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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兴权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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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语言学试读：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多语使用现状123

照片（2007年7月摄）说明：

1．延边龙井中学操场墙壁上提示兼用三种语言的标语。

2．延边龙井中学操场墙壁上提示并用三种文字的标语。

3．延边珲春市三国（中、朝、俄）边境通道上用四种语言（汉、朝、俄、英）文字书写的标牌。前　　言“接触语言学”（此为译自英语的学科名称，译自俄语的名称为“语言接触学”）这一新兴学科名称想必对一般读者是非常陌生的。其实，它是从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语言接触理论”衍生出来的，是一门语言学的新兴分支学科。“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是1979年6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次国际语言接触和语言冲突大会上提出来的（《社会语言学手册》英文版，1997：287）。这一学科名称在国外已有约30年的使用历史。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我国语言学界深受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在国内出版的语言学概论和语言学基础等著作里经常使用“语言的相互影响”、“语言的相互关系”和“语言的相互作用”等术语，当时基本上没有使用过“语言接触”之类的术语。我们第一次读到“语言接触”这一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是在《语言学资料》1964年第6期上登载的《论语言的接触》这一篇译文里。其原文是苏联语言学家罗简兹维格（В. Ю. Розенцвейг）于1963年撰写的。我们通过该文知道了由欧洲去美国定居的犹太人语言学家瓦茵莱赫（U. Weinreich）早已于1953年就出版了专著《语言接触》（Languages in Contact）。后来，通过阅读此书的俄文和日文翻译本，初步了解到瓦茵莱赫有关语言接触理论的观点。当时感到很新鲜，深感进一步学习语言接触理论的必要。之后，我们在北京图书馆找到此书英文版，通过原文进一步理解了在《语言接触》一书里所叙述的各种语言现象。例如：双语兼用、语言转换、语言混合、语言混用、语言消失、语言联盟、语言干扰和语言成分借用等一系列问题。几乎同一个时期，又知道了美国语言学家豪根也早在1953年出版了有关双语兼用等的专著。可以说，他们奠下了有关语言接触的基础理论。在其后较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中得知：在国外语言学界把“语言接触”理论扩展成为“接触语言学”这一门语言学新的分支学科。

语言接触理论和后来的“接触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都经历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接触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但这不是说在这以前就没有人论及语言接触问题。事实上20世纪前后曾有不少语言学家论述过语言接触内容。国外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施莱赫尔、舒哈特、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保罗、房德里耶斯、谢尔巴、萨丕尔、布龙菲尔德、波利瓦诺夫、特鲁别茨科依、雅可布森、帕默尔和新村出等语言学家先后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不同语言的各种语言接触现象。譬如说，洪堡特、舒哈特、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和保罗等学者很早就论及过语言混合问题，房德里耶斯、谢尔巴和布龙菲尔德等也早就使用过“语言的接触”或“语言混合”等术语，施莱赫尔、特鲁别茨科依和雅可布森等早已提出过有关语言联盟思想，波利瓦诺夫早在1935—1937年间编纂的《语言学术语注释辞典》中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条收录了“双语（двуязычие）”一词，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社会（集体）双语”和“个人双语”的区别。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和日本语言学家新村出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语言学著作中也阐述了语言接触问题。在国内，张世禄先生的著作《语言学原理》（1931）和罗常培先生的专著《语言与文化》（前7章的初稿于1949年1月完成）里也有与语言接触有关的相同或类似的论述。上述学者的有关语言接触的论述都可以看作是语言接触理论和“接触语言学”的先行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语言学家维列夏金用俄语发表了有关语言接触理论的论著多篇（部）。维列夏金曾著文阐明把研究语言接触的内容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语言接触学”（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来研究的必要性。后来，费希曼、兰伯特、麦凯、托马逊和考夫曼、列哈依斯特、珀普拉克、罗美茵等欧美语言学家和赵元任、李方桂等美籍华人语言学家也纷纷著述有关语言接触理论的论文或著作。在国内，著名语言学家戚雨村、高名凯、赵振铎和周有光等在《中国语文》（1959）杂志上，就语言接触问题（包括语词借用、语言融合、语言溶合、语言混合、外来词的概念和分类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引起了语言学界对于语言接触这一新课题的广泛关注。其后，陈乃雄曾在多篇论文中根据他本人对青海同仁县五屯话的调查研究内容，专门阐述过对语言接触问题的独特观点。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在各国语言学界出版的著作或论文里频繁地出现了新兴分支学科——“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德国语言学家哈尔曼在《语言生态学》一书里使用了新学科“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美国“世界英语”研究专家卡兹勒也同一时期多次使用了“接触语言学”这一学术名称。之后，接触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逐渐成熟并得以确立。日本社会语言学家本名信行发表一系列论文（1990）阐释过新兴学科——“接触语言学”的定义和发展动态。日本社会语言学家真田信治等四人所著《社会语言学》（1992）一书中提出“语言接触论”（即“语言接触学”）一语，论述语言接触和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语言接触论”的关系。同时在欧美国家出版的《语言变化研究指南》（1990）等书里都登载了专门论述“接触语言学”的论文，又问世了题为《语言接触和语言对比——接触语言学论文集》（1991）等书籍。于1994年出版的俄文版《接触学百科辞典——便览》一书里提到俄文术语“语言接触学”（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并详尽描写了俄罗斯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各民族语言和俄语之间的接触现象。于1999年8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12次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世界大会筹备组提出的52个论文题目中有一个题目是“接触语言学”。

进入21世纪后，在各国出版的语言学著作里比较广泛地使用了“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牛津应用语言学手册》（2002）一书里收录了专门论述“接触语言学”定义及其基本原理的文章。最近，美国语言学家D. 云佛德出版了《接触语言学引论》（2003），详尽阐述了“接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接触研究史、语言保存、外来词语、语码转换、双语者混合语言、第二语言习得、语言转换、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等内容。英国社会语言学家特拉吉尔为这本书撰写序言并给予很高的学术评价。在新近出版的英文版《社会语言学辞典》（2004）一书上的“语言接触”这一词条的释义里也提出“有时把有关语言接触的语言学研究叫做接触语言学”的内容。在东北亚一些国家中，除了日本学者本名信行于1990年前后在三篇论文里采用“接触语言学”一语和真田信治等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里使用“语言接触论”这一术语之外，韩国社会语言学家张泰镇也在2004年出版的《韩国语共同体研究》一书里引用了“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日本学者真田信治新近主编的《社会语言学的展望》一书，于2006年3月在东京出版发行，书中有两处提到“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真田信治等执笔者们于1992年使用的术语是“语言接触论”，过了14年后，这次采用的学术用语是“接触语言学”。执笔者们在新书里指出：如今把语言接触研究和双语使用、皮钦语、克里奥耳语等研究内容都放在叫做“接触语言学”的范围里进行研究，并提出语言学界有必要进一步关注“接触语言学”今后发展的动向。美国接触语言学家D. 云佛德于2007年6月著文指出：自从瓦茵莱赫第一次试图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及其过程分成不同类型之后，“接触语言学”在这50年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并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介绍了“接触语言学”的研究历史、范围和内容。

在国内，卫志强曾经把维列夏金所使用的俄文术语“接触学”翻译成中文“语言接触学”（《国外语言学》1983.3：53）。后来，伍铁平也在几篇有关论文里使用了“语言接触学”这一术语。在俄文版《接触学百科辞典——便览》（1994）一书里使用的这一学科的俄语名称是“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语言接触学）。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编纂的《大俄汉辞典》修订版也有“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该辞典释义为“语言接触学”）这一条目。至于欧美语言学界所使用的英语对应术语则一般使用“接触语言学”（Contact linguistics）。在国内，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术语“接触语言学”曾在语言学刊物《民族语文》（1994，5）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出现两次。赵杰在一本专论北京话里的满语底层问题的著作（1996）里使用“语言接触学”这一术语三次。包智明在国内出版发行的《语言学论丛》（第31辑）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前后使用“接触语言学”一语四次。徐大明主编的《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一书中也使用“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戴庆厦和罗自群合写的一篇论文（2006）里则使用术语“语言接触学”，并提到它的发展态势。近来，朱晓农和寸熙合写的一篇评述性论文（2007）中也使用了“接触语言学”一语三次，并指出“接触语言学”是“比历史语言学更为活跃”的学科之一。最近胡明扬发表题为《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2007）的论文，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接触语言学那样的术语，似乎已经成了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综上所述，这几年在国内使用“接触语言学”或“语言接触学”术语的学者迅速有所增加。

综观现今国内外语言研究动向，可以说“接触语言学”研究正方兴未艾。“接触语言学”是综合研究由于民族、文化、语言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各种语言现象的一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这里所讲的“语言”泛指世界各民族的不同语言和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社会变体、地方变体、地区（港、澳、台）变体、国际（跨国）变体、功能变体等。在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语言接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日益增多，在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方言学、语用学、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化等研究领域里都应用了语言接触理论，甚至在描写语言学的语音学、音系学、词法学、句法学、文体学、方言学和词源学等研究过程中也提到语言接触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这30年来，尤其是近10年左右，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关语言接触理论和“接触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迅速发展，在各种语言学刊物和语言学论丛之类的书刊上，以语言接触为题或在正文中涵括语言接触内容的论文层出不穷。可以说，目前“接触语言学”日益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关注的一门新兴的热门语言学分支学科。

日本语言学家金子亨曾提出：迎接21世纪应当以“接触学”的观点重新构筑语言的历史和地域的变化（《月刊言语》日文版，1992.5：66）。我国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为了能够与国际上迅速发展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理论接轨，跟上语言接触理论扩展成为崭新的分支学科——“接触语言学”的新形势，并适应国内外当代各门语言学分支学科如此迅猛发展的新趋势，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国内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就有必要正确理解、深入研究、积极有效地吸收并应用“接触语言学”基本理论。从而，能够紧密结合我国丰富的各民族语言资源，从共时或历时等多层面、多视角和多学科的角度，大力促进语言接触和语言变迁以及语言相互关系和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以至多联系国内外各种语言实际，探寻如今各国语言或语言变体“正在进行之中的变化状况”及其历时的嬗变轨迹和规律，以接触语言学理论方面的创新成果来为当代语言学理论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是专门著作，我们认为专著可以尽力发挥作者的独到的想法。作者在撰写这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了前人的大量的学术成果。在前几章里叙述了近代和现代语言学发展历史上语言学家们所阐述的相关学术观点。因为作为后来者的理论研究是在先人的研究成就基础上展开的，所以认真回顾并充分利用先行者的智力成果，吸取他们正确的既成观点、肯定的学术内容和正面的学术经验应当是我们学术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像本书中所论及的先行语言学家舒哈特、博杜恩·德·库尔特内、谢尔巴、波利瓦诺夫、特鲁别茨科依、雅可布森和瓦茵莱赫等著名学者关于语言接触问题的论述在我国几乎没有人介绍过，又据我们初步观察和了解，他们的名字和学术思想及其观点对我国研究语言接触理论的学者来说并不是很熟悉的。本书中也注意到了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历时性的叙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国内外多种语文资料，简要叙述了原先使用的“语言混合”这一术语改变为“语言相互影响”、“语言相互关系”、“语言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后来产生“语言接触”、“接触语言学”、“语言接触学”等术语的历史概况。在第四章里叙述了接触语言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各国学者研究接触语言学的概况、接触语言学的概念及其定义、研究接触语言学的重要意义等。在第五章里分十二个章节举出国内外各种民族语言的实际用例，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接触语言学的具体对象、研究内容及其范围。总之，在前几章的论述过程中注意到了古今结合、史论结合，在后一章中联系实际语料时注意到了中外结合。

这次有幸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资助，我们利用过去较长时期内所搜集到的实际语料和近来语言调查中所取得的材料，并参考国内外多种文献资料撰写这本著作。本书是侧重于阐述有关语言接触的理论性专著，其基石是建立在以下四点上：第一，充分挖掘、查阅并领会国内外先行者的相关论述资料及其观点；第二，努力搜集、整理并归纳实际语言材料及其在现实言语生活中的实际使用状况和历史上的变化发展情况；第三，尽力掌握、运用并升华能够对历时和共时的语言现象及其变化状况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第四，客观地、系统地和准确地阐释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等相关理论。为此，在本书中拟将阐述国内外语言学大师们有关语言接触的论点，多联系国际和国内各种语言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并重视因语言接触而出现的各种变体，如中国大陆地区汉语和中国港澳台地区汉语的变体，朝鲜语和韩国语与国内朝鲜族语言的变体等，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综合探讨并论述“接触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发展史以及目前研究现状等。在著述过程中将多引用前人的有关论述和评语，同时注意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理论与语料结合。

本书附录里刊登研究接触语言学所需要阅读的主要参考著作目录、有关主要人名索引和语言学术语中外文对照等资料。现在不少学者表明如若一部专著不刊登比较完整的有关参考文献资料目录就不想阅读该著作。学术研究是在前人已经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的，凡是在著作里所引用的或者是受启发的著作都应当列出来。这是向有关作者表示敬意所不可或缺的，而且能为读者进一步寻找相关资料提供方便。本书所附书目涉及面比较广，语种也比较多，刊登那些在作者看来与接触语言学有关的书籍，但不能就此以为书目囊括了有关接触语言学的所有著作。

由于学术水平和所掌握的语料、资料有限，加上著述时间较短，拙著中会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张兴权2007年10月20日于北京序

对语言接触重要性的认识，我是逐步加深的。如今，已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就亚洲这块地方的语言来说，不管是共时研究还是历时研究，如果不研究语言接触，就难以认识其“庐山真面目”。

汉藏语系属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使我深深认识到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性。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汉藏语研究的历程。上世纪下半叶，汉藏语的系属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辩论。汉藏语究竟包括哪些语言，学术界的认识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以李方桂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汉藏语包括“一语三族”，即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也称侗台语族）。国内大多数学者持这一种观点。另一种是以美国语言学家Paul Benedict（白保罗）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汉藏语只包括汉语和“藏—克伦语族”两部分，不包括苗瑶语和壮侗语。而且他还认为苗瑶语、壮侗语在发生学上同南岛语系的印尼语有同源关系，应属同一语系，称之为“澳泰语系”。国外语言学家大都持这一观点。二者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区分同源词（即同源关系）和借词（即接触关系）。持“一语三族”观点的认为，汉语和壮侗语、苗瑶语存在远古的同源词，如“三、五、七、八、九”等数词，这些语言都是同源的；而另一方则认为，这些词不是同源词而是借词，并说明数词虽是基本词汇也能借用。而且还举出壮侗语与印尼语有同源关系的基本词，如“眼、水、田”等。争论的症结是：如何看待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融合对系属形成的影响。语言学家不仅要关注语言分化和构拟原始母语，而且要对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融合等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分布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的语言，在历史上除了分化的一面外，还存在程度不同的融合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甚者还有可能改变语言原有的本质特征。由于语言接触成分在受语里往往存在不同的层次，这就使得研究者难以划分同源和借用的界线，特别是早期的借词与同源词难以确认。这就对区分语言亲缘关系和接触关系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解决的困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家对汉藏语的系属分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通过对具体语言的分析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构想：如有的提出“语言联盟”的理论来解释汉语和壮侗语的联盟关系；有的用“语言质变论”来解释汉语和壮侗语的关系；有的提出了“深层语义分析法”来证明同源词等。虽然上述探索在学术界并未完全取得共识，但却使人们对汉藏语的认识加深了，有助于今后对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语言的亲缘关系，近些年，一些语言学家把注意力放在区分语言接触的历史层次上，力图通过区分语言接触的历史层次来判断是否存在同源关系。

上述说明，研究汉藏语系属关系，如果不重视语言接触研究，就难以解开“语言关系之谜”。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语言调查的成果还告诉我们：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不容忽视。语言接触的范围有大有小，大的可以影响到目的语的各个方面，即便是语言中的最基本成分，也能受源语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例如，白语受汉语的影响，连一些最常用的基本词汇也都借用了汉语，而且语法结构也受了汉语的影响。云南的卡卓人，已实现了“卡卓—汉”全民双语，其母语——卡卓语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约有40％的常用词都借用了汉语。从语言接触总的情况来看，近期的语言影响容易判断，容易被识别出来，而早期的、远古的语言影响，由于离现在太远，那时的语言接触状况，包括语言接触的范围、深度、方式以及可能引起的语言结构的变化，不容易被认识，至今我们还懂得很少，甚至可以认为是一块未知领域。有鉴于此，我认为在今后的语言研究中应该更加重视语言接触研究。

语言接触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具体语言的语言接触，通过研究从中提炼语言接触的规律。这对语言接触研究来说，是主要的，基本的。因为语言接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被提出的时间还很短，人们对世界语言丰富多彩的语言接触现象还认识得很少。所以语言学家应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具体语言的研究上，特别是语言接触的个案研究。二是语言接触学的理论研究。任何一门学科要得以顺利发展，都要有理论的支持。我国语言学家对语言接触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是很不够的，认识还是肤浅的，所以在从事具体语言的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局限性。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都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国内外语言接触研究的“行情”，掌握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

兴权教授的《接触语言学》一书，是适应当前语言接触逐渐升温的需要而诞生的。我读了这本书的原稿，有一种清新感，从中了解到语言接触研究的基本动态。该书对语言接触进行了广泛的纵横梳理，材料丰富，信息量大；而且根据大量的事实进行有深度的理论归纳，论述精当，有深度。应该说，这是当前语言接触研究中新出现的一本好书。

兴权教授不但有很好的语言学功底，而且熟练掌握多门语言，对语言和语言学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认识。长期以来，他对语言学的许多问题做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很勤奋的语言学家，从书中丰富的语料以及对大量资料的梳理、排比中都能看到他所下的功夫。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胡坦教授在对该书的审阅意见中所说的：“张兴权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的高度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领域的种种问题，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本书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1．资料丰富。不仅涉及全球许多重要语言，而且特别关注东亚和中国国内各民族语言相互交往接触的种种问题，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2．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本书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善于将实际问题加以理论说明。3．富有创见和新思路。前人不明确的地方，作者大胆提出新见解，不正确的地方能够提出修正。总之，这是一本全新的系统阐述接触语言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相信对语言学专业的人以及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语言接触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创新基地的课题之一，在这一两年内，将出版系列的语言接触研究丛书。兴权教授这一部侧重于理论研究的专著，必将有助于具体语言接触的研究和接触语言学理论的丰富发展，读者定能从该书中得到启示和帮助。

是为序。戴庆厦2007.12.27第一章语言接触和接触语言学第一节　语言接触概述“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英语叫做language contact、languages in contact、contact between languages，俄语叫做языковой контакт（языковые контакты），日语叫做げんごせっしょく（言語接触）。英语contact和俄语контакт等术语是从拉丁语的contactus一词借入的。语言接触现象古已有之，有关语言接触的理论也早已有之。在论及接触语言学之前，有必要先理解语言接触理论。

从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角度看，世界上没有所谓“纯粹的”或“纯洁的”语言。在语言发展变化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种语言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周围语言的影响。任何现代语言都与各种邻近语言发生过接触，因而产生了借贷语言成分、兼用两种语言或转用别的语言等现象。不仅是独立的种族语言和民族语言如此，而且同一语言的方言之间也产生了接触关系；不仅是具有同一的亲缘关系的语言如此，而且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语言都是因语言接触而形成的“融合物”或者“混合物”。

纵观世界语言学发展史，“语言接触”这一术语是20世纪50年代，由马丁内在瓦茵莱赫著作《语言接触》的序言中提出后开始广泛使用的。苏联女语言学家Ю. Ю. 杰谢里耶娃指出：“50年代初期由马丁内第一次所提出的术语‘语言接触’替代了‘语言混合’。这一术语在国外文献中因瓦茵莱赫所著《语言接触》（1953）的问世而得以【1】巩固。”20世纪50年代以前语言学家们一般使用的术语是“语言混合”（смешение языков）和“语言融合”（скрещивание языков）。在俄语里，后者中的“融合”这一词素是从生物学的术语“杂交、交配”一词中借过来的，它对语言学领域很有影响。Л. В. 谢尔巴曾经认为“语言混合”是在现代语言学里最不明确的术语，所以他提出过用“语言相互影响”来代替“语言混合”的主张。但是，谢尔巴还没能提出“语言接触”这一术语。在苏联语言学界里，Ю. Д. 杰谢里耶夫则使用过“语言相互作用”，捷普连可娃则使用了“语言【2】相互关系”。

这些变异型术语，先后都对中国语言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国语言学家在很长时期内论述“语言接触”内容时，经常使用的是“语言相互影响”、“语言相互关系”、“语言相互作用”和“语言融合”等术语。在语言学界，作为一本专论语言接触问题的著作《语言接触》里使用“语言接触”这一术语的学者是瓦茵莱赫（Uriel Weinreich）。其后，在国际语言学界里“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早在1962年8月27至31日，在美国波士顿城郊肯布里季所举行的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10多个分科会议上，“语言接触”曾经是一个分科会议的重要研讨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语言学家罗简兹维格和维列夏金等也分别撰写多篇论文阐述过与“语言接触”密切相关的理论和语言现象。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国际语言学界已经广泛使用了“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苏联语言学家卡尔林斯基于1990年出版的专著里指出，如今“术语‘语言接触’已进入了现代语言学文献里，取代了【3】‘语言融合’和‘语言相互影响’等术语。”

众所周知，“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4】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语言”这一人类伟大的“作品”，按其功能来说是人们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是人类进行思维、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最重要的手段，又是文化和信息的重要载体；按其结构特点来说是一种完整的符号体系；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语言”这一“作品”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的客观“存在物”。既然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怎么能互相接触呢？其实，不同语言或方言是不能直接接触的。“语言接触”实际上指的是使用语言或其变体的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正如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所指出的那样：“显然，无论接触的类型是哪一种，实际上发生接触的都不是语言本身。因为【5】语言接触是通过操这些语言的人来实现的。”

由此可见，语言接触实际上首先指人们直接或间接地使用语言所进行的相互接触。人们在社会言语活动中，由于各种交际的需要直接用口语进行交际或者通过书面语形式进行交流。一般情况下不同民族的人进行直接交流时不能使用相互间听不懂的不同民族语言，其中一方就得使用对方语言，也可以是一方或双方选择使用双方都能听懂的第三种语言；操不同方言的人在交流时也不能使用对方不懂的某一方言，需要使用双方都能听懂的方言。但是通过翻译作品接触外国文学或其他民族文化时的情况就大不一样，这时接触的是用文字符号书写的其他民族的语言，也就是通过文字间接地接触其他语言。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及其作品也是语言接触的过程和结果。总之，语言接触就是指使用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之间的相互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

其次，语言接触又可以说是文化的接触。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主要的文化现象，又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一般地说，以语言要素构成的言语作品内容是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一种民族语言和另一种民族语言接触时，实际上是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人之间的接触，而且接触时往往吸收对方语言所表达的新的文化成分，这种现象在借词上表现得最突出。借词是语言接触过程中被吸收或贷出的，因而它显示出文化接触的过程和结果。

再次，语言接触是指广义的语言之间的接触。语言之间相互接触不仅指不同民族语言的相互接触，而且也指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变体的相互接触。同一民族语言的变体可以分为社会变体、地方变体、地区变体、国际变体、功能变体等。社会变体又名社会方言，地方变体又名地方方言。在传统语言学领域里，“方言”一词往往只表示地域性方言，但在社会语言学和接触语言学领域里，它不仅用来指地方方言，而且同时也可以指社会变体。这种用法在英语里很早就有。例如：《现代英语高级学习者辞典》（英文版，1963）中“方言”一词的释义为：“在一国的部分地区里或在国民的某阶层中使用的口语形式、说话手段。”这里的“阶层”也可以译成“阶级”。“地区变体”则指像中国大陆地区汉语和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汉语等同一个国家内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地区的变体。“国际变体”则有的叫做“跨境语言”或“国别变体”，我们采用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特尔所使用的术语“国际变体”。克里斯特尔指出：对印度、西非或世界各地，甚至有时就在英国和北美范围之内使用的英语，有感到难以理解的时候，在某些英语国际变体中，当地的【6】一般性词汇“多达数千个词”。按照克里斯特尔的叙述，可以说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和印度英语等是同一语言——英语的国际变体。我们认为，由于中国与新加坡和菲律宾是不同的国家，所以中国汉语与新加坡、菲律宾汉语（华语）并不是地区变体，而是国际变体。朝鲜半岛南北两方所使用的语言是同一个民族的语言，但是朝鲜和韩国在“二战”后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于1991年同时加入了联合国，所以朝鲜语和韩国语虽然是同一个民族的语言，但从国体和政体以及所接触的语言的不同现状考虑是同一个民族语言的国际变体。这些语言的国际变体由于所使用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不同，加上它们所密切接触的语言也不同，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现象。所以，在语言接触研究过程中，需要分清楚不同语言的各种变体。第二节　语言接触定义

就语言接触的定义，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提法，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由于他们对语言接触的理解不同，所强调的内容不同，所重视和阐述的角度不同，所以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阐释。下面先看看国内一些学者就语言接触下的定义：

1．语言接触指操不同语言的人经常交往所引起的语言上的相互影响。（《中国语言学大辞典》，1992）

2．语言接触指由于地理上的临近及密切的社会交往致使不同的语言相互影响并在一个言语社团内出现双语的现象。（《国外语言学通观》下册，1996）

3．语言接触是指不同语言由于使用的接触而出现的结构特点和功能特点的变化。（《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2001）

4．语言接触是指讲不同语言的人群由于交往所引起的语言在结构上和交际功能上的变化。（《语言人类学教程》，2005）

5．语言接触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是语言间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关系。（《语言学基础教程》2006）

再看看国外一些学者对语言接触下的定义：

1．把不同语言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现象叫做语言接触。（《社会语言学》日文版，1992）

2．语言接触：讲不同语言的个人或集体以某种形式接触时，兼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其结果，在有关的语言里发生某种影响的情况以及由此发生的社会、语言的各种现象。（《语言学大辞典》第6卷，术语篇，日文版，1996）

3．语言接触：如果A语言的言语（文本）中含有B语言的成分和（或）关系，或者相反，B语言的言语中包含A语言的成分和（或）关系；同样，如果A语言的成分和（或）关系发现于B语言体系中，和相反情况时，两种语言（A和B）处于接触之中。（《语言相互关系理论基础》俄文版，1990）

4．语言接触：两个或几个民族互相联系和接触结果所产生的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相互作用。（《俄语——百科全书》俄文版，1997）。

5．（语言）接触：社会语言学中使用的术语，语言或方言之间产生的地理上的临近或社会上的密切贴近（和相互影响）的情况。（《语言学和语音学词典》英文版，1997）

6．语言接触：语言或方言之间地理连贯或社会紧密贴近的情况，从而在群体内出现双语现象。（《语言和多语言百科词典》英文版，1992）

7．语言接触：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各自不同的语言互相影响的同时，发生联系的现象。（《朝鲜语文》朝鲜文版，2007）

从上述用5种不同语文所下的10余种定义中可以看到，国内学者所下的定义多数是大同小异的，指出了语言接触所引起的“相互影响”；国外学者所下的定义则主要指出接触所引起的“各种语言现象”，其含义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总的来说，上述定义或多或少存在商榷的余地，有的侧重个人，有的侧重群体；有的侧重变化结果，有的侧重语言使用过程和正在进行中的变化过程；还有的只侧重两个不同的群体，有的则侧重两个以上的群体；有的只讲民族语言，有的同时指出社群语言和方言；有的只泛泛地讲语言的接触，有的则明确指出语言的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语言接触理论不只包括双语现象，也不只包含语言融合现象，因语言的接触而发生的语言变化是异常丰富的。其中有：语言成分的借用、语言转换（语码转换）、语言转用（语言换用、语言改用）、语言混用、语言联盟、语言混合（如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等）、语言消失、语言濒危、双语兼用、多语并用和双方言使用等多种现象。这些内容放到后边讲。

上述个别定义中只讲了语言接触的结果，没有指出语言接触的过程。我们认为只谈语言接触结果所产生的变化是不够的。如今，社会语言学和接触语言学不仅从历时和共时角度研究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演变结果和变化轨迹，而且同时甚至更加重视研究现实语言的使用过程和正在进行中的语言嬗变情况。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1933年曾经断言：“语言演变的过程是从来不能直接观察的；纵使我们现【7】在有了许多便利条件，这种观察还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却观察到了在美国英语中某些语音发生共时演变的现象。因此，不可忽视的是把语言接触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来描写，不能只记述像语言借用和语言混合等语言影响所引起的结果。也就是说，语言接触既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利用语言手段互相交流思想的过程，又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以一定的场合为平台互相接触并交往的结果。苏联著名语言学家谢尔巴（1880—1944）早在20世纪上半叶，在《论语言学的任务》一文中，号召语言学家“要热爱、观察并研究”语言的使用者，即“把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而使用的真正的语言保持者”，同时向语言学界提【8】出：“我同样号召在语言过程中观察并研究语言。”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如今可以说：“二十世纪下半叶，语言接触的研究【9】不仅仅关注接触的结果，还关注其过程。”“在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中，我们看到有的在揭示语言影响获得的现象时，只重视描写其【10】来源和结果，不重视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在研究语言接触理论时要区别直接和间接的语言接触。直接接触是指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及其变体的人直接使用某种语言或变体进行言语交际的有声语言的使用过程，这主要指人们之间的面对面的对话和以一定的通信方式（如电话）进行语言交流等双向接触。间接接触是指通过书面语言或传播媒体等中介者所进行的单向的语言接触。由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产生的语言现象，其演变过程和变化结果有所不同。例如双方言并用、语言转用和皮钦语现象是一般人们之间直接接触所产生的，但外来词则可以经过双向或单向接触借贷。通过口语直接吸收的外来词一般变化较大，通过书面语间接吸收的借词比较贴近原语。

我们认为，语言接触指使用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或变体的个人或群体，在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语言使用现象及其结果所产生的各种变化情况。

以上定义反映出语言接触所包含的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接触首先主要指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接触；

第二，语言接触发生在地理上邻接的不同语言地区人之间或国际上交流的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和同一个社会上交往的不同语言使用者个人之间或其群体之间；

第三，语言接触不仅指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而且指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包括地方变体、社会变体、功能变体、地区变体和国际变体等）的接触；

第四，语言接触也指使用语言的个人之间或集体之间的相互接触；

第五，语言接触不仅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且也指多种语言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一般分别指口语和书面语的接触；

第六，语言接触可以指亲属语言之间的接触和非亲属语言之间的接触；

第七，语言接触同时也指正在接触中（即不同语言接触过程中）的各种语言变异及其正在演变现象和接触结果所产生的语言发展变化情况；

第八，语言接触会引起语言在结构上和功能上或多或少的变化，结构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四大要素——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变化上，功能的变化主要呈现在双语兼用、多语兼用、双言并用、语言转用、语言转换和语言混合等多方面。

由此可见，语言接触是在多种语言环境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然而，因这种语言接触而产生的社会语言变异是在所谓纯粹的理想的语言资源及其研究过程中很难寻找得到的。语言学界应该重视研究因受语言接触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历时性和共时性语言变异和变体。

总之，研究语言接触是研究语言结构体系，语言实际使用功能、语言演变过程及其变化结果的重要途径之一。语言接触理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接触语言学是从如上所观察的语言接触理论里衍生出来的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注释【1】Ю. Ю. Дешериева：Проблемы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ференц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языкознании，《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социаль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Наука，Москва，1981，стр. 247.【2】Е. М. Верещагин：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теории языковых контактов，《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67，No 6，стр. 122—123.【3】А. Е. Карлинский：《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языков》，Алма-ата，1990，стр. 90.【4】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64，136页。【5】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马福聚、汤庭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223页。【6】“国际变体”的原语为“International varieties”。参见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方晶、刘经建、任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54页。【7】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商务印书馆，1997，432页。【8】Л. В. Щерба：О задачах лингвистики，《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62，No.2，стр. 98.【9】吴安其：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民族语文》2004，1，1页。【10】戴庆厦、田静：语言的外部影响与内部机制，《民族语文》2007，4，3页。第二章接触语言学的先行理论

纵观世界语言学研究史，不难发现国内外一些语言学家都先后论及了有关语言接触的理论。例如，国外语言学家洪堡特、施莱赫尔、舒哈特、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保罗、房德里耶斯、谢尔巴、萨丕尔、布龙菲尔德、波里瓦诺夫、特鲁别茨科依、雅可布森、帕默尔和新村出，国内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和罗常培等都先后在不同的论著里，论述过有关语言接触的各种问题。在他们的论著里就语言接触这一课题都有可取的肯定的论点。第一节　洪堡特的论述

德国的著名学者、语言学家兼国家政治活动家卡尔·威廉·伏莱赫勒·冯·洪堡特（Karl Wilhelm Freiherr von Humboldt，1767—1835）生于当时属于普鲁士的波茨坦。他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政界活动。他于1819年退出政界后一直专攻语言，研究巴斯克语等语言。他前后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日语、梵语和南洋群岛诸语言（见龟山健吉，2002）。他不仅是“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德国被公认为近代‘普通语言学’的【1】【2】奠基者”，而且是“有根据认为理论语言学的创始人”。洪堡特在他的论著中所阐述的关于语言与种族共同发展的理论，语言是社会性地发展的理论，关于语言差异的形成理论，关于语言跨时代传承并渐变的理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工具和表达思想的手段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观点，语言不是死的产物而是活动和创造的论述、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生成（发生学）的观点等，都充分显示他作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早已提出了一系列语言学基本思想和主要理论问题。

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在《威廉·冯·洪堡特的科学遗产》一文中指出：“洪堡特语言观点的体系是独创的、深奥的、富有成效的思想的真正的宝库，它绝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并认为洪堡特像伟大的人物“牛顿、莎士比亚、歌德、爱因斯坦、托尔斯泰一样不属于一【3】个民族，而属于全人类。”中国语言学家张世禄也早在1934年发表《言语学简述》一文，正确地评价了洪堡特在普通语言学方面的功绩。他指出，洪堡特综合世界各种语言的现象，把语言个别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范围推广到了全世界，分别考察了西亚、东亚、北亚古今的语言，并涉及南洋、美洲、非洲各处土人的语言；根据对这些语言的分析研究结果，又参合其他科学的知识，综合成为语言科学；由此我【4】们可以知道19世纪后半期一般语言学正式产生的原因。

洪堡特不仅在普通语言学理论方面，而且在语言接触问题上也阐明了精辟的观点。他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阐明了普通语言学的任务及其范围，同时提出了人类语言由于相互接触而产生的语言混合和语言兴衰以及其他语言变化等问题。他认为，多数语言消失，尽管如此，又有新的语言因混合而产生，从前分离了的语言成为一般的；这种事在自然过程中经常发生着；语言和人类、民族一样能互相会合互相分离。洪堡特在其名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卡维语著作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多处阐述了有关语言接触方面的理论。他指出，关于语言产生时期，从历史上能够十分接近的时代起，就有显著的一例。不仅能够追寻拉丁语在衰退和没落中所经历的多次【5】变化，而且能够附注这一变化中因移住民族而产生的混合。

洪堡特在此《序言》中也叙述了各种语言接触过程中或其结果所形成的各种语言现象。例如，一种语言和别的语言接触过程中经常从另一种语言借用语言成分，但是被借用的成分一般不改变原有的语言特点。他认为一种语言可以从另一种语言中借来词语并真正作为材料对待；无论卡维语吸收了多少梵文词语，却从来都是一种马来语言；在他看来英语与罗马语的材料的混合却对此（指语言屈折变化的形式越来越少的现象——引者）没有责任，因为这种混合对于它的语法结构很少或基本不产生影响；各民族还吸取外来的发展因素，它们精神活动由此而得到补充；每种语言都具有将一切吸收到自身中，又从【6】自身给一切于表达的可塑能力。

洪堡特在《序言》中举例说明了在爪哇岛上有不少从印度吸收进的东西，同时印度移民把他们的制度、生活方式、艺术和学问等移植到了国外，所以印度语言在接触过程中对当地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又提出语言接触和语言“圈子”（环境）、语言群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同一群体内部不同时代之间的语言差异关系：“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如在他们说话之前被移置一个外族，能在外族语言那里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这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也许可以说是清楚地表明了语言只是重新说出所听到的内容，但——不考虑【7】人的一致性和不同处——却依赖于群体范围。”“而且每种语言都围绕着它所属的民族形成一个圈子。要跨出这【8】个圈子只有在跨进另一个圈子才有可能。”“如果人们在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以往的几个世纪中走过的全部历程是如何对这个民族的每代人起着教育作用，某一代人的力量究竟如何与它接触的，而这个力量绝对不纯，因为成长的一代和告退的一代是混合着互相生活在一起的，这样就会明白，个人的力量与语言【9】强大的力量相比是多么微薄。”

洪堡特早就指出语言接触中产生的语言混合现象。他指出，语言混合不仅在不同语言之间发生，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如方言或土语）之间产生。洪堡特于1820年6月在普鲁士科学院宣读的论文《论语言发展不同时期的比较语言研究》中也论述了有关语言混合的内容。他论及了各种语言之间和方言之间的“混杂”问题：“当文明尚未把各民族更多地联系起来之前，语言长期为那些小的部族所占有。而这些部族既不愿意长期固守一处，又无能力有效地保卫其居住地。他们常常相互驱逐，相互奴役和相互混合，这自然反过来影响到他们的语言。即使假设语言本来并无共同的起源，但稍后一些时候世系就不可能没有融混。因此这必须作为语言研究的准则：只要显示有某种联系迹象就要加以研究。对每种单一语言则应考察其是否单独一次浇铸成形，或者在语法或词汇的构成上是否与外来成分【10】有过混杂，以及同何种方言混杂。”

洪堡特也谈到了语言干扰现象。他认为，学习一种外语“是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中获得一个新立场”，“因为每种语言都拥有全套概念和一部分人类的想象方式”，所以“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11】世界观，也就是他自己的语言观带到一种外语中去。”可以认为，这里所讲的就是语言接触中的语言干扰现象。

洪堡特主张“每种语言，只要人们懂得正确地使用它，差不多同【12】样好；所有的民族最好统一使用同一种语言。”他在《序言》的末尾部分也阐明了对各种语言的这种正确观点。他指出：“拥有多种语言知识的人或许普遍有这样的感觉，只要这些语言处于相同的文化发展程度，每种语言就都有自己的优点，而不能认为一种语言的优点比另一种语言的高明。”“语言真正的优点却必须在它们全面和协调地发挥作用的力量中去寻找。它们是精神活动需要的工具，前进的【13】轨道。”这些论断对接触语言学中的语言规划问题颇有启迪。洪堡特的论文语言虽然费解，但他所阐述的学识内容深湛，语言思想宏博深邃。乔姆斯基也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多次提到洪堡特的名字。洪堡特不仅是语言学理论家，而且精通多种语言。他所“研【14】析和比较过的语言有数十种。”洪堡特有关汉语的论述也充分表明他是熟悉多种语言的学者。他在那篇代表性论文《序言》里，在阐述汉语动词的作用时写道：“汉语把动词放在句子中间，主语和宾语之间；汉语表明动词占有重要位置，它是组成所有言语的灵魂。”【15】

他还指出：汉语中“把修饰语放在被修饰语之前。主语在动词之【16】前，动词在直接宾语之前。”并认为“汉语具有高度的尊严。”【17】

洪堡特所阐述的语言学内容对深入研究包括接触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在内的如今的语言学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像姚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语言的融聚、混合、借用和传播，阶级语言、宗教语言和家庭语言，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书面语言和通俗语言，——语言的所有这些实际存在和表现的方式，都是洪堡特关心的对象。现代社会语言学家也应感谢洪堡特，他早早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道路，积累了材【18】料。”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也认为，“卡尔·威廉·冯·洪堡特的著【19】作开辟了语言思想的新的展望。”第二节　施莱赫尔的论述

德国的杰出语言学家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又译名施莱歇尔、施莱克尔、施莱哈尔）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个提出语言发展中的语音规律性的学者，是第一个严格区分语言的起源亲属性和类型相似性的著名学者。“施【20】莱赫尔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他提出了许多语言学原理，这些原理对后来的语言学家颇有影响。“施莱赫尔是提出语言之间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结果问题，并指出毗邻地区非亲属语言具有语音——形态特征的语言学连续性的第一位语言学家。”“这些在地理上邻近的语系在构造上引人注目地一致，我们认为这是由早期和最早期语言活动中保留下来的。在构造上类型相近的语言的产生地点，应该【21】彼此相距不远。”

他在1850年出版的《欧洲语言的系统一览》一书中，阐述了语言接触问题。他写道：“外语影响的可能性不只限于词汇领域。特别是在那些互相接触的语言范围里，语音规律具有决定性影响，不可能不关注邻接语言，甚至如果它们属于很不相同的语言系统，也能经常【22】发现意外的相似性。”他列举梵语、“北京中国语”、奥塞特语、塔塔尔语（突厥语）、拉梯语、南部斯拉夫语、达克罗曼语（瓦拉什语）等语言，指出了这些语言与其周边地区语言在语音上的相似特点。他运用语言地理变体理论阐释了分布在边界接壤地区里的非亲属语言在语音和形态关系方面所显现的特征。

他在1863年出版的《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语言联盟的观点。他写道：“语言在地球上的分布最初应该具有严格的规律性，邻接的语言比起居住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的语言更应当具有相似性。从通常的准确的观点来说，语言应当根据疏远程度，又按照从其起源点发展的倾向性程度来加以分类，因为随着空间的远近程度、气候和生活条件的差异，语言会有所增加。从前存在过有关语言分布的强制性规律，现在也能看得见一些痕迹。比如美洲语言，同样南洋群岛的语言，尽管它们不同，总是可以见到无可置疑的类型的共同性。甚至在亚欧大陆上由于历史事变，语言关系经历了很大变化，不可能不承认相似的语言群的存在。印度-日耳曼语、芬兰语、突厥-塔塔尔语、蒙古语、满语，同样德克汗语（塔米尔语），它们都共同地具有后缀结构，即所有构词成分，所有关系表现都与词根末尾语音有关连，决不会用在词【23】根前面或词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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