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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1 22: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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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力夫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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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

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试读: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代前言)

继新华出版社推出《正说中国历代末帝》之后,作为它的姊妹篇《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也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一般说来,历代末帝多是腐败无能的亡国之君,而历代开国皇帝,多是富于开拓精神的创业英雄。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执政理念和不同的结局中,进一步向我们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至理名言。

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以史为鉴”通常都是正面积极地告诫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大到治理国家,小到自我修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也有2000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明而又富于开拓精神的皇帝。其中嬴政秦始皇就是一位,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矛盾人物,既有大功也有大过。他最大的功绩是用10多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180多年的混乱纷争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统一全国文字,统一度量衡,大力发展水陆交通,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暴君,“焚书坑儒”、修筑长城,加上晚年贪图享受,特别是他的继承人秦二世胡亥,昏庸无能,在位期间滥用民力,继续大修阿房宫和驰道,人民不堪重负,随即爆发农民起义。秦朝相传两代,仅仅15年就被人民推翻了。可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最短命的王朝。

无独有偶,与秦朝情况相似的还有中国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也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成就卓著的皇帝。他于公元589年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开始用考试选拔人才,推行均田制,鼓励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减轻租赋徭役,免除盐、酒税,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民的生活也获得了显著的改善。但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却大肆挥霍奢侈,大兴土木,建都城、辟驰道、筑长城,驱使数百万人从事劳役。更为严重的是,在公元611—614年,三次入侵高丽,耗资甚巨;又常年携大批文武官员、妃嫔歌伎等,四处巡游,任情挥霍,征敛苛重,以致民怨四起,终于在公元618年,也就是在位的第14年,就被人民推翻了。其教训发人深省,即为君不为群众办事,大逆不道,不顾人民死活,必然走到绝路!

从秦朝到清朝2000多年间,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了三个黄金时代:

第一个黄金时代,史称“文景之治”,包括汉武帝刘彻的开拓疆域。从文帝开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后逐渐衰败,最后是王莽专权和称帝。

第二个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直到“开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乱”则129年。之后,唐朝进入衰败期,直至灭亡。

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133年。之后,就是内忧外患频仍,虽然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但也未能中兴起来,末期的“戊戌变法”也遭到失败,最后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中国历史上的这三个黄金时代,以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最强盛而又文采斑斓的时代。唐代不仅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居世界首位,经济总产值占世界1/3以上,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唐代共产生了2000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下了5万多首诗歌。李白、杜甫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出古代散文的典范精品。在小说、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许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师。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对外奉行开放政策。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当时唐朝的首都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住有众多的外国使节、商人和留学生。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加以取舍,经过汲取和发扬愈显得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唐代确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

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各国人士不顾跋涉的艰难,来到中国,观摩摄取。前来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不仅有亚洲周边国家,而且还有中东、非洲,甚至欧洲国家的代表。文化交流的盛况前所未有。

据史书记载,日本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19次之多。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于政治目的的使节,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资深的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画家、音乐家,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团,多达几百人。从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在500人左右。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因而唐代的文化制度也随之介绍到日本。

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日本僧侣为数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问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长达20余年,甚至达40余年。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唐高宗时智通、智达法师,随遣唐使来长安,从玄奘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荣叡和普照法师在开元时随遣唐使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叡和普照对日本佛学的影响虽然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的文化交流却作出了重大贡献。鉴真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样式建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术和汉文学、药物学,都因鉴真之东行而传播于日本。日法师圆仁先后在中国10年,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也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历史文献。

唐朝的繁荣昌盛,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密不可分的。李世民可谓中国封建社会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一代英明的君主。早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就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见《贞观政要》务农篇)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的思想。“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也这样叫喊过,但像唐太宗那样切实地加以推行的却是寥寥无几。他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做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的一句名言是:“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人离不开衣食,“营衣食”就是要搞农业。唐太宗从隋末统治者践踏农本的惨痛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须把恢复与发展小农经济提到国本的高度,制定了“抚民以静”的方针。以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如实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唐太宗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决心不做殷纣之类的“劳民之君”,而要做“治国之主”。因此,唐太宗能切实地推行重农政策,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就。

唐太宗在事业上的成功,和他善于用人“虚心纳谏”是分不开的。他和魏徵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魏徵(公元580—643年)唐初大臣,政治家,河北馆陶人。少时孤贫落拓,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李密败后降唐,初任太子洗马,成为李建成的心腹,曾献过早除秦王(李世民)的秘策。玄武门之变,魏徵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报私怨,出于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对其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7年时间,魏徵由仇虏而位及重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

魏徵也不负太宗的厚望,频加忠谏,劝君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魏徵在职期间,先后向李世民陈谏200余事,反复以隋王朝为鉴戒,提醒唐太宗,强调:“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要求国君(李世民)居安思危,兼听纳谏,轻徭薄赋,躬行俭约,务必使人民得到安定,休养生息。他敢于不断对太宗犯颜直谏,对李世民的行动及政策措施给以极有益的影响。魏徵死后,唐太宗曾慨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朕失一镜矣!”

现在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黄金时代之后就是衰败,或大乱,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从整个中国历史看,黄金时代少,而且较为短暂,动乱时代则较多,而且时间长,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早译名为革命组织党),从1928年执政以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然而,执政70年后失去政权。苏共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中国国民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后也失去政权。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是严重脱离群众,不能正确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内部腐化堕落等等,似乎是共同的。还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

如何跳出“兴衰的历史周期圈”,这是所有的政治家和革命政党普遍关心的问题。早在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就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问题。他说: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都受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怪圈。当时,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据薄一波同志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将军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3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157页)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是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任何执政党都要遇到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2000多年来,许多开国皇帝和末帝兴衰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各国政党成功和失败的经历,进一步向我们说明: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如果放松自我约束,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社会矛盾,放弃或放松民主监督,不注意自我改造,生活腐败,不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接纳正确的意见,就会官逼民反,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接受批评,接受监督,能防止错误发生。但唐太宗有时也很难接受批评,忠言逆耳,甚至想杀这个田舍翁。只愿做自己说了算的统治者,不愿有人监督他。但绝大部分意见李世民还是听进去了,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实施方略,这就是英明君主与昏聩君主的区别所在。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执政党政府除了做好国内的事情外,对外还必须奉行与时俱进的积极开放政策,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吸取和采纳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为发展我国经济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所用。如果采取妄自尊大的封闭政策,势必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在这方面大清王朝有着惨痛的教训。

众所周知,大清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创造过“康熙、雍正、乾隆黄金时代”。鸦片战争前,特别是1820年以前,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35%,国民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的32 . 9%。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18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历史机遇,但清王朝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由于政治腐败,思想僵化,科学停滞,才导致一次次错失重大历史机遇。英国人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自秦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告诫我们,历朝历代,盛世隐忧,君臣陶醉在歌舞升平中,没有意识到隐患,纪纲为之不振,贪污腐败,最后导致灭亡,这几乎成为普遍的规律。

同样,中国历史的经验和当代各国政党执政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必须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必须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努力学习和吸取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居安思危,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必须廉政为民,严防腐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才能使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春常在,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是应新华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和从秦至清2000多年各个朝代的历代史及重要文献。由于书目繁多,不再一一列举。在写作过程中,承蒙诸多朋友的帮助,对此特表示诚挚的谢意。解力夫2008年8月于北京

秦始皇嬴政

秦朝建立者嬴政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是秦庄襄王之子。年13岁庄襄王死,他被立为秦王。时吕不韦为相,宣太后嬖臣嫪毐受封长信侯,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亲理朝政,嫪毐趁他外出之机发动叛乱,秦王一举粉碎吕不韦——嫪毐集团,杀嫪毐,幽禁太后。次年免吕不韦相,旋采纳李斯等灭六国、成一统之计。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始,至公元前221年灭齐,10年间悉灭六国,结束了180多年战国混乱纷争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并相应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一代英主,又是一位“焚书坑儒”的暴君,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历史人物。

提起秦始皇,马上在世人面前,就会出现一个专制独裁皇帝的影像。其实,这位在西方人眼里被称做“中国拿破仑”的始皇帝,却是一位饱经世态炎凉的奇特男人。8岁之前,母子二人被父亲丢弃在到处充满仇恨目光的敌对国家,过着宛如“弃子”般的生活。幼小的秦始皇承受着终生难以泯灭的心灵伤害,强烈的报复心使秦始皇对权力产生了奇特的嗜好。

秦始皇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中成长着。刚满13岁就继承了秦国的王位,然而,此时丞相吕不韦,就像一棵百年老树,盘根错节,深入秦国的各个阶层,官商网络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吕不韦不除,秦始皇的独治权便无法贯彻。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的秦始皇,在清除掉吕不韦之后,便不失时机的发兵灭韩,拉开了10年统一战争的序幕。在腥风血雨的残酷战争中,以超乎常人的气魄,果断的胆识和铁一般的手腕,先后消灭了诸侯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为后世中国的巩固、发展、完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进而在发展经济和社会文明方面作出世界性贡献,奠定了基础。

嬴政生活的战国时代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史称“春秋”时代;此后,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史称“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的五个半世纪,是中国古代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从政治上讲,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代替了授民授土的封邑管理制;从贵族专权、“世卿世禄”过渡到以任免为特征的官僚体制。从经济上讲,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主贵族多级占有的“井田制”;从“工商食官”过渡到私人工商业比较自由发展,并空前繁荣的局面。而涵盖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内容、遍及战国各国的变法运动,是一场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封建化运动,变法的成功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确立。

伴随政治经济变革的是列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兼并战争,它使数以百计的大小诸侯国并入几个封建大国,从而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剧烈的政治经济变革,残酷的战争,文化的积累,促成了思想领域“百家争鸣”思潮的勃兴。而所有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统一的中华民族的雏形——华夏族已经出现。

春秋战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宗族奴隶制为特征,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以井田制即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奴隶社会,以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绵延了夏、商、周三个朝代,近2000年之久。这个时期,青铜工艺尽管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青铜是稀有金属,奴隶主多用于制造礼器、武器和生活用品,却很少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因此,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还是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历史进入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社会获得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崭新力量。

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公元前475—前221年,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更加普遍。从东海之滨到川陕地区,从松辽平原到江淮的广阔沃野,几乎到处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河南辉县的魏墓出土有犁铧、、锄、镰、斧,湖南长沙的楚墓,河北燕国遗址,都发现了铁农具和制造这些农具的铁范。在河北石家庄市一个赵国墓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制工具占65%。辽宁抚顺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占全部出土农具的90%以上。这说明经过春秋战国500年左右的发展,铁制工具在社会生产中已经占了主导地位。

与铁制工具使用和推广差不多同时,牛耕也开始广泛使用,给农业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大规模的开垦和精耕细作同时并进,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许多草莽丛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肥田沃野。铁器还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吴国开凿了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渠,成为后世南北大运河的奠基工程。魏国邺令西门豹“引漳水灌邺”,把大片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秦国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筑了都江堰,使万顷土地得到自流灌溉,成都平原从此成为“天府之国”。战国末期的秦国,在关中地区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使4万顷土地得到灌溉,为秦国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物质基础。铁的应用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掌握生产季节和气候的“审时”,粗分土壤种类的“辨土”,以及精耕施肥的技术都得到了应用。

铁的广泛应用,在为手工业提供大量工具的同时,还提供了远比青铜更丰富的原料。尤其战国时期,随着冶铁和锻造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钢的出现,钢铁已被用到制造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和社会生活用品的方方面面了。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发达起来,货币经济也渐渐抬头。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影响下,不少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会,如咸阳、洛阳、邯郸、南阳、临淄、寿春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在生产关系方面,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城市经济都出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局面。到战国时期,全国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彼此联系的东西南北中五大经济区:

——东方为齐鲁经济区,区域为今之山东全境和河北南部,以齐国为主,盛产鱼盐钢铁麻桑、工商业发达,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南方经济区包括淮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即原来的楚、吴、越三国。这里地广人稀,河湖纵横,资源富饶,商贸发达,农业稍显滞后。

——西方经济区包括关中、巴蜀和西北地区,为周、秦故地,有较发达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商业。

——北方经济区包括燕国、赵国北部和中山地区。其北部、西北部、东北部与游牧民族接壤,牧业发达,农业相对粗放。

——中原经济区指黄河中游地区,包括赵国南部、韩、魏、宋、卫等国。这里是夏、商、周三代的中心区域,有发达的农业与活跃的商贸。

由于五大经济区各有特点,物产不同,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间此疆彼界,关卡林立,但因为各地百姓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商人们还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突破关卡,将各地的土特产品贩运到紧缺地区,促进不同地区的物资交流。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和成长,造成和扩大了各诸侯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从而出现了列国争霸和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的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大量积蓄的粮食,毁于战火;无数的社会财富,耗于刀兵;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男子,战死疆场。“易子而食,析骨而炊”(见《左传·宣公十五年》),百姓为这个战争付出的是大量的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然而,恰恰是这样连年累月的战争,既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也加快了统一的步伐。

争霸和兼并战争,以优胜劣败的铁的规律,使锐意革新的国家,封建生产关系迅速成长,日臻强大。也使一些弱小落后、固守奴隶制旧垒的国家日趋没落,最后走向灭亡。然而,战国后期中国统一的形势已经形成,战国七雄中也不乏觊觎统一果实的雄主,但最后摘取这一硕果的却是六世坚持改革百余年不变的秦国和它的国君嬴政。

商鞅变法 富国强兵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到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立,在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受着中原地区各国进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于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积极图强,以期东进,与六国争衡。

商鞅变法的原则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自公元前359年开始,秦孝公先后以其大氏族长的地位,命令强制实行了各种改革:

——在社会制度方面,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的氏族制度,旧生活,旧习惯。把相近的许多小乡邑变为县,设令丞,制定行政体系组织。废除旧氏族社会聚族而居的土地上的阡陌封疆,开阔田亩。商鞅在全国推行县制,一方面打击了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封郡,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地方行政体制,对于进一步维护全国的统一,提高行政效能起着重要作用。

——在内政方面,民户五家为保,十家相连。有奸人互相告发,不告发的腰斩;告发的与斩敌者同赏,隐藏的与降敌者同罪。通过这一办法,把所有居民都编制在封建的统治组织中,从而实现秦国国君对全国臣民的直接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废除贵族特权,建立以功劳大小确定爵禄等级的新的封建制度。这一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当时贵族子弟保爵禄立新功,更激励非贵族出身的文武之士以功劳取富贵,以跻入统治者的行列。

——奖励耕战。在军事方面,按功授爵,私斗的各依轻重受罚。贵族非有军功不得享有“爵秩”。在经济政策方面,奖励生产,减轻赋税。产量多的减轻或免除徭役负担,懒惰贫穷的都罚做奴隶。

当时列国纷争的形势,要求各国寻找一条富强之路。商鞅的奖励耕战,恰恰将富与强结合起来。因为农业是当时经济的主要部门,粟、帛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标志,让大多数百姓致力于耕织,就能保证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禁止私斗,奖励军功,是为了激励士卒在战场上顽强搏战,杀敌制胜,以军功去换取富贵利禄。这必然使秦国拥有一支勇敢善战的武装部队,以便在兼并战争中夺取最后胜利。

——自雍迁都咸阳。雍(今陕西宝鸡)地处渭水上游,距关中中心地区较远,特别是距秦国与魏、韩、楚等国的交界处较远,不便于处理与东方诸国的外交与征战事务。迁都咸阳,不仅能够迅速处理外交与军事,而且因咸阳处于关中中心位置,更易于实施对秦国的管理。经过秦孝公以后数代人的经营,咸阳终于以东方最雄伟壮丽的帝都矗立于关中平原的渭水之阳。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是在战国时期席卷各国的变法潮流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效果最显著的一次变法。这是一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的封建化运动。通过这场变法运动,原来较为落后的秦国迅速后来居上,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

因为这次变法,较彻底地废除了奴隶制的井田制,确立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一家一户小农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税收制度的改变,度量衡的统一,对耕田织帛本业的奖励,从而使秦国经济飞跃发展。由于废除贵族封邑制,实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大大提高了秦国的行政效能。由于实行军功爵位制,极大地激发了士卒的作战积极性,加之严格的训练和纪律的约束,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空前提高。在变法期间及其后与魏国进行的数次战争中,秦国大都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

经过秦孝公和商鞅20多年的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秦国一改往日委靡不振的局面,不仅重现秦穆公时代的雄风,而且以更加强劲的势头使东方六国胆战心惊。不幸的是,公元前338年,44岁的秦孝公英年早逝,商鞅的境遇立即逆转。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几乎触动了当时秦国社会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其中受损较大的是那些奴隶主贵族集团。他们在变法开始时坚决反对,变法进行中处心积虑地阻挠破坏。孝公一死,他们就唆使新继位的惠文王对商鞅施以残酷地报复。并将商鞅车裂而死。悲哉!痛哉!

历史证明,商鞅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政治家,实践家,同时又是一个智勇兼备的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客卿,他的才干只有得到君主的信任与授权才能施展和发挥。而秦孝公恰恰是一个致力于国家振兴,求贤若渴的英明君主。他对商鞅信之以诚,任之以专,授权之后,放手使用,全力支持,绝不掣肘。正因为君臣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才使秦国的变法,成为列国变法中最成功的范例。这次变法的成功,促使秦国在封建化的道路上,以超越列国的速度跑步前进,为秦国最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国的强盛,日益成为“山东六国”的大威胁。有些说客们便乘机在各国统治者之间,奔走游说,不是“合纵”,就是“连横”,以博取自己的富贵,或游说山东诸国结成联盟,以对抗秦国;或替秦国拉拢某些国家,来进攻另一些国家。公元前311年,张仪替秦“连横”,诱使六国都西向事秦,但不到一年,“连横”政策就失败了。“合纵”“连横”即使能取得暂时的安定,但各国实力在其根本未经动摇的情形下,战争还是不能避免的。

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策士,是当时列国激烈斗争的产物。他们与军事斗争相配合,在外交战线上演出了一幕幕波谲云诡、变化莫测的活剧。他们活跃于列国间,时而激化矛盾,时而消解冲突,谈笑间,使和平的边界燃起烽火;一番折冲,又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仿佛这几个人左右着列国的安危和命运。其实,代之而起的主要是将帅的谋略和秦军东向征伐的马蹄声了。

秦始皇亲理朝政

嬴政于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1年),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这一时期,秦与东方六国间战争频仍,其父(庄襄王)作为人质,时时都有生命危险。嬴政母子随侍在侧,也是日夜处在惊惧不安之中。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他们母子在秦、赵两国的激烈斗争中差点成为牺牲品。

嬴政诞生于战国时代的烽火岁月,大概从记事时起,他就目睹了数不清的刀光剑影,似懂非懂地经历了无数的宫廷内外的明争暗斗。他过早地接触到政治斗争,以及与之紧密相伴的残酷无情,也过早地泯灭了童心,失掉了爱心,日日耳濡目染的就是武力与权力的为所欲为。这一切对于塑造嬴政的性格,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帝王生涯和一系列的重大决策。

公元前247年5月,庄襄王以33岁的盛年撒手人寰。13岁的嬴政在群臣山呼万岁的一片颂声中,登上了咸阳宫中那金碧辉煌的龙座。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150多年间,六代君主,一直在改革中奋斗,在奋斗中改革,使秦国由僻处西陲一隅的小国,一跃而升为七雄中经济最发达、军力最强大的封建大国。六世余烈,即将结出诱人的统一硕果。

登上王位的这位13岁的少年,不管他意识到与否,他都要摘取这枚硕大即将成熟的果实。历史为他安排的,是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一连串的胜利机遇。在残酷的斗争和成功的喜悦中,一代历史巨人在渭水之滨的宫廷里,开始了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生涯。

秦始皇即位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并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形成了对东方六国有利的进攻态势。辅佐嬴政的丞相吕不韦,凭此有利形势,从秦始皇元年至九年,几乎每年都发动对六国的战争,并且几乎都取得了胜利。这些军事行动的最大成果,就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置了东郡,进一步形成了对秦国的有利态势。

此时的秦国,北以河东、上党两郡从西北方向威逼韩、赵、魏,中以三川、南郡隔断楚与三晋的联系,建立起东向进兵的走廊,同时北胁三晋,南威荆楚。而以濮阳为中心的东郡的建立,不啻在齐、楚、魏、赵五国间打进一只强有力的楔子,使秦国直接与齐国接壤,便于对齐国施加外交与军事压力,这不能不说是秦国取得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吕不韦在秦国主政期间还办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这就是组织门客编写了《吕氏春秋》。此时的吕不韦正面临着即将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美好前景,踌躇满志,顾盼自雄。他要为统一的帝国立法,为建立统一的理论与思想而尽力,以便呵护幼主和他的帝国在平稳中走向繁荣与昌盛。正如元代学者陈澔所说:“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吕氏春秋》的自然观与认识论大致折中于儒、道二家,而以道家为主。最丰富的内容是其政治思想,其中汇集了儒、道、法等家的理想。例如,它倡导“公天下”的观念:“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生,不阿一人。”《吕氏春秋》政治思想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德治”的理论:“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吕氏春秋》在鼓吹“德治”,主张对百姓施以忠、孝、仁、义教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赏罚的作用。与韩非的刑罚万能论不同,他认为刑罚必须适度,绝不能流于烦苛,“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而适度的赏罚则是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保证“民无不用”的条件:“赏罚信乎民,何事而不成!”《吕氏春秋》还主张奖励耕战,这既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秦国的治国传统。吕不韦尽管经商起家,知道商业利润远远高于农业的收入;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更清楚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它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

这是农本思想的全面而充分的阐述,其中心就是稳定的农业和稳定的农民,不仅是国家社会安定的基础,而且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源泉。离开农民的安定和农业的发展,战争也就没有了最丰富的资源,无耕即难战。这一法家的最重要思想,作为商鞅之后秦国坚定不移的国策,在六世之后,被嬴政和吕不韦坚持下来,并作了创造性的发展,这是秦国最后能够统一中国的最重要原因。

大约在公元前239年,秦始皇八年,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完成了《吕氏春秋》的编纂。此时,他任秦国丞相已达11年之久。这11年中,他实际上是秦国的真正当政者,庄襄王在位的3年,因感念他为自己筹谋太子尊位的恩德,心甘情愿地将军国大事托付于他,实践了“分秦国与君共之”的承诺。嬴政继位时,年仅13岁,更是将国事全部委托给吕不韦,不仅尊他为相国,还称其为“仲父”,使吕不韦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地在秦国发号施令,一言九鼎,权倾朝野。家僮万人,食客数千,封邑十万户,其拥有的财富已大大超过了他经商的回报。

吕不韦的权势可谓“如日中天”,达到了顶点。他权、利双收,威名远扬。此时组织门客撰著《吕氏春秋》,实在也是想为万世立法,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学术体系,以求永垂千古!然而,处于峰巅的吕不韦,却碰上“嫪毐案”,使他陷入万丈深渊!

这一案件是与嬴政的母亲赵姬、一位风流的王太后联系在一起的。很早以来,吕不韦就与嬴政之母赵姬通奸,是一对“难分难舍的情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但是,太后与吕不韦都明白,宫禁森严,随着嬴政年龄增大,他们偷情暴露的危险也日益增大。为了避祸,吕不韦抽身而退,显然是最明智的选择。而为了满足太后的需要,他送给赵姬太后一个假宦官嫪毐。于是便有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如下一段记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人当避时,徙官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取决于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嫪毐以假宦官入主秦宫后,逐渐获得太后的宠幸,一连生下两个儿子。嫪毐有恃无恐,他不满足面首的地位,于是千方百计招揽门客,并假太后之名,借太后之手,从嬴政和吕不韦那里索要权力。公元前239年,秦始皇八年,“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嫪毐的权势达到了顶点,他也就面临着覆灭的下场了。

嫪毐得到了如此多的权力和富贵,但还不知厌足,又想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取代嬴政为国王。他的贪得无厌不仅侵犯了权臣的利益,而且威胁着嬴政的王位,这样一来,他就将自己置于矛盾的焦点,等待他的也就只有灭亡了。对此,《史记·吕不韦传》有这样的记载:“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

具得情实……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

于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

在嫪毐及其党徒败死的时候,此一丑剧中的另一主角王太后,也被盛怒中的儿子软禁于雍地的负阳宫。

嫪毐事件也第一次展示了嬴政这位年轻国王处事的果断与魄力。而在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历史也仿佛特别钟爱统一之王的这种品格。

嫪毐事件也改变了吕不韦的命运。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死神已经向他露出狰狞的微笑。嬴政从孩提时代起,就目睹了国君的专权自恣,登基之后,他作为国王的意识与日俱增。而吕不韦却一直以父亲的身份,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尽其教导的责任,这种情况势必让嬴政日益反感,特别当他了解到吕不韦和嫪毐案件的牵连后,更使他义愤填膺。至此,秦王遂决心逼他自尽,吕不韦的悲剧也就不可挽回地上演了最后的一幕——在他迁徙蜀郡途中自杀身亡。

嬴政处理嫪毐和吕不韦案件的果断行为,受到世人的称赞。一位史学工作者曾这样写道:“霹雳一声,一条潜龙挣扎腾空,天地万物震慑不已,他不囿于那些陈规陋习,不在乎一切祖宗成法。他要华夏大地按着他的指挥棒旋转。谁是他的障碍,谁就得被清除!张牙舞爪的嫪毐被车裂了,一心一意为了他的仲父也被他逼得吞药自裁!只有那给他屈辱的淫荡的母亲还留在世上,可是已经像霜打的秋叶,失去了生机……”

征服六国 统一华夏

秦王嬴政九年至十年,是秦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两年。20岁刚出头的秦王,先是粉碎了嫪毐集团的篡政阴谋,接着又免除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把全国的权力有效地集中在自己手上。此后,国内再没有对他掣肘的力量,于是他全力东顾,开始了大规模地向东方六国的进军。恰在这时,有两个重要人物向他献上了“吞灭六国、完成统一”的策略。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李斯,一个是尉缭。秦王接受二人所献之策,开始了以吞灭六国为最终战略目标的军事行动,他将第一个攻击目标选定在当时最弱小、且处于四战之地的韩国。

韩国是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共同分割晋国之后,而建立起来的一个诸侯国,一度拥有今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一块南北狭长的土地。在战国七雄中,它是最弱小的国家,又夹在秦楚赵魏等国的中间,无险可守,无强大的国力、军力可恃,因而时时处在被邻国欺凌的地位,穷于应付。至公元前237年(秦王十年),韩国北部已失去上党地区,只剩下洛阳至南阳的一小片国土,苟延残喘。李斯认定韩国不堪一击,就建议将第一进攻目标定为韩国。

韩王安知悉此事后,即同韩非谋划了一个自保之策。公元前233年(秦王十四年),秦同赵国正在宜安(今河北石家庄附近)等地激战。与此同时,秦王又以武力向韩王索要主张变革的思想家韩非。韩王看准机会,一面向秦国“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一面送韩非入秦,以缓解秦国的压力。韩非入秦后,向秦王嬴政上书,要求秦国不要将进攻矛头指向韩国,不料遭李斯、姚贾谗害,韩非死于非命。韩国自救的努力遭到挫折。

公元前231年(秦王十六年),韩国面对秦国的压力,再次以妥协求自保,向秦国献出了南阳地。这时,韩国只剩下周围的一小片地盘,已经失去了抵抗秦军的能力。第二年,秦王又派内史腾率兵灭韩。大概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韩国的最后一个都城(今河南新郑)即被攻克了。韩王安做了俘虏,秦国在韩国故地设置了颍川郡。

韩国之所以成为秦灭亡的第一个国家,原因在于,它在七国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最弱,根本没有抵御秦军进攻的能力。特别是在韩立国的170多年中,从来没有进行一次较彻底的封建化改革,面对强秦的侮辱和欺凌,王公贵族只知贪图享受,醉生梦死,不思富国强兵之计,反以奸狡之术苟且偷安。面对秦兵压境,韩王举手投降。但就在这时,王妃韩萦却与众不同,她拂去泪水,挥起长袖,在王宫悲愤地唱道:强秦无道啊天下遭殃,遍地血泪啊日月无光。国无栋梁啊又能奈何?涕泪横流啊痛断肝肠!仰天呼啸啊祷而祝之,严谴暴秦啊佑护我王!小妾我去也,复去也,祈愿来生啊再作鸳鸯!……

王妃歌罢,随将王宫燃着,投火而去,再也没有回头……

王妃的幽怨和哀泣,王妃的悲愤和刚烈,给亡韩留下了一道绚丽的虹光!

秦国在实施灭韩计划的同时,也把军事打击的重点定在了赵国。这是因为,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一直是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曾同秦国进行过多次惨烈的战争,其中规模特别巨大,持续时间又特别长的长平之战,尽管使赵国的40万大军损失殆尽,但秦国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且,此时的赵国不仅保有一支强的军队,并且还有李牧之类计谋出众、能征惯战的将军。所以,秦对赵国不敢掉以轻心,而是全力以赴地进行每一次战斗。

公元前236年(秦王十一年),乘赵国伐燕兵力分散之机,派将军王翦、桓齿奇、杨端和率兵攻赵。这一年,赵悼襄王去世,其子迁继位,他就是幽缪王。其母出身妓女,为赵王所宠爱,遂废嫡子嘉而立迁。这位新国王“素以无行闻于国”,在臣民中威望极低。他的继位,对赵国实在不利。公元前234年(秦王十三年),桓齿奇奉命伐赵,双方激战于平阳。赵军大败,10万将士战死疆场,连赵军统帅扈辄也未能幸免。赵王在危急之际,只得请出李牧,任他为大将军,统帅残余赵军与秦军鏖战,果然取得胜利,暂时阻止了秦军的攻势。

公元前230年(秦王十七年),秦灭掉韩国,这一年,赵国又遭遇空前的大饥荒,国力大大削弱。秦军对赵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秦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翦统上地兵越太原郡向东进攻,进攻井陉(今河北石家庄西),打开了从北部进入赵国的门户。一路由杨端和统河内兵向东北方向进攻,从南部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在此关键时刻,秦人利用反间计,说大将军李牧要谋反,秦方编作的一首歌谣到处传唱:娼妓女,不为丢,摇身一变成国后。南面王,没权柄,披袍戴冠一小猴!十八子,顶天立,功高日月古少有!长矛斧钺地下藏,雄鸡一鸣换君王!

果然,秦人的反间计成功,赵王乃使赵葱代李牧,并将李斩之。随后,秦军攻占邯郸,赵王迁成了秦军的俘虏。他为自己的蠢行付出了亡国灭宗的代价。

赵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至公元前229年灭亡,历经164年,曾经在今日河北、山西、内蒙古交界之地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为战国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它的灭亡除了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即统一的潮流外,国内人为的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长平之战以后,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晚期赵国的政治腐败,赵悼襄王废立太子,导致贵族内部的分裂,赵王迁继位后,兄弟失和,内争不息。他重用的宠臣郭开,竟成为受秦人之金、自愿为之效力的内奸。在赵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临阵易将,并将李牧这样的国之干城捕杀。如此一来,赵国灭亡的步伐就大大加快了。

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建立的诸侯国。魏文侯时,任用李悝变法,在七国中最早开启了封建化进程,国力迅速增强。他又任命西门豹为邺令,破除迷信,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任命吴起为将军,创设魏武卒,军事力量亦空前强大。魏军东征西讨,连获胜利,跃居七雄首强之位。

魏之国土,横跨中原腹地,南至今河南中部,与楚国搭界。北至今河北、河南交界处,西北至今山西中部,与赵国为邻,东至今山东西部,与齐国分界。西部一部分与韩国接壤,一部分由北部的走廊连接,在今日黄河两岸的山西、陕西中部,汇聚成广袤的沃土。魏国由于占据较有利的位置,加之实行封建化改革较早,因而战国初期至中期,一直是七雄中举足轻重的强国。

然而,中期以后,魏国遇到了日益强大的秦、齐等国的挑战。经过桂陵、马陵以及与秦国的几次大战,魏国被从首强之位赶了下来,国土日朘月削,至秦王嬴政继位时,它已经沦落于处处被动挨打的弱国之列,在秦军强大的攻势面前,连招架的力量也没有了。

公元前226年(秦王二十一年),嬴政派王贲率军伐楚,第二年他又奉命指挥大军伐魏,包围了大梁,面临最后关头,魏国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王贲根据大梁城地势较低的特点,引水灌城。土筑城墙经过三个月的浸泡,终于塌陷,养精蓄锐的秦兵冲入城内,很快打垮了疲惫不堪的魏军。魏王出宫投降。

曾经称雄中原半个世纪之久的魏国,在立国178年后亡国。由于后期的魏国已经十分虚弱,秦军没有用太大的力量,也没有经过惨烈的战斗,仅凭一汪河水的三月之功,灭魏的功劳就已经记到了王贲的功劳簿上。这实在是“水到渠成”了。魏国的灭亡再次显示了统一潮流的巨大力量。

秦王嬴政在先后吞并了韩、赵、魏之后,又于公元前223年,秦王二十四年灭亡了楚国。

楚国是在长江中游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历经西周、春秋、战国近千年的时间,楚国一方面以江汉平原为根据地,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展,逐步融合了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荆楚文化。随之,不断向北发展,参加争霸战争。

楚庄王曾率兵至洛邑之郊,问周天子“鼎之轻重”;也曾饮马黄河,与中原诸侯争夺霸权。到战国时期,楚国已发展成为七雄中幅员最辽阔的大国。势力一度达到今日山东南部、江苏东部、安徽、江西、河南南部,湖南、两广、贵州以及陕西南部。它既是南方民族融合中心,又是南北文化交汇的重要桥梁,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由于楚国内部民族矛盾比较复杂,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比较激烈,加之封建化的改革不彻底,就使它非常雄厚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力。当秦国在关中崛起后,楚国在同它的斗争中逐步处于下风。但是,秦国平定六国的顺序,楚国是排在后边的。这不仅因为地理上楚国广阔而辽远,在三晋未平前对其用兵有诸多不便,而且更因为楚国军力较其他国家强大,将其放在后边在军事上更容易取得成功。

公元前226年(秦王二十一年),秦已灭韩、赵,燕国只剩下退居辽东的残余势力,虚弱不堪的魏国也是危在旦夕。秦王于是将下一个攻取目标定在了楚国。先派王贲向楚发起试探性进攻,夺取十余城,接着又派李信率二十万大军伐楚,先后取得攻克河南平舆和安徽临泉的重大胜利。随之又派王翦率精锐之师全线追击,在安徽宿县杀楚军统帅项燕,楚军四处逃窜,失去了抵抗能力,秦军“乘胜略定荆地城邑”,经过年余的追剿,平定了楚人的反抗。公元前223年(秦王二十四年),王翦、蒙恬指挥秦军俘虏了楚王负刍,于其地设置郡县。又乘胜南征百越,将秦的领土扩展到珠江流域。

公元前222年(秦王二十五年),嬴政又伐军征服了燕国。面对秦大军压境,燕国一片恐慌,于是引出了燕太子丹谋划荆轲刺秦王的一段脍炙人口的悲壮故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支悲壮的歌曲,像易水河的流水,伴随着荆轲的名字,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2000多年。

据史载,燕太子丹是燕王喜的儿子,与秦王嬴政的年龄相当或略大。年轻时也曾作为人质居于赵都邯郸。其时秦公子异人亦为质于邯郸。嬴政少时,大概同属天涯沦落人的缘故,与丹相处甚欢。嬴政立为秦王后,燕丹又转去秦国做人质。他以为嬴政曾是少年时代两小无猜的朋友,现在嬴政一定会善待自己。不料嬴政大摆国王的威风,对丹的态度极其恶劣。燕丹乘机逃回燕国,发誓报仇,可是,因为燕国僻处北方,国小而力不足,燕丹一时无计可施。

公元前228年,秦兵临燕境,“燕君臣皆恐祸之至”。燕丹向其师傅鞠武讨教。鞠武分析形势,认为必须忍耐,不能轻举妄动。他认为燕国距秦较远,静观局势,等待机会,从长计议为上策,且不可凭一时之怨率性而行,激怒秦国。不久,祖居齐国的荆轲,徙居燕国,燕人称其为荆卿。他“好读书击剑”,是侠客一流人物。荆轲与太子相见,“太子避席顿首”,向荆轲和盘托出了派遣勇士刺杀秦王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荆轲许诺后,太子丹心花怒放,于是尊荆轲为上卿。

太子丹与荆轲刺秦王之举,使嬴政十分愤怒。他立即下令增兵至赵,统由王翦指挥,全力伐燕。在易水之西与燕军激战,大获全胜。第二年十月,王翦攻取燕都蓟城(今北京市)。燕王喜及太子丹率燕兵退保辽东。秦将李信跟踪追击。燕代王嘉认为,秦王最恨太子丹,劝燕王杀太子丹以延缓秦军的攻势。丹知悉后,逃匿衍水中,被燕王派人杀死,准备以其头颅献给秦王。

不过,此时秦军进攻的重点转向了楚国和魏国。逃到辽东的燕国残余势力暂时得到喘息的机会。直到公元前222年(秦王二十五年),秦国在灭楚以后,又派王贲进攻辽东,俘虏燕王喜,扫灭了燕国的残余力量,标志了燕国的最后灭亡。

公元前222年,秦军已灭韩、赵、魏、楚、燕五国,只剩下一个齐国拥兵自保。秦军乘胜前进,将攻击的矛头指向齐国。

齐国是雄踞山东半岛的东方大国。远在管仲相桓公时,就推行改革,加速自己的发展步伐,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开发渔盐之利,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很快繁荣起来,成为五霸之首。加之,它占有优势的地理位置,与秦国发生战争的机会较少,所以一直是一个经济发达、军力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大国。

秦王嬴政继位后,一直加紧对东方用兵,齐国因一时感受不到秦国的威胁,就采取保境安民的策略,既与秦国维持睦邻友好关系,也与其他国家保持和平局面。由此使齐国有了几十年相对安定的时期。当秦军灭掉韩、赵、魏、燕、楚五国之后,就把进军的矛头指向齐国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二十六年),平定燕国的王贲、李信迅速回军南下,与屯兵历下的秦军合兵猛攻齐国。由于此时齐国内部战降两派争论不休,且投降派占了优势,致使都城临淄简直成为不设防的城市。面对“猝入临淄”的秦军,临淄军民停止了抵抗,秦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齐国首都临淄。不过,这时秦军虽然攻下临淄,但齐国广大的领土却还由齐军驻守,如果齐王领导齐国军民坚决抵抗,秦军讨平齐国全境还要耗费些时日,并且要付出血的代价。秦国于是派出使者陈驰,以五百里封地为诱饵,劝齐王投降。齐王建知大势已去,在秦人的威逼利诱下,宣布投降。秦将齐王建迁至共地(今河南辉县),囚在一个长满松柏的林子里,活活地饿死了。

齐国是东方大国,拥有完全超过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而秦国平齐却最为顺利,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齐国全境就插上了秦国的军旗。这种局面所以出现,投降派在齐国统治集团内部占了上风固然是最重要原因,但秦灭五国后所形成的强大威势,已使齐国上下笼罩着无望和失败情绪,他们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应当是更重要的原因。

“天时与人谋”是统一制胜的基本

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共10个春秋,3650多个日日夜夜,秦王嬴政和他的文臣武将,运筹帷幄、南征北战,依次平定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为历时两个半世纪的战国时代画上了一个空前硕大的句号。

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长达10年的历程中,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波折,遭遇一些危险,但总体上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犹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秦军所到之处,奏响的几乎都是胜利的凯歌。秦的统一事业所以如此顺利,从客观上讲是顺天时而应人心;从主观方面讲,秦王嬴政君臣以其超人的智谋,不间断的努力,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时势的要求。

秦王嬴政继位以后,尤其是诛除嫪毐、吕不韦两大集团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国君的权力,使国君成为绝对的权力中心,国家大政方针的最高决断者。由于一直坚持改革方针,就使秦国的各项制度、政策、措施能够较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较之六国,处处占尽先机,从而顺应了“天时”,也顺应了民心。

从政治上看,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皇权日渐强化,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中心。王国中央建立了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机构,成为全国行政运转的中心。地方上全力推行郡县制,基本上废除了分封制,使宗室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如此一来,秦国就有了一批忠于职守、精干高效的官吏队伍,既保证了秦国在频繁的军事征伐的后勤供应,又维系了后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荀子认为,秦国是当时列国中吏治最好的诸侯国,已接近“治之至也”的境界。

从经济上看,秦国一直以关中平原和巴蜀为中心,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河渠纵横,灌溉便利,特别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奖励耕战为秦国的基本国策。不仅原关中之民努力生产,发展经济,而且不少新占领地区的百姓,也积极发展生产,以响应秦国的号召。如此一来,秦国的经济实力就压倒了六国,从而为秦国的统一事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军事制度上看,秦国也远远优越于六国。自商鞅设立军功爵位制以来,秦国就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从军士卒和军官的奖励政策,从荣誉、迁升、财产、抚恤等方面构成了较完整的激励机制。这就一方面使秦国有了源源不竭的兵源供应,另一方面也使秦国军队成为由最英勇善战的士卒组成的无敌劲旅。同时,秦国在官制上实行文武分途,在长期的战争中,锻炼出一批智勇双全的将军,而对军事统帅又给予充分的信任,让他们享有在战场上指挥的全权,这就使秦军的作战能力大大优于六国军队。

反观东方六国,几乎任何一国的土地都不同程度的遭遇战争,有的国家的国都还多次毁于战火,不得不数次迁徙。百姓流离失所,生产被迫中断,他们支持长期战争的能力都远逊于秦国。

历史事实表明,在战国时期,只有秦国以极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变革的人为谋划,最大限度地顺应了统一的大势,从而顺利地完成了统一的历史任务。与秦国相比,虽不说东方六国都没有应天时和顺民心的任何措施,但却都不能与秦国同日而语。以变法为例,尽管六国实施变法的时间大都早于秦国,然而,这些国家的变法,在深度、广度、力度和长期坚持等方面,均较秦国有很大差距,其效果自然就更加逊色了。

尽管秦国的统一大业既应天时,又顺民心,但是,没有一套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也无法取得成功。经过几代国君在实践中的探索,到秦王嬴政时已经形成了进行武力统一的较完整的战略、策略与战术。这就是:通过武力实现灭亡六国、统一中国的最终目标,为此目的,始终坚持以“连横”破坏“合纵”,“远交近攻”,运用强大的武装力量,由近及远,由易及难,稳步推进,各个击破。这样,秦在六国的战争中就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六国只能被动地应付秦国的进攻,胜负之势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朝大诗人李白在一首气势磅礴的古风中,歌颂了秦王嬴政领导秦国军民完成统一的恢弘气势和雄才大略。诗中写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的确,嬴政领导完成的中国的大统一,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这统一事业的胜利成功与作为统帅的嬴政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是分不开的。

是他,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是他,动用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为统一战争服务。

是他,以统一为最终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突出重点、各个击破的总战略。

是他,在用人政策上,既善御谋臣,又善用将帅,使之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历史证明,在整个统一战争期间,嬴政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当时第一流的战略家,而且更在于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统帅,一个智谋超群的帝王。10年之间,嬴政从29岁到39岁,度过了他人生历史上最辉煌的岁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业,他也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封建皇帝而永载史册!

锐意改革 加强中央集权

在秦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称王,夏、商、周三代皆如此。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后,面对“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的美好江山,他认为王的称号已无法表示自己的威严和事功了。于是下令议建新的名号。决定将自己的名号定为“皇帝”。从此,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名号,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秦朝中央官制的核心是丞相制度,由于丞相总揽全国政务,诸事猬集,所以设丞相府,拥有一个较庞大的官吏班子,以便负责全国行政的运转。与丞相相匹配,秦始皇还设立了相当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这是一个职重权大的重要官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接受公卿奏事,监察、考核、弹劾百官,承办皇帝交办的一切事宜。

秦朝地方行政的郡县制,也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的基本模式和原则。与此同时,秦朝还初步建立了以求贤、征辟、荐举、拜除、试补为主要形式的选官制度和较严格的官吏任免制度。这种制度大体上满足了秦皇朝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对后来,特别是两汉的选官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秦皇朝的军事制度,是通过长时期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在它存在的15年中,又有对匈奴和百越用兵的壮举,因而其军事制度较其他制度更加完备。诸如军事领导体制、兵役制、军队训练指挥和后勤保障等,都建立了严格完备的制度,嬴政秦始皇既是国家的元首,又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他一方面,通过对领兵将帅的任免、升降、赏罚控制军权,另一方面又通过调兵信符和动用兵力的数量,掌握军事大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如“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堕城与销兵、全国巡行与刻石纪功等,对当时和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车同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二年即下令修建连接全国各重要地区的道路网。最高一级的道路叫“驰道”。驰道宽50步,夯筑得坚实而平坦,每3丈植一株青松为道树。驰道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四处延伸。“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湖之观毕至。”道路交通的建设,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书同文”与“行同伦”。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经历了长达五个半世纪的诸侯割据,加上各地的地理、气候、民族等诸多差异,使割据的各国形成了“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奇特现象。

秦始皇统一文字,对中国形成一个地域辽阔的统一国家,显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文与汉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语汇,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表现力、最具影响力的语系之一。我们的祖先用这种语言文字创造了许多无与伦比的思想著作和文学作品,为丰富世界的文化宝库、发展世界的思想和文化,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嬴政在匡正风俗即“行同伦”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本来,由于秦国僻处关中,长期同戎狄相处,保留了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秦始皇到各地巡行,刻石纪功,其目的之一也是宣扬良风美俗。公元前219年(始皇二十八年),他封泰山,禅梁父,在石刻中写道:“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接着,又登琅琊台,立石刻,其中也说:“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效忠,事业有常。”

世风民俗的好坏,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表现。一个政权关注世风民俗,并通过各种措施,促使其向良风美俗的转化,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统一货币与度量衡。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它的重要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我国货币产生较早,到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金属货币。但是,由于较长期的列国纷争,各国大都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大小、形状、轻重都不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货币不统一,在战国时期已经给列国间的商贸活动带来诸多不便。秦统一以后,原列国间的壁垒障碍关卡消除,货币不统一给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带来的妨碍进一步凸现出来。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给商贸活动更大的方便,同时也便于国家征收赋税,秦始皇于是推行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度量衡政策,这一举措不仅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广大百姓的愿望,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堕城、销兵与迁豪。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和镇压六国残余势力和各地百姓的反抗,还实行了堕城与销兵两项重大措施。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几乎无日不有,在以冷兵器为武器的时代,城堡等防卫设施就显得特别重要。为此,各地陆续修筑了许多城池壕堑,史籍中不断出现“百丈之城”、“千丈之城”、“万丈之城”的记载。齐、秦、赵、燕等国还修筑了长城,楚国修筑了方城,遍布全国的交通要道上还修了大量的堡垒壕堑。这些城池堡垒与壕堑与国家统一、和平的环境很不协调。第一,它妨碍了交通,在修筑全国道路时必须予以清除。第二,它破坏了水系,容易造成水灾。第三,一旦有反叛势力占据这些城池壕堑,又会给国家的稳定带来危害。有鉴于此,秦始皇下达了堕城的命令,这无疑是一项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重要措施。

与堕城相联系的是销兵,此事是在秦王朝完成统一大业的当年进行的:“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数几十万斤,置廷宫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销兵器的目的只有一个,使民间失去造反的武器。

秦始皇还多次进行“迁豪”与“徙民”。秦朝统一全国以后,大规模的迁豪进行了两次。一次是“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历史学家认为,这类迁豪对于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是起了较好的作用;但是,秦皇朝的迁豪徙民政策,过于重视行政强制手段所发挥的作用,而忽视了妥协怀柔的功用,结果使自己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

——伐匈奴,筑长城。秦始皇当政时的重要功业之一是北伐匈奴,修筑了举世无双的边防工程——绵延万里的长城。对匈奴的征伐是从公元前214年开始的。将其势力逐出榆中(今内蒙古陕西交界处)以北,沿阴山之南,黄河沿岸地区设立了44个县,筑城于河岸,作为防守匈奴的要塞。

尽管伐匈奴使秦皇朝付出了较沉重的代价,但应该承认,它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行动。此时的匈奴族正处于奴隶社会的初期,奴隶主贵族对于财富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使他们将目光不断投向中原富庶的农业区,并且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劫掠财富和人口为目标的侵扰,对中原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破坏。为了维护北部边防的安全,为了保卫中原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并为之创造一个和平的生产与生活的环境,必须解除匈奴的威胁。所以对匈奴的战争势在必行。

与伐匈奴连在一起的是长城的修筑,它使秦朝同样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万里长城虽然不完全是一次修建,而只是在原秦、赵、燕三国旧长城的基础上修补加筑而成,但工程量还是相当可观的,为此而动用的人力物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广大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须要指出的是,尽管秦始皇修筑了至今仍令中国人为之骄傲的长城,但并未妨碍秦皇朝在其15年短暂岁月里,促进了中国境内民族的融合。15年中,不仅原来进入七国辖域的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融合到华夏族广阔的怀抱,就是北方、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也加强了与中原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两汉时期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平百越,凿灵渠。在今之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及越南,从原始社会起就生活着越族,因分布甚广,部落众多,所以统称“百越”。这些众多的部落很早就同中原地区发生了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越人建立的越国雄踞东南,在春秋晚期,越王勾践参与了与大国争霸,“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不仅雪会稽之耻,灭掉吴国,而且北上齐国,一时让中原诸国侧目而视。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时,其行政管辖权在南方仅仅达到会稽、九江、长少、黔中诸郡,今之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南部、海南的广大地区,还在百越各君长的控制之下。这对已经统一了黄河与长江流域的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来说,是不能容忍的。秦始皇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认为与其他六国一样,百越也必须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经过一番准备后,秦始皇开始实施他进军岭南,平定百越的计划。公元前218年(始皇二十九年),嬴政命秦尉赵佗与屠睢率楼船之士50万人进攻百越。经过3年的艰苦征战,闽越王无诸统帅的闽越人的抵抗,被打得落花流水,秦军占据该地,同年,秦朝在这里设立了闽中郡。

与闽越相比,广西一路的征战却进行得不够顺利,主要是秦军的后勤供应受到制约。秦始皇下决心解决交通运输问题,于是有了“史禄凿渠”的壮举。由于这一工程在水利工程史上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而且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它在航运和灌溉方面的效益,所以后来不断有对它的记述。

这项工程的领导者是秦朝监御史史禄。在征伐百越期间,他负责监军和后勤保障任务,所以督修灵渠工程就成了他分内的职责。与长城、驰道工程相比,开凿灵渠的工程量并不很大,但构思之精,设计之妙,实在可谓巧夺天工。

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又称兴安运河、湘桂运河,全长30多公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人工运河。湘江与漓江都发源于桂北山区,两江在兴安县境相距30多公里。史禄领导士卒开凿了一条连接两江的运河灵渠。他运用两江之间的落差,通过灵渠将湘江部分流水导入漓江。为了保证行船有足够的水量,他在运河上设置了36个闸门,保证了行船的安全通过。使载重量近万斤的大船也能顺利通过该渠。灵渠的开凿是我国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水利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灵渠第一次沟通了珠江与长江水系,沟通了南北的水上交通。尽管当时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秦朝对百越的战争,但它在此后2000多年的岁月里,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加强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时至今日,它仍然在航运和灌溉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灵渠开凿成功,使得前线需要的大批军用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来,秦始皇于是下令对西瓯越人发起新的进攻。公元前214年(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任命任嚣、赵佗为统帅,督率秦军将士,向西瓯越人发起猛烈进攻。由于准备充分,加之后勤供应充足及时,很快粉碎了西瓯越人的反抗,秦军继续南下,又打败了雒越族的反抗。至此,历时四年的平百越的战争以秦朝的胜利而结束。

秦始皇谋划的平百越的战争,尽管经历了反复与曲折,中原军民和百越军民也为之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个战争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其主导面还是积极的。首先,它扩大了中原皇朝的行政管辖范围,从更完整的意义上奠定了以后中国疆域的基础。第二,它促进了中原与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百越地区,大大促进了这里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随着北方汉人不断迁入,双方通婚的范围越来越大,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第四,秦朝通过武力占领岭南后,为了巩固和加强在该地区的统治,修筑了从今之湖南、江西、福建进入岭南的“新道”,而为了保证“新道”的畅通无阻,又在“新道”所经的险要处,修筑了“地池关防”。“新道”与城关的修筑,对于加强中原地区与岭南的人员往来、物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到了两汉时期,又利用岭南面临大海的有利条件,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外文化交流建立了一条重要的海上通道。

焚书坑儒 施暴于民

总观秦始皇所作的上述改革和推行的事业,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有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他也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又焚书坑儒,施暴于民,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挥霍奢侈,鱼肉人民,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昏庸无度,使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

秦始皇君臣既然选择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文化政策,那么,“焚书坑儒”正是这一政策导向引来的带有必然性的后果。从战国进入秦朝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经过“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的熏陶与洗礼,思想活跃,长于辩诘,遇事喜欢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必然与秦皇朝舆论绝对一律的要求发生冲突,言论自由的心态与思想专制的现实无法适应,“焚书坑儒”的惨剧也就无法避免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朝建国伊始,朝堂上就发生了一场围绕在全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的辩论。丞相王绾从秦皇朝的长治久安出发,考虑到战国以来的实际情况,和当时人们的心理习惯,建议在统一后的秦帝国实行“郡国并行”制。他说:“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秦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这说明王绾的建议比较切合当时的实情,因而得到群臣的赞同。

但是,当时任廷尉的李斯却站出来,力排众议,要求在全国各地不加区别地一律实行郡县制。并借题发挥,沿着日益强化的思想文化专制的路线,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法术”以及为此而“焚书”的主张。

李斯被提升任丞相后,进一步提出“凡是妨碍统一思想与言论的东西都在取缔之列,各国史记容易使原六国的臣民怀念故国,烧!《诗》、《书》以及百家语与商鞅、申韩之书不是一个话语系统,烧!以《诗》、《书》非议今法,以古事讽喻现实,杀!李斯的建议充溢着残忍,荡漾着杀气,散发着血腥,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就是李斯这个为了统一思想而焚书,为了舆论一律而禁止言论自由的建议,却得到了秦始皇的首肯。于是一道焚书令飞向全国,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艰难积累的文化典籍顷刻间化为灰烬。

按着秦王朝的规定,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书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书籍,一概交官府烧毁。若下令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读《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学、卜筮、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公元前211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460余人。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和秦王朝的残暴。对于“焚书坑儒”多数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斥之为愚蠢而又野蛮的暴行。唐朝人章碣在一首诗中写道: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章碣认为,“焚书坑儒”虽然不能不说是对儒生的一次巨大打击,但并没有挽救秦皇朝的灭亡,正是刘邦与项羽这两个不读书的造反者将它送进了坟墓。诗歌本身不是严肃的历史评论,它反映的是诗人对秦始皇诛杀同类的愤激之情。

秦始皇既是一代英主,又是有名的暴君,他是一身二任,将英主与暴君集于一身的典型人物。秦始皇既有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理想,但又非常自私和贪图享受。想在他活着的时候,力求做完一切要做的事,好让子孙世守,传之无穷。所谓“常职既定,后嗣循业”。但他知道死到底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大造坟墓;可是,他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因而召集方士求神仙,浪费大量财物,寻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方士妖婆劝他隐藏,大造宫室坟墓。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在咸阳城郊共有宫室145处,藏美女1万人以上。他还以为少,在长安西南造阿房宫前殿,东西500步,南北50丈,座中可坐1万人,殿中建五丈高的大旗。宫前立12个铜人,重各24万斤,这是并天下时收集民间兵器,销毁改铸的。又用磁石做大厅,防有人藏铁兵器入宫。征发所谓罪人70余万人分工营造,北山的石料,楚蜀的木材都运到关中。计关中共有宫室300所,关外400余所。这样巨大的工程还没有完毕,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续修建。后来项羽入关,烧秦宫官室,大火三月不息,阿房宫全部焚毁。

秦始皇的坟墓也是非常可观的。为建坟墓曾征集70余万人到骊山服役。坟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余,掘地极深,灌入铜液。坟墓中有宫殿及百官位次,珠玉珍宝,不计其数。用水银造江河大海,机械转动,水银流注。又用人鱼膏(据说是一种四脚鱼,产于东海)做烛,在墓中燃烧。令工匠持弓弩,有人穿坟入内,弓弩自动放射。秦始皇尸体入墓,没有生子的宫女,全部殉葬。不待工匠出来,封闭墓门,工匠都活埋在里面。

据考,秦时全中国人口2000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的共150万人,守五岭50万,蒙恬所率防匈奴兵35万,筑长城约50万人,再加其杂役,总数不下3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使用民力如此巨大,实非民力所能胜任。人民怨声载道,秦始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君子于役》是一妇女思念她在外服役,久不还乡的丈夫的古代诗歌,丈夫到远方服役去了,不知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特别在鸡儿归窠、牛羊下岗进栏的黄昏的时候,怎能不引起对丈夫的思念呢!全诗通过黄昏时候鸡儿归窠、牛羊进栏这一特定环境和细节描绘来表达诗中主人公迫切盼望自己丈夫能够早日回家的怀念心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诗的全文如下: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不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十五从军征》是另一首暴露那个封建时代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对劳动人民的残酷迫害的流行于民间的古代诗歌。它十分细腻地描写了一个老人的悲惨境遇。他在15岁还没有成年时被拉去当兵,历尽千辛万苦,到80岁才回到家乡。当他风尘仆仆地走近家园时,多么迫切地希望和家人团聚,遇到同乡人就急忙打听家里还有什么人。但是,他家的人早已死光,迎接他的是累累的坟墓,荒凉的庭院,野兔和野鸡,真是家破人亡,满目凄凉。当他用野菜和野谷煮熟了饭后,一个人孤零零地不知和谁共同享受才好。这辛酸景象,怎不使他热泪沾衣呢?诗的全文如下: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众所周知,秦朝的国君极端专制,早在秦孝公时即用商鞅治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专权,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副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变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

李斯学派在秦始皇的支持下,虽然暂时占了上风,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促成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派扶苏到上郡“监蒙恬军”。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游,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韩非派法家宦官赵高用阴谋拥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和蒙恬将军。秦失去了颇得民心的皇位继承人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军蒙恬和在改革中屡建功勋的丞相李斯,国家的大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胡亥昏庸无能,又十分残暴,秦王朝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

对嬴政功过的评说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的名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原因非常简单,他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而深远影响的特级历史人物,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出现过数以百计的帝王,而能与秦始皇相伯仲者,屈指可数。同时,他又是一个功过不相掩、功过皆鲜明的帝王。因此,从普通百姓到历史学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他的印象历久不灭而名垂不朽。

秦始皇首先是一位气势恢弘、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尽管他只活了50岁,但却创建了震古烁今的空前伟业。他的光耀寰宇的事功,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综观秦始皇的一生,可谓功绩大矣!可谓罪过重矣!既是一代英主,又是有名的暴君。不过功过相较,似乎还是功大于过。主要是:秦始皇结束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前221年)182年的混乱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加上他在位期间公元前246—前210年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统一全国文字,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大力发展水陆交通,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一首《读封建论》的诗给郭沫若,诗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尽管并未完全肯定,但透出了他一贯的尊法反儒的基本立场。

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尽管对秦皇朝及秦始皇的看法,在学术上存有分歧,但都能将秦始皇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功过,给他一个历史的定位。为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曾这样写道:“秦朝是短促的朝代,但又是极重要的朝代。秦始皇是暴虐的皇帝,但又是对历史有巨大贡献的皇帝。秦是文化的摧残者,但在某些方面又是先进者。”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位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历史人物。

嬴政秦始皇,一方面高瞻远瞩,洞悉世事,显示了驾驭复杂的政治军事进程的能力;一方面又昏聩愚暗,闭目塞听,失去了对社会真实状况的感知能力。当秦皇朝已经处在火山口时,他还认为安如磐石。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它既定的要求,而历史的实际又总是与这种客观要求保持着或大或小的距离。秦始皇统一华夏后,全国各族人民,希望统一给他们带来和平与安定的局面,使之远离战乱,能够父子相聚,夫妻相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过上和平与安宁的生活。可惜以秦始皇为首的秦朝统治者,既没有看清历史的走势,更没有体察百姓的愿望,不仅未能“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拂民之情,抑民之欲”,在人民和社会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还在继续执行战争年代的政策,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民的盘剥和统治,与时代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了。

秦始皇失败的教训必须永远记取!“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世世代代必须永远牢记!

汉高祖刘邦

刘邦(公元前256或前247—前195年),秦末农民领袖,西汉开国皇帝。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江苏沛县人,初为泗水亭长。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起义,他在沛吏萧何、曹参等支持下,起兵响应。陈胜死,他与项羽领导的起义军一起抗击秦军主力。公元前206年率军攻入秦都咸阳,同年被封为汉王。不久,与项羽展开了长达5年的争夺战,史称“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击败项羽,即皇帝位,建立了西汉。在位期间,继承秦制,采取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释放奴婢、复员士卒”等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为西汉的振兴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高祖刘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奋发有为的皇帝。公元前256年他生于江苏沛县,初为泗水亭长。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率众起义,刘邦在沛吏萧何、曹参等支持下,起兵响应,称沛公。陈胜死,他与项羽领导的起义军一起抗击秦军主力,从此开始了他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壮举。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起义军攻入秦都咸阳,推翻秦朝的统治,废除秦的严刑苛法,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此举深得民心,受到黎民百姓的拥戴,同年被项羽封为汉王,据守巴、蜀、汉中一带。不久,随着实力的增强,与项羽展开了长达5年的争夺战,史称“楚汉战争”。

公元前202年,最后击败项羽,夺得皇帝的宝座,史称汉高祖。在位期间,继承秦制,先后灭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王;迁六国贵族到关中,以加强控制;实行重农抑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释放奴婢、复员士卒等政策;修改秦律,制定《汉律》九章;定军法、历法和度量衡,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汉之争

话还是从秦朝末年说起,秦二世夺得帝位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枉杀长兄扶苏及公子公主22人(秦始皇子女)后,又杀世将蒙恬和蒙毅。具有改革思想的李斯,并使秦国富国强兵,而又深得秦始皇信任的丞相和谋士,也被秦二世和赵高杀害了。秦二世以为从此可以穷奢极欲享乐一辈子;赵高却以为从此可以谋杀秦二世,篡夺帝位。握有中央集权的皇室,实际上只剩下秦二世和赵高两个独夫了。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公元前209年,河南登封人陈胜、河南太康人吴广率领被征发的闾左900人,在安徽大泽乡起义,冒用秦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人民反秦。陈胜出身贫苦,是给地主耕田的雇工。他的社会地位很低,没有什么名声,也没有什么政治军事上的才能,可是他一起义,就得到了广泛地响应,很快就有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人,聚集在他旗下。夺得河南淮阳后,陈胜自立为王,国号楚。

在陈胜的号召下,旧六国境内广泛地出现了两种反秦武装。第一种是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第二种是领主残余领导的割据武装。后者举兵反秦的目的,在于掠夺土地,称王称霸。这些人相互残杀,忽起忽落,造成混乱局面,到后来多被秦将章邯所击败。

陈胜自己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将领中只有一个周章曾在旧军队中当过小头目。因此,陈胜给周章将军印,率兵西进攻秦。周章沿路收兵,得军车1000多乘,兵员数10万人,号称百万大军,攻入陕西函谷关。秦二世大惊,令秦将章邯进行反扑,在河南渑池大败起义军,周章自杀,起义军失主不能再战。陈胜部将大部战死。

陈胜自起事到败亡只有6个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缺乏军事斗争经验;二是骄傲自负,不能团结人,特别是称王后严重脱离群众,闹得众叛亲离,没有人敢接近他。吴广也是骄傲狂妄之徒,后被部将杀死。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出现代表农民,但主要代表领主残余势力的项羽军和代表农民起义的刘邦军,这两支武装力量在神州大地掀起反秦巨浪,搞得热火朝天。

项羽出身名门贵族,原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听说陈胜反秦,便同他的叔叔项梁杀秦国会稽郡守,在江苏吴县起事,有精兵8000人。项梁从谋士范增的计策,立原楚怀王之孙做楚王,然后与项羽分别率军到河北和山东进行征战。结果项梁在山东定陶被秦将章邯所破。秦军击败项梁后,随即抢渡黄河,攻打河北巨鹿,遭到项羽军的围堵,双方激战9个回合,秦军大败,项羽以胜利之师威震华夏,各诸侯国的反秦武装也大都隶属在他的麾下,号称“诸侯上将军”。

项羽乘胜继续向秦军发动进攻,章邯无力抵抗,最后率全军向项羽投降。起初山东诸国人民到关中服徭役,多遭秦官吏虐待。如今秦军战败,普遍滋生报复心理。特别是项羽率兵攻秦,怕降兵入关叛变,竟在河南渑池城南坑杀秦兵20万人。历史学家认为,巨鹿大战是定秦亡汉兴的关键。没有这一次大胜,农民起义军要遭受重大挫折。但大量惨杀秦兵,关中秦民怨恨项羽残暴,更坚决拥护刘邦。项羽虽然在军事上获得大胜,但在政治上却失败了。

刘邦是江苏沛县人,家庭成分中农,自己当亭长(相当现在的乡长),妻子吕雉带子女在家种地。陈胜起事,各地响应,刘邦聚众杀沛县令,后投奔项梁。项梁给刘邦兵员5000人,小将10人,与项羽同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项梁屡战屡胜,后来滋生骄傲,被秦将章邯击杀。

为了鼓舞士气,楚怀王曾与诸将定约:谁先灭秦,谁就做关中王。公元前206年,刘邦自武关入秦,此时秦二世被赵高杀死,秦王子婴又杀死赵高。刘邦用谋士张良计,破峣关,进攻咸阳。子婴出城投降。刘邦入咸阳,申明军纪,约法三章,保护人民。秦民大喜,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

且说项羽自在巨鹿大破章邯军后,引兵40万入关,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大火3月不灭。项羽凭借兵多将广,自以为已定天下,驱逐楚怀王,自号西楚霸王,有地九郡,建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其余土地都封给诸侯王,凡十余人。刘邦被封为汉王,都陕西南郑县。三分关中,封章邯等三个降将为王,堵塞刘邦回关中的道路。当时刘邦有兵10万,项羽的兵力则多达40万。所以刘邦虽先入关中,也不得不暂时服从项羽的分封命令,到汉中去做汉王。

项羽在咸阳大肆掠夺秦宫妇女、宝物东归彭城后,即令诸侯王解散军队,各到封地享受荣华富贵。很多得封的和不得封的领主残余分子,认为封得不公平,纷纷动兵互斗,反对项羽这个措施,原来的诸侯国齐、赵、燕、魏、韩等地也出现混乱局面。事实证明,项羽大封诸侯王,把统一的中国倒退到封建割据分裂的旧时代里去,这是完全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措施。农民起义反秦,得不到田宅就被遣散了,这又是完全违反广大农民意愿的。不久,齐将田荣首乱于山东,驱逐项羽派到山东去的三个王,自立为齐王。接着便是彭越背楚联齐,赵将陈余也驱逐项羽派到赵国去的常山王张耳,自立为代王。这样很快在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就非项羽所能控制的了。

当项羽纠缠于山东讨伐战争时,刘邦却乘机从汉中出兵,入据关中,又乘胜而东,进占洛阳,楚汉从公元前206—前202年,进行了四五年的苦战。战争初期,项羽兵力比刘邦强大得多,刘邦和项羽大战70次,小战42次,刘邦屡战屡败,身受重伤12次,但因在其占领区内注意安定社会秩序,注意团结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士;而项羽则相反,只图恢复战国时代的旧局面,不注意团结人,而性格又十分残暴,这就决定了战局的转折。即刘邦愈战愈强,而项羽愈战愈弱。后来汉军灭赵、破齐、降燕,尽有黄河以北之地;黥布率领奴隶军背楚投汉,成为项羽后方的大威胁;彭越军往来于山东西南一带,随时可截断楚军粮食的供应。最后楚汉于安徽灵璧县的垓下决战,项羽败死乌江。

霸王别姬 刘邦称帝

中国史学家对楚汉垓下大决战多有记载,唯蔡东藩之叙述惟妙惟肖。自项羽起兵以来,向未经过这般挫折,此次命数该尽,偏碰着汉将韩信,用十面埋伏之计策杀败项羽。把楚营10万锐卒击毙了三四成,击溃了三四成,只剩下两万残兵负隅顽抗。叫项羽如何不恼,如何不愁!他有一个宠姬虞氏,秀外慧中,知书达理,虽遇项羽出兵打仗,也乘车随行,形影不离。此番也在营间,等候项王凯旋。

待项王战败入营,当由虞姬迎着,见他形容沮丧,神色仓皇,也觉惊异得很。待项羽坐定,喘息稍平,才问及战争情况。项羽叹道:“败了!败了!连我也不曾遇此恶战哩!”虞姬劝慰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愿大王不必忧伤。”随即拿出酒菜让项羽上座小饮。往日项羽与虞姬饮酒,灯红酒绿,越饮越欢,而此次是越饮越愁,顿时睡意模糊。项羽才就榻睡下,虞姬就听到四周一片凄惨的歌声。究竟这歌声从何而来?乃是汉营中张子房编出一曲楚歌,教军士到楚营房四面唱和,无句不哀,无字不惨,激动一班楚兵怀念家乡,怀念亲人,陆续散去。就是钟离昧、季布等人,随从项王好几年,也骤然变卦,离他而去。甚至项羽的季父项伯亦悄悄地投奔了张良,求庇终身。单剩项羽亲兵八百骑,守住营地,未曾离叛。

卫士正想入报项王,却值项羽酒意已消,猛然醒悟。起闻楚歌,不禁惊疑,出帐细听,那歌声是从汉营传出,越加诧异道:“汉已尽得楚地么?为何汉营中有许多楚人呢?”说着便见军弁禀报,“将士们大部均已逃散,只有八百人尚存。”项羽大骇道:“有这等急变吗?!”随即返身入帐,只见虞姬站立一旁,已变成一个泪人儿,项羽也不由得泣下数行。在霸王别姬时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生平的爱幸,第一是乌骓马,第二是虞美人,此番被围垓下,已知死在眼前,唯心中实在不忍割舍虞美人和乌骓马,因此悲歌慷慨,呜咽欷歔!虞姬在旁听着,已知项王歌意,也即口占一诗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吟罢,潸然泪下,项羽也陪了许多眼泪。就是左右侍臣也都情不自禁地悲泣失声。蓦听得营中更鼓已击五下,随即对虞姬说:“天快亮了,我当冒死突围,卿将奈何!”虞姬随即答道:“妾蒙大王厚恩,追随至今,妾也与你随去,生死相依;倘得归葬故土,死也甘心!”项羽说:“如卿弱质,怎能冲出重围?卿可自寻生路,我当与卿长别了。”

虞姬突然起立,竖起双眉,喘声对项羽说:“贱妾生随大王,愿大王前途保重!”说至此,随即从项羽腰间拔出佩剑,向颈一横,顿时血溅珠喉。项羽还欲相救,已是不及,遂抚尸大哭一场,命卫士掘地成坑,将尸体埋葬。至今安徽省定远县城南16公里,留有香冢,传为佳话。文人墨客,且因虞姬贞节可嘉,谱入词曲,竟把“虞美人”三字作为曲名,美人千古,足慰芳魂。

且说项羽埋葬虞姬之后,勉强收泪,出乘乌骓,趁着天色末明,带了八百亲骑,偷过汉营,向南遁去。汉兵得知,急报大将韩信,已是鸡声报晓,晨光熹微了。韩信闻项羽溃逃,急令将军灌婴,率领5000兵马追击。项羽也防汉兵追来,匆匆至淮水滨,觅船东渡,部骑又散去大半,只剩下一二百骑,处境十分濒危。

行至阴陵,见路有两条,不知何路得往彭城,未免踌躇。适有老农在田间劳动,随即向他询问行径。老农却有些认识项王,素来恨他暴虐,竟用手西指道:“向这边走!”项羽信以为真,策马西奔,约跑了好几里,扑面寒风,很是凛冽,前面流水凘凘,随风震响,仔细瞧看,乃是一个大湖,挡住去路。至此方知受骗,慌忙折回,再往东行。为了这番盘旋,遂被汉将灌婴追击,一阵冲杀,又丧失百余骑,到东城只剩二十八骑。那四面的金鼓声、呐喊声仍然不住,渐渐相逼,生死就在眼前。

项羽自知难脱此险。最后突围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引骑兵至一山前,摆成围阵,慨然对骑士们说:“我自起兵到今,倏已八年,大小七十余战,所挡必靡,所击必破,未尝一次败北,因得霸有天下。今日被困此间,想是天意已欲亡我,并非我不能与战也,我已自决一死!……闻汉王悬有赏格,得我首级赐千金,封邑万户。我今日就卖情于你们吧!”说毕,便拔剑自刎,年终31岁。

对此,一位史学专家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不修仁政枉谈兵,天道如何尚力争?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

推究缘由,兵力和声威强大的项羽所以最终失败,兵力比较弱小的刘邦所以由弱变强,最终战胜强大的对手,主要是两者政策不同,两者依靠的力量不同,因此结果也就大不一样。刘邦出身农民,懂得农民阶级的疾苦,又身为亭长,懂得地主阶级的统治方法。开始起义便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项羽出身贵族,而且性情残暴,藐视群众痛苦,随意杀人,他所代表的只是封建领主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到秦以前的旧时代,阻挠历史前进的趋势。其结果,他只能成为一蹶不振的被历史抛弃的可怜虫。

刘邦不仅关心农民阶级的疾苦,而且足智多谋,又善于用人。他一进入陕西,攻克咸阳后,就着力建立中央根据地,让萧何替他留守,输送兵员粮饷,战败后常得到来自后方的补充。有时甚至十几岁的幼童、60岁的老人也被补充上战场,人民并不怨恨。项羽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打一处,走一处,又不得人心,因此战败后不敢回彭城,也不敢渡江回会稽,因为他知道没有民心可靠的根据地。此外,项羽轻易封诸侯王,受封的六国旧贵族忙于维持自己的地位,无力助战,许多未封的贵族出身的野心家,心怀不满。

在项羽大封诸侯王的同时,刘邦却用张良的计策,不轻易封诸侯王,使这些人有受封的希望,出力助攻项羽。重要的谋士良将都在项羽那边失意,跑到刘邦这边来。项羽打仗全凭自己的勇力,不会用人,更轻视贫苦出身的人。刘邦谦虚谨慎,集思广益,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善于用人。如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樊哙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流氓,彭越是强盗,各色人等都被他恰当地使用。

项羽多勇寡谋,刘邦则是足智多谋,而且善用别人的智谋。例如韩信夺得齐地,派人见刘邦,请封自己做假齐王。刘邦一听便大骂道:“我被项羽围困,日夜盼你来救援,原来你想自立为王!”谋士张良、陈平知道,这时候不该得罪韩信,暗中踢刘邦的脚,刘邦醒悟,随即改口大骂道:“大丈夫立功做真王就是了,做假的干什么!”随后就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一次他在阵上大骂项羽,被项羽射中胸口,不能直立,屈身摸脚,说:“恶奴射伤我的脚趾。”兵士们不知道他受重伤,所以没有溃散。他和项羽斗智不斗力,匹夫之勇的项羽当然不是刘邦的对手了。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受诸侯拥戴,做了皇帝,国号汉,都长安,习惯上称前汉或西汉。汉高祖被推戴做皇帝的时候,汉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仅有15郡,其余领土大都封给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局面。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能换得这些人的助攻项羽,不能换得这些人对汉皇帝名义的承认,也就不能换得统一的和平。

治国理政 顺应民心

汉高祖刘邦在位7年,做着一件大事,那就是为与民休养生息准备各种条件。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汉初制定各种制度,大抵采取秦制,配合当时的实际需要,而略加增修或变通。汉高祖作出下列诸措施:首先让萧何定律令,韩信定军令,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叔孙通定礼仪,汉朝制度很快建立起来,秦制度基本上变成汉制度。萧何做相国,提倡俭朴,处理政事,完全按照律令。

汉初,在长期战争之后,人口大减,土地荒废,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故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是汉初最迫切的问题。而恢复农村经济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土地和劳动力的问题。因为随着秦帝国的灭亡,旧统治阶级所占有的土地大量吐出,加之由于中小土地占有者的逃亡,也出现很多无主的荒田,汉高祖便将许多无主的田地和荒地作为公田,归国家所有,特设农业官员经营管理。与此同时,又召回一批逃亡的地主,恢复他们的爵位和田地房产,令其组织农业生产。新统治机构中的王侯和上下官吏也都获得占有土地的特权,但劳动力的缺乏,是汉初最严重的问题。所以刘邦战胜项羽后,立即下令军队复员,让士兵回家种地,参加生产,这样部分地解决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为了尽快地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汉高祖刘邦还发布了一系列减免徭役和赋税的政令。规定从军吏卒,按功劳大小,从军久暂,可享受减免税役的各种规定,并可向地方官吏领取田宅及应用器物的权利。对普通民众,劝告流亡者返归故乡,领取原有田宅。定田租(征收实物菽与粟)每年十五税一。庶民生育子女,免徭役两年。战争中土地大量荒废,农民在轻税下,可以按人力多少开辟荒地。并下令,凡庶民因饥饿穷困卖身为奴婢者一律释免,恢复庶民身份。

在封建社会里,领主割据势力,常是大乱的一个发动者。特别是汉初,割据势力比中央集权的力量大。汉高祖深知,垓下之战,所以取胜,主要依靠韩信、彭越、英布三个猛将的会师。项羽死后,当时据地称王的人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韩国贵族)、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越王勾践后裔)、南越王赵佗。这些异姓王除了吴芮、无诸、赵佗三人在本国内起着保境安民的作用,其余都是统一的障碍。汉高祖采用各种方式,数年间把障碍各个消灭。楚王韩信被废后叫冤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这一类野心家,自以为大功,应当割地称王,但从人民要求统一的角度看,不消灭这些割据者,即使希望战祸暂停也是不可能的。汉高祖杀功臣,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因为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后,省视故乡沛县父老,寓有衣锦重归的意思。沛县官吏预备行宫、盛设供张,待至汉高祖到来,出城跪迎。汉高祖令县吏起身,引入城中。百姓扶老携幼,欢迎高祖,香花载道,灯彩盈街,高祖瞧着非常高兴。一入行宫,即传集父老子弟一体觐见,并嘱他们不必多礼,两旁分坐。沛县官吏早已备着宴席,高祖坐在上面,即令父老子弟,共同畅饮。高祖会见乡亲十分高兴,回顾自己的战斗风雨历程,信口作歌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汉高祖并当众宣布道:“游子悲故乡,乃是常情,我虽定都关中,万岁以后,魂魄犹依恋故土,怎能忘怀?且我起自沛公,得除暴道,幸有天下,可从此豁免沛县父老赋役,世世无与。”大众听了,俱伏地拜谢。待刘邦西行后,沛县父老就在行宫前筑起一“歌风台”。清朝诗人袁子才特为此作诗颂道:高台击筑记英雄,马上归来句亦工。一代君民酣饮后,千年魂魄故乡中。青天弓剑无留影,落日河山有大风。百二十人飘散尽,满村牧笛是歌童。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汉高祖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陆续封儿子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又封胞弟刘充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的重要官吏是汉朝廷派遣去的,法令也是汉朝廷制定的。诸王多是幼童,在封地内权威远不如异性王那样大,汉朝廷不断加强和充实自己的统治力。与此同时汉高祖刘邦还采用秦始皇迁徙山东豪强到关中的办法来铲除领主残余势力。楚汉交战中,证明山东豪富仍拥有强大的实力。汉高祖迁徙六国国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田氏、楚国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家族共10余万入关,给予好田宅,使他们在关中建立新家业。山东旧豪强被迁徙,新豪强还没有兴起的空隙,人民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经济大发展 商贸创新篇

汉高祖刘邦在位7年,他所规定的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治国方略,给盛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农村秩序的恢复,汉初的社会生产力更一天天地向上发展。农业上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较前进步和提高了。特别是耦犁和耧车广泛推广使用后,过去不能耕作的高地或山坡也逐渐变成了良田。水利灌溉事业较之秦前和战国时代更为发达。西汉王朝到处修造河渠,灌溉公私田地。到武帝时,水利事业更为蓬勃发展。如在关中穿凿六辅渠,灌溉郑国渠旁高田;又开白渠,灌溉渭水田4500顷。除穿渠引水外,又“凿井出水”和“掘堰储水”,以资灌溉。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产量,平时每亩旱田约收一石,水田约收四石,较前约提高3倍。汉武帝大规模治水,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汉初手工业也很快地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秦以来盐铁官营,汉文帝时允许私人自由经营,于是富商大贾采矿、铸铁、煮盐者甚多,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一家使用的工奴,多者在千名以上。当时以冶铁起家的很多。冶铁业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铁器主要是农具,官府特设技工从事田器农具制造。冶铁的设备有熔炉、鼓风机和土制模型。到了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卖,大司农之下设有铁官、盐官,在铁官之下设监工、工头、工奴开山采矿,炼铜炼铁的工奴多在10万以上。

汉初炼铜业也很发达,而以铸钱业最盛。如吴王刘濞、文帝宠臣邓通都靠着铜矿铸钱富甲全国。武帝时禁民间私铸铜钱,下令销毁各种旧钱,通行官铸的“三官钱”(五铢钱)。在汉初,兵器还多用铜制作,即铁还未能在兵器方面广泛推广。此间,西汉的纺织业也获得很大进步。当时谚语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从西汉的布帛使用量之大,也可以看出纺织业之盛。皇帝常有赏赐,动辄帛絮若干。汉初奉送匈奴的物品中,亦以絮绘绣锦为主。武帝曾于一年内征集帛布达500万匹之多,而张骞出使西域,也带去很多布帛。张安世的家里有僮700人,每人都会纺织手艺,由张安世的夫人管束,制成纺织品出售。西汉时纺织技术已相当发达,可织成各种复杂图案的花纹,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

手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商业活动,当时的商业中心城市除京都长安外,洛阳、成都、邯郸、临淄、阳翟等都邑也相当繁华。官营商业规模巨大,以长安为中心,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各地货物借政治力量得以大量流通,政治力量也因货物流通而愈益加强,汉武帝这一措施,对进一步增加全国经济的联系性,起着更大的作用。当时,大司农是掌全国财政的大官,其下有掌握运输的均输官和调剂物价贵贱的平准官。平准官熟悉各地物价贵贱,通过均输官,令郡县均输官在价低的地方置进货物,运到京都,转运到价贵的地方出卖,每年可获得巨大赢利,是朝廷一笔巨大的收入。

在丰富的农产品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的基础上,西汉私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这首先由于政治统一,国内商贾往来,不征关税,实现了战国政论家“关讥(检查)而不征”的理想。《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一统,关梁开放,山泽弛禁(盐铁业私营),因此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有无,各得所求。”西汉国内通商,货物畅流,起着刺激农工业发展的作用。《史记货殖列传》还列举了著名都市19个,其中包括洛阳、宛市两大市的7个都会在中原地区。中原是西汉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以中原地区与西部关中地区为基础,直接联系全国各大城市,间接联系各郡县小城市。其中宛市尤为重要,它位于汉水、长江、淮河三大水路与关中地区往来的孔道上,随着秦汉时期对吴、越、南越的继续开放,宛市商业愈趋繁盛,成为南北交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

西汉国内不设关卡,商业通行无阻,对外贸易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朝廷指定官员用黄金及丝织品与匈奴交换马、骡、驴、骆驼、兽皮、毛织物,与西羌交换璧玉、珊瑚、琉璃,与南蛮交换珠玑、犀象、翡翠。《盐铁论》说,中国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值几万钱的货物,外国物产内流,中国利不外溢,是富国的良策。私商货物经官府批准,给予凭证,也可与外国人贸易。不在禁例的各种手工业制品,大抵经私商传到外国去。

海路贸易的都会主要是番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航海商船多从广东徐闻县出发,船行5月可达都元国,再行4月可达邑卢末国,再船行20余日可达谌离国。另一路则从黄支港出发,船行8月可到皮宗,再船行8月到日南郡象林。据考证家说,黄支国就是建志补罗,在印度南部。丰富精美的中国手工业产品,不仅热销亚洲,而且远销欧洲罗马等国。

据查,西汉官营的海外贸易,是从汉武帝扩展疆域以后才开始的,而私营海外贸易则是一向在发展。中国西南的蜀郡是手工业品、农产品富饶的产地。蜀私商对外贸易,一路走滇边到乘象国,再转入印度;一路经夜郎通到南越;一路顺长江经灵渠直到岭南。据《汉书》记载,西汉中国的航海事业已相当发达,仅航海指南书籍,就多达136卷。说明航海事业已相当发达。早在战国时期,山东齐国就有“海王之国”的美称。西汉以至明朝,中国经常保持这一光荣传统,并继续发扬着这一光荣传统。

西汉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匈奴和西域的贸易,包含着防止侵略的意义。法律用死刑禁止兵器、铁器、铜钱输出边境,商人也不敢偷卖这些禁品给匈奴和西域。铁制兵器在当时是中国的特产。铁制兵器出境有害边防,铜铁出境将被改制为兵器,严禁都是必要的。《盐铁论》称,“铁器是农夫的生命”。吕后时禁南越关市出售铁器,南越王赵佗被迫3次谢罪。

把汉高祖开创的事业推向高峰

刘邦创建的西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到刘邦的孙辈汉武帝刘彻时达到极盛的阶段。

汉武帝刘彻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才大略的特性与在位54年的长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建设,多所创建。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的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济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高祖之后,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代表人物。

繁荣的经济配合着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西汉中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扩张时期。这一次疆域的扩张,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汉武帝刘彻进行战争的50年,在北方击败了强敌匈奴,在西方取得了36属国,在西南恢复庄 、滇国的旧业,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的割据,对国外文化交流更频繁了。

西汉初年,匈奴不时向南骚扰,构成汉帝国北方边境的严重威胁。匈奴占有大漠南北的广大草原。在秦汉之际,匈奴族仍然处在野蛮时期家长奴役制阶段,过着游牧的生活,已开始把俘虏转变为奴隶,把掠夺战争当做正常的职业。全部人口除老弱妇孺外,都是战士。为着贪图汉人的财富常常南下掠扰。秦始皇曾将匈奴驱逐河套以北,恢复河南广大地区。但秦末大乱时,匈奴族又获得了南下掠扰与发展的机会,日益强大。这时匈奴单于头曼为其子冒顿所杀。冒顿夺取了军事首长的权位,并杀掉了反对他的许多氏族贵族。冒顿单于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到二世纪初的匈奴族的杰出首领。他在整顿内部后,即向东击败东胡族,掳获了许多牲畜和人民;又向西逼走大月氏(属羌族,原居甘肃西北部,被迫西迁至今中亚细亚境内),征服和奴役了西域的许多小部落和小国,复又南下,重新侵占河北、山西等地。

公元前200年,匈奴以30余万骑围汉高祖刘邦于山西大同。公元前192年,冒顿又派特使致书侮辱吕后。西汉初期因亟待休养生息、无力反攻,对匈奴只好采取了屈辱的“和亲政策”,并岁奉匈奴许多贡品。但匈奴族仍不时侵扰汉帝国的边郡,破坏生产,捕掠汉人做奴隶。公元前166年,匈奴又以14万骑南下,直逼汉都长安200里。七国之乱时,匈奴又阴谋勾结赵王,帮助赵王反对西汉王朝。

西汉帝国到了公元前140—前87年,已成为古代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时代。解除匈奴对汉帝国的侵扰与威胁,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完全可能了。汉高祖以“休养生息”与“强化政权”的政策取得明显的效果。一方面,吴楚七国之乱已经平定,中央政权巩固起来;另一方面,汉初休养生息几十年的结果,西汉王朝已积累起丰富的财富和巨大的军事实力,给汉武帝对外扩张准备了物质条件,而统治阶级的财富的增加,需要奢侈品的胃口也更加提高,并因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了捕获俘虏和开拓国外市场的渴望。

汉武帝即位最初几年间,对匈奴仍继续采取和亲政策,并利用匈奴单于及匈奴贵族们的贪欲,厚馈赠,通关市。与此同时,汉武帝开始准备转守为攻。为了要与匈奴作战,除进行种种军事上、财政上的准备外,并于公元前138年派遣著名的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古时西域,包含玉门关、阳关以西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广大地区。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有广大的塔里木盆地,这一带存在着36个小国,因为东部连接甘肃敦煌,汉势力向西发展,这些小国首先被征服。汉时狭义的西域,就是指的这36个小国。张骞出使西域,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不幸为匈奴捕获,扣留10余载,才得潜逃,回到长安。这时,汉与匈奴激烈的战争已经展开,张骞带回的匈奴内部及西域的一些情况,在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汉帝国对匈奴的正式进攻,开始于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27年,汉帝国的军队,恢复了河南地,筑朔方城,并移民屯垦。公元前124—前119年,汉帝国经常出塞征伐匈奴,匈奴屡战屡败,人力物力大受损失。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攻匈奴右地,昆邪王率4万人降汉。汉帝国遂占有了陇西、陇东及甘肃西北的广大地区。控制甘肃河西走廊,不仅使匈奴与羌人从此断绝,而且打通了西汉通向西域的孔道,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20余万骑兵北越大漠,大败匈奴单于,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从此匈奴远走,“漠南无王庭”。匈奴对西汉帝国的威胁基本上解除了。

西汉王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一面打击匈奴侵扰,一面加强北部边防。加强边防的办法首先是大量移民。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曾一次移民70余万,在东起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广袤的土地上,设立田官,督戍卒屯田,政府供给籽种牛具,以前的草原牧场,现在变成了使用牛犁盛产粮食的农业区。特别是河西走廊四郡,到西汉后期,人口已达20余万,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汉对西域战争的胜利,西方道路的畅通得到了保证。河西四郡最西的大城市敦煌成为中西交通的总枢纽。由敦煌西至楼兰,再向西行即分为两路:一路沿昆仑山麓至于阗,称南道;一路沿天山南路至疏勒,称北道。自疏勒西去又分两路:一路向西南经大月氏、大夏以至安息;一路向西北经大宛、康居以至奄蔡。这些道路都是西汉以来中西交通的干线,特别是从疏勒西南行的那条路,通往印度、西亚乃至欧洲,尤为重要。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外文化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就物产方面说,家畜有汗血马,植物有苜蓿、葡萄、胡核、蚕豆、石榴等10多种,这些物产的输入给中国增加了财富。就文化方面说,有乐器乐曲的传入。张骞传来《摩诃兜勒》一曲,乐府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朝廷用做武乐。西汉晚期,印度佛教、哲学与艺术通过大月氏传入中国。希腊罗马的绘画也在一世纪中传到天山一带。这些西方文化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大大影响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

与此同时,高度发展了的西汉文化也大量传播到天山南北以及更遥远的西方和世界各地。汉在西域设农业官员,督戍卒屯田生产。推行地下穿井的井渠法,使沙漠地区得到灌溉。据《水经注》记载,敦煌人索劢率兵士千余人至伊循城屯田时,把发源昆仑山的注宾河巨流横断,掘渠分水,灌溉农田,许多瘠土变成肥沃的良田,不过3年,就积粟百万石。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西域,对36国人民是有利的。

从中国传到中亚以至欧洲去的货物,主要是丝、丝织品、钢铁。炼钢术的西传,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大宛自中国学会凿井术,同时也学会炼钢术。显而易见,中亚甚至西方各国炼钢术都是通西域后从中国学到的。罗马著名博物学者普林尼在其著作中对中国铁器大加称赞,他认为中国铁器在当时世界上质量最好,是最优良的卓越的产品之一,对推动世界的经济发展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在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子孙中,汉武帝刘彻是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他的对外扩张不仅限于西北,而且把汉帝国的版图伸展到东南沿海、岭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公元前111年及前110年,先后征服了南越(两广及越南北部)和东越(浙江和福建)。为寻求到印度的便利交通线,又派兵入云南,征服了滇国。公元前108年东侵灭了卫氏朝鲜,占有今辽东和朝鲜北部,并从而与日本开始发生关系。西汉时倭国(日本)分百余氏族部落,汉武帝灭卫士朝鲜后,“使译所通”者30余部落,汉文化开始输入日本。

因此,可以说,汉武帝时代的中国,不仅是东亚,而且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丰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在那样早的期间,就形成了这样伟大的规模,这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的优秀的智慧和勤劳习惯所艰辛缔造出来的。而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以及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历史人物的活动,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不过是顺应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已。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地位

西汉的对外交流和扩张,自然对当时周围的各民族有压迫侵害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代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对抗和争斗的事实,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当时社会发展的总的利益上来考察。汉武帝刘彻的对外战争,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总成果中来看,并不是起消极作用的,而是起积极作用的;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发展,是起着推动作用的。因为这些战争:

——扩大了中国的疆域。它西至葱岭,东至大海,南至交趾北部,北至大漠,奠定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现代多民族的中国伟大规模的基础。

——保卫了边境的安全。从而使沿边的人民能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从事生产,并由于实行屯田的结果,对于边疆的开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确保边防,巩固内地,西汉还在河西地区修筑了新长城,自敦煌起连接秦长城,共长达11500余里,号称“万里长城”。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物,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它在历史上却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天残留着的一些断壁残垣,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

——打开了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南洋的交通,并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向在政治上、文化上发展比较落后的各族人民传播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生产知识。如中国的丝织品、铁器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的输出,曾丰富和提高了其他各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对于西方和东亚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外国的物产和文化的输入,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西汉的经济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科学文化也有了新的进步和创新。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西汉统治阶级为求巩固其统治,吸收被统治阶级的优秀分子参与政权。汉武帝就位初,便诏“贤良方正”,策问统治阶级的“古今治道”。重用儒家董仲舒,推崇儒术,罢黜百家,实行思想统治。

在科学文化方面,为适应商品货币关系和农业生产的发达,天文学和历法在汉代相当进步,与此同时,数学也有新的建树,张苍和耿寿昌都是西汉有名的数学家。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创立了通史的规模,并开创了纪传体。鲁迅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把中国古代的散文发展到一种气魄雄伟,变化无穷,富有活力的完整的表现形式。

在文学艺术方面,西汉以辞赋为盛,但它仅是汉帝国全盛时代贵族们的颂歌。此外,五言诗中却有很多是描写民间疾苦、反映底层社会情况的。汉代又多采用民歌,略加修饰后制成乐府。艺术方面,以壁画最为发达,雕刻由铜刻转向石刻,在民间也广泛流行起来。

总之,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由汉高祖刘邦所开创的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刘邦和他后继子孙们所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对推动多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对经济、文化、社会的进步,对海外贸易的开拓,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汉高祖刘邦所开创的西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开拓进取的重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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