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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宏伟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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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陶之风韵

古朴陶之风韵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

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丛书唯美展现,美不胜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具有很强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感受到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新石器陶器

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手工业最重要的成就,我国的先民早在1万年以前就已掌握了制作陶器的技术。其中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氏与陶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典型的新石器文化包括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以及其他地区的甑皮岩文化和白羊村文化等,它们都有代表性的陶器,如彩陶、黑陶、印纹陶等。

古老传说中的陶器起源

当上古先民刚刚结束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开始使用磨制精细的各式石器,并利用兽皮、兽骨、贝壳装饰打扮自己的时候,便尝试着展开思维的翅膀,来解释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那时,他们既无法理解宇宙间神奇的造化和大自然无穷的破坏力,也无法说清自身奇妙的由来与延续。于是,面对这不可思议的一切,描绘出一个万能的上帝,比如盘古氏开天辟地,以及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的动人故事。

所有这些关于“创世”的传说中,神祇们却几乎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了人类本身,那就是用了泥土。

传说中,女娲炼五色石补好崩塌的苍穹后来到河边,休息时抟土为兽、为畜、为人。可泥太软,造出的人没有气力,无法抵御洪水猛兽,所以,她又用麻绳横于中,人便这样诞生了。

不论多么精彩、丰富的想象,都与人们最为熟悉的事物密切相关。而那个时代,人类最富创造力的表现,莫过于将那一团团黏糊糊的泥土,改变成各种各样的应用器皿,或捏塑、烧制成他们能够见到和想要见到的一切,这就是陶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我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万多年的悠久历史。

在遥远的古时候,人们把黏土加水混合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就形成了陶器。陶器作为一种器具,首先应用于古人的生活之中,制成罐、碗、盆、钵等用于储藏、饮食。古代先民至少在1万年以前就已掌握了制作陶器的技术,并已懂得了在做炊器用的陶器中要加进砂粒,以防烧裂。

由于陶器的发明通常是原始农业的直接产物,因而其功绩似非当时的妇女莫属。那时,男人们整天忙于捕猎、打鱼,以获取整个部落主要的食物;妇女则从事相对比较安全的农耕、畜牧,及肩负着小心保护火种的重责。

因此,唯有她们最容易发现泥土遭火烘烤后的变化。

人类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晚期的一些地区,陶器的制作都是出自女性那灵巧的双手,男人们最多也就是帮着挖土、运土、砍柴,从事一些粗重的、纯辅助性的体力劳动,或者干脆什么也不插手。

只是到了原始公社的晚期,农业生产逐渐上升为人们主要的活动时,也就是说,人类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制陶才随之被男人们把持了。

据传说,上古神话中的伏羲、盘古均为葫芦的拟人化。伏羲氏本名最大可能是“匏析氏”,就是“匏析成瓢”的意思。制瓢技术解决了先民喝水的大问题,是一项足以与石器和火的发明相提并论的技术进步,伏羲氏其实是葫芦时代的象征。

据古史记载,伏羲生于成纪,即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秦城区一带,女娲与伏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传说他们均是“人首蛇身”,在人类遇洪水、人烟断绝之际,结为夫妻,繁衍人类。

在天水的新石器时期彩陶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的图画和陶器,是国内能够证明伏羲、女娲活动于天水一带的最有力证据。

在天水市武山县和甘谷县还发现了仰韶时期的“人面鲵鱼图”彩陶瓶,这与伏羲时期的“人首蛇身”图腾崇拜的记载相符。

自古以来,天水卦台山和伏羲庙一直是成纪地域内祭祀先祖伏羲的最大的庙宇,天水也被称之为“羲皇故里”从“匏析”一词可以推演出伏羲氏时代还开创了陶器的先河。有一种原始的制作陶坯的技术称为胎模制陶术,以葫芦等器物为胎模,外面涂泥,泥干后脱去胎模而成为陶坯,然后烧制成陶器。这种做法完全可能出现在伏羲氏时代后期。

首先,古代北方住房是用立木为支架涂泥成墙而成,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更是将这种办法用于大厅内独立大柱的防火上。

其次,在伏羲氏时代后期,随着人们用火知识和技术的提高,也可能出现烧煮食物的要求,为了防止易燃的瓢被火烧毁,会在瓢外面涂泥,瓢中加水烧煮食物。如果意外瓢中没有水,就可能把瓢外的防火泥烧结成陶,从而开创了陶器时代。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东北的仰韶遗址位于洛阳市以西,仰韶村北面不远处是属于崤山山脉的韶山,这里流传着最古老的关于陶器由来的故事。

传说大约六七千年前,人类还群集在那深山密林的石洞里,过着捕猎采果的生活。山上的猎物和野果日益满足不了他们的生活需要,他们便慢慢地走出了山。  

崤山山脉韶山峰下,有一片沃野,南临黄河,北临韶山,草木丛中野果累累,鸟儿在空中飞高飞低,走兽在林里窜来窜去,真是一片富饶美丽的好地方。从山上下来的人,有个叫陶的族长,带领族人来到了这块地方。

起初,大自然的丰富物资,足以让他们过着捕猎摘果的美好生活。后来人越来越多了,大自然的财富维持不了生活,他们于是披荆斩棘以开垦田地耕种,并且开始了猎物捉鸟养畜放牧的新生活。

有一年秋天,秋风瑟瑟,大雨连绵不断地下。那风像猛兽一样不断地撕去他们赖以生存而用树枝搭起的篷子,吹倒辛勤耕种的庄稼,卷走饲养的牛羊。

雨后,大地被洪水冲出了道道沟壑,人们只好在这沟壑上面覆盖厚厚的树枝茅草,住在下面用来避风驱寒。

一天,陶在巡视族人们的生活时,发现这些居住在沟壑茅草棚下的人,冬天雪透,夏日雨浸,不少因潮湿而得病。

他想:要是在干燥的地方挖洞开穴,再用茅草盖顶,那一定会更好些。于是在陶的带领下,大家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

在辛勤劳动中他们发明了不少劳动工具,陶把这些经验积累起来,打制出了各种各样的石器:石斧、石锥、石凿、石碗等。

同时,漫长的生活需要他们将猎物的骨头磨制出骨针、骨锥、骨筷等,用树皮、兽皮、毛草拧成了各种长短粗细不等的绳子。锥和绳子的出现使人们披上了蓑衣,穿上了兽皮。

长期没有发生过战争,社会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各族人之间和平相处,平等相待。从而出现了驯服饲养的家畜、猎物和粮食的交流与交换。  

这样就需要储存粮食、干肉和果品了,于是他们用土和泥制成各种各样储物器,在太阳下晒干使用,这种泥器成为他们当时较为广泛使用的生活用品之一。

一天黄昏,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原来还没来得及熄灭的烤肉火堆被风吹散开来,燃着了杂草、树木、庄稼和茅草棚,霎时就成了一片火海。大火之后,树上的果子没了,只留下枯干残枝;田野的庄稼没了,只留下片片灰烬。不幸的遭遇中,陶却发现了一个奇迹:那晒制的用泥做的储器,比原来坚硬得多,敲起来清脆悦耳,尤其是放在穴里的更好。

于是,陶带领族人亲自试烧,他把晒干的各种泥制品放进掘好的窑洞里,用木材架起来烧。一天,大家都去睡了,陶坐在那里用干柴不住地添火,他在朦朦胧胧中觉得自己走进了熊熊的烈火中,双肋长出了翅膀,飘飘忽忽地飞向蓝天,在黄河上空翱翔。

天亮之后,人们来到火窑旁边,火熄了,那位老人却不见了,唯独剩下的,是他常拄的那根奇异的木制拐杖。  

陶离开人类而去了,大家按照老人生前的嘱托,继续忙碌着。到了中午,雨瓢泼似的下,灌满了个个试烧的窑。第二天,大家用土封了窑口。七天七夜过去了,水全部渗完,窑里没那么热了,大家挖开一看,满窑是坚硬结实的储物器。于是,消息传遍了黄河两岸。

陶死后,大家推举他的儿子缶为首领。为了怀念陶的功绩,大家把这种储物器叫陶器。他们还为老人铸了陶像,让后人供奉。知识点滴陶器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已很难考证。对陶器的由来,说法不一,有人推测:人类最原始的生活容器是用树枝编成的,为了使它耐火和致密无缝,往往在容器的内外抹上一层黏土。这些容器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被火烧着,其中的树枝都被烧掉了,但黏土不会着火,不但仍旧保留下来,而且变得更坚硬,比火烧前更好用。这一偶然事件给人们很大启发。后来,人们干脆不再用树枝做骨架,开始有意识地将黏土捣碎,用水调和,揉捏到很软的程度,再塑造成各种形状,放在太阳光底下晒干,最后架在篝火上烧制成最初的陶器。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期陶器

黄河流域最著名的原始文化,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等,成为从新石器时期至文明时期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主要以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黑陶文化龙山文化最为代表。

仰韶文化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其遗址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南部和甘肃东部一带都有发现。

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

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

不少的仰韶文化彩陶器为艺术珍品,如水鸟啄鱼纹船形壶、人面鱼纹彩陶盆、鱼蛙纹彩陶盆、鹳衔鱼纹彩陶缸等。陶塑艺术品也很精彩,有附饰在陶器上的各种动物塑像,如隼形饰、羊头器钮、鸟形盖把、人面头像、壁虎及鹰等,皆栩栩如生。

仰韶文化陶器是承袭各地新石器时期早期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陶器发展而来,但器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其特征是:胎质比较纯净、细腻,陶泥经过淘洗,表面磨制光滑,虽以手制为主,但已出现慢轮修正迹象。

火候一般较高,陶色以红色者居多,并有一些棕陶、橙黄陶、灰陶和少量白陶。器表以素面与磨光较多,并有一些划纹、弦纹、附加堆纹、拍印的绳纹和蓝纹等装饰。部分细泥质陶器表面实有陶衣,并有用黑、白、红等颜色彩绘的图案花纹的彩陶器。

仰韶文化常见的陶器有几大类。

首先是炊器:有大口或口微敛的深圆腹、平底砂质罐,小口、深圆腹、圜底、三足砂质罐形鼎,大口、浅腹或折腹圜底、三足盆形鼎,小口、扁圆形腹或扁折腹、圜底、三足釜,敞口、深圆腹、平底、镂空甑和带有火门的平底、盆形陶灶。

其次是饮食器:有泥质大口、圜底或平底钵,大口、鼓腹或斜壁平底碗,大口、浅盘高柄豆,大口或直口、深腹陶盂和直敞口陶杯。

另外还有盛储器:有大口、深腹或浅腹、略鼓或折腹、平底盆,大口或敛口、深腹、平底罐,小口、深圆腹、平底瓮,小口、深腹或加双耳尖底瓶和大口或小口微敛、深腹、平底或尖底缸等。

部分陶钵、陶盆和陶罐的上部饰有彩绘,另有带握手的陶器盖、筒形细腰陶器座、白陶器与硬陶器。

仰韶文化的陶器又可区分为半坡类型、西王村类型、后岗与大司空类型和秦王寨与大河村类型等,各类型的代表性陶器也各有特色。

半坡类型的彩陶中多用黑彩绘制的带条纹、三角纹、波折纹、网纹、人面纹、鱼纹、鹿纹与蛙纹等。也有在陶器的内壁进行彩绘,这在仰韶文化类型的彩陶中少见。

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画符号,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

人面鱼纹彩陶盆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陶盆泥质,红陶烧成,盆内壁画人面纹和鱼纹各两个,相间排列,题材新颖,形象生动,反映了半坡类型彩陶常以鱼纹装饰陶器的特点。

彩陶是在陶器表面以红黑赭白等色作画后烧成,彩画永不掉落。此盆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的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为黑色半弧形,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加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

人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加上鱼鳍形的装饰,显得威武华丽。盆上的人与鱼题材,可能与古代半坡人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这种鱼纹装饰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象征着人们期盼富足的美好愿望。

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而稍作变形的鱼纹很可能代表了“鱼神”的形象,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的崇拜主题。

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此时期的纹饰多以鱼纹、水波纹为主,兽纹、植物纹较为少见。

另外,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遗址中,还有一种陶质的口哨,人们把它称为陶埙。陶埙的形状不尽相同,有的像橄榄形,中间形状较粗且圆,两头呈细尖形。陶埙两面各有一个孔洞贯穿,吹气之后便可发出声音,应该是最原始的吹奏乐器。

陶埙的产生,最初并不是单纯为了欣赏其音响效果,更重要的功能还是用于当时的畜牧业或狩猎业,用来召唤或引诱动物。而后,随着人们对不同音响效果的认识和区分,陶埙才从单音阶发展为多音阶,逐步演变成为早期的乐器。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代表性陶器有敞口、曲腹、平底碗,敞口、曲腹、平底盆,大口、圜底钵,双唇、小口、尖深腹底瓶,陶器座,小口、圜底罐,罐形鼎,小口、扁折腹釜,盆形、三足陶灶等。器表装饰有线纹、绳纹、划纹、篮纹、弦纹和彩陶。

庙底沟彩陶主要是黑色彩陶和涂有白衣的彩陶,而红色彩陶则很少。彩陶纹饰中有带条纹、圆点纹、勾叶纹、弧线三角纹、曲线纹等,并有少量动物形象的鸟纹与蛙纹。

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发现于山西芮城西王村而得名,代表性陶器有大口、宽沿盆,小口、带流罐,小口、长颈、双耳、尖底瓶,敞口、斜壁、平底碗,小口、深腹瓮等。器表装饰以绳纹最多,并有少量篮纹、线纹、划纹、弦纹、方格纹与镂空。

西王村彩陶多红彩与白彩,绘出比较简单的条带纹、圆点纹、斜线纹与波折纹。

大司空类型发现在河南省安阳大司空村,代表性陶器有曲腹与折腹盆,大口、斜壁、平底碗,小口、卷沿、深腹、圆鼓、平底罐和带锯齿纹盆等。器表装饰有划纹、篮纹、线纹、绳纹、方格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

大司空类型彩陶多用红色,绘制的纹饰有条带纹、弧纹三角纹、叶纹、螺旋纹、半环纹、S形纹、沟型纹、网纹、圆圈纹。

秦王寨类型发现于河南省荥阳秦王寨,代表性陶器有罐形和盆形折腹鼎,大口、圜底与平底钵,敛口、深腹罐,部分罐的腹部饰一周或两周附加堆文,小口、短颈、圆肩、鼓腹、平底瓮,小口、尖底瓶等。器表装饰有划纹、弦纹与附加堆纹。

秦王寨类型彩陶多用红彩和黑彩,彩绘纹饰有带条纹、网纹、X形纹、S形纹、竖道纹,并有一些白衣彩陶,这是河南中部地区仰韶文化中较晚的遗存。

大河村类型发现于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是延续时间较长的以仰韶文化为主的遗址。从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层次叠压和陶器特征来看,有早晚之分,并是前后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

大河村类型代表性陶器有砂质与泥质深腹、圆腹或折腹平底罐,罐形鼎与盆形鼎,小口、扁腹、三足釜,大口、深腹甑,大口或敛口钵,浅盘、高柄豆,小口、鼓腹瓮,短颈、深腹壶与双联壶,大口、侈沿、深腹盆与折腹盆,大口、深腹、平底缸,大口、深腹、尖底罐,小口、深腹、尖底瓶,筒形器座和陶器盖等。

大河村类型器表纹饰有弦纹、划纹、附加堆纹与绳纹,并有较多数量的彩陶,彩陶多饰在泥质陶罐、陶钵与陶盆的上部,有黑、红、白等彩绘。彩绘纹样有条带纹、弧形三角纹、叶纹、螺旋纹、半环纹、太阳纹、S形纹、X形纹、钩形纹、网纹、锯齿纹、圆圈纹与波浪纹等多种。

从鼎、罐、盆、钵与小口尖底瓶的形制和鼎足的发展变化以及彩陶纹饰的演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河村陶器整个的发展演变过程。大河村类型的晚期为秦王寨类型。

龙山文化泛指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期晚期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遗存,因最早发现于山东省历城区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距今约4600年至4000年。

中原地区早期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灰色为主,多为手制,口沿部分一般都经过慢轮修整,部分器物如罐类还采用器身、器底分别制成后再接合的“接底法”成型新工艺。灰陶的烧成温度约为840度。

早期龙山文化陶器的杯、敞口盆、折沿盆、敛口罐、尖底瓶等器形还保留、继承了仰韶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双耳盆、三耳盆、深腹盆、筒形罐则独具特色。

龙山文化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主,有些陶器又在篮纹上面饰以数道甚至通身饰以若干道附加堆纹,主要用来加固器身。

晚期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灰陶器为主,红陶已占有一定比例,黑陶器数量有所增加。灰陶和红陶的烧成温度均达1000度。

仍以手制为主,但轮制技术革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部分陶器已采用模制成型。主要器形有杯、盘、碗、盆、罐、鼎、甑、器盖、器座及新出现的鬲等。纹饰以绳纹、篮纹为最普遍,还见少量方格纹。

山东龙山文化陶器在制法上有了很大进步,普遍使用轮制技术。因而器型相当规整,器壁厚薄十分均匀,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神后龙山陶场位于山西省垣曲县城东北的同善镇神后村东,龙山陶场遗址东西约50米,南北约150米,有红陶罐、灰砂褐陶罐残片、泥质灰陶片、鼎足、石碑等遗物,根据陶片质地观察,为龙山时期的文化陶器,传说是舜帝用过的东西,或舜带领人们制的陶器。

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以黑陶为主,灰陶不多,还有少量红陶、黄陶和白陶。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

黑陶在烧制时采用了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出黑色光泽。黑陶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薄、光、纽为其四大特点。

黑陶有细泥、泥质、夹砂3种。其中有一种细泥薄胎黑陶,表面光亮如漆,薄如蛋壳,称为“蛋壳黑陶”,代表着这一类型陶器的杰出成就,反映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制陶业的水平,是我国制陶史上的顶峰时期。“蛋壳黑陶”以素面或磨光的最多,纹饰较少,主要有弦纹、划纹和镂孔等几种。器形较多,主要有:碗、盆、罐、瓮、豆、单耳杯、高柄杯、鼎等。

尤其是龙山文化遗址的黑陶艺术品蛋壳黑陶高足杯,杯壁只有0.5毫米厚,重量只有50克左右,是黑陶中的极品。不要说是4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是后世的人想要烧制出这样成色的陶器都非常困难。知识点滴距今约12000年至9000年前发现的陶器数量较少,绝大多数为陶片,陶器中普遍掺杂较大的石英砂粒,使用原始的模制技术和泥片贴塑方法、捏塑成型,工艺原始、器类简单,无刻意的装饰。根据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省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发现,我国至迟在公元前12000年就出现了原始陶器,在我国北方,河北省徐水南庄头也发现了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的陶器。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南方最早的陶器多圜底,我国北方早期的陶器多平底,陶器的制作方法、器表的装饰手法也有明显的差异,说明陶器的起源是多元的。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期陶器

长江流域分布着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它们在中华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比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这些文化都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陶器。

大溪文化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约公元前4400年至前3300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因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游西段的两岸地区。

大溪文化以大溪类型为例,可归纳为3期:

早期以夹炭红陶最多,戳印纹简单、细小,彩陶极少,以折肩圈足罐、三足盘、鼓形器座等为代表。

中期以戳印纹发达,彩陶兴盛,常见内折沿圈足盘、簋、高把豆、折腹盆、曲腹杯、筒形瓶等。

晚期则以泥质陶占绝对优势,灰陶和黑陶剧增,有细颈壶、折敛口圈足碗等。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外表普遍涂有红衣,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灰色和黑色。盛行圆形、长方形和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

其中有少量彩陶,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是绳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主要器形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

白陶和薄胎彩陶最为突出,代表了大溪文化较高的工艺水平。在白陶圈足盘上,通体饰有类似浅浮雕的印纹,图案复杂精细。薄胎细泥橙黄色的彩陶单耳杯和圈足碗,胎厚仅1.5毫米左右,绘以棕红色的多种纹样,显得精美别致。

屈家岭文化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约距今5000多年至4600年。主要分布在湖北,分布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三峡,东到武汉一带,北达河南省西南部,南抵洞庭湖区并局部深入到湘西沅水中下游。

屈家岭文化是一处以黑陶为主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不同于我国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也与洞庭湖以南的几何印纹陶差别较大。

屈家岭文化陶器以手制为主,少量加以陶轮修整,烧成温度900度左右。器型有高圈足杯、三足杯、圈足碗、长颈圈足壶、折盘豆、盂、扁凿形足鼎、甑、釜、缸等,蛋壳彩陶杯、碗最富代表性。

陶器大部分素面,少量饰以弦纹、浅篮纹、刻画纹、镂孔等。其中一部分彩陶及彩绘陶,有黑、灰、褐等色彩,纹样以点、线状几何纹为主。

彩陶的绘制方法有特点,作笔有浓淡,不讲究线条,里外皆施彩。陶衣有红、白等色,施加陶衣后用黑色或赭色彩绘出带形纹、网格纹、圆点纹和弧三角纹。

另有较多的彩陶纺轮,其横截面有椭圆形、长条形等,纺轮上先施米黄色陶衣,然后彩绘出漩涡纹、平行线纹、同心圆纹、卵点纹和短弧线纹。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圈足器发达,三足器较多,平底器较少,不见圜底器,器形有罐形鼎、高领罐、高圈足杯、薄胎杯、壶形器等。

河姆渡文化是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金吾庙村的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公社早期的重要的氏族村落遗址之一,反映了约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平,最高烧成温度达1000摄氏度。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

河姆渡早期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画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

而到了河姆渡晚期,则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

较为特殊的陶器有陶灶和陶盉两种。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而陶盉则被认为是古代的一种酒器。

河姆渡土“陶灶”通长55厘米、通高25厘米。夹砂灰陶。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3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

陶埙也是河姆渡的代表遗物,埙身呈鸭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也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只是河姆渡的陶埙只有吹孔而无音孔,可见它的原始。

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实际上是余杭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属于新石器时期,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分布的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

良渚文化发展分为石器时期、玉器时期和陶器时期。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

典型器皿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柱足盉、高圈足镂孔豆、高颈贯耳壶等。陶胎细软,大多轮制。表面打磨,烧后呈黑色光泽。造型规整。纹饰线条纤细工整,以几何形纹为主,有弦纹、竹节纹和各种形态的镂孔纹等,并出现有彩绘陶,在薄而黑或黄黑色陶器上绘以棕红或黄色纹样。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发展迅速、成熟,与黄河流域争奇斗艳,平行延贯又交流融合,成为当时我国陶器文化的主体部分。知识点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但两者的地域文化风格却非常不同:黄河流域古朴、豪放、深厚;长江流域却是细腻、优美、精巧。这种风格差异反映在陶器上,长江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黄河流域相比,有较大不同。长江流域的陶器,圈足器和三足器较多,素面磨光器物较多,动植物纹饰较多,彩陶数量较少。在实用的基础上追求一种整齐、稳重、沉静的艺术效果,表现出特有的审美倾向。

南北地区新石器时期陶器

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除了长江、黄河流域这两个最重要的地区之外,还包括其他地区,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

东南地区新石器时期的陶器文化范围,包括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和广西诸省,基本上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早期文化的遗址有江西省万年仙人洞,广东省英德青塘、冠山滑岩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马兰嘴山、杯较山、石尾山、海角山等处。

以绳纹粗红陶为主要代表,质地较粗松,具有明显的原始特征。纹饰除了绳纹,还有划纹、篦点纹、见齿纹、指甲纹和篮纹等。

东南地区晚期文化较早期丰富,质料种类增加了泥质红陶、灰陶和黑陶;纹饰种类增加了颇具特色的几何印纹。

万年仙人洞位于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是1.4

万年前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这里竟然发现了2万年前的世界最早的陶器碎片。

甑皮岩文化是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独山西南麓洞穴的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年代为距今1万年至7450年。

甑皮岩文化的遗迹、遗物,依地层和文化特征可划分为5期,由此可勾勒出公元前1万年至5000年间桂林原始文化陶器的发展轨迹。

在第一期发现一件破碎的捏制素面夹粗砂陶容器,是我国发现的最原始的陶容器实物之一,年代在公元前1万年至9000年。

在第二、三、四期的陶器大部分用泥片贴筑法制坯,露天堆烧法烧造,显示出公元前9000年至6000年间桂林陶器制造技术的发展。

第五期进一步出现用慢轮技术修坯的泥质陶器,纹饰除传统的绳纹、篮纹等编织纹外新出现式样繁多的刻画纹、戳印纹、捺压纹,如干栏纹、水波纹、曲折纹、网格文、弦纹、乳钉纹、篦点纹、附加堆纹等,器型富于变化,有罐、釜、盆、钵、圈足盘、豆、支脚等器类。

凤鼻头文化分布于我国台湾省中南部海岸与河谷地区,跨越分布在台湾岛西海岸的中南部,自大肚山起向南到台湾岛南端及澎湖列岛。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1600年左右。其典型代表是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遗址。

凤鼻头文化红陶质地细腻,不含粗砂,色泽橙红或深粉红。橙红的多磨光,深粉红的多未经研磨。从制作工艺看,多以泥条或泥环盘结叠筑,外面抹平。

陶器纹饰有绳纹、席纹、刻画纹和附加堆纹,个别陶片上还绘有深红色的勾连形图案或平行线。

陶器的器形主要有碗、盆、壶、瓶、罐、鼎等。这些红陶酷似祖国大陆东部沿海的原始文化遗存。

如果将凤鼻头文化与我国青莲岗文化,特别是较早期的青莲岗和马家浜文化中的红陶陈列在一起,人们会惊异地发现:海峡两岸,原来竟是一群“同胞姐妹”。所不同的,只是来自凤鼻头的一群更“年轻”一些。

第二期以素面和刻纹黑陶为主要特征,广泛分布于台湾中南部各地。代表性的遗址有台中市营脯、南投县大马璘、台南市牛稠子贝丘、高雄市大湖贝丘、桃仔园贝丘以及凤鼻头贝丘的第三、四层等。这种变异应视为各遗址住民对本区域特殊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所致。黑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是各遗址均有发现的黑皮磨光陶。

另外,在制作技术方面,黑陶文化中首次显示了使用慢轮修整的痕迹,这对于台湾地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凤鼻头文化第三期以印纹和刻画纹灰黑陶为主要特征,约在公元初年至十六七世纪之间,由于年代的晚近和汉文化的大量涌入台湾,这一期的原始文化遗存大都被近现代文化的潮水淹没了。

从已知的出土陶器看,其特征为:灰、黑几何印纹陶,以方格纹为主。这种陶器不仅与华东青莲岗、福建昙石山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属于同一类型,而且在我国江南地区分布极为广阔。

几何印纹陶的创造者是古越族,古越族第三次大举赴台是公元前110年以后的事情,这一时间与凤鼻头第三期文化的考古年代大致相合。而且很有可能,渡台之后的越人与大陆越人始终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这种民族交流必然促进文化的交流。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自治区,其中,四川陶器文化较发达,云南和西藏也具有一定水平,只是贵州发现的比较少。

白羊村文化发现于云南省宾川县城东北的金牛镇桑园河东岸白羊村,是我国西南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距今约4200年至4100年。白羊村文化多产夹砂褐陶,陶质疏松,胎壁较厚。均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制陶工具有陶垫,骨抿、陶支架、石印模等。器形独特,有罐、钵、缸、带流器等,肩、腹部常饰以变化丰富的划纹、绳纹、点线纹、剔刺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印纹、线纹等,印纹包括篦齿纹、圆圈纹、斜方格纹。

西藏北部的那曲、西部的阿里和南部的聂拉本等地,也发现有新石器时期陶器文化的遗址,主要是粗、细夹砂陶,陶色有红、黑、灰3种,均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手捏法或模制法,制作较粗糙。器形简朴,只有罐、盆、碗、盘等。纹饰种类极少,多为绳纹或几何形划纹。

北方地区的陶器文化,统称为“细石器文化”,它的遗址遍布我国的东北、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由于陶器的发展受当时经济生活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在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陶器数量和品种都较为丰富多样,在渔猎畜牧经济为主的地区较为稀少寥落。

其早期文化包括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小珠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左家山文化,以兴隆洼文化为典型。

兴隆洼文化以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命名,此时期陶器均为手制,只有夹砂陶,陶色主要为灰褐、黄褐,陶质疏松,火候较低。典型器形为筒形罐,也有钵、罐等。多饰以数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戳印坑点纹等,有交叉纹、网格纹。竖压横排“之”字形线纹。

北方地区中期文化以红山文化为代表,是距今五六千年的一种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体创造的农业文化,因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

红山文化的陶器有泥制红陶、夹砂灰陶、泥制灰陶和泥制黑陶4类。饰细绳纹、刻画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已初具雷纹特征。器物为夹砂灰陶直筒罐类、钵盆和镂空豆类、壶类以及器座、盂、尊、双耳大口罐型器。晚期出现大平底盆,大敞口折腹浅盘细柄豆,并出现有彩绘陶。知识点滴200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与北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在重新清理出来的考古地层剖面上采集样本,对仙人洞出土的一个大陶碗碎片,用目前测定年代最先进的方法——碳-14断代法进行检测,确定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年代可以提早到距今2万年前,比此前在东亚各地发现的最古老陶片还要早2000年至3000年。美国《考古》杂志在2013年1期评选出2012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2万年前的陶器入选。

夏商周陶器

夏商周三代的陶器品种多样,大致可分为白陶、灰陶、黑陶、红陶和原始陶等。夏朝烧制灰黑陶器的数量最多,同时也烧制胎质坚硬细腻的白陶器。商代灰陶数量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而黑陶、黑衣陶已很少见。西周陶器仍以灰陶为主,黑陶和白陶到西周后期已经不见了。到战国中后期,灰陶大型器开始大量出现,它标志着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

以夹砂灰陶为主的夏代陶器

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夏族部落,已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夏禹的儿子启创立夏朝。经过新石器时期几千年的漫长积累,陶器工艺在夏代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豫西的偃师二里头、晋南的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以及山东的岳石地区等夏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灰陶,无论是作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是作为祭祀与权力象征的宗教礼仪用品,其器型的实用性和审美形式感相得益彰,纹饰在绳纹的基础上出现了极具想象力和抽象思维的动物纹和文字刻符,艺术风格也开始走向幽冷神秘和庄严沉重,从而彰显了夏代灰陶的审美特征。

夏代先民继承并发展了新石器时期晚期的黑陶、灰陶工艺,在陶料的挑选、陶模的成型、器表的装饰、陶器的最终烧成等方面取得的进步,为夏代灰陶的审美造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二里头文化中不见河南龙山文化中常见的斝、带把鬲、带耳罐、杯、碗和双腹盆,而独自形成了类型多样、特征鲜明的器物群,其中炊器有鼎、鬲;食器有盆、豆、簋、三足盘;储盛器有大口尊、瓮、缸、圜底盆、敛口罐和汲水罐;酒器有壶、盉、觚、鬶、爵、角和杯,陶器制品的器形得到进一步丰富,其美感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夏代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陶器,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审美造型的设计与其特定功能搭配得自然和谐。夏代陶鼎,其造型由浑圆的鼓腹变为方形腹,显得宽博而厚实,其外侈的三足也演变为柱形的四足,显得对称而稳定。

显然,陶方鼎的出现,打破了圆腹三足的一贯模式,其实用功能明显减退,审美的形式感显现无疑,使整个器形显得厚重而庄严,礼仪性逐步占据主要地位。

陶罐的演变主要体现为造型的设计趋于美观和繁复,形式美更加突出,如敞口鼓腹陶罐,罐体的腹部向外突出,呈扁圆之状,显得饱满而凝重。圆腹罐的口沿下还附加一对鸡冠形鋬,敛口罐形鼎的肩部也有类似的对称式鸡冠耳。这种仿生式的造型来源于自然美,但又形成了一种比自然美更集中、更典型的形象。

再如夏代瓦足皿,主体部分似一平底盘,下承3个瓦足,虽然其质料只是常见的泥质灰陶,其盘、足和其他器物的盘、足也别无二致,但二者搭配后的整体造型放在陶器群中却极为抢眼,于朴素中见精巧,于自然中见别致,是极具特色的一种盛放器皿。

另外,夏代先民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饮酒之风渐开,发现了大量的陶质壶、盉、觚、鬶、爵、角和杯等酒器。酒器数量众多,酒器的器型多样,构成了夏代陶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夏代的白陶盉,质地细腻坚硬,其造型挺拔秀丽,腰部缠附两道凸棱,腰下三足间各贴一颗泥丁,鋬与腹之间有两根小圆柱,既利于支撑盉鋬,又利于手执时控制其前倾度,既满足了审美的形式感,又实现了本身的实用性。

而白陶鬶则以3个丰满的乳状袋足来代替鬶腹,这种造型处理既增加了容量,又可使受热均匀,并且其微侈的口和高耸的流嘴,使受水和注水也更加便利,功用和造型搭配自然。

陶盎为酒器。浅灰色,泥质陶制成。下有3个袋状空足,一侧有一柄,也是二里头夏文化典型的陶盎形制。为了使器物获得一种稳定的均衡感,在有塔的一侧,器身略为内倾,而在另一侧,器身则略向外凸。整个器物,造型均衡,表面光滑,制作精良。

尽管夏代陶器器型如此多样,但是其整体造型基本呈现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实用为主,保留了新石器时期容器的基本造型,多为烹饪器。另一类则将容器外形制作成鸟兽形貌,或以浮出器表的立体动物造型作为主要装饰手段,完全肖形地模拟真实动物特征或采用想象虚构的动物形象。这类器物多为水器和酒器,一般有流有足,很容易激起人的想象力,将有头有爪的鸟兽形象与之融为一体。

壶式盉上塑一象鼻式管状流,造型别致。夏家店下层文化陶鬶吸收了龙山文化陶鬶的象生造型;夏代鸭形陶器的器腹呈鸭形状,敞口短颈。这些鸟兽的嘴部象形地制成了陶器的“流”,身躯为陶器的腹部,腿脚成了稳定陶器重心的足,而其尾部则成了供提取用的手鋬。

这样的造型设计,已远远超过了其实用功能的考虑,在象生的模仿中得以审美化了,而且还蕴含了巨大想象张力的形式美,成为夏代先民们审美能力的具象阐释,成为意蕴丰富的“有意味的形式”。

纹饰及图案样式的构成和变化,要比其器皿造型的变化显得丰富和复杂得多,夏代陶器纹样装饰在形象鲜明的审美造型基础上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化的审美风貌。

夏代陶工常在陶豆的盘腹上饰以粗细相间的弦纹,而在其高柄足上镂孔,并间或刻画出纤细的菱形纹带和云雷纹,从而使整个陶豆的纹饰组合既极富形式美感,又满足了先民心理上的某种希冀,实现了陶器在造型、纹饰和功用上的高度统一和陶器纹饰风格的审美转型。

此外,夏代的一部分饮食类陶器还形成了一些其他的纹样形式。如敛口罐形鼎,其纹饰十分奇特,通体饰绳纹,又饰粗细适度的附加堆纹,构成3组图案完全相同的璎珞状花纹,构图严谨,纹样新颖。

还有一件夏代陶鼎,其腹部饰以方格纹,三足的外侧有啜印的附加堆纹,其纹饰风格与一般陶鼎的通体篮纹迥异,开始追求美食与美器的和谐性,方格纹是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纹饰之一。

同时,夏代也有一部分陶器与很多玉器、青铜器一样,承载着礼仪的功能。其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陶器外在形式的瑰丽,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成为夏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统治权力的象征,这突出地表现为灰陶上的动物纹饰。

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的饕餮怪兽纹饰,其饕餮兽面额主体为近方圆形,蒜头形鼻略近心形,长条形鼻梁,上刻4条两行相隔较远的平行阴线,近臣字形纵目,高竖弄弯月眉,夹圆三角形三耳,两腮有鬓至耳附近,吻较长,两侧有双阴线勾带内弯,与中间的嘴构成类嘴之形。

如此恐怖而神秘的纹样与夏王朝专制统治的权威是相适应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甚至发展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的主要纹饰。

此外,二里头遗址的一陶片上还出现了刻画的龙纹,一头双身,头朝下,眼珠硕大外凸,在线刻龙纹的线条内涂有朱砂,眼眶内被染成翠绿色。夏代一透底器的外壁也塑以盘龙形象,龙身刻画菱形纹,底部为雷纹。夏代陶器中龙纹装饰的大量出现充分证实了《列子》所言夏后氏“人面蛇身”、帝孔甲“御龙以登天”的神话传说,以及夏人常以龙为化身和以龙为族徽的社会习俗。

夏代陶器上还有一种特殊的纹饰,即规整的文字刻符。随着原始理性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夏代先民日益注重陶器装饰的抽象写意式发展,甚至将某种具象图案转化成定形的刻画符号,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的口沿、肩部上就一共发现有20多种符号和陶纹,其笔画和结构与甲骨文甚为相似。

夏代先民已经不满足于对自然实物乃至想象动物的简单再现,而开始依据自己的审美感觉对其加以再创造,用简约的线条将其抽象化、定型化。这些文字刻符已不再只是陶器上简单的装饰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成型的文字,甚至就是极具审美意蕴的我国书法的滥觞。

在这些抽象的文字符号中,或许还掺杂着先民浓烈的宗教观念,加之那种奔放无羁的个人抽象思维的注入,使先民的记事方式以及巫术、宗教信仰得以象征写意式的实现。

由此可知,我国早期的文字,不仅是作为记录思想和语言的工具,而且很早就当作独特的艺术形式处理的,所以夏代陶器上规整的文字刻符,从其诞生起就将感性的形式美和理性的抽象美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为陶器的装饰艺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为后来青铜铭文艺术的出现作了一定的思维铺垫。

夏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些进步,出现了能产生更高温度的馒头窑:窑室呈圆形弧壁,并向上逐渐收敛,封顶隆起形似馒头,故名。馒头窑可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陶器的质量得以提高。

三星堆文化是夏代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中的陶器封口盉、鬶、觚、高柄豆等都与夏文化有渊源关系,而且后者是源,前者为受后者影响所致。

三星堆文化中典型的器具有陶镂空圈足器、陶尊形器、陶小平底罐、陶鸟头勺把、陶高柄豆、陶瓶形杯、陶盉、陶高领壶、陶单耳杯、陶三足炊器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陶鸟头勺把,这个器具在国内其他地方未见有记载,鸟头形象颇似鱼凫,即鱼鹰,此器不仅仅是生活用品,而是具象征意义的一种器物,当与祭祀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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