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后盾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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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山水间试读：
巴国：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
一发源于青藏高原沱沱河的长江，先是缓缓流淌，待汇集百川之后，成浩瀚之势，飞流直下。经过几千里长途跋涉，到达四川盆地东首，遇巫山山脉阻扼。稍一作顿，便蓄足能量，以雷霆万钧之力，似利斧劈山，冲出了一道又一道峡谷，然后奔流入海。这便生就了长江三峡奇观。
很多人都知道长江三峡。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正是它诞育了中国最早的文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发现“北京猿人”的裴文中先生就预言：“北京猿人的祖先在三峡。”时隔三十多年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先生带着裴文中的预言，来到了三峡。
这是一九八四年六月的某一天，已是年过花甲的黄万波先生，在一名乡村医生的带领下，来到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他爬上一个小山坡，约略扫视了一下，脚下犹如贴近磁铁一般，被牢牢地吸引住了。凭着考古学家的智慧，他断定，他正踩在远古祖先留下的时光隧道上面。
后来的事实不仅证明了黄万波的预感，也证实了裴文中的预言。经过一年半的发掘，终于在次年的十月发现了两件古人类化石，一件为右上侧门齿，另一件是一段有两颗臼齿的左下颌骨。经测定，这两件化石距今有二百零四万年。这就说明，早在二百万年前，巫山就已经有了从猿进化为人类的直立人，科学界把他命名为“巫山猿人”。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
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在这之前，曾经发现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一百万年前的蓝田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三十万年前的和县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三峡地区是中国人类祖先的诞生地。
中国的史册曾经一直只把黄河看作是母亲河，认定中华文明始出中原，只是到了近代，人们才把长江也列为母亲河。“巫山猿人”的发现，揭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中国人的老祖宗在三峡，中华文明的源头也在三峡。位于巫山县境内的长江三峡之一——巫峡
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长江，特别是三峡，远比黄河、中原更加适合诞生古人类和古文明。就时间而言，长江的形成比黄河要早二百多万年。从地域条件来看，长江三峡地处远古的都野大泽和云梦大泽之间，当这两个大泽逐渐变为四川盆地和湖广盆地后，峡谷地区形成了许多河流、河坝、丘陵。这里气候湿润，植被繁茂，食物丰蕃，非常适宜于灵长类动物生存。古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始祖只能在南、北纬三十度之间出现，长江三峡正是位于北纬三十度这条黄金线上，如果到黄河中原一线，已超过北纬三十五度。
如果确定三峡是中国古人类的摇篮，那么，我们不妨把视野进一步打开，去审视地球人类的起源。
长期以来，在人类起源学上居主导地位的是“非洲说”，即认为地球人类源自非洲东部大峡谷，理由是那里不仅发现了距今二百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而且地处北纬三十度线以南。然而，“巫山猿人”同样具备这两个生成条件，不仅如此，就地理、气候、环境等综合因素来看，他们比“非洲猿人”更优越。
这就对“非洲起源说”提出了挑战：早在二百万年前，中国长江大峡谷已经有直立人，大量的考古资料已经证明，这些古人类在这里世代繁衍，薪尽火传，从没有灭绝过，何来非洲古人？或许，长江峡谷才是地球早期人类的发源地，这又未尝不可。正如张良皋先生所言，这里“是人类文明第一线曙光升起的地方”。
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地球人类一定起源于中国三峡，就像“非洲起源说”也只是一种假说一样，我们期待考古学家新的发掘和研究。二
自从“巫山猿人”诞生以后，三峡地区古人类活动一脉相传，从不曾中断过。
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这里早期人类的活动只有少数几个点，晚期已遍布各处。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峡江两岸已有众多的原始聚居村落。大约距今七千年到六千年，这一带产生了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前者位于湖北宜都，后者在重庆巫山。这两个文化覆盖了三峡地区及江汉平原西缘、峡西一带。从近年发现的上百处遗址来看，这两个文化波及区域已开始制陶，其陶器以绳纹圜底釜为特色，由此奠定了以后延绵不绝的三峡釜系文化。陶釜是一种煮食的炊具，相当于今天的锅，峡江先民用这种物品，说明他们已迈过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步入了熟食阶段。再从两个文化遗址发掘的大量精致石器、动植物化石来分析，几千年前，他们已经有早期的农业和畜牧经济，开始种植稻谷，饲养猪、牛、羊、狗等家畜。
到距今四五千年，也就是中原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立国之前，三峡地区已经形成了那个时代较为发达的地域文化。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的祖先为什么会诞生在长江三峡？古人类为什么会持之以恒地钟情并坚守这块地方？又是什么帮助他们领先进入了早期文明？难道这里有什么特殊的物质或者神灵？
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就是这里出产盐。
古生代时期三峡地区为一片汪洋，在距今七八千万年前，巫山山脉生成，这里成了古地中海的东缘。直到四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凸起，慢慢拉升了青藏高原，使三峡以西渐渐由海洋变为内湖，再变为沼泽，以致于盆地最后生成。因此，长江中上游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资源。特别是三峡地区，由于这里喀斯特地貌显著，地下盐水沿地质缝隙自然涌出，形成了天然的盐泉，古人类很容易获取。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或许是上苍特别恩泽这一方，才催生了这里的古人类，并帮助他们较早进入了文明。
盐作为一种微量矿物质，不仅是现代人类不可缺少的，也是原始人类由猿进化为人所必需的。除此之外，它对于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曾经对盐的作用下了三个结论：一，产盐的地区，或食盐供应方便的地区，便是人类乐于聚居的地区；二，食盐是最早推动商业发展的商品；三，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
作为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观点一定是在对大量史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在“非洲猿人”出现的肯尼亚奥杜威峡谷附近，就有一个图尔片纳盐水湖。曾经孕育古巴比伦文明的波斯，境内塔里寒附近盐卤遍地，风干的盐块堆积如山。我曾去过奥地利的小镇哈尔施塔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湖畔小镇”，每年有上百万游客到此观光，这里就有一个古老的盐矿，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哈尔施塔特的原意就是“产盐的地方”。在中国，以盐开阜，盐作为一个城市繁荣昌盛和文化中兴的基石，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最典型的就是扬州，我曾经写过《扬州的盐商》，作过详细阐述。巫溪宁厂古盐泉
再来看三峡地区的盐。受地质构造影响，这一带的盐源来自地下，如同泉水自然外溢，泉口依山势或高或低，一般都在丛山峻岭之中。三峡地区特别是峡西附近，盐泉众多，分布十分广泛，其中久负盛名的盐泉有巫溪宁厂盐泉、彭水郁山盐泉。特别是宁厂盐泉，发源于宝源山麓，盐泉出水量大，含盐比例高，附近又易于加工制作。直到清朝末年，这里日产净盐仍达三十多吨。我曾多次去这两个盐泉现场察看。那里现在已经不再生产盐，只留下一些遗迹，但盐泉仍在涌流。看着那些沉寂的废墟，遥想几千年前的古人曾经在这里取盐，随后运往西南、中南、长江中下游等广远的地区，当时的场面一定十分壮观。今天在大宁河沿岸，在那些连猿猴也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上，仍然可以看到一、二千年前人类开凿的盐卤栈道石孔，从宁厂通往长江，延绵数十公里。
据考古分析，三峡地区几千年前的古人，先用陶罐盛满盐卤，然后用火熬制，或自然晾干。在重庆忠县井沟中坝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大批制盐用的“花边口圜底罐”和“羊角状尖角杯”，由于年代久远都已成碎片，但堆积厚度达五六米，估计陶罐数量多达几亿只，可见当年这里是一个庞大的盐加工厂。
正是由于三峡地区有丰富的盐泉，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一带的古人才拥有丰厚的物质、文化基础。《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有臷民之国，为人黄色。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巫臷民朌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
巫臷国就在今巫溪、巫山一带。这里的人“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也就是不织布、不种庄稼，却能丰衣足食。毫无疑问，就是因为这里盛产盐，当地的居民以盐换取他物，才做到衣食无忧。巫溪红池坝
盐为生命之源、财富之本，三峡地区的先民视其为神圣之物，对它充满了崇拜，把盐神叫做“巫咸”，后来逐步形成了“巫咸文化”，并远播到中原广大地区。奉盐为神，不仅说明峡江先民对盐敬仰，也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的尊重。
说到三峡的盐，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另一处著名古盐源——河东解池，位于中原西北山西境内，它曾经对中原文化的崛起产生过巨大作用，历史上许多朝代的纷争及更替都与争夺解池的控制权有关。把解池和三峡作比较，先从时间上看，三峡地区的盐泉被人类开发利用远早于解池；再从盐质和加工来看，三峡地区的盐泉自然外流，含盐量高，加工简单，而解池是一个盐湖，受制于外来淡水的影响，含盐量低，加工也十分复杂。中国古老的盐源还有海盐，只不过“煮海为盐”是到了汉代才有的事。也是从汉朝开始，盐由官府专卖，一直持续到今天。
综而观之，三峡地区由于有丰富的盐泉以及其他物质资源，不仅最早产生了中国人类祖先，也促进了后来的人类聚居和进步。到距今四五千年前，这里形成了土生土长的巴人族群，出现了由巴人创造、具有独特风格的区域文化——巴文化。不久，在这片土地上崛起了一个响彻中华的国家——巴国。三
巴国，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巴国是一个地域概念，又可以称为巴域，泛指巴人或以巴人为主曾经长期聚居的地方。历史上巴域十分广泛，包括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这样一条南北主线（古称“梁州”概出于这一串山梁），以及这一线山脉两边的广大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汉中、襄阳、常德、宜宾这四个角连线的范围内。狭义的巴国指真正意义上的巴人国家，包括它的雏形、设立、存续及消亡。
有关巴人的概念，也分为广义和狭义。
广义的巴人是指历史上生活在巴域范围的居民。按照中国人类学的划分，早先中国人的族群主要分为百濮、氐羌、百越三大类。广义的巴人就是巴域土地上的百濮人，他们在漫长的过程中又与氐羌、百越融合，形成了许多分支，后来相继建立了多个国家。狭义的巴人就是巴人国家境内的土著巴人，尽管他们经历了多次迁徙、分化，但其主流仍然保存了巴族人的血统、信仰、生活习性等。
先来看广义的巴国。
打开中国地图，巴域大体位于中国腹地中心略偏南。就是这块地方，自古为开启中国的文明史和推进中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朝代始于夏朝，距今有四千年。夏之前，从盘古开天地到“三皇五帝”，多见于民间传说，史籍据传说整理，史料有限。尽管如此，我们从有限的资料中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巴域的突出地位。
有关“三皇五帝”的说法，有多种不同版本，但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三皇”为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五帝”为少昊、颛顼、帝喾、尧帝、舜帝。他们当中起码有五位与巴域有关。
伏羲氏，有学者研究，伏羲亦作“宓羲”，宓字与卤字同源，说明他原先可能是一位盐皇，而中国最早的盐产地在巴域。甚至有人认为，伏羲氏就是巴人的始祖。
神农氏，最早教民耕种、为民医病，所以被尊为农神、药神。据传神农诞生于湖北烈山，他的功绩多在今神农架、神农溪一带，均在巴域。
轩辕氏，也就是黄帝，原是西北游牧部族首领，到中原后与巴人通婚，娶西陵氏（今湖北宜昌，也有说是四川绵阳）为正妻，名嫘祖，她被尊为中国桑蚕之神。嫘祖有二个儿子，一个是少昊，降居江水；另一个是昌意，降居若水，均在巴域。昌意又娶蜀山氏昌濮为妻，生颛顼。相传黄帝还有一个后妃，方雷氏，也是巴人。
颛顼，高阳氏，为黄帝之孙，出生于三峡一带。大诗人屈原就是他的后代。
帝喾，高辛氏，为黄帝的曾孙，发迹于三峡古夔国，即今奉节一带。
除此之外，史籍中常与“五帝”并列的祝融氏，为百濮首领，其主要活动多发生在巴域。他是巴域强国——古庸国的祖先，庸国在今鄂西北汉水流域。
不难看出，远古的“三皇五帝”与巴域有太多的联系，他们中半数以上不是出自巴域，就是在巴域发迹，或与巴人通婚，然后统治中原。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巴人和巴域为远古中国从洪荒走向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缺少了“巴”的中国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然而很久以来，人们对夏以前巴域的地位和作用一直存有偏见，概由于站在“中原中心论”的立场上，视巴为偏远地区。孔子修史“断自唐虞”，即把夏前史起始断代于尧、舜，而在他们之前的诸皇、帝一概忽略不计。很显然，他是把与“巴”有密切关联的历史都去掉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孔子倡导“尊周攘夷”，巴列夷方，自然是不放在眼里。好在不久后司马迁作《史记》时，“五帝本纪”加入了黄帝、颛顼、帝喾。
夏朝兴立，从此史籍更是以中原政权为正统，其他一概视为附庸。但事实上，巴域在中国历史上的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
据《华阳国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说明夏开国之时巴就是它的诸侯国，巴与夏关系密切。另有文献说，商灭夏时，巴人站在夏一边，夏亡国后，大批夏人逃往巴域避难。
殷商开始使用甲骨文，从对甲骨文的研究来看，整个商朝与巴处于一种敌对关系。甲骨文中把巴域标记为“巴方”、“巴甸”，未见任何互通友好的字样，相反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商王武丁时期，其妻妇好率军讨伐巴国，大败巴军。由此可见，商、巴积怨颇深。
到西周灭商时，巴人终于一解仇恨。公元前一〇四六年，周武王伐纣，特别挑选了巴域八国，它们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虽然没有“巴”（因当时巴人国家尚未建立），但它们基本上位于巴域范围，因而史书上称为“巴师八国”或“巴蜀之师”。
有关巴人参加的这次伐纣之战，史籍称为“牧野之战”。早在此战前二年，周武王曾率军至盟津，与八百诸侯会师，最终武王下令撤军，显然是当时底气不足。牧野之战武王只挑巴师八国，它们的总兵力达三十万人，而周国自己的部队只有七万人，可见伐纣之战事实上是巴人对商的战争。有关巴人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有史为证：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可见，这场战役是由巴人打头阵。巴人不仅作战勇猛，而且边战边舞，吼声震天，吓得纣王阵营魂飞魄散，阵前士兵不战而降。这种将士浴血奋战、且战且舞的场面，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因而名垂史册。
这场战役以武王，不，应该说是巴人的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商之后建立的西周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接点，西周的文化历来被早期儒学奉为圭臬，孔子毕生孜孜以求就是要恢复周礼。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巴人打主力，周朝的开创不定更待何时。正因为巴人帮西周打了天下，战后正式建立了巴国，巴人的历史才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四
现在来说说狭义的巴国。
巴人的正源在哪里，也就是说，正宗土著巴人的祖先诞生在哪里？这一直是个未解之谜。近些年来，人们根据《后汉书》等书的记载，结合大量考古资料，初步推定巴人的正源在湖北长阳，确切地点就是在长阳县城西北清江边的武落钟离山。
据记载，武落钟离山原本住着五个小部落，即巴、樊、瞫、相、郑五氏。为了推出一个共同的首领，五氏之子相约掷剑决胜负，结果巴氏之子务相胜出。再次比赛，看谁造的土船能浮于水上，务相又赢。于是，大家拥戴务相为首领，称其为廪君。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其实说明了巴人在原始部落时期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长于狩猎，二是善于行船。兼此两项而能者，自然众人服膺。
巴氏务相成为首领，巴的旗号从此正式亮相。廪君带领族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赖以生存、生产的重要物质——盐。他们乘船溯清江而上，来到了一处叫渔峡口的地方，因为这里就有盐泉，只是它早已被一个神女所占。接下来发生了十分精彩的故事：
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有人说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依我看不是。故事分明说的是廪君如何夺盐的事，如果是爱情故事，结局是男主人公不惜射杀神女，未免也太残忍。没有哪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里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下得了毒手的。廪君之绝情，乃至于最后对神女一箭穿心，完全是因为要得到对盐泉的控制权。如前所说，盐对于人类实在太重要了。
这段故事应该还告诉我们一件事，即当时的巴族正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
清江渔峡口盐泉是巴人获得的第一个盐泉。有了它，巴人开始定居，并很快建立了都城——夷城。近年来考古学家们证实，夷城就在现今清江边的香炉石，距离渔峡口盐泉只有十几公里。夷城兴建的时间大约在夏朝晚期。
巴人有了夷城作根据地后，继续向清江上游和长江流域发展。不久以后，他们到达了乌江支流郁江，拥有了第二个盐泉——彭水郁山盐泉。至商朝末期，巴人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长江边的枳城，即今天的涪陵。
周武王克商以后，巴人作为有功之臣，受到了武王的褒奖。武王以其宗姓姬封于巴，并“爵之以子”。有此一封，巴人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在此之前，从廩君开始，他们只是具有国家雏形的部落联盟，从现在起，他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新成立的巴国，或称巴子国，定都江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
受周武王“爵之以子”待遇的共有三个国家，除了巴国，还有吴、楚，也就是说，周初巴与吴、楚齐名，是西周最重要的三个封藩之国。
此时的巴国，得到了周朝的支持，其发展如虎添翼，国势日渐强大。大体到春秋中期，巴国达到了鼎盛时期。除了农业、畜牧业以外，巴国还有冶铸、纺织、造船、盐业、酿酒、筑城等业，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进入战国，巴国开始使用货币——桥形币，说明流通已较发达。公元前六一一年，巴国参与楚灭庸之战，获胜后得到了今巫溪、巫山、奉节、云阳等地，拥有了第三个也是最大的一处盐泉——宝源山盐泉。至此，巴国的疆域北至汉中，南达黔境，东接楚界，西与蜀邻，囊括了今陕南、川东北、重庆、鄂西北、鄂西南、湘西北、黔东北等广大地区，比当时中原的韩、赵、魏三国面积还要大。尽管战国时巴不在七雄之列，却做到了“七国称王，巴亦称王”。
周景王在位（公元前五四五年至前五二〇年）时曾经说过：“巴、濮、楚、邓，吾南土矣。”说明在他眼里，南方邻国中巴国居第一。孔子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巴国当时正如日中天，他却视而不见。中国第一部诗歌大成《诗经》出自春秋中期，曾经过孔子删定，该书列有反映成书前约五百年十五个国家的诗歌，如《卫风》《郑风》《齐风》，独不见《巴风》，对此历来有学者存疑。当然，更多学者把《诗经》中的《周南》《召南》指认为巴和蜀，如果当真，孔子也是眼中只有周而无巴和蜀。倒是《诗·大序》立场鲜明，言辞切切：“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在这里，巴国不仅是周的南土，而且成为周朝的伊始和基石，这是很客观的，也足见当时巴国影响之大。
就在巴国蒸蒸日上、国运昌盛的时候，东边的楚国也逐渐强大，而且发展势头很快超过巴国。楚国也出于百濮，与巴国同源，同样发祥于长江三峡。周初时，楚国还只是荆山一带的小国，但很快进入“春秋五霸”，进而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到战国中后期，楚国拥有江汉、江淮、江浙及其以南的辽阔地区，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大邻国，巴国心有余悸，多有防范。几百年间两国曾屡次交战，互有胜负，但逐渐巴不是楚的对手。公元前三七七年，巴、蜀联合伐楚，曾一度攻打到滋方（今松滋），但很快遭楚国反击。结果是，巴国丢失了清江流域和东南大片领土，失去了国之基业即第一个盐泉。公元前三六一年，楚攻克了巴国南部即黔中地区，占领了巴的第二个盐泉。这时，巴国只剩半壁江山。楚威王时（公元前三三九年至前三二九年），楚更是把巴国沿江地带抢夺殆尽，除了占领枳城、江州外，还攻占了北方重镇垫江（今合川），据有巴第三个盐泉。至此，巴国仅存今川北地区，国都也迁至阆中。
给巴国最后一击的并不是楚国，而是来自北方的秦国。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国张仪、司马错率兵灭蜀，本没有打算伐巴，但见巴国衰弱，却地域富饶，也就捎带灭了巴国，可谓轻而易举。可见，这时的巴国气数已尽。
巴国从廩君带领部族建立夷城，到西周初正式立国，再到最后灭亡，历经一千四百年。在这期间，中原大地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无数个国家此消彼长，而巴国则始终坚守在长江峡谷地带，踩着中国人祖先的脚印，筚路蓝缕，一步一步朝前走。它在最辉煌的时候，曾经跻身强国之列，成为西周“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但它却不称霸、不称雄，而是默默耕耘，固守相望。正因为如此，它遗存下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
秦灭巴后，对巴人实行羁縻政策，即“以夷制夷”，用巴氏做君长，与秦通婚，安抚百姓。可见，巴国虽亡，其民尚能安定生息。秦始皇当政后，因巴民寡妇“清”捐资修长城而为其建“女怀清台”。到了刘邦起事，他仿效周武王，起用巴人打头阵。“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渝）人，并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据史载，一位叫范目的阆中人，带领巴族将士做刘邦前锋，一举攻克咸阳，随后横扫八百里秦川。战后刘邦免除了所有参战巴人的租赋。汉以后，中原战乱纷争，西南地区进一步被“边缘化”，巴人被列入“蛮”之列，渐有“板楯蛮”、“五水蛮”等。巴人四方逃难谋生，多数进入今鄂、湘、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到了宋代，对蛮夷实行土司制度，巴人以“土”为族，是为土家族至今。
恩施巴人后裔土家族土司城，距巴国发源地夷城约一百公里五
今天的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然而，他们的祖先巴人是中国最早发明文字的人。
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出现，一直到巴国灭亡，前后五千年，这期间，巴人、巴域物质殷富，文化兴隆，创造了包括文字在内的灿烂文明。
巴文字的最原始形态见于陶文。所谓陶文，就是烧刻在陶器上的文字，或称文字符号。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巴人已大量制作陶器，同时有了陶文。目前已发现的巴人陶文符号有七十四个。
过了一二千年，大致在商代早中期，巴人进入了青铜器时代。这时巴人的文字大量见诸青铜器上。目前出土的巴域青铜器有釜、甑、鍪等日用器具，罍、壶等礼器，剑、钺、戈、矛等兵器。这些青铜器上多刻有图、文，目前已发现的文字有二百多个。
由于陶器易碎，加之年代久远，发掘出来的几乎全是碎片，所以收集的陶文数量远不及青铜器上的文字。在清江香炉石遗址也就是廩君最早的大本营，发掘出了大量甲骨。殷墟出土的甲骨是用龟腹甲和牛肩胛骨做的，而这里的甲骨为鱼鳃骨。这些甲骨虽不见文字，但众所周知，古代甲骨多用于占卜，它们的使用与文字有密切关系。就在同一次发掘中，还发现了两枚陶玺印章，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见，经专家分析，文字分别是“蔡”、“鮫”。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玺印。既然玺印上有文字，就说明有其他文字。因此，与夷城甲骨及玺印互为关联的，一定有大量的文字存在。
巴人的陶文和青铜器上的文字，目前尚未解读。陶文属于汉字的雏形，或者说是最早的象形文字。有人把这些读不懂的文字连同在一起的图纹简单定义为“巴蜀图语”，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起码也是不严谨的。无论是陶文，还是青铜器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特别是铜器上的文字，很多由表音、表意组成，具备形、义、音三个要素，又为方块字，完全符合中国汉字的造字规范，怎么能说它们是“图语”呢？不能因为这些文字形意过浓或与图饰在一起，就把它们归于图类，起码也应该说它们是象形文字的早期形态。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现有的巴文字中，至少有二十个与纳西族东巴文相同，这说明它们不仅都是文字，而且同属于一个渊源，不能说“此文彼图”。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巴人象形文字与殷墟甲骨文的许多符号十分接近，更进一步说明这两者都属文字范畴，而且很可能也同出一源。
如果我们肯定巴人陶文是早期象形文字，那么它在时间上和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几乎处在同一个时期。至于国内，之前其他地方虽然也发现陶文，但相比之下，巴人陶文时间最早，目前收集的字符也最多。巴文与殷墟甲骨文同源，它们究竟有没有先后之分？是一方受另一方的影响后才产生，还是各自在不同的地域产生？如果有先有后，五六千年前巴人已有陶文，巴人青铜器上的文字又早于甲骨文，据此推断，是巴人首先发明并使用象形文字。
有一点特别值得提醒：秦国灭巴比秦统一六国要早近一百年。众所周知，秦对被征服地实行文化殖民，它一占领巴国就开始推广中原语言文字，到秦始皇当政时，巴人不讲母语、不用巴文已有百年。秦皇嬴政实施焚书坑儒，更是给巴国文字带来灭顶之灾。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撰写的。就像甲骨文里找不到“夏”字，那是因为殷商灭夏，除恶务尽，文献中概不提夏，秦灭巴及统一中国后，强力推行大一统制，尽可能剔除或遏制地域文化。因此，今天我们在史籍中能看到的巴国资料，只有凤毛麟角。至于巴国自己的文书档案连同它的文字，在巴成为秦国的郡属以后，很可能荡然无存。曾经开中国文字之先河，对中华文明具有启蒙作用的巴国文字及其文化，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还有一点，有关巴国的历史文物，主要是近一二十年来因兴建三峡水库工程而采取的大规模抢救性发掘才出土的，对这些文物的研究包括对巴文的解读，至今还很粗浅。相比之下，甲骨文已经发现一百多年，而爱琴海文明的发现更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
巴国既然有文字，就一定有成文的作品，如史籍、政令、巫辞和文学作品等，可惜在至今发掘的文物中尚未发现。但是，我们还是能从现有的典籍中找到巴人的遗存。比如《山海经》，内容多有关于巴的记载，对南方长江流域历史文化的描述占了较大篇幅，有人认为它出自巴域的古庸国。又比如《诗经》，其中《周南》《召南》《鄘风》等收集的民间诗歌均来自巴域。再比如《楚辞》，作者屈原虽事楚国，却生于巴域的长江三峡腹地——秭归，那里曾经是古庸国的疆域。《楚辞》开篇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已说得很明白，他是高阳氏颛顼的后代，他的祖上就在庸国。《楚辞》虽冠之以楚，但内容多来源于三峡巴地的生活。
巴国时期民间盛行一种歌舞，叫“竹枝歌”。它的原生态是巴人边唱边舞，抑或单唱，以短笛、鼓伴奏。巴人歌唱自然用的是巴语，“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语”。（郑樵《通志·乐略》）歌词内容大都与青年男女的爱情和民间生活有关。这种歌曲从巴国时代一直传唱到唐代，被大诗人刘禹锡发现了。他因参与王叔文政治革新，被贬谪至夔州（今奉节）。“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讲的就是他的贬谪生涯。在夔州，他深为巴人的竹枝歌所引，遂提笔填词，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下面这首就是他的代表作：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经刘禹锡填词改编，原来巴人的民间小曲变成了纯文学作品。他的《竹枝词》一经传开，立时风行文坛，并很快定型为一种诗歌体裁，许多唐代诗人藉此大抒情怀。
由巴人原创、唐代文人改编并发扬光大的《竹枝词》，一直流行到宋代，直至清一代仍有不少作品问世。六
从“竹枝歌”中我们不难看出，巴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当年武王伐纣靠的是巴人，巴人靠的是阵前战舞取胜。刘邦用巴人伐秦，巴人又上演了同样一出大戏。两场戏的舞台虽说都在中原，但前后间隔八百多年。据《华阳国志》记述：“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
战舞非同一般舞蹈，它主要用于战场和大型祭祀活动，跳舞的人必须身强力壮，体大剽悍，刚毅耐久，动作威猛，此外还需声音洪亮，因为跳舞时必须边跳边吼。这样的舞蹈“演员”恐怕非巴人莫属。
尽管是战舞，也有乐器伴奏，它们是：于、钲和鼓。于是一种青铜乐器，形如圆筒，高约三四尺，直径约二尺，悬空而挂，以槌击之。《南史》形容这种乐器“则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国语》赞之为“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钲，又称“丁宁”，也是青铜制造的打击乐器，形似一种硕大的铃，内有柄可敲击。于和钲，都是巴国特有的乐器。可以想像，于和钲的如雷之声，加上千万士兵的齐声怒吼，混合之声一定响彻云霄，能使地动山摇，场面该是何等恢宏壮观。
汉武帝刘邦是很欣赏这种舞的，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由是，汉朝把巴人的战舞正式命名为“巴渝舞”，并搬进宫廷，由乐师整理成《巴渝乐舞四篇》。巴人的战舞只适合在野外，还需由巴人勇士担纲，才得天、地、人之灵气，一经搬入宫廷，演变为“大雅之舞”，必然失去生命力。汉以后，三国六朝改“巴渝舞”为“昭武舞”、“宣武舞”，南朝齐梁又恢复旧称。改来改去，巴渝舞最终成了轻歌曼舞、缠绵婉约的赏玩之乐。到唐朝时，宫廷仍偶见巴渝舞，但很快就寿终正寝。
巴人不仅善跳战舞、劲舞，也喜欢跳活泼、欢快的舞蹈。除了前面说的竹枝歌舞外，还有一种歌舞叫“踏歌”，又称“嬥歌”，也是边唱边跳，只是脚击地面时咚咚作响，节奏匀称，颇似苏格兰人的踢踏舞。白居易的诗句“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描写的就是巴人的这种舞蹈。
中国成语里有“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它们原本是巴人的歌舞名。“下里巴人”是由一人领唱，数百乃至千万人和唱，而“阳春白雪”同样由一人领唱，只是和者只有几人或几十人。“下里巴人”本是山歌谣曲，充满泥土气息，因而深受巴人喜爱，在巴域广为流行。今天盛行于土家族的“摆手舞”，就是源自“下里巴人”舞。“下里巴人”，是巴人百姓的舞，尽管它不像战舞那样刚劲威武，但它一唱众和的气势仍然令人震撼。司马相如曾经赞叹它说：“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从巴人的歌舞里我们不难看出巴人的性格。巴人一向以豁达开朗、粗犷豪放、勤劳淳朴而著称。几千年来，巴地历经人口变迁，多民族、多地域的人群在此交融，但是直到今天，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最鲜活的个性仍然是刚勇耿直。
有这样一个人，深受巴人的崇拜，他就是巴蔓子。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二千三百多年，即公元前三六〇年，巴蔓子是巴国的一个将军，因巴国内乱，他向楚国借兵，许诺事成之后给以三城。不想，内乱很快平定，楚国遣使索城。就在这种情况下，巴蔓子当着楚使的面，举剑自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事后连楚王也赞叹不已：“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壮士断头，以身报国，这实在感人心肺，所以成千古绝唱。
巴蔓子的事迹感动了几千年来生活在巴域土地上的人们，帮助造就了他们的性格，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塑造了地域文化。
每每读到巴蔓子的故事，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联想他的威武英姿，眼前浮现古代巴人的形象。巴人是什么样子？让我来遐想一下。
他们身材魁梧，皮肤黝黑，脸上棱角分明，浓眉大眼，眉骨突出。他们喜欢头上椎髻，即把头发扎在头顶，形状如椎，有时候也用布缠头。通常他们上身穿一件斗篷，或称贯头衣，下身膝盖以下用麻布裹腿，脚穿草鞋。他们惯于佩剑，一种半尺来长的柳叶剑。他们喜欢喝一种清酒，叫巴乡清酒。他们只要出门，总要背一个背篼，嘴里不停地哼哼呀呀，唱着谁也听不懂的山歌，健步向着大山大水走去……
巴地多山水，山和水就是巴人的衣食父母。
因为山高路险，李白才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巴人来说，登山如履平地，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丘陵峡谷，他们无处不到，无时不在。
至于水，巴人更是情有独钟。巴地的江河大多水流湍急，但巴人视若平湖。他们或弄一只独舟，或撑一艘大船。先说这独舟，通常一人撑篙或摇桨，每遇急流险滩，只见独舟顺水或逆水而行，追涛逐浪，凌波穿雾，时隐时现，或高或低，再看弄船人，却是一副悠然自得。再说那大船，须众人合力而行，通常一人掌舵，众人在岸上拉纤，纤夫们脚穿草鞋，艰难地行走在悬崖峭壁上，身后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巴人“生以船为家，死以船为棺”，所以峡江多有悬棺。
让我们再回到文章的开始，看看有了巴人的长江三峡。
只见山高水远，风景如画。一队纤夫过来了，随后是江中的一艘船；又是一队纤夫过来了，后面又是一艘船。这时，只听得一声：“吆儿——嗬！”众人齐声应和：“嗨哟！嗨哟！”原来这是川江号子，它的声音在峡谷中回响，在天地间震荡。声音的那头，仿佛有人在回应，他们是廩君、巴蔓子、屈原、王嫱……
杜甫的三峡诗情
一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
这是《楚辞·九歌》“山鬼”中的一段文字，大意是：我从幽深竹林不见天日的地方，不畏艰险独自而来。我孤零零地站在高山上，那些浮云就飘荡在我的脚下。
这里的山，指的是巫山；这里的“我”，指的是巫山神女。
巫山，是中华大地上一座古老的山。远古时期，它曾经是云梦大泽和都野大泽的分水岭，奔腾浩荡的长江从青藏高原汇聚到这里，日久天长终于破石为开，从巫山山脉穿流而过，形成了著名的三峡。就在这条狭窄的峡江两岸，巨石凌空，云雾缭绕，耸立着一座座陡峭而又秀美的山峰。在诗人眼里，这座座山峰宛如天外飘然若至的仙女，终日亭亭玉立在那里。
大诗人屈原笔下的“山鬼”，就是把巫山拟人化为一个女神，历尽艰辛来到这里，日日夜夜期盼着与她思恋的爱人相会。这首诗用写人的手法，描绘了巫山以及峡江美丽的风光，展示了这一带山水的魅力。《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山鬼”是中国最早讴歌三峡的诗歌。它们，距离今天已经有二千三百多年。“山鬼”塑造的是一个苦苦期盼、翘首等待的女子的形象，最后的她，“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的缠绵悱恻结果会怎样，屈原没有写，他的学生宋玉后来帮他续完了这个故事。
宋玉在其所作的《高唐赋》序中这样写道：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长江巫峡神女溪
先王指的是楚国国王，高唐在巫山脚下，就在这里，神女得以和她的意中人相会，别后化着云和雨，日夜飘荡在三峡之间。
自宋玉写了这个故事，巫山神女不再是一个凄凉苦守的冷女，而是一个含情脉脉、撩人心弦的仙女。她从此若隐若现，飘忽不定，但足不出三峡。就是这个故事，让后人对三峡心驰神往，乃至魂魄飘荡。那句“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更是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到此游访。
我们且以唐朝为例。
唐初有一位诗人阎立本，他慕名来到了三峡。果不其然，到了那里便对三峡赞不绝口：“君不见巫山高高半天起，绝壁千层画相似。”他是诗人，也是画家，在他眼里再好的美景也只是近乎画，但他马上想到了宋玉的“巫山云雨说”，顿时眼前一亮：“仙女盈盈仙骨飞，清谷出没有光辉。欲暮高唐行雨送，今宵定入荆王梦。”他仿佛看到峡谷里仙女如云，栩栩生辉，于是幻想着入夜也做一个当年楚王那样的梦。
晚唐有一位诗人李商隐，他到了三峡后的感想是：
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峡江曾经是古巴国的所在地，所以诗人把这一带的山称为巴山。这是一首咏三峡的诗，也是一首爱情诗。尽管诗写得情意绵绵，但诗人眷恋的并非巴山的朝云暮雨，而是远在故乡的亲人。
再看看大诗人李白笔下的三峡吧。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小学生都读过他的那首《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吟诵三峡的绝句，千百年来广为人们传颂。短短二十八个字，把三峡的雄伟、三峡的绮丽、三峡的绵长、三峡的生态、三峡的景物全写出来了。整首诗一挥而就，酣畅淋漓，读来无不觉得心旷神怡、气贯长虹，绝没有朝云暮雨之感。
诗中提到的白帝城位于瞿塘峡口北岸。它早在西汉末年由公孙述所建，后人在城南临江的白帝山上修建了白帝庙，以奉祀于他。三国期间蜀主刘备在此托孤并死于庙内，至明朝白帝庙改奉刘备，旁边还建有武侯祠。历代文人入峡必登白帝，以此打开三峡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的大门。
三峡，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注定是地球上的一大奇观。它是山与水交融的杰作。曾经有一位在三峡边长大的女子对它作了这样的概括：“高山峨峨，河水泱泱。”她就是王昭君，这是她奉命和亲、远嫁塞北之后对家乡的记忆。
三峡，从中华文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摇篮。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人，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反过来，有了文化的添彩，三峡更富有灵性和神韵，自然与人文在这里契合，进而相映生辉。
前面提到的三位诗人还不是唐代写三峡诗最突出的。唐代另有一位诗人，对三峡情有独钟，他的三峡诗作，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唐代诗歌、三峡文化都具有重大影响。
这位诗人就是杜甫。二
杜甫，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文学巨匠。
中国人把他称作“诗圣”，与“诗仙”李白比肩。他们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诗坛上当之无愧联袂佩戴皇冠的人，无人敢于挑战。
杜甫的诗精彩绝伦，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的诗与三峡有关，这又少有人知。
我们来看一个数字：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杜甫的诗，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九首，而他在三峡写的诗有四百六十七首，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诗占到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
大体说来，杜甫一生中有三个创作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安史之乱刚刚发生那段时间，第二个高潮是在秦州、成都期间，第三个高潮就是在夔州期间。最后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鼎盛时期，不仅诗的数量最多，而且华章纷呈、艺术精湛。可以这么说，正是三峡诗作，才把他推上了“诗圣”的宝座。
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杜甫到夔州前的人生经历。
公元七一二年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自幼好学诗文。十九岁开始漫游吴越，花了四年时间游遍了江苏、浙江的主要名胜。二十三岁那年参加进士考试落第，次年又开始齐、赵漫游，足迹到过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直到二十九岁。可以说，他的青年时期是在游历中度过的。此后的几年，他主要在洛阳家中，常往来于河南、山东。也就在这期间，他与李白相识并成为好友，还一同畅游了梁、宋等地。从三十四岁开始，他到京城长安求学谋仕，苦熬十年才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官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就是这么一个芝麻小官，没想到刚刚上任，就碰上了安史之乱。后来他从战乱中逃到朝廷临时所在地凤翔，被授予左拾遗。上任一个月后，他因疏救房琯而遭革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因对官场心灰意冷，遂辞官回家。四十七岁那年，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携全家先去了西北秦州、同谷，后入蜀，在成都以及附近客居了六年，直到五十三岁，他又举家东下。
公元七六五年五月，杜甫应该是在成都草堂附近的万里桥登上了一只小木船，船上有他一家老小十口人，行囊中最珍贵的就是几箧他的诗稿。
船沿岷江南行，到嘉州（今乐山）再东下。途中，他在《去蜀》诗中说：“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因为通往北方的关塞不通，他转而去潇湘一游。看来他此行是计划去湖南的。他的这个想法后来又得到验证。当他到达渝州（今重庆）时，在那里等候好友严六，久等不来，他作诗一首：“闻道乘骢发，沙边待至今。……船经一柱观，留眼共登临。”听说那位严六骑马而来，却害他在江边沙滩等到现在也没见人影，他只好先行，等到了荆州的一柱观，再一起同登共赏吧。
就在离开渝州以后，他得了一场重病。
自春末离开成都，经历几个月的水上生活，特别是夏天水热，一家人挤在一条小船里，使他身染疟疾等病，一卧不起，以致到了云安（今云阳），他不得不下船医治。
他在云安从秋天一直住到来年春末，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解缆东下。不过，这次他没有走多远，只前行了两百来里，也就是到夔州（今奉节）便下了船。一来三峡曾是他心之所系，他很想看一看，二来他还须继续养病。
杜甫到达夔州的时间是七六六年四月，这一停留，直到七六八年正月才离开。三
到了夔州就到了三峡，杜甫立马心情开朗，深深地被这里的山水打动，于是决定先不走了。
诗人的心胸犹如饱满的水库，里面装的都是大智情怀，只要闸门一打开，才情便一泄而出。这不，他刚立住脚，便诗兴大发。
让我们慢慢品尝他所作的有关三峡的诗。
他从水路来，先看他对长江的描述：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北风呼啸，长空浩荡，猿声哀鸣。江面渚石出水，江岸泥沙惨白，阵阵候鸟南飞。漫无边际的树叶在秋风中萧萧落下，目不穷尽的长江正波涛汹涌滚滚而来。
这是秋天的江景。寒冷的秋江本已够凄清，配上这么多景象，更是萧杀一片。好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看似信手拈来，毫无雕凿痕迹，却字字铿锵有力。
这首名为《登高》的诗历来被认为是歌咏长江的杰作。李白有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也历来被认为是歌咏黄河的绝唱。两位大诗人，一个揽怀长江，一个气吞黄河，所作的诗异曲同工，其势恢宏博大，令山河为之震撼。
再看他笔下的夔门。
夔门是瞿塘峡的入口，也是三峡的大门，杜甫有诗为证：“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长江到了夔门骤然收窄，两岸悬崖陡峭，壁立千丈，壁下江如一线。对此，杜甫写道：“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岸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
瞿塘峡口江心曾有巨石，被称作“滟滪堆”，自古文人到了这里都要题诗作赋。杜甫在他的《滟滪》诗中写道：“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这句诗，也称得上是咏江景的绝佳好诗。
看过长江、夔门，现在该登白帝城了。
白帝城依江而建，堪称江上之城，杜甫形容此城为：“龙以瞿塘会，江依白帝深”、“城峻随天壁，楼高望女墙”。
杜甫有关白帝城的诗中，有一首《白帝》与雨有关，写得最为精彩：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盘。
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
在大雨滂沱之下、高江急峡之上、翠木苍藤之中，加上雷霆万钧、日月昏暗，就在这样一幅三维画面和强烈的声像效果当中，白帝城忽隐忽现，似有似无，使读者看了按捺不住，立马想去看个究竟。
白帝城最出名的是白帝庙，这里自然是杜甫要去的地方。“城尖径仄旌斾愁，独立飘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从杜甫的很多诗中可以看出，他对白帝庙中祀奉的刘备、诸葛亮是很敬重的，尤其是对后者，更是推崇备至。早在成都时，他就拜访过那里的武侯祠，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到夔州后，他又多次登临这里的武侯祠，“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
他所作的《咏怀古迹五首》里，有一首是专门咏叹诸葛亮的：
诸葛大名垂宇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诗中把诸葛亮比作伊尹、吕尚，这二人一个曾辅佐商汤，一个曾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皆大功告成，他还认为诸葛亮的指挥才能胜过萧何、曹参，这些都是很高的评价。
他还专门去白帝城附近去看当年诸葛亮策划布阵的“八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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