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诗白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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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期经济运行研究试读：
论文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通货膨[1]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长过程中，曾经出现发展—失调—调整的不良循环现象，这一不良循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初始阶段表现为过热发展—通货膨胀—经济调整。特别是通货膨胀的显著化，甚至激烈发展，往往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和改革深化的重大障碍。因而，从理论上分析和找出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弄清缓解、治理和克服通货膨胀的前提条件，探索在改革进程中如何避免形成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改革稳步深化，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加以回答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课题。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困扰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共同难题——通货膨胀经济运行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特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经济运行有必要也有可能表现为稳定、协调和持续增长的形态，经济的周期性大波动和危机，是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现实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多次失调，进行过多次调整，特别是在进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由隐蔽形态变成经济生活中的显著现象，而防止和抑制通货膨胀，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工作的一项重大课题。我国10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使经济获得活力，使国民经济持续和迅速发展，1978～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8%，而在此期间美国增长率为3%，日本为3.7%，英国为2%，韩国为8.3%，苏联为2%。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市场繁荣，农村多年来存在的温饱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人民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我国“一穷二白”的状况业已根本改变。改革开放的10年，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改革成绩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冷静地观察和思索改革的经历，10年中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经历了若干曲折，也有工作失误。表现得十分突出的问题是：伴随着经济搞活而来的是经济失控，随着改革的深化，宏观经济运行失控日益发展，愈演愈烈。其主要表现是：（1）社会总需求增长超过总供给增长，1980年就出现由投资膨胀推动的需求过旺，1984年后更出现由投资、消费双膨胀推动的需求过旺。（2）产业结构长期失衡，主要表现是农业的增长落后于工业的增长；工业中能源、原材料的增长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增长，交通建设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3）宏观经济三大比例失调。财政收支不平衡，1979～1988年10年间有9年赤字，总共达650亿元；信贷收支不平衡，货币超经济发行。货币发行增量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增量；外汇收支不平衡，进出口连年逆差，外汇储备跌到警界线下。（4）十分突出的是流通领域混乱现象与日俱增。不仅消费品供不应求，而且物资供求不平衡日益严重；价格体制不健全，价格双轨制助长流通内倒买倒卖。流通领域中出现“大办公司热”现象，全国范围内经营性公司一度达40多万家。经济失衡与失控的最终结果则是通货膨胀的加剧。10年中我国曾出现三次通货膨胀。第一次通货膨胀是由于价格改革所致。1979年我国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提价幅度大大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1979年出现财政赤字127亿元，1980年达到170亿元，造成1980年物价上涨6%。1981年实行调整紧缩，压缩固定资产投资100多亿元，赤字降为25亿元，1981年物价上涨幅度降低到2.8%，1982年为1.9%，工业消费品一度出现卖方市场，但是好景不长，出现第二次膨胀。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在20世纪末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由于人们思想上急于求成，各地竞相追求提前翻番。1984年，人民银行实行1985年信贷规模根据1984年末基数核定的方法，当年12月出现“四行劝贷”，信贷盲目扩张，导致货币发行失控，1984年底，货币发行猛增，达到262亿元，增加49.5%，出现以信贷膨胀为特征的需求膨胀。1985年实行紧缩政策，采取抽紧银根，即：（1）抽紧银行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2）抽紧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再贷款，以促使专业银行限期收回对企业的贷款。当时未曾采取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措施，经济过热仍然继续发展，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52%。生产过热降不下来，而银根却又收紧，出现了1986年2月工业生产负增长和滑坡，财政减收，外汇收入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在此情况下，被迫放弃“紧缩银根”，在需求过旺的拉力下，1986年物价上涨6%。由于1985年紧缩银根，压缩总需求未获成功，而且1985年、1986年两年固定资产投资不断上升，总量失衡更加严重。为了使经济降温，1987年底提出收紧财政、收紧信贷的“双紧”，但实际上未得到贯彻。当时人们对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过高估计了1987年的工作——既控制了宏观经济，又放活了微观经济。在这种指导思想下，1988年国家提出的“稳定经济”的方针，不能得到贯彻执行，1988年3月，工业生产增长较上年同期达到18%，人们还将之视为好事而不加抑制。在经济过热、需求过旺已经十分突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全年上涨18.5%）已经出现的情况下，5月提出“闯价格关”，结果导致7、8月全国性的抢购和挤兑的市场风波，基于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宣布进行治理整顿。以上情况表明，10年改革开放，经济搞活和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带来了通货膨胀，它由20世纪80年代初5%以下的温和的通货膨胀，演变为80年代中期10%以下的通货膨胀，最终急剧演变为1988年夏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我国长期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通货膨胀，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人们看到通货膨胀不是理论家臆造出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通货膨胀的恶果十分显著：由于物价上升，超过了社会承受力，造成企业亏损增加，财政负担增大，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企业为了对职工进行补偿而增发奖金，造成工资成本上升。我国企业消化能力不强，大幅度的成本上升，加以社会需求过旺，必然引起工资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其结果是造成一部分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1987年物价上涨7.3%，导致21%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1988年物价上涨18.5%，导致30%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职工强烈要求工资补偿，企业不得不增加对工人的补贴与实物发放，后者约相当于工资总额50%。由此造成了工资推动的螺旋形物价上涨。原材料与其他投入品价格上涨，而企业又缺乏消化能力，于是企业纷纷采取涨价来弥补成本的上升，出现了成本推动的螺旋形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使企业亏损增加，国家不得不增加亏损补贴，再加以大量的价格补贴，这一切使财政负担更重，入不敷出。地方大量的“吃饭财政”变成赤字财政。财政收入不足，而国家各种支出不能少，只有向银行透支，银行就只有发票子，引起货币超经济发行。我国1984年至1987年货币投放为926亿，1987年货币流通量较之1983年增长1.75倍。货币投入量4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9.3%，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0.6%，货币增量大大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导致国民收入大大超分配。物价上涨情况下的货币超量发行，又进一步扩大了总需求，促使价格进一步上涨，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通货膨胀，不仅全面干扰与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许多经济困难，妨碍了进一步改革措施的出台，而且，它破坏了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居民对国家的信任，使一些人对改革的前景产生怀疑。可见，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幽灵”，而且的确是经济运行中的一场灾害。因而，进行治理、整顿，制止通货膨胀，就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可见，通货膨胀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和急剧发展，使从改革获得活力、生气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定期地面对着膨胀“危机”，而被迫地进行调整，它是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拦路虎。能否制止和防止通货膨胀，不仅关系我国当前面临的治理整顿的严峻任务的完成，关系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地发展，而且关系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深化，甚至可以说，关系社会主义改革的成败，因而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那种把通货膨胀当作发展中国家伤风咳嗽一类的小病，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予重视，对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表现出麻木不仁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二、通货膨胀的直接成因通货膨胀是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条件下出现的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日常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个别商品的上涨不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无疑是一种货币现象，从直接成因来说，它是商品、货币对应关系被破坏的产物。如果总商品与总货币购买力相对应，在市场价格形成中，就不会有来自供给方面的涨价推力和来自需求方面的涨价拉力，价格就会与价值相对应，也就不会有价格的上涨和物价水平的上升。可见，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社会总需求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总供给是排除货币价值变动因素影响的社会商品和劳务总供给。根据货币流通规律，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总需求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成正比。因此，为了保持物价的稳定，货币的供应量增长，应该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把握住货币发行的闸门，而实行货币超经济发行，使货币增长大大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出现货币超速增长，必然形成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在市场需求拉动下，就必然会有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通货膨胀。我国近年来就出现了下述情况：续表社会总需求，具体表现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净出口，或者是：政府支出+企业支出+个人支出。在进出口相均衡，即净出口为零的假设下，社会总需求，就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需求膨胀，来自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膨胀，首先是投资需求膨胀。它意味着投资需求增长超过界限，即超过投资品的供给以及引起超过限度的消费品的供给，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因为，投资需求的增长过多，不仅造成投资品的供应不足和投资品价格上升，而且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约有40%会直接转化为对消费品的需求，再由于国民经济中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互相联系和互相推动，投资活动的兴旺，成为经济的一种始发推动力，它刺激和带动对消费品的需求。上述投资膨胀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出现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短缺经济”，投资支出过量，更成为引起和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经济过热，导致投资需求膨胀，造成“三材”和其他原材料的供不应求，电力、交通的紧张，形成生产资料涨价的压力并使消费品的供应越来越紧缺，造成全面涨价的形势。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7.2%（但实际增长率大大超过7.2%）。就工业生产增长率来看，“六五”时期年增长率达到10.8%，1983～1984年超过10%，1985年更跃升为21.4%。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七五”计划（1986～1990），强调“投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把投资规模搞得过大，必然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使经济发展走弯路，延缓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速度上强调采取适度增长，避免经济过热，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但是，这些计划指标并未在实践中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在指导思想上总觉得速度高些比低些好，因而实际上工业生产的增长，大大超过“七五”计划规定的平均年增长率7.5%，1986年为11.7%，1987年为17.7%，1988年乡镇企业增长在30%以上。“七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平均增长率为3.7%，但“七五”时期前三年，摊子越铺越大，项目越来越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平均年增长达17%，大大超过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从绝对数值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85年为2543亿元，比上年增长38.8%，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6.3%；1986年为2914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7.4%；1987年为3918亿元，比上年增长34.4%，占当年国民收入的42.8%。我国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的幅度之大，占当年国民收入的比重之高，在世界各国中是不多见的。在改革带来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权力下放和分散化的条件下，迅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一部分来自企业自有资金（包括自筹资金），但企业短期行为盛行，实际上大部分资金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近年来，在财政包干的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大搞工业建设，银行不得不增加信贷。地方政府大搞加工工业的短期行为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的加剧，又迫使国家从中央财政拿钱发展电力和交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扩权以来的中央财力本已分散（1987年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49%），而支出又不断增长，因而只有靠向银行增加透支。总之，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疾增加，一是靠财政赤字，二是靠扩大信贷规模，而最终不能不依靠多发钞票，我国近年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消费需求的膨胀，是近年来总需求膨胀的重要因素。我国近年来，在对企业实行扩权让利，搞活经济中，出现了消费失控，表现为：工资和其他劳动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例如：（1）1979～1987年9年居民货币收入年平均增长20.9%，而同期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8.8%。1988年1～11月，银行工资和对个人其他现金支出比1987年增长27.7%，同期国民收入增加10%，特别是工资总额以外的其他“灰色收入”和实物性收入增长也很迅猛，目前大约占工资总额50%。（2）超前消费。我国目前人均年收入300多美元，属于世界低收入水平，而人们的消费方式却超越了常规的收入—消费界限，存在着普遍的高消费倾向，如追求彩电、录音机、录像机、双门电冰箱等高档耐用消费品。（3）政府和企业的消费开支，即集团购买力迅速增长。1988年计划压缩集体购买力20%，但实际增长21%。一方面，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发展，允许一些地方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一部分收入分配权（如工资浮动、奖金增发）下放给企业，在这些新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机制，诱发了普遍的消费亢进；另一方面，对消费需求的宏观控制不力，对收入分配中的过大差别缺乏调控，对高消费缺乏引导，因而，消费膨胀愈演愈烈，成为近年来的特点。1984～1987年是消费需求迅猛增长期，职工工资总额年增20.3%。在基本建设投资开始有所压缩，投资需求一定程度得到控制的1988年，消费需求却刹不住，仍然继续膨胀。我国人口多，消费需求总量大，而生产力水平低，消费品生产还较为落后，消费品生产增长又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消费基金增长的严重失控，势必造成消费需求超过市场消费品可供量，引起商品匮乏，脱销断档，造成涨价压力。加之我国存在消费领域狭窄的状况：由于实行住房、教育、医疗供给制，因而个人消费集中于日用消费品，特别是高档消费品，加剧了某些日用消费品的供求失衡。消费膨胀，是形成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它直接带来近年来消费物价的上升。1988年消费膨胀情况严重，1～9月消费品零售价格增长16%，月增长25%。消费膨胀不仅仅引起物价上涨，而且迅猛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扭曲的市场调节机制，刺激消费品生产，特别是高消费产业的盲目发展，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使原材料生产、电力、交通等基础产业更显得薄弱，从而又进一步从供给要素上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发展。总之，我国近十年来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而且愈演愈烈，呈现出发展—膨胀—调整的状况，其具体表现是：1981年的投资单膨胀—调整压缩—1985年后的投资、消费双膨胀—调整压缩—进一步的投资、消费双膨胀。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直接造成了我国的需求膨胀，是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成因。三、加深通货膨胀的主观原因就一般而论，通货膨胀的起因，是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支出过多，即流通中的票子过多。票子是通过中央银行发行，是政府基于某种货币政策发行出来的。银行如果不实行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就不会使流通中出现超量货币对不足商品的追逐，也就不会有需求拉动的物价水平的上升。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一国政府执行某种扩大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刺激经济的政策，就会出现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而另一些国家政府严格执行稳定货币的政策，严把货币发行的闸门，使流通中货币量与商品经济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在一段时期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某种政策，又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学理论，例如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就与实行赤字财政来刺激与保证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甚至愈演愈烈，不能简单地和完全地归结于客观原因，例如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双重体制的摩擦。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通货膨胀说成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模式转换期的必然产物，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将永远也摆脱不了通货膨胀；而经济体制改革，也可以说不是最佳选择，而改革也就不可能继续推进，向新模式的转换也就永远不能完成。冷静地思考过去，应该可以认识到，在一定时间内票子发得太多，与工作失误，特别是指导思想的偏颇有关。应该看到，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与恶化，直接源于需求过旺、经济过热，而其主观原因是人们急于求成，追求发展的高速度，产值的高增长。我国人口多，每年净增1700万人以上，造成强大的就业压力。加以政府开支增量大，补贴多，包袱重，而财政收入来自经济增长，因而客观要求有一定增长速度。我国的两难是：经济增长放慢将引起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长和财政增长的困难，经济增长加快又会与物价稳定相矛盾，一旦增长过速逾限，通货膨胀就会迅速强化。因此，我国应实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的方针。急于求成，增长求速，是我国长期流行的社会心态。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急于求成的心理下，追求高速度，“大跃进”“土法上马”“万马奔腾”，此后又有“洋冒进”，直接造成了经济的过热，加剧了物资与消费品短缺，造成“隐性通膨”。而改革开放10年来的几度需求膨胀，特别是1988年急剧地表现出来的通货膨胀，也都与人们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中要求过急密切相关。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人们拼命争投资，上项目，迅猛地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财政没有钱，靠银行发票子。加之近年来一些人食洋不化，照搬西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竭力鼓吹借助通货膨胀，实行“强迫储蓄”，集中群众手头资金来加快建设速度，认为它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捷径和有效方法，认为这样做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在已经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有的人甚至还主张：采取大胆的措施，发几百亿票子搞重点建设。另一种观点是，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仅属于伤风感冒这类小病，是不足为奇和难以避免的。在我国，由于人们迷恋高速度，以及受到通货膨胀有益论、财政赤字无害论等错误观点的影响，造成在一段时期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放慢发展速度，控制过热运行的经济，抑制需求膨胀的发展。1988年春，李鹏同志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经济稳定增长。而会议刚刚结束，面对工业增长率达到18%的经济过热，人们仍然不为过高的速度担心，不仅不采取紧缩控制的措施，而是扩大信贷，保证对企业的资金供应，其结果不仅是对过热经济火上加油，而且进一步加剧了货币超经济需要发行，激化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引起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引发了当年8、9月的“市场风潮”。可见，认识上的模糊和偏差，使10年来我们未能对建设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使之与国力相适应。年年喊压缩基本建设，但老是压不下去，经济长期未能摆脱“过热症”，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扩大基本建设的热潮，实际上是在用增发钞票来加快经济增长。这就是我国通货膨胀不仅制止不了，而且是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对处在短缺经济情况下的我国来说，必须掌握好增长的度，保证经济适度增长，而不能超过经济的可能人为地加快发展速度。实践再次证明，在我国当前条件下30%多的积累率，百分之十几的工业发展速度，是大大超过经济客观可能性的，这样的速度下，经济过热，需求膨胀乃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具有分外强大的经济职能，从而政府决策机构在经济发展中拥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而决策机构认真贯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保持清醒头脑，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稳健的发展方针，规定一个恰当的增长速度，对于防止和抑制改革时期的通货膨胀，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形成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一）内生的需求膨胀要素的客观存在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需求膨胀，即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这种状况的产生，固然与人们认识的偏颇，即由此引起的指导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的失误有关。但我国所面对的通货膨胀，是在10年改革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也是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的问题。因而，我们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就不能停留在事物表层，需要从社会经济的深层次上进行追根，寻找引起需求膨胀和经济失控的体制上的原因。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就是银行票子发多了。这样的评论，在寻找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的根源时，完全脱离具体的经济体制和现实经济机制，不仅是老生常谈，而且可以说是浅薄之见。通货膨胀的产生，无疑有其深刻的、来自经济体制的原因。首先是来自企业方面的原因，即由于企业组织不完善，经济机制不健全，内抑制功能（即自我约束功能）薄弱而产生的内生膨胀要素。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国家集中过多，束缚了作为生产组织的企业的积极性。进行改革，就要搞活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赋予企业自身利益动机；要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自主经营，解除单一的指令性管理体制加在企业身上的束缚；要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更多地和直接地从属于市场调节。但是，如果企业经营机制还不健全，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建立，企业自身利益驱动机制的引进与市场作用的增强必然激发企业自行扩张的积极性，产生内在的投资膨胀，即超过企业的财务能力和合理经营界限的投资扩张（包括自身投资、社会筹资和利用银行贷款投资）。另外，企业职工有增加消费的愿望，在企业经营机制还不健全、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一旦企业放活，拥有自主分配的权力，必然会产生消费亢进，即超过企业财务能力和合理经营界限的消费扩张。由于人们未能充分注意到上述模式转换期内生的膨胀动因和未能使改革配套，特别是未能高度重视宏观调控体系的组建；也由于形成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和“宏观管住”的改革措施的推行，需要通过实践进行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在我国近年来实行对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过程中，企业的投资冲动表现得十分强烈。由于扩权后的企业收入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调动了企业的扩产欲与投资欲，而企业又是负盈不负亏，资金大锅饭体制尚未被打破，因而出现了：（1）盲目投资，胡乱上项目，不考虑是否有市场，甚至只求眼前能捞一把，不顾产品是否有长期销路；（2）挤占财政和银行资金，企业不是用自有资金去扩大生产，而是向上级争投资，流动资金靠银行贷款。总之，旺盛的投资冲动，乃是扩权后的企业行为的重要特点。在缺乏自我抑制机制条件下，扩权后的企业的消费冲动也十分强烈。那些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的企业，在自身利益驱动下，产生了自有资金分配的消费倾斜，即企业将自有资金更多用于消费，而尽可能地减少积累，甚至分光、发光。企业负盈不负亏在收入分配上必然引起工资攀比。一些国营企业，即使是发生亏损，人们也要想方设法发奖金。这样，个别企业消费基金的增长，又会刺激带动一大批企业消费基金的增长，这种消费超出常规、超越合理行为界限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再加上对外开放条件下产生的消费的国际攀比，更是进一步加强了消费亢进。可见，在未能建立起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和建立起相应的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条件下，一个以实行扩权让利、搞活企业为中心和以之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在使企业具有活力的同时产生投资与消费双亢进，这种模式转换初始时期的内生的需求膨胀，成为通货膨胀的体制上的动因。以上论述表明，在模式转换期，人们必须在对企业进行扩权时，采取有效措施，来克服和消除这种内生的需求膨胀趋势，为此，要制订和设计配套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一要把对企业的扩权、让利放活与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结合起来；二要把增强企业的活力与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二）企业的涨价冲动与成本转嫁在商品经济体制下，企业是一个拥有责、权、利的，实行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社会主义企业拥有的自主权，一般说来不仅包括日常生产与销售决策权，而且拥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收入分配权，还包括必要的定价权，对于那些充分依靠市场调节，从而实行价格完全放开的企业，更是有充分的定价权。对于拥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国营企业来说，基于获得自我赢利的动机，在产品能够销售出去的前提下，企业总是想把销售价格定得更高些。因而，在实行了价格放开的场合，自主经营的企业总会把追求赢利的愿望变成涨价的行动。只不过是由于来自市场的抑制作用，由于价格在众多生产者的销售竞争中形成的机制，使提高销售价格的愿望并不能经常地成为现实。实际上，价格形成并不是决定于生产者个人的愿望，而是要在竞争的合力与压力下，均衡于商品价值这一社会中准。正是市场竞争机制，形成了对生产者固有的内在涨价冲动的经济抑制，它强使生产当事人按照相当于价格中准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市场发育越是成熟，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越充分，企业的涨价冲动就会更有效地被抑制，就不致于出现普遍的涨价行动；反之，如果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充分，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尚未建立起来，那么，外在的市场抑制力的缺乏，就决定了企业的涨价冲动会十分强烈，而且会把这种内在冲动变成涨价的行动，从而导致普遍的涨价。进行体制改革，人们有必要对企业实行扩权，为了使企业扩权所带来的自身利益驱动和涨价冲动受到外来的抑制，人们必须使市场机制的形成与企业扩权同步，为此，就要求实行配套的改革。具体地说，要在市场发育成熟，有可能形成充分竞争性的市场价格的条件下，赋予企业以定价权和自主销售权。但是，改革的困难正在于市场发育需要的时间，在改革过程中往往出现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滞后。由于短缺经济中存在的慢性供求失衡，由于流通领域的改革的缓慢、供销组织的不完善和竞争性经营的缺乏，由于部门的与地区的行政壁垒使市场割裂等原因，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在较短的时期内，在很大的商品范围内形成统一市场，并使企业在市场上进行平等的价格竞争。即使是在某些领域，例如在蔬菜副食品、一般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小商品领域，实行了放开价格，但是这种自由市场交换实际上往往被限制在地区范围内，并且还因供给弹性小、销售组织不健全等原因，而使这种生产者间的竞争很不完全，使供求—价格效应、价格—供求效应表现得软弱无力。可见，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旧模式转换期，客观上存在着正常的市场机制形成的滞后和面对市场调节作用的软弱无力。它意味着对扩权企业涨价冲动的外在约束力的缺乏或薄弱，因而，来自企业的涨价趋势，将成为实行扩权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这种涨价趋势也是新旧模式转换初始阶段产生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明确企业扩权的改革会孕育涨价冲动，这是十分重要的。它将使人们采取更加稳健和慎重的改革措施。（1）实行对企业逐步的扩权，扩之有度；（2）要把价格的放开，置于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的抑制功能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上。具体地说，首先，价格放开的改革要以买方市场形成为前提，其次要实行先调后放的逐步的价格改革。改革初始时期出现的企业的涨价冲动，将因为在总量失衡条件下市场上存在的更大需求拉力而强化。假定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均衡，由于这个或那个产品供求失衡将是难以避免的，对那些供不应求的个别产品来说，就会形成市场上的需求拉力，这种拉力强化了市场竞争抑制功能软弱条件下的企业的涨价冲动，造成个别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度，即超过竞争条件下正常的价格上涨幅度。但是，这一商品的涨价和另一商品的跌价是并存的，不会出现普遍涨价和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假定总量失衡，由于需求过旺，市场上存在普遍的需求拉力，这样将会产生普遍的涨价趋势，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涨价冲动就越发强烈，表现为“乱涨”和“猛涨”，这种情况在我国近年来的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成本转嫁是企业涨价冲动的一种具体方式。企业在原材料或工资成本上升时，不是通过加强经营管理，精打细算，降低生产成本，将涨价要素从内部消化，而是简单地诉诸提高销售价格，将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就是成本转嫁。成本转嫁乃是市场机制缺乏、市场外抑制功能缺乏或薄弱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它导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并且成为改革初始阶段即模式转换期通货膨胀产生的另一重要动因。降低成本的内在冲动与要求乃是现代商品经济中企业的本能和生存之道。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赢利，企业不能不关心价格的降低，从而要千方百计加速技术进步，完善经营管理，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和杜绝浪费，挖掘内在潜力，不断地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强烈冲动乃是现代商品经济中企业的行为特征，它们有赖这种行为与“消化功能”，在投入品价格上涨时，尽可能地遏制住产出品的价格涨势。例如，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猛涨并曾由此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但很快，上涨的价格又因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经营改善带来的成本下降而下跌。对上升的成本的内在消化功能的缺乏，乃是传统体制下企业的特征。我国传统的统收统支体制下的国营企业，价格由国家定，盈亏由国家负，亏损由财政补，由于不存在价格成本正差的企业利益机制，更不存在价格成本负差导致的企业生存危机，又不影响企业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企业对成本降低缺乏关心。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扩了权的企业引入自身利益动机，又有一定的定价权——包括双轨制下的自销产品的议价权，再加上实行企业自留利润，自主投资，国家不再统包投资，因而价格与企业的利益以及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样也就产生了价格成本差额的赢亏和企业损益的机制，这一价格（或成本）—企业损益机制，使企业有了涨价冲动。但是，由于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定时期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仍然在国家襁褓之中，仍然可以吃财政补贴，享受税收减免和贷款等种种来自“父爱主义”的优惠，因而，企业仍然和过去一样，不会因为价格与成本发生负差额而丧失生存条件，更不必担心会破产。尽管改革过程中，企业的财政约束总的趋向硬化，但是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父爱主义”的被抛弃并非易事。只要这种大锅饭的旧体制继续存在，企业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营行为，就会缺乏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赢利的自觉的积极性，而仍然会从属于传统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势力，懒懒散散地经营，辛辛苦苦地（向国家）讨价还价。可见，在新旧模式转换初始时期，企业一方面有了一定范围内的价格—损益机制和产生了涨价冲动；另一方面，它又缺乏来自市场的外抑制和降低成本的内在动机。因此，作为完善的企业经营机制的必要内容的内在消化功能不可能顺利形成，其表现是企业并不想方设法遏制成本的上升，而却是随意地实行成本转嫁，将投入品价格上涨的负担转嫁到买方，即消费者身上。成本转嫁具有下列三种形式：第一，把原材料的涨价部分转嫁到产出品价格上。这就是：使用涨了价的投入品的一系列企业递次的成本转嫁，例如初级产品涨价，引起加工产品相应涨价，最终引起消费品的相应涨价。这是相关企业间因为投入品价格上涨而导致的涨价连锁。人们通常称之为“轮番涨价”。根据天津市1988年对285个大中型企业普查资料表明，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加工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其转嫁率为126%，这种对应式的即1：1式的成本转嫁效应，造成原材料价格上涨——加工产品价格上涨——原材料产品价格上涨，最终导致原先不合理的“比价复归”。我国1979年曾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此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工工业产品价格和日用消费品价格，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迅猛上涨，导致80年代末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不合理的“比价复归”。第二，把工资成本的增加部分转嫁到产品价格上。由于实行经济效益与职工收入相挂钩，取得了高效益的企业，职工的工资，特别是奖金不断提高，生活福利也不断改善。由于现行体制下工资的刚性，在以后企业效益下降，甚至发生亏损条件下，提高了的工资支出也降不下来；再加以企业之间在工资上互相攀比，即使是效益差甚至亏损的企业，也在职工工资和福利上想方设法向先进企业看齐。工资不合理地增加，促使产品价格上涨。第三，在制度不健全条件下，对企业的各种摊派，以及非经济性的开支，也都被打入产品成本，进一步造成价格上涨。可见，成本转嫁这一不合理的企业行为，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价格改革的极大障碍，它会使比价的调整归于失败。而在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能否有效地抑制住企业的成本转嫁行为和尽可能地弱化价格上升的成本推动，就是人们能否把通货膨胀有效控制住的另一关键。人们如果未能采取稳健的改革步骤和实行配套的改革措施，如果不能增强企业的内抑制功能与市场外抑制作用和强化国家宏观调控功能（上抑制作用），那么，这种成本转嫁效应将更加强化，从而表现出一种病态的企业经营行为。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中的成本推力和总量失衡（以及结构失衡）条件下产生的需求拉力相结合和相促进，其结果则是价格的猛涨和乱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急剧恶化。五、形成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市场外抑制功能的薄弱新旧模式转换期企业有内生的需求膨胀冲动和涨价冲动（包括成本转嫁），不仅是由于企业组织结构和经营机制的不完善，而且与企业外在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状况密切相关。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引进与培育市场机制，增强经济运行的商品性，以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设想新旧模式转换的任务业已实现，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业已形成，市场交换得到广泛的发展，重要商品的统一国内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已形成，绝大多数消费品、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已经放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市场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经济领域（军事工业、主要的基础部门、关键的技术生产等领域仍将从属于直接计划机制的调节）中，价格形成的市场竞争要素将得到增强。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对充分自负盈亏的企业，将起到强有力的调节作用。它不仅会强化企业的积累动机和扩产动机（对有效益的企业来说），而且会表现出市场外抑制的功能，促使企业缩减与放弃不合算的生产项目，开拓新产品，实行转产和兼并，并为了增强竞争能力（包括抑制不合理的投资支出）而强化积累，优化投资，并且厉行节约，节制消费（抑制不合理的工资支出），以降低成本。可见，市场机制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外抑制的作用，它强使企业要对自身的投资与消费实行自我约束，成为抑制企业内生的需求亢进和涨价冲动的有效外在的经济杠杆。当然，这种自我约束功能的产生，其内在基础是企业的预算约束和产权约束的硬化和真正实行自负盈亏。在新旧模式转换期，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调节力的薄弱，加以企业改革尚在艰难地探索，还难以一下子就实行充分的自负盈亏。因而，有效的市场外抑制机制难以迅速地形成。这样，对内生需求膨胀冲动与涨价冲动较小的抑制作用，就往往是新旧模式转换期的重要特征。在新旧模式转换期，将逐步对企业实行扩权和价格放开，逐步地引进市场机制，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计划与市场调节作用程度不相同的、多层次的经济调节和运行方式。因而，对不同经济领域来说，市场外抑制作用是不相同的。在不具备引进市场机制的领域，对于那些严重供不应求的关键性的生产部门，和对于那些具有垄断性的竞争，包括自然的垄断和经济的垄断，由于不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从而不能实行价格放开，因为在强烈的需求拉动下，将产生强烈的涨价趋势和形成损公利己的垄断高价。在只能逐步引进市场机制的部门，对于广大的经营性的生产部门来说，在改革中，应该实行对企业扩权和赋予企业一定程度的价格自主决策，例如实行指导性的浮动价格，在国家规定的幅度内，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价格。在这种运行机制下的企业，市场调节对企业产品价格形成的外抑制作用有所增强。但是，在企业经营机制尚未健全、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仍然存在涨价冲动和成本转嫁趋势。一般说来，这种成本转嫁与涨价所能达到的幅度，决定于商品供求与市场竞争的状况，因而，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的状况，就成为这些价格实行松动和一定程度放开了的领域的价格涨势的决定要素。如果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得到改善，市场竞争的压力将抑制企业的涨价冲动，价格上涨率将会下降，而如果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严重，则增大的市场需求拉力，将促使价格上涨率增大。我国近年来实行浮动价格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与实行议价的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升和1989年的猛涨，表现了企业内在涨价冲动与市场需求拉力的交相促进。在那些完全放开了价格，市场的调节作用较为充分的领域，如三类农副产品，一般工业消费品和工业小商品，特别是对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集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由于存在较为充分的竞争，价格也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因而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中准价就对生产者起着强制作用。它不仅对这些企业进行生产导向，而且强使它们进行产品调整，并且强使它们抑制不合理的经营行为（包括抑制不合理的投资支出与工资、福利支出），因而，人们就看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即价值规律，通过调节供求，从而对企业涨价冲动与成本转嫁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当然，如果面对着总量失衡的宏观环境，由于普遍的需求拉力，这一领域的价格上升也是难免。以上分析表明，在改革过程中，人们只能做到一部分经济领域——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和国营的小生产——形成较为充分的市场外抑制机制，对于国营企业的广大领域，将是以这种外抑制功能和企业自我抑制功能的薄弱为特征，而对于那些垄断性部门和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领域，由于存在资源和供应短缺，在一定时期，甚至较长时期内都不宜实行价格放开和引进市场机制，因而这一领域将在相应的时期内不具有市场外抑制的功能。因此，市场外抑制功能形成的滞后、作用范围的有限性和抑制功能的软弱，就成为新旧模式转换初始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我国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低，自然经济传统深厚，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十年改革的实践表明，我国经济的市场外抑制（和企业自我抑制）机制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逐步的经济商品化的过程，是市场逐步发育、市场调节的作用强化和渗透力范围扩大的过程，是企业组织结构与经营机制逐步完善化的过程，也是生产力发展、生产（交通）社会化的过程。在我国，市场外抑制（与企业内抑制）的充分发挥作用，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我们不可能很快就构建起一个具有强有力的自我抑制功能的经济机制，因此，在改革的初始阶段我们将难以有效抑制来自企业内的内生需求膨胀冲动和涨价冲动，因而，我们还将面对价格上升与膨胀的压力，还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我们应该基于对模式转换期，特别是它的初始阶段的矛盾的清醒认识，妥善地设计与规划配套改革方案。第一，企业扩权，应该有步骤、渐进地发展，而不可操之太急，扩权过头。例如，不能使企业的投资、分配权力扩充到国家难以对投资和消费进行有效控制的地步。特别要着眼于企业机制的转换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第二，需要实行审慎而稳妥的价格改革，由逐步调，到放调结合，再在时机成熟时，实行放开。价格放开，必须以市场机制形成与充分起作用为前提。如果市场还发育得不成熟，统一的大市场还难以形成，价格放开的条件就未具备。比如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就只能实行调价而不能实行放开，否则就会出现大大超出成本以上的乱涨价。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在价格改革上，脱离客观条件，追求一步到位，全面放开。第三，要把企业的放活与宏观的“控制”结合起来。首先，要建立起保证总量均衡的宏观调控机制，要花大力气来促使各种调控手段的健全，在实行搞活企业的微观改革的过程中，注意防止国家“控制”力的削弱和管理“真空”的出现。要在经济手段能有效起作用的前提下，逐步削弱、取消行政手段，而不能一下子取消行政手段。此外，还要大力构建调节经济的法律手段、思想道德手段、构建保证市场规则得以被遵守和通行的其他社会手段，如消费者对市场的监督，等等。总之，要确立起宏观控制强化到什么程度，企业的搞活、价格的放开就到什么程度的观念，要树立起以强化宏观控制为中心的配套改革的观念，而不能实行孤军直入的企业扩权让利和价格放开的改革。六、推动物价上涨的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学教材通常的说法是：物价水平的上升在于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如果总供给与总需求相一致，社会就不会出现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因为，假如出现个别产品供求失衡，只会出现个别产品的价格涨跌，而产品A的涨价又会与产品B的跌价相抵消，因而不会有物价一般水平的上涨。假如存在着产业结构的失衡，某些产品大类存在供不应求，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涨价—增产、跌价—减产的经济自我调节，会导致产品的供求重新归于均衡。因而，在一个市场发育成熟、市场机制健全、市场调节作用充分的发达的商品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失衡，不致成为导致通货膨胀的持续要素。但是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下和新旧模式转换期，产业结构的失衡，却是引起价格水平上涨的重要因素。在我国近年来的经济生活中，呈现出两类导致物价总水平上升的机制：一是由于投入流通的货币过量，表现为货币购买力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引起的价格上涨机制；二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基本产品供给紧张，而产生的价格上涨。后一种价格水平的上升，我们称之为结构性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包括产品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对应和失衡之所以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是由于新旧模式转换期的具体条件：企业开始获得了自主权，但尚未真正摆脱行政束缚，企业还是负盈而不负亏；合理的价格体系尚未形成，价格还未理顺；经营机制尚未健全，自我约束机制还没有形成；原先体制下的地区与部门封锁尚未被打破，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尚未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金、劳务）尚未发育成熟，资产存量还不能流动，等等。因而，市场机制还未充分发挥作用。其结果是：第一，总供求均衡条件下的局部结构失衡，不可能借助市场调节而自行校正和调整，使长线得到压缩，短线得到扩张。例如在我国那些产品不适销对路的企业，由于：（1）价格扭曲，短线产品定价太低，长线产品价格高，使价格起着逆调节作用；（2）可以轻易地获得财政资助，因而企业对市场状况不敏感，即使产品早已没有销路，人们仍然继续进行生产；（3）目前全面实行的承包制还不完善，从而会对企业起一种普遍支持作用，使那些无效的企业，也不急于进行自我调整；（4）破产法因缺乏社会保障体系这一宏观条件而难以推行，因而亏损并不对企业形成沉重的压力；（5）市场体系未形成，生产要素不流动或流动性差，产权不能实行自主转让，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作用小；（6）与企业的自我发展、自我调整密切相关的金融市场尚在形成过程中。在上述条件下，企业既缺乏充沛的自我调节的内在动机，又缺乏进行转产、兼并等的经济调整机制和条件。可见，新旧模式转换期结构的自我调整机制的缺乏和软弱无力，使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僵硬的性质。其结果是：长线不能压短，短线不能拉长，产业和产品结构失衡的硬化，引起产品供求长期不相适应，短线产品价格上涨和持续居高不下。我国近年来能源、钢材等原材料、农用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加工工业、高消费产业的迅速扩张，甚至在市场出现疲软时仍然不急于压缩生产和调整产品结构，正是与经济自我调整机制的缺乏和薄弱密切相关。可见，在我国新旧模式转换期条件下，特别是在价格尚未理顺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是难以奏效的。在我国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初生的、不完备的、扭曲的市场机制对增长产生较强刺激作用，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制衡”作用。由于在负盈不负亏条件下的企业缺乏有效自我抑制和自我调整动能，扭曲的市场作用使一大批高消费产业以使人目眩的速度盲目膨胀，促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而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却发展缓慢，造成产业结构愈加失衡。而其结果则是这些短缺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第二，总量均衡而结构失衡，也会形成普遍的价格上涨。在新旧模式转换期，下面三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在实行职工收入和企业效益挂钩的条件下，赢利大的企业职工拥有较高的收入，享有较好福利，其结果是企业之间收入反差的扩大，企业在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普遍的工资攀比效应。那些经营不善，效益低，甚至亏损的企业，利用软预算约束，在缺乏效益甚至亏损条件下，继续扩大工资、资金的发放。由于那些价格不合理——而不是由于经营不善——从而发生亏损的国营企业，它们就更认为有理由去想方设法增发奖金，向收入高的企业看齐和进行工资攀比。这种普遍的工资攀比效应，在我国对企业实行扩权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近年来甚至是愈演愈烈，造成工资的增长幅度连年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其结果则是普遍的工资成本的增加，由此形成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二是总量均衡但结构失衡下物价水平的上升，在于普遍的成本转嫁。在新旧模式转换期，市场调节功能以扭曲的形式出现，它不是强使短线的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去压缩生产，而是促使企业普遍地盲目地扩产，市场不“制冷”，而只是“加温”。一方面，效益高的企业，有能力支付涨价的投入品的开支；另一方面效益差的企业，依靠“成本转嫁”，不会理会“三材”等生产资料的高价，也继续购买，甚至不惜大量占用流动资金，抢购和超储短缺原材料。可见，扭曲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压缩了低效益的生产和抑制“成本转嫁”，却是煽起普遍的“扩张热”，因而短线就更短，结构失衡更加恶化，供求矛盾不仅不能改善，甚至更加尖锐，其结果就是普遍的物价上涨。我国1985年以来，电力、钢材（线材）、水泥等供应越来越紧张，价格不断上涨，就体现了上述情况。三是银行信贷机制不健全，成为总量均衡但结构失衡下物价水平上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传统体制下，实行的是资金大锅饭，银行成为企业资金“有求必应”的供应者。在新旧模式转换期，专业银行走向企业化经营的道路，产生了自身利益驱动，银行信贷增强了独立性，并逐步把信贷建立在争取资金使用效益的基础之上。但是，银行经营方式的改革有一个过程，在金融改革的初始阶段，由于专业银行缺乏有效的亏损约束机制，还不可能在信贷活动中做到认真贯彻讲求资金使用效益的原则，也由于银行信贷活动还不能摆脱不合理、来自行政的和其他干扰，因而，那些高能耗、高材耗、低效益的、应加以调整的企业，占有银行资金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情况表明，企业活动不仅缺乏来自健全的金融体制所固有的资金供应的制约，而且，无效益的企业活动还可以从这种资金供应机制中得到支持。这种银行信贷机制不仅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资金大锅饭”体制，使银行屈从于行政的压力，不得不在缺乏效益的条件下供应资金，其结果是信贷膨胀，最终不得不增加货币发行。从而，最终引起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可见，适应于发达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关于总量均衡下，结构失衡不会引起价格水准上升的论点，对我国并不适用。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的新旧模式转换期，使产业结构的失衡，带有僵硬的和持续的性质，而产业结构失衡和与需求结构不对称，将引起一些供不应求的产品的涨价，引起把这些产品作为投入品的后续部门的产品涨价，由此还将出现连锁性涨价，从而引起普遍的价格水平上升。特别是银行的传统的信贷机制，在促使价格上涨中起着关键作用。不是按照资金效益原则而是带有“资金供给制”性质的信贷，不仅对失衡的产业结构起着支撑作用，而且，它以其信贷膨胀和货币的增长促使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和造成物价总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可见，在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有认识与工作失误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体制方面的原因即内生的膨胀因素；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又有供给方面的原因；既有企业内在原因，又有市场外在原因。总之，通货膨胀的要素，植根于新旧模式转换期正在改革中的不完善的体制和不完善的经济机制，它是经济体制改革初始阶段暴露并往往会鲜明表现出来的现象，当然，在本质上，它是社会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是可以加以治理和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科学地阐明我国的通货膨胀，就要从对这一复杂的经济机制的分析着手。要从根本上克服通货膨胀，人们除了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以保证提供充分的有效供给而外，更主要的是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稳妥地和正确地进行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地、积极地向前推进和完成从旧的体制向新的体制的过渡。七、国家管理通货膨胀和调控能力的薄弱通货膨胀的生成，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管理与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健全和国家调控力的薄弱，以致不足以抑制新旧模式转换期存在的需求膨胀趋势。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由于微观经济的广大领域直接由市场调节，微观经济活动与经济运行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因此，需要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管理。我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幅员广大，地区差别大的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市场调节中，为了能做到既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搞活经济，又防止发生经济失控；既加快发展速度，又不扩大地区之间的差别，就需要充分发挥国家组织调控经济的职能，特别要强化中央政府的调控作用。尤其是在新旧模式转换期，在市场机制形成滞后，微观经营机制尚未健全，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薄弱的发展阶段，为了能对企业实行扩权，对地方适当下放管理权，而又避免经营失控，因而更必须强化国家的管理和调控职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三个部分：（1）搞活企业，使之成为拥有责、权、利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发展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2）发展市场关系，发挥市场调节作用；（3）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在城市改革过程中，我们以搞活企业为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