贷款额超过85亿美元，比美国当时流通货币总额还要多。正是由于股民和机构过度融资融券的高杠杆与缺乏合理的监管机制，才引起了1929年股灾。

这场由股灾导致的“大萧条”，打断了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使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渐恢复元气。从迈阿密到纽约，从房地产到股票

2016年4月，参加完麦当劳全球大会之后，我驱车从奥兰多沿95号州际公路一路向南，向迈阿密进发。现在的迈阿密以及整个佛罗里达半岛东海岸的南部集中了全美国最多的富人豪宅。在迈阿密，我看到了全美国最多的塔吊——通常一个城市塔吊的数量，和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直接相关。

在迈阿密市中心不远处的一个旧城改造项目，2015年新开张了一个极具现代艺术气息的顶级奢侈品街区。入住的全部是时装、珠宝、手表、跑车、家居等方面的顶级品牌。这是作为全美经济最繁荣城市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奢侈品店的集中开张，通常是一个城市新富阶层大量出现的结果。一直以来，作为用最短的时间告知亲朋好友“我发啦”的工具，奢侈品最适合安放新富阶层躁动不安的灵魂。从迈阿密的奢侈品店看，美国经济似乎处于繁荣期。但略显冷清的店面，又给这种繁荣打上了问号。

20世纪初，联通东北部和佛罗里达半岛的铁路开通，从此这里成为美国经济繁荣和萧条的标志地。迈阿密的房价也成为美国经济的晴雨表，每当美国经济进入持续发展轨道，迈阿密的房价就会迅速攀升；而美国经济一旦遭遇危机，迈阿密的房价也会跌得最惨。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拥有百万财富成为唯一的成功象征，欲望号街车沿着繁荣大道一路高歌，目的地是哪里呢？佛罗里达。“去佛罗里达，那里是企业家的金銮殿。黄昏里坐看棕榈叶婆娑，被太阳吻红的天边留下斑斑点点。”如此文艺腔的句子，不是来自某位女文学青年，而是一位银行家的手笔，用作一篇鼓动大家去佛罗里达投资的文章结尾。

1925年的夏天，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2500多个房地产代理机构和数万名投资者，让这个城市更加灼热。人们卷起袖子步履匆匆地往返奔波，看地、买房、签约，投资者们相信，汽车轮子上的美国，人人都想要到佛罗里达度假，到那里投资买房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什么样的房子都能卖出去，只要是在佛罗里达。与此同时，在每一座大城市的周边也是一派繁荣景象，大量的耕地变成了住宅区。

然而，一场飓风席卷了迈阿密，成千上万个偷工减料的别墅屋顶被掀翻。飓风之后，普通百姓对房地产投机失去了信心。

依然对柯立芝繁荣所带来的无限机遇满心期待的人们，把目光从迈阿密海滨和大城市的郊区重新转到了纽约下城区那条500米长的街道上，大牛市上演了。投机热潮正迅速传遍全美，一夜致富的神话挂在每一个人的嘴边。一位投资分析师这样评论道：医生发现病人们每天谈论的都是股市，理发师也是手里拿着热毛巾，停下手里的活，和顾客谈论着股票。

并非没有唱空者。早在1925年底，《纽约时报》的财经评论员亚历山大·诺伊斯就发出了股市可能暴跌的警告。他认为投机买卖如此红火的原因来自华尔街巨大的银行储备以及宽松的金融政策，尤其是汽车制造公司惊人的销售带来的巨大收益。而各种有关“联合”、“购并”、“控股”的谣传，使投机者的情绪达到了顶峰。人们都在寻找正在升值的东西，当这种东西是持续上涨的股票时，所有人赌一把的胃口就被吊了起来。诺伊斯在他的评论中对于股票市场的未来表现出了深重的忧虑：“1925年的投机狂热在我们的工业和金融史上，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4年以后，人们等来了“大萧条”。

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中低收入者却在掏空他们的积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通过投机抵押他们的未来。终于，这个建立在沙滩上的高塔坍塌了。“柯立芝繁荣”

繁荣，然后毁灭。

直到将近80年后的2008年的冬天，由于次贷危机的暴发，人们才再一次领略了类似的恐慌。此时，执掌美联储的伯南克正是一位“大萧条”的研究者。

在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安身立命的著作《大萧条》的第一页，他写道：“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萧条’的研究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这一点常常没被充分认识到）。”

在又一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执掌金融政策的恰好是这位对史上最严重金融危机最具权威的研究者——就好像一位被担架抬进手术室的心脏病病人，碰到的正好是医院最牛的外科医生在值班。由于积极的应对政策，2008年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没有让美国经济陷入曾经发生过的大萧条中，这也算是以史为鉴的一次生动且成功的案例吧。

在另外一本有关“大萧条”的名作，由美国学者狄克逊·韦克特撰写的《大萧条时代》（The Ag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中，作者写下的第一句话是：“1929年10月中旬，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上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胡佛总统一本正经地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

胡佛从上届总统柯立芝手上接过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繁荣的美国。1923年8月2日总统哈定突然逝世，柯立芝继任总统，接着在1924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柯立芝信奉市场的力量，主张不干涉工商业的事务，被认为是一个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他执政的8年期间被称为“柯立芝繁荣”。“一战”结束后，作为工业国中唯一的受益者，当和平来临的时候，美国人惊喜地发现他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他们年轻的祖国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同时还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到1924年，美国掌握着世界黄金储存量的一半，为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美国这次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工业生产的膨胀上，特别是汽车、电气工业、建筑业和钢铁工业生产的高涨。到1929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位列第二、三、四的英、法、德三国总和。以至于柯立芝总统声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然而真正使美国走向繁荣的是技术和管理的突破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全面提高。汽车业、机电业和房地产业全面崛起，把美国送入了一个工业化的新时代。

汽车业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动力。随着泰勒制、福特制管理方式的成熟和推广，汽车的生产速度大幅加快，汽车开始狂潮般涌入普通美国家庭。福特公司为了推出新面世的A型车，在全美2000家报纸连续做了5天整版广告。1927年12月2日，当A型车揭开面纱的时候，有100万人设法进入福特的展厅一睹新车的风采。从1919年到1929年，美国的汽车数量从600万辆猛增到2300万辆，紧跟其后的是无线电收音机和电冰箱、电烤炉等电器的迅猛增长。

制造业的高速增长带动了相关股票价格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从成倍上涨的股票中获得了他们从未梦想过的巨大财富，消费欲望被广告和商家的营销手段不断地刺激着。美国人开始相信，由华尔街和福特公司们共同构成的美国经济无所不能。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被快速致富的渴望所取代，商业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

在这个新教徒国家，《圣经》被频繁地引用以解释商业，商业也被频繁地用来解释《圣经》。在一本畅销书中，耶稣被描绘成一位伟大的经理，是现代商业的奠基者，“他从商业阶级的底层挑选出12个人，把他们打造成了征服全世界的公司”。华尔街崩盘之前的一期《时代》周刊中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美国人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商业。

美国文化史学者弗雷德里克·艾伦1931年在著作《浮华时代》（Only Yesterday）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家公司发明了这样一种刺激销售人员的方法，在公司举行的年底宴会上，销售业绩最好的推销员面前摆放的是牡蛎、烤火鸡和精心制作的冰激凌，销售业绩次之的则没有了牡蛎，以此类推，销售业绩越差的面前的食物就越寒酸，在业绩最差的推销员面前，只有一小盘煮豆子。这种现在看来“惨无人道”的激励方式，当时竟被作为公司的先进理念广为传播。火车带来“镀金时代”“大萧条”看上去是房地产和股市崩盘的直接结果，但实际上是美国工业化中期高歌猛进后生产全面过剩，经济结构进入全面调整期的结果。

为了理清这里面的逻辑，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到1869年。这一年的5月10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史丹佛在犹他州的突丁山用黄金锤头将一根道钉钉入枕木，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分别从东西海岸开始修建的铁路相连。据说当年还有8位华工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个仪式，当时，曾经有数万名华工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参加太平洋铁路修建。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林肯领导的北方州获得胜利，美国人终于实现了成为统一国家的梦想。在战争进行的同时，林肯总统就对战后重建和发展进行了规划，修建横贯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就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几年之后，太平洋铁路的通车让美国东西部真正连成一体；从此，纽约到旧金山的行程从6个月缩短到了7天。也从此，美国作为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全球大国迅速崛起。太平洋铁路的建成，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把“美国梦”展现在美国人面前。此时，美国的城市化率是20%，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

从那时起，现代美国的经济开始真正腾飞。从1865年到1900年这一时期，被称为“镀金时代”。人们用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来概括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的那一段美国历史。南北战争结束和太平洋铁路的开通使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来自南方的黑奴和欧洲的农民以及来自西部和中部的大量矿产、煤炭、木材同时向位于东北部和中北部的城市聚集，来到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斯堡等工业城市。大量黑人农民工北漂进入工厂，加上不断涌入的移民和西部新发现的矿藏，这一切使得美国的工业化极速发展，国家财富迅速增长。

到20世纪初，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商业上的投机风气猖獗，政治上腐败严重，不少人以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并以炫耀财富为荣。《屠场》引发“进步运动”

1900年到1920年这一时期被称作“进步时代”。这场进步主义运动的主角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通过制定反托拉斯法打击垄断，制定法律保护环境、保障劳工利益、保障食品安全。开展“扒粪运动”（又称“揭丑运动”）的媒体是另外一个主角，一些报纸或杂志记者执着于揭露美国社会的黑暗面，把污秽展现在世人大众面前。进步主义使大公司的权力得到遏制，腐败黑暗现象有所收敛，市场的竞争秩序得到规范。

进步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是一本名叫“屠场”（The Jungle）的书所引发的一场风波。

1906年5月26日的《纽约时报》这样记录了《屠场》对这个国家的影响：

华盛顿，5月25日，参议院今天通过了《贝弗里奇肉类卫生检查法案》，从而在一系列的激进立法中成为又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法案。导致它获得通过的直接原因是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中的黑幕揭露。

该法案规定政府将对美国的每一处牲畜屠宰加工场进行卫生检查。任何加工厂宰杀的畜体都必须携带标明屠宰日期和时间的标签。所有被发现不宜食用的畜体及畜体的各部分将予以销毁，对违反或规避本法律的行为将处以1万美元的罚金和两年监禁。卫生检查费由屠宰场支付。所有被发现以任何方式进行人工着色导致不适于食用的肉类食品也将予以销毁。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食品安全的法案。

20世纪初的美国，在财富剧增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大企业肆无忌惮的垄断、社会的弱肉强食、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昔日宁静的新大陆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喧嚣中已不再像是那个诞生了《独立宣言》的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进步主义者”群体应运而生。进步主义者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成型的组织，也不是由哪个利益群体构成。不同阶层、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美国人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开始积极地参与政治，改造社会。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在1907年发表的《罪恶与社会》（The Principles and Sociology）一书中的观点是进步主义者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社会需要一个不正当行为的新定义，因为人们熟悉种种个人犯罪行为，比如偷窃和谋杀，却未能关注“社会犯罪”。在他看来，通过贿赂获得利益的人并不比扒手好，在食物中掺假的人与谋杀犯无异。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进步运动”中，作家和记者们用他们的揭黑行动诠释了罗斯的主张。西奥多·罗斯福给了他们一个绰号——扒粪者。从1903年到1912年，一本叫作“麦克卢尔”（McClure’s）的耙粪杂志发表了近2000篇揭露性的报道，几乎没有哪个领域能够逃脱黑幕揭发者的注意。他们揭露政客们如何为公司获得不法利益而当上议员，揭露公司的欺骗性交易内幕，揭露血汗工厂在生产中不顾工人死活，揭露皮条客如何招募并卖掉贫苦人家的女儿……辛克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904年，辛克莱决定写一本揭露工厂残酷剥削和压榨工人的小说，为了搜集素材，辛克莱乔装打扮在芝加哥一家大型屠宰场工作了7周。之后，在“泪水和痛苦”中，他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纪实小说《屠场》，开始在一家杂志上连载。

书中的主角是一对来自立陶宛的新婚夫妇——朱吉斯和奥娜。他们和无数的欧洲农民一样，满怀憧憬地离开家乡来追寻美国梦，并在肉食加工厂找到了工作。不料灾难接踵而至，先是朱吉斯工伤失业，接着奥娜被工头奸污，朱吉斯怒打工头而入狱，随后妻子难产死亡，幼小的儿子淹死。美国梦成为悲惨的梦魇。在经历了堕落和迷茫之后，朱吉斯终于觉醒，小说结尾时，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的信仰者。

其实，在《屠场》中揭露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辛克莱的初衷，但美国公众似乎并没有看明白其中的阶级立场，让他们惊愕的反而是屠宰场的肮脏。《屠场》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他在书中描绘道：“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结核杆菌……”民众从震惊到恐惧再到愤怒，畜牧业陷入一片恐慌，肉类食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了50％。

由于接到成千上万的公众来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决定翻阅这部小说，看看里面的描写到底有多么不堪入目。据说，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他正在白宫边吃早餐边读这本小说，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之后又把吃到嘴里的食物吐了出来，最后还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到窗外。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严肃报纸，《纽约时报》以这样平静的语调阐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读了《屠场》之后说，书中揭露的内幕让他大为震惊。他不能相信真有其事，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相信小说中的描写并非空穴来风。于是，总统请辛克莱到华盛顿讲讲他是如何了解到这些情况的。作为总统的座上客，辛克莱详细讲述了他如何进入工厂以及在屠场中的所见所闻。总统最后意识到他正打交道的这个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于是他派劳工委员会委员去芝加哥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辛克莱并没有夸大他所看到的事实。

其实，在此之前的几任美国总统都注意过药品和食品的安全问题。但强大的企业势力都成功地用各种理由阻挠相关法律的通过。辛克莱用他的笔改变了议员们认为政府无权进入企业进行检查的传统观念。法案通过后，罗斯福任命11名学者专家组成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

饶有趣味的是，之后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中还刊载了一篇以屠宰加工企业主口吻写的《屠场》片段。在这篇“软文”中，朱吉斯进入的是一个如同仙境般美好的现代化工厂：

这是一间美丽宽敞的房间。墙上贴着粉红色的墙纸。无数电灯泡散发着柔和、朦胧的光。梦幻般的音乐从房间的深处飘过来。沿着墙有很多猪圈，毛色光鲜的猪儿们正在打瞌睡或者心满意足地散步。朱吉斯和他的同伴坐到椅子上，每个人的前面都安装着一部和X光机相连的望远镜，同时对准地板中央的一个小平台，仔细地检测着刚生产出来的一块火腿……

这样的文风很熟悉吧，类似的文章每天不是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今天的各类媒体上吗？

2008年5月，我被指派制作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一期有关食品安全的节目，在此之前，国际上有关中国出口食品安全的报道集中暴发，其中就有出口猫粮导致美国猫死亡的案例。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翻阅了《屠场》、《寂静的春天》和《快餐王国》这三部影响了美国人食品安全意识的重要著作，并为之震撼。半年后，中国乳业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数万名中国儿童的肾脏里长出了石头。而几个月前毒死美国猫的罪魁祸首就是三聚氰胺，让人欲哭无泪。

那些整天宣讲着道德和责任的企业家们辜负了我们的信任，放任有毒奶粉戕害人群中最柔弱的小孩和中国社会最弱势的家庭。夜半时分，在博客上我曾写下这样的文字：“利益、无知、失职和事不关己造就了上千个世界上年龄最小的肾结石患者。三聚氰胺是商业道德失范时代的罪证，甚至，是我们所有成年人的良心罪证。”我们当中的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但我们都失去了探究下去的动机和愿望。

我们的时代没有诞生辛克莱。

现在，位于加州的“厄普顿·辛克莱屋”是一个国家历史纪念馆。美国还设立了厄普顿·辛克莱奖，奖励在教育领域和维护新闻自由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美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为了社会公正奋斗一生的斗士。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辛克莱幽默地表示：“我原来瞄准的是公众的心，不料打中的却是公众的胃。”其实对这个歪打正着的解释已经不重要，因为人们都知道，击出子弹是他的良心。这就够了。“进步时代”之后，美国1921年到1929年之间被称作“浮华时代”，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柯立芝（任期1923—1929年），所以又被叫作“柯立芝繁荣”。

从1865年一直到1929年，美国用了65年的时间，完成了中期工业化。在这65年中，美国经历了“镀金时代”、“进步时代”和“浮华时代”，城市化率从20%提升到55%，创造了人类工业史上的奇迹。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金融业的高度活跃伴随钢铁、房地产、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狂飙突进。包括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在内的纽约曼哈顿的著名摩天大楼，大都是那个时候建造的。

制造业的高度繁荣，带来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的快速增长带来信心的爆棚。通过投资快速致富，成为每一个人的梦想。历史何其相似，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有着不少的相似性。我们也会沿着这样的惯性一直走向1929年吗？因为有前车之鉴，发生的概率已经要小得多，但这一切，都要基于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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