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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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研究(第5辑)试读：
内容提要
《钱学森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主办，是钱学森研究专业学术出版物。2017年12月7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钱学森图书馆承办的“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在该馆召开。本辑为本次研讨会专家发言选编。
本书读者对象主要为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究人员、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具有一定专业知识背景的大专院校学生。
贺信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不久后，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坚决响应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紧跟当前全社会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的时代潮流，紧密结合钱学森研究这一中心工作任务，将钱学森的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并邀请全国各地对钱老科学思想有着深厚造诣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举办“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进行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理论指向性的学术研讨。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党的十九大创造性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按照中央要求，我们应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和丰富内涵，深刻领会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深刻领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深刻领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等。
我的恩师钱学森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科学泰斗。他带领航天人缔造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航天伟业，而且通过对航天事业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我曾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和爱护下，长期从事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在与钱老的接触过程中，通过对其科学思想进行学习和研究，我认为其中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一是总体设计部思想，二是系统工程思想。对于航天科研来说，总体部是顶层设计，是型号总抓，负责对整个航天产品总成的把握，以及对产品的成败负总责；系统工程是把设计工艺、生产制造、质量检验、飞行试验等诸多环节和全过程贯穿起来，实施集中指挥和高度统筹，这是航天科研现代化管理的一种特殊模式。我认为，钱老的这两个观点是其科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航天事业发展和航天队伍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通过深入学习和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以及深入研究钱老关于总体部和系统工程的思想对于中国航天树立三座里程碑和取得无数标志性成就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挖掘其丰富内涵，能充分说明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事业成功之间的必然联系。将钱老的总体设计部思想和系统工程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无论从宏观战略层面，还是从微观实践层面上来说，都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相契合。
钱老的科学思想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有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新的方法，用新的理论成果武装我们的头脑，从而解决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认为，你们通过酝酿和策划，将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进行研讨，不仅适逢其时、恰到好处，而且形成的研讨成果必将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2017年12月6日注：孙家栋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领导致辞
“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致辞
潘 敏在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上海交通大学组织召开“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我谨代表上海市委宣传部，对此次学术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博物馆、纪念馆负责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同时，衷心感谢大家对上海的关心和支持，也衷心感谢大家对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关心和支持。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做出了全面部署，站在新的历史关口，面对新的时代要求，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瞄准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时刻不忘初心，为夺取新时代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总体设计部思想、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论等科学思想以及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经过历史检验证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此次“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既是对钱老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一次再学习、再总结，以便我们从中汲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养料和力量，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一次深入学习和探讨，更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回望、学习以钱老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献身扬国威壮山河的爱国情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奋斗精神的一次重要活动，对上海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家园和初心所在。钱学森图书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和有效载体，我在学校工作期间也曾经分管、负责过一段时间的钱馆筹建工作，所以对钱老和钱馆抱有深厚的感情。从嫦娥奔月、敦煌飞天的美丽传说，到实现卫星环绕地球、载人航天飞行的伟大成就，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我们倍感自豪，充满力量。特别是以“爱国、奉献、求真、创新”为特征的钱学森精神和钱学森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和智慧的光芒。我们要传承、弘扬钱老的精神，继续发挥好钱学森精神在开展思想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供公共服务、培养优秀人才当中的重要作用，更多地将钱老的科学思想转化为我们新时代、新作为的发展动力。
最后，预祝此次“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致辞
顾 锋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再过四天就是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诞辰106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上海交通大学，隆重举行“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探讨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恰逢其时，很有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与会的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钱学森同志不仅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他晚年更是倾注全部精力研究关乎国计民生的很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在跨学科、跨领域、跨层次的研究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钱学森的科学思想高瞻远瞩、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战略预见性和现实指导性。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钱学森科学思想与十九大报告精神在很多方面高度契合，在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方面，钱老都提出过很多真知灼见。这些重要思想建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目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认真梳理、分析钱学森科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有助于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离不开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次研讨会为大家交流学术思想、激荡真知灼见创造了机会，提供了平台，必将为推动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更上一个台阶发挥重要作用。我校钱学森图书馆自2011年12月11日开馆以来，在社会宣传、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已接待观众100余万人次。在过去的几年里，钱学森研究中心先后成功申报三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我校文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上海交通大学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钱学森图书馆和钱学森研究中心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最后，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并预祝各位嘉宾在沪期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大家。“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致辞李天春
即将过去的2017年注定会永远镌刻在中国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历史坐标上，这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迈向了新时代。同时，2017年又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1周年，恰逢我国杰出的科学大师、思想大家、为航天发展和祖国强大建设立下不朽功勋的钱学森诞辰106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举行“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传承钱学森精神，传播钱学森思想，以实际行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此，我谨代表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钱学森”这个名字无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还是在所有炎黄子孙的心目中，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他是世界级的科技大师、思想大家，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是迄今为止我国“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唯一获得者。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到产业革命的远景勾画，他为祖国强大、世界和平、人类文明进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后，面对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勇敢肩负起常人不敢承担也难以承担的重任。他在国家经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落后，几乎没有人搞过航天的情况下，带领千军万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技术难题、管理难题，在世界科技史上创造了导弹实现中国造、“两弹”结合惊苍穹、太空高悬中国星的“中国奇迹”。如果没有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呕心沥血的报国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没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我们就不会有迈向太空的中国高度，不会有科技强军的中国力量，不会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更不会有长期以来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钱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永载史册的科技丰碑，更有永世长存的精神财富。他在长期指导航天和国防事业发展中，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科学管理方法，开创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推动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大飞跃。他开创了产业革命的全新理论，指明了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光辉前景。
今天，系统工程思想得到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建立，使得钱老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设计部的构想已经由蓝图变为了现实。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是钱老系统工程思想的重要传承者和实践者。1986年，钱老在系统院的前身之一原航天710所开办了系统学研讨论班，在此基础上完善了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钱老在系统院打造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框架，系统院及其前身始终高举钱学森系统工程的大旗，完善并形成了钱学森智库体系两个平台。这套体系在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无论是载人航天飞船方案的提出，还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研究论证；无论是《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还是多个航天发展五年规划，系统院及其前身都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人口问题方面，系统院为一系列重大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支持。2016年4月24日，即全国首个航天日，经中央批准、中宣办发文，在载人航天707所、710所等单位的基础上，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即航天12院正式重组成立。航天12院肩负着建设钱学森智库，支撑航天、服务国家，成为军民融合产业平台建设三大使命。其首要的使命就是建设钱学森智库，自重组以来，系统院致力于把钱学森智库推广至党和政府决策的方方面面，实现了钱学森综合集成研讨厅在安徽的建设运行，打造了全国首个服务地方政府的钱学森智库基础设施，还举办了十期钱学森论坛，汇聚了近200位院士、数千名学术专家参与。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日益成为战略思想的源头、科学理论的前沿。同时，12院还与相关高校和地方政府共建钱学森创新研究院，依托各地中小学共建钱学森班。在挖掘整理钱学森档案文献、弘扬钱学森精神方面，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于2014年联合启动了“口述钱学森工程”，由中国航天12研究院具体组织实施。这一重点工程已历时三年，我们在抢救和挖掘钱学森生平事迹与思想精神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重要史料，并编撰出版了《丰碑》《脊梁》《国魂》等重要专著。今后我们将继续与各方一道，不断传承弘扬钱老的思想与精神，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各位来宾，只要把钱学森的思想和精神写在中国大地上，融入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就一定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无愧于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主题报告
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发展与应用
于景元（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北京 100048）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一个新兴的科学技术部门，并在迅速发展之中，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
钱学森是大家公认的我国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从系统思想到系统实践的整个创新过程，钱老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这些成就和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先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上来看一下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
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特点来看，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都与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发展密切相关：（1）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两种明显趋势。一方面，已有学科和领域越分越细，新学科、新领域不断产生；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向综合集成的整体化方向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这个趋势来看，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就是这后一发展趋势方面的科学技术。（2）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引起国内外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国外出现了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研究和复杂性科学是在高度综合的趋势上，与系统科学有着密切关系。
复杂性科学的开创者之一Gell-mann，在他所著的《夸克与美洲豹》一书中曾写道：“研究已表明，物理学、生物学、行为科学，甚至艺术与人类学，都可以用一种新的途径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有些事实和想法初看起来彼此风马牛不相及，但新的方法却很容易使它们发生关联。”
Gell-mann并没有说明这个新途径和新方法是什么，但从他们后来关于复杂系统和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个新途径就是系统途径，这个新方法就是系统方法。所谓复杂性，实际上是系统复杂性。（3）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科学方法论经历了从还原论方法到整体论方法再到系统论方法。系统论方法与系统科学的出现和发展密切相关。（4）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出现了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人类更加聪明了，有能力去认识和处理更加复杂的事物。这种系统思维方式为系统论方法及其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5）创新方式的转变。由以个体为主向以群体为主的创新方式转变，出现了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创新方式和创新体系，特别是国家创新体系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动力。（6）现代社会实践越来越复杂，越复杂的社会实践其综合性和系统性就越强，社会实践是系统的实践，因而也就更加需要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
钱学森建立的系统科学体系，集中地反映出以上这些特点。一、系统科学和系统论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钱老指出，今天人类正探索着从渺观、微观、宏观、宇观直到胀观五个层次时空范围的客观世界。其中宏观层次就是我们所在的地球，在地球上出现了生命和生物，产生了人类和人类社会。
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客观世界的不同问题时，就形成了现在的众多学科。客观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因而反映客观世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科学知识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知识体系（见图1）。图1 钱学森五观世界图谱
在图1里还看不到系统科学，但正是这些科学的发展孕育和产生了系统科学。
钱学森指出，系统科学的出现是一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那么，系统科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学问，又为什么如此重要？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客观世界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及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既然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体，那就一定有其客观规律，我们也就应该研究、认识和运用这些规律。
能够反映和概括客观事物普遍联系这个客观事实和本质特征，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系统。所谓系统是指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组成部分构成并具有某些功能的整体。这样概括和定义的系统在客观世界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身。
正是从系统思想出发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钱学森明确指出：“系统科学是从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局部与全局以及层次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也就是从系统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系统是系统科学研究和应用的基本对象。
自然科学是从物质、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的角度研究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是从意识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系统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但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系统科学能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作为系统，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研究。
这就是为什么系统科学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原因。也正是这些特点，使系统科学处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集成的整体化方向上，并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一个新兴的科学技术部门。
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和系统功能是系统的三个重要基本概念。系统结构是指系统内部，系统环境是指系统外部。系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系统在整体上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性质，这就是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整体性的外在表现就是系统功能。
系统的这个性质意味着，对于系统应高度重视系统整体，如果仅着眼于部分，即使认识了所有组成部分，也并不等于认识了系统整体。系统整体性不是它组成部分性质的简单“拼盘”，而是系统整体涌现的结果，这就有个涌现机理和规律的问题。
系统研究表明，系统结构和系统环境以及它们之间关联关系决定了系统整体性和功能。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系统规律，是系统研究和应用的核心问题。
从理论上讲，研究系统结构与环境如何决定系统的整体性和功能，揭示系统存在、演化、协同、控制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成为系统学，特别是复杂巨系统学的基本任务。国外关于复杂性研究，实质上是系统整体性问题，也是系统理论方面的探索。
另一方面，从应用角度来看，根据上述系统原理，为了使系统具有我们期望的功能，特别是最好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和调整系统结构或系统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关系来实现。
但系统环境一般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在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只能主动去适应。而系统结构却是我们可以组织、调整、改变和设计的。
这样，我们便可以通过组织、改变、调整系统组成部分或组成部分之间、层次结构之间以及与系统环境之间的关联关系，把整体和部分与环境协调统一起来，使它们相互协调与协同，从而在系统整体上涌现出我们期望的和最好的功能。这就是系统控制、系统管理和系统干预（Intervention）的基本内涵，也是系统管理、系统控制等学科要研究的应用理论问题，更是系统工程、控制工程等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从科学技术发展和工程实践来说，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技术是改造世界的学问，而工程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有了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应用技术）。系统科学和自然科学类似，也有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
在钱学森建立的系统科学体系中，这三个层次的知识是：
①处在工程技术或应用技术层次上的是系统工程。这是直接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但和其他工程技术不同，它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技术；
②处在技术科学层次上，直接为系统工程提供理论方法的有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
③处在基础科学层次上，揭示系统一般规律的便是系统学和复杂巨系统学。
目前国外还没有这样一个清晰和严谨的系统科学体系结构。
在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同时，钱老还提出了系统论。系统论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是连接系统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桥梁。
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通过系统论去指导系统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系统科学的发展经系统论的提炼又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对于系统论，钱老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
根据系统论这个思想，对于系统问题首先要着眼于系统整体，同时也要重视系统组成部分并把整体和部分辩证统一起来，最终是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既超越了还原论又发展了整体论，这就是系统论的优势所在。
运用系统论去研究和认知系统，揭示系统客观规律并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就是系统认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系统科学体系就是系统认识论的体现。
综上所述，系统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内容，系统论、系统科学体系的建立，就使系统思想从一种哲学思维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体系。系统科学体系是系统科学思想在工程、技术、科学直到哲学不同层次上的体现，它使系统思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也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了，这就形成了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系统科学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系统思想的重要发展和丰富。二、复杂巨系统和系统方法论
在系统科学体系中，系统工程已应用到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就，如航天系统工程。技术科学层次上的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也有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并在继续发展之中。但系统学和复杂巨系统学却是需要建立的新兴学科，这也是钱老最先提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钱老以“系统学讨论班”的方式，开始了创建系统学的工作。从1986年到1992年的7年多时间里，钱老参加了讨论班的全部学术活动。
在讨论班上，钱老根据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对系统提出了新的分类，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系统、复杂巨系统和特殊复杂巨系统。如生物体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社会系统、地理系统、星系系统等都是复杂巨系统，其中社会系统是最复杂的系统了，又称作特殊复杂巨系统。
这些系统又都是开放的，与外部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所以又称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在讨论班的基础上，钱老明确界定，系统学是研究系统结构与功能（系统演化、协同与控制）一般规律的科学。形成了以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系统、复杂巨系统和特殊复杂巨系统（社会系统）为主线的系统学基本框架，构成了系统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并提出了系统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指明了系统学的研究方向。
对于简单系统和简单巨系统都已有了相应的方法论和方法，也有了相应的理论（自组织理论），并在继续发展之中。但对复杂系统、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却不是已有方法论和方法所能处理的，需要有新的方法论和方法。所以，关于复杂巨系统的理论研究，钱老又称作复杂巨系统学。
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科学采用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所以自然科学被称为“精密科学”。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由于研究的问题更加复杂，通常采用的是从定性到定性的思辨、描述方法，所以这些学问被称为“描述科学”。当然，这种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变化，有些学科逐渐向精密化方向发展，如经济学、社会学等。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原论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很大成功。
还原论方法是把所研究的对象分解成各个部分，认为各个部分研究清楚了，整体也就清楚了。如果某个部分还研究不清楚，再继续分解，进行研究，直到弄清楚为止。
按照这个方法论，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已经到了夸克层次，生物学、生命科学对生命的研究也到了基因层次。毫无疑问，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现实的情况却使我们看到，认识了基本粒子还不能解释大物质构造，知道了基因也回答不了生命是什么。这些事实使科学家们认识到“还原论不足之处正日益明显”（1999年，《科学》杂志）。
这就是说，还原论方法由整体往下分解，研究得越来越细，这是它的优势方面，但由下往上回不来，回答不了高层次和整体问题，又是它的不足一面。所以只着眼于部分，仅靠还原论方法还不够，还要解决由下往上的问题，也就是复杂性研究中的所谓“涌现”问题。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对于21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曾讲过：“我猜想21世纪的方向要整体统一，微观的基本粒子要和宏观的真空构造、大型量子态结合起来，这些很可能是21世纪的研究目标。”
这里所说的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就是要研究微观如何涌现出宏观，解决由下往上的问题，打通从微观到宏观的通路，把宏观和微观统一起来。
同样道理，还原论方法也处理不了系统整体性问题，特别是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整体性问题。
从系统角度来看，把系统分解为部分，单独研究一个部分，就把这个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关联关系切断了。这样，即使把每个部分都研究清楚了，也回答不了系统整体性问题。
更早意识到这一点的科学家是贝塔朗菲，他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当生物学研究已经发展到分子生物学时，他认为，对生物在分子层次上了解得越多，对生物整体反而认识得越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40年代他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实际上是整体论，强调还是从生物体系统的整体上来研究问题。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支撑整体论方法的具体方法体系没有发展起来，还是从整体论整体，从定性到定性，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正如钱老所指出的：“几十年来一般系统论基本上处于概念的阐发阶段，具体理论和定量结果还很少”。但整体论的提出，确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出现了复杂性研究。关于复杂性问题，钱老明确指出：“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复杂巨系统就是这类问题。”
系统整体性，特别是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整体性问题就是复杂性问题。所以对复杂性研究，国外科学家后来也“采用了一个‘复杂系统’的词，代表那些对组成部分的理解不能解释其全部性质的系统。”（1999年，《科学》杂志）。
国外关于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确实有许多创新之处，如他们提出的遗传算法、演化算法，开发的Swarm软件平台、基于Agent的系统建模、用Agent描述的人工生命、人工社会等等。
在方法论上，人们虽然也意识到了还原论方法的局限性，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方法论。方法论和方法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方法论是关于研究问题所应遵循的途径和研究路线，在方法论指导下是具体方法问题，如果方法论不适合，再好的方法也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所以方法论更为基础，也更为重要。
如前所述，钱学森提出系统论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根据这个思想，钱老又提出将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辩证统一起来，形成了系统论方法。
在应用系统论方法时，也要从系统整体出发将系统进行分解，在分解后研究的基础上，再综合集成到系统整体，实现系统的整体涌现，最终是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系统论方法吸收了还原论方法和整体论方法各自的长处，同时也弥补了各自的局限性，既超越了还原论方法，又发展了整体论方法，这就是把系统整体和组成部分辩证统一起来研究和解决系统问题的系统方法论。
这是钱学森在科学方法论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它不仅大大促进了系统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必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科学技术部门产生深刻的影响。
钱老不仅提出了系统方法论，同时还提出了运用系统方法论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钱学森又先后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及其实践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以下将两者合称为综合集成方法），并将运用这套方法的集体称为总体设计部。这就将系统论方法具体化了，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和实践方式。
从方法和技术层次上看，它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信息、知识和智慧的综合集成方法，也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从应用和运用层次上看，是以总体设计部为实体进行的综合集成工程。
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质是把专家体系，数据、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
这个体系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智能和智慧优势。它能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统统集成起来，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
钱老提出的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思维方式是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基础。从思维科学角度来看，人脑和计算机都能有效处理信息，但两者有极大差别。
关于人脑思维，钱老指出：“逻辑思维，微观法；形象思维，宏观法；创造思维，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创造思维才是智慧的源泉，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手段。”
现在的计算机在逻辑思维方面确实能做很多事情，甚至比人脑做得还好、还快。能对信息进行快速和精确的处理，已有许多科学成就证明了这一点，如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的定理机器证明，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
但在形象思维方面，现在的计算机还不能给我们太大的帮助，远不如人脑的形象思维，至于创造思维就只能依靠人脑了。
然而计算机在逻辑思维方面毕竟有其优势。如果运用人脑和计算机结合起来以人为主的思维方式，那就更有优势，思维能力更强，人将变得更加聪明，它的智能和智慧与创造性比人要高，比机器就更高，这也是1＋1>2的系统原理，它体现的是系统思维方式（见图2）。图2
从上图可以看出，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思维方式，它的智能、智慧和创造能力处在最高端。这种聪明人的出现，预示着将出现一个“新人类”，不只是人，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的新人类，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新社会中的新人类，这个趋势已经出现，并在继续发展之中。
信息、知识和智慧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信息有广度，知识有深度，智慧有高度。有了信息未必有知识，有了信息和知识也未必就有智慧。信息的综合集成可以获得知识，信息和知识的综合集成可以获得智慧。人类有史以来是通过人脑获得信息、知识和智慧的。现在由于以计算机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来获得信息、知识和智慧，而且比人脑还有优势，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发展趋势。
综合集成方法就是这种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获得信息、知识和智慧的方法，它是人—机结合的信息处理系统，也是人—机结合的知识创新系统，还是人—机结合的智慧集成系统。
我国传统文化有“集大成”的说法，即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集成起来，达到对整体的认识，以集大成得智慧，所以钱老又把这套方法称为“大成智慧工程”。将大成智慧工程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提炼成一门学问，就是“大成智慧学”。
综合集成方法既可以用于理论研究，也可以用于应用研究。
无论是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按着系统方法论，总体设计部运用综合集成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首先是定性综合集成。这是在已有相关的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与专家判断力（专家的知识、智慧和创造力）相结合，对所研究的系统问题提出和形成经验性假设，如猜想、判断、思路、对策、方案等等。这种经验性假设一般是定性的，它所以是经验性假设，是因为其正确与否，能否成立还没有用严谨的科学方式加以证明。
在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中，这类经验性假设是用严密逻辑推理和各种实验手段来证明的，这一过程体现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特点，也就是精密科学的研究方法。
由于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层次的特点，因此对所研究的系统问题能提出经验性假设的通常不是一个专家，甚至也不是一个领域的专家们所能提出来的，而是由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专家构成的专家体系，依靠专家群体的知识和智慧，对所研究的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问题提出经验性假设。这就是为什么综合集成方法需要有专家体系。
而要证明其正确与否，仅靠自然科学和数学中所用的各种方法就显得力所不及了。如社会系统、地理系统中的一些问题，既不是单纯的逻辑推理，也不能进行实验。但我们对经验性假设又不能只停留在思辨和从定性到定性的描述上，这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常用的方法。
系统科学是要走“精密科学”之路的，那么出路在哪里？这个出路就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采用“机帮人、人帮机”的合作方式，机器能做的尽量由机器去完成，充分发挥计算机在逻辑思维方面的优势。
通过人—机结合、以人为主，再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的工作方式，既有专家群体的智慧，也包括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定性和定量知识、理性和感性知识，通过人—机交互、反复比较、逐次逼近，最终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获得系统整体定量认识，从而对经验性假设正确与否做出科学结论。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了经验性假设，都是认识上的进步，然后再提出新的经验性假设，继续进行定量研究，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研究过程。
综合集成方法的运用是专家体系的合作以及专家体系与机器体系合作的研究方式与工作方式，也就是总体设计部的研究方式和工作方式。
具体来说是通过从定性综合集成到定性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再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这样三个步骤来实现的。这个过程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循环往复逐次逼近的。
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问题通常是非结构化问题，现在的计算机只能处理结构化问题。通过上述综合集成过程可以看出，在逐次逼近过程中，综合集成方法实际上是用结构化序列去逼近非结构化问题。图3是综合集成方法用于决策支持问题研究的示意图。图3 综合集成方法用于决策支持问题研究示意图
这套方法是目前处理复杂系统和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有效方法，已有成功的案例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思维科学，方法论和方法基础是系统科学与数学科学，技术基础是以计算机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
从方法论和方法特点来看，综合集成方法本质上是用来处理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它必将对系统科学体系不同层次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推动了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
20世纪90年代，钱老提出开创复杂巨系统的科学与技术。
有了综合集成方法，人们可以在科学层次上建立起复杂巨系统理论，也就是综合集成的系统理论，它属于复杂巨系统学的内容。现在这个一般理论尚未完全形成，但有了研究这类系统的方法论与方法，就可以逐步建立起这个一般理论来，这是一个科学新领域。
另一方面，在技术层次上运用综合集成方法可以发展复杂巨系统技术，也就是综合集成的系统技术，特别是复杂巨系统的组织管理技术，大大地推动了系统工程的发展。
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技术，是组织管理系统规划、研究、设计、实现、试验和使用的技术和方法。它的应用首先是从工程系统开始的，如航天系统工程。
但当我们用工程系统工程来处理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时，处理工程系统的方法就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它难以用来处理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组织管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工程方法也要发展。由于有了综合集成方法，系统工程可以用来组织管理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
这样，系统工程也就从工程系统工程发展到了复杂巨系统工程和社会系统工程阶段，是现在就可以应用的组织管理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系统工程技术和方法。
由于实际系统不同，将系统工程用到哪类系统上，还要综合集成与这个系统有关的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例如，用到社会系统上，就需要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知识。
从这些特点来看，系统工程不同于其他技术，它是把整体和部分协调统一起来的整体性技术、一种综合集成的系统技术、一类整体优化的定量技术。它是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系统管理问题的技术和方法。
正如钱老指出的：“系统工程在组织管理技术和方法上的革命作用，也属于技术革命”。
钱学森开创复杂巨系统的科学与技术，实际上是由综合集成思想、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理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综合集成技术和综合集成工程所构成的综合集成体系，这就形成了复杂巨系统科学体系，在哲学层次上就是大成智慧学。这就把系统科学体系大大向前推进了，发展到了复杂巨系统科学体系。
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两种趋势来看，系统科学和复杂巨系统科学就是这后一发展趋势中，最具有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学问。它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特别对现代科学技术向综合集成的整体化方向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将成为一门21世纪的科学。三、系统工程和系统实践论
系统科学思想、系统论、系统科学和复杂巨系统科学体系，不仅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从实践论观点来看，任何社会实践，特别是复杂社会实践，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组织性，并有高度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
社会实践通常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实践对象，就是干什么，它体现了实践的目的性；
②实践主体，是由谁来干和怎么干，它体现了实践的组织性；
③决策主体，它要决定干不干和如何干的问题。
从系统角度来看，任何一项社会实践，都是一个具体的实践系统，正如钱老所说：“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会形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组织建立、有效运转就成为一项系统工程。”
实践对象是个系统，实践主体也是系统且人在其中，把两者结合起来还是个系统。因此，社会实践是系统的实践，也是系统的工程。
这样一来，有关社会实践或工程的组织管理与决策问题，也就成为系统的组织管理和决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系统科学思想、系统论、系统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到社会实践或工程的组织管理与决策之中，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它体现的是系统实践论。这就是为什么系统科学思想、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原因。
但在现实中，真正从系统角度去考虑和处理社会实践和工程的组织管理，并用系统工程去解决问题，还远没有深入到各类实践之中。
人们在遇到涉及因素多而又复杂、且难于处理的社会实践或工程问题时，往往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这是系统工程问题。这句话是对的，其实它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从实践或工程角度来看，如上所述，这是系统的实践或系统的工程；另一层含义是从科学技术角度来看，既然是系统的工程或实践，它的组织管理就应该用系统工程技术去处理，因为系统工程就是直接用来组织管理系统的技术和方法，技术和工程是辩证统一的。是不能割裂的。
可惜的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前者，相对于没有系统观点的实践来说，这也是个进步，但却忽视或不了解要用系统工程技术去解决问题。结果就造成了什么都是系统工程，但又没有用系统工程去解决问题的局面。
要把系统工程技术应用到实践中，必须有个运用它的实体部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就是成功地运用了系统工程技术。
以导弹、卫星、载人航天等航天科技为代表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就是用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与技术把成千上万人组织起来，并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高质量、高可靠的型号产品来。
航天系统中每种型号都是一个工程系统，在组织管理上运用总体设计部和两条指挥线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实践已证明了这套组织管理方法是十分有效的（见图4）。
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是这样一类工程：既有科学层次上的理论问题要研究，又有技术层次上的高新技术要开发，还要把这些理论与技术应用到工程实践中，生产出产品来实现产业化或向其他产业扩散，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它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乃至产业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综合集成创新。
这类工程的特点是：规模大、投入高、影响大，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层次、跨部门的特点。由于研制周期较长，通常采取使用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并行发展战略。图4 系统工程管理方法示意图
对于实践对象系统（第一平面），首先是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即用哪些科学技术成果构成一个对象系统（工程系统），使其具有我们期望的功能。这就涉及工程系统的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和系统功能。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有个研究实体，这就是总体设计部。
总体设计部是由熟悉这个对象系统的各方面专业人员组成，并由知识面较为宽广的专家（称为总设计师）负责领导。根据系统总体目标要求（系统功能），总体设计部设计的是系统总体方案，是实现整个系统的技术途径。
总体设计部把型号系统作为它所从属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研制，对它所有技术要求，都首先从实现这个更大系统的技术协调来考虑（型号系统的系统环境）。总体设计部又把系统作为若干分系统有机结合的整体来设计，对每个分系统的技术要求都首先从实现整个系统技术协调的角度来考虑（型号系统的系统结构）。总体设计部对研制中分系统之间的矛盾，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矛盾，都首先从总体目标（型号系统的系统功能）的要求来协调和解决。
总体设计部运用系统方法并综合集成有关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对型号工程系统的系统结构、系统环境与系统功能，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协调、总体规划，把整体和部分协调统一起来，其中包括使用计算机和数学为工具的系统建模、仿真、分析、优化、试验与评估，以求满意的和最好的系统总体方案，并把这样的总体方案提供给决策部门作为决策的科学依据。总体方案一旦为决策机构所采纳，再由相关部门付诸实施。
航天型号总体设计部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看第二平面，根据已确定的总体方案，需要组织一个研制系统，这个系统涉及科研院所、大学、企业以及国际合作等，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对这个研制系统的要求是合理和优化资源配置，以较低的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可靠的、高质量的对象系统（工程系统）。这也需要系统工程来组织管理这个系统。
但和上述工程系统不同，这里组织管理的是研制系统。这个系统也有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和系统功能的总体问题，还涉及体制、机制等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系统是靠行政力量进行组织管理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靠行政系统已不完全行了，还需要市场这个无形的手。研制系统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构成的，如何组织管理好这个系统，在今天来看，就显得更为复杂，这也正是需要我们创新发展的地方。
第三平面把工程系统和研制系统结合起来进行研制，这是个动态过程，既有工程系统科学技术方面的组织管理与协调，又有研制系统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这就形成了两条线，一条是总设计师负责的技术指挥线，另一条是工程总指挥负责的调度指挥线，这两条线也是相互协调和协同的（见图5）。
上述总体设计部所处理的对象还是个工程系统，也称作工程系统工程。但在实践中，研制系统如何合理和优化资源配置等问题，也需要总体设计。这两个系统是紧密相关的，把两者结合起来又构成了一个新的系统。这个新系统还涉及体制机制、发展战略、规划计划、政策措施以及决策与管理等问题。
显然，这个新系统要比对象系统复杂的多，属于社会系统范畴。如果说工程系统主要综合集成自然科学技术的话，那么这个新的系统除了自然科学技术外，还需要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等。图5 两条指挥线示意图
如何组织管理好这个系统，也需要系统工程，但工程系统工程是处理不了这类系统的组织管理问题，而需要的是社会系统工程。应用社会系统工程也需要有个实体部门，这个部门就是前述运用综合集成方法的总体设计部。
这个总体设计部与航天型号的总体设计部比较起来已有很大的不同，有了实质性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研究与解决系统管理问题的系统科学思想还是一致的。
总体设计部运用综合集成方法，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和解决系统实践和工程的组织管理问题，也就是把系统整体和组成部分协调统一起来的系统工程管理，它体现的是系统实践论。
1978年，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并大力推动系统工程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特别是致力于把社会系统工程应用到国家宏观层次上的组织管理，以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组织管理现代化。
1991年10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钱老在讲话中说：“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
这里说的科学体系，就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构成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人类知识体系（见图6）。图6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人类知识体系为国家管理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资源和智慧源泉，我们应充分运用和挖掘这些知识和智慧，以集大成得智慧。而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方法和大成智慧工程，又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有力的技术手段，以实现综合集成，大成智慧。
这就是钱学森把系统科学、复杂巨系统科学和社会系统工程技术，运用到国家宏观层次组织管理的科学技术基础。
为了把社会系统工程应用到国家层次上的组织管理，钱老曾多次提出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同志看望钱老时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讲系统工程的报告，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到现在还记得，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意统筹兼顾，注意全面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设计。
目前国内有的部门有些像总体设计部，但研究方法还是传统的方法。总体设计部也不同于目前存在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它不仅是个常设的研究实体，而且以综合集成方法为其基本研究方法，并用其研究成果为决策机构服务，发挥决策支持作用。
从现代决策体制来看，在决策机构下面不仅有决策执行体系，还有决策支持体系。前者以法律、法规和权力为基础，力求决策和决策执行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后者则以科学为基础，力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程序化。
两个体系无论在结构、功能和作用上，还是体制、机制和运作上都是不同的，但又是相互协调和协同的，两者优势互补共同为决策机构服务。决策机构则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和力量。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多数部门是把两者合二而一了。一个部门既要做决策执行又要作决策支持，结果两者都可能做不好，而且还助长了部门利益。如果有了总体设计部和总体设计部体系，建立起一套决策支持体系，那将是我们在决策与管理上的体制机制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其意义和影响将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个项目、一个工程、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国家的管理，都是不同类型系统的管理。系统管理的首要问题是从整体上去研究和解决问题，这就是钱老一直大力倡导的“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统揽全局，把所管理系统的整体优势发挥出来，收到1＋1>2的效果，这就是基于系统实践论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
但在现实中，从微观、中观直到宏观的不同层次上，都存在着部门分割条块分立、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只追求局部最优而置整体于不顾的现象。这里有体制机制问题，也有部门利益问题，还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这种基于还原论的分散管理方式，使得系统整体优势无法发挥出来，其最好的效果也就是1＋1=2，弄不好还可能是1＋1<2，而后一种情况可能是多数。
综合以上所述，系统科学和复杂巨系统科学及其体系，所体现的是系统认识论；综合集成方法及其体系体现的是系统方法论；系统工程体现的是系统实践论。
系统认识论、系统方法论和系统实践论便构成了钱学森系统论的主要内容，它不同于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后者还是整体论。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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