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咏史组诗考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望秦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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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咏史组诗考论试读：

一、绪论

（一）述义1

咏史从现存文学史资料看，首篇以“咏史”命题的咏史之作是班固的五言古诗《咏史》。最早对班固的《咏史》进行评价的是钟嵘的《诗品》：“孟坚才流，而老于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辞”。而艺术上则评为：“质木无文”。这里未涉及对《咏史》之题的释义。至唐六臣注《文选》，方于咏史诗的解题中有所涉及。如王粲《咏史诗》，吕向解题曰：“谓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这里不仅对“咏史”作释义，还涉及咏史诗的两种体类，即隐括史传、以史为诗的正体或云传体和感慨寄兴、以史咏怀的变体或云论体。对这后一体类咏史诗，吕向在左思《咏史诗八首》、李善在张协《咏史诗》的解题中说得更具体。《咏史诗八首》解题曰：“是诗之意，多以喻己。”《咏史诗》解题曰：“协见朝廷贪禄位者众，故咏此诗以刺之”。清代学者何焯称为正体与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抒胸臆，乃又其变。”“题之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左太冲咏史诗”条。清人刘熙载《诗概》云：“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日释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亦对“咏史”有释义：“咏史者，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虽是承吕向之说，但文字叙述更清晰明白。清人贺贻孙在《诗筏》中评严延之《五君咏》时说：“咏史须如此切当简严，方称古人知己。”《诗筏》，郭绍虞、富寿荪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说：“咏史诗虽是意气托之地，亦须比拟当于其伦。”

乔亿在《剑说诗》中说：“古人著书，皆有故也。作咏史诗，尚师其意。”《剑说诗》卷下，同上。此均本钟嵘评班固“老于掌故”之意，盖谓创作咏史诗要准确掌握和叙写史书所记古人事迹及意思。据以上诸多古人之认识及创作实践，咏史之义，可一言以蔽之，谓之为将阅读史传之感赋咏为诗者。今人对咏史诗所下的定义，与古人基本无异。降大任、张仁健《咏史诗注析》附录《试论我国古代咏史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施蜇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四编第十章第一节《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胡大雷《文选诗研究》第七章《咏史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若愚《中国诗学》中译本第五章《中国人的某些观念及其思想、情感的表现方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那么，综合古今人的意见，咏史诗可简要定义为：直接裁取史传上的人物、事件作为题材而赋诗以歌咏之、叹美之、感慨之的诗歌作品。

怀古怀古与咏史这两类诗，以其基本内容都是写历史人物、事件而很接近，但又以其引发诗兴、赋为诗歌的触媒点不同而有区别。其实，唐宋之前，咏史诗与怀古诗的界线并不很严格，最早在《文选》上就表现出来了。《文选》编有“咏史”一类，其中谢瞻的《张子房诗》，李善解题曰：“沈约《宋书》曰：姚泓新立，关中乱。义熙十三年正月，公（刘裕）以舟师进讨，军顿留项城，经张良庙也。”又曰：“王俭《七志》曰：高祖（刘裕）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瞻之所造，冠于一时。”刘良解题曰：“晋末，宋高祖北伐，见张良庙毁，乃修之，并命诸人为诗。瞻时为豫章太守，遥以和此。虽是和诗，而实咏之。”案《艺文类聚》卷三六收录此诗而题作《经张子房庙诗》。诗之前半咏张良，后半颂刘裕。谢瞻虽未实际至张良庙，而其所和之原唱诸人乃经张良庙者，则原作内容，亦当如此。可见这些诗作，盖经古人遗迹——张良庙，睹物思人，引起诗兴，遂赋为诗歌。其写作材料已非直接取自史传，而是将平日沉入脑海的史学知识翻出来以为之。显然与阅读史书有感以为之的咏史诗不尽相同。然而，《文选》却将其与咏史诗收入同类，不加区别。不过，看以下诸作，怀古与咏史还是有区别的。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诗》：“遂令怀古客，挥泪独无踪。”《文苑英华》卷三零六“坟墓”类。孙万寿《和周记室游旧京》：“闻君怀古曲，同病亦涟如。”同上卷三零九“遗迹”类。杨素《出塞二首》之二：“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文苑英华》卷一九七“乐府”类。这些诗的诗题虽不标怀古，而诗中却明白说是写怀古。可见，怀古之作，必须有古代遗迹作媒介。最早在诗题中写上“怀古”一语的是陶渊明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论者谓此乃怀古之作，前首缅怀之荷丈人，后首缅怀之长沮、桀溺，皆隐居躬耕者。陶渊明撰、王孟白校笺《陶渊明诗文校笺》卷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陶渊明撰、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陶渊明撰、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惟此二诗，盖陶渊明欲为归隐躬耕而以诗追怀古人并述己志，并非以睹古人之迹而兴作者，故咏怀的成份更浓。以“怀古”命题的标准的怀古诗，在现存文学史材料中，当以李百药《郢城怀古》一诗为最早。《全唐诗》卷四三。稍后有刘希夷的《巫山怀古》、《蜀城怀古》、《洛川怀古》，同上卷八二。及陈子昂的《白帝城怀古》、《岘山怀古》。同上卷八四。案《咏史诗注析》附录《试论我国古代咏史诗》云：“以‘怀古’为题，则始见于唐代陈子昂有《白帝城怀古》、《岘山怀古》两首。”时隔十多年，作者又于一九九九年的《晋阳学刊》第五期上发表《关于咏史》一文，仍然认为：“‘怀古’字样见于标题的，则始于唐代陈子昂的《白帝城怀古》、《岘山怀古》两诗。”此说实误。即使以陈子昂与刘希夷比较，也可能是刘诗较陈诗为早。据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刘希夷生于高宗永徽二年（651），约卒于高宗调露元年（679）。

而陈子昂约于调露元年方自蜀入京游太学，途中作《岘山怀古》、《白帝城怀古》。可见，入唐以后，咏史与怀古从诗题上开始有所区别，但还不十分严格。如李涉《怀古》一诗云：“尼父未适鲁，屡屡倦迷津。徒怀教化心，纡郁不能伸。一遇知己言，万方始喧喧。至今百王则，孰不挹其源。”《全唐诗》卷四七七。一点古迹的影子都没有，纯属咏史之作。又如晚唐周昙咏史绝句一百九十五首，除前二首外，均以人名为题，编集称为《咏史诗》，而胡曾有咏史绝句一百五十首，均以地名为题，自编集亦称为《咏史诗》。再如汪遵咏史诗集称为《览古》，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七四。其中既有以地名为题者，也有以遗址为题者。看来，唐人并未刻意划分。《文苑英华》卷三零一“追述”类，其中多有咏史之作。又卷三零六、卷三零八、卷三零九所收均有怀古诗，却细分为“坟墓”、“怀古”与“遗迹”三类。又卷三二零有“祠庙”一类，亦为怀古诗。《唐文粹》卷一五有“怀古”类、“怀贤”类，后者乃咏史之作。又卷一八有“咏史”类。则北宋时也是大致区分而已。至元代，诗人方回为“怀古”释义曰：“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元方回编、李庆甲集评《瀛奎律髓汇评》卷三《怀古类》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随园诗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沈德潜在《说诗语》中说：“怀古必切时地。”《说诗语》卷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据以上诸多古人之认识及创作实践，怀古之义，可一言以蔽之，经见古人之遗迹而赋诗以缅怀古人之事迹。今人于此，大抵亦然，参见上述咏史诗所注引之数家论著。那么，综合古今人的意见，怀古诗可简要定义为：登临目睹古代旧址、古人遗迹而赋诗以追怀往事、寄兴感慨的诗歌作品。

（一）述义2

览古从古代诗歌创作实践上看，以此为题者，并非与咏史、怀古不同的另一类诗。其意有时指观览古籍，有时指游览古迹，所以，单单从诗题上看，往往不能确定所写为咏史，抑怀古？必须通读全诗，方可区分。以览古为诗题的作品，早在西晋就有了。《文选》的“咏史”类收入卢谌《览古诗》一首，吕延济解题曰：“尝览史籍，至蔺相如传，睹其志，思其人，故咏之。”这显然是咏史之作。如清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四谓：“咏史有三体：……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之，张景阳之咏二疏、卢子谅之咏蔺生是也。”亦以卢谌《览古诗》为咏史之作。“览古”之题，《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有释义曰：“诗有览古者，经古人之成败咏之是也。”这显然是指怀古诗。陈子昂有《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诗序曰：“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全唐诗》卷八三。除第一首《轩辕台》外，其余六首以人名为题，却都是怀古之作。李商隐《览古》一诗，同上卷五四零。盖览金陵之六朝遗迹而作。王士《带经堂诗话》卷四：“门人江子辰六淹贯古今……《览古诗》一卷，则康熙丁巳，适河东，行役道路之所作也。”显然为怀古诗。吴筠《览古十四首》均为览阅古书而兴发感慨的咏史之作，如其四云：“闲居览前载，恻彼商与秦。”又其五云：“吾观《采苓》什，复感《青蝇》诗。”又其十一云：“吾观太史公，可谓识道规。”同上卷八五三。孙玄晏有《览北史》三卷，杨维桢有《览古》四十二首。《宋史》卷二零八《艺文志》别集类；《杨维桢诗集•铁崖乐府》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皆为咏史之作。可见，览古一语或谓览古史，或谓览古迹。那么，以览古为题之诗，要根据具体内容定其为咏史抑怀古，不可一概而论。张浩逊《唐诗分类研究》第七章《唐代的咏史怀古诗》：“怀古诗又称览古诗或吊古诗。”案此笼统地说览古诗就是怀古诗，似有不妥。又案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一一录吴均《览古诗》曰：“尝稽真仙道，清淑众烦。秦皇及汉武，焉得游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规后乾坤。崇高与久远，万物莫能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灵根。安期反蓬莱，王母还昆仑。”再，胡大雷《文选诗研究》第七章《咏史类》四《中古咏史诗形态的发展趋势》亦谓：“从卢谌《览古》形态而来的，如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与吴均《览古》。吴均之作实为游仙”。兹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本《韵语阳秋》卷一二：“汉武好大喜功，黩武嗜杀，而乃斋戒求仙，毕生不倦，亦可谓痴绝也。李颀《王母歌》云……吴筠《览古诗》云……”乃作唐人吴筠诗。影宋本作“祛”，“万物莫能存”，影宋本作“物莫能两存”。又检《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校宋明嘉靖刊本《唐文粹》卷一四上《古调歌篇一》有道士吴筠《览古十四首》，《全唐诗》收入卷八五三，此诗即其中的第六首，文字与影宋本同。惟“焉得游其藩”下尚有二句：“情扰万机屑，位骄四海尊。”又“荒淫伐灵根”下有六句：“金膏恃延期，玉色复动魂。征战穷外域，杀伤被中原。天鉴谅难诬，神理不可谖。”又“王母还昆仑”下有二句：“异术终莫告，悲哉竟何言。”可知此诗确为唐人吴筠作，而非南朝梁人吴均诗。只是宋人葛立方在引录时有所删节而已。先生未细审而误收，胡先生仍承此误，且又误咏史为“游仙”之作。

咏古唐人有以“咏古”为题之作，如刘禹锡《咏古二首有所寄》，前首咏汉武帝陈皇后事，后首咏汉光武帝阴皇后事。《全唐诗》卷三五四。又如李涉《咏古》，盖咏姜尚助武王伐纣，君臣际会。同上卷四七七。此均为咏史诗。但“咏古”一辞，后人更多的是作为诗评术语使用。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李西涯作诗三卷，次第咏古，自谓乐府。”案李东阳有《拟古乐府》之作，据其《拟古乐府引》云：“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知此以乐府体咏史，冯氏则称为咏古。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文选•诗》之“谢宣远张子房诗”条：“从衰周说起，议论剧有根柢，自神武以下，兼叙今事，盖咏古兼应教也。”此将怀古称作咏古。沈德潜《说诗语》卷下：“咏古诗未经阐发者，宜援据本传，见微显阐幽之意。”下举王维《西施咏》、李东川《谒夷齐庙》等诗为例。此将咏史诗、怀古诗统称为咏古。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此以咏古指咏史。又卷五：“咏古诗有寄托固妙，亦须读者知其所寄托之意，而后觉其诗之佳。”下举卢雅雨《题李广庙》、自作《题邯郸庙》等诗为例，均为怀古之作。此又以咏古指怀古，张谦宜《斋诗谈》卷二《统论下》条：“咏古体，取古事，而讽谕己怀，不露声色议论为妙，然亦有用议论而妙者。”又卷五《李义山》条：“《北齐二首》，不说他甚底，罪案已定，此咏史体。”咏古体与咏史体相对而言，则以咏古谓怀古。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咏古七绝尤难，以词意既须新警，而篇终复须深情远韵，令人玩味不穷，方为上乘。”下举陈元孝《题秦记》、陈刚中《咏博浪椎》、钱谦益《读汉书》等诗为例，咏史、怀古均有，则以咏古兼指二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太白咏古诸作，各有奇思。”此显然兼指李白的咏史、怀古之类作品。综合上述资料，咏古一语或指咏史，或指怀古，或包含二者，游移不定。盖咏史、怀古二类诗作，虽有所区别，却又很接近，且有许多咏史、怀古诗并不以咏史、怀古标题。故尔，诗论家以咏古一语具有概括性而用以代称或兼称咏史、怀古之类性质相近的诗作。

此外，唐人以“古意”为题之咏史诗，亦复不少，如王绩《古意六首》、骆宾王《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祖咏《古意二首》、常建《古意三首》、贺兰进明《古意二首》、孙《古意二首》、贯休《古意九首》等即是依次见《全唐诗》卷三七、卷七七、卷一三一、卷一四四、卷一五八、卷六九四、卷八二六……《文镜秘府论》谓：“古意者，非若其古意，当何有今意；言其效古人意，斯盖未当拟古。”《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凡以此题作咏史诗，正如沈德潜评左思《咏史八首》云：“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说诗语》卷下。故此类咏史之作多为数首联章之组诗，盖以古人古事抒写己情己意，可任意挥洒，无须专注一事一意。

唐人还有以“读史”、“览史”、“感兴”、“感古”、“感怀”等为题的咏史之作，随文命题，不一而足。

（二）唐代咏史组诗概观

唐朝是古代诗歌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颠峰，与此同时，咏史组诗的创作，也进入了承前启后的繁盛期，名家辈出，众体兼备，为花团锦簇、繁星璀璨的唐诗苑增色添彩。

王绩是入唐赋写咏史组诗第一人，其《古意六首》虽未取咏史之名，却有咏史之实，乃继承左思咏史“多抒胸臆”的论体遗意，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文选•诗》，中华书局，1987年。“非呆衍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张玉《古诗赏析》卷一一《晋诗•咏史八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六首诗为五言古体，无一是专咏一人，专咏一事，特以隐喻之笔，抒愤慨之情，所叙史事，反似点缀。

以咏史为题，继承班固咏史“隐括本传”的传体遗意，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文选•诗》。赋写组诗的唐代第一人是卢照邻。其《咏史四首》为五言古体，依次咏两汉季布、郭泰、郑太、朱云等人刚正不阿的事迹及其精神，感慨地咏叹道：“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

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中之四写乐羊，之八写孔、老，之九写秦、汉，之十一写鬼谷子，之十四写殷、周，之十七写周秦汉晋兴替，之二十一写战国时秦相穰侯、范睢，之二十八写战国时楚王，之三十八写孔子，虽为咏史之什，然与他作杂陈，并非联章咏史，故可置而不论。又有《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乃怀古组诗。

自南朝宋诗人颜延之《五君咏》出，“后人多方摹拟”。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文选•诗》。唐时以此为题而赋为组诗的第一人，乃属盛唐大手笔的张说。其《五君咏五首》序云：“述志、美类、刺异、感义、哀事，颜氏之心也。拟焉。”五首皆为五言六韵近体。所咏五君——魏元忠、苏、李峤、郭元振、赵彦昭等，虽已物故，然皆是略早于张说的当代名公，迹涉政情，所咏自难臻于序语所标榜者，故而与其说是咏史组诗，毋宁谓之庙赞联章。

李华有五言古体《咏史十一首》，为唐代制作一组咏史诗而超过十首的第一人。在这十一首诗中，有专咏一人一事者，亦有泛咏多人多事者，既有隐括史传之正体，又有以史“咏怀”之变体。其中尤以第五首的咏四皓为人所重。诗曰：“秦灭汉帝兴，南山有遗老。危冠揖万乘，幸得厌征讨。当君逐鹿时，臣等已枯槁。宁知市朝变，但觉林泉好。高卧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言翁甚善，见顾何不早。咸称太子仁，重义亦尊道。侧闻骊姬事，申生不自保。暂出商山云，来趋洒扫。东宫成羽翼，楚舞伤怀抱。后代无其人，戾园满秋草。”案唐代建立迄于开元、天宝，每朝都以储君之位而发生过宫廷斗争和政变。玄宗虽得“明皇帝”之谥号，然先是于开元年间废杀太子、二王，后在天宝年间，太子李亨的皇储地位总是处在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状态下。故此诗借咏四皓出山入朝翼卫刘盈皇储地位的史事，“暗讽太子瑛、光王瑶、鄂王琚之事，可谓切妙”。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咏史》条，郭绍虞、富寿荪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但也可能为太子亨的现状而发。全诗结构严谨，叙事有方，先对四皓避乱世入山、逢治世出山、维护太子地位、避免政治动荡的行为备加赞叹，后再以汉武帝处理太子问题不慎而导致京城大乱的史实作一绾结，由正反两方面证明皇储关系着国家安危，不可处之不慎。由此而画龙点睛，揭示主题，讽喻之意，隐然可见。

太白、老杜，诗家二圣，咏史诸作，亦多佳构，然多单篇鸿制，而鲜联章组诗。李白《古风》六十首，虽有咏史多篇，如其三写秦始皇，其八写扬雄，其十写鲁仲连，其十二写严光，其十五写燕昭王，其二十九写春秋战国，其三十一写秦始皇之死兆，其三十六写卞和，其四十三写周穆王、汉武帝，其四十八写秦始皇，其五十一写殷纣、楚怀昏庸，其五十三写战国。但以此便认为“是一组咏史诗”，丘良任《论咏史诗》，见《华侨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似不确当。唐人喜咏昭君出塞之题，名篇佳什，亦复繁夥，而李白《王昭君二首》即其中的翘楚。其二云：“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诗以流光泻影的明月发端，营造出昭君一步一步踏上出塞之路而惟有故国明月相伴的凄凉意境。接着以反衬的艺术手法，写明月东升西落，尚可周而复始，昭君远嫁他乡，只能有去无回，心情之沉痛，尽在无语中。结尾点出昭君悲剧的原因，仅以无钱行贿，招此不幸，留青冢于异域，令后人徒然嗟叹！这已超出诗的题旨，具有更深刻的含意，揭示出因制度不合理，社会不公正，致使多少人才被埋没的可悲现象。至于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等名篇，乃属怀古之作。

韦应物有《汉武帝杂歌三首》，乃唐人以歌行体专咏一人事迹并赋为组诗之首创。首篇咏求仙，次篇咏奢糜，末篇咏逞威，盖亦暗寓天宝时事，讽旨宛然。

吴筠可称为赋写联章组诗及咏史组诗的双料大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仅现存作品即有《游仙二十四首》、《步虚词十首》、《览古十四首》，均为五古，又有《高士咏》五十首，则为五律。后文有专章论述。

王建以善七言小乐府著名于时，《霓裳词十首》形似宫词，而内容则专咏明皇、贵妃与《霓裳羽衣曲》之遗事。

皇甫澈《赋四相诗》序略云：“述其行事，咏其休美，庶将来君子，知圣朝之德”。所咏乃本朝名公宰臣——张柬之、钟绍京、李岘、王缙，故其词亦近似庙赞之语。

卢仝所作的《感古四首》，除末首为五、七言相杂外，均为长篇五古，虽题感古，实为咏史，盖将读史之感慨而系之于诗者。每篇首二句以感叹世事之词为叙引，后即广征史事以证实。其一云：“天生圣明君，必资忠贤臣。舜禹竭股肱，共佐尧为君。四载成地理，七政齐天文。阶下荚生，琴上南风薰。轮转夏殷周，时复犹一人。秦汉事谗巧，魏晋忘机钧。猜忌相剪灭，尔来迷恩亲。以愚保其身，不觉身沉沦。以智理其国，遂为国之贼。苟图容一身，万事良可恻。可怜万乘君，聪明受沉惑。忠良伏草莽，无因施羽翼。日月异又蚀，天地晦如墨。既亢而后求，异哉龙之德。”此诗从正反两方面举例以阐明首二句所言之理：圣明之君的事业，必有忠贤之臣的资助。三代之前，君圣臣贤，政治清明，天下升平。三代以后，君忘万钧，臣事谗巧，致使日月异象，天地晦暗，天灾由人祸而起，忠良因君愚而伏。这就是民主禅让之世与一姓专制之政的最大区别，诗人对前者大加赞颂，对后者痛加指陈。在封建社会，若此含有一定因素的反独裁、倡民主的进步观念，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元、白唱和，动辄数十韵，而于咏史一体，偶见单篇赓和，组诗则各自为之。元稹有五言律《楚歌十首》，杂咏春秋时楚国至六朝间楚地的人物、史事。其三云：“平王渐昏惑，无极转承恩。子建犹相贰，伍奢安得存。生居宫雉，死葬寝园尊。岂料奔吴士，鞭尸郢市门。”其六云：“谁恃王深宠，谁为楚上卿。包胥心独许，连夜哭秦兵。千乘徒虚尔，一夫安可轻。殷勤聘名士，莫但倚方城。”前一首咏楚君昏惑而破楚，后一首咏楚臣忠良而救楚，前后呼应，意味深长。对史实只是客观地平铺直叙，而事理却从中自然显豁：用奸人弃贤臣则国危，聘名士得忠臣则国安。警示之意，宛然而见，即君上要以史为鉴，亲贤能、杜谗言、纳忠谏，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白居易的《读史五首》为五言古体，每篇取历史上命运类似的人物以咏之，感慨以系之。如第一首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自从《史记》将屈原与贾谊合传记载，历来就以二人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典型人物，从而在宦海失意、仕途不达的时候，咏叹他们的亡灵以寄托幽愤落寞的情怀。然而，从史实的角度看，屈原可谓生不逢时，而贾谊不可亦谓生不逢时，却都怀才不遇。白居易抓住这一点，认为二人虽同为贬逐之臣，但贾谊生在被誉为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竟然不被重用，谪处长沙，比起屈原本来就生逢乱世而遭放逐，自然更为可悲。白居易以对比二人的政治命运来突出贾谊的悲剧性，显然是自伤被贬的命运。

刘禹锡、小李杜亦乃咏史大家，可与大李杜前后辉映。然亦与其相似者，单篇佳构多，联章长制寡。刘禹锡有《咏史二首》，李商隐有《北齐二首》，前者为五绝，后者为七绝，各仅二首，虽为微型联章，亦显大家风范。《北齐二首》云：“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诗的写作背景是北周攻陷北齐晋阳重镇之际，后主高纬仍然与宠妃寻欢作乐。这两首诗婉似由两个特写镜头摄成的两幅典型画面：黑夜欢愉之情与白天打猎之乐，夜以继日，恣意纵情。李商隐以讽刺的手法，幽默的语言，高度简练地勾勒出北齐后主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荒淫面目。

张祜咏史之作颇多。惟联章而咏者少。有五言律《咏史二首》，其一云：“汉代非良计，西戎世世尘。无何求善马，不算苦生民。外国雠虚结，中华愤莫伸。却教为后耻，昭帝远和亲。”诗以白描的手法，简洁的语言，概括性地写汉武帝用兵西域的目的、后果、遗患等，对耀武逞威于远裔、虚耗生民于内地的政策，予以激烈地批判。

至中、晚唐，大型咏史组诗的制作陡增，动辄联章至百十篇。赵嘏有《读史编年诗》一百一十首，均为七言律诗。胡曾有《咏史诗》一百五十首，周昙有《咏史诗》一百九十五首，孙玄晏有《六朝咏史诗》七十五首，汪遵有咏史组诗五十余首，均为七言绝句，多达十余家。后文有专章论述。

在大型咏史组诗创作繁盛的同时，小规模制作亦未少衰。皮日休《七爱诗》六首，咏叹房玄龄、杜如晦、李晟、卢鸿一、元德秀、李白、白居易等七人的勋绩伟业、精神品格。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中有多篇为咏史之作。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皆七言绝句，盖咏南北朝之史事以寄兴。

罗隐在唐末以“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旧五代史》卷二四《罗隐传》。佳作连篇，然无联章。

韩有七言律《北齐二首》，虽与李商隐《北齐二首》咏同一史事，而所用诗体不同，仍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云：“任道骄奢必败亡，且将繁盛悦嫔嫱。几千奁镜成楼柱，六十间云号殿廊。后主猎回初按乐，胡姬酒醒更新妆。罗绮堆里春风畔，年少多情一帝王。”“神器传时异至公，败亡安可怨匆匆。犯寒猎士朝频戮，告急军书夜不通。并部义旗遮日暗，邺城飞焰照天红。周朝将相还无体，宁死何须入铁笼。”在艺术表现上，此二诗不专写一时一事，而以赋体的铺陈手法，运用广角镜头来大幅度地展现北齐后主的骄奢淫逸之态。

王涣七绝《惆怅诗十二首》中多有咏史之作，而陈陶五绝《续古二十九首》亦多咏史。孙《古意二首》，乃咏屈原、段干木之事，为五言律诗。题下自注：“拟陈拾遗（子昂）。”可知是以古讽今之作。

徐夤有《蜀》、《魏》、《吴》、《两晋》、《宋二首》、《陈》等，皆以七言律体咏三国、六朝史事，当为系列之作，或许原为联章组诗。张晨《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徐（夤）诗今存咏物和咏史七律五十余题，显系一大型组诗的残篇，因其诗由后人辑集，佚失不少，今存本已编次无序，不易看清原来面目。”所疑在理。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

由以上概述，大略可窥得有唐一代咏史组诗发展变化之趋势。初、盛时期，咏史组诗均为小型制作，多以五言古体赋写，正、变二体兼备。以处于盛、中之交的吴筠为标志，咏史组诗的规模越来越大，作者越来越多，体裁亦趋于多样，至晚唐而蕴为一时风气，并以七言绝句为主要形式，影响所及，下迄五代。

（三）研究现状

自唐诗攀上古代诗歌园地的颠峰后，对其研究评价的热情和深度，可谓一代盖过一代。时至今日，唐诗评论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虽不能说是绝后，但也可说是空前。尽管如此，在这块园地里却还留有待耕垦的半荒地，这就是作为唐诗整体组成部分的大型咏史组诗的研究现状。

唐诗创作似万树花开，咏史之作犹绚丽一株。而这棵花树在评论园地里却显出独特的景象，烂开放者有之，含苞待放者有之。这是由于咏史诗的作者有高下之分，作品有良莠之别，故而研究评论名家名篇的热情历来不减，有似花朵绽开，对于小家所为组诗的兴趣始终不升，有如花蕾紧苞。

近代以来，专门研究大李杜、小李杜、刘禹锡等人咏史之作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繁不胜览，而专题评价晚唐诸家咏史组诗的论说，则不过寥寥数种，寂若晨星。

张政先生《讲史与咏史诗》一文，作于一九四一年，刊于一九四八年，是近代第一篇对晚唐咏史组诗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力作。此文洋洋洒洒数万字，包括十个部分：“一、宋人关于讲史之记载。二、早期讲史话本之特征。三、唐经进周昙咏史诗。四、胡曾咏史诗。五、汪遵、褚载及罗隐。六、孙玄晏及晚唐咏史诸家。七、宋人讲史之作。八、宋以来咏史瞥记。九、咏经子。十、结语。”前言讲到此文的写作缘起：“年来涉猎史传则常注意历代之小学制度及社会教育，深觉讲史一艺盖出于晚唐之咏史诗，初由童蒙讽诵，既而宫廷进讲，以至于走上十字街头。虽材料尚不充分，书籍亦有知而不可见者，然演化之迹不无可寻，因写为此篇”。遂围绕宋代讲史艺术及话本与晚唐咏史组诗之关系展开论述。其中的三、四、五、六部分是考证诸家咏史组诗的版本、注评、流传、佚存及其影响。尤以胡曾、周昙二家为重点，得出一些突破性的成果，也留下一些待讨论的问题。如认为胡曾《咏史诗》盛行数百年，主要表现在两种用途上：“用为训蒙课本”，“用为讲史话本”。又认为：“周昙经进《咏史诗》者，与平话之体尤相近，实可断为讲史之祖”。还通过分析胡曾《咏史诗》之陈盖注、米崇吉评，和周昙《咏史诗》的自注自评，得出结论：“平话即由咏史诗演变而来，平者诗评，话者讲语也。”案张先生将周昙自注自评称之为讲语。此谓胡曾《咏史诗》曾用作蒙学教材，及胡曾、周昙诸家咏史组诗对宋元讲史话本、明清演义小说都产生过影响，是非常符合实际的。但又以为讲史艺术及平话皆源渊于此，则为后来的宋元话本研究者所未认同。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七章第一节《讲史的起源和发展》，中华书局，1980年。八、九两部分对宋以后咏史组诗及咏经子作品进行一番梳理，“以自来学者对于此类作品多不注意”，故亦属突破性研究。此文创意颇多，然筚路蓝缕，亦难免疏失。

任半塘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撰成巨著《唐声诗》一书，在上编第九章《杂吟与声诗》部分专辟《讲史》一节，对晚唐咏史组诗与讲史之关系，亦作了论述。认为：“唐人有‘咏史诗’一体，配合说白，而成讲吟。其完备之本，今虽不传，而胡曾、周昙、孙玄晏三家之咏史诗，则仍可见其大体”。惟不同意张先生所说的“讲史一艺”中的吟唱，盖始于晚唐咏史之吟唱，而认为始于“带说带唱”的北魏《真人代歌》。还认为“晚唐咏史之诗篇虽传入后世话本，若其吟咏之法，则并未传入说话伎艺”。

陈贻先生于一九六二年的《文学评论》第六期上发表《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一文，在谈到李商隐的咏史诗对于晚唐咏史的影响时，简明扼要地论及胡曾等人的《咏史诗》。他说：“也许由于七言绝句短小精悍，运用起来方便，这类诗歌又大多采用这一体裁。较李商隐时代稍晚的胡曾就曾经用七绝写作了《咏史诗》一百五十首，周昙写作了一百九十五首，孙元晏也写作了七十五首，真是洋洋大观。这几组庞大的《咏史诗》，表现了诗人们对时政的无限关怀，也间有好的议论，但艺术性都较差。所以纪昀说：‘若但议论而乏神韵，则胡曾咏史，仅有名论矣。诗固有理足意正而不佳者。’（《北齐二首》其一后批语）他们采用七绝写作了大量的咏史诗，也可能受到李商隐的启发。然而这些作品的写法却很陈旧，不仅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没有任何创新，也未能学到李商隐的一点长处。可见大量采用某一题材进行创作，是有一定的时代共同性的。但是，要想写出好作品，在艺术上有所建树，还有赖于诗人的天才和努力。”短短数百字的评论，言简意赅，十分中肯。《求索》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刊载的《简论胡曾及其〈咏史诗〉》，是陈书良先生讨论胡曾《咏史诗》的专题论文。前半部分考胡曾生平事迹，鲜有创获。后半部分论《咏史诗》的艺术价值，多见人为拔高的痕迹。认为胡曾咏史之作，有许多是“不乏神韵而又颇具精辟的见解”，并举《乌江》、《汉宫》、《官渡》、《细腰宫》、《陈宫》、《东海》、《沙丘》等为例以明之。然而，读来读去，实在品味不出神韵何在？结语写道：“历代诗论认为自李贺以至晚唐的杜牧、温、李诸诗都是‘丽’的。而李贺为‘凄丽’，杜牧为‘俊丽’，温庭筠为‘艳丽’，李商隐为‘丽密’。胡曾能在这样的时代，不为‘丽’风所靡，如疲兵独坐高楼，黄昏吟笛，力标清易，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将本非同等艺术档次的诗人诗作拉在一起作比较，以凸显胡曾是“一位颇具特色而久被湮没的诗人”，似有不伦不类之嫌。

刘业先生的《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与明代小类书〈大千生鉴〉》，是较早较系统地研究介绍敦煌残卷所存晚唐诗人赵嘏创作的大型咏史组诗——《读史编年诗》的专题论文。《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先介绍敦煌本《读史编年诗》的来龙去脉，次录残诗三十六首，略及校订，又次与《大千生鉴》作对比研究，末则据有关史籍考诗中所写人物事迹的出处。其后，陶敏先生于一九九六的《咸宁师专学报》第十六卷第二期上发表《敦煌写本〈读史编年诗〉的内容与作者》一文，徐俊先生于二零零零年六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都对《读史编年诗》续作整理性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有张晨先生的一篇专题文章：《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咏史〉组诗与类书编纂及蒙学的关系》，由副题即可明了所论述的重点。文章首先提出命题：“诸家《咏史》组诗是一种有特色的俗文学创作，性质属于唐人自创一格的学校读物，其体式渊源应溯至初唐时期类书体制的《杂咏》的兴起；类书、蒙训教材是《咏史》组诗形成背景中两个重要因素。”然后分三部分展开讨论。此文立意颇新，亦有创见。但可能是选题很大，内容很多，却以较短的文字来论述，故对咏史组诗与类书和蒙学的因果关系，似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不得要领。如谓大型组诗受类书影响，确为事实，但又谓大型咏史组诗直接导源于用类书体制写作的《杂咏》，则未必是。文中有些提法似亦欠妥，或欠实事求是的态度。如谓咏史组诗是一种“俗文学创作”，好像是说咏史组诗的创作，以其具有语言通俗、构思简单的特点，就笼统地称为俗文学。若依次类推，在晚唐其他题材的诗歌作品中，有此特点的不少，岂非亦成为俗文学创作？又谓这种“俗文学创作，性质属于唐人自创一格的学校读物”。有以偏概全之嫌，是不是“学校读物”，要做具体分析。赵嘏《读史编年诗》、胡曾《咏史诗》等确为学校读物，然如吴筠《高士咏》五十首、《览古十四首》，岂亦学校读物？又谓周昙《咏史诗》“当为官学教材”，与周昙在《吟叙》、《闲吟》二首诗中明确表达的创作目的大相径庭。还强调地提出：“另有一点人未注意的是，《咏史》组诗似并不以‘百篇’为定制”。不知古今何人曾提出过咏史组诗要以百篇为定制，而如此郑重其事地予以否定？又在论文摘要中说：“文中又提出敦煌本《编年诗》是赵嘏所作，为唐诗辑佚提供了新见。”正文中又说《读史编年诗》“的归属长期未得确定”。案此文的尾注（22）已引刘业先生《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与明代小类书〈大千生鉴〉》一文，而刘文已据有关史料证明《读史编年诗》为赵嘏所撰。而且，《江海学刊》一九八九年第六期有谢巍撰《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作者佚名考及其他》一文，专门探讨《读史编年诗》的作者问题，征引大量史料，考定为赵嘏作。

一九九九年，张浩逊先生所撰《唐诗分类研究》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第七章《唐代咏史怀古诗》第三节《剪裁千古献当今：唐末四个“专职”咏史诗人》，专门论述胡曾、汪遵、周昙、孙玄晏四人的咏史诗。谓此四人为“专职”咏史诗人，似属调侃。其实，胡曾还有《安定集》十卷，不是仅能咏史者，孙玄晏曾任中书舍人，显为唐末才俊之士，故其作品肯定不会限于咏史，后文均有专章考论。文中对他们咏史之作的评价是：“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艺术上较为粗糙，平直寡味，兴寄不深。”又对他们的影响有个概括性描述：“尽管他们四人的咏史诗难以列入唐代咏史诗的上乘，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开创了专以七言绝句大量写作咏史诗并结为专集的诗坛新风。这股风气影响所及，直贯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因此，从咏史诗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他们四人的功绩未容忽视”。所论比较中肯。

另外，许总《唐诗史》第六编第三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雷恩海《中晚唐咏史诗述论》一文，吴兆路、金伯昀主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虽都论及晚唐咏史组诗，但仅一笔带过，未能深入。

詹石窗《道教文学史》第二编第一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三章，中华书局，1995年。均辟有专节论述吴筠《高士咏》及《览古十四首》。

莫砺锋先生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二零零零年第四期的《论晚唐的咏史组诗》一文，是继张政先生之后，研究晚唐咏史组诗的又一篇力作。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追述咏史诗由班固创始至晚唐间的发展过程。第二部分简述胡曾、汪遵、周昙、孙玄晏等人的咏史诗集在历史上的著录及流传情况。第三部分叙述今传四家咏史诗集的编次方法和命题方式，从中抽绎出结论：“晚唐的这些咏史组诗大多缺乏随机性和创作冲动，基本上不具有咏怀诗的性质，表现出与咏史诗传统写法的疏离。”第四部分所论，则是此文重点，以胡曾咏史绝句为例，间与他人咏史绝句作比较，分析大规模地写作咏史组诗对艺术水准所产生的影响：“首先，由于是大规模的组诗，构思方式难免雷同，甚至形成了一些套式”。于是从胡曾《咏史诗》中分类析出四种套式。“其次，由于是大规模的组诗，就不大可能精益求精地惨淡经营，再加上胡曾等人才力有限，其咏史诗即使摆脱了上述套式，也仍然缺乏精警的见解和深厚的韵味，从而在艺术上没有独创性”。以胡诗与咏史高手李商隐、杜牧的同题材作品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二者的“艺术水准相去甚远”。第五部分仍以胡曾咏史绝句为例，阐述其诗艺术水准虽低，却又相当流行并对通俗小说家产生影响的原因。文末有一段总评性质的文字，准确而中肯地指出晚唐咏史组诗在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及应该研究其价值所在的方面：“如果我们把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也作为评判其价值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晚唐咏史组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应该得到全面的审视。就诗歌自身的艺术水准而言，它们当然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由于它们通俗易懂，所以流传很广，并通过通俗文学的途径而获得了进一步的传播。它们所拥有的读者群反而比杜牧、李商隐更为众多。也就是说，晚唐咏史组诗在雅文学范畴内艺术价值的欠缺通过向俗文学的转化而得到了补救，所以它们仍是值得重视的文学史现象。”

唐宋时期，尚有为胡曾《咏史诗》作注评者，代表着古代研究大型咏史组诗的一个方面。近代以来，鲜有做此种性质的研究工作，惟陈贻先生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对胡曾、周昙、汪遵、孙玄晏等人的咏史组诗有简注，尽管差强人意，毕竟开了好头，还是值得肯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以选本形式注评、赏析古代咏史诗的著作渐多，其中都会入选几首大型咏史组诗中的作品。羊春秋、何严《历代论史绝句选》，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降大任、张仁健《咏史诗注析》，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陈健根《咏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黄益庸《历代咏史诗》，大众文艺出版社二零零零年出版。杜立《历朝咏史怀古诗》，华夏出版社二零零零年出版。尽管这些都是普及性质的读本，谈不上学术性，但对广大读者从中了解唐代咏史组诗，还是起作用的。

（四）本书旨趣

唐代大型咏史组诗是唐诗研究的薄弱一环，本书即为此而作，以期对更深入地探讨、更全面地评价唐诗而小有所补。

唐代大型咏史组诗之所以成为唐诗评论中的薄弱环节，在于其自身有着先天性的缺陷，即此类作品大多缺乏艺术魅力、美学价值，不足引起人们的欣赏兴趣和研究热情。但是，它毕竟是唐诗整体组成部分之一，否则，犹如峰顶之上有缺角，百花之丛少绿叶，有美中不足之感。且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些咏史组诗在一定的时期内也曾登台亮相，且擅胜场，影响所及，千百有年。那么，从这方面进行开掘，以弥补其先天不足，也未尝不是件益事。

张政先生说：“咏史就教育儿童论亦有其优点，易解易习，词句简单而不迫促，可以学史事诗笔议论，故数百年间沿袭不替”。《讲史与咏史诗》八《宋以来咏史瞥记》，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赵嘏《读史编年诗》、胡曾《咏史诗》等大型咏史组诗均为训蒙之作，前者失败，后者成功。那么，从编撰蒙学教材的角度对其创作成败加以研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古为今用，意义非浅。

胡曾《咏史诗》、周昙《咏史诗》、汪遵咏史组诗等，曾被宋元讲史话本、明清演义小说所引用，且引用的数量、频率远远大于引用杜甫、李商隐、杜牧等名家的咏史诗。可见，这些咏史组诗对古代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故有必要结合古代小说史来研究咏史组诗的创作及其价值。同时，可从引用咏史组诗的情况来探讨历史小说的创作历程，作者的创作能力等。

唐诗分初、盛、中、晚，各期诗风有别，而大型咏史组诗陡增于晚唐时期，盖一时风气所致。因此，通过研究唐代咏史组诗，既可全面地摸清这一时期的诗坛动向、创作风气，也能系统地了解有唐一代诗歌的发展规律、演变轨迹。

本书以考与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考证部分，主要是考作者的生平事迹，作品的板本流传，以及至今的存佚情况。生平事迹的考证，能简则简。凡史料记述明确无误，今人考证已成定论，不再涉及，以免词费。凡史料记述仍存疑窦，今人论证未衷一是，援据史文，略抒己见，盖拾遗补缺而已。诗集板本、作品存佚之考证，能详则详。无论古人之叙录，抑或今人之研究，纤细必及，力求全面，不惮词费。无奈为条件及资料所限者，则俟之他日补作。

论说部分，主要是论创作水平，艺术价值，思想内容，影响所及。各家诗作的质与量有异，故论说亦有详简之别，不求笔墨均摊。

本书仅以大型咏史组诗为研究对象，其他暂不论及。何谓大型咏史组诗，古今并无标准可依。本书姑以吴筠《高士咏》为划分基点，将五十首以上的联章之作定为大型咏史组诗的标准，且只计诗篇之数，不论诗作之体。

二、吴筠《高士咏》、《览古十四首》考论

（一）事行正误

吴筠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权德舆《中岳宗玄先生吴尊师集序》。《全唐文》卷四八九。今人在此基础上又有考补之功。《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吴筠传》及补正卷一《吴筠传》。惟史传所载，颇有异同，今人所考，亦未全是，兹略辨数事如次。《旧书》本传云：“乃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之法，苦心钻仰，乃尽通其术。”《新书》本传云：“天宝初，召至京师，请隶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师正，究其术。”据此，今人多以为“他大约于唐高宗年间由上清派传人潘师正度为道士”，“师事潘师正，传上清经法”。或以为“入嵩山从潘师正为道士”。《宗教词典•吴筠》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案《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潘］师正以永淳元年卒，时年九十八。”知潘师正早在高宗永淳元年即已去世，至天宝初，已逾六十余年，吴筠岂能直接师从潘师正？据《吴尊师集序》：“天宝初，玄鹤版，徵至京师，用希夷启沃，合元圣，请度为道士，宅于嵩丘，乃就冯尊师齐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贞白陶君以此道授升玄王君，王君授体玄潘君，潘君授冯君。案贞白陶君即陶弘景，谥号贞白先生，见《梁书》卷五一《处士传》；升玄王君谥号升玄先生；体玄潘君即潘师正，谥号体玄先生，均见《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自陶君至于先生，凡五代矣。”可见吴筠师从道士冯齐整，乃潘师正之徒孙，而非入室弟子。如此，方合于时，无悖于理。《集序》云：“［天宝］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寻又诏居翰林。明皇在宥天下，顺风所向，乃献《玄纲》三篇，优诏嘉纳。志在遐举，累章乞还，以禽鱼自况，薮泽为乐。得请未几，盗泉污于三川，羽衣虚舟，泛然东下，匡庐……”既云得请还山无多时而安史之乱即起，而天宝十四载十月，安史叛军发幽州，很快于十一月攻陷东都洛阳，可知得请还山乃在天宝十四载秋。《酬叶县刘明府避地庐山言怀诒郑录昆季苟尊师兼见赠之》诗曰：“明哲良罕遇，遇君辄思齐。挺生著天爵，自可析人。河洛初沸腾，方期扫虹霓。时命竟未合，安能亲鼓鼙。从此罢飞凫，投簪辞割鸡。驱车适南土，忠孝两不睽。庐岳镇江介，于焉惬林。……”《全唐诗》卷八五三。此诗尚未言及玄宗播迁，西京沦陷，则当作于天宝十五载七月之前。案天宝十五载六月，唐军溃败，潼关失守，七月，玄宗出逃，长安易手。吴筠《简寂先生陆君碑》云：“天宝末，筠与友人荀太象避地兹境（庐山），敬先生之洞府，慕先生之高风，感世祀之绵远，慨铭志之湮灭，乃与道士吴太清、宋冲虚询谋佥同，建此贞石。其词曰……大唐上元二年岁次辛丑九月十三日，中岳道士翰林供奉吴筠撰。”既云天宝末年因避安史之乱而居庐山，则其迁至庐山当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至十五载七月之间。案天宝十五载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又此文作于肃宗上元二年，去天宝末仅数年，所记之事，不致有误。两《唐书》本传所载天宝末年吴筠之事行，大是淆乱，不尽可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吴筠传》笺文曰：“《简寂先生陆君碑》（《全唐文》卷九二六），称陆先生于高宗时卒于庐山”。案《校笺》一书体例，凡遇唐代皇帝，其庙号前概不冠朝代名，是知所谓“高宗”者，当指唐高宗。然而，据碑文云：“先生姓陆，讳修静，吴兴东迁人也。代为著姓，旧史详之。……元嘉末，因市药京邑，文皇帝闻之，使大臣宣旨固请，先生确乎不拔。遽有太初之难，或推独见之明。遂拂衣南游，遐讨绝境，志悦庐岳，乃卜其阳。……属世宗明帝……素钦先生之风，乃备徵求之礼，至于再，至于三。先生秉操逾坚，因辞以疾。天子侧席意厚，理无推谢，遂恭承诏命，降迹城阙。……元徽五年春正月，谓门人曰：‘吾将还旧山，可饰装整驾。’弟子佥怪诏命未许，而有斯言？至三月二日，乃偃然解化，肤色晖烁，目瞳朗映，但闻清香，惟不息而已。化后三日，庐山诸徒咸见先生霓旌纷然，还止旧宇。斯须，不知所在，相与惊而异之。顾命盛以布囊，折所在崖谷。门人不忍，遂奉还庐山。……诏以先生之居为简寂观，谥曰简寂先生。”案文皇帝指南朝宋文帝，元嘉为其年号；世宗明帝指南朝宋明帝，庙号太宗，此云世宗，盖误记；《宋书》卷八《明帝纪》。元徽乃南朝宋后废帝年号。由此可见简寂先生陆修静者，乃南朝宋时道士，修道庐山，卒于建康。何来唐高宗时卒于庐山之谓？

（二）出世高蹈的赞歌

吴筠《高士咏》五十首，是现存唐代诗歌资料中最早的一组大型咏史组诗，均为五言律体，赞颂被道家及道教拉入自己队伍中的高蹈隐士。观《高士咏》之规模，适为一卷，观自序之言，编次整饬，有为而作，盖赋写之始，似即意欲单行。况且，吴筠的诗歌在当时“每制一篇，人皆传写”。《旧唐书》卷一九二《吴筠传》。而像《高士咏》这么庞大的一组咏史诗，少不了影响力。案《崇文总目》卷五别集类著录：“《咏高士诗》一卷，诸家书目并不著撰人。”此或为吴筠《高士咏》之易名单行本而偶失姓氏者欤？《高士咏》有一篇自序，讲明赋此组诗之缘起、用意及编次。序云：“《易》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盖出而语者，所以佐时致理，处而默者，所以居静镇躁，故虽无言，亦几于利物，岂独善其身而已哉？夫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所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者也。夫好同恶异，人之常情。予自弱年，窃尚真隐，远览先达，实怡我心，虽不见古人，而余风可仰，是则是效，其唯嘉遁之士乎？故企慕之不足，则师友之，师友之不足，则咏歌之。聊乐我员，于是乎在。昔玄晏先生皇甫谧因其所美而著《高士传》，梁伯鸾有《高士颂》，愚今有《高士咏》，亦各一时之志耳。太初渺邈，难得而详，洪崖之流，无迹可纪，故始于混元皇帝，终于陶徵君。举其绝伦，明其标的，为五十首，以吟讽其德音焉。”从序中可以看出，吴筠毕竟是由儒入道者，未能彻底忘怀世事，故云入世者固然是“佐时致理”，而出世者亦为“利物”，并非“独善其身”。二者行事处世的方式有别，而有益于大唐统治的着眼点无异，“所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者也。”既然如此，隐与不隐，仕与不仕，目的一致，均可为之，然又何以大赞特赞那些始终隐居或先仕后隐的所谓高蹈之士呢？此当有深意在焉。《高士咏》之八《南华真人》，之九《冲虚真人》，之十《洞灵真人》，之十一《通玄真人》，盖咏庄子、列子、庚桑子、文子。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天宝元年二月，“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可知这一组诗作于天宝年间。而此时的玄宗，崇奉道家已至狂热，天下趋炎之士，纷纷入道观为道士，入名山为山人，假于隐居，博取盛誉。此即《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序》所讥刺者：“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矣。”而吴筠曾被玄宗召至长安，待诏翰林，“筠每开陈，皆名教世务，以微言讽天子，天子重之。”《新唐书》卷一九六《吴筠传》。那么，对于假隐士之充斥天下，不仅有损修真之清誉，且将扰乱国家治理，污染社会风气，吴筠自然也不会漠然视之，于是裁取历史上及传说中的淡薄名利之士的事迹，赋诗“以吟讽其德音”，批评时下弊习，而伸“一时之志”。

这五十首诗所刻画的高士形象，有着几种类型，从多层次多角度予以歌颂。如《段干木》一诗云：“干木布衣者，守道杜衡门。德光义且富，肯易王侯尊。魏主钦其贤，轼庐情亦敦。秦兵遂不举，高卧为国藩。”段干木以其“不移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高士传》卷中《段干木》。而使得秦国敬畏，不敢犯魏，成为国家屏障。由此反衬出高居庙堂的利禄之徒，托庇一介布衣的尴尬相，讽意宛然。又如《颜》一诗云：“高哉彼颜，逸气陵齐宣。道遵义不屈，士重王来前。荣禄安可诱，保和从自然。放情任所尚，长揖归山泉。”齐宣王接见颜时，命他靠近自己，而颜也大声让宣王靠近自己，惹得宣王不高兴。颜说：若我靠近您，是趋势利，若您靠近我，是趋贤士。君王欲治理国家，需奖拔人才，而礼贤下士就很重要。不仅使宣王领教了一番治国的大道理，还使他高兴地表示要做颜的学生。宣王要给颜以富贵，而他坚辞不受。《战国策》卷一一《齐策四》。诗中主要通过描写颜傲视宣王的场面，生动地塑造出一位不被权势所屈、不为利禄所诱的高士形象。在吴筠笔下，这一类型的隐居者都是崇尚气节、淡于利禄、甘愿清贫的高洁之士。而那些在当代“退无肥遁之贞，进乏济时之具”的假隐之徒，《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序》。则由此而显出原形。

咏史之作，诗人往往会借古人以自况。吴筠也从历代高士的人物长廊中选取与自己面目近似者而图其形，写其神，在所描绘的高士相貌中，渗透有自己的神情。《郭文举》一诗云：“郭生在童稚，已得方外心。绝迹遗世务，栖真入长林。元和感异类，猛兽怀德音。不忆固无情，斯言微且深。”又《陶徵君》一诗云：“吾重陶渊明，达生知止足。怡情在樽酒，此外无所欲。彭泽非我荣，折腰信为辱。归来北窗下，复采东篱菊。”这两首诗的字里行间，不就隐伏着吴筠的身影吗？据权德舆《中岳宗玄先生吴尊师集序》云：“生十五年，笃志于道，与同术者隐于南阳倚帝山，闳览先古，遐蹈物表，芝耕云卧，声利不入。”又《高士咏》自序云：“予自弱年，窃尚真隐，远览先达，实怡我心。”岂非似郭文举之童年“已得方外心”。再据《旧唐书》卷一九二《吴筠传》云：“骠骑高力士素奉佛，尝短筠于上前，筠不悦，乃求还山。”高力士为天宝年间炙手可热的人物，吴筠与其不相得而求归隐，岂非陶渊明之“彭泽非我荣，折腰信为辱”。东晋隐士郭文举被贵臣王导请至府上多年，待为上宾，终究辞荣而去。陶渊明不愿为迎逢上官而折腰，终至弃官归隐。在刻划此类不慕荣华、不屈志节的高士形象时，吴筠对自己的情志当有所寄寓，对自己的遭遇亦有所寄慨。

还有历史上一些不为帝王屈节的高士，也是吴筠咏叹赞赏的对象。《严子陵》云：“汉皇敦故友，物色访严生。三聘迨深泽，一来遇帝庭。紫宸同御寝，玄象验客星。禄位终不屈，云山乐躬耕。”东汉初人严光，字子陵，与光武帝为少时同学。光武帝取得皇位后，严光不但未去趋附，还隐姓埋名躲起来。后为光武帝多方寻访而找到，请至京城叙旧，并欲任命官职，严光坚辞而去。又《韩康》云：“伯休抱遐心，隐括自为美。卖药不二价，有名反深耻。安能受玄，秉愿终素履。逃遁从所尚，萧萧绝尘轨。”东汉末人韩康，字伯休，隐居避名，采药于山，卖药于市，口无二价。后为汉桓帝厚礼征聘，而于途中又逃去。歌颂这一类型的高士，吴筠只通过隐括他们不慕荣利、自甘贫贱的事迹，无需刻划，其高风亮节的品格及形象就自然地表现出来，而那些奔竞之徒，趋炎之辈，也无需提及，就给予了很深的针砭。

吴筠歌颂的高士，不只限于历史人物，也有传说人物，乃至神仙人物。而在塑造此类人物形象时，特别注意取材，抓住能够表现个性特征的典型细节，进行艺术加工和发挥。如《冲虚真人》：“冲虚冥至理，体道自玄通。不受子阳禄，但饮壶丘宗。泠然竟何依，挠挑游大空。未知风乘我，为是我乘风。”又如《洞灵真人》：“亢仓致虚极，潜迹依远岫。智去愚独留，日亏岁方就。乡人谋尸祝，不欲闻俎豆。尚贤非至理，尧舜固为陋。”在咏列子的前一首诗中，就是裁取不受禄与游大空这两个具有典型性的素材，艺术地表现出列子的个性。据《高士传》卷中《列御寇》：“列御寇者，郑人也，隐居不仕。郑穆公时，子阳为相，专任刑法。列御寇乃绝迹穷巷，面有饥色。或告子阳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子阳闻而悟，使官载粟数十乘而与之。御寇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之。”又《庄子内篇•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对于这两处材料，吴筠巧妙地剪裁拼接，天衣无缝，完整地贯穿着体道通玄的主题思想，展现出主人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思想境界。末联又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巧借庄周梦蝶的表达形式，使列子的乘风而行产生一种朦胧美的艺术效果。在后一首咏庚桑楚的诗中，吴筠仍用同一手法来刻划形象。据《庄子杂篇•庚桑楚》、《高士传》卷上《庚桑楚》记载，庚桑楚是老子的弟子，通晓老子致虚守一之法。他居住畏垒山时，“知者去之”，“仁者远之”，而独留愚者、丑者相处。居住三年，畏垒大丰。于是，“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而庚桑子很不高兴地说：“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我其杓之人邪？”他认为被人所效法，就是违背道。遂以尧舜为例，尖锐地指出：尊贤授能，在尧舜而以之为然，可正由于此，“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在这里，吴筠以彻头彻尾的道家弟子面孔出现，巧妙捏合最能表现庚桑楚道家思想的典型性素材，挖掘绝圣去智的深奥意义，用形象化的语言，将庚桑楚既描写成体现道家修身养性的楷模，又塑造成表现道家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化身。

吴筠在《高士咏》中，还从甘心原始纯朴生活而唾弃荣华富贵这种人生观的角度塑造高士形象。如《许先生》一诗通过提炼“弃瓢”、“洗耳”两个故事情节，歌咏远离尘世烦扰的隐士许由。又如《樊先生》一诗歌咏巢父，仅由一个小事件，即许由闻尧让位于己而洗耳于颍水，巢父怕其牛饮颍水污口而远走上游，塑造出一位纤尘不染的隐士形象。同时，还用世之常情作对比陪衬：“大名贤所尚，宝位圣所珍”，从而更突显出二人的高蹈情操，不无微讽当世之意。

从以上的举例分析可以看出，《高士咏》五十首，以隐居明道、居静镇躁为主题思想，而在众多高士的描写中，既表现艺术群像的共性，又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塑造人各一面的鲜明个性，避免了形象的类型化。

（三）全身远害的诫语

权德舆在《集序》中评价吴筠诗作时说：“属词之中，尤工比兴。观其自古王化诗与《大雅吟》、《步虚词》、《游仙》、杂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万象，用冥环枢，稽性命之纪，达人事之变，大率以啬神挫锐为本。”这就是说，吴筠的诗歌充满着浓厚的道家及道教色彩，从传世作品看，确非虚语。《步虚词》、《游仙》诗自不待言。观上一节所论《高士咏》，虽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引述《周易•系辞上》之文，《论语•季氏章》之言，颇有立足道家，贯通儒家之意，而整部作品反映的主题思想正是道为本、儒为用。那么，《览古十四首》的主旨就是道家色彩鲜明的全身远害之说。将此学说贯穿于诗歌创作的目的，即所谓“遐想理古，以哀世道”。则《览古十四首》亦存讽世微义，是将历史记载上的经验与现实生活中的体验艺术地融合为一。《览古十四首》与《高士咏》在内容表现上都有以一贯之的主导思想，但在表现形式上则大为不同，前者为五古，后者为五律，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基本上是一人一咏，前者则随意性较大，有一人一咏，有多人一咏，有纵写千年，有只写一时。

第一、二首可视为序诗，全面否定儒、墨二家创始者积极入世的行为及其学说，以下各诗则以史实证明全身远害的明智。先观第一首诗所写：

圣人重周济，明道欲救时。

孔席不暇暖，墨突何尝缁。

兴言振颓纲，将以有所维。

君臣恣淫惑，风俗日凋衰。

三代业遽陨，七雄遂交驰。

庶物坠涂炭，区中若棼丝。

秦皇燎儒术，方册靡孑遗。

大汉历五叶，斯文复崇推。

乃验经籍道，与世同屯夷。

弛张固天意，设教安能持。

儒家始创人孔子周游天下，积极救世，终究无济于事。记载儒家治国学说的经典，也随社会的变迁而兴废不定。最后二句点出主题，人世的兴衰治乱，乃在天意，儒家的人为设教，徒劳无益。于是在以下各诗中举出一系列历史名人，如比干、关龙逢、箕子、太子申生、伍子胥、文种、苏秦、屈原、李斯、韩非、贾谊、司马谈、郦食其、晁错、周勃、主父偃、司马相如、戾太子、京房、龚胜、陈蕃、张华，或以直得罪，或以功招祸，或以贵遭谗，或以智损身，好似一长串不幸命运的咏叹调，一长幅人生悲剧的图画卷，咏之使人心碎，观之使人泪下，因为他们不“忌盈满”，不“明知止”，不“尚保躬”，便是“戚戚咸自贻”。“所残必忠良，所宝必凶”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全身远害的重要性，若范蠡之“扁舟无还期”，如知足之“二疏返海滨，蒋诩归林园”，“可谓达养蒙”，“萧洒去物累”，故无所害。否则，就请看第九首诗所写：

晁错抱远策，为君纳良规。

削彼诸侯权，永用得所宜。

奸臣负旧隙，乘衅谋相危。

世主竟不辨，身戮宗且夷。

汉景称钦明，滥罚犹如斯。

比干与龙逢，残害何足悲。

全诗十二句，四句为一层。前四句叙写晁错议削诸侯封地，既是忠君之举，更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安邦良策。中间四句叙写奸臣挟旧怨而乘新危以害晁错，汉景帝也竟然不辨忠奸而冤杀忠良。后四句叙写受人尊敬的贤明之主汉景帝尚且如此冤杀滥罚，那么，像比干、关龙逢之类的直臣被残暴之君杀害，也就不足为怪，理所当然。这种连类相比的写法，由此及彼的推论，具有深化主题的艺术效果，使读者的视线更开阔，思绪更延伸，可领悟出晁错的悲剧是带有历史规律性的。而这种悲剧，是否也在大唐发生呢？写这一组诗时尚未发生，但在天宝年间，军事上的尾大不掉之势，政治上的内外倾辄之事，唐玄宗对此却漠然置之，《旧唐书》卷二零零上《安禄山传》：“人言［安禄山］反者，玄宗必大怒，缚送与之。”《新唐书》卷一三三《王忠嗣传》：“安禄山城雄武，扼飞狐塞，谋乱，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见禄山而还。数上言禄山且乱。”《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皇太子及宰相屡言禄山反，帝不信。”故而日见严重。长此以往，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以“圣人尚知几”自诩的吴筠，当然是心知肚明，《旧唐书》卷一九二《吴筠传》：“禄山将乱，求还茅山，许之。既而中原大乱。”则此诗不无针砭时局的深微寓意。

经过一番深刻的历史反思之后，吴筠在最末一首诗中对儒家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神明说予以批判：“圣人垂大训，奥义不苟设。天道殃顽凶，神明佑懿哲。斯言犹影响，安得复回穴。鲧瞍诞英睿，唐虞育昏孽。盗跖何延期，颜生乃短折。鲁隐全克让，祸机遂潜结。楚穆肆巨逆，福柄奚赫烈。田常弑其主，祚国久罔缺。管仲存霸功，世祖成诡说。汉氏方版荡，群阉恣邪谲。謇謇陈蕃徒，孜孜抗忠节。誓期区宇静，爰使凶丑绝。谋协事靡从，俄而反诛灭。古来若兹类，纷扰难尽列。道遐理微茫，谁为我昭晰。吾将询上帝，寥廓讵跻彻。已矣勿用言，忘怀庶自悦。”儒家学说，言之凿凿，却与历史实际不但不符，竟然相反：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在一长串史实面前，既不能自圆其说，还复何言？不过，尽管道遐理微，但还是不死心，欲问上帝，弄个究竟，却又答不上腔。最后就只有道家的一套管用，“忘怀庶自悦”，无所膺怀，自可了事。是对历史的彻悟，还是对现实的无奈？大可深思。

三、赵嘏《读史编年诗》考论

（一）生卒再考

赵嘏的生卒年，迄今有三说。一，闻一多先生谓赵嘏生年为公元八一五（宪宗元和十年），卒年不详。《闻一多全集》第四册《唐诗大系》，三联书店，1982年。二，谭优学先生谓约生于元和元年（八零六），约卒于宣宗大中六年（八五二），卒年约四十七。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赵嘏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三，吴在庆先生谓约生于元和元年，约卒于大中八年，卒年约四十九。傅璇琮主编、吴在庆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大中八年条，辽海出版社，1998年。据《唐才子传》卷七《赵嘏传》，谓赵嘏卒时“方四十余”，若依据闻一多先生所说，赵嘏生于元和十年，则其卒时当在大中末年，约四十三至四十六岁。

赵嘏有一首《别牛郎中门馆》诗，而此诗作于何时，乃考定其卒年的关键所在。诗曰：“整襟收泪别朱门，自料难酬顾念恩。招得片魂骑匹马，西风斜日入秋原。”《全唐诗》卷五五零。论者均认为题中的“牛郎中”是指宰相牛僧孺之子牛蔚。谭优学《赵嘏诗注》，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6378A条，陈贻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五四三《赵嘏》二。观“朱门”一语，当无可疑。不过，据现存唐代文献及石刻资料，于大中一朝任尚书省郎中之职的牛姓人，除过牛蔚之外，还有其弟牛。不过，牛为郎中已是大中、咸通之交，可排除在外。《旧唐书》卷一七二《牛传》云：“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出佐使府，历践台省。”《新唐书》卷一七四《牛传》云：“第进士，繇藩帅幕府任补阙，数言事。……以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据《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八年二月条载：“中书门下奏，拾遗、补阙缺员，请更增补。上曰：‘谏官要在举职，不必人多，如张道符、牛、赵辈数人，使朕日闻所不闻足矣。’，僧孺之子也。”知大中八年二月前，牛已任右补阙。又据《旧唐书》卷一七六《魏谟传》云：“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给事中卢眈、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右补阙卢告、膳部员外郎牛，皆颁赐锦、银器，序迁职秩。”《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云：大中八年三月，“宰相监修国史魏谟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上之，修史官……颁赐银器、锦有差。”知在大中八年三月，牛已迁任膳部员外郎。再据《淳熙严州图经》卷一《题名》：“牛，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日，自司勋员外郎拜［睦州刺史］。”知在大中十二年十一月之前，牛已任司勋员外郎，之后，出任睦州刺史。复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七《司勋郎中》、卷十一《户部郎中》著录考订，知牛由司勋郎中转任为户部郎中，而任户部郎中是在懿宗咸通三年二月继崔刍言之后，则其任司勋郎中当在大中十四年前后（案大中十四年十一月改元咸通）。综合观之，牛虽于大中末年也曾为郎中，但已到了大中、咸通之交，故赵嘏诗中的“牛郎中”指牛的可能性很小。故考清牛蔚任郎中的时间，即约略可知赵嘏的卒年。《旧唐书》卷一七三《牛蔚传》云：“大中初，为右补阙，屡陈章疏，指斥时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风，差慰人意。’寻改司门员外郎，出为金州刺史，入拜礼、吏二郎中。以祀事准礼，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权越职者，蔚奏正之，为时权所忌，左授国子博士，分司东都。逾月，权臣罢免，复征为吏部郎中”。《新唐书》卷一七四《牛蔚传》云：“繇监察御史为右补阙。”案，牛蔚于大中二年十月其父牛僧孺卒时任监察御史，《全唐文》卷七五五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此后，丁忧三年，则其任右补阙之职当在大中五年，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二。而改任司门员外郎当在大中七年前后。据郁贤皓先生所考，牛蔚为金州刺史在大中时中期，《唐刺史考全编》卷二零三《金州》，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则其由司门员外郎出任金州刺史当在大中九年前后。又据岑仲勉先生考证：“牛蔚为礼中殆在宣宗末。”《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一九）《礼部郎中》。再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及《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吏部郎中牛蔚之前一人是皇甫。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三《吏部郎中》；岑仲勉《金石论丛》十五《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案，杜牧有《皇甫除右司员外郎郑除侍御史内供奉等制》，《全唐文》卷七四八。而考杜牧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是在大中六年，《全唐文》卷七五四杜牧《自撰墓铭》；缪钺《杜牧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可知制文作于此时无疑，则皇甫被任命为右司员外郎当是大中六年间事。此后又任吏部员外郎，再任吏部郎中。《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四《吏部员外郎》、卷三《吏部郎中》。则其任吏部郎中应在大中十一年前后。而据上文，牛蔚任礼部郎中在大中十一年前后，此后继皇甫为吏部郎中，应在大中十三年前后。据上所引《旧唐书》本传，牛蔚曾被“时权”由吏部郎中位上排挤出去，随后又以“权臣”之罢而复任吏部郎中。而宣宗一朝能称得上“时权”、“权臣”者，惟令狐一人。令狐本人就曾自谓：“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二年十月条。五代宋初人孙光宪说：“宣宗时，相国令狐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己。”《北梦琐言》卷二。屡屡排挤大臣贤士。《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一年二月条，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北梦琐言》卷一。由此可见其在大中时为权臣之一般。至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令狐罢相，出任河中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传》，《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条。可知牛蔚被令狐“所忌”而由吏部郎中“左授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即在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之前。进而可知牛蔚于大中十三年为吏部郎中，正与皇甫之任吏部郎中在时间上先后吻合。综合以上所考，可以断定，牛蔚任礼部郎中、吏部郎中是在大中十一至十三年之间。案，“复征为吏部郎中”的时间不计，盖以其时已入懿宗咸通年。由此也可以断定，《别牛郎中门馆》一诗即作于这个时间内。赵嘏卒于大中年间，古今无异词。《唐诗纪事》卷五六“赵嘏”条，《唐才子传校笺》卷七《赵嘏传》。大中十四年十一月已改元咸通。那么，赵嘏去世时才四十余岁，若由大中十一、十二年（八五七、八五八）上推至元和元年（八零六），已过五十多岁了；若上推至元和十年，则为四十三、四十四岁，与《唐才子传》所言正合。另外，赵嘏于武宗会昌四年（八四四）登进士第，《郡斋读书志》卷四别集类上“渭南集”条，《登科记考》卷二二会昌四年条。由元和十年至此时，已是三十岁左右了，于情于理，亦无格。《剧谈录》卷一《宣宗夜召翰林学士》条记载：“［令狐］尝自郊坛回，渭南尉赵嘏上诗云：‘鹗在卿云冰在壶，代天材业奉谟。荣同伊陟传朱户，秀比王商入画图。昨夜星辰回剑履，前年风月满江湖。不知机务时多暇，犹许诗家属和无。’”诗又见《全唐诗》卷五四九，题为《上令狐相公》。案，“令狐相公”指令狐。《唐诗纪事》卷四二“令狐楚”条。案《纪事》此条所记令狐事，盖本之《剧谈录》，惟文字有删节。据《新唐书》卷八《宣宗纪》：“［大中］七年正月丙午，朝献于太清宫。丁未，朝享于太庙。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又据《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七年条：“春，正月，戊申，上祀圜丘；赦天下。”则此诗无疑是作于大中七年正月间。此时，赵嘏以渭南尉身分进京公干，正遇南郊祭天大礼，即写诗晋谒宰相令狐。可见，赵嘏在大中七年尚活得好好的，谭先生谓其“大中六年卒”，《唐才子传校笺》卷七《赵嘏传》。显然误矣。

唐人顾陶《唐诗类选序》所署写作时间为“大中景子之岁”。案“景子”即丙子，避唐讳改，乃大中十年。又其《唐诗类选后序》云：“近则杜舍人牧、许鄂（郢）州浑，洎张祜、赵嘏、顾非熊数公，并有诗句播在人口，身没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绝笔之文。”《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又见《全唐文》卷七六五。吴在庆先生即据此推论两篇序文乃同年作，故赵嘏约卒于大中八年。《唐才子传校笺》卷六《张祜传》，《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大中八年条。案，这里需要进一步澄清两篇序文是否同年作？以及怎样理解“二三年”。前《序》的写作时间为大中十年，《后序》未署时间，而细读两篇序文，很明显不是同年写的，故不能用前《序》来推类《后序》也是大中十年所作。案，《后序》一篇文字，自始至终都是解释性的，意在说明一些名家作品为什么没有选录，以及同为近殁者而有的选有的不选之由。何以如此？盖选本编定后，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再撰《后序》，以作答复。故两序之作，必隔着一段时间。否则，尽可将这层意思写入一篇序中，不必分作。此其一。许浑约卒于大中十二年，《唐才子传校笺》卷七《许浑传》，谭优学笺曰：“许浑诗有《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据《新唐书•宣宗纪》及《杨复光传》、裴庭裕《东观奏记》，皋之被戮在大中十二年三月，则浑之卒在该年三月之后”。可谓铁证如山。而《后序》已言其“身没”，则知《后序》当作于大中十二年后。此其二。杜牧卒于大中六年，《杜牧年谱》。即使至吴先生所说的大中十年，也有五个年头了。可见“二三年”不是实数，而是约指，意谓最近一些年或近些年来，可能指一二年，也可能是好几年。这正如古人常常说的“二三子”，绝非实指二人或三人。而且，这里指的是接近大中十三年的那几年。此其三。由此来看，吴先生推测赵嘏卒于大中八年，亦非是也。

以上种种，都可说明《别牛郎中门馆》一诗当作于牛蔚在尚书省为郎中的大中十一、十二年前后，也证明了赵嘏此时尚在世。又已知赵嘏卒于大中年间，可见，他在作了此诗不久即撒手人世，“时方四十余”，逆推，约生于元和十年。由此比较起来，闻先生之说似更合于事实。

（二）进士及第误说释疑

据《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赵嘏，“字承，山阳人。会昌二年进士，大中间，仕至渭南尉。有《渭南集》三卷，又《编年诗》二卷，并传。”此盖节自《唐才子传》。又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九《礼部郎中》条郑言名下注曰：“《唐才子传》七：会昌二年，郑言榜进士赵嘏。”知明清人所引《唐才子传》均作“二年”。《唐才子传》在明初尚存，此后渐湮。明英宗正统六年编撰的《文渊阁书目》，所著录者为内府藏书，卷六《宙字号第二橱书目》有：“《唐才子传》一部，三册。”至神宗万历三十三年点检内府藏书，撰成《内阁藏书目录》，已经不著录《唐才子传》一书。又现存明代书目，除叶盛《竹堂书目》卷二经济类著录“《唐才子传》一册”外，再无著录。案叶盛为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十年卒，亦明初人。可见《唐才子传》在明初尚存，之后散佚。至清代修《四库全书》，此书单行本已无从寻觅，遂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八卷残本以充数。所幸者，元代刊刻的十卷足本尝传入日本，且流传下来，今有影印本行世。日本又有据元刊而重刻之数种十卷足本，其中有的在清代后期转输中土。此后，中国学人颇有以十卷足本与八卷残本相校核者。然而，在这数以十计的版本中，无一本谓赵嘏于会昌三年或四年进士及第，均作“二年”，显然辛氏原文已误。综观上述，笺注者认为《唐音统签》所据《唐才子传》作“三年”，以及修《全唐诗》者所据《唐才子传》作“二年”，而徐氏《登科记考》所据之《唐才子传》独独作“四年”，实在令人怀疑。因为胡震亨及修《全唐诗》者撰写赵嘏小传时，中土已无单行本《唐才子传》可参，除上面所举两条证据外，尚有更重要的证据可说明这个问题。

遍观《唐音统签》，尤其是其中的《唐音癸签》，引述传记、笔记、诗话等典籍甚夥，却惟一不及《唐才子传》，可知胡氏当年根本没有见到此书。再检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不著录《唐才子传》。又据王士《池北偶谈》卷一二《谈艺二•唐才子传》条云：“杨文贞《东里集》载：《唐才子传》，西域辛文房著，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诗名当时。其见于《唐书》者百人，其行事不关大体，不足为劝戒者不录。《研北杂志》记王执谦伯益事云：同时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并称能诗。按《全唐诗话》、《唐诗纪事》二书，例皆以诗系人。文房此书，视二书当尤详备，惜今无传矣。”案杨文贞即杨士奇，主持编撰《文渊阁书目》者。季振宜与王士分别为清初时的大藏书家和文坛泰斗，广识博览，均无缘收藏、阅读《唐才子传》，可见此书在当时确实“无传”。修《全唐诗》者亦当有“惜今无传”之叹，因为将《全唐诗》编者所撰赵嘏小传与《唐诗》稿本赵嘏小传比较一下，即知前者盖删节后者而成，案季振宜曾汇编《唐诗》七百余卷，今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影印《全唐诗稿本》即是，而本书引用时则称为《唐诗》稿本，康熙钦定《全唐诗》即以此为蓝本。根本没有“修《全唐诗》者所见《唐才子传》”这回事。

凡此种种，足可说明《登科记考》所据《唐才子传》并非作“四年”，盖徐氏以“二年”显误，从而径行改正，未出校语，致有是异。

（三）《读史编年诗》叙说

赵嘏的诗歌作品曾编辑成两个集子，一为《渭南集》，一为《读史编年诗》。宋元书目均著录为《编年诗》，敦煌遗书残卷题为《读史编年诗》，今从此名。兹仅叙说《读史编年诗》的流传、佚存、内容如下。《崇文总目》卷五别集类四著录：“赵氏《编年诗》二卷。”

谢巍《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作者佚名考及其他》谓：“据宋人所编书目来看，《编年诗》传至宋代有刻本，迄元代还能见到宋刻本。”（《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案此谓《读史编年诗》有宋刻本，实不见宋代公私书目作此著录，盖为悬测。如《崇文总目》所著录者，乃北宋皇家藏书，主要是新旧写本。当时收藏图书，注重的是古写本及校勘精审的新写本，并不甚注重兴起不久的雕印本。何况当时的雕板印书，在政府方面主要是经、史典籍，在民间方面主要是日常用书。像十三史这样的正史，尚未全部刻印，遑论刻印《读史编年诗》。故至少可以说，《崇文总目》所著录者非宋刻本。《新唐书》卷六零《艺文志》别集类著录：“赵嘏《渭南集》三卷，又《编年诗》二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别集类著录：“赵承《编年诗》三卷。阙。”徐俊纂辑《郭煌诗集残卷辑考》卷下（英藏俄藏部分）《赵嘏读史编年诗卷上》解题云：“《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上，著录‘咏十三代史’一卷，或许即指赵嘏《读史编年诗》。”案二者的卷数不合，此一；《四库阙书目》注明书阙，此二，故“咏十三代史”不可能是指《读史编年诗》。案赵嘏字承。“三卷”之三，当为字画之误。《通志略•艺文略》第八别集类著录：“赵嘏《渭南集》三卷，又《编年诗》二卷。”《宋史》卷二零八《艺文志》别集类著录：“赵嘏《编年诗》二卷。”《唐才子传》卷七《赵嘏传》：“今有《渭南集》，及《编年诗》二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岁，岁赋一首、二首，总得一百一十章，今并行于世。”

据以上书目著录及有关记载，《读史编年诗》至元代尚存。而明代以后的书目，一无著录，则其亡佚当在元明之际。《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载赵嘏小传谓：“有《渭南集》三卷，又《编年诗》二卷，并传。”似乎在明代前期，《读史编年诗》尚存世。但前文已论及，高氏撰此小传，乃节自《唐才子传》，故不足据。又《唐音统签》卷六零九赵嘏小传谓“诗集五卷。《编年诗》二卷，《渭南集》三卷，唐宋《艺文志》同。”盖据《唐志》、《宋志》之著录相加为五卷，非实有者，览胡氏于《统签》中编录赵嘏诗五卷而不及《读史编年诗》一首，即明。又《全唐诗》卷五四九赵嘏小传谓“有《渭南集》三卷，《编年诗》二卷，今合编为二卷”。此亦同于《统签》，盖据史志著录而言，然“合编”之谓不妥，易生误会。

赵嘏《读史编年诗》历明清数百年，绝于天壤之间，却在近代有幸现身于敦煌遗书中，可谓重见天日。尽管敦煌本残存诗仅三十六首，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卷下（英藏俄藏部分）：“赵嘏读史编年诗卷上诗三十五首”。案此谓残存“诗三十五首”，或以《廿八岁》一诗仅存残句而未计之？不及原帙三分之一，但仍足珍贵。

敦煌本《读史编年诗》，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为王重民先生所注意，据编号为斯六一九残卷加以抄录整理，但未公世。后来，他在一篇书目解题中又曾论及：“敦煌所出有《读史编年诗》，《崇文总目》卷五载《赵氏编年诗》皆写之以诗者。清代有丁文策、陈师锡合辑《百岁叙谱》六卷，诸家书目所载尚有数家，皆写之以文者。敦煌本有序云：‘编年者，十三代史间，自初生至百岁，赋其诗，以编纪古人百年之迹。’其用意古今皆同。”《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一三类书类［新刻搜集群书记载大千生鉴六卷］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此后，刘业先生撰《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与明代小类书〈大千生鉴〉》一文，专门对此残卷作介绍研究，并公布录文。《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据所移录之序曰：“编年者，十三代史间，自初生至百岁，赋其诗以编纪古人百年之迹。其有不尽举一年之事，而复杂以释老者，盖唯诗句之所在，七言八句，凡百一十，然古帝王之必有异也，备之帝知，故略（缺）。”则此诗集之主旨，大抵已明。

敦煌残本存诗三十六首，二十八题，即一岁至二十八岁。张晨《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谓《读史编年诗》“今残存二十八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案《读史编年诗》以岁数为题，残存部分写到二十八岁，故有二十八题。每题写一首、二首不等，总计三十六首诗。此盖以诗题计诗篇，不确。每岁或写一首或写二首不等，盖视本岁之古人事迹多寡而定。其中，《六岁一首》、《十二岁二首》之二、《十三岁》、《廿一岁》各首仅有六句，此乃原卷漏抄？抑本岁事迹不足凑数？案《三国志》卷五七《吴书•陆绩传》：“［陆］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晋书》卷四三《王戎传》：“［王戎］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此皆为典型事例，可择而赋咏，写入六岁诗中。又案《三国志》卷一零《魏书•荀攸传》：“祖父［荀］昙，广陵太守。［荀］攸少孤。及昙卒，故吏张权求守昙墓。攸年十三，疑之，谓叔父［荀］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将有奸！’衢寤，乃推问，果杀人亡命。由是异之。”《北齐书》卷二五《王传》：“［王］少好弓马，善骑射，颇爱文学。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三，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曰：‘公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元贞称善。”此皆为典型事例，可择而赋咏，写入十三岁诗中。另外，十二岁、廿一岁亦有史事可咏，兹不赘举。仅此数例，即可说明各诗缺句，乃为人漏抄，并非无事迹可言而阙如。

读此三十六首诗，以每首咏七人者居多，大致为前三联各句分咏一人，末一联两句合咏一人。兹举两首为例以窥之。《八岁二首》之一

虞夏奇童帝者师，齐梁小子皆能诗。

何人雅与素琴合，有客本自回文知。

不独彦龙称幼异，须怜孝嗣好风姿。

武侯有子亦聪惠，丧国亡家安用为。

首联出句写上古时人蒲衣子八岁为帝舜之师，对句写南朝齐梁人丘迟、庾肩吾、何逊等八岁即能诗文。颔联出句写南朝齐人王慈八岁时面对许多物品，不取宝玩而独取素琴；对句写南朝陈人陆从典八岁时读沈约所作可回环诵读的回文砚铭，便能拟作得很好。颈联出句写南朝梁人范云八岁就能与长辈应对自如，即席赋诗，操笔便成；对句写南朝齐人徐孝嗣八岁袭爵枝江县公，风姿挺立。尾联写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八岁已显早成，聪慧可爱，后在蜀汉存亡之际，仅能战死，无力救国。以上诸人事迹依次见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蒲衣子》，《梁书》卷四九《文学上•丘迟传》及《庾肩吾传》、《何逊传》，《南齐书》卷四六《王慈传》，《陈书》卷三零《陆琼传》附《陆从典传》，《梁书》卷一三《范云传》，《南齐书》卷四四《徐孝嗣传》，《三国志》卷三五《蜀志•诸葛亮传》附《诸葛瞻传》。《廿岁》

朝回金谷罗嘉宾，二十四友陪光尘。

星星病发坐垂领，清谈如逼人。

玄晏始惊为学晚，祢生方喜定交新。

一从太史探书后，江上相逢免问津。

首联出句写西晋人石崇豪富，金谷园中，宾客满座；对句写西晋人贾谧以外戚之故，权倾人主，府上常有当代二十四位名士侍陪。颔联出句写东晋人王彪之二十岁即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鬓；对句写东晋人谢安二十岁时与名士王一席清谈后，王惊叹：“此客，为来逼人。”颈联出句写西晋人皇甫谧已二十岁，尚不好学，闲散游荡，在叔母任氏的劝勉下，始发愤攻读，遂通百家之言；对句写东汉人祢衡二十岁时与四十岁的孔融交好。尾联写司马迁二十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以上诸人事迹依次见《晋书》卷三三《石苞传》附《石崇传》，《晋书》卷四零《贾充传》附《贾谧传》，《晋书》卷七六《王传》附《王彪之传》，《晋书》卷七九《谢安传》，《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后汉书》卷八零《文苑下•祢衡传》，《史记》卷一三零《太史公自序》。

但偶尔有首联两句合咏一人，尾联两句分咏二人。如《十九岁》首联：“曼倩诙谐非所优，妙年已擅兵家流。”即写汉武帝时以诙谐滑稽闻名的东方朔。而尾联“此时负章皇帝，应想童心笑鲁侯”，则分写东汉章帝十九岁即皇帝位，春秋时鲁昭公十九岁继位后仍嬉戏无度，犹见童心。

仅据以上三首诗，即可窥知《读史编年诗》乃以年岁为类，以人物为目，择取一些历史人物在其某岁生活中的事迹，用七言律诗的形式，逐岁加以描写。故此诗集有似以诗体撰写年谱，只是非一人之谱，而是唐以前若干人物的岁谱。案序文言此诗集所咏是在“十三代史间”取材而“编年”者。“十三史”为唐代史学术语，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与明代小类书〈大千生鉴〉》谓“《读史编年诗》所记古人事迹止于唐以前”，甚是。然而，却又出现以唐史注唐人事迹超出十三代史者。如《七岁二首》之二首联的“日讽千言不足钦”句注曰：“唐韦温字弘育，方七岁日诵书数千言，十一岁举两经及第。出《唐志》。”此误，实指三国时人夏侯荣七岁即能每日诵书千言，见《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裴注引《世语》。又，《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五四三赵嘏《读史编年诗》之《十八岁》首联的“文皇提剑诛凶残”句注曰：“文皇：李世民，卒谥文，隋末时，年十八，率兵破魏刀儿，佐李渊扫平群雄。见《旧唐书•太宗纪上》。”此误，实指南朝宋少帝被废，文帝由江陵至建康即帝位，时年十八岁，见《宋书》卷五《文帝纪》。

（四）训蒙之败笔

王重民先生将赵嘏《读史编年诗》与《新刻搜集群书记载大千生鉴》、《百岁叙谱》等小型类书相提并论，刘业先生将之与《大千生鉴》作对比研究，是很有道理的。看上文有关《读史编年诗》的内容介绍，与作为训蒙用的类书确有密切的联系。

唐自中叶始，科举取士日以进士为重，而进士考试日以诗赋为重。于是，一批为年轻学子写诗作赋时便于检对，以及青年士子应对科考的小型类书应运而生，其中不乏当代明公编写的此类读物，如徐坚有《初学记》三十卷，陆贽有《备举文言》二十卷，白居易有《白氏六帖》三十卷，温庭筠有《学海》三十卷，等等。《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部类书类著录尚多，可参。另外，马总撰《通历》十卷，是一部自上古迄隋代的小型通史，虽非类书，但性质相通，用途相同。《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史部编年类著录尚多，可参。而在此同时，与此相应地出现一批以方便蒙童学习掌握基础知识为目的的蒙书，且以韵文形式编写，如《古贤集》、《蒙求》等等。尤其像《古贤集》，是以历史故事为内容、七言古诗为形式而创作的一部诗体型训蒙作品。《蒙求》也以历史故事为内容，而形式上仍沿袭前代蒙书的体式，四字为句，二句为联，上下对偶，成文叶韵，每隔数句，平仄互换。因此，《全唐诗》将其作为一篇四言诗而收入，是有道理的。再结合后文将要论及的胡曾《咏史诗》、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等蒙书来看，创作诗体类型的训蒙作品，盖为一时风气。《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部杂家类，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研究》。这些蒙书大多发现于敦煌遗书，而《读史编年诗》也曾藏身于敦煌石室，大概不是一种巧合，当是以其蒙书性质而传到敦煌。

正如王重民先生所论，岁谱型类书，“自始生至百岁，依其事迹，按年编次，”，“皆写之以文”。同为此种内容，而《读史编年诗》不仅变换样式，“皆写之以诗”，且为大型组诗。以目前掌握的以诗歌形式编写的训蒙作品而言，《读史编年诗》可谓之独创一格，别具特色。如李峤《杂咏》的形式为五律，内容为咏物；李翰《蒙求》的形式为四言，内容为历史故事；佚名《古贤集》的形式为七古，内容为历史人物；胡曾《咏史诗》的形式为七绝，内容为历史事件；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的形式为五律，内容为儒家经典《孝经》；《读史编年诗》一百一十首，均为七言律诗，虽以历史人物为内容，却不以其生活时代为序，而是逐岁地按其各自在某岁所做某事来写，将类书与诗歌合而为一，实乃众多历史人物岁谱的诗歌版。那么，赵嘏及其《读史编年诗》本应在蒙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这部以七言律诗形式创作的、以大型组诗构成的训蒙作品，事实上却未获得成功。何至如此？

先看外在事实。

赵嘏的诗歌作品，除此集外，都编在《渭南集》中。在宋元史志及公家书目上，此二集均有著录，而在私家书目上，《渭南集》有著录，《读史编年诗》则一无著录。明代以后，《渭南集》原编虽不存，但诗篇基本传世，而《读史编年诗》就再也无人识其庐山面目了。另外，在《文苑英华》、《瀛奎律髓》、《唐诗品汇》等大、中型诗文总集中，赵嘏的诗歌作品多有选录，而《读史编年诗》则一首未及。赵嘏在晚唐诗坛上，历代认为其以七律见长，而《读史编年诗》正可谓七律专集，却落得个诗集既少被收藏，诗篇也不为选录。由此可见，《读史编年诗》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讲，实不为人看好。

再看内在原因。

上文已谈到，一首七言律诗，一般是描写七人在某岁中的事迹。如此狭小的文字空间，却要容纳如此庞杂的史籍信息，同时还要受格律的约束。这样势必对文字要高度压缩简约，语言又难免呆滞晦涩，当然不利于儿童阅读。如《廿七岁》一首颔联的出句云：“南阳丞相礼自重”，乃写诸葛亮在二十七岁时被刘备三顾茅庐由南阳隆中请出之事。胡曾《咏史诗》中有《南阳》一首，也是写这件事的：“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又如《十四岁》一首颈联的对句云：“谁论为后月横天”，乃写西晋大臣王衍在洛阳一见十四岁的石勒即预知其日后将要雄霸天下之事。胡曾《咏史诗》中的《洛阳》一诗亦写此事：“石勒童年有战机，洛阳长啸倚门时。晋朝不是王夷甫，大志何由得预知。”案王衍字夷甫。如将赵诗与史事对读，感觉是在凑字，不知所云，也无诗意可言。而胡诗叙事完整，语言通俗，意思浅显，对于儿童来说，易于理解，易于记诵，故能成为受欢迎的儿童读物，详参后文。此其一。《蒙求》用四个字描写某人某件事迹，也是十分简约。但它有个补救办法，即作者给正文附上注，讲清来龙去脉，二者参读，既能理解，又易记诵。赵嘏既未下此功夫，别人也未代之补作，而诗中却有许多生僻的人事，需翻检有关典籍，方可弄懂。当代学者有对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作研究注释工作的，尽管很认真，也很谨慎，但仍有闪失。如《廿岁》颈联对句：“祢生方喜定交新”，注者认为应入二十二岁诗，并引《汉东京记》为之注。其实原诗入二十岁不误，见《后汉书》卷八零《文苑下•祢衡传》。再如《十七岁》颔联出句：“辞婚自有四方志”，注为春秋时郑国太子忽事。其实此句是写东汉末人王粲事，见《三国志》卷二零《魏书•王粲传》。又如《十五岁》尾联对句：“独自辛勤太学中”，注引《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而谓为张衡事，然细检其本传，并未记年岁。其实此句乃咏三国时魏人钟会事，见《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裴注。这些虽为小疵，但能说明《读史编年诗》无注的话，确不易理解。作为儿童读物，显然是个缺限。兹各对举五例，便知然否。

人物事迹出处《读史编年诗》《蒙求》西晋人卫，事见《晋书》卷三六《卫传》附《卫传》《五岁二首》之一首联出句：“卫风姿秀入神”。叔宝玉润晋卫，字叔宝，风神秀发。舅王济叹曰：“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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