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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0 23: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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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迎生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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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社会学前沿论丛)

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社会学前沿论丛)试读:

前言

《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是在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专著。该课题于2007年立项,经过五年的全面深入研究,这部专著的初稿才得以完成,2012年年初提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审核鉴定,经专家匿名评审,2013年年初顺利通过,鉴定等级为良好。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及各方面的新变化,一年来我对这部专著初稿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2014年7月我将此选题提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月初获得通过,并有幸被列入“社会学前沿论丛”出版。在此,我谨代表课题组全体成员向对本课题立项、研究、评审、出版等全程给予各方面支持的相关领导、专家学者、责任编辑、其他工作人员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敬意与感谢!特别感谢本书策划编辑宋义平先生做出的多方面努力!

社会政策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从二战结束至今,西方社会政策研究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西方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构建与改革以及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反思,促使社会政策理论流派异彩纷呈。西方社会政策研究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政策概念的理解越来越丰富、深化,如“反社会排斥”理论的提出,使人们不再仅仅将社会政策看作单纯的再分配,而与社会参与、社会融合等机制密切结合,将对结果的关注变为对结果与过程的关注兼顾;对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取得不少重大突破,如资产社会政策、“从福利到工作”(welfare to work)的提出等,使福利的目的不再仅仅为满足穷人的基本生存,更在于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社会政策的主体结构更加多元,如福利三角理论的形成,使国家或政府不再是社会福利的唯一主体;对社会政策实施模式的探讨更加合理、有效,更加注重协商、治理、善治;对社会政策与市场体制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注重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第三条道路”等的提出,主张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结合乃至融合,对社会政策改革出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等等。当然,西方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不同取向的理论争论导致西方社会政策改革出现左右摇摆、莫衷一是的局面;此外,起源于西方的各派社会政策理论在运用到西方以外的世界时,由于水土不服,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障碍。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政策学科就被引进过来。但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社会学被取消,社会政策的教学与研究也被迫停止。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学的恢复重建,社会政策学科才获得了新生。但整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政策的教学与研究还是比较零星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社会政策的教学与研究才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并逐步开展起来。应该说,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政策教学与研究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的:其一,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介绍、评述西方社会政策研究成果的学术成果;其二,研究机构及队伍建设粗具规模,一些著名的学术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成立了社会政策或相关研究机构;其三,社会政策学科在社会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纷纷建立起来,相应的教学研究及人才培养体系也初步建立起来;其四,在中国社会学会一级学会下,相继成立了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及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推动全国社会政策的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等工作,两个专业委员会均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及其他相关活动,影响日益扩大;其五,对社会政策的一些基本理论与应用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进展;等等。

但也毋庸讳言,现阶段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存在的不足表现得更加突出:其一,对社会政策基础理论,特别是本土化的社会政策基础理论的研究严重不足。对本土化的社会政策基础理论涉及的内容、范围,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比较公认的框架;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政策基础理论问题,如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中国社会政策转型的背景与路径,社会政策创新的理论与价值基础,社会政策改革的目标定位,中国社会政策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与运行环境,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关系,社会政策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等,皆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二,现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西方社会政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论,且介绍多于评论、分析,对西方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关注不足。其三,现有的社会政策应用研究多局限于就事论事。社会政策理论研究的严重不足,使得目前的应用研究缺乏理论支撑。其四,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角度讨论社会政策建设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更不深入。当前中国社会政策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种种不足对我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实践、对社会政策的学科建设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从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过渡到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并进的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必须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1]社会公平正义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社会政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桥梁和中介,上述时代要求,为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机遇,而中国社会政策建设能否抓住机遇,承担其应尽的职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鉴于当前中国社会政策基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的状况,本书结合现阶段国家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宏观背景,以“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为核心议题,全面、系统、深入地讨论我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基础理论问题,总体上,本成果具有填补国内相关研究空白的意义。

全书包括导论在内共十一章,导论和第一章是全书的背景分析。导论讨论了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从广义与狭义的结合上分析了社会政策改革创新对社会建设的意义。第一章讨论了社会转型期市场、政府的双重失灵导致的社会代价及弱势群体问题,论述了社会政策干预的必要性及其限制。第二、三章讨论了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价值基础,提出并结合实际阐述了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为指导,同时借鉴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合理成分及以社会公平作为中国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的价值基础的鲜明观点。第四章全面深入讨论了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目标定位,提出了以“整合模式”作为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合理选择。第五至七章分别讨论了社会政策主体结构、运行机制、运行环境等的改革与创新。第八章讨论了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中社会工作的参与。第九章专门讨论了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的城乡统筹问题。第十章以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社会变迁为背景,讨论了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型路径,对过去60多年的演变做了理论上的反思,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前瞻性思考。

显然,上述这些问题是我国社会政策建设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的基础或重大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社会政策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与本土化具有开拓性、建设性的意义。

本书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今后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与改革提供基本的理论依据,使其实际摆脱由于理论准备不足而长期存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

本书实现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角度的创新。本书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是将其与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分析社会政策对社会建设特别是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从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政策问题,在研究角度上是一个创新。

第二,研究框架的创新。本书结合我国推进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西方社会政策的理论架构、中国当代国情的特点、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及实际改革的需要等设计研究框架,在国内相关研究尚属空白的情况下,这份研究框架就有了开拓性的意义。

第三,主要观点的创新。本书整体上是一部中国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基础理论的开拓性研究专著,在涉及讨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力求提出创新性见解。现择其要者试举以下几点。

其一,本书对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及价值基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在学术界尚属首次。一般而言,社会政策又叫社会福利政策,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其知识结构的角度来看,社会政策大致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层面,二是以国家立法或政府规定为主要形式的具体政策安排与制度设置层面,三是实际服务即执行与操作层面。其中,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层面要回答社会政策的基础性与前提性的一系列问题,如为何存在社会政策,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社会政策的本质差异何在,其对社会政策终极目标的影响是什么等。相应地,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也需要解答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绝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相反,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当然,从词源学角度来看,“社会政策”是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学者提出的,西方学者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书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应在积极借鉴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借鉴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均属于构建我国社会政策理论基础的有益尝试,也是探索社会政策理论本土化的指导思想。本书也对中国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进行了深入探讨,明确指出只有社会公平才能作为中国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

其二,本书对中国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国究竟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福利体制,或者说,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政策)建设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必须认真思考与探索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社会政策的学理上,还是鉴于西方经验,抑或是基于中国实际,建立一种“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都是一种必然趋势。现阶段学术界及决策界提出的几种“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的构想,如“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底线公平型社会福利体制”等都不能作为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目标。那么,怎样建构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呢?我们认为,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中国应致力于建立一种面向全民、制度整合、体系完善、可持续型的社会政策体系,其所力图达成的目标体制应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型福利模式。在这一目标定位中,“面向全民”是政策改革的核心,而制度整合、体系完善、可持续性是这一模式的基本内涵。至于这种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的项目设计,我们认为,应当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展开,从“基本公共服务”中提炼出“基本社会福利”,涉及养老、医疗、救助、教育、住房、服务等诸多方面,首先实现“基本社会福利”在城乡、地域、人群阶层之间的均等化,而在超出“基本社会福利”的方面继续保留一定的差异。总之,推进建立一种“普惠·整合”式社会福利制度应当是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大目标或总目标。

其三,本书对中国社会政策的主体结构进行了重新审视。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大主体在社会政策中的角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正是社会政策从高福利模式,到新自由主义模式,再到多元主义模式历次重大变革的核心所在,处理好三者关系对我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社会福利社会化作为我国社会政策领域的一种新兴思潮,集中关注福利来源、供给、传输的社会化问题。在我国传统的国家—单位制陷入困境之时,社会福利社会化理念为我国社会政策领域吹来了一股新鲜的风。它纠正了对国家提供福利盲目崇拜的错误认识;提出了国家、市场、志愿组织、家庭/社区等多元福利主体责任共担,建立社会化的社会政策主体结构,从福利的国家提供转变为福利的社会化提供。毫无疑问,社会福利社会化理念对于我国社会政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理念的指导下,重新审视国家、市场、社会、家庭/社区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指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厘清其各自在社会政策运行中的角色与功能,从而构筑一个符合本土实际、体现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政策多元主体格局,也是我国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本书还进一步厘清了三者关系在我国的发展取向。

其四,本书对中国社会政策的运行机制及运行环境等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社会政策运行机制涉及社会政策的构成、功能、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工作原理等方面的问题,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从广义上看,社会政策的运行机制涵盖了社会政策行动所有阶段和环节的运行机制,包括社会政策主体的组织方式、资源调动机制、受益者选择机制以及社会服务传递机制等各个方面。从狭义上看,社会政策的运行机制一般是指社会服务的传递机制,即政府的社会政策资金如何转化为一定的服务方式而传递到受益者。本书所要探讨的社会政策运行机制主要着眼于其广义内容,侧重对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的长效机制进行研究,其目的是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发展与公正。鉴于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政策学科本身和具体政策的制定关注较多,对社会政策的运行机制建设关注较少,本书认为,制度运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对于制度目标的达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关注社会政策的目标却不关注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主体需求、制度的形成机制、制度的传递机制及制度的完善与创新程序,将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社会政策功能的发挥,不利于民生的改善,并将延缓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因此,本书对社会政策体系改革与创新的一些重要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如诉求反应机制、民主参与机制、整合协调机制、评估调整机制等。关于社会政策运行环境,本书首次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三个角度论述了其对中国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的影响,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其五,本书基于对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对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模式变迁、转换路径首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与前瞻性思路。我们认为,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是社会政策发展中难以回避的基本或核心问题。以此为视角考察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即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时期(1949—1978年)、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1979—2002年)及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2003年开始至今)。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国家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统揽型及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内在缺陷使得这两类社会政策都具有不可持续性。我们追求的社会政策应当是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这种社会政策注重借鉴当代国际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21世纪以来,在党中央提出并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的背景下,这种新型社会政策已经曙光初现,但其发展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此外,本书主要观点的创新还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其他类型而言,既有共性,又有明显的特殊性,基于这种特殊性,其产生的问题(社会代价)及政府的社会政策干预也有着明显的特点;在现阶段,社会政策的城乡统筹发展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应当作为中国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重点突破的领域;社会工作在实现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独特的促进作用;等等。

第四,研究方法的创新。本书虽然研究、探讨的是社会政策的基础理论问题,但在研究方法上力求避免单纯的理论分析、文献研究与比较分析,而注重结合运用调查研究、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

本书是本人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社会政策改革与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课题成果还包括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当代中国社会政策》(2012)及已经或即将发表的学术论文多篇,其中包括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论文四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学文摘》等转载的论文十余篇。另外,最近几年,本人还应邀积极参与国家社会政策重大决策的咨询、研究及检查、指导工作。如受聘作为国家三十四部委组织的“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专家组成员之一;受聘作为“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之一;受聘作为国家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应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的邀请,参与国家有关重大社会政策决策的咨询、论证工作等:通过上述重要渠道,直接为国家相关重大决策建言献策。此外,作为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等学术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本人近年广泛参与国内外相关重要学术活动,将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与学术界分享。

本书所依托的课题不仅完成了预期的研究任务,还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益,如课题组关于社会政策城乡统筹发展的成果经国家权威媒体《新华文摘》转载后,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北京市、重庆市有关部门,广西玉林市委市政府等以不同形式对此成果给予了关注和重视,陕西西安市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等更将课题组有关城乡统筹的研究成果作为指导性文献,要求全体干部学习领会,并在实际中加以运用。

有必要特别指出,本书的完成,本人固然是主要贡献者,但同时也与课题组其他成员的辛勤劳动分不开。本人作为课题主持人,起草了课题推进计划和研究大纲,后经反复修改,其中研究大纲直改到送审稿的定稿,已记不清修改了多少次,直至达到了基本的满意。本人长期以来关于社会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或是以多种形式被吸收为本成果的组成部分,或是对本成果的研究产生了实际的指导作用。课题组主要成员基本都是本人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是社会政策的专业工作者,在本人的直接指导下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课题研究,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他们的研究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不少人已成为国内重要学术机构、党政机关、实际部门的业务骨干。他们是方舒(中央财经大学,参与了第三章、第八章的研究)、卫小将(中央民族大学,参与了导论、第九章的研究)、刘娜(山东社会科学院,参与了第七章的研究)、张志远(云南西双版纳州委党校,参与了第十章的研究)、孙平(中共中央统战部,参与了第六章的研究)、乜琪(首都师范大学,参与了第六章的研究)、王巧燕(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参与了第二章、第九章的研究)、李玲(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参与了第四章的研究)、韩央迪(复旦大学,参与了第五章的研究)、郑程浩(华润集团,参与了第九章的研究)等。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这份开创性成果。在此,本人谨对课题组全体成员表达衷心的感谢!

本书引用了大量参考文献,其中绝大多数都以脚注注明。但由于本研究延续时间较长,彼时有的课题组成员的学术训练尚在进行过程中,也由于本人要求欠当、查证不足,凡此种种,导致可能存在一些疏漏、错误,特在此做出说明,向参考文献涉及的所有作者表示感谢,并就可能存在的疏漏、错误向有关作者致歉。

尽管我们本着“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开展工作,实现目标,但由于各种原因,本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偏差乃至错误,在此恳请有关专家、领导、读者批评指正。李迎生2012年2月初稿2014年2月二稿2014年8月三稿注释

[1]参见尹蔚民:《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载《人民日报》,2013-12-30。导论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是进入21世纪[1]以来党和政府特别强调和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课题。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一般认为,“社会建设”是相较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建设而言的,它主要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社会政策”意指国家或社会为了因应社会问题、提升成员福祉而做出的各种制度设计与安排,其宗旨与核心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人的自由与发展。二者的本质和精髓是趋同的,都涵盖了“公平、正义、和谐、自由、发展”的理念。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也已迈入“加速期”,各种社会矛盾愈发凸显,各类社会风险不可预期。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探讨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对于落实党和政府推进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释

[1]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文件一般用“社会管理”,较少用“社会治理”;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更多地采用“社会治理”,较少再用“社会管理”。一、加快社会建设的意义

十六大之前,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也只是寓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当中。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1]管理体制创新。2005年,胡锦涛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2]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从此,“社会建设”一词频繁地出现于政治文件中。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后,社会建设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炙手可热的话题。

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2006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从‘大社会’着眼,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之中;又要从‘小社会’着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3]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也提出,社会建设主要指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致力于改善民生,核心内容包括: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4]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

自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后,学术界也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建设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郑杭生认为,一方面,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指整个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即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着重指与政治、经济、[5]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另一方面,区分广义和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管理只具有相对意义,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广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当然要靠各个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来支撑,其中已经包括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内容。同样,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作为自己的大环境,没有其他各子系统的配合,也很难孤军建设成为和谐的子系统,[6]很难实行有效的管理。

李培林和陈光金认为,社会建设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在每一个时期,社会建设工作都要根据实际需要确定重点工作领域。从宏观上看,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民生建设、社会安全建设和社会管理模式建设,它们构成一个相对完整[7]的系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社会建设的内涵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结合当下实际,可以认为,广义的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即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思想和环境等各个层面的内容;狭义的社会建设,即除经济、政治和文化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建设,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致力于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调节收入分配机制,促进教育公平等。通常所说的社会建设更多是指狭义的社会建设。

时代发展与国情变化是加快社会建设的主要驱动力。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日新月异,国情持续变化。我们已经开始从单纯的强调经济增长乃至GDP至上、效率至上的时代,向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健康文明、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科学发展的时代转变;从不同群体或阶层利益分割的时代,向城乡居民普遍受惠的时代转变;从共同贫穷时代并经历追求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向全体国民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转变;从以解决低层次温饱问题为目标的时代,向民生问题全面升级并要求获得全面改善的时代转变;从依靠低劳动成本优势的时代,向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等核心竞争力并持续提升、维持国[8]家竞争力的时代转变。实现上述这些变化或趋势,目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障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由此提出了加快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首先,加快社会建设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2010年第二季度,我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9]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警觉的是,贫富差距在持续加大,自2000年以始,我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10]0.474(见图0—1)。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杜思韦特在其《增长的困惑》一书中曾说,各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其结果是少数人变富,而许多人变穷,最后导致社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面临灾难。为了恢复健康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我们必须把一种由对金钱的热爱所驱动的[11]社会转变成热爱生活的社会。因此,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必须强化社会功能,加强社会建设,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模式。图0—1 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变化资料来源:参见《统计局首次发布十年基尼系数,收入差距仍较大》,载《人民日报》,2013-01-19。

其次,加快社会建设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我国社会发展总体形势良好,社会秩序稳定团结,人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反贫困政策成效显著,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相继出台,城乡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但是,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诸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12]活比较困难等。不仅如此,我国社会结构还在进一步分化,社会流动速度在加快,社会风险在加速积累。不同社会阶层的民生问题已经在持续发展进步中全面升级,城乡居民跨过温饱阶段并进入小康生活阶段后,已经不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要求社会公正,追求共建、共享、共富和安全保障、自由、[13]平等、体面、尊严的高质量生活。只有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协调发展,才能有效解决发展当中产生的社会问题。

再次,加快社会建设是实现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迫切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宗旨决定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的现实使命,共同富裕、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矛盾和问题。比如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干群矛盾尖锐,上访事件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房价持续走高、物价上涨过快、非法拆迁时有发生等。这些不和谐因素严重影响着我们党的公信力,更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乘势而上,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加强社会建设、重点关注民生是我们党在现阶段面临的重大任务。

最后,加快社会建设是实现人民生活全面小康的迫切需要。2008年和2010年我们分别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弘扬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广大志愿者投身其中,积极参与,无私奉献,形成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奥运精神;上海世博会倡导“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旋律,以创新为动力,建设绿色城市,构筑美好家园。两大盛会之后,“人文”、“低碳”、“环保”、“绿色”、“安全”、“公益”等理念也愈发为公众所接纳。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与上述理念相悖的现象:生态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堪忧、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公共设施不健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收入分配不合理、公益意识淡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等。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满足人民新的需求。注释

[1]参见陆学艺等:《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69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胡锦涛:《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载《求是》,2007(1)。

[4]参见张永光、卫小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新进展——解读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相关精神》,载《探索》,2011(1)。

[5]参见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

[6]参见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

[7]参见汝信、陆学艺等:《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6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参见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参见陈佳贵、李扬:《经济蓝皮书: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0]参见《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见人民网,2013-01-18。

[11]参见[英]理查德·杜思韦特:《增长的困惑》,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2]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10-25。

[13]参见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二、社会政策与广义社会建设

社会政策是国家和社会为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而制定的,是各种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社会政策是英语“social policy”的直译,最先出现于德国。1873年,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教授们组织了“德国社会政策学会”,[1]“社会政策”一词即发端于此。社会政策最初出现时,基于当时劳资关系紧张并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严重威胁,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劳资冲突的解决与缓和,强调劳动政策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政策不再仅仅针对劳工阶级,也不再[2]局限于劳动领域。马歇尔认为,社会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提供服务或资金直接影响公民福利的一系列行动,其核心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援[3]助、卫生福利服务和住房政策。希尔认为,社会政策简言之就是国家对公民所承担的一种责任,体现在社会福利上是政府作为行动者如[4]何使社会失灵得到有效矫正。

20世纪70年代西方“石油危机”以来,福利国家普遍开始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理念,如“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提倡“劳动福利”、“工作福利”、“社会投资政策”等,逐步实现了从“国家福利”向“社会福利”、从“消极救助”向“积极投资”的转

[5]变。社会政策的研究领域也逐步开始扩展到性别平等、社会排斥和环境问题等。汤姆·伯登认为,社会政策与国家干预的形式有关,而国家干预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社会机会和条件。社会政策研究通常集中[6]于诸如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和健康服务、住房提供等干预领域。今天,社会政策正伴随全球化而向世界各国扩展。不论如何改革,向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依然是欧洲各国政府的基本[7]职能,这也成为欧洲各国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一,社会政策以社会公平正义、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为基本理念,以提升社会成员福祉和社会和谐为最终目标。第二,社会政策是为应对发展中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致力于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务,合理调节贫富差距,减低社会风险。第三,社会政策的实施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团体。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社会团体通过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向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第四,社会政策涉及内容广泛,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总之,社会政策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与和谐的重要手段,对于改善基本民生、缓解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社会建设,如前所述,从广义上讲,主要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狭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现阶段我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和奋斗目标,面临着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异常艰巨的任务。其中民生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是两个十分复杂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当前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物价、房价、医改、食品安全、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就业问题、收入分配、腐败等问题,及当前国家和社会持续关注的农民工、空巢老人、留守妇女、流浪儿童等问题,前者属于民生问题,后者属于弱势群体问题。这两个突出问题对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里,以改善民生为宗旨、以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为己任、以再分配为主要手段、以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为基本理念和奋斗[8]目标的社会政策,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一,社会政策是促进社会公正的桥梁或中介。在胡锦涛关于和谐社会的概括中,公平正义是一个基本的特征。换句话说,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即公正的社会。公正不同于平均主义,它强调起点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承认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出现结果的不平等(但通过适当的调剂可使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当前由于社会的转型加速、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和特权问题凸显。由此可见,社会公正作为一种基本理念或理想,要使其得以成为一种社会现实,需要通过特定的制度或政策体系等中间环节。社会政策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理念基础和奋斗目标,其在使公正理想变成公正现实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

第二,社会政策以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为己任。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即人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发展权。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能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障,能够体面地工作与生活,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虽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仅是社会政策的职责,但社会政策从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马歇尔认为,具有完全公民身份的公民都应当享有三种基本权利,即自由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公民的基本的自由权利是由法院体系来保证的,公民的政治权利是由议会和地方选举机构来保证的,而公民的社会权利是与福利国家和公共教育系统相联系的——换句话说,公民的社会权利的制度化是通过失业保险、教育和健康服务等的提供即社会政策体现的。按照马歇尔的理论,社会政策在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方面发挥作用。马歇尔的理论不仅为福利国家的建设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对社会弱势群体成因的新的理解,即此类社会问题产生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备和不公平,使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社会政策及其相关学科(如社会工作)将关注弱势群体、帮助社会弱者、健全福利制度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

第三,社会政策在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缩小收入水平差距方面发挥着特殊的调节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原则,按每个成员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以打破平均主义。其结果是社会成员相互之间收入(财富)分配的差距扩大,乃至出现两极分化,对社会安全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运用再分配的手段,通过社会政策对初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使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变得相对公平合理,就非常必要。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个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总的说来都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这与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实施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都比较高,也与这些国家收入调节机制和社会政策不完善有关。我国目前个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较高,这对构建和谐社会不利。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注重运用社会政策进行适当的干预和调节,将社会成员收入(财富)的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第四,社会政策在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乃至避免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原则,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充分认识保持安定有序、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维护社会稳定。没有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唯有稳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达到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而保持安定有序、维护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工作。社会政策在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我国由于执政党、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不存在利用社会政策以换取人民群众的国家认同的问题。但由于政策、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具体利益的矛盾、摩擦乃至冲突却是经常发生的,对社会秩序和整体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国家通过完善社会政策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必要的。

第五,社会政策在保持与促进社会活力方面有独特的贡献。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更加开放、经济更加繁荣、政治更加民主的社会,简言之,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社会政策在促进社会开放、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方面也能做出独到的贡献。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趋向之一是重视“社会排斥”的研究。社会政策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是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贫弱群体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社会排斥将使贫弱群体陷于与主流社会隔绝的境地,难以最终摆脱贫困,这对社会融合显然是不利的。为此,社会政策明确地以反对社会排斥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致力于社会融合,以形成一个稳定、安全而开放的社会。注释

[1]参见李迎生:《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参见李迎生:《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参见林卡、陈梦雅:《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19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4]参见熊跃根:《社会政策:理论与分析方法》,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参见纪光欣:《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创新》,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6]参见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参见纪光欣:《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创新》,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8]参见李迎生:《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7~1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根据需要,做了部分修改。三、社会政策与狭义社会建设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十八大报告第七章的标题即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由此可见,社会建设主要涵盖了两大核心内容:其一是基本民生建设,其二是创新社会治理。而这两大建设必须以国家为主体,诉诸制度化建设,探索切实可行的实现机制和途径。社会政策是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措施、法令、条例的总称,它清晰地表明了国家(政府)透过制度化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及管理社[1]会风险的策略。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劳动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公共医疗卫生政策、公共住房政策、公共教育政策、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社会救助政策、社会服务政策、社区发展政策等。这些具体的社会政策是社会建设的实现机制和途径。

首先,社会政策是基本民生建设的有效实现机制和途径。所谓基本民生,就是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大计的民生领域,就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基本民生应当包括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住房与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这样几个相[2]互关联、相互支持的重要领域。而这些具体领域的建设必须诉诸各种相应的社会政策的推动和实施(见图0—2)。就劳动就业而言,当前我们主要面临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权益保障、劳动安全、劳动力市场歧视以及大学生就业等问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劳动就业政策,扩大就业规模,增加就业机会,完善自主创业,推进再就业服务,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完善工伤失业保险,消除就业歧视,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就收入分配层面而言,当前我们的收入分配还不合理,贫富差距较大,我们可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扩大转移支付,创造机会公平,逐步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就住房而言,房价过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可通过公共住房政策来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比如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简称“国六条”)明确提出了重点发展中低价位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的政策;就社会保障而言,我们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由“补缺型”向“普惠型”社会政策转变,满足绝大多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就教育而言,教育公平、公共教育支出和民办教育的发展成为当前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我们可通过公共教育政策合理调配教育资源,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扶植民办教育发展;就医疗卫生而言,虽然我国的医疗保障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城乡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医疗卫生政策,合理调配医疗资源配置,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就农村贫困问题而言,我们要继续推进农村扶贫政策,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型”农村反贫困政策。综上可知,民生建设离不开具体社会政策的推动和实施。图0—2 社会政策对民生建设的实现机制和途径

其次,社会政策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实现机制和途径。社会管理就是规范和协调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社会管理主要包括社会子系统的自我管理和公共权力系统(又[3]可称为党政权力系统)对社会子系统的外部管理。社会治理体制改[4]革包括十个层面的内容,即利益协调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弱势群体保护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社会应急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社会工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的改革。而这十大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推行和落实,社会政策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实现机制和途径(见图0—3)。社会治理体制十个层面的改革与创新与社会政策密切相关,社会政策的功能和作用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意义。陈树强认为,社会政策的功能是指社会政策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能够发挥的作用,[5]具体说来,主要涵盖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的功能。图0—3 社会政策对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和途径

以此为依托,我们将社会政策的功能拓展为七个方面,即社会保护功能、收入分配功能、社会投资功能、公共服务功能、风险管理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从社会收入分配功能看,一方面,社会政策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另一方面,社会政策的制定有助于劳资关系的协调,促进三方(国家、雇主和劳工)谈判机制的建立,形成利益协调和利益表达机制。而这一机制的运作对于缓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风险、达成社会妥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保护的功能看,国家和政府通过建立各种保护性政策,以缓解和补偿某些弱势群体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受到的利益损害,当前我们重点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有失业人员、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城市新贫困群体、失地农民和流浪人群等,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尤其要保护这些群体的合法权益。由此不难理解,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协调体制改革、弱势群体保护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应急体制改革与社会工作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保护功能的发挥。从社会投资功能看,社会政策是一项长远的社会投资,而不单是一种支出和消费,其收益是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而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社会服务体制改革和社会工作体制改革就是一种社会投资功能的体现,其宗旨和目标主要是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从公共服务功能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服务体制改革与社会工作体制改革是一种社会政策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从风险管理功能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双重转型,即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艰难的社会转型,复杂的利益结构调整,使中国社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并造成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社会矛盾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诉求,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社会应急体制改革和社会治安体制改革才能协助社会成员抵御各种社会风险因素,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从社会控制功能看,只有加强社会治安体制改革和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才能有效规范社会秩序,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从社会整合功能看,只有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规范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才能有效实现社会整合。注释

[1]参见熊跃根:《社会政策:理论与分析方法》,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参见汝信、陆学艺等:《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6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参见何增科:《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1页,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

[4]参见何增科:《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

[5]参见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202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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