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杰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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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热点、难点和增长点试读：
中国经济的未来：热点、难点和增长点魏杰 著中信出版集团自序过了65岁，我的视力似乎有些问题，写东西遇到了一些困难，因而自己的一些有关中国经济的思考，就基本上由“笔”转向了“口”，也就是以演讲的方式公布于众。这些演讲基本没有稿子，讲完就算完成任务。但有些听众却非常认真，听完后竟然将演讲整理成文，并转发至朋友圈，甚至发布至某些自媒体平台，微信转载量非常高，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转发量，成为常事，甚至有些像“网红”，我本来在学术上是很低调的人，这种状况使我极不适应。承蒙中信出版集团编辑们的厚爱，他们提出来将这些演讲录音整理稿结集出版。因此，我将这几年来我手中所保存的这些演讲录音整理稿汇集成为此书。因为是演讲录音整理稿，所以难免相互之间有些重复，且口语较多。为了保持原貌，所以此次汇集成书基本上没有做文字上的处理，虽然粗糙些，但确实是“原生态”，可读性极强。本书基本上涉及了中国经济这几年来所有的新问题，而且这些新问题又是在不同时间段讲的，涉及当时的具体情况，因而可以为人们认识这些新问题提供一个时间上的对比分析，对认识某些问题有帮助。当然，内容上有所重复，但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不同时间段讲了同一问题，这恰恰能为理解问题打开思路，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中国经济自2012年到2035年，基本上是一个周期，即由富转强的周期。当然，这个周期又包括几个小周期，其中2015—2021年就是这个周期中的一个小周期。本书所收集的演讲录音整理稿，都是我在2016—2019年之间的演讲录音整理稿，基本反映了中国经济在2015—2021年这个小周期中的走势及热点问题，对把握这个小周期及预测下一个小周期有一定意义。尤其是，本书为大家提供了分析这几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思路及轨迹，能看到中国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以及未来我们应该怎样走。这几年我的演讲的中心议题是中国经济前沿问题，具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的，涉及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的基本判断，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的诸多热点、难点、增长点，其中包括：中国经济没有进入衰退期而是进入全面调整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财政政策、中美贸易问题与中国经济、化解与防范金融风险、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另一个是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因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主要涉及改革开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包括3个主要内容：一是我国改革开放是如何走过来的，二是改革开放再启航，三是全球化的新趋势与中国开放新阶段。当然，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都是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因而这两个内容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是相互联系与融通的，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不过，为了读者便于阅读，我们将这些演讲分为8个部分，分别讨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下篇讨论改革开放。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我在经济学界走着自己的路。我走的路有3个特征：一是一直盯着中国经济现实中的热点问题，热点问题是我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形成了我学术研究活动的主线；二是以最清晰的思维逻辑面向公众解释这些热点问题，公众主要来自中国经济活动的第一线，诸如企业界人士及公务员等；三是我对热点问题的解释，既让人们感到风险的压力，又能看到化解风险的举措，因而充满了正能量，这也可能是人们喜欢听我演讲的原因之一。因此，热点、公众、正能量，是我所走的路的特征。以上是为序。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新周期的三大任务（2012—2035年）我一直认为，从2012—203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周期。在这个周期中，我们从单纯的经济改革转向了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生态改革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改革，并且在改革中要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我们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当然，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与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风险的压力，例如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宽松货币与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就导致2018年、2019年、2020年这几年巨大的金融风险的压力，因而化解与防范金融风险是重要任务。由此可见，在2012—2035年这个经济周期中，我们实际上面临三大任务：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化解与防范金融风险。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与40年的高速增长，发展到新周期，确实有了许多新的经济特征，而且有些新特征已经常态化，因而被人们称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质量等，都有了新的变化，例如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增长型转变。二是经济体系构成、经济运行内容、经济体系框架等，都有了新的变化，例如经济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变。三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对经济活动的诉求等都有了新变化，例如从温饱型向全面享受型转变，尤其是以年代为划分标准的社会阶层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有了新变化，例如50后在逐渐退出，80后则快速介入，等等。总之，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需要正确应对下述三大任务。新坐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强起来分为3个时间段：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完成强起来的时代发展目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按照新发展观，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经济方面提出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按照新的科学发展观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七大特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讲，就是能最有效地反映现代化要求、推动现代化实现并保证现代化有序运行的经济体系。具体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如下特征。第一，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并不是某些个人或某些利益阶层的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能够有效地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升全体人民的福祉。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要消除传统现代化带来的极度两极分化，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推进社会和谐。中国目前进行的精准脱贫，实际上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具体表现。第二，能够有效推进人类社会的第四次工业化。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三次工业化，正在迈向智能化，即第四次工业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当然而且必须反映第四次工业化的要求，有效推动中国第四次工业化的实现。实际上，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以第四次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体系，例如创新与创意就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第三，在传统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后城市化经济体系。因而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加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更加注重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农业与农村的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有效治理大城市病及农村落后这两个传统现代化的痼疾，有效协调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关系。第四，能够有效推动生态文明。现代化经济体系总结了已有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缺陷，更加重视生态因素在现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生态文明既包括对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引起的废水、废气、固体垃圾的有效处理，消除污染，也包括对自然生态的修复，要求所有开发都必须以自然生态的保护为基础和前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五，将创新作为增长的主要要素。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放弃了粗放式增长方式，更加注重高质量增长，不再单纯靠投放劳动、土地等要素推动增长，而是将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等创新模式作为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第六，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意识。其中包括契约理念、法制精神、诚信品质、人权思想、责任意识等。在现代化意识中，尤为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不仅仅表现为创新意识及能力，更重要的是责任意识，例如为市场提供优良产品与服务，为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为环保贡献力量等。契约、法制、诚信、责任、创新是现代化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理念与文化，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文化。第七，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特征，在新的全球化模式中实现国与国之间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抛弃各种国际化壁垒，实现全方位及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六位一体：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由六个部分构成，可以称之为六位一体。第一，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与脊梁。离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壮大，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无从谈起，因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我国目前实体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调整，重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即原有的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要转向一般性产业，而另外一些产业则要逐渐上升为支柱性产业。在这种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确保原有的支柱性产业在转向一般性产业的过程中，不能出现问题，不能引起经济及社会风险。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三去一降”的对策。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对策，这对于原有的支柱性产业平稳地逐渐转向一般性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结构调整的关键还是要推动新的支柱性产业的形成。主要有三大产业：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与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二是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精神服务业等；三是现代制造业，包括飞机、高铁、核电、特高压输变电、现代船舶及航天器制造等。第二，现代金融。现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与润滑剂，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有现代金融的支持。因此，我们要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包括：1.银行改革，例如利率市场化、银行治理结构改革、民营银行发展等；2.推进非银行机构发展，例如放开各类投资公司、各类基金、各类保险公司等；3.资本市场改革，例如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将上市由非审核制改成注册制等；4.外汇体制改革，例如推动汇率市场化与外汇自由流动等；5.金融全方位开放，例如放开外资在中国金融机构中的持股比例等。当然，发展现代金融必须防范金融风险，包括：1.抑制资产泡沫的形成，防止资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2.稳住债务，防止个人、企业、政府债务的过快上升而引发金融风险；3.稳住外汇，防止汇率及外汇储备的剧烈变动而引发金融风险；4.治理金融乱象，防止金融改革的不当行为及新技术进入金融而起发的乱象引发金融风险；5.控制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防止“顺周期”的负面作用及市场之间的传染病引发金融风险；等等。第三，科学与技术创新。科学与技术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与基础，例如人类社会的四次工业化，实际上就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结果，因而科学与技术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创新基础与动力源泉，尤其是原创性技术与颠覆性技术是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科学技术的创新需要有相应的体制配套，包括：1.技术创新体制的法律基础，例如知识产权保护；2.财力基础，例如不低于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5%的应有的资本投入；3.物质基础，例如现代化实验室及科学城的建立；4.人才基础，例如有效调动科学技术人员创新积极性的激励机制的建立；5.科学积聚基础，例如重视与发展前瞻性基础研究；等等。科学与技术发展需要包括企业、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全方位努力。第四，人力资源体系。人是最可贵的，任何社会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以人为基础的，因而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更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数量充足且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保障，人力资源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的量与质，形成良好的人力资源体系？首先是要确定科学的人口生育政策，确保一个适合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结构，防止“老年化”与“少子化”的产生，使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适宜；其次是要发展包括幼教、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在职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在内的完整教育体系，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调整与充实教育内容，确保人力资源在社会与经济进步中得以提升；再次是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保障体系，既包括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的最基本保障，也包括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各类保险为特征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市场、政府、个人、企业等各类主体都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全民性社会保障体系。第五，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最基本的运行原则与规则，市场经济维持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运行秩序。我国经济体系改革的“真谛”，就是在原有经济体系中不断加入市场经济要素，最终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不断完善与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首先是要尊重与承认各类市场主体在法律框架下的自我利益追求权与自我选择权，承认与保护各类产权，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源泉；其次，市场经济要消除各种阻滞资源配置的障碍，保证各种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有效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再次，市场经济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政府是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上掌握好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国际收支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政策一般不介入人们具体的经济活动与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第六，全方位开放。开放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强调扩大出口与吸引外资，这是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的，因为我们当时很贫困，国内市场匮乏，不得不依托国际市场；同时，我国当时没有资本积累，缺乏经济发展的资金，不得不依托国际资本。但是这种开放实际上是一种单向性开放，即搭别人便车的开放。扩大出口是依托国际市场，吸引外资是依托国际资本，因而实际上当时的开放都是以搭别人便车为特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渐进入强起来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已经聚积了庞大的资本，因而中国的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期，也就是全方位开放的时期，其特征是不再单纯搭别人便车，而是更加重视自身发展。我们不再单纯强调扩大出口，而是更加重视进口；不再单纯强调吸引外资，而是更加重视中国资本走出去。全方位开放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向世界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既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服务业市场，例如在上海建立进口贸易博览会，放开境外资本在中国金融机构中的持股比例，等等。同时，中国资本要走出去，加大对外投资，尤其是要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国资本的国际化发展。“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2013年9月和10月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之后经过逐步完善和发展，于2013年11月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历史使命：建成现代化强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时代的经济体系，因而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推动中国实现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强国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历史使命。如何实现这个历史使命？主要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具有技术话语权与金融话语权。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有技术话语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原创性技术及颠覆性技术，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推动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创新。美国在1900年时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是并没有技术话语权，当时技术话语权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二战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成为现代化强国。由此可见，推动中国具有技术话语权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历史使命。现代化强国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具有金融话语权，中国如果没有金融话语权，就不可能是一个强国。美国在1900年时经济体量确实很大，但并没有金融话语权，当时的金融话语权在英国。二战后美国才逐渐取得金融话语权，成为现代化强国。因此，中国必须要取得金融话语权。中国取得金融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虽然已经成为世界储藏货币的一种，但离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仍然很远。这就要求中国应全方位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例如除了在“一带一路”中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之外，还应让人民币介入石油交易之中，打破美元在石油交易中的垄断地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我们有让人民币实现石油交易中介的市场基础。总之，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必须要有金融话语权。第二，防范与阻抗各种风险。中国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实际上增长速度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就是增长得慢一点，也不会影响强国目标的实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爆发各种风险，因为风险的爆发会中止我们的强国梦，就像一辆行驶的高铁列车一样，一旦翻车，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具有防范与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如果从经济方面看，最主要的风险恐怕是金融风险。人类社会的经济风险，这些年来最主要表现为金融风险，例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险，2008年的美国金融风险。因此，就经济方面来说，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业的关系、金融与资产价格的关系、金融与外汇的关系、金融与债务的关系、金融与金融改革的关系及金融与新技术的关系，当然，还要把控好货币政策及宏观审慎政策。如果从社会方面来看，恐怕最容易出现风险的是有关民生方面的，例如前一段时间出现的幼教事件，就差点引起社会动荡。民生方面的风险影响面较广，而且容易触及人们所能承受的红线，一旦处理得不好，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尤其要看到，随着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媒体的诞生，各种误解甚至谣言都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助推器，出现真相反而滞后的现象，这就更加加大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因此，一定要重视民生方面所发生的问题，防止它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形成巨大的社会风险。风险既包括内部的，也包括外部的。中国一向是以和平著称的国家，而且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因而外部风险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中国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统一是中国成为强国的重要目标，本来这种统一祖国的目标与别人毫无关系，但有的国家可能会因此而挑起事端，甚至发动战争，因而中国的外部风险是存在的。例如对台湾、南海等问题的处理，本应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中国与某些利益相关国之间的事情，但总有些自以为是世界警察的国家会从中捣乱，挑起事端。台湾统一问题是中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不能一直拖而不决，我们会以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和平统一，但有些事并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有些国家可能参与其中，因此，中国必须要形成强大的国防力量，以应对这些风险。因此，国防现代化也是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只有能打仗，才能实现不打仗。由此可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是推动国防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最主要举措，是建立军民融合体制，使经济与国防现代化相辅相成，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国防现代化，强经济与强军并举，从而增强中国防范外部风险的能力。转型之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新经济周期中贯穿于中国经济的一条主线，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那么，什么是高质量增长，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增长，就成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这里就此问题做些探讨。技术与制度创新推动高效率增长创新经济增长如果用效率指标来评价，可分为高效率增长与非高效率增长。高效率增长是指以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非高效率增长则是指以最大的投入获得较少的收益。高质量增长是指高效率增长。决定高效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使各种要素投入发挥最大作用，实现以少投入获得最大收益。因此，为了实现高效率增长，进而实现高质量增长，就必须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尤其是要获得颠覆性技术与原创性技术。为此，就要进行超前性的基础研究，形成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财力基础、法律基础、物质基础、人才基础。决定高效率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调动各种要素的积极性，使各种要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实现以较少的消耗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就是得益于制度创新。因此，我们要推动高效率增长，实现高质量增长，就必须继续推进制度创新，尤其是建立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去杠杆实现有效供给性增长经济增长如果从市场供求关系状况来评价，可分为有效供给性增长与无效供给性增长。有效供给性增长是指经济运行过程实现了供求关系的平衡，无效供给性增长则表现为市场关系失衡，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很大。增长是指有效供给性增长。我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不少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太大，与此同时，人们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却无法提供，出国购买成为时尚，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供给性增长。这种无效供给性增长，单靠市场调节是难以快速见效的，因而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对策，对过剩产能及库存积压做了调整，为有效供给性增长打下了基础。无效供给性增长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供给方没有风险意识，盲目扩张，盲目负债，因而消除无效供给性增长必须去杠杆，降低整个社会的杠杆率。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必须将去杠杆作为消除无效供给性增长的重要任务。无效供给性增长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的风险约束性不够，经营者对过剩产能及库存没有风险约束，因而会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盲目扩张。中国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太大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必须有效推进制度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彻底解决国有企业背后的刚性兑付问题，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利益及风险真正挂钩，实现有效的利益与风险约束。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中高端结构增长经济增长从结构方面来划分，可分为中低端结构增长与中高端结构增长。我国过去较长时期实际上是一种中低端增长，这是由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国现在要向中高端结构增长转变。高质量增长实际上就是中高端结构增长。中高端结构增长与中低端结构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支柱性产业不同。中低端结构的支柱性产业包括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及房地产产业等。中高端结构的支柱性产业则主要有三：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及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等；二是服务业，例如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精神服务业等；三是现代制造业，例如航天器制造与航空器制造、高铁装备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现代船舶制造与海洋装备制造等。因此，我国在向中高端结构增长的转变中，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这些产业将逐渐成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节能环保实现绿色增长经济增长有时在高污染与高消耗条件下也会实现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绝不会持续。高质量增长与这种以污染与高消耗资源为基础的所谓高速增长是相对立的，高质量增长强调节能环保，是一种绿色增长。要实现绿色增长，首先要维持好自然生态环境，增长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过去我国一些地方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而搞GDP，严重危及了我国的生态安全。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则没有道理。因此，在绿色发展的理念下，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加大对自然生态的修复，包括各种河流自然生态带、山脉自然生态带等。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要对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废水、废气、固体垃圾进行良好的处理。如果对“三废”不能做好处理，那就不是真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当然也就不是绿色发展。从经验与教训来看，废水、废气、固体垃圾处理的唯一办法是依靠技术，要形成良好的节能环保型技术，走技术化道路。技术化标志着节能环保的产业化、企业化。因此，节能环保要走技术化、产业化、企业化的道路。可持续增长需克服盲目扩张倾向经济增长在盲目扩张与粗放方式下，虽然也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往往不可持续，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盲目扩张与粗放方式的高速增长是不可取的。高质量增长是可持续增长。可持续增长要求在经济增长战略上克服盲目扩张的倾向，盲目扩张必然会促使个人、企业及政府盲目加杠杆，过度加杠杆，必将导致金融风险的形成甚至爆发金融危机。近几十年世界上所形成的几次金融危机，背后都是加杠杆的结果。现代经济危机几乎都表现为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背后都是盲目加杠杆、整个社会杠杆率太高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在经济较快增长的整个过程中，防止杠杆率过高，随时要去杠杆。经济越是处于顺周期时，就越要注重去杠杆。可持续增长需要认真考虑各种经济资源及社会资源的承受能力，不能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提高增长速度，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却爆发各种社会危机的原因。我国一些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很高，但社会矛盾却很尖锐，这就是脱离客观实际，盲目追求速度的结果。因此，要做到高质量增长，就必须遵守客观规律，坚守科学发展观，量力而行，保证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消灭贫困是和谐增长的底线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于民，提高各个阶层人民的福祉，如果经济增长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甚至造成了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那么这种经济增长就是以社会动荡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我们显然需要的不是这种经济增长，高质量增长是社会和谐性增长。社会和谐性增长要求在经济增长中每个社会阶层的福祉都能随着增长而增长，虽然各个社会阶层的福祉增长水平有所不同，但必须都能够有必要的增长。“大锅饭”没有前途，但过度福祉分化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为了保证各个社会阶层的福祉能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就必须实行良好的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有效社会财富调节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因为自身的天赋（聪明程度、身体健康状况等）、家庭出身、地缘经济、机遇等原因，会在经济增长中有不同程度的利益收益，甚至有时同样的付出也会有不同的利益收益，因而社会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基本保障制度，不能让任何成员因任何原因而落入贫困，消灭贫困是和谐性增长的底线，只要消灭贫困，社会就会保持应有的和谐。因此，消除贫困是和谐性经济增长的长期举措。当务之急：化解与防范金融风险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2018年3月全国两会圆满举行，这两次会议基本上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势和宏观布局达成了一致共识。对于宏观经济走势的把握，一般来说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的增长点主要在哪里，另一方面是经济波动，也就是扰乱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经济风险在哪里。当前的决策层对于后者尤为关注，因为经济风险一旦爆发，中国经济就可能会出现5到10年的倒退，而且可能没有预案，这会严重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识别与防范经济风险是当务之急。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状来看，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我国的经济风险主要存在于金融领域，金融风险是主要风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经济风险主要存在于增长领域，提出保增长、稳增长，甚至在2008年提出了“保八”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对于未来一段时间风险的判断，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于金融领域，2018年“三大攻坚战”的第一大攻坚战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其主要指的就是金融[1]风险。防范金融风险是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结合我国经济实际和国际经验，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5个方面，分别为资产泡沫、外汇市场、债务问题、金融乱象和宏观政策波动，针对这5个方面，防范金融风险也主要有5个方向，即抑制资产泡沫、稳住外汇、稳住债务、治理金融乱象，以及控制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以下就将从这5个方面对我国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进行深入的分析。抑制房地产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是指资产价格中不能被基本面因素解释的部分，资产价格脱离了其基本面而快速上涨，超出了资产的实际价值。中国统计的资产价格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股票价格，另一个是房地产价格，这两者对应的分别是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抑制资产泡沫既要防止股价上涨太快，也要防止房价上涨太快，但是从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实际出发，我国当前的资产泡沫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我们所讲的抑制资产泡沫就是抑制房地产泡沫。我们预测未来三五年内中国的股市是个慢牛的过程，价格不会快速上涨而出现泡沫，主要有3个原因：1.现在的证券监管部门把监管作为第一要务。内部交易、买壳、卖壳、资本大鳄的行为都极受关注，再加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监管部门可以发现任何一笔交易的异常波动。2.监管部门对于场外配资进行严格限制。股票市场之外主要有两大资金池，分别是银行和保险，现在对这两大资金池监控得十分到位，股票市场的需求得到有效控制。3.IPO（首次公开募股）快速推进。2017年A股市场平均每周IPO数量超过8家，2018年以来IPO速度有所放缓，但平均每周仍旧超过2家，IPO的快速推进相当于股票供给的增加，这会抑制股票价格过快上涨。所以当前中国出现股市泡沫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最受关注的是房地产泡沫。一般来说，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包括3种，分别为刚性需求、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其中刚性需求是指买房就是为了居住，而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则是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引出来的，其买房则分别是为了获取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如果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太大，拉动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房地产供给会大大超过刚性需求，泡[2]沫现象就产生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和南京、合肥、苏州、厦门等部分二线城市，出现了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现象，就是由于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过热，房地产供给已经超过了刚性需求，没有刚性需求做支撑，这种房地产泡沫便非常脆弱，随时都有可能被刺破，而其一旦被刺破，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冲击。日本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有益的启示。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1.信贷宽松政策，1985年日本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资金无处安放，于是房地产市场成了好去处，住房抵押贷款发展迅猛，房地产投资和投机现象严重；2.外资炒作，1985年美国和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在协议生效后的5年内每年对美元升值5%，大量外资开始涌入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成为主要去处，加剧了房地产泡沫；3.日本修改《建筑法》，新《建筑法》允许拆掉旧房，建设新房，导致房屋供给大大增加，超过刚性需求，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埋下隐患。1991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价大跌，其后经济陷入了持久的低迷。日本房地产泡沫被刺破主要是由于：1.央行紧缩银根。央行意识到泡沫持续扩大，对经济十分不利，1989年规定将2.5%的官方贴现率在下一年提升到6%，这导致市场流动性大大下降，随即股市崩溃，地价大跌，房地产市场[3]崩溃。2.《广场协议》到期。《广场协议》到期，人们预期日元会贬值，大量外资流出，房地产市场过热的需求被削弱，房价随之下跌。3.房产税的推行。日本的房产税加速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从日本房地产泡沫形成与破灭的过程与后果中，我们可以看出，针对房地产泡沫，我们必须采取既要抑制又不主动刺破的原则，否则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爆发，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我们有两种机制以应对当前的房地产泡沫，这两种机制是按其执行和起作用的期限来划分的，分别为中短期机制和长期机制。中短期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政策：第一是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方面，控制好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持续实行限购限贷的政策；第二是在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方面，约束开发商的行为，实行资金约束和新房价约束，资金约束是指对房地产商开发房地产要有自有资金比例的要求，不能通过高杠杆来进行房地产开发，新房价约束是指对地价和房价的关系要有要求，通过对二者比例关系的限制来约束房地产商行为。长期机制包括共有产权、租售同权、调整一线城市空间布局、房产税等政策。雄安新区就是调整一线城市空间布局的典型，其作用在于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一般来说，首都功能包括4个方面，分别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所以金融机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国企总部等不属于首都功能范围的都要陆续迁出北京，或者至少不能再在北京扩建，非首都功能的迁移，必定会伴随着人口的流动，控制好人口总[4]量，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也能相应得到很好的控制。未来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布局、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布局都有助于长期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房产税也是目前讨论的热点，这是一种在长期紧缩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政策，房地产税总归要出台，只是时间问题。通过中短期机制和长期机制，我们就可以在目前和未来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从而最终化解泡沫。稳外汇防止金融风险爆发外汇市场是金融风险集聚的重要领域，很多金融风险的爆发就是外汇波动引起的，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我国的外汇从2015年开始波动，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二是外汇储备量减少的压力。当前来看，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美元的加息预期，2015年12月，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至0.25%~0.5%的水平，从而开启了本轮加息的周期，其后于2016年、2017年分别加息1次和3次，2018年3月和6月分别再次加息，并且预计2018年全年可能还要加息2次，美元持续加息提高了持有美元资产的吸引力，这会导致我国资本外流加剧，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二是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永久降至20%，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税率从35%降至21%，这种大力度的减税会直接导致美国资本回流和海外资本流入，这也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来源；三是中美关税战，中美关税战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出口下降导致外汇市场的美元供给下降，人民币币值有下降的压力，另外，美国针对中国的高新技术领域加征关税，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会影响经济的基本面。除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我国也面临着外汇储备量减少的压力，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在2014年6月达到峰值，总量接近4万亿美元，其后基本处于下降趋势，2017年2月外汇储备总量减少至接近3万亿美元，其后略有反弹。国务院提出要稳住外汇，稳住外汇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二是外汇储备不能持续减少。如果人民币持续贬值，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一定会引发金融风险。为了稳住外汇，国家主要推行了3条政策：1.外汇改革中已经放开的项目继续放开，尚未放开的项目暂停放开。我们的改革不能倒退，已经放开的项目不能回收，比如每人每年可以兑换5万美元或等额的其他货币，留学换汇凭借录取通知书或者学费证明则不受5万美元的额度限制，等等。对于个人来讲，有三大类海外投资基本叫停，分别为房地产海外投资、证券海外投资和投资类保险海外投资，现在基本暂停了海外购买不动产和股票的行为，允许购买消费型保险，但是不允许购买分红型保险。2.支持技术类的海外并购，不支持非技术类的海外并购。国家支持在海外并购技术类的企业，比如芯片制造企业、半导体企业等，但是并购非技术类的企业会受到严格审查，比如房地产、酒店、足球俱乐部等，这就相当于对海外的投资并购进行严格界定与引导，倾向于技术类的投资并购。3.“一带一路”投资坚持使用人民币，不再动用外汇储备。“一带一路”是由中国主导的，我们有权利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既有助于稳住外汇，也有助于我国在国际上掌握金融话语权。通过以上3条政策，我国已基本稳住了外汇。第一，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从2016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人民币整体处于升值的状态，美元兑人民币从2016年年底的1:6.9减少至2018年年初的1:6.2，但是2018年以来，人民币略有贬值，截至2018年6月，美元兑人民币维持在1:6.4左右，这主要是受美元的加息预期和特朗普减税的影响，我国的外汇政策将持续发挥抑制人民币贬值的作用。第二，外汇储备没有持续减少。我国的外汇储备在2017年1月达到最低点，总量低于3万亿美元，其后有所反弹，截至2018年5月，外汇储备超过3.1万亿美元，我国的外汇政策防止了外汇储备的持续减少。虽然我国当前已经稳住了外汇，但是美元加息预期、特朗普减税政策和中美关系等因素依旧扰乱着我国的外汇市场，构成外汇市场波动风险的因素，为了防止金融风险的爆发，我们依旧要坚持稳住外汇的政策导向。极力避免因债务问题带来金融风险债务问题是导致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2018年美国金融危机就是由于次级抵押贷款这一家庭债务引起的，所以也叫次贷危机，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也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个渠道给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要极力避免债务问题带来的金融风险，一般来说，按照债务人主体划分，我们将债务分为3种类型，分别为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目前我国在这3种类型的债务上都存在一定问题，都需要着力进行解决。家庭债务，也称为个人债务，是指债务人为个人或家庭的借债行为。一般认为，我国是国民储蓄率偏高的国家，这是传统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的，大家偏好储蓄，而不愿过多消费，更不用说借钱消费，所以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我国的家庭债务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在2017年十九大召开期间，当时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防止个人负债率上涨过快。从数据显示来看，2015年我国家庭负债占GDP的比例为39%，2016年上升到45%，2017年上升到49%，预计2018年会突破50%。这么快的家庭负债的增长，主要来自住房贷款，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人们买房对贷款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但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信号，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品的过度繁荣，导致资金链断裂后，一发不可收拾。所以针对家庭负债的增长，我们要严格限制住房贷款，并且加强对住房抵押贷款衍生品创新的监管，抑制家庭负债膨胀的同时，缩短金融衍生品资金链的长度。企业负债就是以企业为债务人的借款行为。我国的企业债务也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企业债务占GDP的160%以上。目前我国企业负债的主体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国有企业。我们虽然一直提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公平地位，但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有政府的信用担保，其融资面临着软约束，融资更为便利，所以国有企业有很大的融资激励和融资空间，这也是导致国有企业债务过高的原因。针对这一情况，目前提出的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就是国有企业。目前国有企业去杠杆主要有3种手段：第一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代表是中国联通混改，中国联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其国有比例降低到50%以下，即使是丧失绝对控股权，也要将杠杆比例降下来；第二是破产重组，典型代表是东北特钢重组，这说明未来我们不再搞刚性兑付，国有企业借款没有政府做担保，国有企业也会借钱还不上，其融资空间会受影响；第三是选取一部分优质资产搞债转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债转股的经验，除此之外，银行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加入了债转股的行列。2018年国有企业降杠杆是重要任务，预计3年完成，即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要确定完成。政府债务是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债务人的借款行为。2017年我国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6%，并不是很高的比重，我国的政府债务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潜在的政府债务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我国的中央政府预算一直坚持赤字不超过GDP总量3%的原则，2018年赤字占GDP的比例为2.6%，这个原则使得我国的中央政府债务没有严重的问题，我国的潜在政府债务问题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上。2015年之前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融资，这种融资名义上体现为企业债务，实际上是政府债务，我们称之为潜在政府债务，但是2015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被叫停了，2016年之后，又出现了两种新形式的潜在地方政府债务。第一是公共产品生产中的回购问题，有些公共产品可能是20年前生产的，但采取的是PPP（3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形式，部分是需要政府回购的，这就构成了政府潜在的债务负担；第二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需要地方财政出资，有些甚至是向银行贷款出资，这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潜在债务，目前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规模已经超过了2.3万亿元。目前已经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提出了终身追责机制，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寅吃卯粮”，继续扩大潜在政府债务。我国的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3种类型的债务共占GDP的比重为250%，杠杆率相当高，而在几种债务类型中，企业债务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问题首当其冲，这是问题的当务之急，同时也需要防止家庭债务过快上涨，抑制潜在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金融乱象金融乱象在不断扰乱金融市场，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金融风险。目前金融乱象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导致，一方面是改革引起的金融乱象，改革本身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配套措施不足，从而引发金融市场混乱，另一方面是新技术引起的金融乱象，新技术进入金融领域，产生了很多乱象。改革引起金融乱象，并不是说改革本身是不对的，而主要是由于配套措施跟不上，典型的代表就是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果银行在整个金融系统所占比例过大，间接融资所占比例过高，整个社会的杠杆率就容易升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倡导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各类投资公司、基金、保险公司等，但是相关的准入条件、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并没有跟上，导致乱象丛生。首先，放开各类投资公司，但是却没有严格的准入条件，有些公司只是名义上注册了公司，租住了店面，骗取资金后携款潜逃，尤其是以高利率来骗取投资，比如在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不到3%的情况下，一些P2P（个人对个人网络借款）平台却给出了10%以上，甚至20%以上的收益率承诺，事实证明这些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引发大量的“庞氏骗局”，e租宝案的惨淡收场就是此类骗局的典型案例。其次，对基金公司资金的来源监管不到位，导致一些“空手套白狼”的现象发生，一些基金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进行投资，把银行的债权变成自己的股权，甚至去收购上市公司，并将股票质押，再去银行借款，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2018年将开始清理。还有，保险公司的问题，股票市场之外的两大资金池，一个是银行，一个是保险，我国的银行已经处于相当成熟的状态，但是保险这个资金池的发展尚不成熟，对其监管也不到位，于是一些保险公司开始利用保险资金进行虚假注资，转移保险资金至空壳公司等，安邦保险被接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改革本身并没有错，只是由于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没有跟上，而导致了金融乱象的产生，下一步就是要严格清理这些问题。新技术引起金融乱象，也并不是新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新技术被不恰当地运用，比如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应运而生的比特币和ICO（首次代币发行）等。区块链技术是一种计算机科学技术，其核心是去中心化，通过大量冗余数据的存储，以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相对于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变革，区块链更像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其对于未来经济的发展可能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是要将货币去中心化，这存在着巨大的问题：首先，比特币的数量不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转移，随着物质财富的扩大，其面临的通货紧缩问题无法克服；其次，有其他数字货币源源不断产生，比如莱特币、以太币、瑞波币等，比特币不能维持自己的独特性，其价值必然被不断出现的新的数字货币稀释，直至没有价值；再次，比特币的价值十分不稳定，不具有成为一种货币的基础，目前来看其投资属性大于货币属性；最后，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将会让货币政策失效，而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认为比特币并不具有取代现行货币的基础，甚至不能成为货币的补充，充其量只是资本市场的高科技游戏。ICO是募集资金，相对于IPO出让股权来募集资金，ICO是出让初始产生的加密数字货币来募集资金，由于其基于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ICO并没有严格的政府监管，这导致借ICO进行融资的活动大量涌现，投资炒作盛行，并涉嫌从事非法集资活动，所以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全面叫停了ICO。新技术的发展会带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监管规则的出台肯定具有滞后性，这是未来我们需要防范的问题。目前来看，金融乱象主要就是由于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和新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引起的，这个如果没有处理好，将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引发资本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资本配置扭曲，所以未来要做好改革的配套措施，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控制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如果这两个政策没有控制好，也将会成为引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第一，控制好货币政策。现在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过去，由于我们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2002年年末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只有18万亿，2017年年末货币供应量达到167万亿，年均增长15.8%，而同期GDP年均增长13.7%，M2（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由2002年年末的1.54增加至2017年年末的2.03。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币供应量，刺激了经济在短期内的快速增长，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刺激投资、增加产出的作用，长期却只有通货膨胀效应，也就是说依赖于货币政策的刺激是不可持续的。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我们维持了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已经在积累，现在这个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我们转向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2017年年末M2增速为8.2%，比上年同期降了3.1个百分点，未来这个比例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市场中一些主体已经开始反映“钱荒”的问题，资金紧张，但是即使如此，货币政策应该也不会松动，否则金融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剧，所以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要控制好。第二，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一位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明斯基，他于1986年出版著作《稳住不稳定的经济》，其中就提及宏观审慎的理论，但是在当时并未为人所注意，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其思想的正确性和实用性才被人们重视。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强调两个要点：一是顺周期理论。经济发展在顺周期时，人们往往会忽视风险，不断借债加杠杆，盲目扩张，整个社会的杠杆率非常高，最终会导致全面性的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资产价值崩溃，金融危机爆发，这样的时间点被称为“明斯基时刻”，而那些在顺周期时为我们所忽视的，但最终引发严重影响的风险被称为“灰犀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0年的高速发展，40年的顺周期集聚了大量的风险，现在经济中的杠杆率非常高，尤其是国企的杠杆率，我们当前要集中力量去杠杆，防止“明斯基时刻”的到来。二是防止市场之间的“传染病”。不同的市场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当一个市场领域出现问题，就会通过很多渠道传染到其他市场，比如上下游企业的关系、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资金链上的关联等，如果各个市场的关联程度过高，那么一旦某个市场出现问题，将会导致整个市场的整体性波动，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这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现象，所以需要在各个市场之间进行“隔断”。比如，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其很快会传染给银行，所以需要对房地产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质押贷款和居民的房地产质押贷款做出新的规定，降低抵押贷款的比例，这样房价一旦暴跌，便不会传染给银行。股票市场也是这样，2018年3月实施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规定单只股票整体质押比例不超过50%，且单一证券公司、单一资管产品接受单只股票质押比例分别不得超过30%、15%，就是为了防止金融市场波动的传染性。所以，控制好宏观审慎政策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在顺周期时不能盲目扩张，要控制好杠杆；二是不同市场之间要进行“隔断”，防止关联性过强，由某一市场波动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风险。从我国当前的经济来看，控制好货币政策就是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控制好宏观审慎政策就是在顺周期时控制好杠杆，尤其是做好国有企业去杠杆工作，并且减弱市场之间的关联性和同步性，防止因某一领域的风险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来说，防范当前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做到抑制资产泡沫、稳住外汇、稳住债务、治理金融乱象，以及控制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做到以上五条，基本可以保证不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在强调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要强调另外两件事。1.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包括银行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放开民营银行等；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各类投资公司、基金和保险公司等；外汇改革，推动汇率市场化和外汇买卖自由化；资本市场改革，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金融开放，允许国外资本控股本国金融机构等。2.根据经济波动，适时纠正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任何政策的推行都是“双刃剑”，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政策执行过程中要根据现实经济的波动进行变通，比如一旦市场流动性过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害，央行就需要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其流动性。所以说，我们在执行好防范金融风险政策的同时，也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并且适时纠正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这是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之策。（本文是作者在2018年1月20日在北大后E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1]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2]魏杰：《我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热点解析》，《财富监督》2017年第9期。[3]冯晶、王强：《日本和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东岳论丛》2012年第12期。[4]李国平、宋昌耀：《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改革》2018年第4期。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