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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学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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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乐礼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成立

军乐礼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成立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组建部队

●黄贻均说:“作为乐队的一各演奏员,必须认真地对待音符。因为音符是一个瞬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可重复的时间过程。所以,必须尽量准确地把他完美地表现出来。”

●罗浪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在军乐团工作同样是为革命工作……这项工作一定会不断发展,社会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说:“他们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他们像地底下长出来的树一样。站得那稳。只有像中国这样有纪律的人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组建中国联合军乐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当日,作为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感动了许多人。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罗浪、王建中任正副指挥。

在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时,晋察冀军区没有军乐队。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的指挥下,在保定南的清风店、明月店一带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的主力及其军部,把该军军长罗历戎连同三军的军部和军乐队俘虏过来。

当时,担任军区抗敌剧社乐队队长的罗浪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对这个军乐队如何处理,罗浪的意思是想保留下来,不要遣散。

罗浪1920年7月28日出生于风光秀丽的德化潘祠村。1936年永春中学初中毕业,后来南渡马来亚随父谋生。

1938年秋,罗浪毅然奔赴延安,进入延安陕北公学。随后又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受业于冼星海、吕骥、向隅、李焕之等音乐名家门下,特别是音乐指挥受其教诲尤深。

1939年冬,罗浪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后任晋察冀一分区战线剧社音乐教员和指挥。1943年,任晋察冀抗敌剧社音乐队队长兼指挥。

张致祥同意罗浪的意见,他请示聂荣臻同意后,要罗浪对该军乐队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争取全部留下来,再补充新的学员,进行训练以后,编成解放军的军乐队,将来会有作用的。

1947年,罗浪奉命组建华北军区军乐队,任队长兼指挥。

其实1947年的时候,晋察冀军区已经成立了一个军乐队,但当时很艰苦,中西乐器混合使用,只演奏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乐曲。直到1949年乐队也不过才80人。

1949年9月初,张致祥传达了组织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由罗浪和王建中负责组织训练。

军乐队包括晋察冀军区军乐队约80人、华北人民文工团管乐队约20人,再加上受阅部队军师两军乐队约100人,一共约200人左右。

列队受阅联合军乐队约195人,排横20人、纵10人的宽排面队形。由于乐器组成的原因,最后一排低音乐器较大,所以不是20人。多余乐器由预备队员担任演奏员。

开国大典的总指挥是聂荣臻,副总指挥是兵团总司令杨成武,他还兼指挥部主任。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总指挥是刘仁。所以,联合军乐队受双重领导。

开国大典之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上的好评,全体队员都兴奋得不得了。

但是,在组建军乐团之后,一些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因为他们认为:在旧社会,人们办红白喜事时为了活跃门庭总要找一支鼓吹队;在送终老人的时候,则为了给人们制造惜别的悲哀气氛,这支鼓吹队就吹出一些乐曲,这些演奏者,就被称为吹鼓手。

他们说:“吹鼓手是旧社会最底层的行业,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经常被人们瞧不起。”

当时虽然解放了,但大家仍然被这种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束缚住,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陈旧的观念。

1951年,罗浪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

军乐团的一些演奏员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有的不敢把自己的职业告诉给家里人,而说是当技术兵;还有的给家里写信的时候,信上的地址也不敢写军乐团,而由驻地老乡转交。

还有个别干部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军乐团工作,就多次写信要求把孩子调离。

但是,50年代时,每年的“五一”、国庆节时,都有在天安门前的欢庆活动,军乐团的演奏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更好地完成军乐团的光荣任务,罗浪提出了“甘当革命的吹鼓手”的口号。

罗浪向军乐队员们解释说:

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在军乐团工作同样是为革命工作。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从长远观点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这项工作一定会不断发展,社会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后来,很多队员复员以后,大家都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服务,有一些队员在学校里做了音乐教员,就连中央广播电台也从中吸收了不少军乐团的团员。

罗浪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同时,他提出把军乐当成一门艺术来看待,加强训练,提高队员的演奏水平,使逐步为社会所接受。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应有大型军乐团的指示,委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负责筹备一个千人乐团。

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经费紧张。聂荣臻还为此拨了旧人民币80亿元来建设军乐团。

军乐队用40亿向捷克斯洛伐克定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扩建了营房。

1952年,所有乐器全都到齐,7月10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000多人的大型军乐团。

建团初期,罗浪就特别重视队伍建设,他提倡树立队员对军乐事业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在组织建设、思想教育、业务训练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在遵守纪律方面,在以教育为本的前提下制定了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在历届领导和各届队员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形成了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制度的风气。

大家常说:

在执行任务时,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出现差错再小也是大事。

所以,多年来,军乐团在执行国内外任务的时候,从未出现过重大事故。

组建军乐团管弦乐队

1952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组建,同时准备组建一支军乐团管弦乐队。

建国初,每年除了国庆大典需千人乐团之外,平时迎送国宾的典礼乐队,并不需要那样多的人。

到部队演出的时候,根据当时部队情况,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更显适宜。

为此,团领导报请上级同意,在保证国庆大典任务前提下,在部分年轻队员中培养歌舞、民乐和管弦乐等方面的多面手,以适应下部队和为社会服务的需要。

其中,学习西洋弦乐的团员们都非常勤奋,几经驻地的变更,从马驹桥镇、朝阳区东坝镇、海淀区半壁店,离城区都比较远,交通通讯也不方便,他们带着乐器到城里向老师学习,往来非常辛苦,但大家都不怕劳苦,都能很好地完成所布置的作业。

1955年初,军乐团组建了一支80左右的管弦乐队,被称为军乐团第三队,开始由李序负责。先后曾有顾黎平、程音章、孙自省任队长,邓超、杨启泉任教导员,刘言任指挥。

主要弦乐有邹寿钧、梁治国、赵寿铭、全连山、王光明、陈朴、王启文、张达民、孟森、高升等人。

管乐队员有郭日新、沈彼得、项飞、汪呈发、邓桂生、闻立揆、王绵文等。

打击乐有吴光锐、张文华。

当时规定,在国庆大典的时候,全体人员都持管乐参加大典工作,平时则进行训练,节假日到中央单位演出和伴舞。

管弦乐队为了提高演奏水平和进行艺术实践,他们曾为中央芭蕾舞学院所排练的节目进行合作训练。还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激战前夜》和一个1927年的历史纪录片实行录音。

1958年,日本“松山树子芭蕾舞团”访华演出,军乐团管弦乐队担任了在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4城市的演出伴奏任务。

当时演出的节目有芭蕾舞剧《白毛女》、《彼得与狼》,还有《仙女们》及《天鹅湖》、《吉赛尔》的片断等。

通过这些工作,管弦乐队已经显示出相当的业务水平,同时,在首都北京和国内已经颇有影响。

1960年,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视察中央广播电台,他们得知“广播乐团”人员不足工作困难,又得知军乐团的管弦乐队还没有定向的任务。陈毅与罗瑞卿当场就商定,将军乐团的管弦乐队调拨给“广播乐团”以充实实力。

之后,由主管军务工作的张爱萍主持调拨。

军乐团无条件地服从了上级的决定。

1961年,军乐团根据张爱萍的批示,通过北京市教育局,在北京艺术院校的同时招生,招收学员40人学习管弦乐。

到1963年,军乐团的编制已经压缩了,这时不可能在内部再容纳一支管弦乐队。

根据这种情况,经过领导同意,军乐团撤销了管弦乐队的重建计划,随后,军乐团动员学习弦乐的学员改学管乐。

创建解放军军乐学校

1955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学校,地址设在北京西郊半壁店。

全国解放以后,全军军乐团人数多达两万多人。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军区、师团都有编制不同的军乐团队。

为了提高全军军乐团队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质,训练总监部军乐处处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罗浪考虑成立军乐学校。

1953年,军乐团从北京马驹桥镇搬到东坝镇以后,以罗浪为首的军乐团领导和团党委,从军乐建设需要和长远目光考虑,决定从各队抽调业务尖子,去上海学习,请上海音乐界的陈传熙、黄贻钧等管弦乐专家讲课,进行强华性铜管乐的专业培训。

经研究决定,被抽调的人员有:

队长:范志卿指挥:吕蜀中

小号:程义明长号:李复圆号:孙大方

黑管:刘启林长笛:薜连生巴松:汪恩来

双簧管:牛占英架子鼓:吴光瑞

大家来到上海后,他们住在上海警备区内的一个招待所里,进行强化式集中培训。

1954年秋,在军乐团训练大队的基础上,在上海成立了军乐学校教员预备班。

当时,军乐处副处长马国平担任班主任;军乐团胡逸臣担任助理。

学员有军乐团大队长孙自省、刘鉴东、雷远、郑兰生和指挥瞿干平,西南军区军乐队队长李桐树、西北军区军乐队队长刘玉洁、沈阳军区军乐队队长王倩竹、广州军区军乐队队长郝立刚、南京军区军乐队队长裘定发、海军军乐队队长范鹏、空军军乐队队长李里、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军乐队队长顾立平。

当时,学员们由从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专家执教。

和声老师为邱望湘、邓尔敬、毛于润;作品分析老师为钱仁康;视唱练耳教师为陆洪恩、陈传熙;钢琴教师为胡国美、华素珍;视唱练耳辅导老师为李复、吕蜀中。

另外,还附设了一个吹奏培训班,由各军区和军兵种军乐队选送优秀的小号手和黑管手各一名进行培训一年,毕业后仍然返原部队工作。

1955年军乐学校成立的时候,组织机构对内称为军乐团学员队,对称为军乐学校,隶属军乐团统一管理领导。

当时,队长是徐春深,指导员由任尚贤兼任,团支部书记为赵英杰,军事教员为方鹏程,政治教员为于伯均、马华等人。

1953年在上海训练班培训的10多个人,于1955年全部返回北京担任军乐学校业务教员,为全军培养了大批的军乐人才,壮大了军乐团的技术骨干力量,也提高了军乐学校的声誉。

这些受训人员自己也成为中国军乐骨干、音乐界的专家,成为军乐团的高层领导和宝贵财富。

1955年元旦前夕,罗浪和原军乐团政委兼任军乐学校校长朱为流先后专程到上海看望全体学员,了解教学情况和生活情况。

当罗浪得知教室和宿舍没有防寒设备的时候,他马上让行政人员购买了木炭,解决了教室了宿舍的取暖问题。

学员们对此非常感动,大家一致表示要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领导的关怀。

1955年初,训练总监部正式写报告给中央军委,组建军乐学校。校长由罗浪兼任,具体领导工作由军乐团领导班子负责。教学由梅宾负责。学员由各军兵种、军区军乐队选送。

1955年10月,军乐学校正式开学。

军乐学校共分5个班,一班设在上海,学员是各军乐队队长和指挥以及中尉以上军官,学制一年。二、三、四、五班设在北京,学制为两年和4年。

当时,一班班主任为李桐树、助理王健飞;二班班主任孙自省;三班班主任王桂桐;四班班主任范志卿;五班助理李春兰。

教员队伍的组成是:上海班由原教员预备班教师担任。北京4个班分别为:和声教员了延生、李序、谢承培,作品分析教员傅晶、乐理教员周明德、李大伦,复调和唱歌教员邵遗逊、汪海,民间音乐教员李伯乐,视唱练耳教员杨万青、何振源,打击乐教员吴光锐,政治教员马华、军事教员方鹏程。

195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学校召开首届教学代表座谈会。

1956年冬,从上海调李桐树回北京担任军乐学校副校长、军乐团副团长兼训练处处长,负责军乐学校和军乐团的业务工作。

195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军乐学校召开先进工作者、先进学员积极分子大会,并请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到会,他对军乐团和军乐学校的建团、建校及学校的教学方针、任务以及培训的目标做了很多指示。

最后,张爱萍与团、校领导及全体到会代表合影留念。

195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学校第一班全体学员毕业,并颁发了毕业证书。

同年,随全军形势发展需要,军委决定除保留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军乐团以外,各军师团军乐队建制一律取消,其中也包括军乐学校。

此后,军乐学校在北京的4个班提前结业,多数返回原单位分配工作,少数留在军乐团工作。

军乐学校撤销后,上海的学习基地保留下来,作为军乐团的业务培训点。

二、中央关怀

●毛泽东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天安门广场又这么大,应该成立一支千人军乐团才相称。”

●周恩来指示乐队:“在祝酒的时候,演奏得可以热烈一些,在席间,要演奏得轻一些,柔和一些……”

●贺龙对大家说:“回去向你们上级领导反映,要给队员每人发一件棉大衣,在待命时可以先穿上嘛!”

毛泽东向军乐队员问好

1950年国庆一周年的时候,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时候,毛泽东高呼:

军乐队万岁!

毛泽东的话,鼓舞了全体军乐工作者。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确实有些厚爱,组建千人军乐团的决定,就是毛泽东作出的。

就是在1950年建国一周年的庆典上,毛泽东对站在身边的阅兵总指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说: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天安门广场又这么大,应该成立一支千人军乐团才相称。

聂荣臻受命后,立即着手军乐团的筹备工作。

参加完开国大典就调离军乐团的团长兼总指挥罗浪,又奉命从上海军管会回到北京,协助聂荣臻筹办组建军乐团的具体事宜。

早在1949年夏,晋察冀军区军乐队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的时候,为大会仪式进行了演奏。

大会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走到军乐队前,与军乐队员一一握手。

所有队员都被毛泽东这一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召开,当会议宣布开幕的时候,军乐队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当时,可能由于激动,有的人几乎是泪水伴着号音一起流动,好长时间才勉强控制住心中那种特别激动的感情。

当会议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毛泽东去洗手间,正好从乐队前面路过,有一个队员主动上去和毛泽东握后,接着前面的队员也都和毛泽东握了手,在后边的队员就没有握到。大家心里都有些遗憾。

毛泽东似乎猜透了大家的心思,他在回来的时候又特意从后面路过,和没有握手的队员又都一一握了手。毛泽东还问:“你们是哪里人呀?”

队员们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毛泽东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的国歌奏得很好,很雄壮,也很有力量!”

完成任务回到团里后,团里几个领导商量,要给首先主动和毛泽东握手的几个队员处分,因为团里早有规定:不得主动和领导人握手。但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大家都说:“算了吧,这是出于对领袖的热爱,为和毛主席握手受个处分,从情理上有点说不出去,还是教育大家以后注意就是了。”

1953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北京市人民群众游行大会,军乐团要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但是,当天却从一早就不时地下雨,大家的衣服先后湿了好几次,天还刮着风,大家都感到有些寒意。

但是,天安门广场的10多万群众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们等待亲眼看到毛泽东。

此时,军乐团穿着雪白的军装已经列队完毕,200人的军鼓队已经排列好方队,他们处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就在游行将要开始的时候,突然指挥部通知军乐团出3个人在军鼓队前当国旗领队,军乐团于是挑选了关志忠、程振华和孙其军3人,大家心里很激动又感到无比的光荣。

当时安排是,关志忠在中间打旗,孙其军在关志忠的左边,程振华在关志忠右边。

10时,军乐团奏起了乐曲《东方红》,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立即被宏伟的音乐声和震荡天地的欢呼声所笼罩了。

随后,军乐团奏起庄严的国歌,伴随着礼炮轰鸣声,传遍了全世界。

不久后,军乐团奏起《歌唱祖国》时,队列开始向前行进,关志忠等3人开始随着鼓点走得很齐,但是,由于3个人从来没有和鼓队配合过,又因为他们的步伐大于鼓队的步伐,所以离开鼓队越来越远,至少相距50多米了,但是他们3个人都不知道。

这时,又刮起了大风来,这面国旗加上竹杆足有一丈多高,由于刚下过雨,国旗水淋淋的,分量很重,风一吹就更加头重脚轻了。

在通过主席台受毛泽东检阅的关键时刻,关志忠已经满大汗了,他小声对孙其军说:“快帮我扶一把吧!我拿不动了,快扶正!不然就倒了。”

孙其军看到关志忠实在不行了,可当时正在经过主席台,是不能乱动的,孙其军就小声说:“再坚持一会儿,过了主席台我就帮你扶。”

但是刚走出几步,孙其军眼看着关志忠就要坚持不住了,如果再不扶住,倒在主席台前可是件严重的、并造成有极恶劣的国际影响的政治事故,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他赶紧和程振华一齐上前,扶住了国旗,避免了一场令人后怕的特大的严重事故。

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对文艺工作者发表讲话中指出:

现在到机场、车站欢迎外宾,军乐队就很好,它是西洋的,也可以很好地演奏中国乐曲。

毛泽东这一系列的指示和讲话,使军乐队员更加珍视自己的工作岗位,也更加努力地训练。

195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个生日,按照国庆总指挥部的命令,军乐团和所有参加检阅的方队,必须在8时列队完毕。

徐凤桐当时是演奏高音号的,而且因为他的身高是1.78米,几乎每次都安排他排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在徐凤桐正前方的下边是天安门正门,而上边正好和毛泽东的位置相对。

10时左右,徐凤桐看到4辆黑色大型轿车从午门向天安门驶来,他知道,到来的4辆车里分别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

这时,军乐团的总指挥将两臂一挥,亿万群众熟悉的《东方红》乐声立即奏响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也开始沸腾了。

当毛泽东走到城楼正中,面对广场站稳后,北京市市长彭真高声宣布: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接着是奏国歌,阅兵式和百万人大游行。

12时,天安门上空的白云突然不见了,层层黑云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迅速涌来,天空立即变得灰暗。随着黑云层的不断加厚,一阵阵雷声也由远而近,接着吹来的是嗖嗖的冷风,雨点也像沙粒一样开始撒落下来。

雨越下越大,但游行的人们仍旧热情不减,人们冒着大雨继续由东向西行进。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直下了两个多小时。

在两个多小时的暴雨中,军乐团的千名乐手,每个人却都像钢铸的一般站在天安门前,大家一动不动地坚持演奏,《歌唱祖国》、《红色的天安门》、《胜利进行曲》等乐声,伴随着风声、雨声、雷声和人声,始终响彻在天安门广场。

临近15时,游行队伍的最后一批群众,终于通过了天安门。

但这时,军乐团还要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即带领广场上的数千名少先队员和数万群众涌向天安门。

其实,这只是一段很短的距离,但是,军乐团已经连续笔直地站立了7个小时,因为长时间的死板站立,使两条腿几乎麻木了,即使是大脑想指挥它们前进,两条僵硬的腿也很难迈出去。

正在这时,大家突然从听到天安门城楼上传来一句洪亮的回声:

军乐团的同志们……!

大家当时还没有听清后面几个字,但精神却不由得为之一振。

这时,城楼上又是一声:

军乐团的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立刻听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只有毛泽东才具有这种独特的湖南乡音。

大家感到,有一股难以控制的冲动和激奋从胸中发出,这种激情和热流立即把浑身的冷气一扫而光。

这时,军乐团的总指挥举起手中的指挥旗向着天安门方向一指。

随即,千人的乐队,像一块完整的巨大的方阵一样,有节奏地演奏着《歌唱祖国》的旋律。向着天安门,向着毛泽东站立的地方走去。

当大家走近天安门时候,就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一个个全身也都是湿漉漉的。

这时,数万只彩色气球腾空而起,鞭炮齐鸣,和平鸽群遮天飞翔,人群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毛泽东一边向军乐团人群挥手致意,一边高声呼喊:

人民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周恩来关注军乐队发展

1959年,苏联专家撤走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宴会,欢送苏联专家回国。因为撤走专家是苏联领导的事情,专家们对中国还是友好的。

周恩来亲自到现场参加送行宴会,这令专家们很受感动。

那时,宴会用了3个乐队,民乐队、管弦乐队和军乐队。

周恩来在祝酒的时候,军乐团抓住时机演奏了一首苏联乐曲《马刀舞曲》,乐曲结束后全场轰动,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把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周恩来马上写条让工作人员对乐队提出表扬,说乐队配合得很好。

周恩来第一次看军乐演奏,还是在1948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艺晚会上。

那时,华北军区军乐队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而那时的队员,大部分都曾经在国民党乐队干过,都有一定的吹奏基础。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已经能够演奏《八路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等乐曲。

1948年5月1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军区大院,举行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晚会。军乐队第一个上台演奏,雄壮的乐曲响彻在太行山的夜空中。

参加这次晚会的,有周恩来、任弼时、徐特立等中央首长和军区的官兵。

当乐曲结束后,周恩来和台下的全体官兵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因为军乐队雄壮的乐曲使全体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周恩来也从此知道了我军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乐队。

周恩来性格开朗,非常喜欢跳舞,他经常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文娱活动,与群众沟通思想,了解情况。群众们也非常喜欢找周恩来跳舞。

有一次,周恩来跳舞跳累了,就跑到乐队的后台上,与乐队的人聊了起来。

周恩来问:“1948年在石家庄的那些同志现在生活得怎样?他们都结了婚没有?”

那些石家庄时期就参加军乐队的人们,听说总理关心他们的生活,都非常感动。

1960年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北京市春节联欢会。

大家正在热闹地进行演出,突然大厅门口人声沸腾,许多人纷纷涌入厅内。

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首先进入大厅,随后就是周恩来面带笑容走了进来。

孙其军当时正坐在椅子上,突然发现周恩来已经走到了他的跟前,他立即起立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并且马上想离开。

不料,周恩来非常和气地对孙其军说:“请坐下。”

孙其军于是非常拘束地坐在了周恩来的左侧。

这时,肖华走到周恩来面前请他点个节目,周恩来说:“就请侯宝林、郭启儒说‘关公战秦琼’吧!”

当侯宝林、郭启儒说到旧社会戏园子里,看戏的人一边看戏,一边喝茶、嗑瓜子,有的还要热毛巾擦脸,由于看戏的坐在中排的中部,跑堂的要把热毛巾非常准确地扔到客人手里,还大声招呼一下:“接住了您呐!”周恩来哈哈大笑,他问孙其军:“你见过吗?”

孙其军回答说:“见过。”

周恩来又问:“你怎么见过的?你多大了?”

孙其军回答说:“我29岁了,解放前我在上海的戏院里见过。”

周恩来笑了:“喔!那你是见过的。”

接下来是摔跤表演,周恩来也随着两个摔跤手的紧张程度而紧张,当一个运动员被摔倒时,周恩来马上就为优胜者热烈鼓掌。

孙其军就对周恩来说:“总理,如果我们的部队都练练摔跤,部队的战斗力一定会更强的。”

周恩来说:“对!他们只要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我打倒了。”说完就仰头哈哈大笑。

1967年“五一”劳动节,军乐团照例接受“五一”节游行的演奏任务。

李桐树带队按时到达指定的集中地点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队伍整好后正准备排练,队列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周总理来了。”

队伍一阵沸腾,李桐树立即重整队伍,向周恩来跑过去,敬礼,并准备汇报乐队情况。

周恩来握住李桐树的手,首先向他介绍了身边的各位首长,然后周恩来亲切地向全体军乐团的团员说:“我们来看你们了,同志们好!”

这时全团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大家高呼:

总理好!

周恩来说:“你们要尽快联合起来嘛,要创作好的作品,培养好人才,祝你们成功!”

1968年国庆节,李桐树正在排演现场,在天安门广场上,首都联合军乐团做好了一切准备,大家正等待着正式演练的开始。

忽然,旗杆下值班的电话员向李桐树跑过来报告:“指挥同志,请您马上到天安门城楼上开会。”

李桐树立即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军容,向天安门城楼快步走去。

李桐树走进城楼,就看到周恩来正坐在地毯上,他面前平铺着一张游行示意图,各方阵领队围在四周。

李桐树正要凑上去,会议就结束了,人们纷纷散去了。

李桐树心里一阵紧张:“坏了,我迟到了。”

这时,李桐树忽然听到周恩来问:“乐队指挥来了吗?”

李桐树立即跑上前去,向周恩来行了一个礼。

周恩来连连说:“好,好。”然后问李桐树:“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李桐树坚定地回答说:“请总理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周恩来听了高兴地说:“那好嘛,你们的演奏很重要,全世界都能听到你们的演奏声,影响很大,乐谱要背熟,不能大意出乱子啊!好了,相信你们,祝你们成功。”

1968的国庆大典,与往年一样,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50万群众接受党和毛泽东的检阅。

为了圆满地完成任务,周恩来亲自在劳动文化宫给军乐团作动员工作,他说:“你们联合起来没有?为了圆满完成国庆大典的任务,你们要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国家争光。”

在历次的宴会中,周恩来对乐队演奏的时机、长短、强弱都要做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他指示乐队:“在祝酒的时候,演奏得可以热烈一些,在席间,要演奏得轻一些,柔和一些,因为这时是同外宾谈话做工作的好机会。”

周恩来还经常陪同外宾到乐队前祝酒表示感谢,有时周恩来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乐队说一些鼓励的话。

1972年4月19日,军乐团应邀在北京饭店参加萨拉热窝外宾招待会的时候,周恩来对指挥程义明说:“搞得不错嘛!把他们那首曲子再搞一遍。”

1972年5月29日,在北京火车站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访朝回国的时候,有一首作品《万岁人民中国,万岁毛泽东》,是西哈努克自己创作的,头一天晚上刚寄回北京,军乐团连夜进行编配和排练。

第二天,在北京火车站就用上了这个乐曲。西哈努克亲王非常高兴。

当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与指挥握手的时候,周恩来说:“搞得很好,时间很短,搞得很快。”

自1971年3月26日起,周恩来提出,每次宴会的所有曲目单都要给他一份,以便他对其乐曲起到的作用作出评价。

宴会的时候,乐队是按曲目单上的顺序演奏的,当乐队演奏对方国家的乐曲时,周恩来总是带头鼓掌,并对外宾说:“这是你们国家的一首……乐曲。”而有的外宾不一定就完全熟悉自己国家的每首乐曲,经周恩来这样一介绍,他感到周恩来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有的外宾说:“周先生对世界上的事,无他不知,无他不晓,太伟大了。而且我们还从这里就记住了我们自己国家的乐曲。真是受益匪浅。”

1971年9月中旬,埃塞俄比亚的80岁的老皇帝塞拉西访华。

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上,军乐团演奏了除中国乐曲外,还特意演奏了埃塞俄比亚的民间乐曲,受到了中外来宾的热烈欢迎。宴会厅里不时地暴发出一阵阵的掌声。

塞拉西和周恩来特别高兴,在宴会将要结束前,塞拉西向周恩来提出要见一见军乐团的演奏人员。

但因为他年事已经高,不便到乐队前同大家见面,周恩来就让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通知领队的李桐树副团长和刘玉宝一同来到宴会厅前面主宾席。

周恩来同两人握手,把他们介绍给塞拉西,并对他们说:“皇帝陛下对你们演奏的音乐很感兴趣。”

塞拉西说;“你们演奏埃塞俄比亚音乐,演奏得很好,谢谢你们!”

刘玉宝回答说:“我们有机会演奏埃塞俄比亚音乐,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感到很荣幸!”

塞拉西立即高兴地说:“你们演奏音乐的本身就是友谊的象征。”

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一旁听了塞拉西对军乐团的选曲特别高兴,同李桐树和刘玉宝一一握手表示祝贺。

1972年秋,越南南方民主解放阵线阮友秀主席访问中国,出席宴会的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英萨利以及老挝等一些外宾。

军乐团在宴会上演奏了中、越、柬、老乐曲,宴会气氛很热烈,大家的演奏很受欢迎,掌声不断。特别是演奏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柬、老、越是兄弟》等歌曲时,周恩来总是第一个热情友好地带头用力鼓掌。

其间周恩来还特意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刘玉宝送来一个写在菜单上的字条:请乐队在宴会结束前,上水果时,把《柬、老、越是兄弟》的歌曲再演奏一遍。

大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再一次演奏了西哈努克的歌曲,此时宴会大厅暴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特别高兴,他对阮友秀、西哈努克等许多外宾说:“印度支那的人民要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说完后,周恩来和外宾们来到乐队前举杯祝酒,干杯祝贺和致谢。

这时全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使宴会气氛达到了高潮。

有一次,军乐团一天接到两项任务,而且时间接得很紧,以西郊机场迎接外宾,再马上到中南海,欢迎一个国家大使呈递国书。

在西郊机场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小雨,大家把鞋子弄得很脏,到了中南海休息室以后,大家简单地擦了一下,就等待外宾的到来。

这时,周恩来来到了休息室里,他向大家说:“同志们好!”

大家马上站起来回答说:“总理好!”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来,然后用眼神朝大家的身上打量了一番,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态度和面目表情从笑容而转为比较严肃了,周恩来问大家:“你们的鞋子擦了没有?”

大家都说擦了。

周恩来说:“我看你们的鞋子底侧面还有泥嘛。”

大家解释说在机场的时候遇到了下雨。

还没等团员们说完,周恩来就打断说:“那不是理由嘛。不要觉得这是小事,有时因为一点小事没有做好,就会给中国人丢脸,小事就会变成大事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外交场合没有小事。”

说到这时,周恩来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说:“时间快到了,你们快准备吧。”

送走周恩来,大家赶紧把鞋子又彻底擦了一遍。

1973年11月,中国与澳大利亚刚建交不久,惠特拉姆总理和夫人首次访问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的欢迎宴会上,出席宴会的中、外来宾有五、六百人。

在宴会上,军乐团演奏的每一首中、澳乐曲,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掌声四起,连续不断,宴会充满了极其热烈友好的气氛。

在宴会临近结束的时候,周恩来陪同惠特拉姆和夫人来到乐队前,向大家祝酒致谢,并同指挥刘玉宝热情地握手、干杯。

周恩来说:“客人对你们的演奏很满意,也很欣赏。你们是否可以再加演一首澳大利亚乐曲?”

刘玉宝立即回答说:“可以。”

刘玉宝提议大家把澳大利亚一首著名的民间歌曲《莫蒂尔德圆舞曲》再演奏一遍。

由于大家事先都毫无思想准备,所以有许多队员都在忙着找乐谱。其中小范有些紧张,一时怎么也找不出来,急得头上都冒出了汗来。

这时,正好周恩来站在小范身旁,看到这种情景,他哈哈大笑,用手比划着,意思是不要着急。

大家把乐曲从头到尾演奏了一遍,周恩来和客人始终站在乐队前边听大家的演奏,全场的中外来宾也始终站着听。

当军乐团演奏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带头鼓掌,全场也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周恩来非常满意,并高兴得开怀大笑,同惠特拉姆和夫人与刘玉宝共同干杯,祝贺军乐团演奏成功。

元帅将军关心军乐团

1957年11月,军乐团一队在北京首都机场迎接某国军队领导人,乐队已经列队等待外宾的到来。

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而军乐团的人们虽然穿着单薄的呢子礼服,尽管很冷,但他们仍然笔直地站着一动也不动。

正在这时,贺龙来到乐队前,他看到大家,又上前摸了摸大家的衣服,发现都没有穿大衣,贺龙就摸着胡子笑着问道:“你们冷不冷啊?冻坏了可讨不到老婆啊!”

大家齐声回答说:“不冷!”

贺龙说:“我在这儿来回走还冷呢,我就不信,你们还能不冷?”

其实大家是冷的,由于对老首长的崇敬和作为军人应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不穿大衣也是上级的规定,所以大家都没有说冷。

那时军乐团穿的是苏联式套头紧袖上衣,不穿大衣,因为天气寒冷,不得不穿一件毛衣加一件上级发的皮背心。由于上衣瘦,不得不硬套,上衣箍在身上,袖口也紧紧地扣住,身子就像个柱子,后背鼓起来,就像驼背一样,有些影响军容。

另外,因为天太冷,嘴和手都冻僵了,也会严重影响演奏效果。

贺龙对大家说:

回去向你们上级领导反映,要给队员每人发一件棉大衣,在待命时可以先穿上嘛!

贺龙又对乐队指挥说:“你让大家活动活动,天太冷了。”

他们走后,队长马上让队员原地踏步几分钟,大家觉得暖和了许多。

几天后,欢送那位外国军队领导,这一天天气也很冷,军乐团已经列队完毕。

就在这时,彭德怀突然直接走到乐队前面四五米的地方,这位非常受人尊敬而且严肃的老元帅关切地问大家:“你们冷不冷啊?”

当时,孙其军正在彭德怀的正面,他犹豫了一下,大声回答说:“冷!”

彭德怀又问:“有没有大衣啊?”

孙其军说:“有!”

彭德怀就问:“为什么不穿呢?”

孙其军大着胆子说:“不让穿!”

彭德怀没有再说话,他就转身离开了。

几天之后,当军乐团再次执行冬季室外任务时,上级就有了明确规定:“冬季在室外执行任务时,大家可以穿上大衣。”

大家都说:“肯定是彭老总和贺老总向上级提的建议。”

1964年春天,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二楼的走廊上,孙其军正在和一位过去在军委工程学校文工团的老战友白慧雯坐着说话。

这时,忽然从远处有几个高个子的人向他们走来,孙其军仔细一看,其中一位是罗瑞卿,孙其军和白慧雯马上起立,向罗瑞卿敬了个军礼。

向他问好:“罗总长好!”

罗瑞卿说:“你们好,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啊?”

孙其军回答说:“我是军乐团的。”

白慧雯说:“我是总政歌舞团的。”

罗瑞卿说:“好!好好工作!祝你们工作顺利。”

1964年10月份,军乐团五队的队员由孙其军带队参加仪仗队,在北京首都机场欢迎来中国参加国庆15周年的苏联等3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

当天,群众的情绪极为热烈,锣鼓声震天,比任何一次迎送外宾时都敲得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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