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调查与探索: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论丛(2017)(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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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调查与探索: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论丛(2017)

史学调查与探索: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论丛(2017)试读:

前言

本刊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主办的学术咨询性质的年刊,2011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了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今年出版的是第四辑。

本刊的宗旨是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针,贯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章程,追踪年度历史学研究动态,在历史学学科领域范围内积极开展学术调研、咨询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几个问题:一是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报告,二是有关学术前沿重要问题的研究进展信息,三是有关学科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值得关注的倾向性的资讯,四是有关推进学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等。因此,本刊尤其欢迎关于历史学学科建设、史学前沿、学术建议、学术调查等方面有实质性和启发性的文章。本刊愿意为这些方面的研究与讨论,提供学术交流的园地。

本辑包含“历史教育与国民素质的提升”和“东亚地域文明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两个专题。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热爱以及奉献精神,而国民素质的提升,与历史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教育的内容、历史教育的方式方法、中国史和世界史在历史教育中的地位、历史教育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历史教材的编写、历史教育者本人素质的提高、公众历史教育的路径等问题,都是历史学工作者在新的形势下必须重视和研究的问题。随着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东亚地区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而对于东亚地域的历史发展和文明交流、冲突与融合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希望本刊所刊发的对这两个专题的相关研究与讨论,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2017年2月历史教育与国民素质的提升努力开展世界历史的全民教育马克垚

随着当前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我们提出了大力加强世界史教育的问题。我国的设备、技术、文化要走出去,要走向世界,当然就要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随着我们全国人民大量走出去旅游,也要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而最重要的是,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我们的作用,更需要对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加强全民的世界史教育就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了。我说的世界史教育不是学校中的教学,而是对全体民众世界历史知识的加强,所以这首先是一个普及的问题。世界史学科在我国是一个小学科,使它小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众对它的认识很少,常识很少。一本中国史的读者数,通常远远大于一本世界史的读者数。所以我们世界历史工作者,需要致力于普及世界历史的知识给人民大众。普及世界历史知识,很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写普及读物。中国人对三国历史的了解,大多数是从《三国演义》中得来的,而不是从《三国志》得来的。诸葛亮成为中国老百姓思想观念中智慧的化身,关云长成为忠义的化身,很大程度上是《三国演义》的功劳。写普及读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前由陈翰笙亲任主编,出版过《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两种普及读物,我也参加过“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写作工作,但感觉自己写的就像教科书,语言干涩,只讲大道理,没有什么吸引读者的地方,自己也很不满意。其他学者写的也甚多这样的作品。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学习如何写好一本世界史的普及读物,然后一本本地努力写下去,集腋成裘,慢慢就会产生效果。

除了写世界历史知识普及读物外,影视作品也是重要的手段,不过世界史工作者离这些可能就更远了。何时能用得上,还需等待。

要普及世界历史知识,首先需要普及者有一个大的发展,如果没有人,或只有很少人进行普及工作,那进度也快不了。这就涉及世界历史教育的发展问题。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的人的培养,主要还是我国高等学校的事。现在我国高等学校,一般都设有历史系或历史学院,在历史系(学院)中,有的还有世界历史专业。这些系(学院)或专业,可以培养世界史工作者,很多还可以培养世界史的硕士或博士,他们都可成为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的人才。问题是目前这样培养的人才还太少。所以我认为,我国高等学校的世界史专业,应该大大地增加。有条件的院、系,都应该成立世界史专业。没有条件成立的,也应该加强学生的世界史学科培养。

根据现在学科的发展趋势,专业不宜分得太细。但是在我国,还是应该大力提倡建立世界史专业。因为我国对世界的认知长期不发达,一般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干部、知识分子,也缺乏世界历史知识。年轻人在家庭、社会上获得世界历史知识的机会很少,中学时学习的一些世界历史知识,远远不够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再加上,世界历史知识的掌握,需要有深厚的外语基础和对外国社会的一般了解,这些都应该从建立世界史专业中培养。所以应该大力建立世界史专业。自从近年来国家恢复世界史为一级学科后,许多高等学校已经抓住时机,扩大世界史教师队伍,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可忧的是,一些高校,仍然不扩大世界史教师队伍,如此后继无人,世界史教师将呈萎缩之势。现在各高等学校,历史系(学院)的中国史教师队伍,远多于世界史。应该倒过来,使世界史教员多于中国史教员。一些外国的高等学校就是这样的。如此,培养的世界史人才就可以更多了。

我国的世界史专业不仅应该在数量上大大发展,而且还需要在质量上努力提高。我们都承认,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不高,既缺乏一流的学者,也缺乏一流的著作,把它放在世界史坛上,并没有多少分量。建设世界史的高等人才,有好多途径,不外是引进和自己培养两种。现在国际化呼声很高,许多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学院),引进了不少国外学者。“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也许念得比本地和尚还要好。不过,窃以为,打造一流世界史学科,建设一流世界史人才队伍,主要还是要依靠本地和尚。外来的和尚可以为你教好一门课,带好几个研究生,但是很难在你的专业成长、发展上进行考虑,提出意见。即使能提出意见,也可能和我们的现实情况不符,无法实行。历史这样的文化类学科,需要对本地文化有自身的体会和修养,才能保持传统,发扬传统,建立起适合传统的学科发展态势,使之在本国的土壤上得到发展。

关于如何培养我们自己的世界史高级人才,各学校已经有了许多好的经验,如加强外语方面的训练,建立从本科到博士的直通车模式等,我这里就不赘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我们自己培养和派遣出国留学,我国的世界史人才队伍空前壮大,不仅人员数量增加很多,而且其研究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已经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力军,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可以和国外的相关学者对话、切磋、交流。可以说我国的世界史人才队伍已经大成气候,为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的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国的世界历史知识一定会大为普及,世界史研究一定也会大为发展,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一定会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世界史学科,在世界史坛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增强我国的文化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教育史瞿林东

中国是重视历史教育的国家,中国历史上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优良传统,为了进一步提高历史教育的水平,增强历史教育的自觉性,丰富历史教育的内容,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教育史是很有必要的。一 介绍两本历史教育史著作

近来读了两本有关中国历史教育史的著作,得到一些启发,这里向大家做一简单的介绍。这就是李良玉所著的《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下称“李著”)和尤学工所著的《20世纪中国历史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以下称“尤著”)。

李著按断代分期论述各时期的历史教育,凡六章,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时期,纲举目张,着眼于各时期历史教育的前后传承,也注意不同时期历史教育的特点,读后使人对中国古代历史教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尤著论述的是20世纪的历史教育,即近现代的历史教育,与李著内容大致可以衔接。尤著在撰述上的特点,是兼顾叙历史脉络与论重要问题相结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别论述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教育和新中国历史教育的发展;下编阐述了历史教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即历史教育与增强民族精神、历史教育与认识历史前途、历史教育与启迪人生等。

纵观李著,可以得到三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中国历史教育有久远的历史。作者从古史传说和先秦历史文献记载出发,阐述了历史教育的萌芽、产生,一直讲到“周公与历史教育”。作者指出:“从现有材料看,周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觉地将历史经验运用于国家治理之中的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以‘夏鉴’、‘殷鉴’为主要标志的历史鉴戒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滥[1]觞。”可以说李著开卷,就把历史教育的源头揭示出来,为展开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长卷作了准备。

第二,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三个层面。纵观李著,作者对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发展,是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的,这就是:统治集团的历史教育,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大众的历史教育与蒙学的历史教育。

第三,历史教育有其共性,也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李著突出孔子的历史教育思想及其在历史教育史上的地位,对唐代科举与历史教育、明清书院与历史教育等,也都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尤著在论述对象的时代特点和表达形式方面,都与李著有所不同,概括说来,尤著有三个特点,一是纵横结合,二是史论结合,三是史学与历史结合,显示出不同于李著按时代顺序娓娓道来的风格,但讨论起来更易于激发读者的兴趣。二 历史教育承担重大历史使命

读了这两本论述中国历史教育史的著作,我有几点体会:首先,中国历史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尽管在时代特点方面有明显的不同,但在社会作用方面却有相通之处,因此,研究历史教育史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其次,不论是从传统方面、制度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和社会意义方面,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参考,推进历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在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中国的公众也应当更多地了解外国历史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关于历史教育史的研究,应增加外国的内容,比如可考虑撰写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历史教育史,这对促进中国历史教育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当代中国讲历史教育,要十分明确做这件事情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这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人类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伟大民族;近代中国由于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联合入侵,陷于落后挨打的历史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英勇奋斗,国家得以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中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环顾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迅速发展,而且世界并不太平,唯有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历史教育在阐述这一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方面,承担着特殊的和崇高的历史使命。三 思考和建议

为了推进历史教育史的深入研究,一方面要继续在“史”的方面加以开拓,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专题入手,做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从专题研究入手(有的专题也是我们过去做过研究的),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即可以考虑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长河”,讲述中国历史发展的梗概,如古人类的演变,历史上朝代的兴亡更迭,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转折,文明的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近代以来国运的衰败与全民族的奋起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等。全书20万字以内,以故事带动叙述,给读者一个整体的中国史的印象,这也是历史教育的基础。

二是“治国理政”,讲述中国历史上著名政治家的治国理念、思想、举措及其社会效果,如周公、萧何、汉光武帝、诸葛亮、唐太宗、姚崇、杜佑、宋太祖、金世宗、元世祖、明太祖、康熙、乾隆等,都有许多可以论述的大事,有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

三是“改革进取”,讲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及那些惊心动魄的改革家的故事,如商鞅、晁错、主父偃、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刘晏、杨炎、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都有一些感动人、激励人的故事。

四是“嘉言懿行”,讲述历史上各方面的优秀人物的言行,使读者受到启迪和教益。如子产、倚相、贾谊、苏武、霍去病、祖逖、魏徵、狄仁杰、郭子仪、赵普、李纲、岳飞、文天祥、郑和、戚继光、海瑞、林则徐、邓世昌、邹容、陈天华、秋瑾、方志敏、杨靖宇等,择其嘉言懿行以故事呈现出来,使读者产生出如李大钊所说的“舜人亦人”的感受而受到激励。

五是“民族和睦”,讲述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是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有斗争,也有和好,总的发展趋势是关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其间,历史文化认同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是“文化传统”,讲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孔墨显学到诸子之学,从儒释道合流到理学兴起,从史学的光辉灿烂到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从中医药学到科学技术,等等,展现中华文化的人本思想、艺术天赋和智慧之光。

七是“立身之本”,讲述做人的道理,行为的规范和以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己任的抱负,重点表述诚信为立身之本,仁义是社会伦理原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个人对于社会、国家的义务和天职。

以上七个方面,贯穿着做人、做事的原则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于伟大祖国历史前途的信念。这些想法是否正确,是否可行,希望大家批评。从我个人来讲,我是希望年轻一点的同行,与有的出版社合作,编写、出版一部“中国历史教育史系列读本”。除了上述七个方面的专题论述外,还可以加一本历史教育史的简明读本(这个读本可以请李良玉、尤学工两位作者合作来写),合计为八本。

以上,是我关于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教育史的一点粗浅的认识和建议,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 李良玉:《古代历史教育研究》,15、16页,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关于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刍议朱寰

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旧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有国别史和民族史,有东洋史和西洋史,根本没有世界历史学。我们伟大的祖国,从1978年年末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39年了。我们国家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二位。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不能不引起各国人民的瞩目,并在我们中国人民的心中筑起一座光辉灿烂的丰碑。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是为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到2020年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先例。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平等对待一切国家和民族,与它们进行友好合作,争取互利共赢,发展经济,造福于各国人民。2001年6月中俄两国与其他中亚国家合作,共同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此后在维护中亚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了安全支柱的作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文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如今的上海合作组织,还有许多国家和民族愿意申请加入,共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发展经济、政治、文化,造福各国人民。“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互相促进的。2016年6月23日,中俄蒙三国元首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会议之时,共同批准通过了关于在三个国家之间建立经济走廊的规划。这是本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描绘出中俄蒙三方依托互为邻国的优势,开展紧密合作,积极落实《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在经贸、人文、国境运输、旅游、体育等领域取得的积极进展和成果。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近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8%。根据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力争投资于中亚、西亚和南亚以及非洲和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铁路建设。中国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了“丝路基金”。这个计划也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背后的推动力量。“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到2015年,参与这项建设的国家对华投资额超过82亿美元,同比增长25%。到2016年中期,共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诚可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到21世纪初期,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的事实说明,世界人民拥护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平等、合作共赢的关系,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横行。

今后,中国国家建设的实践必然面向全世界,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中国人民需要了解世界,正确认识世界各国的过去和今天,世界人民也需要了解中国。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对世界现实和世界历史的研究,多多培养世界史学科的研究人才。这是今天的时代赋予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的历史使命。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培养世界古代历史学人才呢?我想不揣冒昧,谈谈个人的管见。我认为我们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上古史研究所和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在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我们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我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为成立世界古代史研究所做准备工作。林志纯先生极力倡导建立世界古代史研究机构。他为了慎重起见,还想听一听国内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当时担任历史系系主任工作。校长命令我陪伴林志纯先生走访多位专家学者,其中有上海的周谷城先生、武汉的吴于廑先生、北京的齐思和先生等。最后林志纯先生给校领导写了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报告,经校领导批准,于1984年正式成立这个世界古代史研究机构。1997年校领导将世界古典所一分为二,成立世界上古史所和世界中古史所。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两个世界古代史研究所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培养世界古代史人才所必需的。这两个研究所是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单位。从本科毕业生中选择品学兼优和外语较好的本科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入学学习。

第一,研究世界古代史,既包括上古史也包括中古史,需要正确和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言文字。研究哪个国家的历史就需要掌握哪个国家的语文,这是一般常识,人人皆知,无须赘言。但是我想说,研究世界古代史仅掌握有关国家的现代语文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它的上古或中古语文。例如,研究古代希腊史还必须掌握古希腊语文,研究古罗马史还必须掌握古拉丁语文。但是,研究古埃及史与现代埃及语就不完全是一回事。现代埃及语是阿拉伯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没有母音,只有子音,解读和学习都很困难。随着古埃及历史的发展,文字也逐渐地发生变化,先后出现了祭司体文字(第八王朝)和世俗体文字(利比亚舍易斯时期)。后来在罗马统治时期还出现科普特文字。虽然古埃及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字母文字,但它给后来腓尼基人的文字创造以很大影响。随着古埃及历史的消亡,古埃及文字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大约在公元前196年,底比斯祭司们为颂扬年轻的法老(国王)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5—前180年在位)的功绩,赞美其馈赠神庙,奖励军队,减免赋税等,特献上一座石碑。但后来这座石碑丢失了,不知落于何方。1799年法国拿破仑的士兵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罗塞达城郊构筑工事时发现了这座石碑,为黑色玄武岩制成的,长约107厘米,宽约76厘米,厚约30厘米。碑上刻有内容相同的三种文字:埃及象形文、埃及俗体文和希腊文。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以罗塞达碑文为基础,于1822年译解埃及象形文字成功。这座石碑现藏于[1]大英博物馆。这说明如果只懂有关国家的现代语文,而不懂其古代语文,对于研究世界古代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想再举一个实例加以说明:我国在翻译俄国古典文献《往年纪事》时,由于译者不懂中古俄语,只按照现代俄语翻译中古文献,译文中出现了许多重要错误。后来我校在翻译《往年纪事》时,吸取这个教训,指定专人学习了中古俄语,审阅和校改了译稿,才最后定稿。商务印书馆在印书前,曾聘请一位俄语博士审查我们的译稿,审稿人认为译文准确。所以商务印书馆把它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列。这件事说明,研究世界古代史,不管上古史还是中古史,都必须兼通有关国家的现代和古代语言文字,缺一不可。这个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我们只有兼通了现代和古代俄语,才有可能将9—12世纪东斯拉夫人的古文献正确地译成中文。这个经验值得在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时重视。至于古埃及学、亚述学和赫梯学方面,各有各的专用文字,如象形文字、线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等,需要进行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它们都是古代一定时期的死文字,不属于现今国家的外国语范畴之内,但却是研究古代民族历史必须学习和研究的专门历史资料。

第二,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在学术专业方面的要求应该是“一专多能”。世界上古史主要有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希腊和罗马四大部分,世界中古史包括亚、欧、非、美等几大洲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国家希望世界古代史专家既能给大学本科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又能专攻某一国家或某些方面的专业科学研究,成为“一专多能”的学者。我校世界古代史学科(包括上古史和中古史),1988年被国务院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经过十多年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后,2001年国务院再次来校检查执行情况,该重点学科再次通过国家评审。

1997年古典所一分为二,吴宇虹接任上古史所所长,王云龙接任中古史所所长。上古史所研究的范围包括原始社会在内,而原始社会没有文字记载,只有靠考古学资料来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上古奴隶制社会时期也需要利用大量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因此,利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世界古代史学科,是每一个世界古代史学者必须具[2]备的学术能力。西方学术界报道说,“中国考古走向世界”,这说明我国的考古学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另外,上古埃及和上古西亚奴隶制社会历史的研究工作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填补和加强。至于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以及希腊、拉丁古典学的研究,都需要培养大批这些方面的专门研究人才。而世界中古史研究所需要培养足够数量的亚欧和非美封建制生产方式及各国历史的研究人才。同时中古史所对国际教育法治研究有自己独特之处,因此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与东北师范大学共建了一个“国外教育法治”研究中心。其对世界各国教育立法的研究可供我国教育部门参考,这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的成败关键在于理论。研究历史学是理论决定成败,我们必须培养大批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人才,包括能活学活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世界古代史学者。在史学理论方面不能有丝毫含糊。人类生活在世界上,作为主体的人类必须处理好与客体的关系。人类的客体是指什么?恩格斯说,人生在世,必须面对的“现实世界”,只有两大部分,即自然界和历[3]史。这就是说,人类本身与自然界、社会历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就是通过社会向自然界讨生活:人类的食、衣、住、行、用都是通过社会生产,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解决人们的生活需要。在长期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人类需要研究自然界,研究社会历史,同时需要研究人类自身,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当今世界上的学问林林总总,门类繁多,如果概括起来,不外三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及其派生的工艺技术学,二类是哲学社会科学,三类是研究人类自身的学问。所有研究主客观世界的学者,只有掌握和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发现各门学科的特殊规律。仅就历史学而言,理论决定成败,资料表明高低,行文体现雅俗。

第四,我国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人才,就应该使这些学者明白,人类社会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史。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世界史,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以国家民族为单位的世界史。这种世界史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各国家民族之间交往更加密切,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而形成的,从而成为第一种世界史学科。马克思、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4]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正是我们今天所研究的世界历史,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体的世界历史,既包括落后民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内,也包括先进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内。这种世界史尚未形成世界统一的生产方式,既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上层建筑。所以这种世界史乃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形成的地区史的扩大,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

除此以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5]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史,显然不是上文所指的世界史,而是特指“作为世界史的历史”,它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史,是指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全世界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得到彻底解放的世界史,这是人类史的开端。我国培养的世界史研究人才,应该认识这两种世界史的区别和联系,既要为今天的世界史研究做贡献,又要为明天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1] 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卷,422~423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 参见《环球时报》2016年7月20日第6版引用《今日美国报》7月19日文章。[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传统与现实:历史研究、历史运用与历史教学葛剑雄

中国早期记录历史是巫、史不分的,后来史才从巫中分化出来。史的任务是记录,记录的目的是向天、神、祖先汇报,而巫是沟通人和神之间的媒介,二者缺一不可。后来因为要记的事太多了,于是史管史、巫管巫,专职化了。历史是为什么记录的呢?主要不是为了给普通人看,给后人看,所以中国的史学传统真正重视的不仅是历史的事实,更重视的是历史的观念、历史的评价。比如,孔子赞扬董狐为“古之良史”,原因就是董狐在记载“赵盾弑其君”这件事的时候用的关键词“弑”,“弑”意味这件事的性质是以下犯上、以臣杀君。同样的例子,齐太史记的是“崔杼弑其君”,这里也不在意这件事的事实,而在于强调这件事的性质是“弑”,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要比事实更重要。

中国为什么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是因为国人历来信仰的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对历史的解释离不开天命。如《史记》中记载西周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嫄踩到巨人足迹而怀后稷,刘邦的母亲在睡梦中与龙交合而生下刘邦,通过这些神话记载来解释天命、君权神授,证明他们是真命天子,是受命于天。即使没有这样的事实,也要造出这样的“事实”来。二十四史中记载了大量的祥瑞和灾异,一个朝代建立时,总会伴有五星连珠,紫气东来,灵芝、嘉禾、麒麟纷纷出现;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么记载中就会有太阳黑子、日食、月食、地震、山崩随之出现,说明天命已尽,在劫难逃。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震记载是夏桀时发生的,第二次是周幽王时,所谓亡国之征,山崩地裂。官修史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解释天命,证明君权神授。许多朝代建立伊始,天下刚刚安定,马上就要为上一个朝代修史,其目的和作用就是要证明本朝建立的合理性,也证明前朝灭亡的必然性。因此,在历史记载中,价值观念重于事实,“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历史记载中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了这个目的可以“笔则笔,削则削”。我们所见的孔子的《春秋》,其中不利于周天子和鲁国统治者的事实,早已经被删除了。典型的实例是,《春秋》记载“天王狩于河阳”,而真实的情况是,周天子势力衰微,是被诸侯挟持到河阳赴盟会的。《春秋》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用了“狩”,似乎是他主动举行隆重的“狩”的仪式。后来史书中宋代徽、钦二帝被俘,清代的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都记为“狩”。要是不明白其中奥妙,如何能了解事实呢?

中国史学历来强调政治的合法性,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如唐太宗时要补修南北朝的历史,史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因为当时南北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统,对方是僭伪;自己代表中国,而对方只是“索虏”或“岛夷”。但唐太宗考虑到天下已经统一,北朝和南朝都成了隋朝和唐朝的一部分,维持大一统中国的概念更重要,所以他下令《南史》和《南史》并修,给双方予同等地位,都代表中国。这也为元朝修史的时候所继承,面对此前宋、辽、金并存而后为本朝所统一的事实,元朝也确定《宋史》《辽史》《金史》并修,都承认它们的正统地位,都属中国史。清朝修“国史”的时候,考虑到国家已经安定,前朝已经不再对清朝构成威胁,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成为头等大事,于是设立《贰臣传》和《忠臣传》,将洪承畴、钱谦益等投降清朝的明朝旧臣定性为“虽不无微功,毕竟大节有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公开袁崇焕被害的真相,肯定他忠于明朝的史实,同时在全国大规模表彰曾经“抵抗大兵”,忠于明朝的忠臣、义民、节妇,强调朝代可以更替,价值观念必须延续。

今天,我们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学术命题,这是一个政治命题。我们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已经证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不容许有任何篡改,必须保证其结论不受到怀疑和影响,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不是简单的对事实的辩解,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这是中国史学一贯的传统,这个传统到今天还在起作用。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研究呢?

我认为,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坚持真理,尊重事实,这是毫不动摇的。但是,我们在运用历史的时候,必须把国家利益和主流价值观念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认为学术无禁区还是要坚持的,但是宣传有纪律,课堂有纪律。中小学历史课、大学本科非历史学专业的通史、公民的历史教育,应该以国家审定的历史教材为准,要维护政治正确与基本价值观,这是不能动摇的。大学历史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应增加唯物史观教育,并明确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至少要让学生们明白,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历史应用的基础,但是必须有所选择。在研究阶段,处理好学术自由与现实政治、国家利益的关系。对于确有学术价值而又不宜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同样应给予资助和奖励。这不仅因为真理有时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还由于反面的、对立的结论或成果也有利于真理的完善和深化,同样有其存在的价值。(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学术研究要不避“冷”钱乘旦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这番话清楚地点出了人文社会科学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重大缺陷,即急功近利,不愿做看似“无用”的基础性研究。

世界史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冷门学科”,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在不少人心目中是这样。我们时常听到这一类事例:历史系学生羞于公开自己的专业,一旦公开,就招来人们异样的眼神;世界史学科更不能获得人们的理解:学一点中国史也就罢了,学外国史对你有什么用?在这个讲求“实用”和“实惠”的时代,一切都用“效益”来衡量,但“效益”只是钱的代名词,能赚钱就有用,不能赚钱就应该被淘汰?我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可以这准确表述种现象,“实用主义”显然不恰当。

可是,一个社会是不能只用钱来衡量的,“有用”和“无用”也不是效益二字可以概括。社会的需求非常复杂,从物质到精神、从衣食到文化,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有用”都为社会所需要。文明下的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他的需求远远超出动物的需要,而一切具有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学术研究,对社会来说都会“有用”。对学术而言,“有用”和“无用”的标准不是纯物质的,而是社会的多种需求。正因为如此,学术研究绝不可以趋热避冷,不能把“冷”和“热”作为有没有学术价值的判断标准。

以世界史为例,人们长期以来忽视这个学科,而在改革开放已深入发展的今天,其负面影响已充分暴露。今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日趋复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然而,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却很欠缺,对许多国家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它们的历史和文化几乎不知道。这种缺失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应对国际危机和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了,甚至在日常国际交往中都会成为不利因素。例如,国家领导人在访问某些国家(如北欧)前曾希望更多地了解它们的历史,可是在全中国都找不到做过这方面研究的人。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历史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中国学术界普遍缺少历史学素养,从而阻碍了我国学术水平向一流方向发展。纵观国际学术界,大师级学者都有很好的历史学教养,无论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还是其他领域,都是如此。可见,“冷门学科”未见得真“冷”,只是人们的偏见将其打入冷宫。做学问就应该提倡不怕“冷”,学术研究需要不避“冷”。中国自古就有“坐冷板凳”的说法,冷板凳坐久了,也可以变热。

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学习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当时,老挝的政局不稳定,美国行政当局对老挝苗族人的背景不甚了了,想在学术界寻求帮助。结果在哈佛大学居然有一位年轻学者,其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老挝苗族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位学者立刻被召唤到华盛顿,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研究老挝苗族人的历史和文化,这在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在哈佛这样的学术机构不仅获得支持,而且没有博士学位!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界的差距所在,并得到深刻的启发。(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教育与国民素质的提升武寅一 历史教育的特点和优势

历史教育对于提升国民素质来说,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最适合的一门课。它内容具体、直接、易懂,并且可以做到国民全覆盖。所谓全覆盖,是指从时间上来说,每个国民从幼年启蒙阶段,到老年大学阶段,都可以接受历史教育,没有年龄上的障碍。从空间上来说,各个领域,各种类型,无论是正规学历教育,还是各种自学自考、终身教育,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以很容易地接受历史教育,没有文化程度的障碍和所谓隔行如隔山的学科障碍。这种亦俗亦雅的学科特点,是历史教育在提升国民素质方面所具有的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应该努力去发掘和运用好这一优势。二 历史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

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热爱以及奉献精神。这三者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的递进关系。有了认同,才有可能去热爱,有了热爱,才有可能去为之奉献,因此认同是基础。而认同又分为浅层次的形式认同和深层次的价值观认同。

在我们身边,形式认同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的一年一度的春运,再比如在传统节日里家家户户高度一致的习俗礼仪,等等。对这些形式的认同,是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并不需要什么格外的教育。但是,如果想更进一步,让人们普遍地接受并认同从这些形式中提炼出来的、属于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如春运等形式中所蕴含的“千里万里思乡情”,端午节等习俗中所蕴含的“舍生忘死报国心”这种家国情怀,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价值观,则需要进行历史教育。在认同基础上的爱国和奉献精神等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培养,就更离不开历史教育。

历史只有一个,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它的基本内容、基本过程、基本史实,都是客观存在,受教育者不论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不论是青年生、中年生、老年生,接触的都是这些内容。所以历史教育的关键不是讲什么,而是怎么讲。以提升国民素质为目的的历史教育,必须分层次地、循序渐进地进行。

认同教育应该作为历史教育的基本目标。它带来的是自信。它让国民在大千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家,知道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自己的祖先是谁,从此自己不再是精神世界里的流浪汉,而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

在认同教育之上的是热爱教育,它带给国民的是自豪。它让国民懂得,自己的国家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不仅如此,自己的国家在许多方面甚至是其他一些国家所无法相比的。比如,它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许多领先世界的发明创造,影响世界的杰出人物和杰出思想,对世界的杰出贡献,等等。热爱教育可以使国民不去盲目地崇洋媚外,不去做精神世界的自卑者,而是生发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为祖国感到自豪,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感到骄傲。三 历史教育的最高层次

在热爱教育的基础上,还应该进行奉献教育。奉献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最高层次,它带来的是自觉。奉献教育的目标是启发国民的民族自觉与理性思考,培养国民为国家、为民族的奉献精神。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教育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面,而要对这些历史事实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的哲理进行剖析。比如,讲“郑和下西洋”,不仅要讲它值得骄傲的一面,如它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都远非后来的欧洲人所能相比,它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等等。这些当然要讲,但不能只讲这些,不能到此为止,还需要继续往下讲,要讲最先启动大航海的中国,后来为什么未能继续领跑世界向海洋进军?为什么近代以来我们屡遭侵略、蹂躏和掠夺?不能只讲落后了就要挨打,还要讲我们为什么会落后,我们是怎么落后的?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什么时候落在了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国家后面?是怎么落入被动挨打境地的呢?

历史教育是最不应该报喜不报忧的领域,特别是在它行使国民教育功能的时候。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提升国民的素质,就要让人们知道,我们的家园并不是已经尽善尽美了,它还有好多地方不如别人,都是些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么形成的,什么原因形成的。只有深刻地了解并痛感自己的家园还需要去维修,需要去补强,否则就没有资格在世界大家庭中昂首挺胸的人,才能真正焕发出一种奋发向上的奉献精神,为了使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先进、更强大,他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从平时的默默奉献,到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一个拥有高度自觉和理性思维的民族,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强大的民族。四 历史教育的必要前提

历史教育工作者的主体责任和自身素质是进行历史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它决定了历史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教育工作者自身的综合素质有多高,国民素质教育所能达到的高度就有多高。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历史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跟上时代的步伐,牢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政治上过硬,业务上精益求精,在提升国民素质的同时不断提升自我。(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对当前历史教育问题的思考彭南生

历史教育主要是指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它是沟通史学与社会的桥梁,是史学之社会价值的直接体现。大体说来,历史教育可以分为学校历史教育和社会历史教育,其中学校历史教育偏重于历史知识的生产,社会历史教育偏重于历史知识的传播。历史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历史观念的塑造。历史教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传承文化传统,形成历史文化认同,认清历史前途,弘扬民族精神,提升国民素质。通俗地讲,一个国民要知晓自己国家的历史,就像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一样,这样才能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 当前历史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历史教育未被视为国家基本战略,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足

历史教育关乎国民对社会发展和历史前途的基本认识,关乎历史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关乎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关乎意识形态建设的稳固与协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因此,历史学理应被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学科,历史教育应当被视为一项国家基本战略。但现实情况是对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战略定位缺乏深刻认识,未能及时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回应,造成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失语。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书写之中被置于边缘地位,中国史学家对抗战史的认识未能获得国际史学界的充分认同,缺乏国际话语权,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因此也未能在国际史学界和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足以比肩欧美的地位和尊重,甚至被某些国家选择性压制、遗忘或是篡改,直接影响到了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日本就利用了这种史学态势,肆意歪曲、篡改甚至美化侵华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实,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传播错误的历史信息,借以抢夺侵华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史学话语权,推卸日本的战争责任,重塑国际社会的侵华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记忆,为日本的崛起提供历史理念支撑。就此而言,日本的历史教育导向已经对中国构成了重大挑战,使得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需要克服的重大障碍。再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教育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去中国化”倾向,其实质则是力图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文化联系,淡化、模糊历史文化认同,改变历史记忆,培育地方意识和分离意识。这种历史观念的潜移默化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显性的,但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则会直接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很难逆转。如何应对台湾历史教育对中国统一大业的挑战,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思考和应对的重大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如对中华文明起源和“西来说”的认识、对中国历史前途的认识等,都是当前历史教育需要作出积极回应的重大历史问题。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回应,既是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如果中国历史教育能够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则可以有力提升中国的史学话语权,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若中国史学界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失语,失去的不仅是史学话语权,而且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损失。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2.学校历史教育的双主体产生体制性矛盾,专业化发展与大众化需求相互冲突

学校教育是历史教育的基本机制,具有比较强的系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学校历史教育一般由历史教师、学生、教育机关、历史教学、史学媒介等基本要素来构成与实现。事实上它也是近代以来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基本模式——历史教师在教育机关从事职业化的历史知识创造与生产,并将其以历史教学和史学媒介的形式传播给学生和其他受众。在这个模式中,历史教师处于历史教育的主体地位,也是历史教育的核心。这个群体的专业素质决定着历史知识生产的规模与质量,决定着历史教育对受众历史观念的塑造能力,进而决定了受众对史学和社会的基本态度。学生是学校历史教育的主要受众,在整个体系中基本处于被动接受地位,训练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塑造学生的历史观念是学校历史教育的主要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通过历史教学和各种史学媒介来进行。历史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要组织形式,以历史教科书为主要知识载体,以教师和学生为互动双方,是学校历史教育的基本机制。除此之外,各种史学报刊、论著也是历史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但受众却不限于学生,而可能延及全社会。教育机关在这个模式中的地位比较特殊,它既为学校历史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体制性保障,又代表国家肩负着管理与监督之责,以保证学校历史教育能够沿着国家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教育机关以主体地位。于是,学校历史教育出现了双主体——历史教师和教育机关。教育机关主要代表国家履行意识形态控制职能,而历史教师则主要致力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当历史教师所生产与传播的历史知识不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要求时,就必然会与教育机关及其背后的国家产生冲突。这种体制性矛盾,在清末的学制改革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清末的历史观念变革则突破了清廷的意识形态控制,发挥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学校历史教育的双主体所造成的体制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至今仍然存在,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及对这种思潮的批判就是这个矛盾的集中体现。如何协调两个主体的关系,使其保持发展的一致性,是一个重大挑战。这种体制性矛盾还带给学校历史教育一个后果,就是历史知识的生产和更新速度超过了它的传播速度,很多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在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中得到体现,很多新的历史观念无法为学生所接受。中学历史教学普遍存在的知识老化现象就是一个明证。历史观念变革的滞后使得很多历史教师只能把教学改革的主要精力放在方法改革方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历史教学改革尤其是中学改革的成果,基本上限于教学方法,而很少涉及历史观念。其实,历史观念才是历史教学改革亟待突破的重点,而要获得新的历史观念,就必须充分发挥历史教师在历史教育中的主体性。当前最受诟病的中学历史教学服务于高考指挥棒的现象,其实也是历史教师丧失主体性的一个表现。高考指挥棒的魔力无非一个“利”字,当教师、学生、教育机关都可以从中得利时,这种魔力是不会消失的。只不过,历史学的育人理想、历史教师的社会职责却几乎被人忘却了。这不完全是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但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却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

近代以降,古代史学受到严厉批判,其价值取向也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史学的兴起,科学化成为史学新的价值取向。科学化的史学需要职业历史学家,而学科化体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为其提供了制度性支撑。于是,史学越来越走向学院化和职业化,史学的专业性品格被强化,而其大众性品格则被忽视了。历史学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职业和爱好,历史知识在很小的社会范围内传播,一般公众与历史学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以至于当他们需要了解历史时,却找不到合适的途径。这是历史学家的失职,也是历史学不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重视历史教育这个严肃的学术命题。

3.社会历史教育良莠不齐,乱象丛生,方向与质量堪忧

社会历史教育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公众,其关键问题是历史知识如何传播并为公众所接受,普及化和大众化是其主要目标。社会历史教育本来应当像学校历史教育那样,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但事实上它却经常被忽略。只有到了社会剧变之时,出现了经世致用的呼声,社会历史教育才会被提上历史学家的日程。这使得职业历史学家经常缺席社会历史教育,拱手将社会历史教育的主导权让给了其他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良莠不齐,既有文化和史学素养高、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组织和个人,也有打着历史教育的名号以追求利益的企业和商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造成了历史教育目标和产品的多样化,出现了学术娱乐化、学者明星化趋势。以电视栏目为平台,造就了一批学术明星,在整个社会掀起了一阵阵历史文化学习热潮。对这股热潮,有人歌颂,说它为历史文化的普及与启蒙发挥了专业人士无法企及的巨大作用;有人批判,说它的媚俗降低了历史文化的品格,将历史文化低俗化了,损害了学术的神圣与尊严。其实,走学术娱乐化道路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2004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在中国出版,被认为是分析“娱乐化”问题的经典论著。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对于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中国学界的讨论也日益增多,大多数讨论者对学术娱乐化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甚至有人将其视为“文化病毒”,认为是学术娱乐化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共同制造了文化生态圈的劣质化和粗陋化现状。而一般民众长期处于这种文化的浸润中,也会产生一种严重的精神依赖,进而精神空洞化。这说明,社会历史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质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令人忧虑。二 问题的成因

1.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使得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历史学和历史教育长期受到忽视

虽然国家曾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策略,但实际情况是“一手硬一手软”,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一直未能在实际上获得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国家逐渐提升了文化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历史教育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但是,目前这种改变是远远不够的,还不足以形成历史教育的国家战略地位,尤其是尚未明确提出这种战略意识,也未形成系统的发展规划。这是造成历史教育对重大历史问题失语的重要原因。

2.史学家秉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分离的史学价值观,失去了承担历史教育责任的自觉意识和主动性

晚清时,史学界已有历史学术和历史教育二分的理念,并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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