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宦洪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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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未了试读：
淮扬人家
一方水土
闲情逸致是一种传承。
隋唐时分，长安是政治中心，与长安比肩的是“扬一益二”，也就是扬州、成都（当时叫益州）两个商业大都市，类似现在的“北上广深”吧。可能是扬州城太繁华，太好玩，太休闲了，以至于隋炀帝三下江都，最后玩的把命搁在了那。不争的事实是，扬州作为隋唐消费性城市的不二魁首，其地位长期难以撼动，直到清朝末年，还是盐商富豪和文人雅士们欢乐风雅的天堂。物转星移，时至今日，扬州城虽风光不抵当年，但“白天皮包水（吃早茶），晚上水包皮（泡澡）”的舒缓生活节奏，扬名华人世界并经常包揽国宴的淮扬菜系，依旧在为扬州人善休闲、会享受提供注脚。
扬州东郊的江都，是古老淮河与万里长江的交汇处，西濒京杭大运河，素有“江淮之都”的称号，唐诗《春江花月夜》描述的就是这里的景象，诗人张若虚因这首诗获得了“孤篇盖全唐”的美誉，我想，那是因为这位扬州老乡把他的家乡写得太逼真、传神，美丽的不可思议了吧？民国十一年农历八月二十四这一天，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片“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水乡。现在想想，父亲真是个会生活，会享乐的家伙！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宽裕或是窘迫，他总能够发现和抓住生活中的光亮，不失时机地享受这些甘甜美味。
我不晓得“食为先”这个词究竟出自何处，但绝对是淮扬人家生活的永恒主题。我父亲呢，最多十岁的光景，便会优雅、消停地以吃早茶打发时光。祖上家境困难，为谋生，曾祖父于清朝末年拖着四儿一女，从水乡兴化县划船来到江都丁沟投靠同姓地主“十太爷”，租种田地。父亲出生那会儿定是贫农，六岁时母亲撒手人寰，勉强读了两年私塾，后跟同姓地主小大先生当书僮。这小大先生是个优哉游哉的主儿，仗着家有良田百亩，丁沟街上又有几处铺子，每天都在街上逛悠，跟人谈诗论画，或泡澡修脚、打几圈麻将纸牌，这当儿，他便照例让我爸到一家饭店吃茶食等他。起初，父亲总是换着大肉、排骨、鳝鱼等不同浇头吃盖浇面，渐渐，也学会了大人模样，点了烫干丝、蟹黄包和开胃酱菜，泡一壶绿杨春，老嘎嘎地吃起了早茶。更有甚者，一年春天，看着一位农民在饭店门口叫卖新上市的蚕豆，便嚷着要伙计用他正呷着的腌菜炒一把蚕豆，那黄澄澄的腌菜丝配嫩绿绿的蚕豆瓣色香味齐全，极为爽口，这道菜不仅成了父亲一生下饭佐酒的菜肴，也是我们记忆犹新的儿时美食。当然，少不了每月小大先生会扔一块大洋给饭店，听父亲讲当时一块银元的购买力相当惊人。
旧京梦忆
休闲和享受是需要物质基础的，淮扬人家似乎也有创业的习惯。那当儿，最容易淘金的地方是上海，奔那儿找生活的人都叫“上上海”，像山东人“闯关东”一样。我大伯是家中老大，比俺爸年长十五岁，更多考虑的是“穷则思变”的家政大计，于是乎撇下一家老小到上海一个汽车公司学徒。乖乖，交通运输业现在都叫现代服务业，那时该多前卫而富于眼光？不像我几个舅舅，跑到上海天目路当皮匠，一生没出息。多少年后，大约日伪时代吧，大伯手攥积攒的大把银元，跑到南京开了家“华森汽车行”，自己做起了老板——大伯真是个厉害的角儿，他很清楚大上海官僚资本行业垄断，所以溜到南京这个“大萝卜”城市开辟市场来了。未几，已成小伙子的父亲也追随兄长来到南京，先学开车，成家后分得股份，自立门户，开起了“森泰汽车行”。那时这行当叫“玩车子”，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华森”和“森泰”字号下已有几十辆汽车，其间不乏美国道奇等硬头货。车多，汽配和维修需求量自然加大，大伯瞅准时机，又在长江路195号新开一家“金陵轮胎行”，把江都乡下本家子弟悉数招来打理和务工，既为自家运输提供快捷的维修保障，又大肆承接其他汽车行的修配业务，生意火爆，“二森”产业达到鼎盛。“我这把老骨头，总不能就扔在这里吧？”人老思故土，祖父总是这样念叨，潜台词两个儿子自然明白，于是又在老家丁沟平桥，购置了数十亩良田，打算年老乡居时，建造一片庄园。
如今房价高，房产似乎成了一个人财富的唯一象征。其实那会儿，光俺家“森泰行”就小有规模，房屋是典型的“前店后场”格局：中山路139-1号门面房用于业务洽谈和账房，大马路后面的盔头巷则是俺家住房、院落兼停车场。“哎，爷爷二十啷当岁就在当时的京城当上老板了！”面对儿子嚷着要我缴首付、替他买房子，我每每教训道：“可你现在还是伸手一族。”
儿子不客气地反驳：“那你呢？”我不再言语。是啊，父辈的经济头脑就没传给我，我似乎一直都在告贷还款中周旋，莫非果真一代不如一代？
公私合营成立了联营处，父亲当上资方经理，大伯混了个闲差“照料员”。比起当年乡间的小书僮，父亲美食生涯的档次和精细程度都达到了顶峰。那时家中还有工人，晚上收工后，照例摆上流水席，先是工友及家属们三五桌，早吃早歇第二天好开工；接着是家里人几桌，当时外公和姨母舅母众表姐一大家人常年住这。听母亲说，那个生于光绪九年的老地主——我的祖父，乡下田产在他名下——习惯饭前来巡视一下俺家的伙食，叮嘱不要浪费，不可过多劝酒劝菜。“够用事就罢了！”他反复唠叨着这句话，体现出对早年艰辛生活的难忘怀，而他自己却不在这儿用饭，因为在大老板（大伯）家，俺祖父有自己的小灶。
据说，当时每顿饭没十多道菜拿不下来，吃的都是鲫鱼肚塞斩肉（肉糜）、蛋饺、扒烧整猪头、红烧狮子头等维扬风格大菜，大人孩子个个吃的嘴里流油，外公几乎顿顿对母亲感叹：“姑娘啊，这个日子嫌好不嫌丑呀！”陶醉在“吃的好说的好”的忘我境界。
就是这样丰盛的伙食，父亲也是不屑一顾的，他会独自踱到离家咫尺之遥的老广东、同庆楼和曲园酒家，品尝粤、鲁、川等菜系的不同风味，当然，更多时候他喜欢跑到位于鱼市街的中华楼和夫子庙的邵复兴菜馆（江苏酒家）享用地道的京苏大菜。春天，菜肴多半是“炸八块（仔鸡）”“炖生敲（鳝鱼）”，外加一个蛋包饭，慢条斯理地呷着老酒，吸着“白锡包”或“大英”“大炮台”等大牌香烟。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从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发现“炸八块”这道菜的工艺，并请高手尝试烹饪，确系美味。至于吃“炖生敲”，也有说道。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号称天子脚下，但治安不靖，时有地痞无赖敲诈生意人。为图安稳，当时商号的普遍做法是设法弄一张大帮会的帖子或什么牌牌挂在店堂，用“黑吃黑”的办法，吓阻小流氓的骚扰。父亲为此托人请过珠江路赫赫有名的安清帮老大穆老太府里的管事吃过饭，那管事通吃江湖，最喜“炖生敲”，父亲初尝，眼界大看，以后便好上了京苏大菜。秋天呢，清蒸阳澄湖大闸蟹、莼菜汤、鲈鱼——有时还是稀罕的松江四鳃鲈鱼——是父亲每天佐酒的盘中餐。
如今的社会讲究吃个新鲜、吃个生态，其实俺爸那时就好上了这一口，起因是祖父“日子富裕倍思亲”，要两个儿子去寻找他唯一的姑妈及其后人。祖父的姑妈从兴化走出，嫁给天京城太平天国某王爷，天京失陷后，这个王妃逃到中山门外余粮庄改嫁孙姓人家以避祸。倘若王妃活着至少近百岁，俺爸和伯父跑了多趟，也没打听到同姓的老太太，整个庄子里孙姓极多，更难确定“王妃”的后人是哪一脉。人没找着，父亲却带回村里种植的鲜嫩蔬菜、新茶，尤其是一种“瘤瘤菜”跟毛豆肉丝炒食极鲜，搭酒下饭两相宜。新茶也很棒，喝进嘴里很醇厚，好像有层薄薄的油腻感。此后年年开春父亲都亲自驾车去采买，平素庄户们也常送些新鲜蔬菜、大米进城，定期跟“森泰行”结账。记得上世纪末，一次我泡新茶给老爸喝，他惊喜地嚷道：“余粮庄、余粮庄的。”我细看茶叶听，原来是中山陵园产的茶，怪道呢！
父亲是喝慢酒的主儿，一顿饭常常花去个把时辰。长成后，一次看他慢悠悠地抿酒，我禁不住好奇地问道：“俗话说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赌钱，您为何有心思一个人喝？”
他的回答可以说别开生面，且影响了我的一生。只见他淡淡一笑，顺手夹起一筷大煮千张丝：“古来催工不催饭。干活要快，那是养家糊口的玩意儿；吃饭要慢，那是享受，好味道是嚼出来的！人有六欲，好酒菜最让人舒坦，在好心情中想些事情，也最容易想通想顺想透……”
这简直是毛主席“红烧肉补脑子”的又一翻版。我能想象自斟自饮的父亲，业主时想的是壮大产业，务工时想的是顺利养大几个孩子，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是那么沉湎和尽兴，看不出究竟是为了思考而大啖美食，还是有了美食才引发了思维活动。以后我发现，父亲在许多事情上，因与果、目的和手段都是一码子事，这可能正是会休闲、善休闲、生活即休闲的超脱胸襟吧？
随遇而安
有个挺有意思的小插曲。“文革”后期，我在十中（现金陵中学）读高中那阵，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特别是总理去世后的那个春天，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回去后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恰巧在家公休的老爸，他一边侍弄着那辆由老式脚踏车改装的轻骑，一边很认真地听完我的讲话，然后说道：“去，到你们学校替我挖点蚯蚓来，明天我要钓鱼！”
我很感意外，因为自打老邓实行整顿以来，老爷子十二万分的拥护，特别是对子女顶职、技术革新的主张赞不绝口，这回咋这么冷漠？于是没好气地回敬道：“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吃喝玩！”事后，我也内疚，历经运动的父亲，当时只是表现出一种稳健而已，其实在他内心比哪个都恨“左倾”，因为他那套休闲生活方式就很难见容于当时苦行僧般的“无产阶级人生观”。
上世纪五十年代晚些时候，政府采取赎买政策，将企业私营股份收为公有，每季度付一次定息，父亲由老板变身为位于扬州专区六合县的江苏第35汽车队工人，月薪80元，森泰行的工人大多分配到南京、连云港等省内长途汽车站工作。不过，打我懂事起，就觉得虽然家境困难，父亲的生活依旧精细、有序而充满情趣。小时候，我常去他们汽车队小住，吃饭时他总是打饭让我先吃，他继续加会儿班，等我吃好玩开了，他才在宿舍里点燃酒精炉，温好饭菜，拿出一只约摸二两容积的玻璃酒杯，倒上酒瓶上贴有飞天标识的白酒，美滋滋地小酌起来，酒后，照例从床下摸出一枚鸡蛋，在剩菜里兑上开水，打一个香喷喷的蛋花汤，硬是吃一大碗米饭！定时定量，从不苟且，数十年如一日。现在看来，这不独是“好一口”，而且更具养生意义。
他是个好工人，车钳铣刨无一不精，连县公安局的警车、摩托也常常找他修理和保养。他最擅长制作猎枪，经常和学校的一位余老师去盱眙山区打野鸡野兔，回来下酒。他做的猎枪除了自用和送人，也时常拿回来放在中山路新华日报社隔壁的一家旧货行标卖，一支枪常卖到40元，而那时一个成人的月生活费才8元左右。每卖掉一支猎枪，我都欢呼雀跃，父亲会让我敞开肚子饱食带有虾仁香菇鲜味的广式馄饨，或是三星糕团店的鲜肉大麻团，而我几个哥哥是享受不到这一待遇的。父亲呢，则会享用久违了的“炖生敲”，并去汇文里又新澡堂雅室泡个盆浴，做个全套下活，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可是顶级休闲。
如果有人说“乃翁”只会玩些渔猎等老掉牙的休闲项目，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对“家尊”的评价是：文化不高，聪明异常。对许多新技术、新玩意儿他都极具兴趣，且在第一时间玩得精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晶体管收音机一出现，他就玩开了，从单管机到八管机、调频调幅，玩得风生水起。他卖猎枪的大部收入都投到新街口摊贩市场（现金陵饭店所在地）买无线电元器件，应朋友、同事和领导之托装配了无数个收音机，且负责维修，服务态度特好。后来，车队干脆把扩音机、电视机、投影机等所有新购置的电子设备都交给他维护和管理，还让他干上车队技术革新小组组长，每年度的“先进工作者”桂冠几无悬念地落在他头上。毫不夸张地说，俺爸硬是靠他的小聪明和小技术，逆袭了那个时代很臭的“资方”身份。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开始普及，父亲虽已过了古稀之年，但每次我们兄弟回家探望，他都扯着我们衣袖，喋喋不休地打听计算机种种，我想，倘不是他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没准真会亲手装一台486或586呢！好在，我二哥继承了他的衣钵，从玩无线电起家，后来成为水利界一位小有名气的教授级计算机高工，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多少年后，当我从事经济管理，经常接触到“附加值”这个术语时，终于悟出，其实俺爹做啥事都有多重意义：做猎枪原本是为了休闲，却又成了创收的渠道；玩半导体是出于新奇，但又是他交友的平台。那时，家里要是添个家具、搭个防震棚什么的，父亲跟朋友们言语一声，木料、油毛毡等建筑材料立马源源而来，最后多的都送邻居了。南京往苏北的交通，只要是省汽运公司的客货车，父亲都能送人免费搭乘，行业人脉极广。
听妈妈讲过去
我在家居小，兄长们初中毕业或插队或当兵或进厂，我跟俺娘待的时间最长。父亲仙逝后，母亲一人生活，住在单位补差分给我的三牌楼颂德里老式套房里。她吃饭图省事，常常熬锅粥吃几顿，或下口面条将就，我担心她营养不良，每周无论多忙都要去几趟，儿子一来，她就喜滋滋地忙开了，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自己也顺便平衡一下饮食。她有几道维扬口味拿手菜，尤以青菜小肉圆、千张结烧肉和炖猪脚爪汤见长。这会儿，我习惯慢慢地品酒，听她说些陈年往事，脑海里还不停浮现小时候发热依偎她肩头、急急往儿童医院奔走时的情景。听她唠叨是种享受，满足了我“从哪里来”的好奇心。
俺外公是丁伙镇华家庄著名的“孙大胆”，当年军阀混战，乡下常闹土匪，夜里围住农家院落，发发狠话，敲打下明晃晃的长矛大刀，农户大都温顺地从窗口扔出些银钱、米面，土匪也知放水养鱼，并不进屋连锅端，得些外快就走。一次冲到俺娘家，外公不吃这套，紧闭门窗大骂。土匪恼怒，门被撞得咚咚响，才七八岁的母亲在外婆怀中吓得嘤嘤地哭，当时几个舅舅都在上海滩讨生活，家中只有外公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爷们，真够悬的。好在外公全无惧色，用张八仙桌顶住大门，手持鱼叉，一边还高喊：“胡之湘，开枪！”声音响彻夜空，这胡之湘是本村大地主，家中有枪，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土匪胆怯了，用侉子话回应道：“你们开吧，你们开吧！”还是惶然撤退了。“公公太汉子啦！”我一口气喝光了碗中黄酒，感叹道，“我咋不传他的代，胆子吗小？”“胆小点好，小点好！不闯祸。”母亲急切地说，看着她满头银发，我心里嘀咕，儿子早过不惑之年，她还在操心……
尤其使我清风扑面的是，俺娘讲的都是信史。文物普查或笔录史实，一般忌讳采访读书人，他们在叙述中总爱合理想象甚至添油加醋，有着很强的主观印记。俺娘只在新中国成立后读过几天夜校，属半文盲，考虑事情多为线性思维，所以述说往事十分平实。她说幼时在乡间也唱儿歌，比如“看见蒋介石，欢喜了不得；看见孙传芳，甩起来一洋枪！”天哪，这是大革命时期的民意反应啊，中学课本没错，北伐战争是正义的。俺妈十岁那年，田塍上、村庄里到处长一种极像猪毛一样的小草，上段黑绿根部发白，生命力极强，老人们断言，朱洪武又投胎出世了。十四年后，当解放大军高举朱毛领袖像，浩浩荡荡开入南京城的时候，俺娘和她的父老乡亲们似乎才恍然大悟。“哦？哦？”我听得失了神，一时冒出许多想法，掐指一算，那年头正是朱毛红军胜利到达延安。“还有呢。”俺娘告诉我，南京解放前几天，天气灰蒙蒙、阴沉沉，就像现在的雾霾天，四月二十三号那天，一下子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大军进城，秧歌四起……我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如果有人愿到图书馆查阅那几天气象情况，我坚信俺娘所言不虚。“解放军都还穿着草鞋呢！”俺娘补充道。
对解放军，母亲有着质朴的好感。她说了两件事，一是俺外公家住过新四军，他们只在柴房、堂屋用稻草打地铺，第二天一早必然收拾得干干净净，时常还帮忙干些农活，从不给房东添麻烦。另一个是南京解放前两天，溃败的国民党兵抢了我家一辆货车，命工人沿沪宁线逃窜，几天后的黄昏，正当父亲手拨算盘珠，还在为这事懊恼时，忽见那辆车“吡溜”一下又滑进了院落，两位工人满面春风地告诉我爸，途中解放军截住了这辆车，问清原委后随即将人车放还，工人够机灵，沿途还顺带运一车货回来。“邻居都来道贺，说二老板家心肠好，好心有好报呢。”母亲苍老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供桌上的观音菩萨像，香炉里正飘逸着细柔柔的清烟。母亲一生信佛，晚年更是逢初一和十五吃斋。
对小鬼子，母亲自有一番见识。抗战期间，我的几个舅舅都在上海打工，俺娘也去呆过一阵，她说那会在主要桥梁及路口有鬼子兵岗哨，中国人路过须向他们鞠躬，如忘记这茬，小鬼子上去就是几抡耳光，非常凶蛮。当时，在市区一些军事机关、仓库重地，小鬼子都备有黄沙、水龙头防空袭，盟军的飞机驾临时，鬼子就用高射炮打，炮弹轰鸣，烟火弥漫，地上的鬼子汉奸照例欢呼“打中了！”可一会烟消雾散，飞机照常在云层中穿梭，从没看见小鬼子打下一架，足见鬼子防空力量的薄弱，难怪美国军机进入东京上空如入无人之境呢。俺娘是抗战胜利那年到南京跟我爸成亲的，亲见没了武器的一拨日本兵耷拉着脑袋窝在盔头巷，全无往日的神气，任凭小孩子向他们扔石子也不避让，信佛的仇老太太给他们点食物也不吃，确乎有点“忍性”。一些滞留的东洋女人还嫁给了南京的三轮车工人。“东洋婆子干净呢！”俺娘说，三轮车夫下班后，东洋女人会花几个钟头，把锈蚀的车笼头、钢圈擦得贼亮。她们那会就习惯用餐巾纸、卫生纸，对我们徒手擤鼻涕和随口吐痰的习惯总是摇头不已。俺娘还说，东洋货没德国货好，但省油省钱，我们家就用“拖一大”（丰田）、“一滋滋”（五十铃）跑生意。俺娘憎恨小鬼子对中国人凶，同时又感慨东洋人相互间很客气、很礼遇、很团结。她老人家的反复唠嗑，使我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除了恨，又滋生几分好奇。后来，儿子考上了他们的庆应义塾大学日语专业读研，两年后我也去实地考察了下，方知母亲乃是我们家客观看东洋的第一人，比我那三位兄长强了去了！
儿子何以选择去东京留学？他可是老娘一手拉扯大的哟。
秦淮趣事
鸽子号
人生青少年时期是读书和玩耍的黄金岁月。我上学那会，正闹“文革”，书没读成，却实实在在玩了一把。夫子庙自明清起就有花鸟鱼虫市场，我和堂侄文礼（大伯的长头孙子）每天在那晃悠，尤其对能养家、认家的信鸽倍感兴趣。攒够钱后，我们买了一对“挨条”（剪掉翅膀）亮斑鸽回家。那时有部内部影片叫《鸽子号》，讲的是一个美国青年驾帆船周游世界的故事，我们不敢有这个奢望，但我们的鸽子可以飞临大海，遨游天下。于是，我们在家后门一条狭窄的巷当搭起鸽窝，美其名曰“鸽子号”。一个春天下来，两只老鸽子先后焐出了六只小鸽子。每天，我们将这些雏鸽扔上房顶，谓之“站籍”，三个多月，羽翼初成，我们便开始无止境地折腾这些可爱的生灵。
早上，我们手提装有鸽子的小竹笼，像上班样的坐公共汽车大江南北地放飞，等我们屁颠颠地赶回家，鸽子们大都已悠闲地在窝里啄食，我们照例是一阵欢呼雀跃：那是一种彩票中奖时的刺激与快感！因为鸽子放飞拼运气色彩很浓，竞技的距离和速度，跟它自身血统、磁性、眼力劲儿及体质息息相关，个体差异极大，邻居家放鸽子半数失联乃至全军覆没者屡见不鲜。像我们这样北至江都，南抵镇江，仅丢失一只鸽，已属佳绩，况且，秋季的一次放飞中，众健儿还裹胁着一羽外来户“沙罩”（绛色鸽）来家歇脚，被我们堵在窝中，一时间“鸽子号”在高家酒馆一带养鸽小伙伴中声誉鹊起。“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和侄儿插队农村，只好遣散了鸽群，哼着西班牙民歌《鸽子》，奔向那广阔的天地。也许养鸽经历太过精彩，二十多年后，当我迁居城南一座楼宇的顶层时，同事严兄赞不绝口，说这“脊头”养鸽子太好了，他弟弟就育有许多台湾和比利时名贵信鸽，可以提供种蛋。于是，此后的十年间，我又陆续养过三次鸽子，加入了市鸽协，有组织地参加训放和竞赛。
清晨，当我打开鸽舍大门，只见“倏”地一下，鸽群倾巢飞出，迅速拉升，集队盘旋在高高蓝天，这壮观气象，似乎让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均不在话下——它成了我调节心情的一大法宝。当然，最享受的事莫过遇上训放或竞赛，数十个鸽子随着公棚车长途跋涉，洛阳、开封一路放飞。这几天，我会在阳光房煮上上好的龙井茶，配上丰盛的茶食，一边品茗，一边瞅着玻璃外鸽舍的动静；逢上吃饭，还会喝个二两，在熏熏酒醉中体验“期待和侥幸”的别样幸福：蓦然，一阵振翅的响声传导进来，只见远征的鸽儿迅速地踏上踏板、栽入窝底、大啖水食……记得成绩最好的是那羽夹白条黑斑鸽，一路从西安飞回，勇冠三军，而它竟是一只号称“文小姐”的两岁雌鸽，雅号米修斯……
虫趣
说到斗蛐蛐，江南早于北方，南宋宰相贾似道就是斗虫的高手。老北京玩虫，大约是元明清以后的事儿。所以金陵帝王城，历朝王公大臣、公子哥们和市井百姓斗蛐蛐风气一直很盛。念小学时，我便与隔壁邻居小明合伙“开行”，一起捕捉、饲养和对外斗蛐蛐，他比我大几岁，长得孔武有力，这就有了安全感，因为斗赢的好蛐蛐，大孩子眼红会抢。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生态环境，那真叫一个好。盔头巷、安乐里多为解放前盖的平房，人家门前屋后种些葵花、篦麻和丝瓜什么的农作物，也有种月季、木芙蓉和大丽花的，夏天晚上，百虫齐鸣，菜地里、花丛下不时夹杂着一阵蟋蟀的鸣叫。我和小明带着金字塔状的金属网罩、通条（钢丝）和若干纸折的蛐蛐笼，闻声悄悄摸进，打着手电，轻轻掀开枯叶或树根，就能看到尚未收翅的蟋蟀，说时迟那时快，小明手臂一挥，网罩三只足便深深嵌入泥土，将虫儿牢牢圈住，这时，再用通条往网眼里拨弄几下，蛐蛐受惊一跳，吸附在网壁上，于是用手掌捂住罩底一抖，虫儿便掉入掌心，顺利装入纸笼内。
渐渐我们发现，地里的蛐蛐狠劲不足，常常一斗则败，倒是墙砖缝里的体大威猛，它们一般在夜深时才鸣叫，声音浑浊低沉，断断续续。这样，我们就睡一觉，半夜起来，且多带一瓶冷水，遇到墙缝里隐藏很深的蛐蛐就灌水，水用完了就撒尿，浇得蛐蛐瘟头瘟脑爬出来，没了生机，我们正好徒手可得。不过有时也有风险，用水猛地会灌出条癞蛤蟆、四脚蛇或蜈蚣来，不过，毒虫之后的蛐蛐往往更加善斗，谓之“蜈蚣把门二（蟋蟀是二尾子，简称二）”。院落里的蛐蛐逮得差不多了，我们也会到邻近的十中校园和五台山去捕捉。
那时斗虫完全是率性而为，一只蛐蛐经常连斗四五场，不败不撤盆。有个叫单强的伙伴，他有管蛐蛐每天斗七八回，连赢半个多月，以为奇事。住在豆菜桥的一位戴眼镜老者，素以识虫著称，我们从家里偷出一包香烟给他，让他替我们看看虫子，他操着南方蛮音，平缓地说道：“棕色蛐蛐、棕色蛐蛐……”当看到单强那只蛐蛐时，他眼睛一亮，声音高八度地嚷道：“曹宁蛐蛐！”曹宁是《说岳全传》里的人物，武功盖世，既然叫“曹宁”，这只蛐蛐的威猛就可想而知了，据说它一生无败绩，最后竟是老死的……
当年轮转向新世纪之际，我遇上的一位领导皋国兄居然是“虫瘾”大如天的老顽童，他很自然地把我拉入他的虫友协会。由于城市化改造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南京城郊已基本无蟋蟀可逮，每年夏季我们都结伴到山东宁阳、宁津等县去收购，那里的虫子无论个头和斗性都比江南胜出一筹。在皋国兄的点拨下，我能熟练地分别出紫虫、青虫和黄虫等蛐蛐的不同品种。“有没有一种曹宁蛐蛐？”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皋国兄。“没听说过！”他回答得干脆，“只有到令蛐蛐”。他告诉我，蟋蟀能否善战除了自身体质外，主要取决时令和节气，行话叫“到令蛐蛐”，如紫虫白露后可斗，青虫霜降后开口，很有讲究，就像小孩子要长到小伙子那样方可出征。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敢情三十年前那位识虫老者讲的是“到令蛐蛐”，而非“曹宁”也！自然，那些棕色蛐蛐就是尚未到令的黄虫罗？难怪单强那虫子如此凶悍，原来是大人打小孩呀。
现代化斗虫公平公开而不失惊心动魄。白露后，各家饲养的蛐蛐开始凑在一起“发嘴子”，也就是淘汰赛，统一喂食后，用天平将每只蛐蛐过秤，并把重量标在盆上，像拳击竞技样同级别配对比斗。开斗时现场鸦雀无声，好多个脑袋紧靠在一起，低瞅着斗盆，有的蛐蛐看似文弱，牙口硬如铜铡刀，一钳子就能将对手抛出盆外，亮翅轻吟一声，宣告胜利。有的蛐蛐品相瘦小，却十分耐驮，被对手蹂躏多次，始终有口，还不时反击，最后竟把强大的对手拖得失却斗志，俯首称臣，令观者摇头叹息。发嘴子后，赢的蛐蛐都被主家精心收养起来，以后每隔三五天比赛一次，直到十一月，农历小雪气节，才依依不舍地将存留的蛐蛐“封将”，让其自然老死，多少体现一些人性化操作。
综观全局，要数大光路王铁军的蛐蛐厉害，他眼光毒，采购的蛐蛐大多能连赢几场；他还善饲养，调制的虫食营养均衡，每只虫子都斗志昂扬；他更精于手工，斗蛐蛐用的天平、过笼、斗盆、网罩和鼠须蛐蛐草，都是他亲手制作，在夫子庙市场广为热销。皋国兄也非常看重他，斗蛐蛐时常邀他参加，尤其在十一长假期间，天天摆场子。斗罢，照例在锁金村一家饭店大嚼“菊花螃蟹”，豪饮烧酒，相互切磋识虫养虫技艺，而老王的“虫经”往往被奉为金科玉律……
天籁之音
我们青少年时期，精神食粮相对匮乏，样板戏虽为大家喜闻乐道，但日子久了不免单调和枯燥，于是开始悄悄抄写和传唱页面发黄、散发着霉变气息的《外国民歌200首》。听着周遭五音不全的人哼唱这些世界民歌，我常喟然长叹：要是能欣赏到歌唱家唱名曲该多带劲？契机终于出现了，记得是华国锋任总理那当儿，学校组织到青龙山农场学农，一天晚上我有事到广播站，遇上几个精通物理的同学在那里调试收音机，传出一阵如出水芙蓉般的缠绵乐曲，令人一阵眩晕……半晌，我扶着墙壁问道：“这，这是什么歌曲？”“哈哈！”同学笑道，“好听吧？朝鲜歌曲《纺织姑娘》！你们收不到，这是短波。”
当晚，我失眠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一种常年被雄壮乐曲紧绷着神经之弦的突然松弛，一种涓涓细流冲激心灵的舒坦。当时，寻常人家的半导体都没短波，只有新街口无线电商店橱窗夸张地摆放着一款高档熊猫牌802三波段收音机，赫然竖着拉杆天线，仿佛在宣告“世界之音，皆备于我”，我想起了家里抽屉里堆砌的无线电元器件和一摞子晶体管收音机装配调试书籍，一个念头迅速而坚毅地占据了我的脑海……
经过一周苦读，基本弄清了熊猫802收音机的装配步骤和原理，又到摊贩市场买了短波磁棒和镀银线圈，迅即动手装了起来。与印刷电路板相比较，我似乎更喜欢打铆钉，然后将8个晶体管和一个个电容电阻插上，再用导线将它们按线路图焊接起来。为节省费用，整个机器连同扬声器全摊在桌子上，外壳、刻度盘和拉杆天线等装饰物件一概省去，不操作时便用一方旧毛巾盖住。回想起来，真有点电影里地下工作者的意味，而那台导线旁枝逸出的机器，更像一部土造子发报机！
终于完工了。我颤抖着手接通电源，打开电位器，中波段发出了江苏电台的响亮播音声，我的心“扑通、扑通”仿佛要跳出来，用尖嘴钳把波段开关扭向短波，调低音量，在频率和波长中缓缓游动，忽然一阵噪声过后响起了清亮柔美的华语女声：“平壤，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再搜索，是更标准的普通话女播音：“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大功告成罗！我兴奋得彻夜难眠，在短波里我不仅能听到朝鲜民歌《小白船》和许多电影插曲，还能欣赏到《山楂树》《喀秋莎》《红河谷》等世界名曲，甚至中国歌曲《小河淌水》《茉莉花》也屡见不鲜——你能想象，万里之外传来动听的家乡民歌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体验？
半年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歌剧《洪湖赤卫队》重播为标志，文艺生活迅速异彩纷呈，各种优美老歌扑面而来，我的那台“熊猫802”利用率也随之降低，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年后，当人们为“美国之音”、英国BBC和苏联、澳广电台可以自由收听而欢呼时，我不禁暗自冷笑。
闲云野鹤
猎夜
19岁那年春上，在街道的安排下，我来到六合东部与扬州比邻的一个山脚下的生产大队插队。父亲的人脉再次发挥作用，我虽落户在小集子生产队挣工分，却被照顾住在大队部，中间是大库房，堆满金黄的稻谷，两个厢房一个是会计室兼会议室，另一间则是我和通讯员海子的卧房，自然，吃粮是不用愁的。门前是学校、医务室、小卖部和拖拉机房，生活方便“歹着呢！（当地话，程度很深的意思）”日常农活就是拿根青竹竿，在田野里四处闲逛，看见有鸡鸭啃食青苗，便加以驱赶，谓之“抄青”。小知青精力旺盛，干活不耗体力，就想歪点子去玩呗。
那时不禁枪、禁猎，各种鸟兽极多，它们也吃庄稼，所以猎杀一些还被农户看做是义举。我从新街口华东文体商店扛回一支箭牌高压气枪，配足了铅弹，海子备有巡逻用的大手电和加重自行车，显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偏远山区，这些装备可谓精良，不像那些土造子喷砂枪，经常枪管爆裂伤及自身。入夜，我们寻觅到树木茂密的村落，用电筒挨个儿搜寻树上的小鸟，它们大多眯着眼睛蹲在树枝上，泡茸着羽毛，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儿，警惕性和灵敏度都不高，我举起枪管，沿着雪白的光束瞄准好，不慌不忙地扣动了扳机，只听“扑地”沉闷一声，鸟儿直线似垂落地下，海子怪叫着捡起猎物，一副残忍的快乐劲儿。而我，看见鸟儿坠落，通常兴奋地来两名句小诗或谚语，诸如“叽叽喳喳挨枪打，无言无语回娘家”之类的，知青嘛，跟农家娃子总得有点雅俗之分的。
春夏之夜雀儿多，树叶丰茂，反而不易找到它们栖身之处，偶尔发现一只，又因树叶遮挡而难以精准射击，搞的常常空手而归，因此多半我们在秋冬季节打鸟，光秃秃的树桠，雀子一目了然，打的最多的是麻雀和一种体态较大的“沙和尚”鸟，黑头灰羽，成群地栖息在树上。
那春夏之夜干什么呢？
当地山坳里有位叫石子的农民，黑壮精干，是我在河边看黄沙时结识的，他的绝活就是捕獾子。当时邻近山坡的灌木丛、乱坟岗、山芋田都藏有獾子，石子常常带我在春夏天的向晚时分或清晨四、五点后行动。他背着好几个粗尼龙线编织的偌大网袋，我拎着化肥蛇皮口袋，内装干草、电筒和镰刀、锹铲之类的利器，跟着他漫山遍野地找寻獾子洞，有时一连发现好几个洞，我兴奋地连忙嚷着下网，他却很有经验地摆摆手说：“这洞是空的！”原来，獾子外出觅食尚未归来，或者躲到其他临时洞穴了。
蓦然，石子用食指竖在嘴边轻轻唿哨一声，我明白找到猎物了，大气不敢哈地蹑手蹑脚靠近，只见他用网子把洞口封的严实无缝，还仔细查看邻近有无其他出口，如有也要同时蒙上网袋。这些网袋都被固定在树干上、石块上或被铁钎深深扎进山壁，牢着呢。接着，我点燃干草把，从空隙中扔进洞穴，浓烟一熏，獾子“倏地”一下窜出洞穴，一头栽进网袋，石子麻溜地把网口像扭麻花似地打上结。运气好时，栽进网袋的还是一双。不过，也不尽是多多益善，有回摸到洞口，听见里面传来嘈杂的“卜卜”声，我欣喜地想这次可逮到一群了！哪料石子谛耳静听，竟站起身扬长而去，我追着问咋回事，石子决绝地说：“獾子下小崽了，不能逮！”
我一怔：正是盗亦有道呀！此后对他更添了一分敬意。对这些白额黑身的小家伙，石子总是悄悄把它们卖给一个外乡人，然后分一些香烟给我抽，最多一次给过一条“大前门”呢。
三十多年过去，我终于不知道这些獾子后来的命运如何，但总有种不祥的感觉。2012年在南疆，我特地花大钱买了一枚和田玉獾子，每天把它系在身上，我是在忏悔，或是祈盼它助我天天欢欢喜喜？可能是，可能都不是，反正我的网名就叫“欢獾”，它将伴随我度过漫漫人生之旅……
弄潮
翌年夏天，大队派我和另外两位农民兄弟去河边磅黄沙，驴车从矿山运来黄沙，我们在地磅窝棚里替他们过秤，每月大队根据我们记录的运力给车夫开工资。这是个轻松又实惠的差事，工分比先前高几倍，干两天还可回大队部休整一天，况且那些车夫担心我们少算运力，不断地向我们塞香烟，惯得我们拿腔拿调，俨然一副账房先生的派头。
这条河好像是滁河支流，河宽不到百米，向西南里把水路就是浩浩长江，大队的黄沙通过这条黄金水道运往各地。离我们窝棚不远处，有道约摸十多米见方的小河汊，长年波澜不兴，四周满是青苔，水质澄碧似镜。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条滁河水比树林子打鸟、山坡上捕兽又多出一番韵味。我们备有两口水缸，一缸蓄满河水，用明矾定水，每天用它漱洗，嘴里透着淡淡清凉味，感觉不用牙膏，也清朗纯净。另一缸盛的是河汊青苔水，再用细沙沉淀，清凌凌的水呵，无须假之于炉灶，口感比今天林林总总的矿泉水好了去了！特别是酒后烧心那当儿，舀一瓢牛饮，“泉香而酒洌（史湘云《酒令》）”，杀渴啊！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用少量开水泡一撮当地白马山的野山茶，兑上青苔水，清凉消渴，暑天里十分受用。
炎炎夏日，戏水是最好的玩乐。午休时，我纵身跃进河床，在柳荫下吸烟饮酒，吟诗高歌，颇有点“魏晋风度”，逗得农家小孩像看西洋景；日落时分，便在河里扎猛子，游荡在两岸之间，疲乏了，用皂角擦洗身子，全身滑溜溜，爽歪歪，惬意之余令我恍然顿悟：人，天生是亲近水的。三岁童儿，你在他跟前放盆水，定会专心戏耍，省却了大人许多麻烦；年轻女子细嫩漂亮，那是水灵；人老珠黄，是水分流失，所以现代美容讲究个“补水”和滋润。水哪，生命之源、美丽之源，也是欢乐之源。
说来也怪，原本旱鸭子差不多的水性，个把月工夫，什么蛙泳侧泳和狗爬式，我都上了手。艺高人胆大，小河里轻波潺湲已难尽兴，于是滋生了到大江里畅游一番的念头。我跑到父亲车队要了只旧轮胎做救生圈，在一个乌云漫天的午后，从窝棚处下水，沿河道向长江进发。
愈往南游，风浪越大，也愈感疲乏，我不住变换泳姿，不时浮在轮胎上小憩，这样游游歇歇，不到一千米的水路竟用了一个钟头，迎接我的是一幅壮观图画：江河交接的水面形成一道鲜明的分水岭，河水青淡而江面浑黄，如青衣女子相约田野壮汉；江上水流湍急，风助浪势，不时窜起一丛丛水柱，又落缤似地洒向四周；阵阵雷声中，江鸥迅速掠过江面，随即又惊鸿般地插入云霄，留下一串清脆空灵的叫声；间或大船驶过，扬起数道波峰由江心向两岸挤压过来，把我一次次推向江边；不一会雷声夹杂着暴雨劈头盖脸朝我打来，在雨珠婆娑中，我看到了船家女抢收衣物的诗情画意，看到了急箭般的雨点穿透江面的豪情豪迈，感受到了身体在波涛中的沉浮和激荡，想到了高尔基的《海燕》和王安石“入之愈深，其见愈奇”的雄奇境界。我终于明白，游泳的本义在江河、在湖泊、在海洋。此后数十年，尽管都市里的泳池比比皆是，我却很少体验，认为那不过是泡澡的翻版而已。
赶场
乡下有逢五赶小集，逢十赶大场的习俗。碰上赶场日，知青们习惯三五个成群，鬓发齐耳垂，脚蹬“大白蓝”（高帮球鞋），走路两边晃，抬脚踢箩筐——这是典型的知青做派，看见新鲜好吃的瓜果，拿起来就啃，然后再问价钱，而且，无论你出价多么公道，知青照例齐声喊贵，不依不饶，弄得农民常常拱手相送。我嘛，嫌公社的集市不够热闹，每次都约在邻近大队插队的堂侄奔袭几十华里，到仪征三十里铺赶场。
头天晚上，堂侄就赶来会合。翌日清晨，天边刚抹上一缕曙色，我俩便起床，每人下一海碗挂面吃了，藏好钱，扎紧裤管，身怀利刃，斜背气枪，匆匆往东北方向进发。我们先要穿越十多个庄子，踏过无数条沟渠和田垄，摆脱晓色蒙眬中不时尾随狂吠的草狗，才能来到奶山脚下，这时恰好天已放亮，稍事休整后便翻山越岭。山路崎岖时，我们卸下枪支，一个抓枪管一个抓枪托，前后支应着攀援；遇上蛇兽挡道，就绕道而行，不轻易招惹。有一回，我一人到背风处小解，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以为是堂侄，就开玩笑道：“怎么，你也憋不住了？”半晌没见回答，回头一看，天哪，一头野猪就离几丈远瞪着我呢！我赶忙回避它的视线，心里默默念叨着李白《蜀道难》：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一面倒退着轻轻抽身出来，躲过一搏：能和平共处，又何必刀枪？
如此艰险为哪般？
三十里铺是奶山背面一个集镇，紧靠仪征青山矿区，农民家多有务工者，在当时是很富裕的区域。这里集市繁华热闹，服务网点齐备，民风淳朴善良，女子娟秀水灵——自古扬州出美女嘛！它是当地人的小上海，周遭知青的小天堂。从奶山下来后，我们直奔三十里铺粮管所，那儿有一排自来水，可供我们洗漱一番，一扫灰头土脸的窘相，尤其食堂那位西蒙大娘——不知怎么她长得有点异域特征，我们亲切地这样叫她——会端张板凳让我们歇息，冬日里还会给我们打上热水，照例感叹我们“大老远插队不容易嗳”。
三十里铺得风气之先，方圆几十里的人家都喜欢把农副产品挑到这里，以图卖个好价钱。所有瓜果蔬菜仿佛刚出田园，淋着晨露、夹带泥土，五颜六色，生趣盎然，什么“早春韭菜明前茶、未啼鸣的小公鸡”，让我们大快朵颐，甚至连刀鱼、白虾等时令江鲜，也能在第一时间品尝到。当然，我们一般在赶场时吃足瓜果，生津止渴，然后再到邮电所打个长途电话回家。接线员是一个眉清目秀圆脸蛋的当地姑娘，说话的声音如出水芙蓉，清灵灵、嗲兮兮，就要渗透到我们骨子里去了。我跟堂侄心照不宣，像不要钱似地抱着话筒跟家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眼光却不住溜向着一身橄榄绿制服，姿势优雅地拔线接线的“圆脸蛋”……一来二去，我们不但知道她的芳名，而且……（写到这里，我想起《金蔷薇》作者、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对写作爱好者的忠告，意思好像是“不要轻易流入到低级趣味中去”——就此搁笔）。
日头当中，叔侄俩会找一间干净饭铺，点几道诸如大煮干丝、拌凉粉之类的扬州小菜，来一瓶乙种白酒，上两客小笼包，边吃边憧憬未来：上调回城，到一个国营工厂当工人，再找一个像……
在脸色酡红中沉湎着。平心而论，年轻时怀抱希望、向往未来绝对是一种幸福。有时，我们会突然咋呼一声：“别动，小心走火！”这是在呵斥那些乱摸我们气枪的大人小孩。我们故意提高声调，弄得整个店堂都能听到，因为能够玩气枪的，肯定是来自省城的知青。
三十里铺毕竟是小地方，弄清我们身份，饭铺主任必定要来寒暄几句，送一碗青菜豆腐或草头河蚌汤给我们，临走，还能从后厨拿出几个番茄萝卜，说是路上吃，使我们于破费之余得到一些小小满足。有时，我们刚出饭铺门，就会碰上迎面闯来的几位身挎吉他，边弹边唱的青年，与我们会意一笑，以为同道中人。饭后，我们照例去镇上澡堂子搓把澡，睡个午觉，赶在太阳落山前翻过山冈。
时至今日，我还纳闷，近两年的知青生活怎么眨眼就过去呢？而且，许多老知青在回忆这段生涯时流露出无限怀恋，不以为苦反而为甜？众多因素中，抱团取暖、善于解压显然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些终日在生产队脸朝黄土背朝天苦工分的城里娃子，利用赶集放假之际，像“土匪下山”样有限度地闹闹场子、宣泄一下，无疑更能有效地舒缓苦闷、酿造乐趣，就像现在国外一些企业特地摆放橡皮人靶子，让员工拳击发泄一样。还有那个曾老九（曾国荃）打仗时对士兵严酷之极，战斗结束后又松弛军纪，让官兵“大索三日”，手段够卑鄙，却愣是打垮了替天行道的太平军——不争的事实是，弦，紧绷易断、长松易烂，有张有弛，方为文武之道。
蓬门书香
文学青年
在《春天的故事》诞生那年，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街头宣传橱窗上醒目地挂着卢新华、孔捷生等一批以伤痕文学而名声大噪的青年作家的图片，看着这些青年才俊、时代宠儿，一颗火花不知打哪儿突然爆裂开来：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才是我该走的路啊！
一年前，为了返城，我已考入南京一所交通中专的分校读书，但对所学课程毫无兴趣，在这个科学文化迅速升温的年月，成名成家才叫个出息！我小时候就津津乐道于《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杂志，此刻发现这方面兴致不仅没有消减，反而烈焰腾腾。说干就干，我一口气订了《人民文学》《光明日报》和《文学报》等七八份报刊，还到书店买了一摞子名著和新出版的伤痕文学集子，每天读啊记，记啊背，嘴里念念有词，根本无心老师课堂上讲的什么流体力学之类的枯燥东西。
我们校舍建在幕府山的山坳里，春日的清晨，嘹亮的号角声响起，我便一轱辘爬起来，沿着山阳坡道缓缓上行，在鸟语花香中埋头背诵那些抄在小本子上的华丽词藻和优美句子。到了山顶，与守护大桥的高炮连战士唠叨几句，换换脑子，再吟诵着“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荫便拟归”之类的唐诗宋词走下山冈。登山的习惯，就是那会儿养成的。秋夜，上完晚自习，我会漫步在教室外那截废弃的铁道上，身被皎洁的月光，构思习作，想到奇妙处还得意地哼起了《林中的小路》等流行歌曲。多少年后，当我把文字游戏玩的颇为顺手，朋友同事屡夸我信息、帖子有文采时，才恍然顿悟：所谓的文学素养、文字功底，不是全拜这两年习文生涯所赐么？
这是仲春时节一个燥热的午后，我躺在南通路江边水翼1号狭小的船舱里，懒洋洋地打着盹。忽然，岸上有人急急地喊我的名字，依稀还听见“邮件”“汇款单”什么的。我疑是听错了，在这荒僻的江滩，亲友不会投书信来的……莫非？我一下从床上弹跳起来，头碰到了船甲板，生疼的，也顾不了许多，趿着鞋钻出船舱，刚上趸船就撞上了公司收发室的信使。“盖章吧！”他气急败坏地递过一个硬壳大本本，“你让我好找呀！”“哪……寄来的……”我嗫嚅着，一边签上名字。“武汉的，稿费吧！”他麻利地从一叠绿色汇票中抽出一张汇款单，上面金额一栏赫然写着“拾元整”。我激动地几近窒息，三年啦，从家中狭窄的阁楼到山下简陋的课堂，从偏僻的码头到昼夜航行的油轮，从岷江之夜到黄浦的早晨，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写完多少本稿纸？又遭遇过多少回退稿？今天……
还没容我陶醉，那个收发员又递过一包印刷品，撕开一看，是两本当月刊《海员文艺》杂志，我的那篇《团圆节》醒目在列，小说是以第二人称写的，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意识流表现手法，为提高命中率，投稿前还特地请南师大教写作课的高朝俊（如今高老师是江苏高考作文点评专家，名教授）指点了下，他也击节赞叹说“结尾精彩，拿得出手！”
嗅着飘逸着浓郁墨香的页面，一股成功的喜悦迅速掠过心头，看我一副如痴的样儿，收发员不禁笑了：“看得出你是第一次拿稿费。”他的嘴角微露揶揄的神情，并无恶意，“我们单位拿稿费的人多了去了，不过多是两三块钱，写的都是通讯报道。噢，还有你一封挂号信呢！”
我又是一阵惊喜：这是一份为期两个月的文学创作培训班通知书，并注明已向单位发出公函。接下来的事出奇地顺当，我们船队胡队长慷慨给假，按因公出差办理。在武汉，除了编辑们轮流授课，市文联还邀请了徐迟、苏叔阳等大作家与我们座谈交流。当时的普遍现象是，业余作者苦着熬着，一经作品发表，创作境遇立马改观，很受人待见。我至今难忘那个“抄手姑娘”刘晓玲。
在武汉培训，我和来自绵阳的滕林和上海的梁芝鹤（后调到江苏省交通厅编杂志）下榻在二航局招待所，小刘恰是那儿的服务员。她是我年轻时光碰到的最漂亮的姑娘，高挑个子、灵巧的嘴唇、白皙的脸蛋，尤其是那明亮的眼神让人止不定多瞄几眼，客人中带照相机的忍不住替她照几张相。她对我这个青年作者似有几分好感，培训期间我写了六七篇习作，她都是第一读者；我在信纸上龙飞凤舞地涂鸦，她替我工整地抄写在稿纸上，可谓任劳任怨。一次周末，我想到景区玩玩，向她打听晴川阁。“还在修呢，没啥看的。”小刘回答。我忙向她解释，说自己爱好考古，只想考察下遗存时，她爽快地说：“那好，我引你去，顺便去玩归元寺，五百罗汉可好看呢！”
到了第二天早上，她带了个邻家小男孩跟我玩了一整天，好生开心。记得回去后我把这事说给老娘听，俺妈直夸这丫头“有料”。我瞬间明白，倘若她跟一个顾客外出游玩，显然不得体，而多带个孩子，事情的整副面目就改变了，好一个聪慧的姑娘！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找一个“有料”的对象。三年后的1987年春上，我跟报社到“小三峡”开通讯工作会，回途停留武汉时，她来饭店看我，不失时机地又帮我抄了两篇在游船上写的散文，呶呶，那篇发表在南京日报上的《巫山云》，正出自她娟秀的抄稿……只怪手机、微信出现得太晚，以后咱俩就失联了。哎——
此后短期内我很是发表了一些作品，碰上退稿也不抖乎，常常换个报刊照常采用，记得曾送一篇叫《窗户》的小说给《南京日报》，难入编辑法眼，我随即过条马路递给了《新华日报》，三天后在副刊头条刊出。
当然，终生搞创作的人毕竟少之又少，“文学青年”也就当了这么三五年，以后漫漫岁月中，一时兴起，也会发篇把散文抒抒情、遣遣兴，后来是连同那些“少作”编成文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发行、作家储福金写了序的；经裴显生、凌焕新两位教授介绍加入省市作协后，每月收到各类文学赠刊也已二十多年，这些都算是年轻时付出的一种回馈吧！
无冕之王
我二十啷当岁的辰光，别说网络，连电视也没完全普及，报纸电台是主流媒体，记者非常“牛”，看演出或进公园，往往派司（记者证）一亮，就畅通无阻，若是到单位采访，更是让人诚惶诚恐，因为无论表扬或批评，都是人家信誉攸关的大事，所以称记者为无冕之王并非虚言。发了几篇文章的我，心里痒痒的：同是搞文字，咱就不能弄个“无冕王”干干？
机会还真说来就来。我单位是央企，在武汉总部办有企业报，我时常在副刊上发表些散文。记得是纪念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那会儿，为宣传和推动航运旅游业发展，总部又新办了一张全国公开发行的旅游报，并在长江沿线主要城市发展若干名特约记者，以填补采编人员的不足。因我是业余投稿的“老面孔”，有幸成为个中一员。虽然还不够正统，但比起通讯员的名头强了去了。
看着黑色烫金、精巧美观的记者证，心里甜丝丝、美滋滋的。恰巧，那两天上海芭蕾舞团在五台山万体馆举办音乐会，压轴戏是广州流行歌手王斯的演出。我瞅着是音乐会海报，一个大胆的念头迅速涌动：对，采访王斯，作为我的新闻处女作！当天下午两点，我叩响了下榻体育馆南侧小洋楼二楼的王斯房门。“你是？”开门的是位约摸二十出头的姑娘，诧异地看着我这不速之客。我自我介绍，递上证件。她略略看了看，旋即热情地把我让进房间。
女演员的闺房散漫而温馨。数口大皮箱敞着，横竖耷拉着五颜六色、不同款式的服装；偌大的弹簧床上凌乱地铺着细薄的云丝被，桌上摆放着尚未拾掇的餐盘；梳妆台前香水瓶、化妆品琳琅满目，幽香浮动。王斯肤色白皙，口唇樱红，眼波澄碧而富慑人的光芒，身着轻盈的素色休闲服，三分典雅，七分洋气，土包子我何曾见过这等场面？心口一阵狂跳。
看我发愣，她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刚起床，还没收拾。”她的错觉反而替我解了围，我定了定神，总算成功地完成了采访。
当晚，我又观看了她的演出，并请南京日报李海春记者替她拍了照。稿件和图片见报后，我遵约寄了两份给她，记得地址是广州电业新村。奇巧的是，二十年后我出差广东，当地音乐台每天都在播放她的歌，媒体称誉她是把流行歌曲带到内地的第一人，歌曲《信天游》的首唱者，上世纪歌坛“西北风”的引路人。
打这以后，我俨然以“文化记者”自居，一口气采访了马军勤、马晓伟、张毅然、林达信、段品章等十多个影星歌星，载体也随之拓宽，稿件常见诸《扬子晚报》《南京日报》《新华青年报》和《风流一代》等地方强势报刊，又先后兼任《长江开发报》（渝汉宁沪四市联办的经济大报）记者、《江苏法制报》特约记者。只可惜，“无冕王”的感觉也是有边际的，当经省电台新闻部肖、宋两位主任面试，发函商调时，我才发现自己已意兴阑珊……
天下好事
古人云：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读书的确是最好玩的事，但有个前提，就是由着兴趣读书才好玩，否则难吃这个苦。一年初夏，忽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招考在职专科生，作为文学发烧友的我，立即来了神，拿起户口簿（颁发身份证那是三年后的事了）和单位介绍信就跑去报名。好家伙，现场人头攒动，足有上千号人，领到准考证一测算，录取比例为十五分之一。显然，既有稳定的饭碗（工作）又能接受高等教育，这是最佳选择。咋办？同事和街坊邻居都晓得俺报考了，只得硬着头皮上了。
那会儿我在江边趸船工作，挑灯夜读复习，最痛苦的是蚊子叮扰，趸船有油驳停靠，又不许点蚊香，于是我穿上长袖外套和西装短裤，两条腿呢？很创意地浸入两个装满江水的塑料桶，既防蚊又凉快。经过一个多月苦读复习，两天半临场恶战，终于长嘘了口气：五门课总分超过录取分数线17分。当我去领录取通知书时，一位老教师挼着胡须打量着我，徐徐问道：“就是你自己吗？不错！”眼神里透着赞许。
我工作性质是干一昼夜歇一整天，而学校是每天晚上和周末上课，起初我还能与同事调调班，日子久了，大家都嫌麻烦。困则思变，我想出个“以学养学”的法子来。当时，单位里很重视社会形象和宣传工作，恰好新闻写作是我的必修课，于是主动写了几篇消息，交给了在报社当主任的同学。果然，几篇报道刊登后，领导们对我上课全部开绿灯，因为这顺应了专业对口的职教方向。特别是共青团那位小张书记，对我写的一篇反映青年工作的特写《奖你一把金钥匙》获奖很是振奋，主动介绍我入团，选我当团干部，翌年还被命名为交通部长航全线新长征突击手，工作岗位也变身为宣传干事，可以自由的支配时间。于是三年内，我得以轻松地手捧清茶，坐在宽大的教室里，跟着老师的节奏与辛弃疾、鲁迅和莎士比亚等古今大师们神交，聆听吴调公《谈人物描写》和唐圭璋《宋词赏析》等当今名家的生动讲座，那个惬意劲啊，啧啧！
记得依旧是初夏一个温热的午后，全校师生齐集五台山体育馆举行毕业典礼，归鸿校长宣布学院改师大，很幸运，我们是第一批拿南师大文凭的。
读书其实也像吸烟样上瘾。新世纪之初，我从事社会管理已十多年，工作性质稳定，业余时间充裕，于是又滋生了读书的欲望。其时，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专业招考全日制本科生，我研究了课程，顿时兴趣大增，除了政治理论课，更多的是哲学、史学、美学和艺术欣赏等精彩课目。小时候，我听家门口一个“摘帽右派”说过：学好数理化一季子，学好文史哲一辈子。掌握了思想方法，岂不终身受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