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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妮·莫里森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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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2016版)

爱(2016版)试读:

(2016版)作者:托妮·莫里森排版:燕子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6-06-01ISBN:9787544282444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爱

女人们劈开双腿,于是我开始哼唱。男人们变得暴躁,但也知道这都是为了他们。他们放松下来。站在一旁,无能为力地看着,真是一种煎熬。可我一言不发。反正我天生就很安静。小时候人们说我懂礼貌,年轻时他们觉得我稳重。后来又认为我成熟有智慧。如今,沉默被视作怪异,我的种族大抵也忘记了言简意赅的美。如今,舌头动个不停,思想却无处可寻。不过我曾经可以正常地与人交谈,必要时我说句话就足以终结腹中的生命,叫停手里的刀剑。可那已是从前,七十年代,女人们开始劈腿跨坐在椅子上,开始在电视里跳露裆舞,杂志开始拍女人的屁股和大腿,仿佛这就是她们的全部,从那时起,我就彻底沉默了。在女人不愿当众张开双腿的年代,还有秘密可言—有些能说,有些不能。而现在呢?荡然无存。无耻成为如今的常态,我只有哼唱。嘴里哼着曲调,脑中的歌词和着音乐共舞。人们来吃盘小龙虾,或者来消磨时间,从不会发现、也不会在意他们一直自说自话。我只是个背景—就像电影中情人初次相见,或是丈夫在海滩独自徘徊、猜想是否有人看见他做的亏心事时,随之响起的背景音乐。我哼的歌鼓舞人们,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比如让穆德莉·皮尔斯决定替她女儿坐牢。我想我的音乐尽管轻柔,也可以发挥那样的作用。就像当海面上荡漾着《蓝色心情》的旋律,你游泳的状态也会改变一样。它并不会让你潜入水中,但却会让你一直游下去,或者让你误以为自己既聪明又幸运。那么为什么不游远一点,再远一点?深海又如何?那是水面以下的事,与小号和琴键激发出的热血沸腾毫无关系,不是吗?当然,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的哼唱大多是低沉而私密的,适合一个对这世界感到难堪的老女人,是她对这个世纪的反抗。在这个世纪里,一切都被知晓,却无一能被理解。也许事实一直都是如此,但直到三十多年前我才因为这个发现而感到震撼—妓女始终在引领潮流,她们因为坦诚而受到尊重。又或许不是因为坦诚而是因为成功。不过,电视里这些劈开双腿跨坐在椅子上,或者半裸身子跳舞的九十年代女性,同我们这儿大多数值得尊敬的女性也没有多大差别。这里是海边的乡村,潮湿,敬畏上帝,女人们不顾一切地追逐热裤、丁字裤和相机镜头。但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不管穿的内裤是否得体,野性的女人从来就无法隐藏她们的天真—就像可怜的小猫那样,眼巴巴地盼着白马王子的到来。尤其是随身带着刀片、满嘴脏话的粗烈女人,还有手袋里塞满大麻、开跑车的张扬女人。就连身上挂着勋章般的伤疤、丝袜卷到脚踝的女人,也无法隐藏内心那个蜜糖般的小孩,那可爱的小丫头蜷缩在某个地方,在肋骨之间,心房下面。自然,她们背后都有悲伤的故事:太多关注,太少关注,最不幸的关注。故事里有恐怖的爸爸,虚伪的男人,或是伤害她们的刻薄的妈妈和朋友。每个故事里总有一个恶魔,把她们变得粗烈而不是勇敢。因此她们劈开双腿,而关上了心门,把那蜷卧的小孩紧紧藏在心灵深处。

有时伤口太深,再悲惨的故事都不足以解释。于是只好说,是外来的邪恶在作怪,让经年累月、根深蒂固的疯狂毁了女人们,令她们彼此憎恨并且祸延子孙。我们上滩曾经流传着“警头怪”的故事。这些肮脏的家伙顶着大帽子,从海里窜出来伤害不检点的女人,吞吃不听话的小孩。我妈妈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知道它们,那会儿人们还常做白日梦。它们消失了一段时间,到了四十年代,海边发生了几桩“看,我早就提醒过你”的事情,它们戴着崭新的、更大的帽子重又出现。比如那个和邻居的丈夫在海滩上鬼混的女人,第二天就在罐头厂里中风了,手里还拿着尖刀。那时她不过二十九岁。另有一个女人—她住在丝克,和上滩的人本没有关系—有天傍晚跑到她公公的海滩上,在沙里藏了一个手电筒和一张地契,结果当夜就被红海龟挖了出来。倒霉的儿媳为了不让偷来的文件被海风卷走,或者落入三K党之手,把自己的手腕都弄伤了。当然,这些有罪的女人做出丑事时,没人亲眼看到警头怪,不过我知道它们就在旁边,也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因为一九四二年,几个固执的小孩游过安全线溺死在海中的时候,我见过它们。孩子们刚被海浪吞没,一个尖叫的母亲和几个吓呆的野餐的人头上便乌云密布,眨眼间云变幻成戴着宽沿帽、张开大口的轮廓。有人听见轰隆隆的声音,不过我发誓我听到的是欢呼。从那时起直到五十年代,它们或在海浪里游荡,或在海滩上徘徊,随时准备在日落时分出击(你知道,那时正是淫欲高涨、海龟筑窝、粗心的父母昏昏欲睡的时刻)。大多数魔鬼在晚饭时分都会饥饿,和我们一样。不过警头怪也喜欢半夜出没,尤其当酒店里住满的游客沉醉在舞曲或是海边的气息中,抑或被星空下的海水所诱惑的时候。那个年代,柯西度假酒店是东海岸最棒也最出名的黑人度假胜地。每个人都会来:里尔·格林、法萨·海因斯、邦·沃克、吉米·兰斯福德、欢乐雨滴,还有迫不及待地从密歇根和纽约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苏克湾到处是中尉和刚做了母亲的女人,还有年轻的老师、地主、医生、生意人。到处都有小孩骑在爸爸的小腿上,或者把叔叔埋在沙子里,只露出脑袋来。男男女女打起槌球,或者组成棒球队,朝着海浪击出本垒打。奶奶们照看着白色把手的红保温瓶和食物提篮,里面满满装着蟹肉沙拉、火腿、鸡肉、圆面包,还有一条条柠檬蛋糕,我的天。突然之间,到了一九五八年,警头怪又像民防团一般嚣张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黑管乐手和他的新娘在早餐之前淹死了。他们浮水用的轮胎被冲到岸上,带着一团缠着鳞片的胡须。是不是蜜月里的新娘行为不端,人们猜测着,悄悄议论着,没有人清楚真相。她当然有很多机会。柯西度假酒店每平方英尺上英俊的单身汉都比亚特兰大的任何地方要多,甚至比芝加哥还多。他们来这里不仅是为了音乐,更是为了和漂亮女人在海边跳舞。

那对淹死的夫妻被分开—送到不同的殡仪馆—之后,你大概觉得再也无需警告心怀鬼胎的女人和顽劣的小孩了,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死路一条:无论白天黑夜,警头怪会突然窜出水面,闪电一般迅速,惩罚任性的女人,吞吃淘气的小孩。直到度假酒店倒闭的时候,它们才悄悄溜走,就像小偷离开领取救济食品的队伍。现在仍在后湾设陷阱捕蟹的几个人或许还记得它们,但这里已经没有了大乐队,没有来度蜜月的人,游船、野餐、游泳的人,全都没有了。苏克湾变成了垃圾场,上滩也被淹没,再没有人需要或者愿意记起什么大帽子、缠着鳞片的胡须。四十年已经过去,柯西家族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可我几乎每天仍在为她们担心。

除了我和几个渔棚之外,上滩已经淹没在二十英尺深的水下。不过,柯西度假酒店还矗立着。算是矗立着吧。看起来好像在往后倾斜—远离飓风和不断扬起的沙。海滨可以给人去楼空的房子带来如此奇怪的变化。你会在台阶上发现最漂亮的贝壳,好像散落的花瓣,或是星期天礼服上的装饰,你会纳闷它们从何而来,毕竟离海还有那么远。门廊拐角处和扶手栏杆间积起的沙堆比海滩上的沙更白,更光滑,好像二次精筛的面粉。露台周围的毛地黄长到齐腰高;玫瑰本是一向厌恶这里的土壤,如今也疯长起来,比黑莓还要多刺,甜菜般红艳的花朵会开好几个星期。旅馆的木墙板看起来好像镀了银,脱落的油漆像未擦拭的茶具上的斑纹。双层大门上了锁,目前为止门上的玻璃还没被打碎。没人忍心这么做,因为玻璃会映出你的脸和你背后的风景:耀眼的海滩上成亩成亩的香葱,银幕一般的天空,还有一心想要拥有你的海洋。别管那外面的孤独,只要往酒店里面一看,就会发现它似乎肯定能让你快乐得神魂颠倒,并且带给你所有挚友的陪伴。还有音乐。百叶窗的合页发出的声音像吹破了音的小号,钢琴键上迸出一个四分音符压过了风声,于是你便注意不到萦绕在大厅和密闭房间里的伤痛。

我们这里的天气大抵是温和的,光线却十分奇特。早晨还很黯淡,中午渐渐变成白晃晃的,不到三点颜色就狂野得可怕。翡翠色和宝石蓝色的海浪互相击打,扬起无数泡沫,简直可以在里面洗床单。傍晚的天空看上去则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毫无规则可言,太阳可以尽情地变成李子一般的紫,云彩可以变得罂粟一样红。我们的海滩就像白糖,西班牙人第一次来到就这么觉得。他们把这里叫作“苏克拉”,时间一长被当地的白人念成“苏克”。

谁都觉得这里的气候是无尽的享受,除了罐头厂的气味飘上海滩、飘进酒店的时候。那时游客们才知道上滩人每天要忍受的是什么,他们以为就因为此,柯西先生才把家从酒店里搬了出来,在莫纳克街盖了那栋大房子。以前鱼腥味在这一带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沼泽的臭气和厕所的气味一样,鱼腥味不过是给感官增加了一点多样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就成了一个问题。新一代女性抱怨鱼腥味熏了她们的衣服,倒了她们的胃口,还破坏了她们理想中的浪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开始认为只有香水是鼻子应该闻到的气味。我记得维达想尽法子安抚一个著名歌手的女朋友,她一直抱怨牛排吃起来全是海螺的味道。这伤了我的心,因为我的厨艺从没出过问题。后来,柯西先生对别人说,他的生意就是这么毁掉的—白人骗了他,让他买下整个海滩,而罐头厂就在旁边,那地方根本赚不到钱。鱼腥味让度假酒店成了笑话。但其实我知道,笼罩上滩的鱼腥味一个月也就飘到苏克湾一两次,而且十二月到来年四月不捕捉螃蟹,罐头厂也停业,那味道就彻底没有了。事实不是那样的。不管他跟别人怎么解释,他的度假酒店被毁掉其实另有原因。是自由,梅说。在她公公失去兴趣之后,她尽力维持着酒店的经营。她相信是民权运动毁了她一家,也毁了他们的生意。她的意思是,黑人更热衷于去炸掉城市,而没有心思来海边跳舞了。这就是梅,她起初只是固执,后来就成了偏执。事实上,四十年代吹嘘自己去柯西酒店度假的人,到了六十年代开始吹嘘去了君悦、希尔顿,或者坐游轮去了巴哈马和欧丘里欧。说真的,鱼腥味也好,取消种族隔离也罢,都不是原因。别提那个抱怨吃到海螺味牛排的女人,如果能听到威尔逊·皮克特或者内莉·卢切唱歌,让客人坐在厕所旁他们也会愿意的。况且,在拥挤的舞厅里听着《海港之光》,和舞伴紧紧贴在一起,谁又能分清是什么味道呢。梅每天都在抱怨马丁·路德·金给她惹了麻烦,可那时候酒店还在赚钱,只是来的客人不同了。听我说:要怪得怪别的原因。何况,柯西先生是聪明人。他在这里帮助过的黑人比政府项目四十年来帮助的还要多。而且,也不是他关了酒店,把七十五英亩土地卖给标榜“种族机会均等”的开发商,只盖出三十二栋连我的小破屋都不如的廉价房。至少我的地板是手工刨光的橡木,不是什么光滑的松木。我的房梁就算不够笔直,至少是够年头的真材实料。

上滩被“阿格尼丝”飓风淹没之前,经历过一次无名的干旱。买卖刚结束,土地还没划分好,上滩的母亲们打开水龙头,放出来的都是泥。枯井和浑水吓坏了她们,她们放弃了海边的景色,申请了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利率为百分之二的按揭贷款。雨水也没什么用了。烦恼,失业,干旱过后的飓风,沼泽地变成了干裂的泥蛋糕,连蚊子都不愿待了—我觉得这一切不过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们把那块地方称作滨海社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开发商最初打算卖给越战老兵和退休的白人,但当领取食物津贴的失业者以这里为目标时,教会和反歧视运动组织就忙了起来。福利救济帮助了一些人,直到城市重建计划开始实施。然后到处都有了工作机会。现在住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是坐车去二十二英里以北的办公楼或医院实验室上班的。他们穿梭于这些便宜的漂亮房子和购物中心、电影院之间,心中快乐得没有一点阴郁,更不会有关于警头怪的记忆。

我也并没有想到它们,直到我开始思念柯西家的女人,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终于杀死了彼此。除了我之外,谁会知道她们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其中一个趴在楼梯上呕吐,手里的刀刚刚割断了给她下毒的那个人的喉咙?或者其中一个开枪打死对方,然后就中风倒在冰箱前面活活饿死了?好几天都不会有人发现她们。要等到桑德勒家的男孩来要每周工钱的时候。我想我得把电视关上一会儿了。

我曾经看见她们中的一个开着那辆锈迹斑斑的奥斯莫比汽车,要么去银行,要么偶尔来我们这里点一份索尔兹伯里牛排。除此之外,她们很多年都没离开过那座房子。自从其中一个提着沃尔玛的购物袋回来之后,她的双肩明显被鞭打过,她带出去的白色新秀丽旅行箱也不见了。我原以为另一个会当着她的面狠狠把门甩上,但是没有。我猜她们明白彼此是半斤八两。她们比多数人都刻薄和冷漠,别人也懒得理睬她们。

她们像女王一般住在柯西先生的房子里,不过自从不久之前,那个穿着内裤一样短的裙子而且压根没穿内裤的女孩搬进去,我就开始担心她们会留下我一个人,靠着老掉牙的故事过日子。我知道那很无聊:不过是又一个编出来吓唬放荡女人、管教任性小孩的故事。但我也只有它了。我知道我需要其他的故事。更好的故事。比如无耻的女人们如何毁掉一个好男人。我可以把那个故事哼唱出来。

一 画像

那天她走在丝克镇的街上,狂风吹得气温很低,太阳也没法让室外的温度计往冰点之上升高一点。海边结起一块块冰;岸上,莫纳克街挤挤攘攘的房子发出小狗一般的呜咽声。结冰的地面闪着光,那光随后消失在傍晚的阴影中。她走在人行道上,敏捷的脚步尚且行走艰难,更不用说微跛的人了。在这刺骨寒风中,她本该低着头闭着眼,然而这里对她是陌生的,她于是睁大眼看着每一座房子,找着广告上的地址。莫纳克街一号。最后她走进一条私人车道里,桑德勒·吉本斯正站在车库前拆一包防冻剂。他记得她走近时鞋跟敲击水泥地的声音,还有她站在那里时臀部的角度,她身后是圆滚滚的太阳,她脸上是车库的灯光。他记得她问他那房子怎么走时声音中的快乐。那房子里住着他认识了一辈子的女人们。“你确定?”当她说出地址时他问道。她从上衣口袋掏出一片纸,用没戴手套的手拿着,确认了一下,点了点头。桑德勒·吉本斯扫了一眼她的腿,心想她露在短裙外的大腿和膝盖一定被冷风吹得很痛。他又惊叹地看着她靴子的高跟,还有她短皮夹克的剪裁。开始他以为她戴着帽子,大大绒绒的,让耳朵和脖子暖和一点。之后他才发现那是头发—被风往前吹,让他看不清她的脸。她看起来像一个甜甜的小孩,骨骼纤细,似乎是个被温柔地养大但却迷失了的孩子。“柯西家的女人们,”他说,“你要找的是她们住的地方。很久之前就不是一号了。不过不能告诉她们。啥都不能告诉她们。我觉得不是一四一○号就是一四○一号。”

现在轮到她有点怀疑他到底确不确定了。“我告诉你啊,”他说,突然间有些不悦—是风,他想,吹得他眼睛生痛,“朝那儿一直走。肯定能看到的。大得像教堂。”

她向他道了谢,不过他又在背后喊起来时,她没有回头。他大声说:“也像监狱。”

桑德勒·吉本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说。也许是因为想起了妻子。她现在应该下公共汽车了,估计正小心翼翼地从湿滑的人行道上往自家的车道走。走进车道就不会滑倒了,因为他一向有远见有常识,已经做好了应对冰冻的准备,尽管这里从未有过这种天气。不过“监狱”这个词意味着他想到的其实是他的外孙罗门,他一个半小时前就该放学回家了。十四岁的他个子太高,肌肉也长了出来。他那种鬼鬼祟祟的劲儿让桑德勒·吉本斯每每见到都会摩挲大拇指。女儿和女婿参军之后,他和维达·吉本斯都很乐意把他接来抚养。罗门的母亲进了陆军,父亲进了商船队。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因为罐头厂关门之后就只剩下临时工可以干(女人在港口做清洁工,男人在街上拖垃圾)。“父母闲,儿女晃。”桑德勒·吉本斯的母亲曾经这么说。他们让罗门在院子里帮忙,不过这并不能拴住他,让他不去引那些无所事事、虎视眈眈的警察们注意。桑德勒·吉本斯小时候怕的是民防团,而民防团现在已经被穿深蓝色制服的人取代了。三十年前警察局只有一名治安官,一名秘书,现在有了四辆巡逻车和八名拿着对讲机的警官负责维护治安。

他正把盐屑从手上擦掉,他照顾的这两个人就一起回来了,其中一个嚷着:“嗨!幸好你撒过防冻剂!不然我脖子都要跌断了。”另外一个说:“姥姥你说什么呢,下了公共汽车我就一直扶着你啊。”“当然喽,宝贝。”维达·吉本斯笑了,希望能让丈夫别批评她外孙。

晚饭的烤土豆温暖了桑德勒的心绪,于是他又拾起他们三人摆桌子时闲聊的话头。“你说她要干吗?”维达皱着眉问道。火腿片重新热过之后变得很硬。“我猜她要找柯西家的女人。她拿的地址就是他家的。不过还是老地址。这儿只有他们一家时候的地址。”“写在她拿的纸上?”她在肉上浇了一些葡萄干酱。“我没看,老太婆。就看到她核对了一下。一小片纸,像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你光顾着看她的腿了吧。那上面什么都有。”

罗门用手捂着嘴,闭上了眼睛。“维达,别在孩子面前损我好吧。”“喏,你告诉我的头一件事就是她的裙子。我不过是顺着你的先后次序罢了。”“我只是说裙子很短。”“有多短?”维达朝罗门眨了眨眼。“她们现在就穿到这儿,姥姥。”罗门的手消失在桌子下面。“到哪儿?”维达朝旁边探过身去。“你们俩有完没完啊?我想说点正事儿呢。”“你觉得她是柯西家的侄女?”维达问。“可能。只是看起来不像。除了个头以外,倒是挺像克里斯廷家的人。”桑德勒伸手去拿辣椒。“克里斯廷家已经没剩什么人了。”“说不定有个你不知道的女儿。”罗门只是想加入谈话,不过像往常一样,他们看着他,好像他没拉裤链似的。“说话注意点。”他的外公说道。“我就是说说嘛,姥爷。我怎么知道?”“不知道就别乱插嘴。”“啧。”“你对我龇牙咧嘴的是吧?”“好啦,桑德勒。别管他了。”维达说。

桑德勒张开嘴,本想辩解,不过最后还是咬了辣椒。“反正你越说我就越讨厌柯西家的女孩。”维达说。“女孩?”罗门做了个鬼脸。“嗯,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势利眼,自以为了不起,不把别人当回事,明明是壶还看不起锅。”“她们对我还不错啊,”罗门说,“至少瘦的那个是。”

维达瞪了他一眼。“别信那一套。只要付钱给你就行了。”

罗门咽了下口水。现在轮到她跟他过不去了。“既然她们那么坏,你们为什么还叫我去给她们干活?”“叫你去干活?”桑德勒抓了抓大拇指。“呃,就是把我介绍过去。”“把这孩子淹死吧,维达。他可真够不识好歹的。”“我们介绍你过去是因为你得找个活干,罗门。你在这儿住了四个月了,该承担点儿责任。”

罗门试着把话题转回他雇主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弱点上。“克里斯廷小姐总是给我做好吃的。”“我不想你吃她做的东西。”“维达。”“不行。”“那都是谣言。”“这谣言传得也太远了。另外那个人我也不相信。她能干什么我清楚得很。”“维达。”“你忘了?”维达惊讶地抬起眉毛。“这事谁也不确定。”“确定什么?”罗门问道。“都是老黄历啦。”他外公说。

维达站起来,走到冰箱前。“他是被人杀死的,这事就像我坐在这儿一样,确定无疑。他可什么坏事都没干过。”饭后甜点是用冰激凌杯装的罐头菠萝。维达在每人面前放了一杯。桑德勒靠在椅子上,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维达看到了他的眼神,不过决定忽略。她每天去上班,而他就拿着警卫那点可怜的退休金。他把家务打理得还凑合,但每天都得盼她回家做一顿完美的晚餐。“谁啊?”罗门问。“比尔·柯西,”桑德勒答道,“他以前有一家酒店,还有其他很多财产,包括盖我们房子的这块地。”

维达摇了摇头。“他死的那天我见过他。早上还精神得很,吃午饭的时候就死了。”“他要为很多事付出代价,维达。”“有人替他解决了:没午饭吃。”“那个老不正经的做什么事你都能原谅。”“他给我们的工资很高,桑德勒。他还教我们很多东西,如果我一直待在沼泽上的高脚屋,永远也不会懂那些的。你知道我妈的手是什么样子。多亏比尔·柯西,我们再也不用干那种活了。”“也没那么糟糕吧。我有时还挺怀念的。”“怀念什么?泔水桶?蛇?”“树。”“呸。”维达把勺子重重地扔在杯子里,这叮当声正是她想要的。“还记得夏天的暴风雨吧?”桑德勒当作什么都没发生,“那空气真是—”“起来,罗门,”维达拍了拍男孩的肩膀,“帮我洗盘子。”“我还没吃完呢,姥姥。”“你吃完了。起来。”

罗门从嘴里吐出一口气,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身来。他想和外公交换一个眼色,不过老人的眼神正若有所思。“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那样的月光,”桑德勒的声音是低沉的,“让人想—”他镇定了一下,“我不是说我想搬回去。”“希望不是,”维达重重地刮着盘子,“回去你就只有鱼鳃吃了。”“柯西太太说那里是天堂。”罗门用手抓起一小块菠萝。

维达打了他的手一下。“是一片种植园。比尔·柯西把我们从那儿领了出来。”“把他需要的人。”桑德勒扭头说。“我听到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维达。你说得对,他是个圣徒。”“不跟你吵。”

罗门在热水里滴了几滴液体皂。他的手在水里搅得很舒服,尽管关节会被刺得生痛。站在水池边,身体一侧感到更痛,不过听着外公外婆在为一些陈年旧事争吵,他倒感觉好了点儿。不那么害怕了。

女孩找到了那座房子,拿着防冻剂的人没说错:房子很优雅,很壮观,三层楼尖尖的楼顶看着也确实像教堂。通到门廊的台阶歪歪扭扭的,上面结的冰还闪着光,让人不由小心起来,因为旁边没有栏杆。不过女孩噼里啪啦地走了过去,毫不犹豫地上了台阶。她没看到有门铃,便敲了敲门,发现门廊下面右手处有一道光时犹豫了一下。她又回身下了台阶,顺着半露半掩的石板走下被窗户透出的灯光照亮的一段铁楼梯。窗户旁边有扇门,那里没有风夹击她。这块地方看起来像有些人说的那种花园房,不过也有人说那叫地下室。她在门前停了下来,透过门上的窗户看到里面有个女人坐着。她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个淘米箩,一些报纸,还有一个和面用的大碗。女孩敲了敲窗户,看见那女人抬起头来,便笑了笑。女人慢慢起身,快步走向门口。“干吗的?”门只开了一条小缝,刚好能露出一只灰色的眼睛。“我来应聘那份工作。”女孩说。门缝里飘出海的味道。“你找错了。”女人边说边重重地把门关上。

女孩捶门叫道:“上面说的就是莫纳克街一号!就是这里啊!”

没人回应,于是她回到窗前,左手的指甲敲着窗玻璃,右手把从报纸上剪下的那一小片贴到窗户上。

女人走回窗前,无精打采地看着女孩,显得很不高兴,然后把目光从女孩年轻的面孔和恳求的微笑移到那张纸上。她眯着眼看看纸片,又看看那张脸,然后再看看那张纸。接着她指了下门口,便从窗边走开,女孩捕捉到一丝惶恐在她眼中闪了一下,又熄灭了。

女孩进门后,女人既没招呼她,也没让她坐,只是拿过那张广告看了看。这条几行字的招聘广告被铅笔从其他启事中圈了出来。

成熟职业女性寻女伴兼秘书。工作轻松,但要求绝对保密。请联系H.柯西太太。丝克镇莫纳克街一号。“你在哪里看到这个的?”女人说话的口气好像在审讯。“报纸上。”“我知道。什么报纸?《港口日报》?”“是的。太太。”“哪天的?”“今天。”

她把广告还给她。“嗯,那你坐下吧。”尖锐的声音缓和了下来。“您是H.柯西太太吗?”

她看了女孩一眼。“如果我是,就会知道那纸片上的东西了,对吧?”

女孩突然笑起来,那声音好像猛地摇了下铃铛。“嗯,没错。不好意思。”

两个人都坐了下来。女人继续抽虾肠。她手上戴着十二枚戒指,每只手的三根手指上各戴了两枚,映着天花板上的光,似乎让她手中的活计由苦役变成了魔法。“有名字吗?”“有。叫朱妮尔。”

女人抬起头来。“你爸爸起的?”“是的,太太。”“天哪。”“愿意的话您可以叫我朱。”“我不愿意。你爸给你姓了没?姓普罗姆?还是姓奎尔?”“薇薇安,”朱妮尔说,“有个e的。”“有个e?你是本地人吗?”“从前是。后来去别的地方了。”“从没听说这儿有谁姓薇薇安的,有e没e的都没有。”“哦,薇薇安家不是这儿的。最早不是。”“那是哪儿的?”

朱妮尔·薇薇安耸了耸肩,伸手去拿桌上的淘米箩,她的皮夹克发出咕噜的一声。“在北边。我能帮您弄吗,太太?”她问道,“我做饭还不错。”“别,”女人伸手按住淘米箩,“这得有节奏。”

一缕蒸气从炉子上的滚水中飘出来。桌后有一排橱柜,表面被磨得颜色很淡,好像发酵的面团。两个人之间铺开的寂静绷紧了一些。朱妮尔·薇薇安有点坐立不安,她的皮夹克在剥虾壳的声音中咯吱作响。“请问H.柯西太太在吗?”“在。”“请问我能和她说话吗?”“再把那玩意儿给我看看,”女人在洗碗布上擦了擦手,抓过广告纸,“‘绝对保密’,哎哟?”她撅了下嘴,“这个我相信。肯定要保密。”她说着用拇指和食指夹着纸片丢了下来,就像把尿布丢进脏衣桶里似的。她又擦了下手,抓起一只虾。就在那里,在她手指间捏着的虾肉中,匍匐着一条深色的细线。她把那线抽了出来,灵巧得如珠宝匠一般。“请问我现在能见柯西太太吗?”朱妮尔用手掌托住下巴,微笑着追问道。“我想可以。从这儿上楼,然后再上一段楼梯。一直到最顶层。”她指了指炉旁壁橱边的一段楼梯。朱妮尔站了起来。“我猜,你大概没兴趣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

朱妮尔转过身,咧嘴笑了,一脸尴尬和困惑的神情。“哦,不是,太太。对不起。我该问问的。我太紧张了。”“我叫克里斯廷。要是你得到了那份‘绝对保密’的工作,就需要知道我的名字了。”“希望能。很高兴见到您,克里斯廷。真的。您刚才说在二楼对吧?”

她的靴子在楼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克里斯廷转过身。她本该说“不,是三楼”,但却没说。她只是看了看电饭锅上的保温指示灯。她把虾壳收拢起来扔进滚水,调了一下火。然后回到桌前,抓起一头蒜,一如既往地欣赏了一下自己俗丽的手,接着剥下两瓣。她把蒜切成小丁留在砧板上。老的飞歌冰箱发出一声响,晃了一下。克里斯廷拍了下冰箱,给它鼓鼓劲,然后弯腰去开一个矮碗橱,心想,她现在怎么样了?肯定很害怕,也许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她到底想玩什么花样?她是怎么瞒过我在报纸上登广告的?她挑了一个银汤碗,还有一个配套的玻璃碗,看着盖子上刻着“C”的地方裂了口,留下一块洗不掉的污渍,她叹了口气。和家里所有刻字的家什一样,上面原本华丽的两个“C”已经模糊不清了。就连她围裙口袋里的勺子,柄上的两个字母曾经生死相连,如今也已不见踪影。勺子很小,是个咖啡勺,但是克里斯廷每顿饭都用它吃,只是为了紧紧抓住拥有勺子的那个小孩,也为了抓住勺子所唤起的那些画面。她用这把勺子从自家做的冰激凌里舀起桃片,心中快乐无比,毫不介意落在甜点上的沙子—那次野外午餐的所有食物都如此。

克里斯廷给玻璃碗打上肥皂,冲洗干净;她的思绪从海滨野餐跳到银器擦洗剂,从带着咸味的空气跳到棉签,一直跳到此刻在东海岸最刻薄女人的卧室里进行的面试。坐在说谎的朱妮尔-不过-您可以-叫我-朱小姐对面时,她拿自己四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身材和这女孩比试了一番,她胜出了。女孩的腿还不错(不过她穿着长筒靴,能看到的也就是膝盖和大腿),又窄又翘的屁股现在也很流行。但是她和一九四七年的克里斯廷还是不能比。那时海滩有着奶油般的颜色,而且闪着光;海水是那么蓝,蓝得让你不敢去看,生怕刺痛了双眼。让人心生妒意的是女孩的那张脸,还有她女战士一般的头发。起先克里斯廷一直盯着她看,后来小心地专注于那张剪报。要不是因为那张纸,她决不会让一个没提包的陌生女孩进家门。剥虾的工作让她有充足的时间打量这女孩,看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是谁倒无所谓)。而且她可以一直垂着目光,因为她不喜欢看到女孩的眼睛时心头的颤动。女孩看起来惊恐不安,像个营养不良的小孩。那种渴望的样子会让你想抱抱她,或者打她一巴掌。

克里斯廷把蒜丁和融化的黄油在平底锅里搅拌,准备做牛奶面糊。过了一会儿,她又撒上面粉,看着面糊颜色变深,再加进汤汁和稀,揉松,搅匀。

那女孩边说“我做饭还不错”,边用脏手去抓装干净虾的碗,还说自己“从前”是本地人,却不知道坐在面前的是这一带最有名的女人,认得从黑石到苏克湾、从上滩到丝克镇所有的黑人,也认得港口一半的黑人,因为她在这里度过了(或者说荒废了)自己的大半生。朱妮尔·薇薇安。有个e。听起来像是什么棒球卡片上的名字。为什么心会跳?她是不是因为害怕突然被认出来而脸红,所以必须把声音磨得刀一般锋利,切断一切可能?离家出走的人流浪街头的生活太容易露出痕迹了:用汽车站的肥皂,吃别人剩下的三明治,头发没洗,穿着衣服睡觉,不带包,用口香糖而不是牙膏清洁口腔。留心招人是想干什么?在报纸上登广告怎么不留电话?吉本斯家的男孩肯定帮她了—在院子里干完活之后又给她跑了几趟腿。如今这是一条穿高跟鞋的蛇设下的陷阱。想要夺走她的未来,正如夺走她的过去。“你休想。”她轻轻地说。

克里斯廷张开手指,钻石带给她熟悉的震颤。然后她把米、虾和酱汁精心而巧妙地一层层铺在烤盘里。她拌一道清淡的沙拉时这饭还不会变凉。接下来她将把它们都摆在一个银托盘里,端上三层楼,希望能噎死那个东海岸最刻薄的东西。“上帝啊。下雪了。”她头也不回,只是把帘子拉得更开一些。“过来看。到处都在下雪。”

朱妮尔走到这个矮小的女人身边,从窗户往外望去,一片雪花都没看到。那女人看起来起码有六十多岁,发际厚厚的一圈银丝让其他头发看起来出奇的黑,可是她有一股小女孩的味道:黄油朗姆糖,麦草汁,还有毛皮。“很奇怪吧?我们这儿从来不下雪的。从来不下。”“我看到有人在撒防冻剂,”朱妮尔说,“他既然有这种东西,肯定是预先想到会用得着。”

女人惊讶地转过身。这女孩还没和她打招呼就先指出她在撒谎。“你是来应聘的?”她的眼神扫过朱妮尔的脸,又看了看她的衣服。她知道这个人在房子里待了很久,然后才听出那脚步声既不是克里斯廷的也不是罗门的。她立即到窗前摆出姿势,想给对方留下某种印象。但其实用不着这么麻烦。女孩和她预料的完全不同。不光是那乱蓬蓬的头发和俗里俗气的衣服,她的举止中还有种毫不遮掩的懒散—她的说话方式,比如她回答留心时所说的“嗯”。“你是说‘是的’?”

和楼下的厨房一样,这个房间太亮了,像百货商场。每盏灯—六盏?十盏?—都亮着,简直可以和枝形吊灯媲美。朱妮尔一边爬着没有灯的楼梯一边回头看,不由得猜想别的房间里是什么样。她觉得这两个女人各自生活在聚光灯下,被她们之间的黑暗分开,抑或相连。她坦然地盯着桌面上的东西,等着这个矮小的女人打破沉寂。“我叫留心·柯西。你呢?”“朱妮尔。您可以叫我朱。”“哦,天哪。”留心说。她眨了眨眼,仿佛有人把红酒泼在了白色天鹅绒上:这个说对不起,那个说没关系,不过还是很难洗掉。她小心翼翼地从窗边走开,因为房间里满是家具。一把躺椅,两个衣橱,两张写字台,几张小桌,几把高背的矮椅子。它们环绕着一张床,床后一个男人的画像隐约可见。然后留心在一张桌前坐下。她把手放在大腿上,点头示意女孩坐到对面的椅子上。“说说看你以前都做过什么。广告里没说要看简历,不过我得知道你之前的工作情况。”

朱妮尔笑了。那女人把“简历”发成了两个音节。“我今年十八岁,您想让我做什么我都能做。什么都可以。”“不错,不过有推荐信吗?有没有?有什么联系人?”“没有。”“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诚实的,不会泄密?”“就算信里说了也证明不了什么。我保证我是。您雇了我就会知道。如果我不够好的话—”朱妮尔摊开双手。

留心摸了摸嘴角;她的手像小孩的一样小,又像翅膀一样弯曲。这个无精打采地坐在面前的叫作朱妮尔-不过-您可以-叫我-朱的人,她一见面就不喜欢,她觉得那毫不客气的说话方式就算不是装腔作势,也是刻意为之。她接着琢磨,这态度会不会持久?她想找的人要么是容易被收买的,要么是怀着一种饥渴的。事态有点紧迫。克里斯廷这个婊子,不但戴着钻石在真正的主人面前炫耀,还偷偷摸摸地用家里的钱请律师。“我来告诉你这份工作的内容。也就是你的职责。”“说吧。”朱妮尔脱下外套,廉价的皮夹克发出猫叫般的声音。里面的T恤并没有撑起胸,不过留心看得出它们不需要支撑:乳头高耸着,咄咄逼人。脱下皮夹克之后,她的头发似乎一下子跃入眼中。一层层呈螺旋状,从中间分开,在灯光下犹如闪亮的黑色大理石。“我在写书。”留心说,脸上闪耀着满足的微笑。一提起写书的事,她刚刚摆出的面试姿态便不见了。“是关于我的家庭的。柯西家。我丈夫家。”

朱妮尔看了看那幅画像。“是他?”“就是他。那是按着照片画出来的,所以和他一模一样。他是个非常好的人,”留心叹了口气,“现在材料都有了, 就是得核对一下。日期、拼写之类的。我把酒店里所有的签名簿都找来了—只缺两三本—有些人,不算多但是有那么几个,字写得太烂了。真烂。但是大多数人字写得都不错,嗯,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学的。不过‘爸爸’不让他们像现在的人一样在签名旁边用印刷体再写一遍。而且也不需要,因为他谁都认识,就算签成鬼画符也都认得—当然肯定不会有签成鬼画符的人来的。我们这里的客人大多数字写得都很漂亮。我悄悄告诉你,因为来这里的人光识字是不够的,得有些地位、有些成就,你懂吧?字写不好的人什么都成就不了。现在的人,字都像是用脚写出来的。”

留心哈哈笑起来,接着说:“不好意思,你肯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一想到写书我就激动。”她用拇指整了整家居服的领子,重新回到面试中,“不过我想了解一下你,‘朱妮尔’,是吗?”“嗯。”“好,朱妮尔,你说我让你做什么你都能做,那你之前应该干过别的工作。如果让你协助我写书的话,我得了解一下—”“您看,柯西太太,我能读能写,怎么样?我也很聪明。您要我写字打字,我都行。您要弄头发,我就帮您弄头发。您要洗澡,我就帮您洗澡。我就是需要一份工作,一个住的地方。我很能干的,柯西太太。真的很能干。”她眨了眨眼,忽然就让留心回忆起某种失落的东西,如同被海浪卷走的贝壳。也许是那一瞬间的忧郁尖锐地刺痛了她,她靠近女孩,轻声说:“你能保守秘密吗?”她屏住呼吸。“比您认识的任何人都能。”

留心舒了一口气。“因为这份工作是私密的,谁都不能知道。谁都不能。”“您是说不能让克里斯廷知道?”“任何人都不能。”“我做。”“你连工钱是多少都不知道。”“我干活。您付钱。现在开始还是明天?”

缓慢而有节奏的脚步声正从走廊传来。“明天吧。”留心说。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喊叫般的急迫感。

克里斯廷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没有敲门,进来之后也没有说话。她把托盘放在留心和朱妮尔之间的桌上,谁都没看一眼就走了。

留心掀起烤盘盖,又盖了回去。“就知道气我。”她说。“看起来很好吃啊。”朱妮尔说。“那你吃吧。”留心回道。

朱妮尔用叉子叉起一只虾放进嘴里,哼着说:“哦,她真会做饭。”“她知道我不吃虾。”

朱妮尔发现二楼全然没有三楼的那种精致舒适。这里有一条走廊,两间普通的卧室,一个办公室之类的房间,还有一个和楼上整间卧室差不多大的卫生间。在刚才那间卧室里,朱妮尔花了两个小时观察这个如今成为她老板的女人。

本来不用那么久,但是热腾腾的家常菜的味道分了她的神,让她忘记去注意她了。在第二份食物快吃完时她才开始留意表情背后的那张面孔,话语之外的那些含义。是留心拿叉子的样子让她不再一心想着吃。留心用拇指和手掌握着叉子,把波士顿莴苣裹上油和醋,刺穿橄榄,叉起洋葱圈,又不停地掉下来。她一直在说话,什么都没吃。朱妮尔盯着的是拿叉子的手,而不是它在做的事。那只手小小的,除了一小处伤疤之外,和婴儿的手一样光滑,手指微微弯曲、彼此分开,像鱼鳍一样。是关节炎吗?她想。是因为这个她才没法自己写书吗?还是其他什么老太太们会得的病?也许是健忘症。饭送来之前,她就听出留心的语气变了,就像走出了教室来到更衣柜前,又像走出校长室进了附近的酒吧。

朱妮尔躺在留心给她安排的床上,裹着毯子,打着哈欠,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她细细回忆着刚才给人留下的印象。她知道自己吃得太多太快了,就像在少管所的头几天,她把什么都吃得一干二净。和在少管所差不多,她也很快就饿了。胃口大并没有令她太惊讶—她的胃口一直都很好—她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夸张。之前看着灰眼睛的克里斯廷剥虾时,她控制住了食欲,而且她明白,手上戴着十二个钻戒做饭的佣人是喜欢—也许甚至是需要—别人奉承的。尽管朱妮尔也看得出另外那个女人装模作样的姿态,知道她戴着狱卒般道貌岸然的面具,希望用直率的顶撞来击破它,不过靠翻垃圾和小偷小摸过了那么多天之后,终于能够对着真正的食物狼吞虎咽,这让她放下了触角。现在睡意—终于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在全然的黑暗中—压过了戒心,真让人快乐。睡觉的房间里没有马桶已经够她兴奋的。她一心盼望的洗澡还得等些时候。听到留心说,天气这么糟糕,公共汽车站又那么远,不如今晚先住在这儿,明天再回去拿东西,朱妮尔立刻想到的就是一个人躺在真正的浴缸里,旁边还有块彩色香皂。但是楼上管子里的水流,让二楼浴缸的龙头只剩一声叹息了。没有办法,朱妮尔只好在壁橱里翻了一会儿,找到一个头盔、两袋石头一样硬的糖、一罐番茄酱、一瓶护手霜、一个沙丁鱼罐头、一个装满钥匙的牛奶瓶,还有两只锁着的箱子。她放弃了撬锁的念头,脱下衣服,揉了揉脚之后,带着两天没洗澡的脏污钻进被子里。

她很快就睡着了,只有在梦中才有一种奇怪而新鲜的感觉:她是被保护的。那是一丝遥远的安慰,就像刚进少管所时一样。那些恐怖的夜里,长着小脚的蛇直立地埋伏着,伸出绿色的舌头渴求她下树来。有时树下会有一个人站在蛇旁边,看不清是谁,但她知道是来救她的。她于是忍受着噩梦,甚至主动走进噩梦里,只为了看一眼那个陌生人的脸。她终究没有看见;他和直立的蛇一同消失了。但此时此刻,在这里,在梦的深处,她似乎不用再找寻。一定是因为她的新老板床头挂着的那张面孔。英俊的男人,大兵式的下巴,坚定的微笑让你相信永远会有热气腾腾的可口饭食,慈爱的眼睛承诺把女孩稳稳地扛在肩上,让她从最高的树枝上摘苹果。

二 朋友

维达支起熨衣板。医院为什么不再给“重要员工”—医生、护士、化验员—之外的人提供洗衣服务了呢,她也搞不清。现在门卫、厨师还有像她这样的助理都得自己洗熨工作服。这让她想到从前在罐头厂的时候。后来是比尔·柯西雇佣了她,给了她第一份需要穿长袜的工作。她在医院也穿袜子,不过是厚厚的白袜,不像在柯西的酒店前台,穿的是充满女人味的丝袜。裙子也特别好,简直可以穿去教堂。比尔·柯西出钱又给她买了两套,这样她可以换着穿,也不会被客人们当成工作服。维达以为这钱会从工资里扣,但柯西没有扣。他就喜欢让别人高兴。“这是最美好的时光。”他曾说。这是酒店的口号,也是他对客人的承诺:“这是法律允许范围内最美好的时光。”维达在那里工作的记忆又融进了童年时对酒店的印象,那时很多名人都会前来。尽管服务偶尔会有瑕疵,也曾经有人淹死,但他们还是会多住几天,第二年也会再来。都是因为容光焕发的比尔·柯西,还有酒店出了名的殷勤好客。他的笑脸,他的拥抱,他对顾客的体贴,弥补了所有的裂隙和失误,不管是员工间偶尔的争执,还是蛮横愚蠢的妻子(蠢得简直像个白痴),抑或发生扒窃,或者吊扇出了问题。比尔·柯西的人格魅力加上L的厨艺征服了所有人。当环绕舞厅的吊灯在海风中摇曳;当乐队营造出气氛,女人们穿着云纹绸和雪纺衣服,散发着茉莉花香翩然而至;当穿着上好的鞋子和折痕完美的亚麻裤子的男人为女人们拉出椅子,以便她们在小桌旁促膝而坐,那么少了一小瓶盐或是吵架被大家听到之类的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舞伴们在星光下摇摆,并不在乎中场休息太久,因为在海风吹拂下他们比手中的鸡尾酒还要快乐,还要温和。再晚些时候,不打牌的人在酒吧里吹着牛,情侣们悄悄潜入黑夜,其余的人就跳起名字千奇百怪的舞。那些舞名是乐手们编的,用来掌控、迷惑并且刺激听众。

维达觉得自己是个实际的女人,理智与情感相当,头脑清醒,不爱幻想。不过回想起那九年,她的心中只有甜蜜。那是从她生下独生女多莉后的一九六二年开始的。酒店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不过表面上还看不出来,直到渐渐露出端倪。然后比尔·柯西就死了,柯西家的女孩们在葬礼上大打出手。像往常一样, 又是L出面恢复了秩序。她冲她们吐出两个字,她们立刻冷静了下来。克里斯廷收起弹簧刀,留心捡起她那滑稽的帽子,走到坟墓另一边。两人站在比尔·柯西的棺材旁,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她们的面孔虽然像蜂蜜与煤灰一样有着天壤之别,那一刻看来竟是那么相似。都是因为仇恨。仇恨烧毁了一切,只剩下仇恨本身,因此无论你有怎样的委屈,你的脸都和你的敌人一模一样。从那以后,大家都明白,最美好的时光已经和他一同死去。留心本想把酒店恢复成维达还是个上滩丫头时的那种样子,但葬礼当天L就辞职了,让她的打算化为泡影。L从葬礼的花束中捡起一枝百合,从此再也没踏进过酒店一步—甚至都没有去拿自己的东西,包括厨师帽和白色制服。她穿着周日穿的鞋,鞋跟有两英寸高,从墓地一路走回上滩,要回她母亲的小屋,住了进去。留心竭尽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这个酒店。不过十六岁的DJ用收录机放点儿音乐,能吸引的只有本地人。有钱人才不会为了听这种玩意儿跑那么远,才不会订个房间来听在家也能听到的曲子,才不会在露天舞场跟着一大堆十几岁的小孩跳他们既没听说过也跳不了的舞。何况饭菜、服务和寝具都只能勉强维持一丝高雅,而新来的顾客对此既不在意也不喜欢。

维达一边用熨斗尖绕开纽扣熨衣服,一边恼火地想,哪个蠢男人出的馊主意,以为在熨斗下面开个槽就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这种蠢男人才会觉得三盎司的熨斗比沉的更好用。轻是轻了,但是什么都熨不了,除了用温热的手就能抹平的东西:T恤、毛巾、低档枕套之类的。可是像这样好的棉制服有十二个扣子、两处袖口、四个口袋,还有正经八百的领子,不像翻领那么随随便便,这种衣服是没法熨的。她现在怎么到了这种地步?维达知道自己能有医院的这份工作已经很幸运了。工资虽然微不足道,但是能让家里响起各种温馨而有用的铃声:微波炉停了,洗衣机好了,烘干机时间到了;提醒哪儿冒烟了,电话忘挂了。指示灯亮了:咖啡煮好了,吐司烤好了,熨斗已经热了。可是,尽管现在的工作很不错,她却始终更喜欢很久以前的那一份,收入虽然没有现在多,心里却更满足。柯西度假酒店不仅是个游乐场,在那里,人们也谈论着城市里死去的人,谈论着密西西比州的谋杀,谈论着除了悲伤和看着孩子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然后音乐响起,让他们相信这一切终究是可以解决的。

留心努力了。这一点算她不错,但仅此而已。对被洪水冲得无家可归的人,她一分钱都不愿给,只送了点儿破毛巾、破床单。柯西死前的好几年,年事已高,除了喜欢纳特·科尔和野火鸡威士忌之外,对别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留心四处巡视,像妄自尊大的郝思嘉—不听劝告,开除好伙计,雇佣小人,和唯一能挫伤她锐气的梅吵架。她没法炒掉她这个儿媳,因为柯西还活着,尽管他白天都在钓鱼,晚上就跟一帮朋友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就到了这种地步:一个英俊威严的男人任由一群斗来斗去的女人们摆布,让她们把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都毁掉。她们怎么能那么做,维达想,怎么能让那些流氓、临时工、罐头厂的人渣和领日薪的外地工人进来呢?搞得警察也像尾巴一样跟过来了。维达想怪在梅头上,因为她有偷窃癖,所以来的客人也越来越杂—天知道那些临时工都偷走了什么东西—但其实在维达去那儿工作前,早在客人的素质还没有下降的时候,梅就开始偷窃了。她上班的第二天,就站在前台后见识了梅的恶习。从俄亥俄州来的一家四口办理入住手续。维达打开登记簿。左边整整齐齐地印着日期、姓氏和房号,右边留给客人签名。维达向大理石笔筒伸过手去,却发现笔不在里面,旁边也没有。慌乱中她打开抽屉翻起来。她正准备递给那家的父亲一支铅笔,留心走了过来。“什么?你给客人用铅笔?”“钢笔不见了。太太。”“不可能。再找找。”“找过了,没有。”“你看了你的包没有?”“什么包?”“会不会在你外衣口袋里?”留心看了看客人,露出无奈的微笑,仿佛他们都明白摊上无能的员工有多麻烦。那年维达十七岁,刚做了妈妈。柯西先生给她的这份工作让她高高地跳出曾经工作的洗鱼槽,她希望自己能永远地离开那个她丈夫依然在工作的地方。留心过来质问她时,她嘴里发干,手指颤抖。然后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让她更加无地自容。这时,救星来了,戴着厨师帽。她手里拿着钢笔,放进笔筒,转身对留心说:“是梅干的。你也知道。”

从那时起,维达就明白了,光学会登记和收钱是不够的。和所有的职场一样,这里会有拉帮结派,会有明争暗斗和可悲的胜利。柯西先生是国王;L,那个戴厨师帽的女人,是神甫。其他的人—留心、维达、梅、服务生、清洁工—是王宫里的群臣,为了博得国王一笑而互相争斗。

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饭桌上提起当年关于柯西之死的传闻。她很讨厌忌妒的人编造出的流言,而宁愿相信医生说的,他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抑或L说的,死于心痛。甚至梅说的,死于反对校车种族隔离制的运动。反正肯定不是他的敌人们宣称的死于梅毒。桑德勒说,活了八十一岁也够了,比尔·柯西真的累了。然而维达亲眼看见他喝的水很是浑浊,说他心脏病突发,但他捂着的明明不是胸,而是胃。不过那些巴不得他死的人—克里斯廷,一两个女人的丈夫,还有几个做生意的白人—并不在他身边。只有维达、L,还有一个服务生。上帝啊,真混乱。死之前他最后挣扎了一下。然后就听到留心发疯一般地尖叫。梅跑进莫纳克街的那座房子,把自己锁在壁橱里。如果不是L,这位本镇的模范根本没法有他应得的体面的葬礼。克里斯廷和留心最后差点把葬礼毁掉,又是L走到两条冥顽不化的蛇中间,让她们把舌头缩回去。据说她们现在仍然争斗不休,等着彼此死掉。那么向桑德勒问路的女孩一定是留心的亲戚了。只有她的家人还活着。她有五个兄弟、三个姐妹,那该有五十个侄女了。或许她根本不是什么亲戚。维达决定让罗门去弄清楚。可以的话就悄悄打听,不行就直接问。尽管她知道很难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可靠的答案。这孩子这些天总是心不在焉,喜怒无常。他爸妈最好能有一个赶紧休假回来,别让他闯什么大祸,到时候桑德勒夫妇俩谁都收拾不了。他的手不会是因为干活才搞成那样的。他肯定是打人了。打得还不轻。

地下室里唯一的一盏灯亮着,桑德勒在灯下低声轻笑。维达真厉害。他确实被女孩的腿震撼了。在刺骨寒风中没有起一点鸡皮疙瘩,光滑紧致的皮肤覆盖着结实的肌肉。那是舞蹈家的腿:修长,不愿停歇,渴望着抬起,伸开,缠在你身上。他应该感到羞愧,他想着,轻声的偷笑已经变成压抑的大笑:一个五十多岁的当外公的人,对妻子忠诚专一,现在却在地下室锅炉温度计前笑成这副模样,乐于被偶然看到的一双年轻的大腿所诱惑。他知道,自己对女孩说话粗声大气,是因为被她搅乱了心绪,他相信她也知道。

桑德勒盯着温度计,心想如果设成八十度,卧室里是不是就能够达到七十度了;因为现在设的是七十度,但感觉只有六十度。想到这儿,他叹了口气:这一带很少用到暖气,所以连锅炉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了。想起那个衣衫单薄的女孩,他又叹了口气:她一定是北方人,三十度也不在乎。他想象不出她能去找柯西家的任何一个女人干什么。他可以让罗门去打听一下。也许不该这么做。让外孙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会让他们之间本来就缺乏信任的关系雪上加霜。他想让罗门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而不是以某些轻浮的差事作借口去窥视别的女人。这会损害他的道德威信。不过如果这孩子恰好报告了什么,他也很乐意听一听。柯西家的女人始终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在这一带—滨海、苏克湾、上滩、丝克镇—她们的事情五十年来一直被人们所谈论。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度假酒店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让大家除了捕鱼捕蟹之外也有别的工作可做;而且引得外地人来,他们提供的趣闻和闲话足够说上很多年。如果不是因为它,这里根本看不见什么外人。后来那个阶层的游客不再光临,对每人都是个打击,就像退去的潮水留下一片片贝壳和海藻,散落着无从辨认。

这座滨海的房子有些地方总是很冷,暖气怎么都不管用。有些地方又总是很热。他把恒温器、地下室的暖气设备和过滤网之类的修来修去,也只能是小修小补。他的房子和左邻右舍的一样,都是为了做出一种姿态才盖的:本该用四英寸长的钉子,结果只用了两英寸的;轻飘飘的屋顶只能用十年而不是三十年;玻璃是单层的,风一吹就晃个不停。一年年过去,桑德勒越来越喜欢他和维达之前住的房子。在干旱和接踵而至的洪水到来之前从上滩搬走,她无疑是做了正确的决定,之后也没有再想过那里。不像他,几乎每天都会像现在一样怀念过去。在这个寒冷的夜里,他怀念在寒酸的大肚火炉里噼啪作响的火焰,面前飘来干净的浮木燃烧的味道。他忘不了月光让上滩小屋变成怎样的一幅图画。而在这儿,这些政府批准改造的住宅区有太多的人造灯光,让月光黯然失色。规划者觉得如果路灯比别处多一倍,黑人就可以少做点黑事。只有在高档社区或者乡下,他们才能放心地让黑人住在暗处。因此即使月亮又圆又亮,桑德勒也觉得那不过像搜捕逃犯的人远远拿着的电筒;哪像那曾经的月光,金子般洒在他和他童年的破房子上,让我们看清这世界的骗局—骗我们相信它属于我们。他想让他的月亮再一次伸出金手指,越过大海,直指着他。无论他站在海滩的什么地方,月亮都知道。那金手指像母亲的触摸一般坚定而亲切,能够找到他,认出他。尽管他知道那不过来自一块冷冰冰的石头,冷到连冷漠都不会,但他知道那月光的手指只是指着他,不是别人。就像那个被风吹来的女孩,恰恰选中了他。她冲出晚风,站在车库的灯光与落日之间,逆光中的她,将所有光亮汇聚一身的她,只是看着他。

如果换作比尔·柯西,一定会做得更多。他会请她进屋暖和一下,问她去哪儿,是否需要开车送她,而不是冲着她乱吼,认为她搞错了。柯西也一定会成功的,他几乎总是成功。和许多人一样,维达以崇拜的眼光看他,说起他时带着宽容的微笑。他们为他的能力、他的财富而骄傲,他让他们相信,只要有耐心、有智慧,他们一样可以成功。不过桑德勒和他一起钓过鱼,因此就算不了解他的心、他的思想,或者他有多少钱,也至少了解他的习惯。

他们是在背风的小海湾里钓鱼的,没像他想的那样去深海。

接到邀请的时候桑德勒有些惊讶,因为通常只有贵宾才能坐上柯西的船,最常坐的是治安官巴迪·丝克,他的家族用自己的姓氏给小镇命名,并且给这里的街道起了史诗电影般的名字。桑德勒坐在车里等维达时,柯西开着车过来。他把浅蓝色的英帕拉停在桑德勒的小卡车旁,问他道:“明天忙吗,桑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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