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第七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谢耘耕,陈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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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社会(第七辑)

新媒体与社会(第七辑)试读:

卷首语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七月盛夏,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远东书院、研究生院共同承办的研究生暑期学校——“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步入第四年,借此良机,“新闻传播学期刊主编与传媒学子面对面”、第三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双边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也拉开帷幕。来自海内外、港澳台的学术大家、传媒精英与未来的“传媒领袖们”共同分享了一场饕餮盛宴。[1]

不知不觉“新媒体”(New media)这个概念从诞生到广泛流传已有40余年历史,而“大数据”(big data)作为一个词组出现,迄[2]今也有10余年。新媒体是什么?新媒体如何改变社会?与新媒体紧密联系的传播生态又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新媒体与大数据时代又意味着什么?在错综复杂的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亟须重视的问题。

基于此,本辑“圆桌论坛”对

第三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双边研讨会

进行了实况录音整理,并进行了综述分析,力图再现本次沟通学界和业界的传媒盛宴,忠实记录并还原嘉宾真知灼见、妙语连珠、观点碰撞的第一现场。“专题策划”主打论坛的一个焦点议题——“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生态重构”,精选了传统媒体的机遇与挑战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的《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颠覆与重构》、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高韵斐副社长的《传统媒体的转型问题》、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副总裁何建华的《传统广电如何向新媒体转型》和沪上著名主持人骆新的《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传播》,以及新媒体环境下的司法、舆论和共同体探讨——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的《新媒体时代的司法与公共舆论》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的《体制内立场——互联网中“意见共同体”》。

倘若说“圆桌论坛”和“专题策划”讨论了《新媒体与社会》所关心的基础问题——新闻传播学科和新闻传播事业本身的研究,那么本辑“学术沙龙”对网络群体研究则关注新媒体研究中不同的受众和行为,涉及社会集体行动、网络流行语的政治实践,亦关注网络新闻对老年人的形象再现、少数民族受众网络接触行为、大学生消费心理等。

本辑“专题报告”和“个案分析”延续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传统,发表了以海量数据库的案例为支撑,以量化统计为主的《中国医疗舆情年度报告(2012)》。“个案分析”主打“食品安全舆情研究”,精选了近年来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舆情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本辑“他山之石”重磅推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洪浚浩教授基于对六届美国大选的近距离观察所感而著的《从美国2012年总统选举谈媒体对美国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为我国媒体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注解:[1] “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源于1967年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书……新媒体在美流行并扩展至全世界各国”。转引自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第66~69页。[2] 以“big data”为关键词,分别在谷歌学术和web of science中检索,发现谷歌学术中,big data以固定词组出现在1989~1990年,web of science中最早出现的时间为1994年。

观点荟萃

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具备底层关怀意识,这样才能够真正去做到一些特别切实的、对我们这个社会推进有很大帮助的研究。中国当下研究中有很多涉及边缘性群体、移民的社区、弱势群体的研究,这是我们学术里热热闹闹的名词。但真正花大精力来做这种类型的研究的人却很少。——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研究来讲,提出问题要远远重要于回答问题。通常情况下,亚洲学生非常会回答问题,而美国学生却非常会提出问题。亚洲文化中对提问能力的忽视值得注意。

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关键,它作为研究课题的灵魂,主宰着课题的命运。研究者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在选择课题时,研究者要避免课题过大。——郝晓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亚洲传播学报》主编)

当下学术研究需要有比较的视角。首先,具备比较视角能更清晰地把握普遍与特殊的分界点。其次,具备比较视角能更清晰研究脉络与研究条件,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准度与有效性。最后,比较视角有助于创新。研究者在运用比较来思考与探究研究对象时,会做到视野更开阔,思维逻辑更缜密,分析更全面深入。——陈韬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在处理与权力的关系的时候,媒体和媒体人应该发挥出自己的智慧。权力系统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应该表现出宽容、理性、包容和雅量,从而使得媒体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共同利益。如此一来,媒介和权力这两者的关系才能够保持一种大体上的平衡。——张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交流、传播导致地方文化特征的消失。当前民间文化的活力、自由、创造力大多是都市文化人的“他者想象”,在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播与交流使得文化的地方特色正在消失。旧有文化在其本来意义上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已脱离原有文化丛的文化元素是必要的,因为它可能增强我们在文化演进中的适应能力。——葛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

节庆活动一般以民族信念为基础,通过仪式分享狂欢,实现休养生息和群体认同。仪式和狂欢是理解节庆活动的关键。而仪式和信仰融合起来,强调参与、分享、聚合,这涉及传播学中所谓的信息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扩张。狂欢是非理性的状态,体现在群体活动,尤其是文化活动中。——张敏(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当前中国电影批评存在四大流弊,一是冷落市场,与大众脱节;二是丧失立场,经不住诱惑;三是浅尝辄止,人文内涵匮乏;四是形式呆滞,缺乏亲和力。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非乏善可陈,对网络影评的持续关注,对中外影评的审视比较,对评论方法的继续探究等都值得肯定。——李建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教授)

香港传媒发展具有如下特征:一方面,高度激烈的商业化竞争;另一方面,媒体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香港的一些大型慈善活动、纪念活动和文化活动等常常是由媒体而不是政府来组织,媒体除了是舆论支持单位,更是主要的组织者、筹备者和承办者。——王伟(《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新闻晚报》主编)

互联网时代,电视受到了新技术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传统的电视时代,在渠道稀缺的环境下,一个媒体只有成为渠道的上端,才能成为权威和正统。而在当今这个新媒体时代来临的时候,因传播渠道下放,人人都有话语权。——骆新(东方卫视著名主持人)

公视(PSM)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财产权与创办宗旨是非营利的;第二,经营管理团队有四种范式,包括行政权挂帅、“专业”模式、国会/比例代表制、公民/社团模式;第三,财政来源,变化最大,节目表现略有差异;第四,从业人员规模与节目制播,通常员额众多,虽有政治压力,但内制规模仍可观;第五,营运资讯透明以示负责与周知社会,包括质化资讯和量化资讯;第六,节目表现要实现两种要求的平衡,包括收视率与收视质(欣赏指数)、欲求与需要、迎合与导引、短期与长期等。

尽管很多公共事业都在被私有化,但公视一直没有被私有化。——冯建三(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台湾《新闻学研究》主编)

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沟通,首先,应注重情势观察与分析、掌握即时情报,对重点社群媒体进行舆情监控。其次,应掌握“大咖”(意见领袖)们的动向、了解潜在的沟通对象团体(社群)的看法。

预防远远胜于治疗。第一,在危机发生之前,应设立危机处理小组、建立发言人回应制度、建立处理系统/流程和演练、设置咨询检测机制。第二,在危机发生时,应收集关键性资讯、厘清事件,制定发展沟通策略与方案,判定可能的伤害程度、拟定应对措施。——吴宜蓁(台湾辅仁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圆桌论坛

第三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双边研讨会

主办方: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

时间:2013年7月18日下午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

论坛主席:谢耘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论坛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少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刘鹏(《新闻记者》主编)

李茂山(著名媒体策划人,灵思营销副总经理)

杨驰原(《传媒》杂志主编)

沈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计算机学院教授)

张国涛(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现代传播》编辑部副主任)

陆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大数据与电视受众满意度调查

主讲人:陆地对大数据,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对于“大数据”这个词,首先我把它分解开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来理解。“大”是什么?“大”就是大规模、海量、系统化。原来做的统计调查,除了国家层面的调查外,一般来说,学校或者机构的数据只能是局部地区的、支离破碎的数据。从研究效果上来说,传统调查大打折扣。今天是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时代,调查技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通过传统问卷调查、入户调查、焦点小组调查等调查方法来研究大数据恐怕是不可行的。只有采用网络调查的方法,比如蜘蛛技术[1][2][3]、挖掘技术、搜索引擎技术、数据分析等。此外还需要系统化和连续性。“数”是指可以量化、证实、测量的东西。以前的一些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观点和理论很多,但是可以被量化的很少。“据”是事实、证据。数据——数之证据。另外,只是数据、事实还不行,还必须是供有关部门决策的依据和证据。

大数据有什么用?数据有大数据、小数据之分。首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大数据。研究要取决于有没有兴趣、有没有需要。如果无兴趣也无需要,我觉得,虽然大数据是今天讨论的话题,但并不意味着这是每个人都要研究的话题。

其次,从应用层面来说,有大数据当然好。对于一家企业或媒体来说,如果能把全国同行的数据都拿到手,它就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全国很多家省级电视台在战略规划中都制定了“三年进前十,五年进前五,十年进前三”的目标,但我觉得只有能够实现的目标才是最好的目标。并不是目标定得越高,别人就越会高看你。对企业来说,大数据有助于精确地定位,不盲目地制定战略目标,否则的话,定的目标实现不了,会加大自身的挫折感。所以既要有远大目标,还要脚踏实地。

对我来说,大数据与我也有关系。我最近几年做一个“中国电视[4]满意度博雅榜”,专门调查电视节目的满意度。中国电视节目主要有两大评估系统,最有影响的是收视率。收视率调查从1985年尼尔森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迄今已有28年了。这些年来,收视率对促进中国电视节目的市场化竞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比方说,大家都去争收视率,导致电视节目滑向“三俗”。为了争夺眼球,不惜一切手段,挑战法律,挑战社会的一些基本道德标准,最后导致节目质量的下降。媒体注重收视率的主要原因是收视率跟广告直接挂钩。所以,有人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但收视率的局限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准确。为什么呢?第一,样本很少。像北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也就投放300~500个样本。上海和北京大概都是3000万的人口规模,三五百个用户的误差肯定是非常大的。影响一个收视率的样本,收视率会波动0.017~0.22,这个就非常严重了。

第二,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媒介终端的多样化。看电视不一定要守在电视机旁边了,手机、互联网、iPad等为看电视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但调查的样本户还绑在电视机上,而调查使用的收视仪是跟电视机直接关联的。现在这个收视率只测定了用电视机的那部分用户的收视率,而大多数人在网络上看过的电视节目就没有被统计进去。这是第二个不准确的因素。

有这么多的不准确因素,怎么去改变它呢?现在的网络数据抓取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东西也许可以用来测量网民对某个电视节目、电影的态度。我们使用了一种叫作网络搜索引擎加语义分析技术,将网民们对所有的名牌电视节目的评价,包括微博上的评价进行抓取,并进行语义分析。第一年,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电视博雅奖”,后来把“博雅奖”变成了“博雅榜”。这个就是大数据在电视节目评估中的一个具体应用。

评测的范围和数量包括:取样时间是一年,样本对象是1000个电视栏目、100个城市台、100个省级地面频道和59个卫星电视频道。电视栏目分四大类:新闻、娱乐、文教、生活与服务。我们对中国网站流量前300家的网站,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网民对电影、电视的评价进行了抓取。这个数据是数以亿计的。

最后,我们设定了六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网民满意度,重复的IP 地址只取一个。第二个指标是对网民的态度进行市场满意度测量。但满意度测量还不够,比如总共只有100个帖子,有90个是夸你的,这个满意度是90%;而另一个电视节目有1000万个评论帖子,有700万个是夸你的,只有70%的满意度,这两者的比较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规定评论量必须达到500万以上,这个满意度才成立。第三个指标是专家满意度,我们把网络评比的结果排名居前50的交给专家,他们是来自国内12所高校的13个评委。这13个评委在网络评比前50名里面自由地进行评价。专家的评比我们又具体分为5个指标,包括文化价值、创新、口碑、综合评估(又名总体评价)、社会影响力。网民满意度、市场满意度和专家满意度,三个层次的评价通过加权,最后形成博雅榜的满意度。这样一下子就把它量化了,最后得出博雅榜满意度排名,其中卫视取前10名,省级电视台取前10名,城市电视台取前10名,四大类电视栏目取前20名。

我觉得收视率解决的是看不看或者有多少人看的问题。满意度是一种深度的检测,解决的是对节目的内涵质量的评估检测。如果没有大数据的调查技术,只依靠传统的调查无法满足。我们这里的数据数以亿计,比如湖南卫视在过去一年里有2800万网民对它进行评论。我觉得大数据技术在广播电视节目评估、在新闻学传播领域可以大显身手。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在这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当然,大数据固然重要,但也不需要我们所有的人都去研究它。如何“做”大数据?

主讲人:沈阳大数据有很多数据来源,一部分来自微博和微信,一部分来自我们平常感受到的一些传感器网络,还有一些可能是来自传统的网络。微博里的数据量非常大,一般每天微博的产生量有1亿条左右。包括前几天,我做新浪微博的活跃度调查,选了2012年“神舟9号”的数据量,有100多万条。而2013年“神舟10号”的微博量有300多万条。

我为什么不选那些《中国好声音》之类的呢?因为大数据中存在非常多的干扰信息。比如可能有网络水军,假设你看了《中国好声音》并发了一条有文采的微博,这个时候《中国好声音》的网络推广团队看到了,觉得这条微博写得好,它可能会动用网络水军来转发。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大数据中存在非常多的冗余信息。

大数据既可以服务于政治、社会,还可以服务于商业等,微博就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平台。比如说你转发一条微博,说德意志银行私人理财服务是全世界最坏的服务,我快被他们理成无产阶级了。那么发了这条微博后,通过大数据,可以分析这条微博对这个企业的品牌伤害度有多大。包括刚才陆地老师谈到的,我们可以根据微博的信息,包括全网数据,分析中国每个记者、老师和爆料人的传播影响力。

从现在来看,微博平台激活了每个人的表达权,这是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微博平台中,有专门的话题策划人,还有海外人员,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等。所以大数据的来源非常复杂。大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了亚群体的话语权。前段时间,广州有一个副教授在上课的时候说女生上课可以迟点来,可以在寝室化妆变得美一点,让男生更有上课的动力。这位老师的话被微博里的一个女权主义者给告了。这就是我们大数据时代的一个典型特点。此外,互联网的亚文化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比如说春节晚会“找力宏”[5],能听懂这句话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但是我是听不懂的。

如果对整个社交媒体的数据或者对微博平台的数据做一些挖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进行研究的。比如研究微博平台和电视直播之间量化的相关性的一个分析,会发现有三个高点,第一个是发布会刚开始的时候,第二个是发布会结束后的半个小时时间里,第三个就是晚间新闻做重播时。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规律适用于很多直播的场合,这就是大数据的相关性的挖掘。

以分析意见领袖为例。最近几年我们采取了两种研究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直接通过文本分析。我们每天分析的意见领袖在500个左右,他们有五六十个属性,那么我们可以预测这个意见领袖会不会参与到某一个话题中来。第二个方法是采用人际交往法。比如说我看见某人发了条微博,我马上就打电话与他交流。昨天我在来上海的路上,给一位记者打电话说:“老兄,最近不见你参与大事件。”这句话把他激怒了,他说,“我参与了很多大事件啊,某市市长的料就是我报的,谁谁举报谁谁的料我也在中间推动。”我一听就知道了,这两起事件是由他来推动的,我就不需要再分析文本了。这就是我刚才强调的对意见领袖研究的新思路。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商业相关性的挖掘。比如,2012年“四川什[6]邡事件”中使用了催泪弹,所以事发当天的微博上有非常多与催泪弹有关的照片。但第二天的商业市场做了一个反应——中国唯一一家做催泪弹原料的公司股票涨停。因为很多人认为催泪弹的需求可能[7]会很大。再如,前段时间美联社Twitter账号被盗用发了一条假消息,说白宫遭到炸弹袭击,奥巴马受伤,之后股市蒸发了2000亿美元。在大数据挖掘中,有很多人在做金融数据的挖掘,进行媒体跟金融股市变化情况的相关性分析。

另外,我们也对官员的一些行为做分析。前一段时间我们调查了1000个官员,发现官员都是“潜水”,他们喜欢看自己的下属在微博中怎样表演。我们也尝试分析这些官员他们愿不愿意发微博,如果出现关于自己的负面新闻的时候,他们会采取怎样的策略。我们统计发现,有1/10的官员会选择尽量删除关于自己的负面信息。

我们在大数据统计过程中还发现存在很多人工推理的现象,比如网友推理王石的婚恋情况。有网友看王石的微博里面放了一只猫,看见另一个女孩的微博里面也有一只猫,这两只猫是同一只猫,证明他俩在养同一只宠物。所以我感觉大数据,一方面是数据问题,另一方面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逻辑推理。

我们团队以前做过一些小研究,比如分析茅台酒每一次提价后公众的情绪变化情况。再比如说在手机客户端中不同人群喜欢的文章存[8]在差异性。大家喜欢看什么?“干露露出演电视剧戏份遭全删”,这是安卓用户喜欢看的社会话题。那么iPhone用户喜欢看什么?iPhone用户喜欢看莫言和习近平的一些消息。这是不同人群、不同受众之间的差异性。

大数据今后有这么几个大方向。第一,与我们可携带、穿戴的设备进一步整合。第二,大数据本身有非常大的隐私泄露的风险,所以怎样对自己的信息进行管理,这也是需要考虑的。第三,也是刚才陆地老师谈到的,对大事件中的各种事件人物组织评估。9月我们要推出中国县级市的网络形象排行榜,2013年底我们推出中国高校的网络形象排行榜,以及中国各个地市的教育舆情排行榜。我们希望通过对各地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的网络评估和挖掘,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小步改良,谢谢大家。手机的媒体定位及发展趋势

主讲人:杨驰原今天要和大家交流的是手机的媒体定位及发展趋势。手机媒体作为一个对我们影响越来越大、和我们密切相关的媒体,非常值得研究。

我先说一下我们《传媒》杂志社对手机媒体的关注。首先,手机作为一种新媒体我们已经关注很久了。在2005年我们就做过一期关于“手机短信五周年”的活动。2010年第12期,我们做了“手机超媒体时代来临”的专题。手机作为媒体,其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雏形期,从2000年5月17日中国第一条短信发出开始,手机有了短信功能,标志着手机告别了简单的通信功能,走向媒体化之路。第二个阶段是多媒体应用的探索期,从2002年10月1日彩信登场开始,这是中国移动推出的多媒体短信业务。彩信登场之后,手机报开始得到发展。第三个阶段就是3G时代。2009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分别推出了3G网。3G网的启动和智能手机的登场宣告手机真正成为一个媒体开始新的发展。

我们该如何定位手机媒体,有人认为手机是第五媒体,人民网还多次举办了“第五媒体发展论坛”。但我们认为手机不应该是第五媒体,因为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都有它们各自的特点:报纸是纸媒,广播靠电波传播,电视是视频,互联网靠网络。手机综合了前面四种媒体的功能,在手机上可以看报、看电视、听广播、上网,所以不应该说是第五媒体。

关于手机的媒体特征。第一,它有一个巨大的应用群体。最新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91亿,手机网民达到4.6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网民总数的78%,这个群体是非常巨大的。第二,手机具有跨媒体特征,具有超文本和多媒体特点。第三,手机是多媒体应用融合平台,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等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应用。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手机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13年前手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移动电话。它从一个移动电话,到一个简单的媒体功能,到现在它已经是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了。那么未来手机媒体会是什么样?我想有五个方面的趋势。第一,手机媒体的功能得到全面提升和强化。最近有报道说4G马上就要启动,国际电信联盟报告显示,4G的连接速度将是3G的100倍,这是从技术方面的提升。第二,人与手机的紧密度会进一步提高。手机可以是个人的证书,在国外已出现了手机结算,国内可能也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与手机的紧密度可以进一步提高。第三,新应用将不断出现和完善。我们过去出现了微博,然后是飞信、微信。之后还会有什么呢?还会不会有呢?一定会有,并且会逐渐完善。第四,手机将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超媒体融合应用平台。移动互联网这几年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成为发展最快的媒体,影响了整个传媒行业的格局。整个应用互联网,可以说绝大部分是靠手机发展起来的,手机会成为一个超媒体融合应用平台。第五,手机将取代电视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我们过去是报纸的影响力最大,后来它逐渐被电视取代了,将来手机会取代电视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从后台到前台,新媒体趋势环境下新闻业的可视化

主讲人:周葆华各位同学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我所做的研究主要与新媒体传播有关,主要是用一些经验研究的方法,做新媒体如何重构我们整个社会这方面的研究。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思考,关于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怎样看待整个新闻界产品的转换和边界的移动,我把它概括为从后台到前台的过程。[9]

2013年有什么比较熟悉的新闻界大事件?《南方周末》事件,毫无疑问是2013年我们新闻界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我不知道多少人像我一样,在1月的寒冬,跟随着微博上的情绪上下漂浮,泪流满面。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件呢?这个事件通过《南方周末》的官方微博,通过《南方周末》同人的账号,把整个新闻界内幕一层层剥开呈现在公众面前,从线上到线下。可能见仁见智,但我相信它一定是2013年中国新闻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10]

我想到另一个事件,柴姐和闾丘姐的“微博掐架”。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通过微博、通过网络,看这两位掐架的势头,有冰心和林徽因的演绎。我们关心的是,在今天到底什么叫新闻?这个事件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样的记者才能被称作电视新闻记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管怎样,这两个事件都是有趣的案例,它让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样的新闻记者和新闻业事件是如何变成我们大家都可知、可触摸、可看见的一个新场景。其实不只是这两个事件,在微博上或网络上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记者和幕后的故事。例如在李克强总理记者招待会后,有记者冲上台去拿着李克强的水就喝,样子比较难看,被同行传到微博上。当然也有一些正能量,在天灾人祸中,我们的记者很辛苦,和猪睡在一起,照片流传到网上。所以,我相信我们拨开种种现象是为了回到理性思考。

今天,我主要从一个具体的角度来审视和思考新媒体如何重构今天的新闻和新闻业。这个问题很热,有很多热门的概念,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热衷。如媒介融合、全媒体记者、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媒体的危机、报纸还能不能存在等等,有很多现象非常有趣。

我把整个重构新闻业的过程,看作新闻业的边界移动和场景转换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传统的后台新闻从业者和生产过程,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走向前台,直接面对公众传播,并与受众在前台进行可见的交流。新闻业日益变得可视化。这个“可视化”不一定是概念的可视化,但它是可见的,让我们越来越能看到,感知到、触摸到,好像能看到新闻记者的活动,更多地跟他们对话。

首先,什么是新闻业前后台的边界的移动?前后台的问题——[11]从新闻业的基本概念到新闻业的边界重构。社会学家戈夫曼把人的行为概括为特定场合的表演行为,所以必须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表演的区域,后台是设计和排练的空间;前台对观众是公开的,后台对观众是封闭的;在前台,我们必须按照社会的规范和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表演,在后台,比如说你回到家后把衣服脱掉,然后打破常规轻松发挥,但上课的时候决不允许把衣服脱掉上课。

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其一是理想化表演,任何前台呈现的都是符合规范和期待的理想化的成品,而那些复杂的艰辛的生产过程、失误或者半成品大都是藏于幕后,并不示人的。其二是神秘化的表演和建构权威。任何专业通过有效地控制后台,制造专业的神秘感。这是建构与维护专业权威和个人权威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当然前后台不一定是固定的。对传统新闻业来说,前台就是新闻产品,所以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主要是将成型的新闻报道展现给受众。而新闻复杂和曲折的生产过程,比如说采集和加工,新闻作品完成前的那些版本——草稿、次稿、未成品甚至被枪毙的报告,新闻从业者全体或者个人都隐藏在后台,很少有机会为公众所见。新闻业进行表演必须符合一定的专业规范,这套规范我们一般叫作新闻专业阻力。通过这种前后台分割的机制,新闻界在社会中确立了作为社会信息生产的专家系统,并界定社会现实的巨大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量,这是我们传统的机制。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前后台稳定的边界在发生逐步的移动模糊。其中我们不能认为互联网是天上掉下来的巨大转折,好像互联网之前和互联网之后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谈论电视时代的变化,有一本书叫《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它从符号的丰富性、时效的压力和群体及阶层界定的模糊性,讲到电视是如何改变人们行为的场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原来传统媒体做报纸时,除非是非常轰动的事件,我们一般不会记住记者叫什么名字。但是电视出现以后,它增加了新闻从业者前台曝光的机会。第二,新闻生产过程的变化,电视直播打破了原来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在电视直播中,原来属于后台的行为都会被曝光,电视直播会迅速压缩后台排练的时间。第三,文本方面,直播属于新闻原材料,不属于新闻的成品。

由此,可以看到新闻界前后台边界的移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在电视时代已经开始发生。但是传统媒体的前后台转换是非常局部和偶发的,主要是控制下的行为。但在新媒体环境下,可以看到它整个前后台边界的移动,后台可视化的过程远远不是原来传统媒体时代所能比拟的。所以我把它归纳为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新闻的生产过程,包括新闻线索的发现和征集,新闻采访对象的联络和跟踪,采访阶段性进展的披露,遭遇风险的曝光与揭露,把关控制过程的展示与公开。第二个层面是新闻的文本。在以往我把新闻文本叫固态,因为报纸印出来后就是一个成品,一旦发布以后,稿件很少有机会修改和重写。但是现在看到的新闻变得更加液态。一方面以在线新闻网站为代表,所有的新闻都是一天24小时随时可以修订;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新闻的底稿、初稿、被枪毙稿、未删节稿、手记等都得以进入观众可见的前台。第三个层面是新闻从业者。以往新闻从业者是藏于幕后的,现在我们和记者的交流可以变成全天候不间断的状态。第四个层面是新闻的话语。所谓新闻话语就是围绕什么是新闻、新闻应该怎么做所展开的表达、阐释、批评与讨论。第五个层面是新闻机构。包括机构的办公场所、机构的规定,以及机构的媒体账号。有这样五个层面,新闻生产、文本、从业者、话语、机构,后台逐步地发生一个迁移的过程,也产生了戈夫曼所讲的侧台的行为,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即新闻业的前后台的移动是如何展开的。

其次,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有三个因素。第一,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可能,如果不是互联网,不是微博,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记者除了写稿,还能把写稿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发表在微博上。第二,在舆论监督中记者会面临很多危险,比如被打,打了以后还没处喊冤。而他通过微博将这些事情传播出去,可能会得到行业的救济和公众声援。在中国独特的新闻体制和新闻场景下,中国的记者在官方的话语空间和私人的话语空间中感到别扭的情况下,他可能在网上说出一些心里话,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体制和社会场景。第三,还有商业力量的影响。例如新浪微博作为商业平台或媒体要推出一个明星化记者,媒体希望怎样通过媒介融合,通过社交媒体和深度报道相互配合,这些东西共同促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前后台转换。

由此带来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是需要我们看到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影响我们所讲的新闻专业的新闻权威;第二,它如何重构受众和新闻业的关系。

如果从它对新闻专业的挑战来讲,其一,它对准确的法则有影响。以往的话,媒体经过精心的后台排练和把关的过程,推向前台以后不可修改,这就导致对新闻产品的出台相对比较慎重。现在因为追求高速度,依靠个人把关,容易修改和删除,有的时候还有140字的限制,导致记者必须大幅度被迫地修改和删减,增加了出错的风险。其二,出现很多对情感超然法则的挑战。原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强调个人的情感要留在新闻生产的后台,记者在家里可以痛哭流涕,但写出的文本应是冷静和理性的,是情感超然的。但今天,在微博和网络平台上可以看到很多记者的震惊、悲悯、痛苦、愤怒和恐惧的情绪。原来我们判断一个专业是否有权威是通过它的成品,现在我们会感觉到新闻职业没有这么神秘和神圣。新闻从业者有时候在前台发生一些角色混乱,有些记者在网上相互攻击,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个职业权威感的评价。

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的一面,前后台的转换对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权威有正面意义。比如在中国,开放后台具有突破权力控制和新闻审查的特殊意义,有利于新闻专业主义生产过程中自主性的话语空间的形成和维系。可视化作为一种促进透明性的重要机制,在可能让渡过分专业神秘性的同时,也有助于增加公众的信任。

再次,重构新闻与受众的关系。其一,对媒介数量的影响,新闻可视化的过程可以被看成对受众赋权的过程。通过向受众展示日常的新闻生产过程,使得受众增加对新闻生产复杂过程和背后影响机制的理解,丰富公众展开对媒介批评的层面,强调公民对新闻生产参与式的行动。其二,新闻记者与受众的关系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空间。新闻从业者名望的生成原来有两个传统领域,一个是官方的褒扬,比如各种各样的新闻奖;另一个是同行的认可,比如口碑。现在前后台建构了一种新的新闻从业者的成名模式,使得记者更容易在社会上成名。这种成名是可见的,比如有可量化的粉丝,这种声望甚至不以专业名望为基础,可以跨越其作品。新媒体提供新的声望塑造模式,提供新的评价机制,也可能带来只见名记者不见名作品的风险。新闻记者和[12]受众的互动,比如王克勤做“大爱清尘”,邓飞做“免费午餐”[13][14]和“微博打拐”,都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新闻消费和新闻媒体接受的层面,体现为一种受众跟新闻业和新闻记者之间新型的组织动员和社会参与的新关系。

总之,新闻业前后台的转换是一对关系的重构:对新闻业与外界控制,特别是政治控制之间关系的重构。可视化为新闻业在政治控制之外争取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空间,有利于抗衡这种权力的控制,化解报道的风险和拓宽报道的边界。新闻业前后台关系转化也重构新闻业与受众的关系,可视化可以作为一个新闻对公民媒介素养的赋权过程,使新闻从独白实现一定的对话。

但新闻业前后台转化也重构了新闻业内部的权力关系。一方面,记者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把把关权从组织手里拿回到自己手中,重构一个普通记者和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资历尚浅的记者也可通过在前台的理想化表演,在重大新闻事件现场的液态新闻发布和意见表达获得他们的社会声望,使得他们可以重构与领导和资深记者的关系。媒体组织之间,不同层级的新闻媒体之间也通过这种力量来打破它们之间的这种权力分割。当然我们还要谨慎,不能过分夸大新闻业前后台的转换,任何时候都可能存在深后台——你永远不知道的最黑最深的事,是永远也不可能在微博上看到的。前后台转换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各种规范出台,你也会看到新闻记者在微博上一会儿可见一会儿不可见,一会儿你看到很多内幕,一会儿你根本看不到内幕。所以我们要更多地追随事件的发展,进行更多的动态研究。

我想,大家有兴趣的话,今后一起探讨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经验研究,看到不同社会的不同部分如何进行前后台转换,前后台转换各自有什么侧重,新闻业的幕布拉开对新闻业的权威到底是增加还是削减,观众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定义新闻,是不是把新闻记者的流动版本视为新闻,新闻业可视化是不是增进了公众的媒介支持和参与,公众心目中的明星记者是哪些,他们如何展开互动,新闻业和它的从业者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转换,如何定义新的常规来应对挑战,新闻业可视化动态的过程及影响力是什么。大数据与数据理性

主讲人:孙少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我要讲的东西与“情绪”有关。我想借用“情绪理性”的概念——我所谈论的情绪理性时代,是针对媒体的传播和效果的。我今天讲的内容主要是结合我的两个研究,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能帮助我们思考哪些问题。

我先给大家看两幅图片,左边是“猪坚强”,右边是“范跑跑”,这是与四川汶川地震有关系的。这两幅图片曾经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曾经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但是我提的问题是,像这种事件到底是一些转瞬即逝的趣闻,还是启示大家思考沉重问题的篇章?这几年类似的自然灾难非常多,包括最近的雅安地震,《新民周刊》刚刚做了一期专刊,专门谈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期间,中国媒体在它的表现和工作方面到底有没有改变或进展。其中有一点是媒体在报道这样的灾难的过程中,能不能走出情感的泥沼,因为有时候过于情绪化反而可能会造成负面效果。

另一条微博,当时也是被转发得非常多的,它是说日本媒体是怎样报道地震的。日本在“3·11”地震时,NHK的主播们总是保持镇静的面容。一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感叹,日本电视台有信息量却不侵犯个人,用数据却不煽情,有各种提示却不造成恐慌,电视画面里没有号哭,没有尸体,更没有音乐煽情,而纸媒也不会塑造救援英雄,只是关注健康情况。当时日本媒体报道灾难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哀而不伤,快而不慌,呵护生者的同时也尊重死者。而他们的媒体可以说在促进救援和报道灾难中发挥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在现在这种灾难频发、危机频发的时代,信息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但什么样的信息能够脱颖而出,什么样的却被湮没掉,进而引起大家的持续思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我们能找出很多影响因素,包括信息的内容、传播渠道、信息的特点、信息的表达方式等。此外,信息出来后到底是更多地促进了一种个人情感体验,还是更深层次地促进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我想使用体验和分析这两个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两个词分别体现情绪和理性两个方面。我今天谈的是情绪理性,就是情绪和理性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无法彻底分清楚的。

下面再讲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一条微博,它曾引起很大反响:“你是否一边乱扔垃圾,一边抱怨污浊环境;一边闯红灯,一边对高铁追尾痛心疾首;一边在生意中琢磨缺斤短两,一边对曝光的豆腐渣工程大声痛斥;一边对关系户送红包,一边对腐败愤怒谴责。就像今天严重污染的空气,我们每一个人呼吸着它,我们许多人也在制造着[15]它。要想明天中国更好,不妨从今天自己开始。”这条信息不仅在微博上引起很大反响,而且白岩松主持《新闻1+1》为此专门做了一档节目,花了很大篇幅来讨论它。像这样一条信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思考,还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这告诉我们,这条信息触及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观点,它也触及了我们一些深层次的价值观,我们对某些东西的认同,对某些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它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根弦。

这里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这是一条关于红十字会的。雅安地震发生后,红会发出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也在微博上得到了很大的转发量,但是它所引起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骂声一片:“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昨日称,截至27日17时,共筹集了5.66亿元,而据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共募集13.7亿,红会占比约百分之五十,其中大部分来自民企和个人,赵白鸽称红会在遭到很大的社会质疑时,老百姓还是这么的信任,让她十分感动。”就这样一条信息,它引起了骂声一片。我的一个学生在当时红会的官方微博上记录下他说在那一瞬间在红会的官方微博上出现了超过十万个“滚”字,红会的微博把那十万个滚字一个一个地删了。同样的一条信息,为什么这条信息引起这么大的负面作用,而前面那条引起正面反应?我们不能脱离微博内容的具体情景,它触及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理性思考,某种意义上它也触及了我们的情绪,我把这称为情绪理性。

举一个例子,清华大学一个姓易的法学教授提出一个观点,大家恐怕也知道,最近网上炒得沸沸扬扬。他说强奸三陪女的危害比强奸良家妇女的危害小。这也是另外一个反面例子。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对此进行了评价。他对这个教授的行为给了十二个字,哪十二个字呢?叫“违反常识,突破底线,冒犯公众”。其实我们思考一下,冒犯公众是什么?这种冒犯不仅是对一个人的理性的冒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一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冒犯。

下面结合我做的几个小数据,谈一谈情绪理性所体现的作用。第一个数据是我当时研究汶川地震时做的一个数据,这是2012年出的结果。我们主要考察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媒体使用者所得到的收获和损失。通过我们的考察,发现有些人认为损失包含了对生活的控制感,对生活感觉的平和,感觉的成功感,经济的稳定性,乐观程度,以及未来的成功是不是由自己所掌控——在这方面,汶川地震后大家感觉确实是在降低,这是损失。收获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跟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家庭的稳定性,感觉自己对他人的价值,与爱人在一起的时间,以及对朋友的忠诚,这些方面过去有很大疏忽,很多人也有自己的收获。

损失在很大意义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收获在很大意义上是以和他人关系为导向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特点。其实我们思考一下当时的现实数据,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特点。比如说汶川地震发生后,曾经有媒体报道,据民政部数据披露,四川省的离婚率有很大程度的下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这次灾难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在灾区现场,他们通过媒体了解这次灾难。这就告诉我们,来自媒体的信息会影响到非灾区的人们。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反映了一个情绪,灾难发生后,大家感受到压抑感,这是一种情绪上的东西。而更多和理性相关联的东西就是收获和损失。我们的研究表明,对受众来讲,当他对电视信息思考得非常深入的时候,他能体验到非常强烈的一种压抑的情绪;而对于网络上的信息思考得非常深入时,他体会不到这种压抑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不管是电视还是网络,这方面报道看得越多,思考得越深入。

在涉及情感方面,为什么在我们对电视上的灾难报道看得多,思考得深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压抑,但是网络上却不是如此呢?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访谈结果说明,有一个对象“打开电视,只有这些关于地震节目可以看,我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么多灾难的消息让我感到低落和消沉,我需要一些新鲜的呼吸,在网络上就可以如此”。这个问题就告诉我们,在地震发生后,在灾难发生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所关注的角度、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是有差异的,不管是在情绪层面还是在理性层面都有一定差异。反过来,需要我们来思考如何更好地协调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系。

我最近做一个关于日本地震的研究,发现对日本形象的感性认识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冲突影响了我们对日本人的感情,并进一步影响大家对日本灾民的捐助以及对日本灾民的看法。研究中,我们考察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抗日战争以及钓鱼岛问题。对日本形象的考察,涉及日本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社会的福利程度和军事实力。可以看出来,当中国人越是感觉到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对于抗日战争和钓鱼岛事件越认为是日本人的错,主要责任在日本方面,对日本人这个群体的负面情绪越强烈,而这种负面情绪会进一步影响大家对日本人的一些看法,包括日本人的竞争力。这告诉我们,在这里面,这种情绪的影响不仅仅是发生在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内部,甚至可以是跨群体、跨民族的。

最后,从上述结果回到我提到的这个概念,情绪理性。这种理性在社交媒体时代或新媒体时代很容易被情绪所感染。情绪理性的表现是有一定过程的。文化的情绪化在新媒体时代渐渐增强,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情绪体验更多地是通过媒介来实现的,而这种情绪的体验会进一步影响或增进我们所谓的公众的亲密性,这就是社会公众作为一个群体相互之间的亲密性。随着新媒体带来的情绪体验增强,这种公众的亲密性越来越强。

这种公众的亲密性带来的影响也是正反两方面的。负面的影响是:当这种公众亲密性越强,它带来的这种负效应越可能是情绪或情感的麻木,情绪或情感的商业化,以及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理性思考的降低。它的正效应很有可能是重新定义大家对社区共同体的认识,有可能带来新的对身份的认同,可能带来新的所谓团结效应。

在这种新媒体时代,我们要突破对这种信息的单纯的理性分析,重新来定义理性。因为这种情绪化的理性很多界限在模糊,我们可能有时甚至不清楚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方面我能发挥一些力量,哪些方面我的力量在减弱,而这种情绪理性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新媒体时代技术给我们带来些什么。谢谢大家。新媒体对电视的挑战和影响

主讲人:张国涛我讲的题目叫“新媒体对电视的挑战和影响”。[16]最近一段时间我关注了一个新的东西,叫OTT。什么叫OTT?微信就是一个现在最流行的OTT。大家都知道,微信冲击最大的就是三大电信运营商。最后,把三大电信运营商逼急了,要找腾讯要钱。这就是OTT的厉害之处,逼得那么有钱的运营商都急了。

电视领域中将来也会出现一个像微信一样的OTT TV。7月17日12时起,用了82分钟,将1万台乐视超级电视S40卖完了;7月3日,用了49分钟,将1万台乐视超级电视X60卖完了。“60”和“40”是指屏幕的大小。X60卖的价格是6999+490元。6999元是电视机的价格;490元是乐视盒子的价格,其实就是一年的服务费。大家来看X60的配置,绝对超值。夏普1080P的分辨率、3D显示、LED的背光液晶、四核1.7G的处理器、2.5G的同步双屏Wi-Fi。懂技术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些配置绝对不止7000元,但更主要的是这个体验。有语音,比如站在电视机跟前,说我要看央视五套,它给你换到央视五套了。有体感,比如小孩在那儿晃,就变成少儿频道了。有多频互动,就是它有画中画的功能,同时可以观看多个频道。

那么OTT是什么概念?在新媒体中,OTT是指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直接把内容提供给用户。OTT TV是互联网视频。现在的视频分为互联网视频和电视视频。互联网视频又分为以PC为终端的网络视频,以手机、iPad为终端的移动视频。再一个就是一体机,加机顶盒和电视机为终端的互联网电视OTT。

OTT TV是基于互联网和智能传输技术的。从消费者的角度看,OTT TV就是互联网电视。在国际上,OTT TV主要是公共互联网面向电视传输的IP视频和互联网应用融合的服务。在国内,接收终端一般是互联网电视一体机,当然现在数字机顶盒也能实现。IP TV其实是为电信运营商设计的怎么做电视的一种途径,但是现在OTT TV,一个互联网公司就可以去开发了,就像乐视网推出自己的超级电视一样。

OTT TV有着多屏分发、多屏互动的天然优势,就是说它自己不生产内容,比如乐视,乐视的资源来源于互联网,来源于版权收购,并通过自己的电视终端去传输。这就是平台的优势,OTT这种平台能够做成功,与今天的主题——大数据——有关,准确服务,精准服务,也就是通过对用户需求的分析和预测,构建对内容产品和广告营销更精准的操控和利用。2010年OTT只有5000万美元的规模,有预测到2016年,其产业规模可以达到13.8亿美元,增长26倍。

OTT电视的用户数也将过亿,这对传统电视的挑战是颠覆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说得再狠一点就是毁灭性的。以后大家回到家除了看《新闻联播》可能要通过电视之外,剩下的时间你打开互联网电视随便搜随便看。将来说不定《新闻联播》也可以在OTT电视传播。新媒体技术使得OTT收视终端不再是电视台的天下,大家打开电视机并不一定是为了看电视节目。这就解释了我们网络传输商为什么不赢利。

另外,在内容生产与传播方面,视频网站现在的收视率和点击率很高。多元化、互动式、精准的服务一直是电视的先天弱点,而OTT TV正好瞄准了电视的这种先天弱点,用户可以自主选择,可以在电脑、电视机、手机之间自由切换。这种收视行为对传统的电视收视行为绝对是颠覆性的,这可能导致节目在网络传输上无钱可赚。将来有线电视退订的户数会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退订的现象,就像我们的固定电话现在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一样。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最后的集成商、传输商直接解决看电视的问题。

一个明确的趋势是OTT TV直接威胁到传统的付费电视,尤其是有线电视。付费电视用户可能会逐步使用OTT TV去补充他们所看的电视内容。OTT TV还将分流传统电视的核心资源,传统电视的核心资源是广告和收视率。这意味什么呢?广告商原先可以投给电视台,现在可以跟剧组合作,把产品植入广告中。此外,还会把广告费分一部分给网络。换句话讲,它的点击率越高,电视台的收视率也就越低,广告的价格就卖不出钱来。现在电视节目和制作,电视生产和传播是电视最核心的东西,新媒体比电视的点击率、收视率高。将来新媒体制作的节目,只要在新媒体播得火的,电视台就会主动找新媒体来购买,新媒体也可能会成为内容供应商。

2013年尼尔森公司发布报告称,全球约有500万人不再看传统电视,较2007年的300万人大幅度增加。做电视的人看到这个数据都得哭。2012年的调研报告称,全球消费者在移动终端上花费的时间已经超过电视。

电视的应对方式是:技术再造,政策保护,内容为王,形态创新。技术再造,电视原先取代广播,就是因为技术先进。现在被新媒体取代也是因为技术落后,这都是先天的,那么现在只有对电视技术进行升级,高清、数字、互动、直播其实都是在技术方面对电视进行提升的招数。现在全球的直播节目有多少?最近有一个资料说,挪威流行一种电视节目叫慢电视,即全天候直播一件事情,收视率达到50%。

另外一个是政策保护,我们的电视很多地方都是靠政策保护,电影、纪录片等也是如此。《新闻联播》必须要有人看,没有人看政府怎么告诉大家,哪是正确的。乐视的超级电视特地把CNTV拉了进来,这就是拉政策保护。因为CNTV是国内现在的可管、可控的多功能平台之一。

内容为王,这是电视一直主打的一个品牌;形态创新,向策划创新要生产力。真人秀节目今年多火爆啊,《中国好声音》入点的收视率为1.2%,收点的收视率为4.6%,平均收视率为3.4%。最后是网络重组。10年前,网台分离是广电总局推动的一个政策,但是大家知道现在想做大一件事必须有内容的前端、渠道、网络,还得有终端。换句话讲,内容的生产、渠道,最后的终端都得有才能干成一件事。现在制播分离是大趋势。内容这一块必须市场化,这个不能再管起来了。管道加终端这个模式可能真的要做起来了,如果不做起来的话,这个市场里广播电视是永远做不大的,而且在新媒体的冲击之下,可能永远都会处于弱势的状态。

因为本人是做电视的,所以更多关注的是新媒体对电视的挑战和影响,这是一点不成熟的思考。谢谢大家。新媒体运营的经验和逻辑

主讲人:刘鹏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是“新媒体运营的经验和逻辑”。

这个题目也非常大。相信大家听了这么多天的演讲,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畅所欲言了。那么,我再增加一个典型案例或者说象征性事件。作为美国非常著名的老牌报纸,在这几年报业衰退中,《迈阿密先驱报》也遭遇了问题。一方面要裁员,另一方面报业大楼的外墙建了广告屏出租,赚一点广告费。租他们广告屏的是iPad2。这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转变,也是我们传媒业一个标志性的转变。再看数据,[17]《迈阿密先驱报》是奈特·里德报业集团下面的一家报纸,2001年3月底,奈特·里德报业市值38亿美元,和当时的苹果公司差不多;但是10年以后,苹果公司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了,奈特·里德公司已经卖股权了。这就是报业的一个现状,是新闻业的一种迷茫,找不到方向的一个现状。现在大家说要转型,相信很多同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到底怎样转型,往哪里转,好像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大家都在思考,都在探索。那么我想提供一些碎片化的思考。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内容,特别是原创性的内容。因为我们很多同行,或者说很多研究传媒的人都在讨论“内容为王”,有的人说不是“内容为王”,有的人说就是“内容为王”。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弄清楚到底在说什么样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张图片——游泳明星菲尔普斯,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得金牌时的一张照片。有传媒学者就说,当时全世界精英记者不少于100名都在冲着他拍,他们拿着的这些摄影器材的价值不少于50万美元,最后大家拍的东西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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