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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梭罗(Thoreau,H.D.)

出版社: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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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瓦尔登湖 /(美)梭罗著 ; 张健译. --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11ISBN 978-7-5386-8713-2Ⅰ. ①瓦…  Ⅱ. ①梭… ②张… Ⅲ.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Ⅳ. ①I712.6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8835号瓦尔登湖作   者 (美)梭 罗译   者 张 健出 版 人 赵国强责任编辑 林 鸣 马 杰封面设计 尚上文化开   本 880mm×1230mm  1/32字   数 220千字印   张 11.5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出   版 吉林美术出版社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邮编:130021电   话 0431—86037809网   址 www.jlmspress.com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ISBN 978-7-5386-8713-2         定价:35.00元序

康科德距波士顿大约20英里,是一座内陆小镇,1817年7月12日,梭罗即出生在这里。据历史记载,这个地方因马斯克特奎德河岸边大片的草甸而吸引人们来此居住。沿着河,往上游走,不远处便是布满岩石的高地和沙地,那里终年覆盖着松树、橡树、栗树和枫树。这里的人们大都是农民,但也有很多的商人、手艺人和工匠住在这个镇子上。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安静的小镇,漫步或者遐思真是再适合不过。

在梭罗生活的那个年代,康科德要比现在小得多,但更乡村化。当时只有2000人左右,人们过着简单而朴素的生活,渴望财富,却不会因贫穷而心生烦恼。农舍宽敞、结实,显示出古老的历史和主人的好客之情。在梭罗看来,这些古老的农庄很具有吸引力,当一座房子被毁掉,只剩下废弃的果园、门前庭院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梭罗仍然对它们怀有同样的兴趣,因为这些遗迹证明,从前曾有人在此居住。这种对人类与土地、河流和森林之间关系的兴趣在梭罗的作品中时常有所体现,他把与人类和森林、土地相处放到了一个同等的位置。(1)

1845年3月,梭罗从他的朋友——奥尔柯特先生 那里借来一把斧头,然后走入丛林,为他的小木屋建造作准备。这座小木屋距康科德村仅一英里,位于瓦尔登湖畔,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一直住在这里。梭罗能有此举,并非一时头脑发热,对于这件事,他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他来说,日常生活的艰辛和条条框框已是一种负担,他迫切需要这次实验来摆脱这些世俗的东西。他反对仅仅为了食物和住所就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来,智慧和精神上成长所需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在瓦尔登湖,梭罗想要弄清一件事,那就是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生活最根本的价值又是什么?他要身体力行,通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来揭示这一切。梭罗一直在渴望这个机会,走入丛林,与自然直接接触,而不是呆在村里,他想通过不受任何干扰的冥想和写作来享受这孤独的人生。

居住在林中的梭罗并非不与外人接触,时常有客人来拜访他,其中就包括他的朋友奥尔柯特先生。有一回,奥尔柯特先生在梭罗的小木屋中与其畅谈了一夜,清晨回家之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若我向上帝献出最虔诚的祈祷,祈求上帝赐予我人类中最伟大的东西,那么我想要的就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大多数人迷恋现在的名誉,而不是通过与朋友交谈获得灵魂上的提升。通过与我的朋友——梭罗和爱默生交谈,我发现了这种可能性;很多个夜晚,我与他们一同度过,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一些新的想法,他们从我身上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想法。”

爱默生在瓦尔登湖两侧都买了地,梭罗的小木屋就建在他的宅地之上。爱默生对梭罗的丛林生活很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生活一直吸引着爱默生。梭罗在瓦尔登湖生活了一年之后,在爱默生的建议下,他开始着手设计另外一座小木屋。这座小木屋与他之前的那座隔河相望,但这一座视野要更加宽广,更适合于读书和写作。不过,这座小屋只是停留在了设计阶段,并没有真正动工。后来,梭罗和爱默生商量,打算在后者的花园里建造一座供夏天居住的房子。这一次算是真正动工了,奥尔柯特、梭罗和爱默生三人拿着斧头,上山伐木,准备建筑材料。但爱默生只干了一天,就退出了,因为他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力气上,还是在使用斧头的技巧上,都无法与两位朋友相比。后来,梭罗也退出了,因为他发现奥尔柯特在盖房子之前并没有计划,连一张图纸也没有,房子盖到半截,觉得不满意就马上拆掉,如此反复几次,折腾得梭罗筋疲力尽。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住了两年多,他的这种举动逐渐为世人所知,因为以他的学识,竟有如此疯狂的举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对他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行为产生了很大兴趣。居住期间,梭罗除了思考、学习、散步、静思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写作。他把自己在这两年中的所思、所见全都写了下来,这就是后来的《瓦尔登湖》。在梭罗的所有著作中,没有任何一部能与这部作品相比,因为它在最大程度上显露了作者的天才。梭罗写完此书后,并没有立即出版,而是等了七年,等他的隐士生活彻底结束之后才与读者见面。此书刚一上市,便引起轰动,它让梭罗声名大噪,也让康科德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地方。

梭罗为何要让自己住在这样一个孤寂的地方至今仍是个谜。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读者都认为他是一个野蛮人,是一个厌世者。但就是在瓦尔登湖,梭罗才能摆脱世间的纷扰,安静地写作,这种孤寂的环境非常适合他当时的心绪。不过,梭罗并未把自己孤立起来,他时常走入村中,与人交谈,况且还有爱默生和奥尔柯特以及其他好友时不时地光顾他的小木屋,因此他始终都是一个与文明社会保持联系的人,只不过不是那么紧密罢了。梭罗在丛林中过着一种耕读的生活,等他一旦厌倦了这种孤独的生活,便痛快地抛弃了它。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梭罗从未后悔过;然而他从未要求过别人也像自己一样,过一种隐士的生活。梭罗曾提到:“除非一个人内心深处贮备了足够多的阳光,愿意拿出太多的时间与自己的黑色幽默作战。”

后来,梭罗的小木屋成了一位苏格兰菜农的财产,他把小屋移到了作者曾经种过豆子的那块地里,并在里面住了好多年。再后来,一位农夫买下它,给它的四角装上了轮子,把它转移到了三英里远的自己的农场里,用作装玉米和豆子的仓库,同时它也成了松鼠和冠蓝鸦的理想住所。

如今,梭罗建造小屋木的地方只剩下了一堆石头,每年都会有上百游客到这里来参观,而且人数还在逐年上升;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自然诗人,每位游客都会在瓦尔登湖畔捡起一块石头,放在石头堆上。克利夫顿·约翰逊

注:此次我们是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10年9月出版的《瓦尔登湖》翻译的,原序和原画均为克利夫顿·约翰逊所作,我们在此给予全部保留,以保持原版面貌。

(1)奥尔柯特先生:即阿莫斯·奥尔柯特(Amos Bronson Alcott),美国作家、教师、心理学家及超验主义者,和梭罗、爱默生是亲密的朋友,他的女儿即是《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柯特(Louisa May Alcott)。简朴生活 Economy

当我着手写下后面那些篇章,更确切地说是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独自生活在一所靠我自己的双手建造的小房子内,在丛林里,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畔上,邻居们都住在一英里远的地方,我自食其力,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我在那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一次在文明生活中短暂停留。

要不是镇上的人们曾多次询问、探究我的生活方式,我是绝不会把个人私事拿出来,借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人说我过日子的方式有些怪异,但这些事在我看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考虑到我周围的环境以及自己的遭遇,我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有些人问我吃什么,是否感到寂寞、害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另外有些人则更加好奇地问,我的收入中究竟哪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人,家口众多,开支也很大,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贫困孩子。所以在本书中,当我着手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请那些对我没有多少特殊兴趣的读者们绕道而行。大多数的书中,对于第一人称“我”总是有意无意被省略不用,本书则保留;本书中“我”字用得非常普遍。我们常常忘记,在书中说话的往往是第一人称。我其实并不应该过多地谈论自己,前提是,如果我了解别人如同了解自己一样透彻。不幸的是我经历尚浅,所以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而且,我也认为每一位作家,迟早都要对自己简单、真实的生活加以记录、描述,而不仅仅是道听途说。这些记录如同从遥远的地方寄给你的亲朋好友,对于我来说,如果一个人曾真诚地生活过,那么他肯定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下面这些文字更像是为一些穷学生写的。至于其他的读者,也会接受、采用他们觉得适合自己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去削足适履,因为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我所乐意谈及的这些事情,与中国和桑威奇群岛居民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倒是和你们这些读者——据说是居住在英格兰的人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事涉及你们的境遇,尤其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这座城镇的外部环境。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是否真的有必要过得如此糟糕,是否有着可以改善的可能性呢?我走过康科德的很多地方,不管是在商店、办公区,还是在野外,那里生活着的人们都在用成千种惊人的方式苦行。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的教徒让自己暴露在熊熊烈火中烘烤,直视太阳;或者把自己悬挂在火焰之上,头颅扭曲向下;或者侧转着脑袋遥望苍天,“直到整个身体严重扭曲变形,因为脖子是扭曲的,只能靠一滴滴液体流食才能灌入自己的胃肠”;或者终身蹲坐在树下,用铁链锁住自己的身体;或者像毛毛虫般用身体丈量广阔帝国的宽度;或者,他们单腿直立在柱子上——甚至于这些有意识的苦行也并不比我亲眼看到的那些场景更加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与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相比,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个苦役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只有十二个,这些苦役也有做完的时候,而我从未见过我的邻居们杀死或者抓获过什么怪兽,也从未看见他们完成过什么苦役。他们没有一位像伊俄拉俄斯这样的朋友用烧红的烙铁来切断九头蛇的根部,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个头被粉碎,又迅速长出另一个头来。

我看到镇子上的好多年轻人,他们的不幸来源于继承田产、农舍、牲畜、农耕器具,因为得到这些东西很容易,而要摆脱这些就难了。他们还不如出生在空旷的原野,被狼喂养长大,还能更加看清楚他们辛苦耕种的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是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一捧泥土足矣,为何要让他们贪食六十英亩?为什么他们刚刚出生,就开始为自己挖掘坟墓?他们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推动前面预设的一切,把生活过得尽可能好些。我曾经见过如此多的不朽灵魂,他们肩负重担,被生活压迫得几乎窒息,艰难地爬行在人生之路上,用力推着前面一个长75英尺、宽40英尺的庞大谷仓——奥吉亚斯王从未清理过的牛圈以及上百亩的土地、草场、耕地和防护林!那些没有继承财产的人,虽然不用被这些负担所累,但也要为了几尺血肉之躯疲于奔命、辛苦劳作。一个河湾,就在梭罗小木屋的下面

人们在一个错误的支配下劳动,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大都被犁入泥土,化为粪土、肥料。古书上所说的,一种似是而非、通常被称作必然的“宿命”支配着人们,积累财富,蛀虫和毒锈腐蚀它们,盗贼闯入他们的家门把这些财富劫掠一空。这是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过的生活,也许他们生前不知,但到生命的尽头,他们终会明白这一点。据说,杜卡里昂和比拉是通过肩膀向身后扔石头来创造了人类。

即使在相对自由的国度,大多数的人由于无知或者错误整天生活在无止境的忧虑和繁重的苦力当中,这些人注定不能采集到生命中甜美的果实。他们的手指由于经年劳作,变得粗糙和颤抖,无法采摘了。实际上,劳作的人终日不得闲,他们也不能形成正直的人格;他无法与他人维持最果敢的关系,他的劳动也会在市场上变得日益贬值。除了成为一架机器,他一无是处。他怎么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呢,而他的成长正是依靠这些无知,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知识,踏踏实实做一个白痴。在评论他们之前,我们有时要供给他们粮食、衣物,用一剂强烈的果汁给他们重新输血、恢复体力。我们天性中最美的部分,要靠最细微的呵护才能保存完好;然而我们对待自己和他人却并没有这样温柔。

众所周知,你们其中的一些过着很贫穷的日子,有时觉得生活过于简单,以至于苟延残喘在这个世界上。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吃了饭而付不起账,尽管衣服鞋帽已经破烂不堪,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为自己置办一两件像样的衣衫,但是你们却从雇主那里偷出一两个小时来读我写的这本书,显而易见,你们当中一部分人的生活卑微得如同虫蚁,因为经验让我的洞察力猛增,你们想做点小生意来摆脱债务,却总是捉襟见肘——一个非常古老的沼泽,拉丁文称之为aes alienum ,另一种黄铜,因为他们中有些货币就是用黄铜制造的,生死都受着黄铜的纠缠,在灭亡时,也要靠别人的黄铜来掩埋。总是答应着偿还债务,偿还债务,今天还,明天还,到死时还留下一屁股债,总也还不清。你们求乞、献媚、阿谀奉承,挖空心思、想尽办法终于让自己免于牢狱之灾;你们撒谎、进献谗言、投票,把自己唯唯诺诺缩进一个坚硬的壳里,却摆出一副很慷慨的派头,实际上你们很小气,这样你才能说服你的邻居们,让你给他们制造衣物、鞋帽、马车,给他们购买商品,你自己衰得很,到头来可能会给自己留点东西以防在生病时没有依靠。你们把一些零钱塞进一个破箱子里或者是塞进墙后面的一只破袜子里,更稳妥一点的地方呢,那就是砖造的银行里头,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少,反正是无所谓了。

有时我真是搞不明白,我们是如何的轻率、浮夸,实行了暴殄天物的奴隶制度,那些阴险、凶恶的奴隶主占领、控制着美国的南北大部。有一个南方的奴隶主监工会很惨,但如果有一个北方监工将会更加恶劣,但是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你成了自己的监工,成了自己的奴隶。还谈什么人的神圣性,简直是妄想!看看那些没日没夜、起早贪黑赶着车辆去市场的车夫们,你难道会说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在他们身体里吗?他的最高职责无非是给牲口喂一些草料和水,与运输业的利润比较起来,他的命运简直一文不值,不就是为一些有钱的大爷们赶赶马车吗?他能谈得上什么神圣、什么永生?看他惶惶不可终日,萎靡不振的衰样,既然谈不上不朽,当然也就谈不上神圣了,他是自己思想的奴隶和囚徒,不过是凭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混了一个名声而已。和我们对自己的评价相比,公众的看法不过是一个懦弱的暴君。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往往暗示着自己的命运。

成千上万的人寂寞而绝望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听天由命正是对绝望的重新认定。从绝望的县城走进同样绝望的农村,你在绝望中给自己一点可怜的安慰聊以自嘲。人类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中也隐藏着不由自主的深刻绝望,其实这本没有什么好娱乐的,因为娱乐往往要在做完苦役之后,不去做令人绝望的事则是智慧的表现。

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当我们用教义问答的方式试着给出一个确切答案时,看起来好像真的如此:人们之所以选择这种通常的生活方式,是因为和其他方式相比,这种更加令人满意。他们总是诚恳地认定:再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了。清醒和健康的人一定记得太阳总是很明亮地升起,现在就丢掉我们的偏见吧,到任何时候都为时不晚。不管多么古老的经验和思想,如果没有经过验证,那么一切都不可信。今天人们默许为真的道理,明天很可能就成为谬误,人们所认为的那片会带来甘霖的云彩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老人们告诫你不要去做的事,你要自己行动,发现真理,老人的思维习惯、行动方式只是属于老一套,年轻人应该有着自己一套新的玩意儿。年长者未必就比年轻者干得漂亮,年龄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在老年人那里,年轻人也得不到什么智慧话语、金玉良言,一切都要靠自己亲身经历、实践。如果要是问我到底有什么珍贵的经验可以借鉴的话,那么我会很确信地说出:我的想法、经验是前辈们从未提及过的。

一个农夫曾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不能只靠吃蔬菜活着,光吃蔬菜是不会让你的骨骼变得强壮和发育完全的。所以每天他都会虔诚地拿出一部分时间为他的骨骼提供粗糙的养料,他走在牛的后头,自言自语。让这用蔬菜塑造了骨骼的耕牛拉着犁耙有恃无恐地向前冲,突破一切障碍。有些东西,在特定的环境中确实是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在孤立无援和奄奄一息时尤为如此。一些奢侈品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完全不为人知。

人类的所有境遇已经被先祖们都经历遍了,无论是生命的低谷,还是高峰,都被投入目光。但人的才干却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去进行衡量,我们不能凭借过去的老经验来对其评判,因为先前的验证很贫乏,缺少足够的证据。不管你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失败,也不要一蹶不振,谁又曾经指派你去做自己先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呢,我的孩子?

对于生命,我们有上千种的方式去尝试、测定。一个太阳让大豆成熟,同时也照耀着如我们的地球相同的星系,牢记这一点,就能避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当我锄地时,脑子里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星星是多么美妙的三角形顶点啊!辽阔浩瀚的宇宙,此时正有多少遥远、形态各异的生命体在思索着同样的问题。谁又能够预知他人的前程,自然和人类是如此变幻莫测,一如我们的体制。还有什么比我们直视、洞悉彼此的眼神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瞬间之内体验我们整个世界的历程,历程中所有不同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从未在别人的经历中发现如此令人惊讶、感知的体验。

我的邻居认为是好的东西,在我看来却是恶劣不堪的,如果在我的人生中有什么让人悔恨的话,那极有可能是我的良好言行,我为什么表现这么好,难道是我中了什么邪吗?老家伙,你可能会说出你那智慧的事,你活了七十岁了,不能不算是一种荣誉,但是我却听到一个不可违抗的声音,让我远离你的那些陈词滥调。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业绩,和抛弃一条搁浅的破船没什么两样。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泰然地相信比自己相信的更多的东西,只要我们真诚地把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就不会对自己那样斤斤计较。大自然既能包容我们的优点也能包容我们的缺点。一些人总是为忧愁所恼、麻烦不断,几乎快没救了。我们总是夸大自己工作的分量,但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万一有一天我们病倒了,又该如何是好,生命不等人。我们整天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如果能竭力避免,那么我们绝不依赖信念。白天我们战战兢兢,夜晚却不情愿地祷告,然后把自己交给生命中的无常。我们被迫过认真而彻底的日子,对生命天生有一种敬畏感,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变,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就是这句话。实际上,通过圆心的直线有无数条,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深思熟虑过后的奇迹,每一瞬间奇迹都在发生。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想象最终转化为现实的时候,我敢说,所有的人都会从这一基点出发,建立自己的生活。

让我们考虑一下,刚才我提到的那些麻烦和焦虑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有多少值得我们受到干扰,或者说应该至少去关心一下?表面上,我们是在文明社会中生活的,要是能体验一把在原始社会中生存也不失为一件有益的事,哪怕只是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必需品,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得到它们,甚至只是翻一下商人的旧账簿,看看哪些货物是畅销货,人们经常买的是哪一类货物,瞧一眼那些小零碎儿们。

顺便提一下,生活必需品在我看来应该是所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都可以获得的东西,一开始,或者是在使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价值,从而觉得对生活有益的东西,野蛮人、穷人、哲学家都不能离开其而生存。对于很多动植物来说,这种东西就是食物。对于草原上的野牛来说,如果不去森林或高山上找一块隐蔽的栖息地,那么几把草、有水喝就完全可以应付。野兽们需要的只是食物和避难所,除此之外,没有更多要求。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主要分为这样几部分:食物、住所、燃料和衣物,只有具备了这些,人类才能随意应付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才能展望美好的前景。人类不仅会造房子,还会烹饪食物,很可能在无意中发现了火蕴含的热量,于是开始利用它。最初火也是作为奢侈品出现,到后来也就司空见惯了。我们发现猫和狗也同样拥有第二天性,合适的住所和衣物能让我们保持良好的状态,但如果穿得过多,火烧得过旺,外部温度就会远远高于体内温度,这岂不是要把我们自己给烧烤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一群人裹得严严实实,围在火炉旁,却感觉不到热,而那些赤身裸体的野人却被“烘烤得汗流浃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我们曾被告知,新荷兰人大摇大摆地赤身裸体行走时,欧洲人却躲在衣服里瑟瑟发抖,野蛮人的粗硬与文明人的智慧结合在一块儿难道不行吗?李比希说人体就好像一个火炉,食物充当燃料,肺脏不停内燃。天热的时候,我们吃得很少,天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些,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的热量是缓慢内燃的结果,如果这个过程速度太快,就会导致疾病和死亡。要是燃料不足或通风不畅,火就会熄灭。当然生命的热力与火并不能相提并论,对比从此结束。就上面所说明的情况而言,“动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热量”之间几乎可以画上等号,食物可以被看作燃料为人类提供热能,或者从外部为人体增加体温——衣服和居所恰恰是要保持这些产生或吸收的热量。

那么我们身体最大的需求就是保暖,保持体内这至关重要的热能。我们竭尽全力所追求的除了食品、衣物、住所,还有床铺——我们夜的衣裳,我们劫掠鸟巢,拔掉鸟的羽毛为自己搭建一个巢穴中的巢穴,就像一只鼹鼠在自己的洞里尽头铺设草和叶子。穷人们总是抱怨这个冰冷的世界,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社会上的痛楚,我们总是把这些痛楚归结为寒冷。夏天,在某些地方,则被视为天堂。燃料除了用来烘烤食物,实在是没有存在的必要。太阳是火焰,让果实成熟,而食物通常被认为是多变的,也是更加容易获得的。衣物和住所则完全或多半没有必要,现如今,在这个国家,当我通过自己的经验发现:只要有一把刀、一把斧头、一把铲子和一辆小工具车就能足够应付。而对于天生好学的人,再加一架台灯、一些文具和几本书就够了,这些也并不是急需品,当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但就是有一些人却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到荒蛮和对人体有害的地方去,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就是为了能在英格兰温暖舒适的生活中,最后死去,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不明智的。这些有钱人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温暖舒适的境遇,而是像烧烤一样在受罪,但那好像是种时髦的方式。

其实大多数的奢华生活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反而成为了人类向前发展的障碍。谈到奢华与舒适,聪明人实际上过着一种比穷人更简单朴素的生活。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的古老的哲学家都属于此列,他们的物质生活往往贫困不堪,但精神上却很富足。我对他们了解不多,但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近代的一些改革家和对本民族有所贡献的人也同样如此,只有站在我们所谓的安贫乐道的境地才能客观、无偏差地观察、注视人类的生活。奢华生活的果实注定奢华,无论是在农业、商业或者文学艺术方面。我们现在只有教哲学的教授,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但这些教授们仍然令人尊敬,毕竟他们的生活让人尊敬。要成为一位哲学家,除了要有细腻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建立一种流派,还要热爱智慧,并按照其指引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广而真挚的生活。要解决生活上的种种难题,不能简单口头上说说就算了,还要在实践中真正体验。一些大学问家或思想家的成功大都属于朝廷式的,而并不是帝王或英雄式的。他们按照规矩行事,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迂腐教条,绝成不了人类的先行者。为什么人类总在退化?是什么让家族灭亡?是什么样的奢华本性让民族堕落衰亡呢?我们能确定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没有这样的因素吗?哲学家总是领先于自己的时代,甚至是在外部的生命形态上,他不像同年代的人那样吃饭、穿衣、住房、取暖。如果一个人保持生命热能的方式不比别人高明,他怎么能成为哲学家呢?

当人们在我所提到的几种方式下暖和了之后,接下来他要干什么呢?当然不会是要更多的类似的温暖。他当然不会再要求更丰盛的食物,更大更壮丽的屋舍,更精美更华丽的衣服,更充足更持久更热烈的火焰等。他在得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就会要求另外一些别的东西,而不仅仅守着这些没用的废物——他要摆脱平庸生活的假期开始了,现在他要探险、体验生活了。看起来泥土好像是适于种子生长的,因为它把自己的胚根向下延伸以后,就可以信心满腹地向上茁壮生长。为什么人类要把自己的根紧紧扎在泥土里,不就是要像植物一样向天空伸展吗?——高贵植物的价值是由它们在空气和日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进行衡量的,它们远离地面,卑微的蔬菜无法与之比拟。即便是两年生的蔬菜,也只能是被培植到生好根以后,为此还必须剪去顶端,让许多人在开花时节都认不出它们。

我并不想给那些生命力顽强的生灵们制定什么规矩,无论他们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会顾虑自己的事情的,他们建造的房屋甚至比那些最富有的人更加富丽堂皇,更加挥霍奢侈,却不会因此而贫困,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像人们梦想着的,有这种人的话。我也不会对那些从现实中获得勇气,捕捉灵感,像情人一样热烈地珍视它的人再说些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自己就属于这种人;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我也无需多言,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到底过得怎样——我主要是向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说话,他们在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却只会无所事事地抱怨时运不济。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拼命地大发牢骚,而他们却称自己在履行职责。我头脑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起来很富有,但却是所有阶层中再贫穷不过的,虽然他们有一些积蓄,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他们就这样用金银为自己打造了一副手铐。

如果要说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渴望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我将会使那些多少对我有所了解的读者感到惊奇,而那些对我一无所知的人将会感到更加吃惊。我暗示自己曾经拥有几个梦想就足够了。

不管天气如何、气候如何,我都迫切希望改变当前的状况,并在手杖上刻下标记;希望站在过去和将来的交叉点——“现在”上,站在这条线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因为我的职业——与大多数相比更加隐秘一些。并非是我在刻意保密,而是从事的行业特点使然。我会非常乐意地把知道的都讲出来,在我的门口并没有“禁止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只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仍在寻找它们。我曾向许多游客描述它们的样子、踪迹以及它们回应时的叫声。我遇到过一两个人,曾听见猎犬吠声,马蹄声,甚至还看到斑鸠钻入云中。他们似乎也急于找寻它们回来,像是他们自己给弄丢的。

要观赏的不仅仅是日出和晨曦,如果有可能,还要大自然本身!多少个清晨、盛夏、寒冬,邻居们还没有忙碌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奔波了!无疑许多镇上的人都曾见到我做完事回来,清晨赶往波士顿的农夫,或去干活的樵夫,都遇到过我。事实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尽管我帮不上什么忙,此时唯一重要的事,就是日出时有你在场。

我在城外度过了多少个秋冬的日子,听着风声,然后把它传播开去!我在里面几乎投下全部资本,为了做成这笔生意,我迎风奔波,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有任何关于两党政治的风声,那必定是被一些政府公报抢先发表了的。别的时候,我就守望在树上或悬崖上观察,一有新的情况我就发电报出去;或守在山巅黄昏中,等待夜幕降临,期待着能捕捉到一些东西,尽管我的收获并不多,这些东西像露水一样,很容易就会在太阳底下融化。

很长一段时间,我曾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报纸发行量不大,编辑从来不觉得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有可用之处,这对于作者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我忍受了很大苦痛,换来的只是我的劳动,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到头来却是无尽的痛苦。在这件事上,我的苦痛就是它自身的回报。

多年来,我委任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观察员,我恪尽职守;又兼任测量员,如果不测量公路,就测量森林小径和捷径,让它们保持畅通,还要让溪谷中的桥梁一年四季都能通行。后来,人们留下的足迹证明了它的实用性。

我也曾守护过镇上的野兽,这些家伙们经常跳过篱笆,给忠于职守的牧人添了不少麻烦。我也会留意农场里人迹罕至的角落和僻静处,却弄不明白约拿或所罗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具体是在今天的哪一块田地上;反正这些跟我没多大关系。我给红越橘、沙樱、荨麻、红松、黑愕、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浇水,不然它们会在干旱的季节中枯萎的。

简单点说,我这样干了很久(一点儿也不夸张),兢兢业业干着我的这些事,后来我意识到,市民们是绝不会把我放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之内的,也不愿意给我一笔小小的薪俸,给我个挂名职务。我敢发誓,我记的账是很仔细的,从未被查对过,更不用说过账、支付或结算了,好在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不久前,一个悠闲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舍——一位著名律师家中兜售篮子。“你们要买篮子吗?”他问道。回答是“不,我们不要”。这是我们给予的回答。“天啊!”印第安人出门时喊道,“你们想饿死我们吗?”看到他勤劳的白种人邻居如此富有——律师只要把辩词编好,金钱和地位就会魔术般都跟着来了——他自言自语道:我也要做生意了,我编篮子;这件事是我能做的。他以为只要篮子编好了,就算完事了,白人会主动去买。他却不知道,他必须得让人感到买他的篮子是值得的,至少得让别人相信,买这么一只篮子是划得来的,要不然他就该做些别的值得让人购买的东西。我也编织过一种精巧的花篮,但我并没有琢磨着怎样才能让人家感到值得去购买它。反倒想着如何去避免这类买卖的成功。人们赞美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有一种。我们为什么要以贬低其他生活方式的代价来夸大这一种呢?

我发现:要让市民同胞们在法院、教堂或任何别的什么地方给我一个职位是不可能了,我只得自谋生路,于是我更加专注于森林,那里的一切我都很熟识。我决定立即开业,不等什么所谓的经费了,就用我手头上这点儿微薄的积蓄。我来瓦尔登湖,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要尽可能减少麻烦以便做一些私事,免得因缺乏常识和生意头脑而输得很惨。

我一直努力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这是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的。如果是和天朝做生意,你只要在塞伦港海岸上有个小会计室就足够了,你可以出口纯粹的土产,像冰块、松木和花岗石,都是地道的土特产,这一定是很不错的冒险。亲自处理一切大小事务:既是水手也是船长,既是业主也是担保人;买进卖出又记账;收发读写所有信件,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卸货情况;岸上的许多地方,你都同时出现;——高档货总是在新泽西岸上卸的;——自己还兼电报员,不辞辛苦地四处奔走,报告所有往来船只的一切情况;稳定当地售出货物,供给远方的一个需求量很大的市场,既要熟悉行情,你还要明了各处治安状况,预测商业和文明的走向;——走最新的航道,利用一切航海技术上的进步;——再要研究航海图,确定珊瑚礁和新灯塔、浮标的位置,而航海图表总是要时常核对,计算上的一点错误,就会让本可以安全到达的船只触礁——拉·布鲁斯就遭遇过这种未知的命运;——还得跟上宇宙科学,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从汉诺人和腓尼基人,直到现在所有这些人的一生,最后,还要时不时清点栈房中的货物,从而了解自己处于什么位置。这真是苦差事,它考验着一个人的全部潜能——这些盈亏的问题,利息的问题,扣除皮重的计算问题,一切都要精确数字,非得有数不尽的知识才可胜任。静静的河水

我觉得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那里有铁路和贮冰的行业;还有许多的便利条件,或许把它们泄露出来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是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一个好基地。你不必填那些涅瓦河区的沼泽;尽管到处都得去打桩。据说,涅瓦河涨水时,趁着西风,流来的冰块可以很轻易地把圣彼得堡一下子从地球上冲走。说到衣服,马上会涉及问题的实质,我们买衣服,往往是因为追求新奇,还要考虑别人的看法,但却很少考虑这些衣服是否真正实用。让那些有工作的人想想穿衣服的目的,首先是保持身体的温度,其次是为了在社会上遮羞,不至于赤身裸体到处乱跑;现在,可以判断一下,要是不在衣橱里增添什么衣服,有多少必需的重要工作也都可以做完。国王和王后一件衣服只穿一次,尽管有专职裁缝,他们却无法体会出穿上合身衣服的那种愉快。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架子罢了。我们的衣服,一天天地跟我们融为一体,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掉,缝缝补补,它们已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人因为穿了件有补丁的衣服而降低身份;但我知道,一般人为了衣服费尽心思,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要整洁,不能有补丁,至于他们自己有无健全的心智,却从不在意。其实,即使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没有考虑到小洞会变成大洞。有时我用下面这样的问题来测验我的朋友们——谁肯把膝盖上有补丁,哪怕只是破了两条缝的衣服,穿在身上?大多数人好像都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把自己的前程给彻底毁了。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肯穿着破裤子去。如果一位绅士的腿不小心给碰伤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是有办法补救的;可要是把马裤给弄破了,就不好办了;因为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应该尊敬的东西,而是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斐斐夫人曾周游世界,在从东到西的旅途中,当她接近俄罗斯在亚洲的部分,要去谒见当地长官时,她觉得不能再穿这套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那里的人民是会以貌取人的”。即使在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城镇中,只要有钱行头穿得阔绰、讲究,具备了那种偶然的因素,就会受到众人的敬仰。

一个人最后找到些事做,其实是不必穿上新衣服去工作的,一套经年放在阁楼里,积了灰尘的旧衣服就足够应付,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他的跟班穿的时间长得多——如果英雄也有跟班的话——而打赤脚则比穿鞋子更加历史悠远,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去赴晚宴或到立法院去的人才会穿上新衣服,他们换了一套又一套,如同那些地方来回不停穿梭的人群一样。可是,如果穿上我的夹克、裤子、鞋子,戴上帽子,便可以去做礼拜的话,这些也就够了,不是吗?谁见过他的旧衣服?——他的旧外套居然已经穿烂了,变成了当初的料子,就是把它送给一个穷孩子也算不上是在行善,说不定这穷孩子还要把它转送给某个更穷的人,或者此人也算富有的,因为即使东西再少他也能过活。我说,你得当心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事业,而不必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人,新衣服又怎能做得合身?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人们想要的,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做些什么或者做的到底是些什么事。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新衣服,不论旧的衣服如何肮脏,除非我们已经有了新的事业,或已向着什么方向开始航行,我们古老的躯壳里已有了新的生机,如果还是穿旧衣服,便有旧瓶装新酒的感觉了。不同季节我们更换不同的衣服,如同鸟类更换新的羽毛,必然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潜鸟退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脱毛,蛇蜕皮,蝉破蛹,都是内在物质不断扩展膨胀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最外面的表皮或世俗的烦恼而已。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在伪装下前行,到头来免不了被人类以及自己的观念所唾弃。

衣服换了一件又一件,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必须靠外加物才能生长。穿在最外面的往往是很薄很花哨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那里剥下来一些也并不是什么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的那件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皮层;这件衬衣可是我们的韧皮或真皮,剥下来的话,就会连皮带肉,伤及身体。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特定季节里都穿着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穿得这样简单,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能考虑周密,防患于未然,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若无其事徒步出城。一件厚衣服,大体相当于三件薄衣服,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购买力挑选便宜的衣服,一件厚厚的上衣5美元就能买到,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只需2美元,牛皮靴1.5美元,夏天的帽子不过25美分,冬天的帽子62.5美分,或者再可以花上一笔极少的钱,在家里自己做一顶更好的帽子,穿上了这样的一套靠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衣服,哪里还是贫穷,智者难道不会向他致敬吗?

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不流行这个式样了。”一点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说的是命运之神某种非人的权威,这样我就很难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那种样式了,因为她觉得我太粗莽了,不相信我是认真的。我们崇拜的不是美神、命运之神,而是时尚女神。她纺织,剪裁,全权处理。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跟着做。有时我很失望,这个世界上,可有什么十分简单而老实的事是通过人们的帮助而能办成功的?必须把这些人送进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一时站不起来,你看人群中,有的人脑子里是长了蛆虫的,不知是什么时候从那里的卵开始孵化出来的,烈火也烧不死这些东西,结果是白忙活一场。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埃及有一种麦子是一个木乃伊传下来,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的。

总之,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服装已达到了一种艺术的尊贵地位,我认为这些话是说不通的。现如今的人,还是有什么穿什么,像遇难水手漂到岸上,找得到什么就穿什么,人们超越空间或时间的距离,而嘲笑着彼此的衣着。每一代人都嘲笑老式样,而虔诚地追求新式样。当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就觉得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岛主和岛主夫人一样。衣服如果跟人没有任何关联,就可怜和古怪起来。抑制住嘲笑,让任何人的衣服庄重起来的,正是穿衣人严肃的双眼以及穿衣人在衣服堆里过的所谓真实的生活。穿着花里胡哨衣服的丑角如果突然发疝痛了,他的衣服也就表现了这痛楚的情绪。当士兵中了炮弹,烂军装也宛如高贵的紫袍。

男女都爱好新式样,这种稚气的、粗俗的趣味使多少人眯起眼睛看着万花筒,极力捕捉今天这一代需要的式样。制造商早就了解他们的品位反复无常。两种样式,不同之处只是几条丝线,而颜色多少还是差不多的,一件衣服马上就能成为畅销货,而另一件却成了积压品,而往往再过了一个季节之后,积压货又成了最时髦的样式。对比起来,文身却并不算什么坏习惯,刺入皮肤,不可更换花样,就称之为野蛮是不相宜的。

我相信,我们的工厂让人有衣服穿的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工人们的状况一天天更像英国工厂里的样子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据我所闻,公司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老实,而只是为了公司赚钱。往长远看去,人类总是能达到他们的目标的,因此,尽管一时的失败在所难免,目标还是不妨定得高远些。

说到住所,我并不否认它是目前的生活必需品,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更冷的地方都有人能够在没有住所的情况下照样生活下去。也许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没多长时间,就发现了房屋的好处,正所谓“居家安逸”,这句话表现出了对于房屋的满足,而不是家庭的融乐;然而有的地方,一提到房屋就联想到冬季和雨季,一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用房屋,只要一柄遮阳伞就够了。我们这个地区,以前夏天晚上只要有个遮盖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记录中,房屋是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房屋代表着他们已经露营的次数。人类没有壮大的肢体,身材并不魁梧,所以他得设法缩小他的领域,用墙圈起一个适合自己的空间。最初人们裸体生活在户外;虽然在温和宁静的天气里,白天还非常愉快,可是还有雨季和冬天,且不说那炎炎赤日,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屋来荫蔽他自己,人类或许早在抽芽的时候就被摧残致死了。传说,亚当和夏娃在有衣服之前,以枝叶蔽体。人类需要一个家庭,一个温暖的地方,或舒服的地方,首先肉体的温暖在先,其次才是心灵的慰藉。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类发展初期,有些胆子极大的人爬进岩穴去找荫蔽。每个孩子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这个历史,他们喜欢户外,不管雨天和冷天。他们玩房屋的游戏,骑竹马,出于本能。谁能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曾经凝望一个洞穴,或走近一个洞穴时的兴奋心情?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性还遗留在我们的体内。从洞穴,我们逐步走向上覆棕榈树叶树皮树枝,编织可拉伸的亚麻的屋顶,又发展到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盖板屋顶,石头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慢慢淡忘了什么是露天生活,我们的生活比想象中的还要室内化。炉火离旷野有很大的距离。如果白天黑夜没有什么障碍横在我们和天体之间,如果诗人没有在屋脊下面说那么多的话,如果圣人也不在房屋内待那么长时间的的话,情况也许会更好些。鸟儿不会在洞穴内唱歌,鸽子不会在棚子里呵护它们的纯真。

然而,如果有人想建造一所房屋,他必须得有北方佬的精明,否则事后他会发现自己是在一座工场中,或在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中,或在一所博物院中,或在一所救贫院中,或在一个监狱中,或在一座华丽的陵墓中。把住所做得很灵便是绝对必要的。我看见过潘诺勃斯各特河上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住在很薄的棉布帐篷里,四周的积雪约一英尺厚,我想要是雪积得更厚,可以替他们挡风的话,他们一定更高兴。如何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获得正常的追求,以前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很苦恼,而现在就好多了,不幸的是,我变得相当麻木了。我常常看到,在铁路旁边,一只大木箱子6英尺长3英尺宽,晚上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里面,这让我想到,每一个觉得日子艰难的人可以花1美元买这样一只箱子,钻几个窟窿,至少可以放进些空气,下雨天和晚上就可以钻进去,盖上盖子,这样他的灵魂便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爱了。这似乎不坏,也没有什么可鄙夷的。你可以通宵熬夜,睡多晚都行。外出时,也不会有房主、房东拦住你要房租。多少人为了要付一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的租金,烦恼不断;而他是不会冻死在这样的一只小箱子里的。我一点儿也不是在说笑。经济上的问题你完全可以不必考虑,反正也是无法解决。那些粗壮结实、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野外的民族,曾经在这里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屋,用的几乎全部是大自然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州的印第安殖民区的领事戈金,曾在1674年这样写道:“他们的最好的房子用树皮盖顶,干净清爽,结实而温暖,这些树皮都是在干燥的季节中,从树身上掉下来的,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相当重的木材压成巨大的薄片。……稍微差一些的房子是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盖顶,也很牢固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讲究……我所看到的,有的是60英尺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常常借宿在他们的棚子里,发现它跟最好的英国式屋子一样温暖。”他又补充说,室内通常是把嵌花的垫子铺在地上和挂在墙壁上的,各种器皿一应俱全。而且印第安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屋顶上开洞,放上一张席子,用绳子来开关,成为了控制通风的设施。首先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房子最多一两天就可以盖起来,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每家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或一个小单间。

在野蛮状态中,每家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来满足他们粗陋而简单的需要;但是,我想我这么说还是很有分寸的:飞鸟有巢,狐狸有穴,野蛮人有窝棚,然而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却有一半的家庭没有居所。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大村镇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若要有所荫蔽,每年得付一笔租金,在夏天冬天,荫蔽是少不得的,而这租金,足够他买下一个村子的印第安人的棚屋,但如今却让他们穷困潦倒一辈子。这里,我并不是把租屋与拥有房屋之间的优劣作比较,很明显,野蛮人拥有房屋是因为价格低,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可是,有人会说,可怜的文明人只要付了租金,就有了一个住所;和野蛮人的棚屋比起来,这房屋简直像皇宫一样。每年只要付25到100美元的房租(这只是乡下的价格),一个人就能得到经过多少世纪改进才有的宽敞房间,有清洁的油漆和墙纸、拉姆福底壁炉、内涂泥灰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然而,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总被称为“可怜”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一切的野蛮人,却自认为生活得富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说,文明使人类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我想是对的,尽管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有利条件——这肯定是说,不用提高价钱就能建造更好的房子;所谓物价,乃是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人生,可立即付出,也可以后付出。附近普通的房屋要800美元一幢,为了积攒这样一笔数目的钱,一个劳动者恐怕得付出10年至15年的生命,还得是没有家庭的拖累;——这是以每一个人的劳动,每天1美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别的人收入就要少一些——这样,一般他必须耗费掉他的大半辈子,才能获得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假如他租房居住,那也不过是在两件坏事中择其一罢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野蛮人是否会有足够的脑子,用他的棚屋来换得一座皇宫呢?

人们或许会想,拥有这么多的房屋,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无非是够他的丧葬费罢了。但是人们也许是用不着自己来安葬自己的。文明人和野蛮人区别就在这里。有人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无疑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这制度保存了种族,却牺牲了个人的生活。但我想说的是,为了得到眼前这些好处,我们作出了何等的牺牲;我还想说,我们是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得到很多好处的。你说可怜的穷人与你们同在,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也会跟着发酸,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主耶和华说,我用我的永生发誓,在以色列,你们一定不会有机会再使用这一箴言。”“看,所有的灵魂都属于我,父亲的灵魂属于我,罪恶的灵魂终将死去。”

我想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境遇至少同别的阶级一样好,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辛苦劳作了二三十年,或四十年,为的是可以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附带了抵押权而传给他们的遗产,或许是借了钱买下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辛苦劳作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的费用——通常是他们还未付清这部分。的确,抵押金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的原价,这样农场本身成了一个大累赘,然而到最后总是会有人继承,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他这个继承人和农场关系太密切了。我请教估税员时,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够一口气说出十二个真正拥有农场而又自由、清白的市民来。你要想知道这些家宅的实况,你得到银行去问一问抵押的情形。完全靠自己的劳动来偿付农场债务的人少得可怜,如果有的话,每个邻居都能把他指出来。我怀疑在康科德连三个这样的人都找不出来。至于商人自己,其中有一位曾经中肯地指出,他们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亏本,而只是由于困难而没有履行合约,这就是说,是由于信用的破产。这样一来,问题就更糟了,使人想到前面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不能够得救,也许还会比那些切实失败的人更糟。破产、拒付债务,是一条条的跳板,我们的一大部分文明就从那里纵跃上升,翻了跟头,而野蛮人却站在这条缺乏弹性的木板上。然而,在这里每年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总是弄得有声有色,好像农业的状况还极好似的。

农夫们总是想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一副鞋带,他会去做畜牧投机生意。他凭借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捕获到安逸和独立的生活,他正要转身离开,不料自己的一只脚落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贫穷也源于此,虽然有众多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倒不及野蛮人的种种安逸。正如查普曼歌唱的那样: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 为了尘世的伟大

把所有天堂的安逸稀释成空气。

得到房子的农民,并没有因此就变富,倒是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据我所知,这正是嘲笑之神反对工艺之神的充分理由,说她“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可以从一个恶劣的邻居那儿迁走了”。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下,我们的房屋是如此笨重,我们往往不是住在里面,而是被囚在里面。至于那需要避开的恶劣的邻居,往往倒是我们卑鄙的自己。我知道,在这个城镇里,至少有一两家,几乎眼巴巴盼了一辈子,想卖掉他们市郊的房屋,搬到乡村去,可是始终办不到,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恢复自由。

就算大多数人最后占有或者租赁那些有了种种改进的现代房屋,文明改进了我们的房屋,它却没有同时改进住在里面的人。文明造出了皇宫,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更加高贵,如果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又何必要比野蛮人住更好的房子呢?

可那贫穷的少数人怎么生活呢?也许可以看到一点,正如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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