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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1 03: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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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晓燕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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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护航——社会工作案例精选

青春护航——社会工作案例精选试读:

序一

编委会

很欣慰拿到这本《青春护航——社工案例精选》,看到一个又一个丰富生动且充满了温情的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又重新洋溢了热情和希望,仿佛能够听到社工们悉心的聆听、尽心的疏导,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一份份倾注的精力与用心。

上海市闵行区是一个人口导入大区,全区16至25周岁青少年人口有46.33万,做好青少年的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不仅是维护区域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近三年来,我区承接了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对此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在工作进程中,我们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力量,尤其是引入了专业社工团队,就每一个孩子的不同特点,系统且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力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青年之于个人,意味着希望;青年之于国家,意味着未来。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并不是被我们所遗忘的一群人。更好地关心他们,有效帮助和引导他们再次回归社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是闵行区试点该类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的初衷所在。两年多来,我们把更多关爱的目光投向他们,研究、预防、干预、教育、引导、服务、救助,一个个案例从不同侧面很好地记录了这项工作的过程,这些案例的背后是全区各方面的参与和重视,是社工们的付出和努力。本书收录的63个案例是对闵行区这项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总结,更是鞭策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智利诗人加布里拉·米斯特说:“我们所需要的很多东西可以等待,但孩子所需要的东西不能等待。我们不能对他说明天,他的名字就叫今天。”从今天起,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呵护,更多地是给予他们重新启程的机会,去包容、去参与、去关爱、去创造条件,无论他们曾走过怎样的一段路,他们依旧能够在同一片暖阳下健康、快乐地成长,拥有一个同样光明的未来。

63个工作案例,就是63种工作体会和经验。每一个案例,每一种经验,都凝聚着社工们的智慧和力量,都显现着社工们的关爱与温情,都蕴含着前行的力量,其意义不仅在于为提升社会工作者的实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可借鉴的工作蓝本和宝贵经验,而且在于为社会各界了解和认识这项工作,吸纳更多的人共同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在此,我们由衷地感谢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对闵行区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指导,感谢全区各相关单位和机构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感谢奋战在服务青少年一线的社工们!尤其要感谢韩晓燕教授以及她的团队对闵行区青少年的长期关注,对一线服务社工们的专业督导和情感支持!一种公益慈善的精神助推着我们共同致力于这项工作,这里有你,也有我。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全国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必将迸发更多的智慧,积累更多的经验,为促进青少年成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序二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工作系主任 韩晓燕副教授

本书是上海市闵行区社工们多年努力和思考的汇聚,是他们对社会工作理念坚守的见证,是社会工作理论与本土实践的有机结合,是预防科学理论对偏差行为青少年服务的创新运用。

一、社会工作理念的坚守——助人自助、整合资源、人在情境中

一天,一个年轻人到海边散步,正值退潮,沙滩上留下不少被冲上岸的海星。年轻人不忍海星枯死,小心地逐一把海星扔回大海。

一位过路人嘲笑他说:“留在沙滩上的海星那么多,你救得了多少呢?不如让它们自生自灭算了!”

年轻人认真地对过路人说:“虽然我不能救回所有的海星,但是对每只被放归大海的海星来说,这就是一次生存的机会!”

年轻人的热诚与毅力,感动了海边的一群人,他们一同参与到救助海星的行动之中……

这就是《拾星者的故事》,每一位社工都是这样的拾星者,而每一位行为偏差的青少年都有权利和有需要成为那颗被放归大海的“海星”。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包含两个方面:从社会使命来看,强调“扶弱济贫”,以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坚守社会正义为己任。从专业使命来看,强调“助人自助”,“助人”是在个人、家庭、群体、社区出现困难时,社工向其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支援,可以说是一种手段和方法;“自助”则是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来整合案主的社会资源,挖掘案主自身的潜能,协助有需要的人走向自救、自立、自助和自强,是社会工作的目标。“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呼唤社工成为拾星者,而如何做到“助人自助”,做好“助人自助”,也是每一位社工需要不断去学习和探索的。本书中所展现的故事都是社工们探索的成果。

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农民,他的家产是17头羊。临终前,他嘱咐将这些羊分给三个儿子:“大儿子分一半,二儿子分三分之一,小儿子分九分之一,条件是不许把羊杀掉或卖掉。”

正当三个儿子为如何按照父亲的遗嘱分配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好来了一名社工,于是三个儿子向社工询问该如何分配。

社工从他们的邻居家借了一只羊,这样共有18只羊了。

三个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进行了分配:老大得9只,老二得6只,老三得2只,一共17只。最后剩下的那只由社工还给邻居。

这个经典的故事告诉我们社会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整合资源。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挖掘自身优势,帮助案主更好地发挥潜能,达到助人自助、自强、自立的目标。

整合社会资源,挖掘自身优势,对于人的行为而言,社会环境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与受本能驱动的动物行为一样,人类行为是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环境的适应;另一方面,人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并与之展开积极互动,而正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人类行为塑造成型。由此可见,社会环境与遗传基因因素一样,对于人类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人在情境中”是社会工作专业的著名术语。当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两者失衡时,社会工作可以协助个人改变,也可以推动家庭、朋辈群体、组织、社区等个人发展所在系统的改善或改变。

作为社会动物,除了那些极端的、在与世隔绝环境中成长的案例(如狼孩)外,每个人几乎一出生就开始了社会化历程。社会化是指个体通过与社会的积极互动,形成自己的人格,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掌握社会经验与规范,并取得社会成员资格的成长过程。通过社会化,婴儿从一个“似人的生物”转化成社会的存在,形成了社会期待的行为模式、语言、技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身份与一系列社会角色。从本质上说,社会化也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在于诱导与协助个体融入社会系统之中。

社会功能这个概念主要来源于社会互动和角色理论,即在扮演社会角色的过程中人们将获得一种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从而发展成有所创举以及有所贡献的社会成员。社会角色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中介点,也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系统的联结点,通过评估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社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与着力支点。

另外,“人在环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或“人在情境中(Person-in-Situation)”是社会工作中,用来描述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关系的重要概念。“人在环境中”的组织结构可以为案主提供一个简要的描述,涵盖其人际、环境、精神和生理健康问题等诸多方面,从而为社工提供一个普遍性的分类评估框架。该系统的运用对于帮助社工正确理解与定义社会功能有很大的作用。在社会工作实务中,能否整合外来技术和本土文化,根据服务双方与环境的各自状态和变化展示实践智慧,已成为判断社工实力的重要标志。

二、社会工作理论的运用

对于社会工作而言,理论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在本案例集中,也不乏看到很多社工运用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包括系统理论、毕生发展理论、认知与道德发展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符合互动理论、增权理论、家庭治疗理论等。在此我概要地介绍一些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供实务社工设计个案服务时参考。

(一)系统理论: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

虽然不同的系统理论对社会系统和社会变化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它们都有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工作关于个人与环境关系的看法。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往往将焦点系统当作“案主”,也就是聚焦特殊“目标系统”的变化活动,并经常使用精确的度量方式来检验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无论社工和案主选择关注工作的哪一部分,都不能遗漏那些有关人类自身和工作的一切系统。

所以从总的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实务不仅仅是对个人、团体、家庭的治疗,而且还包括对心理动态、家庭互动系统的调整。从更大的范围来说,社会工作实务不仅仅是制度改变,而且还包括这些改变对个人、团体、家庭、社区等系统带来的影响。即使一个社工无法涉猎变化的每一个方面,但是系统理论支撑社工之间的合作、不同领域专家之间的支持、所有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系统的介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融性的系统工作模式。

Anderson和Carter(1990)认为社会工作系统主要包括社工系统、案主系统、目标系统和行动系统。他们注意到案主的周边社会环境主要有三类系统可以帮助他们:一是家庭、朋辈和同事等非正式支持系统;二是社区组织和社团等正式系统;三是医院、学校和社工等专业支持系统。然而案主可能无法使用助人系统,因为这样的系统可能不存在,或者与其问题不契合,或者不知道,或者不希望使用(如担心家丑外扬等)。系统里的政策可能给案主带来新的问题,系统之间可能相互冲突,使案主无所适从。以上都是社工可以干预的层面。就像在我们的案例中,每一位社工不仅关注案主的自身资源,还要关注案主的家庭以及学校资源,为案主采取较为整体的解决方案。

(二)毕生发展理论:强调一生的成长

毕生发展理论对社会工作有着重要的贡献,它描述和分析了人的一生从胎儿到死亡整个发展过程中生物、心理、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该理论认为生命的经验是在不断的人生经历中得以丰富的,而这些经历可以增强个人的品性、才能和优势,也包括痛苦和责任意识,所有人都处于人生旅途中,当人们遇到困难时社工可以提供帮助和支持,鼓励人们克服困难重新上路。毕生发展理论强调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给个体的成长提供机遇和挑战,从而不断地发展人的潜能,使人得到成长。

20世纪中叶,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Abraham H.Maslow,1943)提出了需求层次论。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依照由低到高不断递进的顺序分为若干个层次,层次越低的需求,其强度越大;层次越高的需求,其强度越小。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出现并要求得到满足。他认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可以分为:(1)生理需要。它包括饮食、睡眠、性欲等与人类生存密切关联的需要,它们来自人类作为动物的本能。(2)安全需要。个人追求安全、舒适、免于恐惧的需要,其动机是降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确保人身和财产不遭受伤害。如,企业员工关心自己是不是会被无端解雇,以及失业后的社会保障等。(3)归属与爱的需要。作为社会动物,每个人都希望归属于某个群体或社团,在他所处的群体中占有一个位置,与他人交流并得到关心与爱护。(4)尊重的需要。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求提升自己的能力,追求成就,以及谋求自由和独立的欲望;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得到别人的尊敬、重视或赞赏的欲望。(5)认知需要。这主要是对知识的渴求,为新奇的事物所吸引,希望探索新知,揭开现实存在状态的奥秘,以及预测未来。(6)审美需要。人类有追求秩序和美感的需要,它展现了人性中富有创造性的一面。(7)自我实现的需要。它位于需求层次的顶峰,达到这一阶段的人开始寻求充分展现潜能与天赋,希望自身越来越向着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前进,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切。人在对自身潜质和外部环境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价值体系,产生了理想和使命感。

马斯洛把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等人与动物共有的需要称为匮乏性需要,如果这类需要得不到满足,个体生存就会受到影响,如,盐分或水分的匮乏会导致疾病;相对而言,高级的需要则被称为成长性需要,这类需要的满足会产生更深刻的平静、安宁与幸福感。人类需求虽然从低到高呈现递进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较高的需求层次出现后将取代较低的需求层次,而只是在影响行为的动机方面后者退居至次要地位而已。此外,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所以每个人的动机结构也并不完全相同。

案例中每个青少年都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及尊重与爱的需求,社工根据这些需求的层次依次为案主设计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案,并且通过介入慢慢实现目标,以满足青少年的各种需求。

(三)认知和道德发展理论:战胜智力挑战和道德困境

认知和道德发展理论强调一生的理性、道德、智力和信仰发展,并将智力发展描述为一次又一次新的智力挑战和克服道德困境的过程。每遇到一次新的挑战和道德困境,都需要更综合、更复杂的思考方式去获取信息。作为一个在智力上和道德上成熟的个体来说,他的行动在智力上、道德上、精神上都应该是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只有拥有能够欣赏他人的视角,才能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别人。认知和道德发展理论提醒社工如何作决定、如何对待案主、如何通过职业伦理改变案主的行为。该理论提醒社工去关注案主理解和看待世界的角度,明确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帮助或阻碍案主去适应社会,以及帮助案主如何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认知和道德发展理论主要定义是一种“成长”和自我实现,人们被认为拥有自己独特的潜在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激发和发展需要其他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充当工具的人。助人者与受助者必须合作,并且依靠受助者的理解力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另外一种可行性的定义是“越轨”,此时认知能力和道德理性的缺乏被假设为造成越轨行为的原因,这时社工就要通过个案和小组工作帮助案主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和道德理性。

每一位青少年都有能力和潜力去成长和自我实现,社工相信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这些青少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得到更多的成长机会,并且有很强大的潜力,自助使自己自强、自立。

(四)符号互动理论:关注重要他人和社会制度

符号互动理论和角色理论重点关注环境因素、人类普遍经验和产生“自我”的社会过程,强调人类符号化能力、自觉的自我反思、人际互动所构成的社会的重要性。为了获取人类一生的社会化过程,符号互动理论和角色理论强调关注重要他人,关注那些引导我们的行为、发展和角色定位的持久性的社会制度。标签理论为符号互动理论增添了新的视角,主张为案主贴上病患的标签会对其产生持续性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暗示效应。这一视角提醒社工在根据标签对待案主的时候,也许会忽略和无视他们的个性、能力和优势。

符号互动以及相关理论将自我形成视为富有动力、创造力、调适力的过程。通常认为人们能够通过理性思考作出反应,因此,他们是灵活多变且善于自我调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案主有自己的诠释、希望和目标,而并不在于心理结构或环境障碍。因此,助人主题应以案主为中心,包括对于成长问题或如下问题的解决:标签身份或越轨身份(stigmatized or deviant identity)、角色冲突或角色模糊、洞察力、解释力、行动以及互动等。

符号互动理论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视角。它的关注点在于正常发展的互动基础,并且认为整个生命周期中来自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人际社会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在社工实践中得到了具体的应用。

社会工作这一有着坚实理论基础的实践强调一种积极参与的助人关系,并在这种关系里帮助案主定义他们的现实与目标。助人对话就是一种符号互动行为,它显示了案主的生命意义,尤其重视对案主才能的激励与资源的恢复。正如标签理论所告诉我们的,这一过程包括对消极的、限定的标签和社会期待的解构,这些社会期待总是否定或模糊人们的优势。符号互动理论指出,不管怎样,社工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帮助案主形成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因此,在助人关系中必须十分小心谨慎。符号互动理论强调通过社工长期值得尊重的、肯定的行为来帮助案主建立自尊心(承认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这一点十分重要。

标签理论者认为病态与越轨是社会赋予的定义,而并非是人所天生固有的,这一立场为那些被贴上所谓标签的人提供了有利的观点。这与那些经常使人们持久性地为越轨角色身份所羁绊的生理、心理决定论持相反的观点。符号互动理论鼓励人们积极参与自我定义、社会角色、参照群体的选择与界定。互动论者强调社会标准对于特殊信仰体系与文化背景的相对性,这有助于打破种族中心主义,并有助于促进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开始真实而相互尊重的对话(Greene,1999)。

(五)增权理论:增强自身的力量

增权的目标在于帮助人们实现:将自己看作是解决问题过程中的行动者;将社工看作是案主可以利用的拥有知识与技巧的人,是解决问题的朋友与伙伴;将权力结构看作是复杂而部分开放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作用的影响。这样社工可以消除案主身上的、起源于负面评价的各种消极反应,让他们看到自己能够在解决自身面临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主动的作用,同时发现并消除影响案主的障碍,采取有利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支持性措施。

增权就是一种教育性活动,借助于对话与合作,案主参与到一定的实践之中,体验并采取行动去应对由自己的行动导致的现实,而这种体验与应对本身又会进一步影响案主将来的行动。因此,这样的实践是具有反思性的(Payne,2001)。

Barber(1986)认为习得性无助理论与增权理论有着密切关系,并且为增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研究性支持。Seligman(1975)的习得性无助理论是建立在对动物与人的实验基础之上的,该理论认为,如果人们有过无力改变自己所面临问题的经验,那么,就可能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自己的行动很少能产生有用的结果。因此,他们在其他情境中学习有用行为方式的能力将受到损害,他们的学习动机就可能丧失,他们在思考、学习过程中可能变得焦虑和沮丧。这个研究结果与Solomon(1976)有关无力感的观点是一致的,终生无权势的人们背负着沉重的习得性无助感。Barber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改善这些人的生活环境,让他们体验到主导自己生活、达到成功的生活经验,这与增权体验具有密切的关联。

增权视角对案主自身力量的关注,与人文主义关注人们自身与环境互动的能力极为相近。由于增权视角强调案主与其所在环境的互动能力的重要性,它又与生态系统理论相互关联。然而,增权视角更加强调权力的分化、阶层的不平等和压迫性体制。

Lee(2001)认为增权实践已经将以下视角包含其中:压制的历史视角、生态视角、女性主义视角、批判视角、族群/阶层视角、文化/多文化视角与全球视角,这说明增权视角在其理论基础和知识架构上是多元的。

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是助人自助,而增权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助人自助和外力推动。从本质上而言,增权视角的出现是社会工作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增权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介入,并不是意味着更换一套术语来重新包装社会工作的三大经典方法,而是从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来谈的。这些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困扰,更多的是源于制度性缺陷和结构性障碍。我们认为增权理论的精髓在于,增权是个过程,它可以在外力的推动、他人的帮助下,发挥弱势群体成员自己的潜能,提升自身的能力,经由这种“他助”,进而达到从无权到有权、从“弱权”到“强权”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提升的目标。而这种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个人成长模式,对于社会工作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终极理念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依据增权理论,社工这样来界定助人情境,那就是在助人情境下,结构性障碍得以认定,权力机制得到探索,个人和团体力量以及资源获得最大化,并采取改变社会的有效行动。不管案主所面临的困扰是来自微观、中观还是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增权的助人情境都要求将个体与政治连接起来加以思考。增权理论最初是依据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和社会议题(social issues)来定义助人情境的。此外,助人情境还根据成长(growth)被界定为帮助案主提升其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增权实践是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高度坚持,因为它建立在我们对公正的传统认同上,特别是对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上。

增权无疑在于通过互助与知识共享等有利于实现更大目标的小步骤,去实现社会正义并给予人们更大的安全感和政治、社会方面的平等。

在1990年代,增权已经被应用于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工作之中。增权并不像赋能那样仅仅限于允许或帮助案主采取行动,其目标更在于释放并转移一定的权力给案主,以使其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那些坚持认为在结构性压迫面前,被压制群体是彻头彻尾的无能的传统的激进或反压制的工作方法相比较,增权是一个更加积极的社会工作方法。增权实践如果使用不当,一些形式的治疗可能让案主过度依赖社工的专业技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增权代表着一种根本不同的治疗理论。至少对于案主和社工的经验来说,它们是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治疗的。

增权集中关注的也是发展案主的能力,而不是寻求压制性社会的直接改变(通过倡导而发生的个体性效应导致的压制性社会的改变不在此列)。因此,它可能将促进社会变迁的责任归置在案主身上。而对于案主来说,他们的力量可能得到增强,但依然得面对巨大的社会障碍。对增权的实践规定,也没有明确指出该如何处理那些根本缺乏足够能力去主导自己生活的无权势的案主。因此,在这里,社工可能会错误地以为所有的个案都能达致高度的增权。实际上,那些严重受害、受压的被制度化的案主可能实现较高程度的自我控制。然而,即使如此,社工仍然不可以排斥其他有利于案主的治疗性工作。

(六)行为主义、社会学习和交换理论:强调环境的巨大影响

行为主义、社会学习和交换理论在强调环境影响行为的方式上是非常有效的。当其他理论还在关注人类行为如何被生物性和心理性因素影响和左右的时候,行为主义、社会学习和交换理论则指出人类行为经常受到外部状况、外部压力和某些我们未曾意识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左右。一方面,这开创了有效的行为矫正技术,即应用经验数据来测量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也可以作为对社工的一种警示,那就是提醒社工不可以简单地使用控制和胁迫的方式来矫正案主的行为。

环境在形成个人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是与社会工作对象主要为弱势群体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更多地关注行为而不是个人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解案主存在的不良行为时达成共识。对惩罚的运用主要起源于行为理论,但在行为学者中使用反面刺激的还是少数。假如正面的强化能够解决问题,那么社工一般很少会用惩罚和反面强化的方法。另外,很多社工注意到,机械性的行为主义和认知方法几乎没有为案主选择和增权提供空间。由于机械性的行为方法表现得非常权威,因此经常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形式加以应用。然而,Sheldon(1995)指出这种类型的控制并不一定成为工作的目标,也不是概念性的框架,而只是由这些理论导出的实际应用。

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最佳的健康和生活状况是行为和社会学习的目标。然而,这些理论的应用经常涉及对问题行为的定义,例如,酗酒和偏差行为典型的是从问题取向而不是最佳健康状况来看待的。虽然行为理论没有明显地和增权联系在一起,但很容易应用于个人增权框架之内。并且,案主是治疗目标和治疗策略的最初制订者,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自我强化和自我影响是和增权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行为和社会学习理论极大地忽视了变化的多样性,例如,对种族、伦理、性别、性取向和社会阶层方面缺乏考虑,这不仅表现在理论上,同时也表现在实际应用中,重复论和决定论是所有的行为、认知行为和社会学习方法中都存在的问题。

尽管交换理论原则不是直接依据变化多样性提出的,但可以从它的理论假设中得出一些关于变化多样性的定义。中层理论强调阶层机制,然而交换理论却忽视了维持不平等阶层的机制,而是在经济范围内,把妇女、老年人、身体失能者、有色人种、同性恋者等都看作相对没有价值的,因为市场上的交换是以独特价值为基础的,一些人在交换过程中被消减价值或给予更低的地位,目前这种缺乏权力的流动性交换被简单地看作不稳定交换的结果。

(七)家庭治疗理论:为家庭和家庭成员增能

家庭治疗是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治疗对象不只是案主本人,而是通过在家庭成员内部促进彼此间相互理解,增进情感交流和相互关心的做法,使每个家庭成员了解家庭中病态的情感结构,以纠正其共有的心理病态,改善家庭功能,产生治疗性的影响,达到和睦相处、向正常发展的目的。由于本书中许多社工运用了家庭治疗方法,因此笔者在这里用相对较多的篇幅对相关理论进行介绍。

1.结构式家庭治疗

1)简介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是由美国的米纽钦与他的同事在1960年代所创立的。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并不直接解决个人行为问题,而是致力于改变案主家庭的交往方式。该模式认为,个人的问题只是表象,家庭的问题才是导致案主个人问题的真正原因。因此,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主张通过多元化、多层次的家庭介入,先解决家庭的问题,最终解决案主个人的问题。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在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的名称以及基本理论概述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重视个体、家庭和社会环境,同时为理解和治疗家庭提供了清晰的组织构架。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旨在通过重组家庭结构,解决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2)理论建构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成员是构成家庭这个系统的基本元素,在家庭的构成中,家庭是一个整体,它尽管是由不同的家庭成员构成的,但家庭的功能却并非单个家庭成员功能的简单相加,家庭作为整体重新生成了全新的结构和功能。

构成家庭的每个成员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并共同隶属于家庭,家庭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每个家庭成员;反过来,家庭成员的变化也会对家庭本身产生改变作用。

家庭系统要求我们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家庭,家庭系统之下同样可能会进一步产生家庭次(子)系统,如父母次系统、亲子次系统等。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在表述家庭结构时主要采用了次系统、边界、角色、责任分工、权力架构等重要概念来说明,最重要的三个概念是:家庭结构、次系统、界限。(1)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家庭结构因为期望在家庭内建立规则而受到强化。家庭结构是家庭整体的基本保障,是家庭成员在实际交往过程中的产物,是固化了的家庭关系。(2)次系统(subsystem)——基于代际、性别和共同兴趣的不同。次系统主要指家庭这个整体系统之下的二级、三级子系统。一个次系统一般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家庭次系统的揭示使得家庭的内在结构以及整体功能的多样性、复杂性面貌得以清晰呈现。(3)界限(boundaries)——个体、次系统和整个家庭借助人际界限——调节互相接触的看不见的屏障——而得以区分。界限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关键词,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主要用此来指家庭系统彼此之间的范畴,同时也用来表示家庭内部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界限本身的清晰与模糊与家庭关系的矛盾与和谐有着直接的关系。

3)其他概念(1)角色与责任分工。主要用来说明作为整体的家庭其实有着明确的内部分工,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它要求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有相应的角色担当和责任分工,这是家庭系统合理运行的必然要求。(2)权力架构。主要用来表示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简单来说,就是家庭事务的决定大权归谁支配。父权家庭、母权家庭以及平权家庭是常见的家庭权力架构。(3)家庭生命周期。主要用来表示结构化的家庭同时还处于周期性的运动变化过程中,家庭生命周期是对家庭变化的一种理想表达,一般来说,家庭的发展都要经过形成期、发展期、扩展期、完成期、解体期等五个阶段。家庭生命周期有助于对家庭变化发展规律的揭示。

4)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的开展过程(1)进入。进入指的是社工对作为治疗对象的家庭的进入,家庭尤其是问题家庭的进入往往并不容易,一般来说,社工进入家庭时应该注意如下事项:①接纳家庭的规则与习惯。为了避免家庭的拒斥,社工应该事先尽可能地了解和接受家庭的规则与习惯,不应该急于改变家庭的潜在规则。②注意了解家庭的交往过程和内在关系。通过对家庭交往过程以及家庭内在关系的把握,可以帮助社工了解家庭的实质,进入家庭的问题核心。

此外,社工在进入家庭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协调自己的立场,贴近、中立还是远离,这三种不同的立场需要社工根据家庭的不同情况并结合家庭治疗的不同进程灵活选择。(2)评估。评估指的是社工对于家庭作出的评判,评估的实际过程开始于接案之际,并贯穿于家庭治疗的过程之中,评估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收集分析资料,对家庭的结构混乱以及功能失调状况作出评判。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认为,对于家庭的评估应该由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家庭的形态和结构;②家庭系统的弹性;③家庭系统的回馈;④家庭的生命周期;⑤家庭成员的症状,家庭交往方式间的关系。(3)介入。介入主要指的是对于家庭的实际治疗过程,是具体治疗计划的实施过程。在实际介入过程中,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往往持有三重专业目标:①改变家庭的看法。家庭是一个整体,家庭问题的出现是家庭的整体出了问题。为了修正家庭成员的观点,社工在这里经常采用集中焦点、重演以及引发强烈感觉等多种方法。②改善家庭结构。家庭问题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的结构出现了问题,家庭结构的问题往往表现在家庭各个次系统相互之间边界的模糊不清以及家庭结构本身的混乱。为了改善问题家庭的结构,社工常常采用划清界限、破坏有害家庭结构、阐明家庭组成互补性关系等多种方法。③改变家庭错误的世界观。每个家庭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这些观念的错误往往是家庭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在实际干预过程中,社工可以通过重建世界观、强化优点等多种方法来进行。(4)治疗步骤。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的实际治疗过程可能会根据具体家庭问题情形的不同而不同,但一般来说,其开展都遵循以下步骤进行:①介入与适应;②与家庭展开交互作用;③画出家庭结构图;④突出和修正交互作用;⑤设定界限;⑥打破平衡;⑦挑战没有效果的假定。

2.Bowen派家庭系统治疗

1)简介

Bowen派家庭治疗有八大连锁概念:自我分化、三角化(情感三角)、核心家庭的情感过程、家庭投射过程、代际传递过程、手足位置、情感阻断、社会情感过程。(1)自我分化。这是Bowen派家庭治疗理论的核心,既是心灵的也是人际的概念。分化具有思考和反思的能力,而不是对内在和外在的情感压力自发地作出反应。分化的自我可以平衡想法和感受,既有强烈的情感和自发性,也有抵制外来情绪推动力的自我控制。自我分化具有个体差异,没有分化情绪系统和智力系统的能力,个人易敏感。(2)三角化(情感三角)。两人关系容易产生压力焦虑。每当一个两人系统遇到问题时,就会自然地把“第三者”扯入系统中,作用是减轻两人之间的情绪冲突。这“第三者”,有时是别的异性,有时是孩子,有时是事业,有时是某种癖好等。(3)核心家庭的情感过程。两人关系出现的不同症状,针对家庭中的情绪力量呈现重复的模式,两人焦虑的焦点转移到孩子身上。(4)家庭投射过程。这是父母将他们之间缺乏区分的状态传递给子女的过程。它是焦虑的、缠结的关注,造成最低程度的分化。家庭情感过程对个人能力的主要影响是让个人陷入失去功能的状态,不能适应新的环境。(5)代际传递过程。这说明了长期的焦虑跨代传递过程。不仅是在说过去影响现在,更是在说情感过程也是可以代际传递的。父母的焦虑侵入孩子,给他们很少的选择,令他们要么服从要么反抗。(6)手足位置。孩子形成的人格特质与他们在家庭中的位置相关,为理解兄弟姐妹的心理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个人的人格特质是手足之间用来相互竞争、在家庭中寻求位置的策略。有些人分化得好,就不会把焦虑等再传递给下一代。(7)情感阻断。这是代际之间处理不分化的方式,不应将情感阻断错认为成熟,用隔离来解决依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融合越高,情感阻断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与父母的隔离程度越高,在将来的关系中重复同样的形式时就越脆弱。(8)社会情感过程。它表明每个人所必须生存的、所有婚姻都与之斗争的环境,性别、阶级和种族歧视都是社会情感过程。如果个人和家庭有很高的自我分化的话,就能较好地抵制社会影响的负面作用。

2)临床过程(1)解释和澄清配偶之间的情感过程。社工的工作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过程上,而不是暂时关注其他问题,也不关注谁对谁错。(2)讲授自我分化。社工努力灌输的理论常被分化低的人认为是一种批评。社工独立、中立,在家庭中保持不偏袒的关系。(3)帮助夫妻发现自己的情绪系统。临床过程的目的是说明隐藏在问题之后的情感过程,帮助人们从内部以及人际关系上,将想象、情感和思维从系统中相互分离。通过提问题,如:你对他的语气反应如何?这个反应是如何影响你正在进行的思考的?将自己从虚构、猜想、歪曲和以前从未见过的三角关系中分离出来。(4)指导一个人的尝试。一个僵化的家庭从一个人开始松动;减少由别人言语、行为、思维引发的对别人的挑剔;努力发展自我分化来增强当前家庭功能;我要做什么和我不要做什么。

3.萨提亚经验派家庭治疗

1)简介

萨提亚经验派家庭治疗是由维琴尼亚·萨提亚所创立的一套心理治疗方法,在整个国际心理治疗领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已引入中国。

这一模式借由改善家庭成员间彼此沟通的方式,通过运用家庭的资源,正向地帮助每一个人去发现问题所在,协助家庭各成员自己作出选择,并教导他们如何负责及落实在生活中,特别是如何落实在子女教育中。

萨提亚所建立的这套心理治疗方法,其最大的特点是着重提高个人的自尊、改善沟通并帮助人活得“人性化”,而非只求消除“症状”,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个人达到“身心整合,内外一致”。

萨提亚模式不强调病态,而将心理治疗扩大为成长取向的学习历程,只要是关心自我成长与潜能开发的人,都可在这个模式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她的治疗法有很多地方与传统治疗方式迥异,故被称为“萨提亚治疗模式”。

2)治疗步骤(1)治疗师先看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到底是如何应对互动的;(2)打破旧有的应对沟通模式;(3)指导人们如何用正面的互动方式帮助这个家庭;(4)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教育人们如何去肯定自己并且和别人互动的方式。

3)技巧(1)家庭雕塑。治疗师让家庭中的一个人将其他人安排在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里,这种图解方式描绘出每个人对家庭的认识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家庭雕塑也常用来说明过去的场景。(2)家庭木偶访谈。让家庭成员中的一人运用木偶来编故事。这个技巧最初是在给小孩子的游戏治疗中使用的,后来被设计用作强调冲突和联合的工具。(3)家庭艺术治疗。引导家庭制作一系列绘画,包括“家庭联合涂鸦”,其中每个人潦草作画,然后全家人的涂鸦合并成一幅完整的画。(4)联合家庭绘画。作为一个给家庭热身的方法,并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告诉家庭:“画一幅画好像将它看成家庭。”最后,这幅画往往可以揭露以前从来没有谈论过的看法,或者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事情。(5)角色扮演。它的使用是建立在经验是真实的假设之上的,必须要将生活带入当下。在面对面的会谈中,角色扮演可以使回忆过去的事件和设想期盼的、害怕的未来场景变得更直接。(2)发现“解决问题”。需要对与这个问题最接近的行为进行具体了解,也就是夫妻(包括有关的人)是如何处理、防止或解决纠纷的,并且在这些手段应用后发生了什么?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解决问题”的问题。(6)沟通姿态。沟通姿态是萨提亚总结的关于人们在压力下,对他人、环境和自己的应对方式,不恰当的沟通是功能失调家庭系统的特征。沟通姿态反映了家庭成员的自我价值感。共有五种基本的沟通姿态:指责型、讨好型、超理智型电脑型)、打岔型和表里一致型。

4.策略派家庭治疗

1)简介

策略派家庭治疗起源于Bateson学派的控制论,即Bateson精神病研究项目的沟通理论。该治疗模式相信人们可以很快转变,并将治疗变得尽可能的简单。

2)治疗步骤(1)发现问题。需要得到一个抱怨者非常具体的行为图示:是谁把它看作问题,以及为什么现在它仍是一个问题。(2)发现“解决问题”。需要对与这个问题最接近的行为进行具体了解,也就是夫妻(包括有关的人)是如何处理、防止或解决纠纷的,并且在这些手段应用后发生了什么?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解决问题”的问题。(3)认知重建。懂得策略的咨询师不仅要诱导夫妻的认知,还要组织构建这种认知,为今后的介入打下基础。(4)改变。需缓慢进行,建议家庭成员投入新的解决方法,慢慢来。如果一方是求变主体,可以从一方开刀。若要求的一方接受此建议,他(她)将有效地把以前解决顽固行为的方式翻转过来。

5.叙事式家庭治疗

1)简介

叙事式家庭治疗是在精神分析语义学传统中,找到进入心理学的路径。

经验的真实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创造(童年在回忆中变得完美)。

治疗目标由历史真实,转移到叙说的理解性。

2)叙事的隐喻(1)叙说是人类的天性,人都活在生活中,人也都有可说的故事。(2)故事是有生命的东西,每个人用自己的故事来展现其人生。(3)自己是故事的作者。生命中发生的事很多,但我选取其中的情节来成为我的故事。人会选择生活事件中何者进入我的主要故事(dominant story)。(4)人经历事件,也不断诠释其意义。(5)总有特定的事特别凸显,不断地储存在记忆中,成为围绕着某个主轴、曲调的主要故事;不符合这个主轴、曲调或不被注意的事件,称为替代故事(alternative story)。(6)治疗师应相信生命中有其他部分,虽未被描述,但仍存在许多可能性,治疗师的职责在于和当事人共同寻求新的事件,创造新的故事叙说,并赋予新的生命意义。当一个替代故事可以纳入当事人的生命故事曲调之一时,即使有问题的故事(主要故事)依然继续存在,当事人也可以有不同的未来发展可能。

3)治疗技巧(1)外化。人不是问题,问题与人是分离的,对人有影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外化:①客观化:将问题和案主分开,使案主有一个空间来审视问题和自己的关系。社工可以通过修饰案主使用的语言,使问题客观化,例如:“他的误解是如何让你感到难受的?”“内向是怎样让你无法和别人建立朋友关系的?”②命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谈话后,社工可以请案主为其描述的困扰或经验起个名字,例如:“我们已谈了不少有关你在学校里的一些事情,如果要为你在学校里碰到的讨厌的事取个名字的话,你会叫它什么?”③拟人化:这是较具戏剧效果的方法,是将问题视为有生命的个体,它是有动机、有想法、有感受的东西,它会侵入案主的生活领域、人际关系。例如:“冲动这个家伙经常对你说些什么?”“逃避这个坏东西似乎会溜进你的学校生活,你知道它有什么企图吗?”④探索“问题”与人的相对影响,可以从四个方向着手:第一,问题发展的历史长度,例如:“这个问题已发生多久了?”“这个问题是变得更严重了还是变得比较好?”第二,问题统治的广度,例如:“它在哪些层面影响你的生活?”“它似乎影响了你的学校生活,还有其他部分吗?比如在家。”第三,问题效应的深度,例如:“它影响你的朋友关系有多深刻?”“这个问题的压力感有多重?”第四,问题如何达成上述的影响,例如:“自责是如何告诉你,你应该要对父母的离婚负起责任?”“孤单是如何侵入你的家庭,偷走了你所有的快乐?”(2)谁应该负责:人还是问题?(3)在问题故事的字里行间阅读:寻找独特结果和“闪光事件”。独特结果是指那些无法由充满问题的主要故事所预测的情节或经验。(4)重塑整个故事(新故事)。(5)强化新故事。(6)对破坏性的文化假设的解构。

三、预防科学理论对偏差行为青少年的运用

(一)预防科学理论

现有的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研究表明,青少年行为偏差的第一道关口是家庭,第二道是学校,第三道是社区。这三道防线的主要功能是预防,预防胜于治疗,这已经是常识。如果三道防线都守不住,就只能到拘留所、看守所甚至监狱中去做最后的矫正了。所以三级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预防科学(prevention science)的角度来看,预防策略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预防策略可被称为“传统”的预防策略,分为深层预防(tertiary prevention)(即预防问题继续恶化)、中层预防(secondary prevention)(即及早找出并鉴别高危的青少年)以及基层预防(primary prevention)(即减低或消除问题出现的可能性)。第二类预防策略可称为“演变中”的预防策略,包括指定性预防(indicted prevention)(即帮助显示有行为问题的青少年)、选择性预防(selective prevention)(即帮助比一般危机要高的青少年)以及全民性预防(universal prevention)(即将计划应用于所有的青少年,不论他们的危机情况如何)。在很多预防青少年问题的范畴中,例如在预防青少年滥用药物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计划中,焦点都集中于基层预防和全民性预防。虽然预防科学产生了很多预防青少年问题的计划与研究,但我们仍要思考几个有关的问题。第一,如果每一个青少年问题(例如校园暴力、滥用药物、病态赌博等)都要一个预防计划,那么我们需要设计很多计划。如果要在学校里推行有关计划,我们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执行不同的计划。第二,如果我们打着推行青少年问题预防计划的旗号,则很多父母会不认为子女有相关的行为而禁止其子女参加有关计划。第三,因预防青少年问题的计划往往集中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因此这些计划往往被视为太过“病态取向”,而忽略了青少年的成长发展。最后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相信“没有问题并不等于有足够的预备”以及青少年是有待发掘的资源,而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信念,我们需要发展一些能够提升青少年能力的计划。

面对以上一些对预防青少年问题计划的质疑,有些研究者指出,聚焦于发展青少年的能力和潜质比强调他们的问题更为有效。Catalano、Berg lund、Ryan、Lonczak及Hawkins指出“预防科学”有以下几个特点:①鉴别危机及保护因素;②青少年发展取向;③相信不同的青少年发展问题有共同成因;④相信弱化危机因素和强化保护因素能减少青少年发展问题。另外,对“青少年正面发展”的角度持有以下观点:①不认同逐一处理不同的青少年发展问题,而强调必须完整地看待青少年发展的问题;②强调“没有问题并不等于有足够的预备”;③采纳人与环境互动的观点,焦点放在青少年的发展及改变以及有关的模式上。此外,Catalano等总结了“预防科学”与“青少年正面发展”观点的异同,并指出这两个观点是共融且可以互相配合的,而非互为排斥并互相竞争的。

(二)预防科学的实践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涉罪未成年人所占比例正在逐年上升。他们半数以上被判处短期监禁刑,而短期羁押后直接回归社会容易再次犯罪,影响社会稳定。通过社工进入重点青少年集聚场所,直接将工作触手向工作对象延伸,由社工担当“家庭—社会—监所”的信息枢纽,充分发挥社工在帮助、教育、服务工作中的优势特点,关注22周岁以下青少年被拘留人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协助他们舒缓或解决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积极预防青少年再次违法犯罪。

驻所社会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推行,是在现有青少年预防犯罪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社工在帮助、教育、服务工作中的专业化优势特点,进一步融合社会资源平台,吸引更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不断深化司法社会工作的内涵。

建立驻所社会工作的工作制度,通过社工前期有效地为违法青少年提供专业化社会帮助,进一步利用社会基础性资源。以人性化的工作方式让服务对象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以帮助他们树立自信,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融入社会,是对这些违法青少年行为矫治的一项创新举措,有效巩固和深化了违法青少年再犯预防工作体系。

驻所社会工作是监所管理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崭新的制度尝试,既闯出了监所管理运用社会参与的新途径,又把专业社工这一优势资源整合进违法青少年矫治系统内。由社工担当“家、社、所”的信息枢纽,积极为工作对象提供有益的服务和帮教,不仅拓展了预防犯罪体系建设和监所管理的工作领域,而且为违法青少年行为矫治增添了得力助手。

(三)目前社工专业服务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国内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得较晚,优秀社工人才还比较稀缺,体系内的社团在专业力量上还有不少欠缺。与此同时,上海还有不少社会工作专业机构,特别是体系外的社工机构因为各种原因难以获得足够的项目,生存存在问题,发展受到制约。这构成了社工服务的供给与对象群体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放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服务领域,考虑到监所、工读学校内的矫正服务有一定的司法强制性,可以先开放社区内的预防和后续跟踪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开展公益项目招投标的方式,吸引社会上有资质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来参与服务,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体系内社工力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入活水,形成竞争机制,促使服务水平提高。

专业化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职业化是专业化的前提,专业化是职业化的保证。就专业化而言,不仅需要注重专业理念、专业方法、专业知识、专业伦理,还要注重专业理论的研究,不仅需要人员队伍的专业化,还需要一整套体系的专业化。在推进驻所社会工作的同时,需要借助高校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加强对驻所社会工作在运行中存在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可以借助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希望通过本案例集,看到该体系中社会工作介入的意义与发展,同时为其他同工提供一个参照和交流学习的平台,丰富服务手段,提升专业能力。最终使社工关护体系增强职能,丰富经验,创建中国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上篇 再犯预防篇

人们常说: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成长、发展得健康与否将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虽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骄人成绩,但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兴盛繁荣而来的却是一些无法避免也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青少年犯罪问题。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殊时期,他们的独立意识迅速发展,但由于他们对道德标准的认识比较模糊,分辨是非能力也较差,因而对各种消极、错误或违法行为缺乏辨别和抵制能力,于是某些不良事物很快被接受,并随之产生偏差行为。“再犯预防”属于指定性预防,即帮助有偏差行为的青少年不再犯罪。

青少年偏差行为分为一般偏差行为和严重偏差行为。前者指轻微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包括不道德行为和轻微违法行为;后者则指犯罪行为。本篇案例中的主人公们就是一些有轻微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青少年们。

从青少年犯罪的教育改造情况来看,青少年犯罪反复性大,再犯的犯罪率呈上升态势。因为青少年模仿性强,对偏差行为也学得很快,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既有可塑性强、易于改造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反复性。在看守所、拘留所、监狱里存在着“交叉感染”的现象,加之身边不良朋辈的恶性案件在青少年中不断发生,这也是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篇中的青少年偏差行为主要表现为盗窃(如案例8《回家》、案例10《迷途知返》);抢劫(如案例5《从错误中学会成长》、案例17《阳光总在风雨后》);涉嫌寻衅滋事(如案例2《拨动心灵之弦》);持刀行凶(如案例14《微笑着离开》);聚众赌博和吸毒(如案例13《收获新生》、案例18《隐形的翅膀》)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社工针对不同案主的具体情况,给予具体分析和评估,并运用专业的理念、干预模式和实务技巧,采用适当的介入方式与方法,有效解决了案主的问题,协助案主找回自己,重树自信。1 奔向阳光一、基本情况与背景资料

案主小猛,男,16岁,是一个性格单纯、活泼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没有继续读书。小猛上学时成绩不好,到上海读预备班时辍学后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

小猛的父母都是外地来到上海打工的农民工,父亲小学文化水平,母亲不识字,平时只顾着赚钱维持生计,很少管教儿子。

小猛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小学是在老家读的,读书偏科现象严重,只喜欢数学不喜欢语文,所以虽然小学毕业但很多字都不认识,无法读书看报。他平时喜欢与不爱读书的一群同学玩,小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念预备班。由于无心向学,只在预备班读了不到一年他就自己要求退学。

辍学后的小猛生活更没有了规律,经常和一群同龄辍学孩子混在一起,无所事事。父母每天忙着打工,也都无心严加管教他。后来小猛的父母也尽力给他找些事做,但因为年龄小且无一技之长,小猛一直打着零工,当过修车学徒、包装工、搬运工。所到单位都是老板喜欢他,因为他干活卖力,但是老板娘担心他年龄小,会因使用童工而被相关部门罚款,所以每份工作都干不长。后来,小猛跟随哥哥为一家私人装修公司工作,专门负责排电线、线管。由于上班地点离家较远,所以小猛向家里提出想要买辆助动车。但家里人怕他年纪小,骑助动车不安全,只让他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去上班。

2010年4月16日晚20时左右,小猛经过事先预谋,在闵行区莘庄镇一栋大厦门口,将一辆停放在此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偷走。同年6月,小猛骑着偷来的车去上班时,被公安机关人赃俱获。

于是,小猛就成了社工服务的案主。二、个案分析1.缺乏家庭教育和关爱

案主的父母很多年前就来到上海打工,所以案主一直是和爷爷奶奶一起在老家生活,平时与父母的沟通很少。由于父母文化水平低,空闲时间不多,所以很少主动询问案主的学习情况,缺乏对案主的教育和关爱。2.缺少良好的生活环境

案主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周围的学习氛围不浓厚。到上海辍学后,生活没有规律,每天无所事事,父母的管教也很少,导致案主生活目标不明确,缺乏前进的动力,自制力不高。3.朋辈群体的不良影响

案主社会阅历不多,交友不慎,预备班辍学后,经常与社会上一些闲散青少年来往,他们的一些不良甚至违法行为对案主造成了极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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