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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帆主编 马永强 管卫中副主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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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新文学史

中国西部新文学史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丁帆主编. —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4601-7

Ⅰ.①中… Ⅱ.①丁… Ⅲ.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Ⅳ.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6737号

主 编 丁帆

副主编 马永强 管卫中

责任编辑 陈彦瑾 周方舟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84 千字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41.75 插页3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4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9年8月北京第2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601-7

定  价 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本书撰写者分工一览表

绪 论——丁帆、马永强、贺昌盛

第一章——马永强

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马永强;第三节:李玲、冯琼琼;第四节:胡颖、王登渤

第三章——管卫中

第四章——第一节:管卫中;第二节:贾艳艳;第三节:李兴阳;第四节:胡颖、王登渤

第五章——第一节:贾艳艳;第二节:马永强;第三节、第四节:管卫中

第六章——第一节:刘昕华;第二节、第三节:李兴阳;第四节:马永强;第五节:胡颖、王登渤

第七章——第一节:傅元峰;第二节:黄轶(其中雪漠部分由贺仲明撰写);第三节:陈霖、齐红;第四节:黄勇;第五节:王瑛

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马永强;第四节、第五节:管卫中

第九章——贺仲明、李伟

第十章——马永强

第十一章——第一节:管卫中;第二节:程小强、马永强;第三节:孙杏花、刘新锁;第四节:金春平;第五节:李兴阳

统 稿——丁帆、马永强、管卫中序言

在书写《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即《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修订版)序言时,我们的思绪常常不自觉地游离到文学之外。遥望西部,内心涌动的不仅仅是对奇诡的自然造化的神往,还有对层层累积的历史文化、多民族色彩不断探寻的冲动。地处欧亚内陆的西部,从人类的童年开始,就是一块生长英雄和英雄史诗的高地,一块放牧着野心和激情的高地。这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交汇地之一,世界几大文明在此留下了碰撞、融汇的历史印记。古“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东西方的玉石、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等的贸易之路,也是古代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和通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无论是“喜马拉雅运动”与青藏高原的隆起,还是昆仑神话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哺育与想象,从远古的地质变迁到人文化地“根”的溯源,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的昭示意义。这里还是珍稀动植物的海洋,1925年至1927年,美国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迭部一带流连忘返,他由衷地慨叹:“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如果《创世记》的作者曾看见迭部的美景,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古象雄文明、神秘的楼兰古国、大地湾早期农业种植与建筑艺术、闻名世界的彩陶艺术、遍布各地的青铜艺术、横贯数千里的石窟长廊等历史遗存。还有与水有关的文明进化烙印:亚洲最大的古象——黄河古象,就发现于陇东马莲河畔;河西走廊昌马盆地发现的生活在大约1.1亿年前的“甘肃鸟”化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今鸟型类化石,填补了鸟类进化史的空白。这种鸟,长有翅膀,能像鸭子一样潜水,以鱼、昆虫为食,偶尔也吃植物……一切都说明了西部高地很久以前水草丰茂的事实。面对洪荒时代留下的久远的刻痕,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象,洪水过后的西部高地,不止一群人沿着洪水退去的足迹远行,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迁徙,那也许就是人类最初的足迹。总有一些隆起的高地牵挂着我们的梦想,因为文明进化的阶梯在此完成。人类进化源头产生裂变时的巨大能量——文明的光芒始终照耀着人类的旅程。考量人类文明的进程,缺失了什么?丢掉了什么?这是人类经常面临的课题。就像一个人,虽然到了暮年,但总忘不了童年,因为童年孕育着巨大的光芒和能量,滋养了一个人成长的历程。人类也无法忘掉或者抛弃自己的童年,不管走得多远,也需要在此寻找力量。文明的进程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回望中完成。

对于中国西部文学的持续关注也正是源于以上思考。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域文化差异日益凸现,我们的研究视野也拓展至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冲突和地域文化的深层,而自成格局的西部文学美学价值的发现,使我们产生了建构中国西部文学史的最初冲动。经过多次学术碰撞和交流,孕育之中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架构呼之欲出。2000年,我们拟订了写作的初步宗旨和大纲,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酝酿,于2002年申报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地通过了立项。然而,研究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不平坦的。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足有千种之多,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遗憾地说: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将西部文学边缘化了。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史视角始终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文学板块和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东南沿海文学板块上,虽然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和关注也多有局部的涉及,但是总觉得不够系统,有一种难言的拼贴感和隔膜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大量西部文学的文本阅读得太少;我们对西部文化生态——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不熟悉;我们对西部风土人情、风俗风景的陌生;我们对西部作家表达情感的方式,乃至审美观念与文本的书写方式都有着天然的距离感。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撰写宗旨就凸显了出来:全面地、系统地勾画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将它置于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研究序列,既要成为我们的研究视角,又要成为我们观照一切西部文学的价值理念。于是,用新视角去打捞和钩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遗忘乃至湮没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以新的理念去重新解读和诠释大量文本生成的意义,包括那些没有被发掘的有意味的形式,便成为我们撰写《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主体架构和价值观的关键所在,也成为这部文学史修订版的一个基本遵循。

鉴于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非是简单地编撰一部区域的文学门类史,它是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的象征和显现,受制于西部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的影响,并一直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脉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多元文明形态的高度,用一种西部文化精神的整体观来统摄西部文学中的每一个文学现象、社团流派和作家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西部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在编撰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史料和资料的搜集。可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发出大量信函向西部作家征集资料时,一捆捆书籍和雪片般的信札如期而至。新疆作家陈漠的来信道出了许多西部作家的心声:“我虽是一个文学新手,但却有着极其虔诚而积极的期待。关于中国西部文学,我从来没有消极过。我觉得,对于每一位西部作家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保持一种健康而平和的心态。我们应当站在人类应有的精神高度从事我们的生活和写作,我们应当把生命一般宝贵的写作生活建造得更加朴素和动人……我心中的西部文学一直在远处金光闪烁着,在远处等我、在远处发出醉人的咆哮。我是怎样期待这一切呀!我等待着那条通往来日的秘密通道!”甘肃作家柏原在信中说:“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和写作,是主流话语对放逐已久的西部文化的深切关注,这一写作本身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在当下的意义……”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许多作家对我们的研究课题如此尽心尽责并表达了深切的期盼,他们对西部文学发展的那份诚意和热望使我们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一研究工作有半点马虎。

如何确立撰写的总体思路和方法当然也是成书的关键。首先,西部现代文学史的空间区域的划分和时段上下限是个难点。在空间区域的厘定上,“文化西部”成为我们划分西部边界的内在标准。这里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要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是以游牧文明为背景的融汇了游牧、农耕和前工业的文明范畴(另外两个中国的文明范畴是:中部以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为主体的文明范畴,沿海都市以后工业与后现代文明景观呈现的文明范畴)。在时段划分上,我们本着西部文学的内在逻辑线索,参照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但不唯政治标准划分切割的理念,对西部现代文学进行分期,尽量做到接近历史的真实与客观。其次,作为文学史观照的主体对象的作家作品,我们既要用宏观的文化视野和人文理性的价值观去概括其总体特征;同时也要以微观细致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去进行工具性的梳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再到形而上,成为我们内在的撰写视角。在研究中,我们着重强调的是这部文学史的内在的审美逻辑线索和文化精神线索的贯穿。因此,确立了西部文学“三画”(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和“四彩”(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的研究格局,以此来剖析文本。唯此,我们才将获得对西部文学最准确的文学本质的美学把握。

在新世纪的这十几年中,有媒体和研究者指出,2004年出版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西部文学史,它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空白——全面系统地勾画了20世纪西部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演进过程。由于文学史收入的作家比较全面,阐述独到,而且叙述方式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所以,文学史不仅走进了高校,也走到了研究者案头,可以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时间的刻度里……而我们始终认为,这部文学史之所以会得到太多的肯定,主要源于对西部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其实我们的研究只是打捞了人类文明长河中一些闪烁的贝壳而已。正如初版序言结尾写的那样,2004年出版“《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是西部文学的进行时,因此,遗漏和局限也会随着时光流逝毕现,但我们追踪的目光不会停止”,所以说,时过十多年的再一次大规模修订和补充,就是我们不断追踪、思考的结果,也是对这一承诺的兑现。本次修订的一个重点是将西部文学史的书写时段由初版西部文学史的截止时间2003年拓展至2017年。修订版增加了两章十五节十六余万字的内容,对四个章节给予了大幅度修改、删减,还对通篇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来自全国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多位文学研究者进行了为时三年的修订,除一批年轻的文学研究新锐参与外,这一次还邀请到了贺仲明、李玲、陈霖、黄轶等文学研究专家加盟。修订版更名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正如研究者说的,十多年前,这一部文学史的写作价值远远超越了时代的意义,而今,源自文化自觉的“重新写作”依然如此。

十余年来,西部文学涌现了大量新生代作家,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多改变和突破。所以,此次重新修订的内容之一就是补充了自2003年至今出现的新晋作家作品、老作家的创新与变化,以及推动西部文学发展的现代文学制度如文学期刊、社群、文学活动对西部文学的影响等。《飞天·大学生诗苑》是文学期刊中增补的内容之一,这个栏目曾刊载约一千一百人的两千三百多首诗歌,涉及三十多个省市的五百多所高校,包括港澳和旅美大学生。一批已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如叶延滨、徐敬亚、叶舟、于坚、王家新、海子等人都可从《大学生诗苑》寻觅到当年脱颖而出的踪迹。可以说,《飞天》是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一次修订,在原文学史1949—1979期间增加了“西部想象与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一节。井上靖、梁羽生、金庸三人进入西部文学史书写视阈,是因为他们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几位作家都未到过西部,而西部却又成为他们的书写对象;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写作风格,为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的中国文学书写和文学史书写所独见。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系列和《楼兰》系列西部小说曾在日本掀起了“中国西部热”“敦煌热”,实际上他本人是1977年才来到中国的,应该看到那些历史小说是来自于他对中国西部的想象。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三十五部,其中“天山系列”有二十部,而纯粹以天山为背景的有十二部。金庸的《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的故事就完全发生在新疆。当然,金庸其他作品中涉及西部的篇幅没有《白马啸西风》这么重,但这些足以显示西部是他写作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想象空间。重新修订的另一个深刻原因在于:西部文学本身蕴含的深刻文化象征意味。作为美学精神的内化——西部风骨,已经成为西部文学、西部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最大的馈赠和贡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西部文学热”到新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一个显性与潜藏着的“精神上的西进”,向西部寻找精神资源和动力,寻找生命的力和美,寻找诗性浪漫主义和梦想。因为西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高地,是英雄史诗成长和流传的高地,是这个文化消费时代的“存”与“真”。西部蕴藏着最丰富的文学内容,是文学的富矿。从文明史的视角看,西部文学具有“活化石”的意义。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够。而西部作家深陷其中,由于没有外在文明的参照,创作视野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现状是“文明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学的地域空间造就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西部的作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学智慧和恒定的价值理念创作出无愧于一个大时代的鸿篇巨制,不要忽略脚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描写的重要元素——那个能够创造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富矿——原始的、野性的自然形态和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文化形态所给予的审美观照。在这一点上,我们比较认同“茅盾文学新人奖”获得者弋舟对此作出的呼应,他说:“‘西部特色’将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所指……那些亘古与恒常的准则,永远会作用在我们的审美中”,“在主题表达中,坚持一个中国作家应有的人性价值立场是毋庸置疑的;而重要的是在题材领域里我们在多种选择中,可能自然生态的描写,风景、风情和风俗的描写应该成为我们的长项;而浪漫主义的描写方法也应该成为恢复中国现代文学此类缺失的重要元素。所有这些特质的挥发,一定会使西部文学的特征予以凸显,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新的迷人的风景

[1]线”。这也正是我们追寻和期待的。

最后,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那些为本书撰写工作提供了大量资料的西部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没有他们的奉献,此书的写作肯定会受到阻遏。再者,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予的支持,在文学史出版十年后提出修订的建议并竭力促成了修订工作的完成。没有上述热心者的无私帮助,此书的问世都是很困难的,我们再次表示最诚挚的感激之情。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深知西部文学研究尚有许多盲区,亟待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去关注、去开垦,尤其是那些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文学作品,囿于种种条件限制,我们无法对其展开大规模的翻译和研究,只是关注了翻译成汉语的部分作家作品。在此,我们深表遗憾。这部《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存在的缺憾,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和修正。当然,我们追踪西部文学的目光也是不会停止的。丁帆 马永强2018年4月2日[1] 弋舟:《站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绪论 独特的文明形态与西部新文学的视阈

西部新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不仅秉承着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悠久的文学历史传统,而且始终呼应并参与着现代中国文学主潮的建构。如果从“地域人种”和文明形态的视角来看,西部新文学又存在着迥然区别于中部和东部文学的极其特殊的一面,一直伴随着“抵进本土”“发现本土”的内在追求和艺术超越,从而凸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景观和风貌。那么,如何深入地开掘这一文学形态的独特性及其内在的特定文化蕴涵,则是本书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就是从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入手,来展示这一地理文化版图上产生的特殊文学形态,从而使得中国西部地区自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种种文学事件,以及中国西部文学丰富多彩的美学形态,得以准确而有力地呈现。

这里拟就“文化西部”概念的确立、中国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西部新文学的演进历程及其整体的美学风格等方面的问题做出简要的论述。第一节 西部的边界与独特的文明形态

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特定文明形态的外化,它不仅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的制约,而且也与它相对应的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那么,影响中国西部文化的文明形态究竟包含什么样的特殊内涵呢?它又是怎样影响民族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呢?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西部新文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这里所讨论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呈内涵上的交叉。它的边界和视阈,既不同于地理地貌意义上的西部区划,也不同于以发展速度为尺度所划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它是以西部这一多民族地区所呈现出的生产方式、文化、民族、宗教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为依据划分的,主要是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两省为主体,以游牧文明为背景的融汇了游牧及农耕和前工业的文明范畴;这是一个“文化西部”的概念。与此对应的另外两个文明参照模式是:中部以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为主体的文明范畴、沿海现代都市以后工业与后现代文明景观呈现的文明范畴。以上便是当下中国三大基本文明形态之基础。一、“文化西部”的独特内涵

中国大陆的自然地貌,呈西北高东南低的三级阶梯状,西部涵盖了中国地形中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和第二阶梯中的大部(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西部北部以及辽阔的新疆腹地),不仅多高山,而且大部分地区处在草原、干旱和半干旱、荒漠和半荒漠的地带,属于典型的“高地”文化。因此,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是以游牧为主体并兼有农耕和前工业的生产方式。由于这一地域的农耕文化从其大的背景来说依然带有游牧文明的底色,而与中原农耕文明地区存在着鲜明的文化落差与反差,因此,我们还是将其在总体上划归于以游牧生产模式为主的文明范畴。

相比于农耕文明而言,游牧文明统摄下的游牧经济具有前现代意义上的外向性。由于其自身无法实现生产和生活的自给自足,所以,必须在与外界特别是与农耕民族的产品交换中才能保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由此形成了对农耕文明的经济依赖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他们对农耕地区的茶叶、食盐、铁器、丝绸、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依赖和需求,大部分是以快马奔袭和抢掠的方式完成的。宋代以降,在游牧区与农耕区的交界地带出现过的“茶马互市”和“榷场”,曾经使游牧与农耕这两种不同文明的生存方式间的互需关系得以合法化。这种经济依赖关系不仅成为游牧和农耕区的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成为制约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不仅如此,地处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还通过控制贸易和交换,间接或直接地成为东西方物质交流、文化传播的中介,所以,古代亚洲与欧洲的关系其实并非后世想象的处于隔绝状态。为了达到“控制中介贸易”的目的,游牧部落之间、游牧王朝与农耕王朝之间不惜发动战争,占领重要城市并控制东西商路,在这一过程中,“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都扮演过争夺中介贸易的重要角色。交换范围日趋扩大化,也日趋国际化”,所以说,“在中世纪以前,这种大交换的局面主要是由游牧人开拓出[1]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东西方的交流和沟通。

此外,游牧文明统摄下的游牧经济还具有迁徙属性。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的游牧民族,氏族、家族是其联系的主要纽带,他们“迁徙无常处,漂泊千百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而“农耕人以乡村为[2]基本单位,以姻亲为纽带,聚宗族、家族而定居”,往往“足不出乡里,行限于方圆,安土重迁。两者在生产上、生活上乃至文化心态[3]上是大不相同的”。这说明,游牧经济的迁徙属性使游牧文明具有了不同于农耕文明的民族文化心理。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所带来的生产与生活的流动性,不但使游牧文明除却了农耕文明那种保守心态和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体系,而且培育了游牧民族宽广的胸怀与开阔的视野,也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上两个方面说明,游牧文明的“外向性”和“迁徙性”,影响并决定了西部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生存智慧。常年在草原戈壁、崇山峻岭间的长途远徙,培养了游牧民族的坚忍意志与不惧远徙的心劲;多变的气候和雪灾、干旱教会了他们克服自然艰险的生存经验,对大自然的不完全理解和崇敬心理造成了他们的万物有灵观和自然崇拜观;马背上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锻造了他们的骑术,也培育出了尚武观念、剽悍性格与攻击勇气;人口的稀少和瘟疫、自然灾害导致的减员,使得他们格外重视人口和族群的繁衍,造成了他们重生殖、轻贞操的两性关系观念;宗教信仰造成了西部各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结构、婚葬形式、风俗习惯;等等。这些观念和行为模式与农耕文明培育出的文化迥然相异,它也许就是西部这一独特文明形态的主要内涵。二、“文化西部”的互融形态

中国西部历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这里不光是氐、羌、吐蕃、匈奴、回鹘、突厥、乌孙、党项、鲜卑等古老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而且逐渐融合并形成了今天生活在这里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汉、回、裕固等数十个民族。西部由此成为域内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也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交融、碰撞的枢纽,从而形成了西部独特的文化互融形态和风貌。

西部文化互融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民族迁徙过程中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也有邻近民族相互间在文化上的吸收;有对外来文化同步形态的吸纳,也有不同发展阶段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融汇。从上古开始,西部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据传华夏始祖之一的黄帝部落就来自于西部,周人与秦人(之后向东迁移至洛阳和咸阳一带)的祖先不但起源于西部,而且早已开始同西部高原的羌人等联姻和往来。生活在广袤草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走马灯似的在西部的历史长河中蹚过,有的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有的融合、分化为别的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中心区互有冲撞和变化。“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而游牧文化又曾多次与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发生碰撞,并在反复冲突中实现融合。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4]发展产生过长远的、全局性的影响。”中原政权也常常出于扩大疆域和统一治理的需要,对西部民族发动不同规模的战争。随着不同王朝向西部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已逐步形成了混居,加上部分民族的东迁,中国西部的民族大融合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不同民族在同汉族的长期往来中,其生活方式也有逐步汉化的趋向。例如,甘肃酒泉、民乐一带的“汉番”就是“汉族与番民在体[5]质上与文化上糅合的结果”。同时,在这一民族杂居区的民族交融[6]也必然是双向进行的,“汉族在变,少数民族也在变”。正如司空图的《河煌有感》所写的汉人藏化的情景:“一自萧关起战尘/河煌隔断异乡春/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所以,余斌认为:从唐以降到现在,民族融合一直在花儿的原产地——甘宁青交汇的地区进行,“有的民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如吐谷浑),或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了(如羌族);同时经过融合产生了新的民族(如东乡族),迁来了外地的民族(如蒙古族)”,这样“双向”进行的文化交[7]融,使它们共同构造了中国西部多元文化的基本面貌。

不仅如此,西部各民族还有着与域外各民族交流的悠久历史,古代丝绸之路在这里一直是连接中亚、西亚、希腊和罗马的重要枢纽,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最先交流、荟萃的场所。民族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异质文化进一步走向交融。例如,古鄯善国的犍陀罗艺术就具有浓厚的罗马风格,于阗(今新疆和田)、龟兹(今库车)各式雕塑、绘画、建筑就深受古代印度文化的影响。域外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民族文化在这里都曾有过相互碰撞与交汇的开阔空间。

可以说,这一民族交融的历史和现状,既是特定经济形态下的必然,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此,季羡林阐发了这样的看法:古丝绸之路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

[8]流”,由此形成了多元文化混合的特色。这一地域形成的陇右汉文化、混血的敦煌文化、西域文化、雪域文化、多宗教文化等,必然带着浓郁的游牧、宗教和多民族文化交融杂糅的色彩。三、“文化西部”的宗教文化底蕴

西部独特的多民族文化形态的形成与西部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密切相关。就宗教文化的流播而言,穿越甘肃长廊和新疆腹地的古丝绸之路,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以及中华文明、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碰撞和汇合的锋面。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中扎根,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体系及宗教文化圈,之后,它又向东北越过甘肃长廊直达内蒙古草原,成为横贯青藏、内蒙古两大高原的宗教链;与此相对应,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原农耕区域的汉文化,亦沿着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夹缝,通过长条形的甘肃走廊向西南、西北传播:一路翻过日月山和“唐蕃古道”与雪域文化相汇,另一路直插新疆腹地,与伊斯兰文化交融。从以上宗教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双向”传播趋势来看,古丝绸之路作为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的最西端和末梢,不仅联结了西部各民族之间的交融,而且为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碰撞、交融提供了广袤的发展空间。

同时,西部的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也决定了西部民族对宗教信仰的执守,这成为影响西部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中国西部疆域的广袤与自然条件的酷烈,使得人的生存异常艰难,人们需要一种精神依靠,于是产生了宗教需要。最早的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如羌族人的原始苯教、蒙古族的萨满教,以及在西域曾经盛行的摩尼教、祆教等,渗入了西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藏传佛教先后深入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不但成为藏、蒙、裕固等草原民族的共同信仰,而且已经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无意识心理层面;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西域人东来的步履进入新疆腹地和干旱的黄土高原。四、“文化西部”的文学艺术遗产

生活在西部的不同民族都有着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各自创造了本民族的色彩鲜明而又独具风格的文化,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东方和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献。

早在汉代,西域地区的焉耆、龟兹、于阗等地的民族就已经有了拼音文字,维吾尔族著名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11世纪写成的长篇巨著《福乐智慧》,引起世界瞩目。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编纂的被维吾尔人称之为社会生活大百科全书的《突厥语大词典》,以其丰厚的学术价值而闻名于世。享誉中外的敦煌石窟及克孜尔千佛洞等,是汉民族与鲜卑族、吐蕃族以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创造,它充分显示着中国西部古代各民族艺术家们卓越的智慧和才能。北朝民歌《敕勒歌》以其耀眼的光辉盛传不衰。藏族文学在10世纪以降有了高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藏文作品,如《西藏王统记》《米拉日巴传》《萨迦格言》《仓央嘉措诗歌》等,不仅在藏民族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蒙古文化早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之后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先后有蒙古族第一部文学巨著《蒙古秘史》(13世纪)、历史文学巨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17世纪)等,它们反映了蒙古民族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同时,在不同的朝代,西部也都有不同民族的作家在母语之外采用汉文写作,唐代著名的诗人坎曼尔就是回纥人,维吾尔族的贯云石是著名的散曲家,回族的萨都剌是杰出的诗人和词人等。

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许多民族尚没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虽然有文字却不那么完整,使用也不普遍,他们的文学主要是靠口耳相传,史诗等口传文学样式相当丰富和发达,尤其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最为突出。在所有西部民族史诗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是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部史诗以其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民族个性以及浩繁宏大的规模,显示了中华民族英雄史诗的高度艺术成就。

中国西部还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民间故事。众多民间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机智人物故事,而以纳斯尔丁·阿凡提和阿勒达尔库萨等人物的故事最能体现西部民间传奇的那种幽默诙谐的风格。这类清新活泼、妙趣横生的作品多以夸张和怪诞的手法展开叙述,诙谐与嘲弄并置,显示着与中原智者截然不同的民间生存智慧。另外,西部民间叙事诗与抒情诗也很丰富,它们一般是在人民群众中口头传唱而层累式地形成的,其中常常蕴含着许多为正统文学所难以容纳的因素,从而保留了那些原生态的民间文化因子。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西部堪称是“歌唱的世界”。“歌唱”几乎是西部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生产劳动、休息娱乐、往来社交都伴随着歌唱,歌声总是渗透在放牧、婚恋、思乡甚至与动物的情感交流之中。中国西部的歌手既是民族传奇的演唱者和民族文化的传播者,更是英雄史诗的保存者甚至创作者。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奇”朱素甫·玛玛依、蒙古族的琶杰和毛依罕,藏族史诗《格萨尔》的说唱艺人扎巴老人,维吾尔族歌手尼沙汗等。口头歌唱的文本常常涵盖了广泛的知识和人类经验,西部民族的说唱艺人和歌手们,不只是保存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品,更保存了各民族自己所喜闻乐见的独特艺术形式,如:藏族的鲁体民歌及谐体民歌、蒙古族的“好来宝”以及汉、回、保安、裕固等民族的花儿等。概言之,无论是在格局、语言、韵味还是状物、抒情、言志手法等方面,西部口传文学都有着迥异于农耕文化的特色,他们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部多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的形成,而且有不少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既定范型。

除此之外,作为西部多民族文化形态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西部汉语创作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这就是本土的皇甫谧、唐传奇“三李”(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等,以及李益、李梦阳、胡缵宗、吴镇、秦维岳、吴可读等历代文人的诗文创作,还有李广利、霍去病、王维、骆宾王、岑参、王昌龄、杜甫、高适、王建、范仲淹、林则徐、邓廷桢等历代边塞诗人的作品,当然更包括内容丰富的敦煌文学等。

从总体上说,正是中国西部这种特定的自然条件、生存境遇与文化互融形态,才造就了西部民族所特有的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西部民族所创造的独特、自由而又粗犷、豪迈的西部文学,无论是英雄史诗、民间传说,还是神话故事或抒情歌谣,渗透于其中的总是那种既苍凉悲壮而又豁达明朗的美学情致。也正是这种独有的美学情致才使得西部文化氛围与中原文明的“和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韵致,以及现代都市文化的繁忙快捷和利益机心区别开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西部曾长久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的日益加剧,西部文化同样在不断寻求着自身现代化的有利途径。与文化交流相伴而生的,就是那种既区别于传统的西部文化,又与中原和东部的农耕文化及现代都市文化相迥异的整体的现代西部文化品格。所以,确立“文化西部”的基本范畴,其意义就在于能进一步总结和发掘这一独特文化形态的潜在资源,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能够更为全面而充分地融入到整体的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格局之中去。如果说自近代以来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不但在显示着中原农耕文化的消退与衰落,而且也日益显示着现代都市文化发展中的道德与信仰危机的话,那么,在这种境况下,曾经身处“边缘”的独特的西部文化资源就将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突围”过程中难得的财富。[1] 项英杰等:《游牧文化的世界历史地位》,《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2] 项英杰:《游牧文化通观》,《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3]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页。[4] 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63页。[5] 罗伯特·F.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吴玫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165页。[6] 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40页。[7] 余斌:《中国西部文学纵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40页。[8]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42页。第二节 西部新文学的历史演进

既然西部的边界已经划定,那么,什么才算是西部文学呢?我们认为,只要文本的旨意是指向西部这一独特的文明形态,就都属于西部文学论域的范畴。它既包括西部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口传史诗、民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也包括历朝历代的文人创作。就文人创作而言,从创作者的身份来看,主要包括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土著作家,即生活在西部的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第二类是流寓作家,因为除西藏以外的西部,一直是将士戍边(包括后来的军垦)、垦荒移民(包括后来的支边者、知识青年等)、罪犯流放、官员贬谪的主要地区,所以,就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流寓作家群;第三类是客居作家,他们到西部旅游、探险或作短暂停留创作了一批有关西部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家各自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人生体验、价值取向存在着差异,所以,呈现在他们笔下的中国西部镜像也有所不同。但与中原及现代都市作家们的创作相比,这类作品却又有着明显的中国西部所独有的审美底色。西部本土作家的崛起为西部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流寓及客居作家的创作则为西部文学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审美视角,他们共同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将中国西部新文学大致分为五个时期:1900年至1949年属于西部新文学的萌动期;1949年至1979年是西部新文学的成长期;1979年至1992年是西部新文学的繁荣期;1992年至2000年是西部文学新的发展期;2000年至2017年是新世纪西部文学的演进期。中国西部新文学的独特品格与美学风貌,就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的。虽然从20世纪初发端时的一支细流到20世纪80年代后巨流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蓄集过程,尔后又出现了短暂的间歇与新的涌起,但是,“抵进本土”和“呼应主潮”两条红线一直交替贯穿在20世纪西部新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因此,从关注、参与、呼应文学发展主潮这一点来看,西部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整体趋向是基本同步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西部新文学一直没有放弃对本土的发现、抵进和寻找,并在这一抵进之旅中形成了属于西部新文学自身所独有的特色与个性。所以,中国西部新文学的演进历程可以看作是西部文学审美个性从萌动、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历程。一、西部新文学的萌动期

1900年前后的西部“地理大发现”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标志着西部本土文化在20世纪初引起了世界和全国的关注。这一“发现本土”和“抵进本土”的文化思潮,实际上孕育和催生了西部新文学的发端。作为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延续,东西方探险家对西域和古丝绸之路的探险热,以及由此兴起的域外探险家游记热,不但重新塑造了新的西部镜像,而且使西部文化获得了一次广泛向外传播的契机。被埋没了近千年的“敦煌文化”和“敦煌文学”的横空出世,具有丰富的文化史与文学史的昭示意味:一是由此可以看出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盛况,以及与西部民族文化的融合趋势;二是反映了西部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的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西部文学的宝库;三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掀起的“敦煌文学”研究热方兴未艾,它丰富和提升了西部新文学的内涵。所以,我们认为,20世纪初的地理上的西部“大发现”,标志着中国西部新文学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觉醒和萌动。

作为萌动期的西部新文学,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它的多元景观与现代色彩。就呈现出的几个走势而言,主要有: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而在此间出现较大转向,现代传媒不仅参与了民族文化的传播,而且加速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汉译、传播,以及与中国文学主潮的对接;不同视角的域外探险家游记热,以新的视角传达着主体对西部的发现和认知;本土汉族作家的创作和言说在传播西部文化的同时,开始跃入时代主潮的层面,并呼应五四新文化以降的社会变革;客居作家在这一时期也奉献了大量的诗歌、游记和报告文学等文体多样的作品,从不同的视角丰富了西部新文学的创作。

自20世纪初开始,西部诗人的个人创作也有了最初的觉醒。享有世界声誉的哈萨克族早期诗人、哲学家穆哈默德·阿布·纳赛尔·法拉比,以及被哈萨克人称之为哈萨克现代文学奠基人的诗人阿拜的作品,虽不能直接划入新文学之列,但蕴涵在他们作品之中的现代思想却预示了某种现代意识的萌芽。西藏格达活佛的箴言形式的诗歌创作,以及根敦群培的《游历各国记言》《印度风土素描集》等,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也已显示出了反对因循守旧、积极主张革新的新思想。此外,现实题材也逐步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如格达活佛的《红军走了》,就是将本民族的重大事件以朴实自然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推动的“西部探险热”中,产生了各式探险报告和游记作品,为中国西部新文学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文本,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西部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本时期还出现了大批由国人撰写的西部考察记游作品,如陈万里的《西行日记》、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与现状,真实地描绘出了世纪初的中国西部形象。这类数量众多的作品已经成为西部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西部新文学同内地的文学主潮一直有着某种内在的呼应。五四以后,反帝反封建也成了西部文学的主要内容,民歌、长篇叙事诗及民间故事被赋予了某种崭新的质素。它们不再将自己的苦难归结于神的意志或者宿命,而是把苦难的根源指向了它的现实基础。萌芽时期的西部新文学中,以民间说唱形式保留下来的诗歌及故事文本占有相当的数量和地位,这类文本大多是先流传于民间而后通过记录与整理才得以保存的,所以保留着活泼多样的民间文学形式及独有的西部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当然也有着汉文化的深刻印记。将它们与传统的民间口头文学相比,可以看出,初步的反对专制和争取自由的思想倾向已经广泛渗透在了这些作品之中。

中国西部新文学的发端除了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之外,与苏联的十月革命之间也有着不可忽略的渊源关系。中国西部以新疆为主的大片土地与苏联接壤,十月革命的影响在西部各地的传播对于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俄苏文学的译介也逐步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当时苏联的进步文学作品最早就是通过中亚的出版传入西部各地的。随着新型思想和知识文化在中国西部的传播,西部教育也被注入了新鲜的内容。锡伯族青年常广斋、乌扎拉·萨拉春等于1913年曾组织尚学会、兴学会等文化团体,积极开展新的思想文化的传播活动。20世纪20年代初期,沙利甫汗、达吾来提开里迪等知识分子在西部兴办新式学校,从事启蒙教育活动。他们开设俄语、汉语等课程,为新的艺术和思想的输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哈萨克族的另一位民间歌手和现代诗人唐加勒克·焦尔迪在这个时期也办起了哈萨克文的报纸,他还创办了哈萨克牧村学校和民族剧团,上演了哈萨克语话剧《曙光》。他的诗歌代表作品有《娜斯古丽》等叙事长诗,以及《人民的秘密》等抒情长诗,此外还有许多对唱和短诗。

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的发展,不但配合与呼应了民族解放的时代主潮,而且得到了现代传播媒介的支撑。自20世纪初以降,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区先后出现了《西藏白话报》《婴报》(1905)、《伊犁白话报》(1910)、《新报》(1912)、《西北实业报》(1918)、《新陇》(1920)、《民众日报》(1929)、《反帝战线》(1935)、《伊光日报》(1927)等上百种报纸杂志。它们是宣传的喉舌和社群联系的纽带,是知识与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文艺作品得以面世的基本园地。西部民族特色与地域风情的传播,民间故事的收集与民族风俗的辑录,无不与当时这些报纸杂志有着密切的关[1]系。

从30年代开始,中国西部文学的发展格局有了一次重大的调整。西部新文学开始被纳入革命文艺的主潮,有了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性质。一方面,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陆续被引进到西部地区,如鲁迅、茅盾、高尔基等;另一方面,茅盾、萨空了和赵丹等文艺界人士以文艺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及新的文艺信息,影响和培育了一批新型的诗人和作家。如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创作就深受30年代革命文艺思潮和抗日战争时期进步文艺主张的影响,其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何耶尔·伯林就明显受到了鲁迅和闻一多的影响;郭基南在1940年曾到乌鲁木齐参加了由茅盾等主办的“文干班”的学习,其间大量阅读了鲁迅、茅盾、朱自清、艾芜、艾青、臧克家等人的作品。这些新型诗人和作家的陆续出现,为西部新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养分。

这一时期西部新文学的发展,不但配合、呼应了民族觉醒与解放的时代主潮,而且,一直伴随着对本土文化的“发现”和“抵进”。1925年,地质学家严复礼首次收集并发表了一批西部花儿,将这一风格独特的西部本土民歌介绍给了西部之外的广大读者。朱自清先生在讲授“歌谣”课程的时候就曾引用过其中的一首:“焦赞孟良火葫芦/火化了穆柯寨了/错是我俩都错了/不是再不要怪了”。此后,张亚雄的《花儿集》使花儿在内地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1938年,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的西北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阿拉木汗》等风靡内地和海外,向世人展示了西部艺术所独有的魅力。抗战时期,新疆、甘肃一度成为战争的大后方和主要的后方军用物资运输线。大批文人学者来到兰州、新疆等地,使得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与西部的本土文化再次发生了碰撞和融合。文人学者们的西部之行不仅给西部文坛带来了新鲜空气,而且他们自身也从西部特有的文化资源中获取了不同的灵感和启发,并以此为基点创作了大量有着浓郁的西部风情和地域色彩的文学佳作,茅盾的《白杨礼赞》等就是其中的名篇。此外还有于右任的《陇头吟》《敦煌记事诗》、高一涵的《金城集》、罗家伦的《西北行吟》,以及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游记作品。“九叶诗人”唐祈自1938年起旅居甘肃、青海六年,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歌、史诗、传说和民俗风情不仅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而且滋养并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他创造出了蓄满独特西部文化色彩和情感的中国式的十四行诗《蒙海》《拉伯底》等,在他这里,西部本土文化和西方的艺术形式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总之,萌动期的西部新文学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一方面,一大批有了现代意识的西部本土作家开始走向成熟,他们为中国西部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另一方面,中国西部文学以其独特的形态引起了西部以外世界的广泛注意。西部新文学从孕育到萌芽,其间一直受到不同文化形态的交错影响。虽然西部民间的文化资源由此得到了一次充分的整合,但是,基于特定的时代与历史的原因,西部文学自身那种既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因此被逐步纳入到某种相对统一的轨道上来了。二、西部新文学的成长期

自1949年以后,随着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西部新文学进入了它的成长期。由戍边部队作家、客居作家及西部本土作家三支队伍形成合力,同声合唱,形成了西部新文学的一个创作热潮。描写边疆的新生活、新变化,歌颂新时代,成为西部新文学普遍的表现内容。对于“人”的觉醒及“人民”主题的热情颂扬成为此一时期最为突出的内容。但是,由于过分追随和呼应文坛主流的大合唱,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西部本色。

从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史诗、民间歌谣及其他口传文学的收集、整理和翻译活动。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嘎达梅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等享誉中外的名篇,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被陆续整理发掘出来的。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在本时期编辑发表了大量的民族民间文艺作品。西部文学艺术样式的繁盛与表现技巧的丰富,不仅为西部本土作家提供了可资汲取的营养,同时也为内地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审美范型的参照。

本时期,一批内地作家、诗人或随部队来到西藏,或来到甘肃作家协会供职,或到天山深处、青海柴达木体验生活。他们对祖国边疆和少数民族人民怀着极大的热情,掀起了一股创作热潮。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作“放歌时代”,作家们的激情代替了冷静的观察思考。闻捷的诗集《天山牧歌》、碧野的长篇小说《阳光灿烂照天山》、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李季的长篇叙事诗《杨高传》等都是这个时期西部文学的重要成果。还有青年诗人高平的抒情长诗《大雪纷飞》、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以及刘克等作家的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国西部特有的自然魅力与人文风情。“成长”时期西部文学的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西部本土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创作热情的高涨。一方面,老一代本土作家和诗人逐步走向了创作的成熟与高峰时期,如诗人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擦珠·阿旺洛桑(藏族)等;另一方面,新一代本土作家诗人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如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吾铁库尔、克里木·霍加、柯尤慕·吐尔迪等,蒙古族的布赫、琶杰、玛拉沁夫、毛依罕、特·赛音巴雅尔等,东乡族的汪玉良,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汉族童话作家赵燕翼、剧作家姚运焕和武玉笑等。

这两支作家与诗人群体会合于中国西部,为西部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生力量。中国西部所独有的艺术资源在这些作家诗人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如乌铁库尔的《喀什之夜》、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叙事长诗,在汲取传统叙事长诗营养的基础上有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鲜内容。尽管这类作品明显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但因为它们多取材于不同民族的民间传说并由诗人对其作了再度创造,所以比起同期汉族诗人纯粹的政治抒情诗反倒显得生动活泼与清新刚健。由于西部文化形态同内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性,爱情题材在西部作家的创作中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对于爱情的讴歌和纯洁情感的颂扬在此尚有着相对比较自由的书写空间,人性的力量也就有了得以展示的舞台。民族自身的历史、经济、文化风俗及民族心理等,也自然地成为诗歌表现的具体内容。那种富有浓郁的异域情调的画面感与形象感,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回避了对于政治理念的单纯阐释。以爱情传奇作为主要故事内涵的艺术形式,也使得那些包含着自由、解放及人性内容的主题成分,在单纯政治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规约之下相对得到了保留。但也应当看到,1949—1979年间的西部文学同本时期的主流文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那种刻意讲求政治思想倾向与斗争意识的痕迹。比如,传统叙事长诗中的爱情悲剧逐步演变为通过斗争最终获得了幸福,富有个性特征的英雄传奇也演变为在进步思想的启发与推动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等等。从社会形态的转换来看,由于残留在中国西部的农奴制度与封建领主制度被彻底推翻,新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带来人的解放。被奴役的“人”终于开始有了初步的“人”的觉醒,而这种由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所带来的切实的“平等感”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家们讴歌新中国、赞美新生活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既定创作原则促使作家们为自己重新寻找新的定位,并由此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时代和人民的代言人,以便能够充分地参与到新的民族国家叙事中去。祖农·哈迪尔的小说《锻炼》中的主人公麦提尼亚孜的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麦提尼亚孜从一个懒散怠惰的小手工业者到合作社的一名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社员并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的转变过程,就非常细致地刻画了个人从对抗到自愿加入社会潮流的具体思想轨迹。当新型的民族国家形态被认为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形态时,隐藏在其间的矛盾与种种不合理就被认为是某种能够容忍并最终“必然”会得到克服的偶然现象了。作家们已经习惯于把某种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文艺政策是否被真正彻底地得到了贯彻,而不是思考文艺政策本身是否对文艺活动形成了控制和干预。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作品被放置在了刻意地强调其社会效益的重心上,这就势必强化了文艺的功利性质。文艺的创新最终被定位在“题材”内容,尤其是被视为先进思想意识的“新”上,而不是文艺自身的某种超越与突破。真诚的讴歌、热情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使作家们自愿以牺牲自我的独立思考为代价,去换取推动社会历史加速发展的群体力量,个体的“人”被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人民”所替代。所以,在本时期西部作家的笔下,民族历史与现实命运常常是必不可少的背景,而表现不同民族的“新人”则成了核心的主题性内容。与同时期内地作家的创作相比,西部作家的创作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展示出某种较为厚重的历史感和民族风情画,而不足却正在于西部文学既有的自由抒情和放达的想象,以及作家的个性与独立思想基本上被淹没在了整体的历史叙事之中。在这里,文艺创作的种种既定理论原则对于西部文学传统起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整合作用。

1949—1979年期间,日本作家和中国香港作家的西部文学想象却别具一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书写意义。日本作家井上靖、中国香港作家金庸和梁羽生在创作之前都没有到过西部,但西部却又成为他们文学书写的西部想象。井上靖的《敦煌》《楼兰》系列西部小说在日本掀起了“中国西部热”“敦煌热”。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三十五部,其中“天山系列”有二十部,金庸的小说《白马啸西风》的故事完全发生在新疆,足以显示西部是他写作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想象空间。这几位作家身处中国大陆环境之外,不受内地意识形态影响,而且他们的创作皆非现实题材作品,因而其西部想象也就没有同时期内陆创作的战歌倾向。熟读中国历史的井上靖,长于在真实准确的历史语境与地理空间中理解古代西域人的生存状况。金庸、梁羽生所擅长的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一种“成年人的童话”,因而他们两人的西部想象便呈现出天马行空的浪漫色彩。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三人的西部想象和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拓展了这一时期西部文学想象的历史空间与想象空间。三、西部新文学的繁荣期

20世纪70年代末,西部作家也和全国作家一样,思想获得大解放。正如一首歌唱的,“自由的空气,多么新鲜”,作家终于挣开了思想枷锁。几十年沉重的生活感受喷溅而出,西部文学创作进入一个井喷时期。经过漫长的探索与寻找,中国西部新文学最独特的品格在这一时期终于呈现了出来。这一时期出现在西部的新边塞诗群、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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